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女性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

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

（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

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

（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

（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

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

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

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篇2

（一）“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母亲。当今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塑造下的“草根”时代，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推崇的道德英雄来对抗转型期娱乐到死、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所带来的集体失忆，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普世母亲的“原型”客体共同塑造了荧屏中的革命母亲形象。高明的大众媒介把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性美德和革命事业中的激情进行了巧妙的糅合，赋予了消费文化一种美好的道德载体，在观众观看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同时，还能领会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随着时生了变换，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为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新的标尺和价值体系，掌握大众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把母亲看成一种原型化的职业，一厢情愿地把她们固定在“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上，其本身缺席了女人作为主体的概念，成为男性的“屈从体”，自身的主体性缺失得过于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呈现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当下主流意识所宣扬的奉献精神等伦理道德的体现。

（二）主旋律和商业化的糅合体。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主流文化恰恰找准了它的死穴加以吸收利用，这使得影视文化之中主旋律影视和商业影视作品的界限愈发模糊，通过商业美学改造的主旋律影视内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商业影视则采用主旋律化的包装更好地实现了商业目的，从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种崭新的影视文化形态需要一个崭新的艺术载体，由此商业主旋律的女英雄诞生了。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看”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窥视情景的建立是受男权中心意识所支配的。新时期，大众媒体刻意恢复了革命女英雄的女人属性，深入挖掘女性的附属价值。革命女英雄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毫无顾忌地展示和暴露在观者面前，女人的全部都成为了消费语境下的消费品，成为了“被观者”。近年来，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潜伏》可谓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太行山区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可是她慢慢地适应了自身的环境和身份，成为了资产阶级阔太太，她已经“入戏”了，女人也就是这样“被形成”的。这种“革命+爱情”的商业化重写将她的女性特质充分地呈现给了观众。通过翠平的改造，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女性艺术形态被推向了广大的窥视团体，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观众共同处于一个“观者”的位置，女性再次沦为被窥视和“被观者”的欲望客体。

（三）“悲哀”的知识女性。当今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英雄集体消隐”的时代，大众传媒体现出其惊人的创造力，将英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李云龙”为代表的世俗化英雄让我们感到更真实、更可爱，同时女性形象在英雄的身旁得以以一种新的意象展示，“美女爱英雄”的经典伦理模式被大众媒体原封不动地置换成观众理念中不可动摇的程式，在这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故事逻辑中，婚姻成为了女性避难的港湾，知识女性再次沦为家庭的守护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知识女性”的经典故事。在《亮剑》、《父母爱情》等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于革命爱情的叙述，采取了“美女爱英雄”这一套路。英雄们的配偶选择多为出身不好但又年青貌美的知识分子女性，她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怀着对英雄的爱慕和敬仰，渴望婚姻的美满幸福，需求英雄的呵护，然而婚后的生活完全地失去浪漫的伪装，失去了自我，她们痛苦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是最后还是在男权阴影下屈服，“享受”着男人的争夺、庇护。然而大众媒体的重复灌输式的宣扬将这种状态描绘成幸福生活之真谛，从而完成了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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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theother)的概念源于女权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被称为西方女性“圣经”的《第二性》。“他者”和“自我”(self)是一对相对的概念，男性是主体，女性因为对男性的依附而处于从属地位。“他者”不具有或失去了自我意识，没有主体性。女性与男性的不平等地位，致使女性成为了精神上或物质上对男性话语语境里的附属品，愚昧无知地完全从属于男性主体地位，是男性世界的不同境界的风景———“他者”。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男性霸权，使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得已生存，演变至今，女性于是便作为男性的“他者”出现，处于次要地位。在波伏娃看来，自我与他者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性别层面看，男性成为自我，女性则成为绝对的他者。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体和客体、主要和次要的关系，女性是根据男性而不是根据女性本身来定义自我的。“他者”这个概念是对女性境况的一个基本描述。女性的自我超越，总被另一个意志所遮蔽。女性的戏剧源于这样一个冲突：每一个以自我为第一位的主体的基本愿望，和种种使她不得不认为自己不重要的境况的逼迫。女性有史以来一直处于附属于男性的状态，她们的“他者”地位绝对而真实。所以，波伏娃告诉我们“：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2]。在波伏娃看来，女性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自己的宗教。

纵观西方文学史，经典童话一直以来都以男性经验和男性视角为主导，把女性天使化和妖魔化的男权中心思想从未消失过，作为一名杰出的童话作家，丹麦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亦未能跳出这个思想。男权主义思想在童话世界中亦展露无疑，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是缺席的、缄默的。《海的女儿》中美丽善良的小人鱼公主渴望进入人类社会，得到王子的爱情，付出的代价是她那甜美的嗓音和动人的歌喉；而在《野天鹅》中艾丽莎为了拯救她十一个哥哥，听从仙女的告诫：“从你开始工作的那个时刻起，一直到你完成的时候止……你也不可以说一句话……他们的生命是悬在你的舌尖上的，请记住这一点”[3],差一点被当做巫婆被活活烧死。在男性社会中，为了控制女性受到诱惑或是避免其诱惑他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们变得沉默、无声，女性表达自我观点的权力被剥夺“。妇女必须学会沉默，必须完全屈从，我不允许她行如导师，不允许她在任何方面对男人施展权力，她必须缄默无声”[4]，保罗在给他的信徒迪莫西的信中如是写道。要想成为男性心目中理想的聪明女性，那就得管住自己的嘴，不说三道四，不讲恶语语，不无故道半句话。因此，童话中的女主人公也无一例外地变得缄默而无声。

《海的女儿》是安徒生童话中最广为流传的作品之一，它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并被改编为动画片。丹麦心理学家钮堡1962年说，《海的女儿》可以称之为安徒生的心曲。安徒生本人也曾说过，在他作品中，这是在他写作时唯一感动了他自己的一部作品。在《海的女儿》中，安徒生描写了三个不同的世界：海底世界、人类世界和天空世界，而小人鱼公主寻求不灭灵魂的过程也历尽了这三重世界的艰辛。

作为海王最为疼爱的的公主，小人鱼在海底世界中可谓是衣食无忧，但她却并没有满足于此。相反，与其他姐妹不同的是小人鱼尽管拥有美丽的声音，但却更愿意倾听，“她是那么的沉默和富于深思,……她一直就是个沉静和深思的孩子”[5]，但当她的姐姐们从海面归来，她总是围绕在她们身边，倾听人类世界的故事。在华丽喧闹的海底世界，面对三百年寿命预设的欢乐，小人鱼公主对人类世界的向往和对短暂生命的渴望显然无法得到众人的理解，于是，小人鱼被迫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沉思和倾听，把心中的那份渴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这种无法言说的苦闷即使在小人鱼贵为公主的海底世界也无法得到抒发。

当小人鱼爱上了被她救起的人类世界的王子时，她宁愿放弃自己三百年的寿命，放弃海底王宫舒适安逸的生活，放弃自己美丽的嗓音、甜美的歌喉，甚至忍受毒药将自己的鱼尾变为双脚后每走一步都如同踩在刀尖上的痛苦。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后，小人鱼从生理上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但是，小人鱼并没有就此止步，她梦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灵魂的人。而要获得这个灵魂，小人鱼必须获得王子的爱情，“假如你得不到那个王子的爱情，假如你不能使他为你而忘记自己的父母、全心全意地爱你、叫牧师来把你们的手放在一起结成夫妇的话，你就不会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了”[5]。然而发声器官的缺失剥夺了小人鱼言语的自由，自始至终，她都无法让王子知道，她才是那个从沉船中拯救他性命的女子，王子娶的应该是她。被迫保持缄默的人鱼公主，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上的痛苦，而最令她无法承受的却是爱人近在咫尺却无法向他倾诉心中的爱意，这种无法表达的刻骨情思让她饱受压抑、备受煎熬。

在童话的结尾处，小人鱼将姐姐们用长发和女巫交换来的匕首扔进了大海，带着对王子的祝福跃入大海，化为无数泡沫中的一个……泡沫升了起来。“我将向谁走去呢？”她问。“到天空的女儿哪去呀。”别的声音回答道“，……天空的女儿也没有永恒的灵魂，不过她们可以通过善良的行为而创造出一个灵魂。三百年以后，当我们尽力完成我们可能做的一切善行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就可以分享人类一切永恒的幸福了”[5]。小人鱼最终成为了天空的女儿，要用三百年的善行为自己创造一个不灭的灵魂，这时的她已超越了肉体的束缚，可以自由地言语了，然而“她的声音跟这些其他的生物一样，显得虚无飘渺”[5]。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小人鱼不再沉默，但她得到的不过是无法被倾听的言语，获得灵魂的时限和方式仍然受到了别人的主宰，对此，她别无他法，只能保持沉默。

从主动保持沉默到被迫保持沉默到不得不保持沉默，这些形式各异但本质相同的沉默所指的是小人鱼在三个世界中的共同处境。她是海底世界的叛逆者，是人类世界的女性，是天空世界的低等生物，总而言之，小人鱼是男性世界中的弱者，是依附于男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这决定了她缄默无声的失语状态，而沉默正是这种状态的具体表现。在《海的女儿》中，无论是小人鱼寄托其爱情希望的王子，还是能赋予其不灭灵魂的上帝，他们都是男性世界的象征，而小人鱼的生命诉求则完全受制于此。小人鱼的生与死、快乐与悲伤、欢笑与泪水都无法摆脱男权社会对她的要求。她的缄默无声充分说明了小人鱼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被男性话语所规范的女性形象，她的个人情感和愿望不过是男权文化对她的期待和要求。因此，无论小人鱼是否有舌头，无论她的沉默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在本质上，她都是一个在男权文化社会中无法自由表达自我的“他者”。

《野天鹅》是安徒生又一部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它与格林童话中的《六只天鹅》的故事情节极其相似，但却加入了更多对故事的理解和改编，相比之下，《野天鹅》无论在故事情节、情感的强调和景物描写上，都比《六只天鹅》更胜一筹，其艺术成就也非《六只天鹅》、《十二兄弟》和《十二只野鸭子》等民间故事可比拟和超越的。

《野天鹅》中的艾丽莎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和十一个哥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随着母亲的离世，父亲娶了一位恶毒的王后，灾难降临到他们身上：高贵的王子们变成了十一只野天鹅；艾丽莎全身被擦了核桃汁、脸上被涂了一层发臭的油膏，以至于她的父亲都没有认出她来。于是悲伤的艾丽莎偷偷地走出王宫，来到大森林里去寻找心爱的哥哥们。在仙女的指引下，她终于找到了她的天鹅哥哥们，哥哥们带着艾丽莎克服重重困难，飞越大海，来到了他们居住的国度。艾丽莎希望解救自己的哥哥们，她真诚地向上帝祈祷，奇迹出现了：在梦中，一位仙女告诉她解除魔法的办法，用教堂墓地的荨麻编织长袖披甲就能解除哥哥们身上的魔法，只是从开始织荨麻披甲开始一直到完成，艾丽莎都不能说一句话，因为她每说出一个字就会像一把锋利的短剑插入哥哥们的胸膛，他们的生命悬在艾丽莎的舌尖。为了心爱的哥哥们，艾丽莎接受了这严峻的考验，她不得不保持沉默、缄默不语。

艾丽莎用她柔嫩的双手去摘像火一样刺人的荨麻，赤着双脚把每一根荨麻踩碎，她的双手、双臂和双脚被蛰出了许多的水泡，但只要能救出她心爱的哥哥们，她依然乐意忍受身体上的这些痛苦。然而，更大、更残酷的考验在后面等着她。一位年轻英俊的国王在打猎时遇见了艾丽莎，他对这位美丽但不能说话的“哑姑娘”一见钟情，于是把她带回王宫并且娶她为妻。艾丽莎也对这位温柔体贴的国王暗生情愫，但在完成十一件荨麻披甲之前她不能言语，她只有不停地编织着荨麻披甲，把心中的那份爱意深埋在心底。每天面对着自己心爱的人却不能向他表达爱意，这对于艾丽莎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呀。但是，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国王的大主教一直认为整天织荨麻披甲的艾丽莎是一位可怕的女巫，他一直想尽一切办法让国王相信自己。当艾丽莎用完荨麻后，不得不冒险到教堂的墓地去采摘荨麻时，国王目睹了一切，他相信了大主教。眼见自己失去了心爱的人的信任并且面临被烧死的危险，艾丽莎却不能开口为自己辩解，因为她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哥哥们的魔法还没有解除，她只能继续保持沉默。虽然在故事的结局，艾丽莎将十一件披甲抛向哥哥们，使他们恢复了人形，她也开口说话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有一件披甲的袖子还没有完成，艾丽莎最小的哥哥仍然还有一只翅膀没有恢复成手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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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气候条件对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具有深远的影响。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地处北半球中纬地带，接近亚寒带，冬季寒冷而漫长，所以朝鲜族服饰略有高寒地区的服饰特征。朝鲜族传统女装为长裙，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裙子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并且里面穿着较厚的衬裤也不会影响外观形态，在衬裙的支撑下，又能够形成一定的空间，这种空间就形成了一层保暖层，起到一定的避寒保暖的作用。短衣长裙的结构设计不仅起到提升腰线的作用，而且膨大的下裙也给人一种视觉膨胀的效果。由于气候因素，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饰在清洗时比较耗时费力，所以朝鲜族年轻女性一般在上衣斜襟处镶上一条白布边，这样不仅能保持衣服干净，便于清洗，同时加强了服装的层次美感。

2.社会因素

（1）民族历史对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款式的影响

朝鲜族传统服装是随着民族迁徙、融合发展起来的。从服装发展的历程来看，上襦下裙的服饰是我国历代妇女常服的主要形式，朝鲜族传统女装的款式也深受其影响。“襦裙”属二部制形态。襦，交领右衽，衣身窄而合体，衣袖宽大。传统女装上衣吸收襦的精华，领型为交领右衽，呈现V字形态，从视觉上拉伸脖颈曲线，使上半身看起来纤细优雅。系带形式代替纽扣作用，带子逐渐变宽、变长，由最初仅具有实用性逐步转化为兼具装饰性与实用性。襦的袖子多为宽袖，最初朝鲜族传统女装的袖型也为宽袖，后来受劳动和蒙古族袖型的影响，在袖肘以下位置设计了比较宽大、圆顺的弧线，但袖口收紧，使袖型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弧线。从上衣的长度来看，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逐步缩短了上衣的长度，提高了腰线，给人瘦高的感觉。裳是一种下宽上窄的服装。朝鲜族传统服装吸收了其基本形式，裙子由整块或多块面料拼接而成，腰间有细褶，穿着时可搭配衬裙，使下部膨大，这样增强了服装整体的造型感，带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在古代，朝鲜族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服饰等级制度在朝鲜族服饰中也有所体现。朝鲜族女子在穿戴时讲究礼节规范，这样使朝鲜族传统服饰也有了一套明确的服饰制度。如，婚前女子可穿着短款筒裙并搭配艳丽的色彩，但已婚的女子不得穿短裙。

（2）生产方式对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款式的影响

生产方式也影响着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的形成与发展。朝鲜族以种植水稻为主，这种源于水田劳动的“水田文化”也影响着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的款式造型。从款式上来看，上衣下裳的形制便于水田劳作。传统服装在满足人体基本运动要求之外，也要考虑到人们需大量弯腰的水田劳作对服装的要求。筒裙从腰部进行分割，配有丰富的细褶，为劳作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朝鲜族传统女装的袖型属于连身袖，为了便于生产劳动，被设计为连身插角袖，而这一结构延续至今。女装筒裙的长度也会影响到农业生产，一般筒裙作为礼服，下摆会很长，给人一种庄重之感；筒裙作为日常服饰，为了便于种植水稻以及操持家务，长度一般不会超过膝盖。传统服饰给人一种浑厚的体量感，伴随着劳作和人体运动产生自然的曲线变化，达到一种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的美感。所以，这种“水田文化”既赋予了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以生命，也维持了传统服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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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问题

如何以满足女性情感需求为目的，利用情感化设计理论指导厨电产品的设计输出，寻求用户群体及产品的差异化，将成为厨电产品设计的新方向。情感化设计与厨电产品的概述如下。

2.1情感化设计理论概述

（1）情感产生的三个因素。

①认知因素：经验回忆和对当前生理和刺激因素的解释评价。

②刺激因素：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外部刺激。③生理因素：内部器官及骨骼肌肉的变化所制约的因素。

（2）情感化设计理论的发展。基于情感体验产生出的情感化设计，目的是在内心情感和精神需要的设计理念下，创造出令人愉悦感动的产品。其理论发展有三个典型代表。

①PieterM•A•Desmet的非口述情感测量工具，提出产品提供给用户情感体验的三种层次：美学、意义和情感层次。

②感性工学：通过分析人的感性来设计产品，依据人的喜好来制造产品，主要方法有语义差异法、KJ法等。

③唐纳德•A•诺曼教授提出的情感化设计的三种层次：本能、行为和反思层次。

2.2厨电产品的功能用途与分类

（1）厨电的定义以及特征。厨电是厨房电器的简称，指的是专供家庭厨房使用的一类家用电器。厨电产品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厨房电器作为整体厨房的嵌入式部品，越来越趋向风格与功能形式的一体化（例如欧式、中式）。

（2）厨电产品的分类。按阶段用途分为五类：食物前期处理（如洗菜机、和面机）、食物制备过程中（如酸奶生成器、榨汁机）、特定烹饪方式（电炒锅、电炸锅）、食物储备类（电冰箱、消毒碗柜）、厨房清洁类（洗碗机、电热水器）。

3女性厨电情感化设计准则

产品具有其特定的情感化设计要求，一定是建立在一些必要特性之上的，结合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即本能层面、行为层面、反思层面，提出女性厨电产品设计特性必须符合安全、适配、怡情三方面的设计准则。

（1）安全性：产品固有的材料、结构，使用方式特性上，要充分照顾到用户生理与心理上的安全，给设计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

（2）适配性：也就是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与使用者操作习惯、整体环境、感官效果的契合度。

（3）怡情性：由于女性从女儿、学生、工作者、妻子到母亲角色的不停转变，导致厨房在不同女性心理的功用各不同，无论需求是哪一点，产品须做到的是尽可能突显女性产品语义，这有助于企业品牌获得消费者的情感认同。

4解决问题，融入想法

（1）受众情感影响因素。从女性符号的表达角度，通过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社会收入、购买决策等方面分析女性不同需求的特点。

（2）功能上的兼容要求。产品的实用功能是实现产品价值的基础，功能设计也是最直接的设计手段，但不能刻意的去堆砌功能，要在确保功能有效性的条件下，灵活运用女性操作习惯的特点，添置或消减功能特性的安排。

（3）视觉、材料的运用。产品外观需要考虑避免大、笨、粗、廉价的视觉印象，还需一改长久以男性视角出发的厨电设计误区，在色彩、形态方面可以考虑选用不落俗的粉紫、圆润的曲面和倒角、局部金钻元素的点缀等。材料的选择必须考虑产品易清洁的问题，遵循安全性准则同时需要特别注意手感与反馈度，且环保无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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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妆品包装设计的特征分析

1、化妆品包装设计的文化特征

文化源于中国儒家经典古籍《周礼》，其中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自古以来中国就非常重视文化对人和社会的引领作用。在艺术设计中，文化是价值观、审美观、情感观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总体倾向与基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情趣。近当代，包装设计艺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使其成为一门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创造艺术活动，可以说包装是蕴含了设计文化要素的物质载体，要求设计者做到文化内涵与设计形式的完美统一。随着当代民族化与国际化的融合，一件包装设计作品想出类拔萃，就必须在包装设计中完美的体现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包装设计作品如果凭借表现技巧而丢弃文化内涵势必是无源之水，必然会空洞乏味失去生机。具有强烈民族文化特色与文化底蕴的化妆品包装设计才能适应本国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在化妆品包装设计中折射出企业的文化形象，赋予产品包装文化特征，就会给产品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而显得与众不同。

2、化妆品包装设计的品牌效应

品牌效应是指由知名品牌或强势品牌这个无形资产所引发的，能够为其所有者或经营者带来新的经济效用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部分消费者更是“非名牌不买”。其中原因就在于品牌产品是高品质和高信誉的象征，凝聚企业的精神风格和特征，能给消费者带来使用价值和可信度。女性在购买化妆品时，主要依靠品牌效应引发购买行为。一个品牌如果知名度高，即便消费者未经使用，也会因品牌价值而购买。品牌可以成为一种信念，知名品牌给采购者带来了安全承诺，可以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择商品。一个企业要取得良好的品牌效应须要体现品牌独特内涵，既要树立与众不同的形象气质，更要提高产品质量，在宣传力度与视觉传达上给消费者直观的信息。品牌文化内涵是企业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包装是品牌文化与产品特性的综合体现，直接关系到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在销售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促销作用。包装为产品形象而设计，包装设计正是企业品牌形象最直观的体现。对企业来说成功介绍明确的品牌信息，也是为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与竞争力为目的。消费者在购买时首先是对品牌产品的认同并产生信赖、优质的情感，才去享受对产品消费以外的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审美体验，这就是品牌效应的魅力所在。化妆品品牌的形象大都以女性为主体，品牌文化与包装设计也是女性消费者关注的重要维度，她们的消费行为已成为购买者获得品牌形象象征意义的活动。因此，产品的品牌效应与企业文化理念要体现在化妆品包装设计中，才能赢得女性消费者的芳心。

3、化妆品包装设计的人性化特征

所谓“人性化”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是设计师注入设计作品情感、生命和情趣个性的表达，通过对设计物的形式和功能方面赋予了人的因素。注重消费者的消费情感倾向，用有形的物质外在形态表现和承载抽象的情感寄托，以此作为产品设计的创作动机，使作品在精神与情感上满足消费者的双重需求。“人性化”强调的是设计中对人性的尊重与人文关怀，而人的需求不断推动设计的发展为设计创造提供了动力。包装设计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调解情感方面的作用不容置疑，包装设计的人性化特征取决于人类自身的需要特点对包装设计的内在要求。化妆品包装设计的人性化特征集中体现在设计的形式与功能方面，需要从包装的外观材料和色彩装饰等方面进行探索变化，在造型设计上激发人们的心理共鸣和强烈的情感体验，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还可以在功能属性中赋予平等关爱等人文关怀的优秀思想，通过功能要素对设计物开发和挖掘创造方便于人的产品，让人体会到温馨亲切的真实情感，也就是作品中所表达的“以义感人”。另外，恰如其分的命名也可以体现设计物品的人性化特征，将语言文字与设计物品巧妙结合产生新的消费认知和品牌风格从而实现“知名识物”的设计目标。因此在化妆品包装设计人性化特征表现过程中，只有将产品的使用功能与形式要素相结合，才能体现包装设计作品所体现的人性化设计理念。

二、迎合现代女性消费情意背景下的化妆品包装设计

1、化妆品包装材料应用

科技的迅速发展为艺术设计所需要的材料提供了多样性，化妆品包装的材料种类繁多。主体容器通常有：玻璃、塑料、PET材料等，化妆品的外包装一般应用纸盒作为辅助材料。化妆品消费对包装的外观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更优良的材质应用于化妆品包装，凸显时尚性，提高性价比。塑料具有强度大质量轻的特点，凭借其坚固耐久性成为化妆品包装中的主选材料，塑料在化妆品包装材料中占据重要地位。玻璃材质具备璀璨夺目的外观，透明度好，可塑性强，非常适合于易挥发、易散失香味的化妆品包装。PET材料具有质轻、透明、高阻隔的属性，利于再加工，是化妆品包装中应用最适合最广泛的环保材料，另外可利用PET材质的光滑细腻感易于表面装潢设计表现。对于这种复合材料，经过配置其它材质，在视觉上能给人美妙奇特的审美体验，触感上也比较柔软，是当今化妆品市场最好的包装材料，前景将更广阔。化妆品包装的材料选择对于当今的绿色设计意义重大，选择可以循环利用和便于加工处理的材料适合当前工业文明的需要，绿色环保材料将在化妆品包装设计中占据主导地位。

2、化妆品包装容器的人性化设计

化妆品包装设计中“容器”的选择及其商品竞争中所占比重正日益增强，由于竞争加剧而导致化妆品包装造型设计多样化，外观形态设计通过一定的材质不断变化而得以明确具体的体现，满足不同年龄阶层的不同需求。如针对青年女性的品牌设计在造型上更加可爱，可模仿动植物等外形作为包装容器，在色彩的选择上多采用粉嫩高调的色彩，满足青春少女期的消费心理，体现花季美好的心理愉悦感。而针对成熟的女性群体的消费需求在容器造型选择上以简洁大方、实用为基础，体现高雅和审美特征，颜色多以暖色调的女性色为主，重点表现女性群体柔和优美的视觉印象。化妆品包装容器造型设计可通过造型上的不同变化，整体应具有强烈的形式美感和醒目的个性特征，迎合女性的审美心理，在设计中体现柔和秀美的特点，强调包装造型的趣味性。设计产生不同视觉美感的外在表现形态，满足众多消费群体的审美需求，才能最终实施购买行为促进销售。

3、化妆品包装的装潢设计

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工艺水平日益缩小，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产种类品丰富多样，加之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消费趋向表现在精神需求的领域而更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者更注重个人情趣和爱好，千人一面的商品包装难以维系广大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包装是沉默的诱惑，包装的作用完全体现在真确地突出商品的特点、美和个性之中。包装装潢的表达要直接，虽然形式上可以含蓄，但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表达，孔子曰“里仁为美”便是这个道理。而那些独具魅力的化妆品包装装潢设计，从视觉艺术的角度讲，就是在包装的结构、色彩、选材以及外观上个性鲜明独具匠心，设计风格上充满个性、时尚特点，这样才能满足人们与众不同的心理需求。以表现女性柔美特征的“shocking”香水为例，设计师采用模拟人体曲线为设计元素表现容器瓶身，形状酷似穿着胸衣的女人体，以流畅的线条，优美的造型洋溢着东方静泌的优雅与神韵。此种个性化的设计使包装的魅力超越了里面的香水，让消费者印象深刻而深受她们的喜爱。因此，化妆品包装装潢设计需要迎合个性化发展的审美情趣，致力于包装装潢的个性特点，来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三、结语

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女性消费者的审美情趣正日益提高，消费理念与消费心理也产生很大变化。化妆品包装须要以迎合现代女性的消费情意，在设计中体现个性化特征，将情感化设计与人性化设计融合，突出时代特征,与社会文化潮流接轨，更进一步的对化妆品包装美的有益探索，充分发挥化妆品包装设计的优势与作用，才能更好地体现其设计的价值而时刻被人们所注意，实现广大接受群体的消费情意需求。

作者:王永虎 杨广红 单位:巢湖学院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视觉传达的历史与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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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09(2010)07-0043-02

在女性作家及作品中,王安忆和她于1995年问世的作品《长恨歌》是不得不被提及的两颗璀璨明珠。当时女性文学普遍呈现作家多产,作品质量走低的态势。如较之王安忆更年轻的一些被称为“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在现代都市大众传媒的吹捧中和以身体、性、欲望等女性身份所具有的独特商业卖点的刺激下,粗制滥造出一大批没有内涵可言的文化垃圾。在女性文学面临严峻挑战之时,《长恨歌》以其鲜明的文化寓意,为当时萎靡的女性文学整体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女性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长恨歌》描写了一个叫王琦瑶的女人的生命历程。按照王安忆一贯的视角,故事很平淡,一个算得上普通的女人的一生,甚至缺少惊心动魄。正是在这样的不急不缓、平心静气的娓娓道来中,我们可以看见《长恨歌》蕴含着的更深层的文化寓意――通过描写上海的女性,完成作家对上海这个大都会的文化阐释。

一

王安忆曾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①从这个角度来看,《长恨歌》实则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完成了对一个城市(上海)的书写,王琦瑶的历史就是整个上海的历史。上海在《长恨歌》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空间境遇,而转换成一个“大角色”,《长恨歌》的主角与其说是王琦瑶,不如说是上海,是王安忆所力图演绎的一个存活在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

《长恨歌》开篇就大段大段地细绘上海的点点滴滴,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王琦瑶到了第一部的第二章才正式进入读者的视野。王安忆试图通过这种描述传达出:没有上海,没有上海的弄堂、鸽子、选美、谣言,“王琦瑶们”是不可能存在的。“上海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②而写王琦瑶的一笔一划一字一句都是在写上海:尽管王琦瑶穿着素淡的旗袍,以打针度日,严师母还是看出“这女人有些来历。王琦瑶的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她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③没有人能说上海是不繁华的,而这种繁华好像是专属于上海女人的,也只有上海女人能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是女人唱的,舞是女人跳的,旗袍店是为女人开的,公寓是为女人建的,连电影院若没有女人的捧场,生意也是做不下去的。上海真正的魅力,就在于王琦瑶们的一言一语,衣饰鞋帽,一次次舞会,乃至流水一样消逝的光影与爱情。此时,王琦瑶成了上海的背景,而前台演绎着的正是十里洋场的多姿多彩,活色生香。

二

事实上,王琦瑶的性格都是上海化的,只有上海才能养育出这样性格的女性。上海自近代以来一直作为半殖民地城市,以一种忍辱负重的姿态存在,但是,上海既没有做不光彩的退让,也没有很强硬地抵抗,而是默默地等待,暗自准备,不放过任何发展和崛起的机会。上海是这样,上海女人也是这样。王安忆曾说过:上海女人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④王琦瑶又何尝不是:等待,从不出手,最危急的时刻,也不动声色。这种性格延伸到她生命的结束,女主人公四十年的繁华梦,繁华散尽,梦醒时分,她的命运戛然而止,甚至没有象征性的反抗。王安忆甚至在安排女主人公生命的终结时,也不忘给她的性格做一个强有力的特写。她这是在重申:看,这就是上海女人的性格,这就是上海的性格。

小说主人公王琦瑶的整个生命与婚姻无缘。在王安忆的书写中,几乎没有提及王琦瑶对婚姻的看法与渴望。这再一次印证了王安忆以女性反映城市的目的。家庭的涵容量显然不够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大展拳脚,只有城市能提供给她们一个广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王琦瑶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家庭,直接走上了社会。没有家庭的羁绊,王琦瑶的青春和美貌快速地进入流通并得到认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一个大都会连生活在其中的女性都接受不了,难以包容,那么它实在不算是合格的。在这里,作者又彻底地表现出上海的开放性。“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养在深闺人未识’是一种传统资源的浪费,社会化大都市的运作方式,就是要使一切都公开化地进入流通。”⑤

三

不可否认,王安忆描写上海具有巨大的优势。她并非出生在上海,在青少年时代有过长期离开上海下放的经历,后来又回到上海。这出出入入之间,使王安忆在感受上海时,兼备“旁观者”和“当局者”的双重身份,所以将上海繁华背后的冷静,风光背后的平凡,世俗的把戏轨迹看得透、写得生动;又因为在性别身份上的独特,使她在书写及表现女性时,是恰到好处的。这两个最主要的因素,注定作家对城市以及女性的独特的视角与阐述,也注定了《长恨歌》在表达城市―女性二元文化寓意上的巨大成功。

[注 释]

①②④王安忆:《上海女性》,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③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⑤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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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与电视剧

美国学者A・克罗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应该包含五个方面的涵义：(1)文化包括行为模式和指导行为模式。(2)模式不管是外观还是内涵，皆由后天学习而得，学习的方式是通过认识构造的“符号系统”。(3)行为模式和指导行为模式物化体现于人工制品中，因为这些制品也属于文化。(4)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不同质的文化，可依据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行区别。(5)文化系统既是限制人类活动方式的原因，又是人类活动产物的结果。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文化作为我们生产、生活、思想、行为的内在精神骨架，从政治、道德、伦理、审美乃至哲学的诸多层面渗透、积淀、泛化在我们身上；它将决定着我们的思想信仰、道德评判、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等。随着信息化生活的活跃，而文化也随之空前繁荣起来。

电视文化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同时也是在电视传播的高度参与下所形成的新型的群体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尽管是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但是它所透露出来的文化意识却包罗万象，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而电视剧是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个人经验与公众经验、艺术作品和神话创造、个人表现与计划生产、神圣的和亵渎的混合体。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它已经成为中国大众最喜爱的一种方便快捷的消费故事方式，也是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演化的见证，在我们的文化传承方面占据相当独特的重要历史地位。

二、家庭伦理剧、女性符号标签与原型理论

家庭伦理剧最早定义为family melodrama，这个类型的电视剧大多处理伦常关系以及日常家庭的人际关系等等。最初的家庭伦理剧被称为女人戏、哭泣剧或催泪剧，因为很多人觉得家庭与女性以及各种情感密不可分，便采用女性主义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非常重视情节，而且情节紧凑(stong plot)，不会松散(loose plot)，也不会采用缀段式、因果关系不明显的叙事方式。第二，以人物为中心展开情节，最终达到情节和人物的两相结合。

家庭伦理剧凸显了女性角色，并且彰显了一些主流价值观下的女性心理，比如《春风秋雨》中黑人女主角受到歧视所反射的社会民族问题；《苦雨恋春风》中触及的家长父权制使欲望压抑的家庭教育问题；还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剧本。

事实上，家庭伦理剧一方面为大众生活提供生活的真实演绎，带给大家一种具有生活气息的源泉滋养；另一方面又集中反映了大众的生活模式和生活婚姻问题，生产了一种大众文化。作为最现代的信息载体和最直接的触摸婚姻家庭的信息传播方式，它便成了影响社会文化发展和个体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女性的婚恋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家庭伦理剧是最具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叙事方式，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婚姻家庭的智慧面具，是存活于现实世界的虚构性的叙述加入了人们的想象、幻想、情感和欲望等而组成的一种凝聚物。具有社会文化功能，它包含了某种象征、形象和主题，向我们透漏了婚姻家庭中某些特定人们普遍关切和特别重视的价值、秩序和问题。每一部家庭伦理剧都对应着某种心理原型。要想了解当今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婚姻模式以及婚姻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观察思索这些电视剧。例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家庭暴力，《爱了，散了》中的无性婚姻，《我们俩的婚姻》中对家庭交流方式的思索等等。还有王海钨的婚姻三部曲，几乎涵盖了整个婚姻伦理剧的叙事结构和类型。她用一种“冷静而近乎残忍”的手法，对婚姻这个最新鲜也最陈旧、最温馨也最惨痛、最丰富也最乏味、最给人安定感也最折磨人的话题进行了深度的审视和质疑。《牵手》的第三者插足模式，《中国式离婚》的女主人公性格失衡造成婚姻破裂的模式，《新结婚时代》展现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错位婚姻，把现代婚姻放到了城市、农村两个截然不同并且互相冲突的大背景中进行了一次现实的探讨。这些都具有了广阔的背景空间和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也给女性贴上了一种标签和符号，有青春玉女型、贤妻良母型、无私奉献型、独立自我型、邪恶欲望型、温柔善良型、嫉妒精明型等等定位，观众和媒体对这些伦理剧所反映出的家庭和婚姻问题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剧本本身的关注。

这些剧本所塑造的形象表面看起来似乎有几分虚拟超脱的成分，然而期间所能体会的种种思想和理念却是不容忽视的。不同形象的代表虽然有些许的夸大，却也不失为一种女性自我的内心呐喊，其实爱情于一个女人有着无法言说的意义。女性的心理素质本身就是最显著的情感型，她要比一般的男子更懂得爱。记得冰心也说过：上帝创造了她就是叫她去用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女人是为爱而生的，爱是女性生命的内核，生命是她们爱的载体，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女性在接触了种种女性角色之后或许也明白这种爱也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它的不可多得，因为追寻它的艰难，因为一切的不可确定，便出现了形形的女人，有些开始包裹坚强的外壳去追寻爱之外的所获，有些人开始用尽各种方式倾尽所有的智慧去寻爱，有些人干脆用自己梦幻的思维去缔造爱的童话，有些人甚至为爱丧失了最起码的做人原则，这期间的种种或许并不能丢弃爱的影响。爱于女人的价值和意义又有谁可以亵渎。而观众在欣赏剧本时有一种同感的触动，都喜欢去寻找自己的符号标签，而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学习和影响。

通过剧本描述的女性形象和所展现的对待女人的态度以及女性看待这些形象时所表现的种种思考，其实是人们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荣格认为，它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继承或进化而来，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原型是人类原始经验的集结，他们像命运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人，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感觉到。原型赋予某些心理内容以其独特的形式，具有一种与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符合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由于集体无意识具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表现形式，因此他就组成了一种超个人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并且会在无意识和意识的层面上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理与行为。用荣格的这种理论分析，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模式观念不管升华到科学、哲学还是伦理道德的角度都必然能回溯到一种或几种原型。家庭伦理剧的演绎也只是其原型观念的不同表现，是人们有意识无意识地把原型观念应用到生活现实的结果。因此这种电视 剧便用一种符合的形式向历史和文化注入一种心理化的自我和人格色彩，对于知识女性的自我角色认同和归因以及形象模拟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象征性引导，但也蕴涵着一些潜意识的成分，也可以破译这种现实人物和原型人物之间某种意识契合的心理现实。

三、人的本性与意识基础

在谈及家庭伦理剧追溯的原型对知识女性婚恋观有意识无意识影响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下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性的特点也构成了这种原型动力性影响的前提基础。何谓人性?“核桃性捶打吃”或者“响鼓不用重锤”?其实整体来把握人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就是生物性，要有求生的欲望和存活的前提，自然也在不断消耗着能量，同时还是趋利避害的，还时常表现出某种情绪反应。人类生物性的满足在人类日趋成熟的价值观、道德观掩盖下变成了一种隐藏式的替代性满足，这种情绪的发泄和欲望的彰显、满足变成了一种最原始的驱动力，而这一切为家庭伦理剧的演绎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同时这种潜意识的推动有利于意识的接受。

再者就是社会性，人与人行为之间是互相学习的，存在参照性的特点，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交换取得一种自我意识，即有互动性。在一个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要受到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也正因为这交流受到制约，他们取得一种比较稳定的情感体验，比如道德感、美感、理智感等等。从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种交互式的学习、模仿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是一种相互重塑的过程，集体重塑你，你也在重塑着集体。

第三是思维性，包括能动性、意识性、主观性和智力创造性。对一些经验的所得、行为的体验以及价值文化的构建最终形成一种自我的认知模式，进而指导自我的现实生活。最后就是整合性，对待各种变化进行整合统整，以此调节、应对各种刺激来指导生活。

人性的这一切特点形式为文化构建和自我认知整合奠定了一定的意识基础。这也要求在剧本的创造过程中深刻地构建着男女两性的性别意识和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规范。对于知识女性而言，这种电视剧中所创造的种种女性形象似乎很多还是被妖艳化的、性感化的欲望客体，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观赏符合或者是被人们心中美化了的爱神，抑或是被丑陋化了的魔鬼。这也是人性价值评判的一种重新演绎。这种角色的认同似乎还存在一定的偏颇，让知识女性的思索更多了些复杂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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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论坛传播是伴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它涵盖了多方面的信息内容，是现代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载体。那么在网络论坛传播这种形势下，女性话语权的传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呢？

（一）网络论坛传播下女性话语权存在的问题

在网络论坛传播下，女性的话语权面临着来自商业利益和传统文化的考验以及自身对技术的运用等问题。

1、商业利益与传统文化陈规的谋和

网络论坛传播作为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之一，其自身并没有摆脱商业化运作及其与传统文化隐蔽的谋和，媒介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商业利益，而为获取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媒介会利用女性来取悦男性，将女性作为“卖点”来迎合传统文化中女性的附属形象，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男权主导的传统文化与现今商业利益共同产生的影响。在市场杠杆的作用下，包括网络论坛传播模式在内的媒介信息在涉及女性内容时都会更多地为人们提供消费、消遣而非阐释、供人娱乐而非供人作出判断的报道，在报道的形式上也更多地倾向于无思想深度但却显得轻松畅快的故事，营造纷繁炫目的视听空间，所谓的“女性之美”在消费社会的结构中被经济学法规所操纵，女性的美幻化成为商品形象。女性话语权微弱，在男权传统禁锢和商业文化背景下，女性沦为“被看”、“被评论”、“被审视”的地位。

2、女性缺乏对网络技术使用的掌握

网络论坛传播是基于网络论坛使用技术的，相对于传统媒介形式来讲，它是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自身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在整个社会中的文盲比率较高，这就导致了女性对新兴网络技术使用的障碍，由此影响到女性对网络论坛传播方式的接触和使用，尽管网络论坛传播提供了女性话语权施展的空间和平台，但由于女性在技术层面的缺位，导致女性在网络论坛中的话语权也存在危机。

3、女性自身话语权意识的缺位

网络论坛传播可以容纳和汇聚不同的声音，但是由于女性自身缺乏话语权意识导致了女性在信息传播中依然处于被动地位，性别不平等的传统文化评判标准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受此濡染的女性受众在网络使用和表达上缺乏理性的反思，网络论坛传播模式下信息把关的缺失使得信息内容过于芜杂，图片和视频等侧重视觉感官传播的方式也有意刻画女性形象的“诱惑力”，女性的身体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消费的一种特殊符号充斥在网络传播中，以女性身体形成的对男性的“性”吸引和从属成为主旨，这就使得女性对自身话语权的重塑意识逐渐消弭，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传统的男权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状况使男女之间话语权不平等的鸿沟进一步拉大，女性在网络论坛传播的平台下获取了表达资格，但是这种表达未能形成应有的影响力，这种表达还不足以改变两性不平衡的状况，甚至在某些方面反而强化了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网络论坛传播的这些弊端反映了产生于传统媒介环境的新兴媒介传播方式在维护女性话语权上的不足。

（二）解决传媒语境下两性话语权差距的对策建议

话语权的积累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它的形成与知识和实践有关［1］，媒介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建构传播文化和权威性的过程，信息传播由于男权中心文化的存在而处于不自由和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不自由和不平衡具有隐秘性，因此，要改变媒介中的女性地位，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女性文化，以文化为后盾，提高传播参与者的素养和女性意识以及女流的活跃度。具体对策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建立强有力的女性文化

文化是一切统治秩序的基础，媒介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作用者，随着媒介在社会中日益广泛的运用，媒介与文化现象产生了内在的联系机制并形成了崭新的文化形态，媒介文化的塑造制约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这些影响也波及受众对女性的态度和女性地位的获得，因而，媒介中的女性地位问题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何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建立自己的女性文化、如何利用新技术的发展来推进女性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传统男权文化单向控制的局面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环境下已不复存在，新兴媒介有其互动性和开放性，女性文化可以借助新媒介使传统的单向性转变为男性与女性的平衡。建构新的女性文化需要媒体的不懈努力，媒体可以关注社会现实，挖掘中国女性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有效借鉴西方女性文化成果，在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上形成适合中国女性的、积极向上的女性文化。

2、提高媒介传播者和受众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涵盖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受众对于媒介的认知和媒介知识，二是媒介传播者对于自身职业的认识和职业精神。［2］提高媒介语境下的女性地位，需要切实从这两方面入手，只有从整体上提高了媒介参与者的媒介素养，才能提高女性的地位，使女性话语权得到释放。

从受众角度看，我们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男性受众和女性受众。男性受众应该从接受和尊重女性文化的角度考虑，摒除将媒介作为传播男性文化霸权载体的思想观念，力求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与女性建立一种和谐平衡的关系。女性受众应该提高自身的权利主体意识，充分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尴尬境地，清醒认识男性文化的统治，逐渐消除对男性的依赖，从自身角度出发，建立属于自己的女性文化，主动运用多种媒介形式和手段传播自己的思想，争取足够的话语权表达。

从媒介从业者角度讲，应该改变利益至上的观点，摒除将女性作为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媒介的传播内容应客观地服务于广大受众，提高信息质量，建立和谐的媒介环境，还女性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力，媒介从业者应该看到社会整体平衡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女性话语权缺失的不良影响，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为良性话语权的平衡表达做出努力，另外，社会应该鼓励女性媒介从业者的职业发展，扫除两性在媒体从业人员地位上的不平等，让女性作为信息传递的主体争取和发挥更大、更强的话语表达权。

3、提高女性意识和女性信息交流的活跃度

提高女性意识最重要的是需要女性的参与，这要求不仅仅有良好的女性文化和相对自由的传播环境，更要有广泛的女性群体参与到文化建构和信息传播的实际行动中，只有女性真正参与到维护自身权利的行动中来才能使文化建构和媒介使用获得现实意义。

篇10

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是澳大利亚文坛的执牛耳者，也是澳洲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人树》被评论界认为是怀特文学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评论界对《人树》的研究多集中在主题分析或写作技巧上，还鲜有人从异化的角度对《人树》中的人物性格，尤其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艾米的形象进行深人的挖掘。而本文正是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异化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重要主题，尤其到了现代主义作家那里，这一主题得到全面的拓展和深化。异化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丧失了自我的本质，丧失了主体性和精神自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变态。其结果便是人丧失了理性的，，意志的能力，成为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受害者。艾米是((人树》中性格近乎扭曲，有着严重变态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个被异化的人的自我丧失，失却精神自由，人格趋于分裂等特征在她身上表露无遗。艾米“不以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来体验自己”，而觉得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某种力量。于是，她对所依赖的某种力量产生极强的依赖性和占有欲，迷失自我，成为一个与自我相异化的人。

艾米对丈夫斯坦怀有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结婚之前，“她还没有爱过任何人”，也“还没有被人爱过”，“除了母亲在临死前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怀着一种焦急和烦躁的心情给过她一点点爱”。于是，童年时代爱的缺失为她日后一旦发现爱，获取爱便产生极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埋下了伏笔。婚后的艾米体味到爱情的甜蜜。但这种甜蜜很短暂。斯坦的沉默寡言和疏远，使得艾米越是深爱斯坦，越是感到爱的缺失，越是深陷于一种爱的激情中无法自拔。她对爱越来越贪婪。“她确很贪婪，对面包;一旦发现之后，对他的爱。”艾米甚至把斯坦视为自己的上帝，“上帝的慈悲只是表现在集市结束，大车回来时辘辘的车轮声。上帝的爱便是印在她唇上深深的亲吻。”然而，“人供奉给上帝的越多，他自身中留存的越少”，直到“这个男人吞噬了这个女人”。她越来越深陷于对斯坦的占有欲中无法自拔，也越来越的在感受着自我的丧失中惶惶不安。所以艾米常常处于一种害怕失去归属感的焦虑当中。对她而言，斯坦就是她的归属。因此，他对斯坦的爱情时常伴随有歇斯底里式的狂热和奋不顾身。“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迸发着爱的呼声引颈就戮”。然而，尽管她自信“她对他熟悉得连每一个毛孔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但始终“她还是没能把丈夫成功地‘吞噬’了”。当她最后一次“用她的身体和意志所蕴藏的全部力量，紧紧地抱着他”时，她抱住的只是一具已经冰冷了的尸体。 艾米强烈的占有欲还体现在他对儿子雷的感情上。艾米对雷的感情超出了常理中的母爱之情，显得扭曲和变态。雷刚出生时，艾米就坦言她“就能把他吃了!她对他真是爱不够，甚至那种长久的，要吞下去似的亲吻也不能发泄她心中的爱”，她甚至盼望“他能再平平安安地回到她的肚子里”，那样，雷就可以永远为她一个人所独占。这也是为何艾米一开始不喜欢雷的妻子埃尔西，而在知道雷并没有完全被妻子所掌握时，“怀着这样一种可怜对方的心情”，她开始喜欢埃尔西了。她甚至都不想与斯坦分享儿子，所以在斯坦和雷发生龄龋时，她会产生古怪的快乐。总之，她只想独享对儿子的占有权。任何人对儿子的共享都会招致艾米的嫉妒和怨忍。

艾米穷其一生都是活在强烈占有欲的奴役中，失去了自我，没有丝毫的精神自由可言。在言及女儿塞尔玛的婚姻时，来看艾米和斯坦之间一段简短却意味深长的对话:

“可她真的得到他了吗，斯坦?”她急切地望着丈夫的脸。

“她得到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