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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父母育儿心得,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6-3733-02
癫痫是小儿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和慢性病,治疗时间长,复发率及病残率均较高。其父母的心理状况以及对癫痫知识掌握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患儿的态度以及疾病预后,我们对68例癫痫患儿父母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1)进行心理状况调查,并根据其结果实施心理干预,获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9年8月~2012年5月在我院内科住院治疗且符合癫痫诊断标准(2)的68例患儿的父母(均选择1名家长,父亲或母亲)。其中男7例,女61例;年龄24~41岁,平均27.9±11.4;文化程度:初中9人、高中38人、大专以及以上21人;职业:农民15人、工人11人、干部17人、技术人员16人、其他9人。
1.2 方法
1.2.1 量表评定:于患儿入院2天内由责任护士采用SAS、SDS以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包括患儿的生活情况、治疗经过、服药情况、家长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和需求情况等)各1份对家长进行评定后,在患儿住院期间对家长进行心理干预,于出院前日再测评1次。标准分≥50分为临界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评者焦虑及抑郁情绪越重,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1.2.2 心理干预:对住院的癫痫患儿父母采用集体授课和个别心理干预相结合,时间为患儿整个住院期间。心理干预由责任护士及主管护师负责实施。内容包括:①集体健康教育:讲解有关癫痫疾病知识、药物治疗、交流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应对策略、社会康复等方面的知识,强化处理应激的能力,减少愤怒和自责,保持恰当的期望值。每周1次,每一次60min。②根据各个量表评定所存在的心理问题采用劝解、启发、疏导等方式进行个别心理干预,以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和同情,每周1次。③通过心理心理咨询、黑板报、宣传栏、发放健康知识小册子等形式宣传癫痫基本常识,以加强有关疾病知识应对技能教育。④帮助患儿父母掌握处理癫痫发作的技能,提高其心理安全感,同时给予心理支持、情感介入及指导家长如何应对应激,调整自己的情绪等。
2 结果
2.1 癫痫患儿父母的心理状况:癫痫患儿父母焦虑量表(SAS)得分为(52.34±9.21)分,≥50分检出有焦虑情绪35例(51.47%)。癫痫患儿父母抑郁量表(SDS)得分为(51.76±10.08)分,≥50分检出有41例(60.29%),见表1。
2.2 心理干预效果:针对患儿父母所存在诸多心理问题,我们采用了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让其尽可能多地了解癫痫的性质、发作表现、治疗手段、预后以及治疗过程中所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帮助他们掌握处理癫痫发作的技能,提高心理安全感,减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另外,通过对患儿积极有效的治疗和综合护理措施,及时控制病情,也最大限度降低了患儿父母的社会心理应激反应程度,增强了自信心,并能很好地配合患儿住院治疗,提高服药依从性,促进病情康复。心理干预效果见表2。
3 原因分析
从调查结果显示,癫痫患儿父母普遍在诸多心理问题,从适应到焦虑、抑郁,人际关系紧张等,尤其是初发病情严重的患儿及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心理障碍更为突出,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子女患病对父母来说是较大的应激事件,而社会上对癫痫病人的偏见和歧视由来已久,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使患儿的父母有“羞耻感”,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父母对患儿患病的不接受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不良情绪进一步导致家庭气氛紧张。②患儿的反复发作使父母对子女的前途担心,导致内疚、绝望、失败感;③癫痫相关知识的缺乏是导致父母产生焦虑抑郁情绪的主要原因之一。癫痫常识匮乏,使父母对患儿疾病的发作感到恐惧、孤独、茫然,不知所措,失眠、紧张、害怕等;④父母担心子女不能治愈,遗传后代,以及担心子女住院治疗受罪,病情加重,变呆、变傻等。
4 结论
癫痫患儿的父母的确存在诸多心理问题,根据患儿父母存在的不同心理问题予以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有利于缓解癫痫患儿父母的焦虑、抑郁情绪,增强了患儿父母对癫痫疾病的认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照料患儿,促进患儿康复。家庭是儿童接触社会的第一场所,构成了影响儿童行为的外环境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影响儿童心理及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少学者强调指出,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情绪,尤其是母亲的情绪对患儿心理的影响非常明显,父母情绪对患儿的影响甚至要大于疾病本身的影响。因此,癫痫患儿父母有关癫痫疾病知识的增加,可以改变他们对患儿的态度,使之不再歧视、排斥患儿,更加耐心,细致地照顾患儿,坚持用药,定期复查,从而提高癫痫患儿的生活质量,降低病残率。
参考文献
儿童心理民虐待与忽视不仅仅是家庭教养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医学、公共卫生或精神卫生问题[1,2],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普遍存在[3]。Kim K,Ko B(1990)发现,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发生与父母的养育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国内对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的父母养育方式研究少见报道[3]。本文对心理虐待与忽视阳性组与阴性组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进行对照研究,探讨儿童心理虐待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以探寻适当的父母养育方式,降低儿童心里虐待与忽视的发生。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随机抽取长沙浏阳市某小学四至六年级、某中学初一至初三,宁乡县某中学高一至高三,每年级一个班,共9个班的462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并收回问卷462份,剔除填写不全的18份后,获取有效问卷444份。444各有效被试中,男231名,平均年龄14.5±2.77岁;女213名,平均年龄14.3±2.51岁。以心理虐待与忽视的定义[5]及相关划界分的制定[6]为依据,量表总均分大于或等于1分的132例为阳性组,对照组312例。
1.2工具
1.2.1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调查表(Child Psychologicalabuse and neglect Scale,CPANS):该量表是湘雅附三医院邓云龙、唐秋萍等于2005年编制的儿童自评量表,由31个条目组成心理虐待分量表(含责骂、恐吓、干涉3维度)与忽视分量表(含情感忽视、教育忽视、身体/监督忽视3维度)。采用0~4分5级计分,受试者根据项目所描述的状况在其家庭出现的严重程度做出选择。经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5]。
1.2.2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EMBU)[6]:EMBU是1980年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C.Perris等人编制,本研究采用的是岳冬梅修订的中文版,它包括的11个因子分别是:FF1(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F2(父亲惩罚、严厉),FF3(父亲过分干涉)。FF4(父亲偏爱被试),FF5(父亲拒绝、否认),FF6(父亲过度保护);MF1(母亲情感温暖),MF2(母亲过分干涉),MF3(母亲拒绝、否认),MF4(母亲惩罚、严厉),MF5(母亲偏爱被试)。该量表有很好的信度与效度。
1.3方法集体施测,当场收回。所有数据在SPSS forwindows 11.0上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描述性统计、Spearman相关分析、独立样本的非参数卡方检验等方法对资料进行处理。
2 结果
2.1一般资料心理虐待与忽视阳性组132例(29.7%):其中男生76例(57.6%),平均年龄14.9岁;女生56例(42.4%),平均年龄14.6岁;独生子女61例(46.2%);单亲家庭9例(7.8%),其中幼年丧父、丧母各2例,各占1.5%。故EMBU问卷中父亲、母亲方各为130例,占98.5%;心理虐待与忽视对照组312例(70.3%),其中男生155例(49.7%),平均年龄14.3岁,女生157例(50.3%),平均年龄14.2岁;独生子女153例(49%);单亲家庭8例(2.6%)。阳性组与对照组表居住条件、母亲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儿童性别、是否独生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的父亲受教育程度(x2=12.548,P=0.028)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类型(x2=11.758,P=0.008)存在极显著差异。
2.2心理虐待与忽视同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 由表1可见,心理虐待与忽视总分同父母养育方式的FF1、MF1呈极显著表负相关(rR分别为-0.403,-0.418),心理虐待与忽视总分同父母养育方式的FF2、FF3、FF5、FF6、MF2、MF3、MF4呈极显著的正相关(0.136≤rR≤0.588)。
2.3两组父母养育方式比较对心理虐待与忽视的阳性组与对照组的父母养育方式各因子差异进行非参数检验,结果由表2可见,阳性组的FF1、MF1分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阳性组的FF2、FF2、FF5、FF6、MF2、MF3、MF4分值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而FF4、MF5的分值差异无显著性。
3 讨论
家庭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而父母作为儿童的主要抚养者,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的家庭因素之一[8]。国外研究显示,心理虐待常发生在父母对儿童的长期不良对待中,往往成为不良养育方式的一部分[9]。儿童期是孩子心理发展的关键期,不良的养育方式或虐待行为,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父母经常对其采取负性的情感表达,个体就会缺乏对情感温暖的体验,逐渐产生自卑感、无助感、不安全感等。
本研究发现,阳性组父母惩罚、严厉,过分干涉、保护,拒绝、否认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阳性组父母情感温暖、理解的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除父母偏爱被试以外的养育方式各因子均与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相关显著。与杨世昌的研究结果较一致。这提示父母养育方式同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存在一定的交集,也就是说,同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显著相关的父母养育方式,可能是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的另一种表达。例如,Hart等(1996)认为,家长的某些养育方式会导致对婴幼儿的被动忽视或主动情绪虐待[10]。Korfmacher,J(1998)认为在家庭日常活动中不给予感情上的温暖可导致情感虐待[10]。Glaser(1995)区分出了情绪虐待背后存在的5种定性维度养育方式:对儿童持久的消极、错误的归因,对儿童不准确的发展预期,情绪的无效性,利用儿童来满足父母的情绪需要,不正常的社会化[11]。
1.关于儿童偏食和厌食习惯的分析
儿童对食物的态度实际上映射了父母对食物的态度,大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确认,习惯性的偏食和厌食往往是由于父母对儿童进食情况的过分关注。家长敏感于孩子每日进食量的微小变化,并对孩子的进食过程诸多干涉和诸多要求,采取各种各样的威逼或利诱的方法以达到让孩子进食的目的。这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孩子的不好好吃饭的行为,孩子会从家长的态度中得出经验,把吃饭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要纠正儿童偏食和厌食习惯,除了注意食品营养和品种多样化以外,经常变换食品的烹调方法,少让孩子吃零食也是必须的。
2.关于儿童咬指甲和吮手指习惯的分析
某些儿童身上会集中地出现经常性和持久性的吮手指和咬指甲的癖好,这是一种典型的焦虑不安和精神紧张的表征,这种行为通常反映了儿童内心缺乏安全感。咬手指在婴儿时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本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退,然而这种动作若保留到幼儿期,则明显是一种病态了。儿童的生活中缺乏情感交流会进一步激化儿童的焦虑和不安,这种情景下儿童很可能把吮手指和咬指甲当作是一种情绪释放和减轻压力的方式。
较好的方法是在孩子出现上述行为时,设法吸引和转移其注意力,从而根治这一行为。良好的生活习惯,充足的户外活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特别是全家参与的亲子活动,都可以帮助孩子克服吮手指、咬指甲的强迫行为。
3.对儿童攻击分析
儿童攻击常常通过模仿成人、同伴,或通过传播媒介习得,这是一种显性的成因。
如果父母双方都处于极大程度的情绪紧张状态,就很容易漠视儿童的存在,忽略儿童的需要,从而使孩子产生被忽略感和不受重视的感觉。会因此产生悲观、猜疑、忧郁、孤僻等不良心理状态,并因此引发攻击。
4.关于儿童说谎行为的分析
通常,儿童说谎有几种类型:①年幼的孩子有时分不清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容易把自己的想象中的事实与真正的事实混淆在一起,把想象当作现实。②由于认知误差造成的说谎现象,如由于幼儿道德认知的浅薄性,有的孩子会以为说谎是一种取悦于人的好方法,不知道这是一种坏行为。③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有意识地说谎。这是最为有害的一种说谎行为,通常是为了获得某种奖励,或推诿责任,逃避惩罚。
第一种说谎通常被认为是危害不大的,究其原因是儿童发展水平所限。
后两种说谎行为就很容易从父母身上找到根源了。在生活中,父母是儿童行为的第一教师,对于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等观念,儿童多半是通过日常生活习得的,家长对这一现象至少要负两方面的责任:①对形成孩子错误思想观念应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上文所言,父母任何形式的不诚实的行为,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②家长在生活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对说谎行为的奖励或赞赏,都是对孩子说谎行为的最有效的强化。这种强化当然不是家长的本来目的,但客观上为他们进一步的说谎行为打下了伏笔。
不适当的父母行为包括:①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抵制。表现为强调孩子的缺点和过失,经常性的否定反应和严厉的处罚,过分严格的要求和训练,遗弃和逐出,与其它孩子相比等等;②父母对孩子的控制。表现为严格和固执地坚持他们的某一标准;③父母对孩子的顺从。表现为常常在孩子的压力下,对儿童的不现实的要求和需求投降;④对孩子的过度的保护。包括过分注意和溺爱,没有为孩子提供机会自己承担责任或作出决定;⑤父母投射行为。表现为父母把自己生活中的缺憾或未竟的雄心投射到孩子身上,或希望以孩子的成就延续或获取家庭的荣誉。
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最佳父母的表现应当包括几个方面:①父母双方彼此相爱,感情良好;②父母双方均热爱孩子;③充分了解孩子的兴趣、能力和志趣;④设法帮助孩子,尽可能地让孩子了解他们的父母。最佳的父母应该经常和孩子一起活动,使家庭中各成员具有相同的兴趣,积极地鼓励孩子努力向上,鼓励孩子的自信心。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和孩子一起分享生活经验,经常与孩子一起交换看法,并讨论家庭中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 唇腭裂; 父母; 调查; 早期心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 R 39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7518/hxkq.2013.04.011
Effects of a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palate Wang Yangyang1, Xin Yanhua1, Ma Jian2, Xin Xiuhong3, Shi Bing4, Huang Yongqing2. (1. Postgraduate Administration Office, College of Stomatology,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2. Dep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3. Dept. of Medical Psychology, College of Clinical Medicine,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al Diseases, Dept. of Cleft and Palate Surgery,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basis for effects of a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palate,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them. Methods One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CL-90) was applied in 102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palate, compared to 126
parents of healthy individuals on the day of admission. They were give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3 months after discharge. The questionnaire(SCL-90) was again applied to them on the day of discharge and 3 months after discharge. Results Using the questionnaire(SCL-90), the answer scores of somatization, obsessive-
compulsiv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et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n the
day of admission and on the day of discharge(P>0.05), but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n the day of admission
and 3 months after discharge(P
with cleft lip/palate is poor. It’s important and greatly significant that we conduct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palate and to the children’s psychosomatic health.
[Key words] cleft lip/palate; parent; investigatio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先天性唇腭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畸形之一,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约为1‰~2‰,在我国先天性唇腭裂的发病率约为1.82‰[1]。在过去10年来,唇腭裂患儿的出生和照料对于整个家庭的影响已经成为了研究焦点。尽管一些家庭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一状况,但是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这显然超过了他们的接受能力,而且从长远来说,这种状况对于父母、夫妻、孩子乃至整个家庭而言可能会引起各种负面的结果[2]。故许多干预途径被提出来以帮助这些家庭。但这些措施很少关注唇腭裂患儿父母以及
其他家庭成员的特殊需求。本研究着重讨论唇腭裂患儿家长的心理评估及其心理治疗前后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变,探讨唇腭裂患儿及其家长的心理治疗模式,以提高唇腭裂临床心理治疗水平。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病例组 对2011年1—11月就诊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科的唇腭裂患儿的父亲或母亲进行问卷调查,患儿年龄为3个月~4岁,平均年龄为1.6岁。共对110位患儿的父亲或母亲发出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02份。被调查父母年龄在20~39岁,平均年龄为27.9岁。将病例组分为3个亚组,分别为唇裂组(n=33)、腭裂组(n=40)、唇腭裂组(n=29)。纳入标准:1)患儿未伴有其他系统器官的先天性畸形或者疾病;2)患儿家庭无其他遗传病家族史;3)受调
查者必须是患儿的生物学父母,并且与患儿一起生活。
1.1.2 对照组 在与病例组匹配地区选取正常儿童的父母131人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卷126份,儿童平均年龄为1.9岁,父母平均年龄为28.2岁。纳入标准:1)与病例组尽量为同期、相同地区出生的儿童,且性别、年龄比例一致;2)儿童无全身系统器官的先天性畸形或疾病;3)儿童家庭中无家族遗传
病史;4)受调查者必须是儿童的生物学父母,并与儿童一起生活。2组父母情况见表1。
1.2 研究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病例组与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分别记录2组的评分。SCL-90[3]含有90条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9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对受试者的影响程度分为没有、较轻、中等、较重、严重5级,分别记为1、2、3、4、5分。它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4]。
根据心理评估结果,对有心身问题的唇腭裂患儿家长在入院期间及出院后3个月,通过个体治疗与团体治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治疗方式包括人文关怀、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治疗、行为治疗等。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唇腭裂患儿家长心理治疗结束1周后及3个月后,再对其进行SCL-90自评量表测评分析,分别记录2组的评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对所有资料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分析采用t检验,病例组各亚组间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全部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
2 结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SCL-90评分比较结果见表2。3个亚组与对照组比较,9个维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干预后的统计结果
见表3。病例组在入院时、心理干预后的出院当天及3个月后与对照组作对比,9个维度上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
对比,9个维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3个月后与入院时作对比,仅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4个维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1 唇腭裂患儿及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
唇腭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之一,由于它的高发病性、影响面广及复杂的治疗,不但影响了患儿及其父母的心身健康,也影响了他们及整个家庭的幸福生活。孩子诊断为唇腭裂给家庭带来巨大的变化,尤其初诊阶段父母的情绪反应和心理危机是最强烈的,处于一种负性心理状态[5-6]。这和笔者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SCL-90结果分析发现,唇腭裂患儿家长同正常儿童父母相比,心身健康状况较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aris等[7]
研究发现单纯腭裂患儿家长心理状态最差,认为在早期家长的心理状态受容貌的影响不大,但与喂养困难有关。也有学者[8]研究认为家长的心理状态与患儿疾病的类型及严重程度无明显关系,而与社会和家庭的支持与否有关。这和笔者前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笔者采用家庭功能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及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调查发现,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在唇腭裂患儿父母心身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预防和阻断功能,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可促进疾病的康复。此外国内外研究[9-10]表明,父母作为唇腭裂患儿的主要照护者及心理和经济支持者,他们的情绪体验及心理健康程度都能直接影响患儿的行为和态度。
3.2 早期心理干预对唇腭裂患儿父母的意义
从社会角度讲,唇腭裂患儿父母经常遭到社会的隔离和边缘化,而且他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也很少。因此许多干预途径被提出来以帮助这些家庭。虽然这些干预措施到目前为止得到了发展,但是它们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更多的改进。其中一个局限性就是应用的时间框架问题。许多研究者[11-13]
告知,干预应在患儿出生的早期有效地进行。因为早期的心理干预为家庭提供了帮助,此时他们的需求意义尤其重大。此外,早期的干预也可以将孩子的能力预知给父母,这种预知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关键,他们的经历对于他们的适应力和整个家庭而言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对唇腭裂患儿家长在患儿入院期间及出院后3个月内进行定期的心理干预,结果发现,心理干预后唇腭裂患儿家长的精神状况明显好转,尤其是患儿出院3个月后同入院时对比,部分维度的因子分值与入院时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敏感、抑郁及焦虑方面患儿父母经过干预后状况明显好转;但出院时的结果同入院时对比,其统计学差异不明显(P>0.05),这并不矛盾,因为患儿住院
周期一般为7~10 d,这么短的时间内期望通过心理治疗改善唇腭裂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根本不可能,而治疗3个月后同对照组对比发现,其统计学差异仍然很明显(P
家长通过一般性心理关怀及干预治疗即能达到良好的干预效果,父母较未干预前表现出了较好的适应力,他们在获取别人帮助的时候更加自信,不惧经历痛苦,抑郁及焦虑症状也明显减轻。但是与正常儿童的父母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可能是:1)懂得有关唇腭裂心理方面的医务工作者数量较少,无法实现“一对一”长期心理干预;2)缺乏唇腭裂的有关心理干预经验,仍处于摸索阶段,其心理干预的疗效受到一定的影响;3)患者出院后,因为时间、经济等状况的影响,唇腭裂家长配合心理治疗的积极性不如住院期间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治疗的效果。由此可见唇腭裂患儿家长的心理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建立一个长效的、系统的心理干预计划和组织,这样才能使唇腭裂患者及父母共同成长,共同受益。
3.3 干预方式
唇腭裂患儿家长的心身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唇腭裂诊治中心的重视,纷纷开展了对唇腭裂患儿家长的关怀及干预。所谓心理干预是指在心理学原理和有关理论指导下有计划、按步骤地对特定对象的心理活动、个性特征或行为问题施加影响,使之发生指向预期目标变化的过程[12]。除提供社会支持、一般性的人文关怀外,个体心理治疗、小组集体治疗和家庭系统治疗等手段也逐渐应用到唇腭裂领域。
治疗中采用的人文关怀支持疗法更为恰当。因为临床医护人员本身是唇腭裂患儿家长十分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患儿父母对疾病的不确定感及对子女前途的失控感是造成精神压力的主要原因,家长对唇腭裂的治疗及护理的资讯有着极大需求。医务人员可以向患儿父母提供唇腭裂的相关信息支持,如在诊断初期,提供有关疾病诊断、预后、治疗方法等知识;住院期间更需要获得如入院教育、相关检查、营养、康复等知识的支持,让父母及时了解患儿的病情和治疗方面的动态信息,指导家长掌握照护患儿的知识和技能,提高患儿父母的认知水平,强化父母的角色意识,增强他们对生活的安全感和控制力。医务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与患儿父母接触时,可使用支持、劝导、启发、鼓励、解释、积极暗示、提供保证等方式帮助家长保持健康心态,鼓励患儿父母正确面对现实,应用积极应对的行为方式,引导他们表达、发泄消极情绪。
个体心理治疗是由专业心理医师对唇腭裂患儿父母进行观察、倾听以及交谈,让他们情绪释放或疏泄,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帮助他们正性面对唇腭裂,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每次1人,干预1 h,每1~2周实施1次。
小组集体治疗采用普及性团体治疗技术对唇腭裂患儿父母进行干预,利用团体的情感支持、相互学习和正性体验,解决共性的继发心理问题。干预期间共安排2次活动,每1~2周开展1次,每次活动1~1.5 h,每次3~4人。由专业心理医师带领活动,每次活动以融洽气氛、减轻身心疲劳的游戏和放松训练开始。第一次活动以发言为主,收集信息,促进患儿父母的参与意识,并及时肯定和鼓励其正性发言,建立团体的信任和凝聚力。第二次安排个人经验介绍,相互获取在唇腭裂诊治期间的认识和支持力量。
参与上述任何一项心理干预3次以上的父母才予纳入干预组分析。出院后3个月内,通过让患儿家长定期复查及电话联系的方式,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干预方法同上所述。
综上所述,了解唇腭裂患儿父母的心理变化并给予人文关怀和心理干预,不仅能有效缓解家长的紧张、压抑情绪,更有助于唇腭裂患儿的心身康复。因此,对唇腭裂患儿父母进行的早期心理干预不但丰富了唇腭裂综合序列治疗的内涵,还提高了唇腭裂综合序列治疗的疗效,同时改善了患儿及家长的生存质量。但本研究原设计为同期前瞻性对照观察研究,即将唇腭裂患儿父母分为干预组与未干预两组,但在实际进行时,患儿父母均踊跃参加心理干预活动,根据伦理宗旨未能在同期设置未干预对照组。故本研究是不同断面的抽查和部分回顾性分析,会增大系统误差。此外,本研究的研究人群主要来自于宁夏本地,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群;且研究样本数不大,对于统计结果可能有一定的误差,还需要加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Harville EW, Wilcox AJ, Lie RT, et al. Epidemiology of cleft pa-
late alone and cleft palate with accompanying defects[J]. Eur J
Epidemiol, 2007, 22(6):389-395.
[2] Davis K, Gavidia-Payne S. The impact of child, family, and pro-
fessional suppor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familie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J]. J Intellect Dev Disabil, 2009,
34(2):153-162.
[3] 王征宇. 症状自评量表(SCL-90)[J]. 上海精神医学, 1984, 2(2):
68-70.
Wang Zhengyu.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J]. Shanghai Ar-
chives Psychiatry, 1984, 2(2):68-70.
[4] 曹婧媛, 傅文青, 吴鹏飞, 等. 江苏省SCL-90-R常模的建立[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6):681-683.
Cao Jingyuan, Fu Wenqing, Wu Pengfei, et al. Establishment of
symptom check list 90 revised norm of Jiangsu Province[J]. Chin
J Clin Psychology, 2009, 17(6):681-683.
[5] 龚彩霞, 郑谦, 石冰. 唇腭裂患儿家长心理治疗前后的量表分
析及评估[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11, 29(1):36-38.
Gong Caixia, Zheng Qian, Shi Bing.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con-
dition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by using
psychological scales before and after psychological treatment[J].
West China J Stomatol, 2011, 29(1):36-38.
[6] Kramer FJ, Gruber R, Fialka F, et al. Quality of life in school-
age children with orofacial clefts and their families[J]. J Cranio-
fac Surg, 2009, 20(6):2061-2066.
[7] Maris CL, Endriga MC, Speltz ML, et al. Are infants with orofa-
cial clefts at risk for insecure mother-child attachments[J]. Cleft
Palate Craniofac J, 2000, 37(3):257-265.
[8] Bradbury E, Habel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L/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cluding implications of late surgery or
no surgery[J]. Management Cleft Lip Palate Developing World,
2009:159-170.
[9] Pelchat D, Lefebvre H, Proulx M, et al. Parental satisfaction with
an early family intervention program[J]. J Perinat Neonatal Nurs,
2004, 18(2):128-144.
[10] Nelson P, Glenny AM, Kirk S, et al. Parents’ experiences of caring
for a child with a cleft lip and/or palate: A review of the litera-
ture[J]. Child Care Health Dev, 2012, 38(1):6-20.
[11] McIntyre LL. Parent training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
tal disabilitie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Am J Ment Retard,
2008, 113(5):356-368.
[12] Richman DM. Early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of self-injurious
behaviour exhibited by young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
气质是由生物学决定的非常稳定而持久的心理特征,是个性发展的基础。儿童气质影响儿童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也影响儿童和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活动性是儿童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现较为明显的气质特点之一。活动性也称活动水平,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个体运动的快慢以及通过运动产生的不同能量消耗,它体现为活动速度和活动强度两方面。
早在1938年,Richard和Newberry对胎儿和产后6个月婴儿的活动性表现进行了研究。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心理学界对儿童气质的关注,气质活动性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以及健康问题的产生,很多心理学者和健康学者开始从活动性入手探讨儿童的身心问题。
上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学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等兴起,父母教养研究领域中出现了双向互动观,这种观点强调父母的教育观念、文化背景、社会支持状况等对儿童的影响,促使教养方式研究摆脱了微观系统的局限。活动性作为气质的一个维度,其形成与生物遗传和后天环境都有关系。父母是子女的重要启蒙者和社会引导者,父母的教养方式、态度和行为对儿童活动性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父母对儿童活动性的关注、父母以何种教养态度和方式养育子女,都将影响儿童活动性的发展。因此,在生命初期,气质特征或许更多受先天因素的制约。但是随着儿童与环境交往的日益增多,环境对气质特征的作用将日益增大。
一、活动性在气质结构中的研究
活动性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研究儿童气质的着眼点。选择活动性进行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活动性是当前被普遍接受的气质维度之一,它能经由量表稳定测量,并且与其他气质维度(如心境、趋避性和适应性)没有概念上的重叠。其次,气质最显著的两个特征,即稳定性和遗传性,也是活动性的两个特点。将活动性看作是气质的一个维度,这一点已经被国外许多研究证明。托马斯和切斯(1977)将活动性列为儿童气质的九个维度之一,并认为儿童5岁以前在活动性上的表现最为稳定。Buss和Plomin(1986)用活动性来描述儿童气质的维度。Gray对3~7岁儿童的气质进行研究,认为活动性是儿童的气质特质之一。Carey(1992)的研究认为,儿童气质主要由生物学因素决定,与遗传有关,并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与活动性的特点一致。我国在国外气质研究的基础上也开始对儿童的气质活动性进行探讨。黄春香(1991)、张劲松(1998,2000)、姚凯南(1992)等人的研究都认为活动性与气质一样都受遗传因素影响。刘文、杨丽珠(2005)通过教师评定研究3~9岁儿童的气质,证明活动性是儿童的气质维度之一。陶公民(2005)对学前儿童气质特点及类型分布的研究证明了活动性作为气质维度的稳定性。因此,活动性是最能被认可的一个气质维度,对活动性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儿童的气质。
二、气质活动性的理论假设
近几十年来,许多研究者(BUSS & Plomin,Rusalov,Anokhin,Thomas & Chess,Strelau)致力于探索活动性在气质中的作用。
1.Strelau的活动调节观点
Strelau(1974)提出的气质调节理论认为,存在两种与行为能量水平的个体差异有关的气质基本维度――反应性和活动性。反应性表明人们对刺激的反应强度不同,而且这种差异相对稳定。活动性被定义为涉及个体活动强度和频率的气质特质,它可以调节刺激影响,使个体达到或保持最佳激活水平。气质活动性在调节刺激影响时起关键性作用。为了强调这种调节机制的重要性,Strelau的理论被称为“气质调节理论”。活动性通过个体不断激发自己,直至达到最佳激活水平。Strelau认为,活动性是有机体的一个特点,它提供或保持最佳激活水平,具有基本调节功能。反应性和活动性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可以把它们看成是相互独立的维度。
2.Buss 和Plomin的运动行为观点
Buss和Plomin(1975)提出了气质行为遗传理论,当时正是Eysenck的内外倾理论和行为遗传研究在心理学界盛行的时期,同时他们也参考了Thomas和Chess的儿童气质研究。Buss和Plomin把气质划分为三种基本维度:情绪性、活动性和交际性。Buss和Plomin认为活动性在气质的三个维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活动性的每种反应都与能量消耗有关,如精力和速度的变化。他们认为,“活动水平是全部身体能量的释放……活动性等同于运动。”气质的活动性涉及个体活动时的两种成分:精力和速度。活动性高的人很容易激发自身的能量,即他们消耗大量精力的同时活动的速度也特别快。“活动的精力和速度是最好判断能量消耗的两个成分。”在Buss和Plomin(1984)看来,个体由于高兴和烦恼所产生的差异可能与气质的活动性和情绪性有关。
3.Rusalov的动力――能量观点
Rusalov(1982)认为,气质是人类个体最重要的基础结构,它由活动性和情绪性两种特质组成。活动性是动力――能量程度的表达。它通过个体身体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活动性的基本指标是节奏、速度、强度和可塑性。Rusalov和他的同事(1979)研究心理机能与活动性(如节奏、速度和耐受力)的关系,得出三条结论:(1)每种行为都是由机能系统产生的,活动的动力维持了整个有机体的发展。通过有机体的不断调节和适应,动力结构会发生改变,并引起动力――能量间的相互联系。(2)活动系统是分等级的,这意味着低水平系统是高水平系统的基础(从生物化学到行为水平)。所有的系统都是独立的,并且拥有同样的机能结构。(3)机能系统是在行为的活动下建构而成的,包括以下几个互动的成分:①机体对行为与能量消耗的判断构成行为结果,这是由优势行为和心理机能活动决定的;②活动方式的确定是从众多可能出现的行为中选出一种可能达到结果的行为;③行为结果的反馈,一方面指导行为,另一方面评估行为。Rusalov认为,气质作为一种“机体系统”,其组成成分包括行为机能系统和生物特质系统,多种行为活动引起一系列的机体变化,从而形成独立的行为特质。
4.我国在气质活动性方面的研究
由于大多数儿童气质测量研究都是小规模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年龄适用范围,因此,研究者之间的相对独立导致气质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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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模式。我国尚处于翻译与修订国外气质理论的阶段,因此对我国儿童气质类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些年来,儿童气质研究逐渐成熟,心理学统计方法逐步发展,这为我国的儿童气质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根据多年的气质研究结果,通过纵向观察法,同时进行跨文化实验室研究,综合各派研究的结果,提出了我国儿童气质的基本维度,包括情绪性、活动性、反应性、社会抑制和专注性。其中活动性是指儿童的活动强度和活动速度。活动性维度包括两个特质:强度和速度。活动性是儿童气质的最初表现,在儿童个体差异中,活动性水平的差异最明显。五个维度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气质整体。只有五个维度协调发展,才能形成儿童的良好个性气质。
三、儿童气质活动性与父母教养因素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
1.父母教养手段与儿童气质活动性
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的活动水平是由基因遗传特性决定的,认为父母和儿童的活动性是一致的,即儿童的活动性与父母遗传有关。但是父母和儿童的活动水平总体上不是完全相关的。例如,Lee(1973)研究了温和型父母和严厉控制型父母对儿童气质活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温和型父母对男孩表现出的纵容和保护明显低于控制型父母。李丹等人(2005)对不同教养方式对儿童气质和移情特点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父母实行民主与温情教养的儿童能作出直接移情行为反应和直接加间接的行为反应,其活动水平也要高于其他几种教养方式下长大的儿童。由此可见,温和、民主的父母对男孩的保护和纵容是积极的,倾向于对男孩的活动给予更多的支持。与此相反,敌意、严厉型父母更倾向于负面强化儿童的活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亲子之间的冲突。Welk等人(2003)对小学3~6年级儿童的活动性及父母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手段对儿童活动性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并通过许多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父母对活动性的直接推动和明确鼓励是儿童活动性发展最有力的影响因素。另外,该研究还表明活动性强的儿童的父母更倾向于鼓励和参与儿童的活动。
2.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气质活动性的性别差异
在活动性上男孩比女孩更能获得父母的支持,这可能是由于性别差异造成的。有研究发现,在活动性上男孩比女孩得到更多的支持。sallis和Tavvtor(2001)对223名4~11岁儿童进行研究,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气质活动性的性别差异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父母对女孩活动的直接支持比男孩少,但同样的支持对女孩活动性的影响大于男孩。研究还发现女孩的活动性和适应性比男孩低,到青春期时男孩和女孩的活动性都有下降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女孩比男孩更明显。张建端等人对1150名学前儿童气质特点的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结果。这些研究表明,儿童在运动方式及体能消耗上的差别主要是由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即社会对男女儿童的教育方式和期望的不同造成的。
虽然儿童活动性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Gandour(1989)对52名15个月大的学步儿的活动性及其家庭环境的刺激强度进行研究,发现低活动性的学步儿如果生活在刺激强度低的环境中,其探索能力就更低,如果生活在高刺激强度的环境中,其探索能力则变强;高活动性的学步儿如果生活在低刺激强度的环境中,会表现出更强的探索能力,在高刺激环境中则表现出较弱的探索能力。这一结果表明儿童活动性受到环境的影响,然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原因。
3.父母不良教养方式与儿童气质活动性
Colder和Lochman(1997)考察了儿童攻击和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不良的教养方式,如不良监管和严厉管教,会增加高活动性儿童的攻击行为。Bradley(1991)也发现儿童的活动水平可能影响父母对惩罚方式的选择,当活动量很大的儿童和安静的或中等活动水平的儿童表现出同样的不良行为时,高活动水平的儿童可能会引发父母更严厉的惩罚。不良监管也会对高活动性儿童的适当学习造成困难。为了避免惩罚,儿童就要回避一些自己愿意的行为。因此,不良的监管和严厉的管教被认为与儿童的高活动性存在正相关。在不良教育下,压力会使儿童的活动更具有攻击性。父母参与性较低致使低活动性儿童得不到必要的情感支持,从而抑制和避免了儿童潜在的积极活动,导致儿童抑郁症的发生。另外,严厉的管教也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特别是对高活动性儿童而言,因为高的活动水平通常会引发父母严厉的管教,导致儿童出现消极的自我概念和抑制性的行为。
刘琳等人(2005)选取62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并与正常儿童进行对比,结果发现,DHD儿童的活动性明显高于正常儿童。ADHD患儿的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成功性及知识性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家庭矛盾性评分则明显高于对照组(P
4.父母教养意识与儿童气质活动性
社会认知活动(如父母的鼓励、父母的支持和父母的参与)也能影响儿童的活动性。Hatter和C’auses(1990)研究发现,父母的干预虽然能对低活动性儿童的活动表现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也会阻碍高活动性儿童对活动的探求欲望。具体来说,父母的鼓励被认为是能有效引导儿童行为结果的主要方式,其中父母的鼓励与参与对女孩活动性的影响高于对男孩的影响。父母的支持也被看作是引导儿童的兴趣和身体活动性的重要标准。高活动性父母比低活动性父母更可能参与儿童的活动,并且可以在活动中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支持。黄春香等人(2001)对76名2.5岁儿童气质特征与家庭背景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父母若能积极参与儿童的活动,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刺激,其子女的活动水平就相对较高。这证实了Harter等人(1990)的研究结果。
父亲和母亲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鼓励儿童的活动。母亲通常提供理念支持,即她们经常参与儿童的活动,或者支持儿童的活动。父亲通常通过自己的行为鼓励儿童活动,例如带子女外出活动。虽然父母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鼓励儿童活动,但这两种方式对儿童的活动性都有影响。Kirsten(2003)对180名9岁儿童研究发现,虽然父亲和母亲在儿童活动性上的鼓励水平相似,但方式不同,不同的支持方式反映了父母的性别差异对活动性的影响,母亲通常以哺育和组织的角色出现,父亲更多地采用肢体或游戏的教养方式。杨丽珠、杨春卿(1998)对幼儿的活动性及母亲的教养方式进行研究,发现母亲教养方式的放任性因幼儿活动性的不同表现出显著差异,幼儿的活动性水平越高,母亲越易对幼儿表现出放任。
5.父母教养能力与儿童气质活动性
父母的学历程度与儿童活动性存在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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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宋芳等人(2005)研究了190名3~7岁儿童的父母教育程度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借以探讨父母教育程度是否对儿童活动性产生影响。结果表明,父母越无责任感,母亲学历越低,儿童越易出现行为问题;母亲学历越高,儿童气质越平和;父母学历越高,儿童学习问题越少。原因可能在于母亲与子女接触的时间比父亲长。高学历父母大多好学上进,更注意家庭教育,愿意以身作则,或许也有些遗传的影响。此外,父母的体质也是影响儿童活动性的因素之一。父母身体状况差,则儿童的活动水平较高,这可能与父母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教育孩子有关。家庭的经济水平对儿童的活动性也有影响。社会经济水平低家庭的儿童,其活动性要低于社会经济水平高家庭的儿童。这主要是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参与活动受到的障碍更多,比如因为家庭收入低而付不起活动费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虽然想参与各种活动。但是无法参与,导致他们的日常能量消耗低。与之相反,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儿童情绪愉快,适应性好,活动性高。
四、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研究展望
综观现在的研究,虽有一部分研究涉及家庭对儿童活动性的影响,但在研究上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从文中阐述的研究来看,有的根据气质类型的划分进行研究,有的研究临床病例,还有的专门研究问题行为。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与儿童活动性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研究非常少,没有涉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也没有探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影响机制。另外,现有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儿童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理解。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的外部动因,儿童在心理上如何认识它、理解它,这种认识和理解又如何影响儿童的发展,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许多对教养方式与气质活动性的研究虽然注意到要在真实环境中研究父母的教养方式,但在实践时过于简单化、形式化,较少深入到家庭,深入到亲子交往的实际中去观察、实验,缺少行为变量的研究,也缺少纵向追踪研究,多为相关性研究结果。仅靠研究者的短暂访谈和问卷调查还无法真正把握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气质活动性关系的实质。
从发展心理学的分期上看,婴儿期是指从出生到三周岁的阶段;幼儿期是指3岁至6、7岁的儿童时期,相当于幼儿园的教育阶段。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由此可见幼儿时期的教育关键意义。
婴儿时期,由于孩子年龄小,父母陪伴得较多。进入幼儿园之后,家长会有放松心理,觉得孩子在幼儿园有老师的教育,不需要操心,因此把孩子的教育转接给学校,忽视了父母陪伴教育的重要性。事实上,父母的陪伴教育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极其重要,8岁以前的孩子尤其需要父母的陪伴。如果8岁前,孩子无法得到父母的陪伴,环境的改变就会让孩子非常紧张,导致其无法适应入学后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孩子会出现缺乏安全感、独立性不强、自信心不足、沟通能力弱、考虑问题自私化等缺点。下面就陪伴教育的内涵及其对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作阐述。
一、陪伴教育的内涵
陪伴从表面意义上说就是“随同做伴”,但是从亲子关系的层面上,其内涵更丰富。对待孩子,不仅要有物质上的关怀,还要有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尊重,在此基础上,对孩子进行思想和行为上的引导,矫正由于年龄特征、性格偏差或外部因素影响造成的行为偏差,这才是陪伴的重要内涵。从此意义上了解,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而且比任何其他外界的教育培训都更有价值。因为陪伴教育,不仅让孩子物质上的欠缺得到及时补充,更让孩子在心灵成长上有了安全、自信、愉悦和榜样。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生活压力、工作的紧张度、婚姻状况的不稳定等因素的存在,家长尤其是年轻家长往往会忽视对孩子的陪伴教育,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根据陪伴的程度,陪伴教育的缺失存在以下两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一)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被迫留在家乡,留在爷爷奶奶的身边,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父母已蜕变为一年两年才露个脸、见个面的符号和概念。很多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来自父母的亲情呵护与家庭教育和监督,过早承受成人社会的各种压力,在思想道德、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二)“候鸟”儿童
很多年轻家长虽然深爱孩子,但是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他们以为创造稳定的家庭环境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照顾,因此把孩子托付给双方的老人照顾,自己只是周末才和孩子交流。由于补偿心理的作用,即使孩子出现错误或不正常的行为,也不能很好地矫正,时间久了,孩子就形成了各种不适的言行。心理没有得到健康发展,和父母没有进行很好的陪伴教育有很大关系。这是城市工作人员存在的一个陪伴教育缺失的重要现象。
缺少父母陪伴教育的孩子,在成长中因为缺少父母的关注和呵护,情感丰富而脆弱,依赖性和独立性、冲动性和理智型、自觉性和任性并存,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以及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因此,我们要重视幼儿时期父母陪伴教育对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重视幼儿时期父母陪伴教育对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幼儿时期父母陪伴教育对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父母的陪伴教育有利于幼儿认知的发展
皮亚杰认为,幼儿在进行判断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缺乏观点采择能力,不能从他人的立场出发考虑对方的观点,而是以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取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这被称为自我中心现象(《心理咨询师》,P231)。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幼儿认知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他会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把自身和别人分离思考。一些孩子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玩具,争夺零食,甚至“欺怀”,其实在幼儿年龄阶段,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如果在父母的陪伴下,能够进行很好的交流和沟通,那么就可以对幼儿的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意识进行引导,从而使幼儿形成与他人进行分享、换位思考、处处为人着想的良好品质。反之,则会形成“自私”性格,并且长大成型,就很难再改变。
(二)父母的陪伴教育有利于发挥幼儿游戏的引导性
游戏是幼儿期的主导活动,对其心理发展的内容和性质具有决定意义。几乎所有孩子在玩游戏时,他们的大脑都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在这种兴奋状态下,孩子形成某种能力就比较轻松、比较快,不仅没有精神压力,反而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游戏是进行幼儿教育的最佳途径,幼儿的各种学习多是通过游戏活动进行的,父母可以通过与孩子游戏的方式,增加对孩子的了解,加强引导。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手机依赖”的现象,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打扰自己,就在手机上下载了很多小游戏或动画片,让孩子自己观看。长而久之,孩子不仅对手机产生了依赖,而且严重者会产生“自闭”倾向,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因此,告诫家长,不要用电子产品阻断与孩子交流的桥梁。
(三)父母的陪伴教育有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
亲子关系是人一生中最早建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人际关系,是孩子与其他人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父母总以为亲子拥有天生的血缘关系,“亲”是必然的。其实,亲子关系需要从宝宝出生那一刻开始经营。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父母的重要角色,尤其幼儿期是各种关系让其理清并开始学习的阶段,父母的陪伴不仅让其有安全感,更能学会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如果父母都忙于工作或生计,照顾孩子这一系列工作不是父母做,而是隔代教养或由保姆做,长此以往,就容易对孩子造成情感缺失、精神忽略,不利于其人格的形成与完善。因为很多父母没有真正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没有意识到孩子跟成人不同的生活需求,只是想当然地将自己认为好的事物强加给孩子。这只是主观意义上的判断,缺乏跟孩子的互动和沟通,给亲子感情交流带来了很大的阻碍,长此以往,孩子就会难以跟父母进行交流和沟通,难以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一旦亲子关系遭到破坏,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工作就会事倍功半,因为“亲其师,信其道”。
(四)父母的陪伴教育有利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据调查,2011年12月-2016年10月底,永川区法院共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41件,占法院审结案件的6.78%,其中的未成年人罪犯整体文化水平偏低、无业、辍学;其主要原因还是未成年人心理里不成熟,法制观念淡薄,家庭教育不到位,心理扭曲等原因造成的,可见心理健康教育对孩子未来道路的影响程度;而乡村留守儿童经济条件相对弱,教育生活环境相对差,且处于长期缺少父母关爱的条件下,心理健康问题就成了我们乃至社会都重点关注问题。
据了解,永川区现就读留守儿童4万多,他们长年没有父母的关爱陪伴,亲情缺失,性格胆小孤僻、冷漠偏执,由于隔代寄养,他们年幼的还涉及到家中农活、家务活的操办,造成与同龄儿童的心理不平衡,成为社会隐患。而高校创新创业活动正在如火如茶开展中,在2016年“创青春”中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上,公益创业项目成为与计划赛和实践赛并列的赛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盲人助行计划”项目获得了500万元意向性投融资。公益项目也能获得融资,最近几年,公益创业成为大学生创业的时尚。如何将公益项目和留守儿童的心理帮扶工作结合起来是目前的核心痛点问题,笔者结合所在学校已经开展的公益创业项目,进行了以下探究:
一、帮扶项目要具备体系完善的服务基地
公益创业强调创业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按照公益创业组织实践的主题或者服务领域,公益创业类型分为兼顾社会利益的非营利组织、兼顾社会利益的营利组织、志愿公益活动和生态网络混合型四类。以永川区“曙光”公益项目为例,这是一个定位于对永川区吉安镇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及志愿服务帮扶的项目计,试点定在和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合作并长期开展以关爱留守儿童为主市民学校活动的吉安镇,而且吉安镇提供了专门的留守儿童统计系统数据,项目可行和持续性较强,这种体系完备的服务基地提供了很好的阵地。
二、项目要有多渠道的自主造血功能。
作为一个公益创业项目必须要有多渠道的自主造血功能,启动资金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公益创业组织的融资水平,由于公益创投在我国处于萌芽时期,尚未形成一种趋势,相对于有需求的公益创业组织数量而言,目前的公益创投发展情况远远不能满足其要求可以和旅游公司开拓公益旅游创业项目进行自主造血,同时依托高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为平台,利用永川各大高校及永川区青协等各类公益组织的帮扶、爱心人士的支持等,能够保障项目活动经费的持续和发展。要把自己的志愿者服务的项目宣传好,让社会感觉它有一定的社会效益,这样就会有一定的资金来支持项目。
三、项目要有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团队和配套的志愿者培训体系
关爱乡村留守儿童心灵健康成长是目前核心痛点问题,在体制机制上要得到高校团委、学生处等相关的支持,还要有学院心理专业咨询老师指导项目,并针对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志愿者的重点培训,带动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志愿者团队为项目服务,而这些师生资源正是公益创业项目的核心力量。项目初期,扎实内部基础,邀请专业心理老师对项目专干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培训,以“帮带”形式广泛培养优秀志愿者骨干,对试点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二对一”帮扶,在各种活动实践中不断提高心理健康素养,把对留守儿童的帮助落到实处;不断扩大试点范围,拓展留守儿童受益人群,建设志愿者队伍,把项目响应推广到各高校。
四、项目要有充分的团队保障
公益创业项目要依托于学生社团联合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协会一般是社团覆盖面最广的,且涵盖会计、营销、工商管理等各专业,每学年延续招新,志愿者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能成为可靠的团队保障。可以设立项目主管、项目理事长、心理专干、市场专干、组织专干、财务专干等,而各个职位应由学生担任,在教师的指导下有序、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只有团队基础扎实、传承有序,才能促进一个好的公益创业项目落地生根。
幼儿教育心得总结一
昨天晚上收到儿子班主任Mia老师的邀请,让我写一下育儿心得,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因为在儿子班的家长当中,我并不是秀的,我的儿子在班上也不是最乖的。但老师的邀请让我倍感荣幸,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对自己的育儿历程做个回顾与总结,同时也乐意把自己育儿的心得与大家分享,于是就欣然接受了任务。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侯奕已经在英杰思幼儿园这个大家庭度过了两个学期。想起刚入学时那个害羞怕生、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小屁孩,如今成长为一个待人接物、落落大方的小大人,在外能主动大方地跟长辈问好,在家是妈妈的好帮手,爱看书、会自己讲故事......,每每想到这些点滴的变化,我除了甚感欣慰,更想感谢英杰思的老师们对侯奕的循循善诱的教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谈到育儿,初为人母的我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实在不敢说有什么心得。但在孩子成长方面,我深知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性,现在就跟大家浅谈一下我的一些做法。
1.从语言开始文明习惯的培养
高尔基说:语言是一切事物和思想的衣裳。有礼貌的宝宝人见人爱,父母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有人缘、守规矩、有修养的小绅士、小淑女。但孩子礼仪的养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漫长、辛苦,且极需耐心。
都说言传身教,但我觉得身教重于言传。因此我觉得父母要在生活中要耐心地做个好榜样。记得在侯奕未出生时,我就和侯奕的爸爸约定: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许在孩子面前吵架。但有一次,为一点家庭琐事我忍不住当着侯奕的面跟他爸爸吵了几句,破坏了这一约定。后来却惊讶的发现,侯奕有时候说话竟然学了我吵架时的语气。于是我赶紧找机会特地在侯奕的面前跟他爸爸道歉,承认了错误,不应该那样说话。然后再蹲下来跟侯奕分析妈妈错在哪里,并明确告诉他不能学妈妈那样说话,那样是不对的,是不礼貌的。再后来,侯奕每次听到或在电视上看到别人吵架,他都会跟我说:妈妈,吵架是不对的,那样说话是不礼貌的。
这件事情让我深切的感悟到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我很庆幸我及时发现并懂得了这个道理。都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我们要让孩子懂礼貌,我们自己得先做到有礼貌,平时与人说话要常说“请”和“谢谢”、并有意识地引导孩子主动跟人打招呼。其实侯奕原来是个比较腼腆的男孩子,以前见人打招呼都是很小声的。后来,在我们的影响下,侯奕慢慢形成主动大方与人打招呼、问好的好习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孩子表现得好的时候要及时给以肯定和表扬,在孩子做得不完善的时候,不要急着批评或苛责,要循循善诱,更多的给予孩子指导和帮助。我相信通过父母言行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孩子在文明礼貌环境中耳濡目染,是一定能养成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习惯。
2.从日常生活开始劳动习惯的培养
对于幼儿来说,在生活中自己的事情能自己做就是的劳动习惯。因此,我在做家务的时候,会刻意地放手让侯奕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让他参与到家务劳动中,培训他的参与意识,激发他动手做事的热情。比如邀请他一起搞卫生、洗碗筷、拿快递等,还特地给他买了小围裙、小扫把、小手套等,有了专属的劳动工具,他表现出极高的热情。
当然,在他干活的过程中,可能做得很慢,做得不好,有时甚至会“闯祸”,这时候我会沉住气,不急不躁地在一旁跟他一起做同一件事,给他一个正确的示范,耐心细致反地复给他讲解该怎样做,等他完成了还不忘及时对他的做的事情给予肯定,对于做得不好的地方也会心平气和的指出与纠正,千万不要因为孩子做得不好就不让孩子参与了,而要非常肯定地告诉他,妈妈期待他下次更好的表现。只有坚持,慢慢就能看到转变的惊喜。现在,侯奕常挂着嘴里的一句话让我十分欣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爸爸妈妈的事情抢着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
3.从兴趣开始阅读习惯的培养
家长们都知道阅读是一种让孩子终生受益的财富,所以不息资本,经常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漫画书籍,但却不懂得、甚至是忽略了对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结果是书买了一大堆,孩子却不感兴趣。
其实,我觉得在培养阅读兴趣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家长的有效陪伴,在陪伴的过程中善于发现孩子的兴趣点。大家都懂得兴趣是的老师,却不懂得如何去发现。我举个例子,在侯奕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小区门前正有挖掘机在修路,我发现侯奕特别喜欢拉着爷爷到小区门口看挖掘机,在还不会叫“妈妈”的时候已经会说“挖挖”了,于是我就给他买了《车车认知大画书》、《儿童工程车故事书》。在门口的挖掘机等工程车工作时,我经常拿上相应的车车故事书、搬上小凳子跟他坐在楼道里进行实景讲解,眼前现实的挖掘机使书本的画面变得立体生动,他阅读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了;在侯奕迷上动画片《汪汪队立大功》、《超级飞侠》时,于是我买了《汪汪队立大功儿童安全救援故事书》、《超级飞侠3D互动图画故事书》,成功地把他的注意力从电视、Ipad上转移到书本上,结果就是这两套漫画故事书几乎每本都被他翻烂了。在翻阅这两套书的同时,侯奕还学会了不少安全救援常识,了解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知识和生活常识,丰富鲜活的知识让侯奕喜欢上阅读。
本学期,我很感谢英杰思的“亲子阅读”计划。以前陪侯奕阅读都是断断续续、不定时的。自从加入英杰思每周三个绘本故事的亲子阅读,我每天晚上睡前必讲三个故事,有时候我实在是累了想偷懒不讲,侯奕都会主动提醒我,如果我不讲他甚至会“不依不饶”。现在,就算工作再忙、照顾孩子再累,我也会保证每晚睡前最少20分钟的亲子阅读。我和侯奕还立下约定:睡前阅读时间,不玩玩具、不看电视、不玩手机,安静而单纯地享受这神圣的20分钟。有时候,讲完了从幼儿园带回来的三个绘本故事,侯奕还抱着家里的其他故事书来缠着我给他讲,可以说,侯奕的阅读习惯已经逐步形成。
让兴趣引导着孩子的求知欲。只有孩子喜欢书里的东西,他才会愿意去读书;只有感兴趣了,他才会更爱阅读。久而久之,阅读就会成为孩子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习惯,形成良性循环。
以上就是我的几点育儿心得,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良好习惯的培养,需要家长有以身作则,更需要父母积极参与的陪伴,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孩子养成终身受益的行为习惯。
幼儿教育心得总结二
父母是孩子的老师,父母应该注意平时生活中的细节问题,做好榜样,带好头。和孩子一起读书学习,营造读书学习的氛围,偶尔也以向孩子“请教”的方式培养孩子多读书学习、做一个有知识的人的自豪感。别在孩子面前评判老师和他人,多和其他孩子的家长学习交流孩子的教育方式和经验,做一个有爱心、包容心的家长。
当今社会的家庭,独生子女的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我们天下父母们的共同心愿。我们作为父母,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离开我们,成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个体。但要怎样教育孩子,尤其是怎样做好幼儿教育便成为我们每位父母的难题。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生存环境,而父母则是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与深远。以下便是我平时在教育孩子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尊重孩子的提问,注重智力的培养。我们一直没有刻意的去教她学习什么,只是在孩子提问的时候认真回答她提出的问题;在她喜欢看的书上面教她认一些字,给她一些她喜欢的书与碟子,让她自己学会放,怎样讲故事,平时在我讲一次故事,然后让她自己再讲一次给我听,使她对学习有着深厚的兴趣。
第二,尊重并引导孩子的思想,的培养。重视孩子的道德培养,不管在什么场合,要求做到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脏话。我们做父母的是孩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在家里,在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要做到不说脏话,不做过激行为。在孩子发现父母做错了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主动承认错误,并引导她在犯了错误时也要勇于承认。
第三,注重孩子的独立性培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尊重,尊重不等于纵容。在平时,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就必须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和孩子多商量问题,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们父母自己遇到同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做,是会像孩子那样做吗?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观念、模式、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认定孩子该做什么,不准做什么,更不能利用家长的去压制孩子的想法。让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与独立性,尊重孩子的独立性,给孩子自己的空间,让孩子自己学会涮牙、洗脸、穿衣等,让孩子自己学会独立思考,让孩子有自己的能力与知识。
上述这些只是我平时教育孩子的一些心得,现在是独生子女的时代,在幼儿教育上,我们也经历了一个从无知到渐知的过程,在教育子女这方面,家庭环境的区别,造就不一样的教育方法,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健康成长,出类拔萃,值得骄傲,但我相信,只要做父母的能够注意方法,因材施教,孩子们一定要取得成功,走向辉煌。
幼儿教育心得总结三
我是大四班孙__小朋友的家长,非常感谢老师给予我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讨孩子的成长教育这个话题。首先,仔细反省自己的内心感受后写了几点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地方,跟大家分享。
第一,身教的作用大于言传。
孩子大班了,明显感觉她更注意家长的日常言行举止了,要求她少看电视时,她会直接说你们大人怎么总在看手机呢。学舞蹈回来,要求她在家要多多练习动作时,她说她已经比我锻炼的多多了,妈妈都没运动!所以现在我们比较注意要求她之前,自己首先要做到,比如阅读习惯,日常起居习惯,礼貌问题现在大多是我们做给她看,请她一起参与,相比之前只是硬性要求,现在的效果好了很多。而且对做父母的自己也是个好的促进,陪伴孩子的同时也纠正了一些自己的坏习惯。
第二,避免只讲大道理。
孩子的成长中,每个阶段总有新的问题出现。大班以后我就发现孩子突然变得比以前敏感,非常在意周围人对她的看法和评价,同时自尊心好胜心变强。这就造成她既想积极表现自己争取表扬,又对不完美的结果充满恐惧,碰到她因为没做好发脾气哭的时候试过谈心,试过鼓励,试过奖励,试过比她发更大的脾气,效果都不好。后来当她做不好的时候,我就参与进去,鼓励她再做一次,告诉她,做不好没关系,妈妈做的也不是很好,只要不放弃,我们就进步了,以后一定会越做越好!
最后,相信我们的孩子。
问题2:“别说他了,他很好了。你小时候比他差远了!”——当面袒护、战线不统一
优势互补化解育儿分歧
两代人产生育儿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各自在生活习惯、教育观念、经验阅历以及角色方面存在差异,又不能充分看到对方的长处,总认为自己的是更好的。解决这个难题,重要的是看到各自的优势和短板,做到优势互补。
老一辈的优势很明显,他们大都带大过几个孩子,从头到尾经历了整个喂养、教育过程,比较了解孩子的心理,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可能陈旧,可能有不科学、不可取之处,但大部分是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有人说,做父母如同游泳,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老一辈即便是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只要脑子不笨,在长期的育儿过程中也一定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心得,这是年轻父母短时间内无法拥有的。因此,年轻父母要学会尊重老人,发现他们身上的优势,那种认为老人的所有说法做法都过时落伍不科学,而把育儿书当圣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当然老人身上也可能存在一些短板,那就是经验反被经验害。正因为经历过育儿或多次育儿,非常相信自己的经验,所以老人大都不会像年轻父母那样如饥似渴地去收集育儿资讯,阅读育儿书刊。更由于总体存在的文化基础差、理解力低、精力有限等原因,他们对新的育儿理念缺乏了解、不易接受,在观念和方法上不够科学、先进。
年轻父母的优势是大多文化素质高,理解力强,善于学习,更懂得和更习惯透过专业的育儿书刊、网络来了解国内乃至世界上最先进的育儿理念,也比老人更清楚未来社会对孩子的要求,因此采取的做法往往比较科学。加上格外重视独生子女的培养,往往比老人更严格,更理性。
小丽怀孕时就买来一堆育儿书籍,订了几份育儿杂志学习,抽空还常常去各个育儿网站和其他妈妈交流心得。作为知识女性的她,信奉育儿要讲究科学,而且只听专家的话。
宝宝人工喂养后,小丽严格按照喂奶间隔时间给宝宝泡奶粉。只要时间未到,即便宝宝哭着要吃的,小丽也坚决不给。这下,奶奶可看不下去了,说哪有孩子饿了不给吃的。争来争去,宝宝吃奶的问题上升到婆媳矛盾,小丽老公叹气:“两个人说得好像都有道理,到底该听谁的?”。
“照书养还是照猪养”的说法,不过是个极端的比喻,却形象地表达了困扰许多新手父母的问题――书,代表着科学知识与精细;猪,意味着经验与散漫。应该按照科学规律来养育孩子,还是听任祖辈用他们的经验来解决问题?科学知识与经验,往往还是大家庭矛盾的导火线。
事实上,科学知识的一大来源就是大量的经验积累,那些历经时间考验的经验,也常常是科学的。科学知识和经验,都是你育儿过程中的参考,真正的育儿过程,是体验。
育儿书中提到的孩子,是个群体概念。而我们家中的那个宝贝,才是大家需要特别对待的――这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所以孩子也是独特的。他的生长发育,会遵循他的个体生长发育规律来进行,细心观察且耐心试探的父母会较快发现自己宝宝的需求,然后找到适合宝宝的办法来满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