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历史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茶文化的历史，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江南（尤其是江苏）是中国茶文化发源地之一。据古籍《广陵耆老传》记载，晋元帝（公元317―323年）时，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位老妇人，每天提一壶茶去市上叫卖。茶香味浓，饮者甚多，但怪的是从早卖到晚，壶中茶始终不竭。她把茶钱全分给穷人，大家很感激，不料官府竟认为“有伤风化”，将她逮捕入狱。夜深人静时，老妇人携茶具飞出狱窗，杳无踪影。揭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外衣，即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卖大碗茶”的文字记载。

唐代是饮茶、制茶大发展时期，商业空前繁荣。陆羽的《茶经》进一步推进了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使茶的栽培和商品化水平逐步加快。陆羽曾走遍江、浙、赣各地产茶区，江南的南京栖霞区、句容茅山、丹阳、无锡、苏州等地留下了他的足迹。《茶经》―――这部中国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就是他在浙江湖州的苕溪写成的。至今，仍有苏州虎丘“陆羽井”、南京栖霞山“试茶亭”等纪念“茶神”陆羽的遗迹。旧时江南开茶馆的多供奉陆羽的瓷神像，当生意不旺时便向瓷像口里灌茶，祈求茶神保佑生意兴隆。

江南历代名茶辈出，至今蔚为烟酒茶糖大观。产茶既盛，茶的买卖自然兴旺。如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出产的珠茶，早在宋代就称“江南第一名茶”，销路颇广。茶最初于清代外销时叫做“贡熙”，意为专门进贡皇上康熙的。19世纪时，“贡熙”在伦敦市场上的售价不亚于珍宝。

明清徽帮茶商在江南占有相当市场，不少茶行栈、茶楼应为徽商所开（至今南京街头上大部分茶行仍为安徽人经营）。民国后，扬州、福建商人也在江南争市场，称镇扬帮、福建帮。江南茶商也远至外地行商，至迟在清代雍正年间，苏州花茶就大量运销东北、华北、西北市场。辽宁锦州市“天后宫”，在1727年重建碑文中，就有苏州“关东庄”茶商捐款的记载。抗战时南北交通阻隔，华北茶商无法深入福建等南方茶叶产地，便云集南京，从皖南等地购入毛茶，在南京窨制成北方人爱喝的花茶运回北方，可见“北方帮”茶商在江南也很活跃。

另外，江南及长江流域一带还盛行“茶会”，这是包括许多种商品买卖在内的交易活动。旧中国各行业、各商帮一般都有其约定的茶楼（馆）作为这种活动场所。商人在“茶会”上饮茶时商谈行市，其中上海的“茶会”最盛。（责编 张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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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这些“德”有助佛门修行。这也许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的时候，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修炼时常用的饮品了。如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水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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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程中，唯有宋代茶文化堪称精绝，达到了无所不臻的至高境界，且为当时乃至今日的优雅生活注入了情趣。饮茶文化的发展是从茶的形态变化而演进的。研究宋代的饮茶方式之点茶法，可以看到将固形茶碾成碎末煮汤点饮的背后其丰富的文化背景。它揭示出宋代茶道在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文化渊源。

一、点茶道形成与流行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时期。宋改煎茶为点茶，其独特的点茶击拂方式，包括斗茶的流行，都使宋朝的饮茶方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

（一）宋代用茶---蒸青茶

北宋初年，茶事与文化表现出较为繁荣的态势。刚登基不久的宋太宗颁下诏令，派专使到建州北苑制造帝王专属的龙凤团茶，用刻有龙、凤图案的模专门制造贡茶。贡茶精益求精，又造出小龙凤茶、密云龙、端云翔龙、三色细芽，最后郑可简创制银线水芽，即茶芽蒸熟以后，将外面一层剥去，取其心部一缕细嫩茶芽制成上面有小龙蜿蜓的“龙园胜雪”茶。至此蒸青团饼茶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 。

（二）点茶法之器具---建盏

宋人茶色尚白，点茶最爱黑釉盏，甚至认为非此不能表现点茶效果。这在宋人茶诗里常见吟诵，如苏轼（1037-1101）《水调歌头・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中“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诗中提到的兔毫盏是福建建窑（位于福建建阳县水吉镇）烧造的绀黑色茶盏。蔡襄（1012-1067）在《茶录・器论・茶盏》中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恢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除兔毫盏之外，油滴盏、变天目等也是建盏中的名品。建窑黑釉盏为点茶而设计。

（三）点茶法之流程---心灵的修行

宋代文人崇尚团茶，其独特的点茶击拂方式达到了喝茶前所未有的极致，宋代的点茶文化上升到了艺术体系中。宋代的饮茶方式自成系统，根据饮茶过程的记载，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风尚。宋人点茶法即将筛过的茶末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均匀，再注入开水，用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汤花。范仲淹（989-1052年）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就是对当时盛行的斗茶活动精彩生动的描述，读之令人赏心悦目 。

二、宋代茶文学的繁荣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创作的大量茶诗文方面，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澈、梅尧臣、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一）茶书的撰著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b《F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十二种。其中十一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周绛《补茶经》、桑茹芝《续茶谱》属于辑佚。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二）宋代茶诗

宋代茶诗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堪与唐代争雄。宋辽金元茶诗对当时流行的点茶、斗茶、分茶作了全面的反映，但在表现茶的境界方面，除苏轼等少数人外，其他人很难达到唐人的高度。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对茶叶生产和茶事活动非常熟悉，精通茶道，具有广博的茶叶历史文化知识。他的茶诗不仅数量多，佳作名篇也多。

（三）宋代茶画

茶画是中华茶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反映了在一定时代社会上的人们饮茶的风尚，而且茶画本身在中华民族瑰丽多姿的艺术宝库中还占有着光辉的一席之地。从历代茶画这一历史的长卷中，可以感受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中的许多方面。

宋徽宗1101年即位，在位29年，轻政重文，一生爱茶，嗜茶成癖，常在宫廷以茶宴请群臣、文人，有时兴至还亲自动手烹茗、斗茶取乐。亲自著茶书、作茶画，致使宋人上下品茶盛行。喜欢收藏历代书画，擅长书法、人物花鸟画。

文会图描绘了文人会集的盛大场面。在一个豪华庭院中，设一巨榻，榻上有各种丰盛的菜肴、果品、杯盏等，九文士围坐其旁，神志各异，潇洒自如，或评论，或举杯，或凝坐，侍者们有的端捧杯盘，往来其间，有的在炭火桌边忙于温酒、备茶，其场面气氛之热烈，其人物神态之逼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郁郁乎文哉”时代的真实写照。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如此都极尽的展现出宋代与饮茶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画卷，为今人领略丰富的宋代茶文化打下了辉煌的印记。

篇4

(一)种植技术创新在茶叶种植方面，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安溪茶农发现了“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这是茶叶种植技艺上一次重大创新，简化了茶树繁殖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产量，为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由贵族士族推向平民提供了可能。其具体做法是:在小满前后，选择新梢长势旺盛、芽叶性状较好的茶树，先在茶树周围挖一圈环状沟，翻松其表土，去除杂草根，将母树枝条向四周逐枝扭伤弯压固定于沟底，再把枝条上的小分枝扭伤朝上竖直紧埋土中，让新梢露出1～3叶。每株母树可以压条5～20枝，经过0.5～1年的施肥管理，每个小分枝长成茶苗后，即可移植至茶园。这种茶树无性繁殖法的发明，虽然繁殖系数较低，但克服了先前因采用种子繁殖致使种性退化、茶叶品质易变的状况，开创了中国茶树科学繁殖的先河，在中国茶发展史上是一次科学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在此基础上，民国年间安溪茶农进一步试验出“长穗扦插繁殖法”。

(二)制作工艺创新泉州民间数百年来流传着“苏良与乌龙茶”的传说。据说，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苏良的采茶、打猎能手，因长得健壮黝黑，乡亲们亲切唤他“乌龙”(闽南方言“乌”即“黑”，“良”与“龙”谐音)。一次采茶返回途中，苏良背着茶篓一路追赶并击伤山獐，抓获回家又忙于宰杀品尝，竟把茶叶搁置一旁。翌日清早炒制茶叶时，发现茶叶已经枯萎，叶缘出现如血丝般的红边，闻之却有一股奇特的香味，炒制后香气扑鼻。冲泡品饮，全无平常的苦涩，且香气更足，味更甘醇，众人品后啧啧称奇。苏良细细琢磨，终于悟出了其中缘由:茶青在茶篓中经过抖动，叶缘互相碰擦，从而形成红边，这样制出来的茶叶最终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经过反复实践，苏良将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艺传给了父老乡亲，大大提高了茶叶品质。苏良死后，人们为纪念他，将依照此法制作的茶叶称为“乌龙茶”。虽然民间传说不能等同史料，但传说往往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实践。在劳作中逐渐产生一种特定性新技术并世代相传，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安溪在历史上选育和繁殖了不少适制乌龙茶的优良品种，并在制造技术上精益求精，虽然缺乏较早的有关历史文献，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安溪与乌龙茶的创制无缘。”这是茶研究泰斗张天福先生在《福建乌龙茶》中的评说。乌龙茶采制技艺是中国传统制茶工艺的一大创新，对于提高茶叶品质，促进茶产业成长，传播茶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三)新种植技术及制作工艺的传播泉州茶农还善于吸收武夷茗茶等其他茶类的种植制作经验，融入提升铁观音种、采、制水平，推动泉州茶产业与茶文化发展繁荣。清初入武夷山天心寺出家为茶僧的同安人释超全(俗名阮旻锡)，写了《安溪茶歌》，为后人讲述了17—18世纪安溪人种茶、采茶、茶价、茶名、茶质以及外销的情况，还反映了安溪茶农仿效武夷茶采制方法制作铁观音的景象。其诗云: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瞆瞆，世道如此良可嗟。安溪茶农向武夷“漳人”茶农学习制作技艺，反过来也为武夷山茶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郭柏苍《闽产录异》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在这，“泉州人”主要来自安溪。

泉州特别是安溪的茶农在长期实践中，先后发明的“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茶树长穗扦插繁殖法”，以及乌龙茶制作工艺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至明中叶，安溪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已遍布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以及东部的不少地方，茶叶步入商品化时代。明嘉靖《安溪县志》载:“茶，龙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时人陈懋仁《泉南杂志》亦云:“茶，晋出者曰清源，南安出者曰英山，安溪出者曰清水、曰留山。”清雍乾年间，安溪西坪人发现并命名了铁观音茶树，以铁观音作为品牌，开启了泉州茶产业的崭新时代。乾隆《安溪县志》载:“耕于山者，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用者，不惮陟岩，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岁计所居入，以助衣食之不足。”安溪乌龙茶(“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清初主要分布在西坪、虎邱、大坪、芦田、龙涓、长坑、蓝田、祥华、感德、剑斗等乡镇;清末已传遍全县各乡镇和闽南永春、南安、长泰、漳平、漳州等县市，并且辐射到闽北各产茶县及广东茶区。清末著名茶商兼诗人林鹤年目睹了安溪山村“生意动林济，衫茶遍户栽”，“千里贱栽花，千村学种茶”的繁忙景象。

二、政府扶持、僧侣倡导、士人热衷: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传播的制度基础

唐末以来，泉州种茶、制茶与饮茶发展，与朝廷官府重视扶持以及文人隐士、佛道僧侣的提倡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政府扶持宋时，茶树种植已经普及泉州各县，从沿海丘陵到内陆山地，都有不少茶园，所产茶叶既多且佳。安溪是主要的产茶区，无论是寺庙或农家都已普遍产茶。宋初，黄夷简(935—1011)在《山居》诗中盛赞安溪茶叶“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说明宋代泉州安溪茶叶品质良好，制茶饮茶已有了一定水平。宋代泉州茶叶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政府扶持鼓励十分重要。这体现于:一是朝廷税收需要。当时，茶叶是重要的经济作物，茶利是税收的重要来源，政府从种植、加工到流通各个环节干预茶产业发展。宋代，泉州植茶面积比陆羽记载的唐代植茶面积扩大了2～3倍，政府对茶区实行民营官榷，即官府设有买茶场，负责向茶户买茶，然后将茶运到指定的榷货务交货。茶户生产的茶叶除一部分当作茶园的租税(折税茶)缴纳朝廷外，其余部分也悉数卖给榷货务，不得私自出售或藏匿不卖。这一度影响了茶户生产积极性，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行通商法，朝廷退出对茶叶经营的一切干预，规定茶户交了“租钱”就可以自由买卖。宋徽宗年间(1101—1125)，为了扩大朝廷财政收入，又陆续变更茶法，政和二年(1112年)确定新的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卖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其核心是在加强对茶户产茶监督的基础上，允许茶商与茶农直接交易，但茶商事先需到官方指定的机构出钱购买批发和零售茶叶的准许证。

这一购买费用称作“茶引”，它是国家以垄断者的身份对于茶叶批发经营征收的、介于垄断利润和手续费之间的一种费用。政府对茶利的高度重视，客观上促进了泉州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是促使海上茶瓷之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清以后，茶叶生产和茶法均承袭南宋格局并有所发展，泉州对外贸易步入巅峰时期，茶叶生产和出口增加。二是嗜茶成为统治阶层的一种时尚。从宋代开始风行的斗茶将一种近乎游戏的饮茶方式推升至全民性的饮茶习惯，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徽宗皇帝为此还撰写了一本极具专业水准的茶书《大观茶论》，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赵宋南外宗子的迁入泉州，大批皇亲国戚定居于此，带来了包括斗茶消遣在内的奢侈娱乐方式。为适应当时人们的饮茶风气，安溪桂瑶乡的桂窑以及邻近各县的窑场生产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供斗茶或日常品饮使用的青釉瓷、青白瓷茶盏和茶壶，它们与闽北建阳斗茶用的黑釉瓷茶盏形成鲜明对比，一起成为宋代福建南北两地斗茶的典型代表。据历次考古调查，从安溪县境内50多处宋元时期的古遗址、古窑址和古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与茶有关的器物造型，其中有泡茶、饮茶用的茶壶、茶盏等，反映出当时当地饮茶的流行。宋代蔚然成风的饮茶，极大地促进了安溪茶产业的初步形成。

(二)僧侣倡导寺僧学禅打坐，晚间不食不睡，茶既能解渴又能破睡，因此特别受到僧人的欢迎。中国自古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驻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说，古时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地产，僧人种植、生产、研制、品饮茶叶，其行为对民间影响深远。例如安溪清水岩和圣泉岩所产的茶叶品质优良，成为不可多得的名茶。据《清水岩志》载，该岩“鬼崆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倘遇陆羽，将以补《茶经》焉”。《清水岩志》载:“清水峰高，出云吐雾，寺僧植茶，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雾之霭，食之能疗百病。老寮等属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又载:“杏仁茶产岩前及林中，嫩叶赤碧色，形比黄栀较大，若似山茶叶，其质脆。采而揉之，汁沾手掌，绝似杏仁气味，蚁喜食之。岩僧尝采制为茶，泡时一杯止用一叶，或一叶杂他茶泡之亦可。多则味太浓。”除了岩茶、杏仁茶外，清水岩还产有一种“甜茶”，是由灌木似荆得嫩芽制成的茶，其味甘甜，有止渴消暑之功效，相传为清水祖师亲手培植。而位于安溪驷马山的圣泉岩，当时有一俗姓裴的高僧广为植茶，并向乡人传授植茶技艺，因此史志有“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之记载。

(三)士人热衷同样，由于茶有提神助思的功效，唐代科举制度的施行也对饮茶风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些隐士也热衷以茶会友、吟诗作对，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在一次接受龙安岩长老惠茶时留下一首诗:“泼乳浮华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醒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他还与名僧释宏道(号介庵)共同赏月品茶。相传宋末元初，江西弋阳谢枋得为避出仕，隐姓埋名，潜居安溪感德佐槐教书，竭力倡导垦荒植茶。种茶使村民改善了生活，民众感恩戴德，尊其为“茶神”、“茶王公”，作为本地境主崇祀，这一民间信仰延续至今。煎茶是古代乌龙团茶的泡饮做法，在泉州官宦诗人的笔下已描述了乌龙茶的身影。特别是宋代贡茶制度和种茶技术、制茶工艺的不断发展以及帝王和上流阶层的投入，渐渐取代了唐代由文士茶人与僧人主导茶文化的局面，民间茶风更加普及，茶坊、茶肆的大量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形成了有关茶的礼仪。宋末元初，阿拉伯后裔蒲寿宬《心泉学诗稿》中有多首咏茶赞泉诗，如有《登北山真武观试泉》、《西岩》、《约赵委顺北山试泉》以及《赠老溪孚上人》，其中不乏佳句，如“蹇驴破帽出近郭，裹茶汲井手自煎。泉鲜水活别无法，瓯中沸出酥雪妍”，“野茗春深苦，山泉雨后甘”，“煮茶与客早归去，落日前山路更多”等等，可见元代泉州地区种茶、煎茶、饮茶之流行。这种具有精神上象征意义的礼仪，随后在上层人家的婚嫁中也引入茶仪，且流入民间婚俗，也说明了泉州茶文化已经相当普及。

三、专业化、集贸市场、行商坐商: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传播的组织基础

唐宋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泉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造船技术日益进步，泉州港是国内外进出口商品最大的集散中心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泉州对外贸易步入繁荣发展时期。最迟在北宋，泉州茶叶便开始外销，如皇祐时(1049—1054)晋江县南部的大宅诸村广植茶圃，产品曾运销两粤及交趾(即广东、越南一带)。《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茶叶与瓷器、丝绸、酒等，同为海外各国渴望获得的重要出口商品，其中以茶瓷最为大宗。元代茶叶生产和茶法均承袭南宋格局并有所发展。清代，由于茶叶外销市场的大量需求，泉州制茶业的发展进入繁盛期，康熙初年，中国茶叶外销迅速增加，“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并一直延续到同治、光绪年间。此外，泉州茶文化还随着泉州人入垦台湾而传入宝岛，随泉州人移民海外而传播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

(一)专业化专业化种植、制作，专注于茶叶生产和制作，有助于提高茶品质量和市场化水平。17世纪始，中国茶叶大量外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茶叶一直独占国际市场，各个阶层的人纷纷加入茶叶的营销队伍，其中有商人、权贵、文人、茶农、寺僧等。在诸如安溪这样的茶叶主产区，一些富裕的茶农拥有较大的茶园，每年管理茶园、制作茶叶占用较多时间和人力，遂采取季节性雇工经营，这一部分人已经渐渐摆脱副业性质，主要转向以制茶业为生。据记载，清时安溪乌龙茶价廉质优，“茶亦曰茗，及荈也。龙涓、崇信出者多，惟凤山、清水岩得名，然少鬻于市。”也就是说凤山、清水岩所产的茶叶品质好，是不可多得的，而龙涓、崇信的茶叶产量大，占有市场优势。同时，清代的寺院、地主、商人参与制茶业颇深，比如寺院，自古以来寺僧除参禅念经外，从事植茶、制茶的很多，前述《闽产录异》“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即为一例，而安溪清水岩的寺僧也不例外。

(二)集贸市场集镇集市是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传播的枢扭和集散地。为适应茶叶生产与外销的发展，许多茶农和茶商自发在一些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汇集交易，逐渐形成了一些以茶叶加工和茶叶转运贸易为中心的城镇。这些城镇中商贾云集，茶行、茶栈众多，大量人口从事茶叶种植、加工或与之相关的行业，如包装箱制作、竹编生产，以及挑夫、搬运工、船工等等，茶叶的产业链已初具规模，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成千上万人得以维生。

(三)行商坐商商人是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传播的主要推动者。明末清初，泉州茶产业界开始出现一些行商，类似现代的风险投资者，他们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还直接投资茶园、加工，进入生产领域，或者放贷给茶农，采取预买制，坐收茶利，商业资本在茶叶经营中已经相当活跃，并且通过这种途径控制了一部分小生产者。更多的坐商开始出现，泉州一些茶农特别是安溪的茶农开始从生产领域进入销售领域，创办茶号(亦称茶行、茶庄)，专门从事茶叶营销，并逐步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在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以及广东的潮州、汕头、广州等城市，都有安溪人在销售安溪茶。据估计，清末民初，安溪人在本地和外地设立的茶号已达120多家，部分以外销为主。据厦门口岸海关资料记载: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间(1858—1864)，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达1800～3000吨，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吨，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英商胡夏米在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在他的记录中写道:“安溪茶，广州售价是十八两或二十两”，“合丰牌，一大箱安溪茶，广州市价约十六两。”据英商记录:1838—1939年，在广州采购安溪茶为10.6万磅，约合9万多斤。从1865—1881年厦门海关逐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及1882—1941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共60年)的资料分析可以得出，厦门口岸以出口乌龙茶为主，其中安溪茶占据主要部分，常驻厦门的茶商根据市场行情频繁往来于口岸和茶产区之间。

随着泉州人移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人数不断增加，除了在国内设立茶号营销外，泉州茶商也远涉重洋开辟茶叶市场。如乾隆年间(1736—1795)，安溪西坪尧阳茶商王冬在越南创设“冬记茶行”，咸丰年间(1851—1862)新康里罗岩乡(今虎邱镇罗岩村)林宏德制作“金泰茶”交新加坡“荣泰号”经销，光绪年间(1875—1908)西坪尧阳茶农王量、王称兄弟等6人将茶叶运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泗水、井里汶等地开设“珍春茶行”。此外，茶商王定安、张占魁在台湾合办“建成号”茶厂，经营乌龙茶，盛极一时。五口通商后，葡萄牙商人开始插手欧洲茶叶贸易，推动澳门茶叶市场发展，安溪茶商直接从安溪贩运茶叶到澳门出售。据安溪县崇信里峣阳乡(今西坪镇南岩村)王氏族谱记载:王三言，字永信，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早年植茶制茶，至不惑之年弃农习商，最初在漳州、潮州两地贩运茶叶行销，风霜雨雪，益增淬励。后来创办“梅记茶行”，梅记茶行之斗茶，竞订若鹜。并由此拓展海外业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遣季子金玉在台北创办“泰山茶行”;遣孙炳炎增设“梅记茶行”于吧城(印尼)。行商坐商在海外拓展，推动泉州茶文化在海外广泛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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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是广东客家人,所谓客家,就是客地而居,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客家人,他们靠自身的勤奋和族群的团结来开创事业。

温子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喝茶。大人也没有刻意去教,是如吃饭、睡觉般很自然的一件事,仿佛已经融入到血液中。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烧上,以前用烧炭的炉子,还有一把羽毛扇子,虽然没有现在的电磁炉那么先进,却觉得还是那时候的茶好喝,特别是那时候的水,没有被污染,很甜。

温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想着要去学习茶道,当时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茶道最早是起源于中国,后来才传到日本。日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传承都做得很好。学习茶道的地方进门就是一个小小的门框,不管来者身份高低,都要脱去鞋子,弯着身子进入,这里人人平等。茶道教会温子的不仅是怎样泡好一杯茶,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做人。

日本何以能够一如既往地将传统的茶道保持到现在,除了他们对茶的尊重,还有做茶人一代一代的坚持。

谈到“仙茶美”三个字的由来,温子笑说是因梦而得。人快乐得像仙人一样,一个人到了很高的境界,极致就是“仙”。“茶”则是一种缘分,以茶缘去结物识人,就会有收获;茶既生活化,又很艺术化,以茶这种大众都能接受的媒介去实现自己的事业。公司员工95%都是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但美不仅是外在的,美是善,以一种善良的心态去做事情,自然而然地就会有好的结果,这才是“美”。

篇6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而出的精华，文化的沉淀的而促使为地方形成一定的文化精神。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近距离地域也使得两国之间相交甚为频繁，这也是两国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追溯两国文化交往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与日本交往已有两千的历史，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以日本的茶道精神与文字等为例，从中皆可看到中国文化的身影。但毕竟中国与日本之间为两个国家，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发展方向以及历史不同，因此也导致两者之间的文化具有异性的差异。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缩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新、艰苦探索之手所创造出的，因此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发展历史下，中国更应坚持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坚定奋斗信念，自强不息，并将中华文化不断地推向世界，在继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弘扬优秀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两国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历史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见证，谈及历史发展人们将会想到日期以及相关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当今都将造成重大的影响，1972年中日建交公报的签订就是其中一重大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受到众多关注其重要原因在于首先，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渗透出了一种文化的特性，另外，两国交往通过文化相互渗透来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后代，这也是历史视域下文化交流多特有的特性。人类历史发展不能忘却历史，在历史长河发展下也使得民族文化形成以多元文化为代表的艺术形式[1]。实际上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中华历史的上下五千年造就了今天中国人自求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下形成的、实践下形成的发展观念。中国的独特的发展观念则来源于中国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东邻海洋，四处环山，西北边陲临近沙漠，这种环境也是养成了中华民族发展下的坚韧性格[2-3]。追溯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不论良好的影响方面还是坏的影响方面，这些促使中国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历史文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日本富有特色的文化，日本从地理上进行划分为岛国，因此历史文化也具有强大的鼓励性。古代中国历代朝代变迁，日本也曾见证了的中国各朝代的繁华，因此日本也在一段时间内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深受地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交往中也多呈现出不安等现状，时刻担心自身与他国之间的差异[4-6]。在日本发展上，“明治维新”事件影响深远，削番置县集中重要的权利，并以引进西方发展技术，这一历史事件则直接推动了日本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之中，也正是这一变革，使得日本未能卷入半殖民地的发展之中。探究日本的历史文化，不难发现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的茶道精神，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并颇具东方韵味，最早曾被称之为“茶汤”是一种以茶为饮品的待客方式。茶道多有讲究，如主人的穿着，动作，茶具等这些都有着一定的讲究，而这种文化艺术形式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方式流传至今。

二、历史差异化发展下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一）社会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分析

当前社会发展中任何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社会环境而独活，因此日常的社会交际不可避免，个体如此那么国家也亦是如此。社会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方式。日本的社会交际中多重视礼仪，因此也导致其语言中出现了众多的问候语，部分地区人们也将这种问候语语法形式称之为公式化的问候。例如，双方在交流中，必须进行正式的应答，如回到家中需讲到“我回来了”，而对让也需说“你回来了”，在吃饭之前需说“承蒙招待，我开动了”等，各种问候语也是日本人际交往中所不能或缺的方式[7]。

相比于日本的人际交往问候方式，中国就显得较为随和。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客套话语通常运用与陌生人打交道之中，而关系较近人之间则不需要过多的客套，但这并不意味着亲近之人之间不需要礼貌，而是讲关系亲近的人之间不必过多的客气。此种方式尤其体现在家人之间，家人之间若过于客气，则将会容易引发误会，误认为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公式化的问候方式中国人际交往中也有，如“打扰一下”，这一词汇多用于两个双方生疏的人之间，在麻烦对方或者打断对方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汇[8]。

总之，中国的问候语多用于交际会话之中，且多数是没有格式要求的，并且中国的交际问候可进行随意的调节，结合不同人群，以及不同交际地点都可进行调节，而相对于日本的交际用语多是较为正式性的。但实际上不论是交际用语其都是一种民族文化形式的表达，更是一种文化的展示形式。

（二）民风民俗之间的中日文化差异

两个之间的地域不同因此造就出的文化传承方式也将有着一定的差异，与日本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较为保守，而日本文化相应与较为开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保守思想与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之间息息相关，受到多年文化思想的禁锢，虽然国家倡导打开思维，着眼于世界，但此种保守的心态仍然深深的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9]。

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两国民风民俗之间的众多差异，以婚庆习俗为例，婚礼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婚礼中各种风俗习惯也皆渗透出当地传承的各种文化艺术风格[10]。在举行婚礼中不论各种布置，还是婚礼服等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式会场布置中有着一套系统的流程，首先新郎与亲友去新娘家接亲，到新娘家后，新郎与朋友需缴纳红包方可进入新房之中，而后为了多留新人相处时间，多采用藏鞋等方式，最终新郎怀抱新娘步入婚车。会场布置，通常为新娘家为结婚当日的前一天，主会场为新郎家，新郎家结合参加婚礼人数，摆放桌椅食物，并在会场中摆放气球，燃放礼炮等。待到吉时在司仪的见证下，双方完成婚礼。

日式婚礼会场具有众多的礼节，例如婚礼中男女双方需要通过多次的交杯来完成意识，此数量多为339次，在客场上，客人给新郎倒酒，新郎必须分为三次喝下，这代表着对客人祝福的答谢，而后客人之间相互的敬酒。而在婚礼会场中还有一点重要体现那就是，在佛前宣誓，这与西方教堂式婚礼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日式婚礼中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家人把“纸垂”剪成纸条，而后将纸条绑在树枝上，此种寓意着要将亲人的魂魄召回来，以此保证此对新人的平安幸福[11]。

（三）交往方式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历史中形成了众多派别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则中国具有代表特色的思想观念。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华数千年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从春秋时期开始，儒家思想便影响着我国社会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因此，在交往方式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与融合亦十分明显。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涕”。而“仁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儒家学派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及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和要求[12-13]。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所有思想著作、理论都是以“仁”为前提和基础，“仁”所体现的“爱人”、“仁以处人，有序和谐”等思想。除了儒教思想的渗透，也有其他各派别，如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以及后来演变而生的“天人合一”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更是几千年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这些一度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思想，并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我国具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团结共处，和谐共进，这种地理发展特征也要求着中华儿女应融合相处，坚持“仁爱”，广交天下，一同建设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交往方式中，中国人也更加喜欢交朋友、在汉语语言中常见的词语如“老朋友”一词，朋友之间相互交往，进而使得朋友逐渐成为一种家人，对待朋友坦诚如宾，当朋友遇到困难更会积极的深处援助之手，中国古典成语中更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等词汇来表达朋友之间的交往深情。中国人可以在任何场所中广交朋友，如饭桌之上，列车之上等。

日本交往文化中则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文化产业异常发达，有资料显示，其文化产业占CDP总值的20%左右，而其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十位。实际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日本在借鉴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也推动了本土文化的良好发展，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下也形成了当前日本的多元文化[14]。而这一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快速发展的岛国，其多元文化主义中也具有主要的发展脉络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等，这些文化也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向多元文化发展。多元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称呼，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中，多种文化相互交织与融合统称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与构成难以脱离人类社会发展，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日本在交往中认为与不熟悉的人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更不会因为习惯而养成的一点小事儿成为朋友，相对于社会交往则并不会积极主动，而对于请求别人的帮忙，日本人则是很少会强求他人。

由此可见，中日文化中国交往也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注重情感，看重朋友这些被誉为中华美德。因此，中国人在广交天下的同时，也应注重与朋友之间相处的度。而日本交往中的淡薄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相处冷漠，与此同时，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发展。各个国家相互借鉴吸取，方能更好地推动世界之间的交往[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见证，从历史视觉下探究中日之间的交往，可以得出两国文化有着众多的差异，而部分差异也是由历史差异演变而来的。基于此，本文从历史文化差异视角下探究了中日之间社会交际差异、民风民俗的差异、交往方式的差异，而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包括众多差异，本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与日本之间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下这些文化发展也逐渐趋同，并共同推进地球文明的前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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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阳.中日两国近代现代化比较及启示――基于文化视角的研究[J].新西部（理论版），2013（20）：168-169.

[5]李莹.近代中日两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和明治维新为例[J].科技展望，2015（35）：219-220.

[6]陈思思.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日语言差异产生冲突的问题因素[J].宜春学院学报，2016（04）：59-62.

[7]张婷婷.文化视角下的中日狐狸形象研究――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中心[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03）：69-73.

[8]Wang Dijiong.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J]. Business，2015（38）：121.

[9]史思雯.中日颜色词的文化含义对比――以“红、白”为例[J].赤子（上中旬），2015（23）：90-91.

[10]刘利国，何志勇.时代语境下的中日文化冲突格局及话语解读[J].日本研究，2012（03）：88-96.

[11]戴向东，刘文海，李晴，黄艳丽.中日传统家具品类的比较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1（08）：48-51.

[12]Yan Ni. Analysis of Sino Japan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he impact of Sino Japanese trade [J].Intelligence，2014（06）：282+284.

篇7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民族有自己固有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而文化又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语言新陈代谢的生命源泉。人们在交际时，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与头脑中的文化意识相互作用，由此完成交流的任务。一旦改变或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环境，或者文化因素得以寄托的语言系统发生变化，这种联系就要中断。单靠语言本身的概念意义，交流的任务可能难以完成，甚至完全失败。

英语影视片中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言，它们为汉语文化所不知，不熟悉，甚至难于接受和理解，这就出现了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影视翻译是翻译领域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影视翻译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如钱绍昌教授提出的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一般说来，与其他文学翻译形式一样，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也是较难把握的。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相关文化因素的理解。译者若缺乏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

如何处理文化差异问题?翻译界一直有“归化”和“异化”之争。持前一种观点者主张在翻译时将源语文化有的文化形象换成目的语文化中含有同样或相似联想意义的不同文化形象。比如古希腊的海伦与吉中国的西施，尽管两者在文化形象上相差甚远。但两者所代表的都是绝代佳人。其联想意义相同，所以在翻译中完全可以将“美若海伦”换成“貌比西子”。而持“异化”观点者则坚持保留源语文化中的形象，认为海伦是海伦，西施是西施，高鼻子，蓝眼睛的古希腊美人与淡扫蛾眉，朱唇半启的古代中国美人决不能混为一谈。其实，归化与异化，各有利弊。归化的长处在于，经归化处理过的译文，其文化形象都是译文读者所耳熟能详的，读来地道，生动，不会给读者带来任何理解上的困难：然而归化也有其弊病。“它是以把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并牺牲了大量附载信息为代价的。人们阅读完全采用归化法翻译的作品，严格说来只是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温习。而已失去了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异化的缺点在于异质文化的介入使译文晦涩难懂，加重了读者的负担：但也有好处，那就是将新鲜的文化因素引入了目的语文化。”扩大了目的语文化的含量。给读者以原汁原味的感受，增长了读者的知识。比如英语中有一句俗语“throw straws against the wind”，如果采用归化的译法，则可以译为“螳臂挡车”，读者一下子就明白这是比喻不量力的举动，很容易理解：如果采用异化的译法。就是“扔草抵风”，乍一看，读者肯定茫然不知所云，但多读几遍。想象一幅在狂风中拾起一捆稻草以抵挡风势的画面。再结合上下文，读者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指“自不量力”啊!读者在阅读中所费的时间和精力多了，但从此学到了“自不量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在处理文化差异上，归化和异化。并无孰优孰劣之分，采用哪一种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主要应取决于两个因素：1、译文的读者。译文的读者如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学者，则可以考虑采用异化；如读者是一般大众，则最好采用归化。2、译文的目的和用途，译文主要是用来娱乐，宣传，鼓励呢，还是学习新的表达方式，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前者宜采用归化。后者不妨用异化。所谓“翻译无定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小说等文学翻译中，译者还可能利用注解来说明译文中不容易理解的地方，而影视翻译中是不可能的。必须让观众一听就懂。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译者必须充分发挥其二度创造功能，创造性地将原作品的文化信息，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译语观众与源语观众在接受性上和谐统一，又要考虑本国观众的接受力。下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一、片名的翻译

一部影视作品能否吸引观众，好的译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惠南指出，影视片名的翻译“既要符合语言规范，又要富有艺术魅力，既要忠实于原片名的内容，又要体现原片名的语言特色，力求达到艺术的再创造”。要讲求“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和艺术性”，要能起到很好的导视和促销作用。比如，外国的影视片喜欢用人名和地名或事件发生的地点作片名，借以突出主人公的形象。而中国观众对外国人名和地名感到陌生、拗口。如果直译，势必会降低观众的兴趣。使导视及促销作用大打折扣。因此，经验丰富的译者往往从观众接受性角度出发，紧扣原片的主题和内容，译出了既有艺术性又有实用性的片名。如好莱坞影片Julia Roberts 2000年主演的影片Edn Brockvich译作《永不妥协》就是耐人寻味的佳译。影片主人公Erin的执著性格和永不妥协的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译者按字面把片名直译成《艾琳・布洛克维奇》就不符合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不但难以记忆也缺乏艺术感染力。再比如电影Thelma&Louise《末路狂花》、Dolores Claiborne《热泪伤痕》、Driving Miss Daisy《温馨接送情》、Few Good Men《义海雄风》等都是中文片名取的不错的例子，真要照原名翻的话，你会想看一部《赛尔玛与路易斯》，《桃乐丝・克莱彭》，《接送黛丝小姐》或者《难得的好人》的电影吗?的确，成功的片名是招牌。往往对整个电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审美观念的不同，有些英美观众可以心领神会的片名直译过来会令中国观众十分费解。如影片They，原片名对中国观众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甚至莫名其妙。而译名《恶梦缠身》无论从艺术性还是市场效应显然比译成《他们》更胜一筹。美国电影Marvin's room如果按字面翻译成《马文的房间》则显得很平常。译者独具匠心把片名译成《一切从心开始》，与影片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无穷。

二、对白的翻译

在《阿甘正传》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车上认识。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边，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阿甘独白了这样一句话：

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ught me how to climb.

如果采用直译的译法。则译文为：

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 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她教我爬树。

在欧美国家中，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汤中总会有这两样东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两个人关系亲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个比喻很恰当也很形象。观众由此得到了语言上的审美享受。然后翻译后的语言不仅不能使中国观众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而且还造成了观众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正式两国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在此，我们不妨采用归化法，将“象豌豆和胡萝卜一样”改译成“形影不离”这样译，既使观众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语言的生动性。

我们再来看影片《闻香识女人》中的一段对白：

Slide:so,what are you doing here,in this sparrow-fart town?

Charlie:I.I attend Bird.

施雷德中校：那麽，你到这个狗屁小镇来干什麽?

查理：我。我来博德学院读书。

Sparrow-fart如果直译，就是“雀屁”。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表示对某事物的不屑，汉语中常用的粗话是“狗屁”，因此在翻译时我们进行了形象的更换。虽然语言不雅，但却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对表现片中上校故作粗鲁无理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再看英国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一夜风流》里的一段台词：

Peter:Oh?This?Well,I like privacy when I retire.Yes,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respect.Prying eyes annoy me.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Err.maybe not as thick 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trumpet.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戈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耶利亚城墙”“约书亚”这两个词语均与《圣经》故事有关，而大多数中国观众对西方宗教文化是比较陌生的。为使中国观众理解这些词语在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使原文涉及的文化因素尽可能清晰的传达给观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对这段文字采取诠释法翻译。做如下调整：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戈城墙，虽比不上以色列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经过这样的润色，观众不禁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增强了文化内涵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傲慢与偏见》中有这样一句对白：

Mr.Darcy:lf the dragon returns,then,George will know how to deal with him.达西先生：那恶龙要再来，降龙将军自有办法。

这里的“dragon”指的是刚刚追着莉齐跑的在片中被班奈特先生讥讽地称为“一个非常罕见的宝贝”的令人讨厌的柯林斯先生，而“George”是达西先生风趣地用来指代自己的，来表达自己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莉齐摆脱和对付难缠的柯林斯先生。这两个词分别译为“恶龙”和“降龙将军”是归化翻译。“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传说中邪恶的怪物，而不是几千年中国龙文化中的龙。但两者也有相通之处，如形象怪异，本领很大等。“George”在这里并不是一普通男子名“乔治”，而是西方文化传说中的那个圣人。曾英勇地杀死“dragon”从而救出利比亚国王的女儿。

因此，把“dragon”就译成“龙”会使中国观众错误地有各种联想，不明其意：而“恶龙”则点明了该名词贬义的指称。同时。“George”译成“降龙将军”也明确了“dragon”和“George”之间的对立关系，让中国观众能即刻领悟达西先生英雄救美的殷勤意思。当然，英语文化中关于“dragon”和“George”的经典传说则无法传递给中国观众了，因为影视翻译没有注解。

篇8

造成这种文化时差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社会体制。香港已经建成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国大陆总体上还走在建设公民社会的途中；在公民社会中，个体是普遍的权利主体，习惯于理直气壮地向政府问责；前公民社会的成员则习惯于服从强权，压制他们眼中的弱小者；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时差，我们的学者批评港人，港人则批评自己的政府；前者将冲突归结为人性的弱点，后者则追查政府运作机制的欠缺。显然，这是两种精神高度不同的批评方式。

篇9

茶道是日本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一种表现日本人审美意识的艺术形式。茶道，即品茶之道，是人们追求精神境界与思想道德的过程。日本茶道虽然起源于中国，但在其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魅力。日本茶道对日本人而言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精神熏陶，它在饮茶过程中使人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伦理思想，同时通过饮茶品味人生哲学。

1 文化的形成及发展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八世纪，茶及茶文化就随游历中国的日本僧人传入日本。因此，中国的茶文化对日本茶道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对中国茶文化的研究、承袭，并结合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及日本人的独特个性，形成具有日本独特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据日本《茶经详说》中叙述：“本朝圣武皇帝，天平元年召百人僧侣入内讲般若，次日行茶礼。”由此可以看出，茶被当时的日本人视为来自天朝上国的珍贵药物，极为珍贵。由镰仓时代开始，由曾留学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品茶文化带入日本，荣西禅师通过对中国《茶经》的研究，写出了《吃茶养生记》，该书是日本第一部关于饮茶的专著，这也为日本的茶道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茶叶与饮茶只为上层社会所专属。在日本茶道中的抹茶也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直至正庆时代，在日本民间便兴起并流行“斗茶”。茶文化真正开始形成是在日本室町时代，此时茶树被普遍种植。随后，大应国师和一休和尚将饮茶仪式传入日本，在继承和发扬饮茶文化的过程中，村田珠光将禅道融入饮茶活动中，形成了典雅的品茗形式，开创了“茶禅一味”的草庵茶文化，成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到安土桃山时代，在以村田珠光和武野绍鸥为核心的日本茶道及其文化在千利秋时代大道繁荣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成为如今闻名遐迩的日本茶道文化。即便茶文化并非起源于日本，但是经过日本上层社会的引进和在普通民众之间流传发展的基础上，使茶道成为了一门具有深刻思想文化内涵的综合艺术。真正流行于当今日本的茶道则是在16世纪由茶道大师千利休所创立，千利休继承了前人在茶道文化中的修养，创立了强调环境幽雅、追求器具之美独具日本风格的正宗茶道流派――千家流。千利休去世后，由其后代继承其茶道技艺，分别形成了“里千家”、“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传至江户时代，建立了“传宗接代，不出祖流”的“家元制度”，“家元制度”为茶道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在当今的日本茶道流派中，最著名、人数最多则是“里千家”流派。如今，日本茶道流派众多，其中的三千家最为出名，除此之外，在日本仍存在着很多非主流的茶道流派。虽然每个流派之间的形式、手法不一，但总体来说，在思想精神追求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虽然茶文化并非起源于日本，但是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以及茶道中众多名家的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茶道文化，在当今的日本，作为传统的文化艺术使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竞相追逐。

2 茶道的文化内涵

十九世纪，日本的茶道及其文化进入了快速的发展阶段，并广泛的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对现代生活的日本人来说，茶道是集精神文化、道德修养、审美与社交相结合的行为活动，如今的茶道文化体系已涉及艺术、宗教、哲学、经济甚至是政治等广泛的领域，茶道文化体系已成为体现日本综合文化特色的主要途径之一。禅宗思想对日本的茶道文化影响深远，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在禅宗的思想基础上还包含了儒家、道家和神道等其它门派的不同思想。虽然这些思想相互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的茶道文化，但最终还是以千利休的禅宗思想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日本的茶道文化追求清、敬、和、寂的精神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文化的真谛之所在。首先，清所体现的是日本的民族习性人们试图通过对茶室、茶具的清洁要求来达到对自身心灵的净化。这正是千利休在其《南方录》中提出的：茶道的目的就是要在茅舍茶室中实现无垢的净土，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茶道文化追求清雅的环境要求。其次，敬是茶道文化中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部分，指参与到茶事中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都是互相平等的，即所谓禅宗佛教“心佛平等的精神”的体现。在等级区分严重的封建时代，这种追求平等的精神文化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同时这种追求平等的品质在日本神道精神中也有体现。在日本的道德礼仪中，“敬”不仅表达了对长辈的尊敬和对同辈的敬爱，同时，“敬”在日本人眼里也是“礼”的同义。在现代日本社会生活中，“敬”、“礼”无处不在，它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人本从小便接受严格的行为规范教育，既遵守做人的道德规范，也注重社会的行为规范，因此形成了日本人独有的“言行谨慎”的民族个性特征。第三，和即和谐，是茶事过程中行为与内心的和谐与和悦，是人与人之间追求心灵和谐默契的表现。使人们希望通过品茶进行思想交流，并增强彼此之间的感情。正所谓以和为贵，茶礼、茶乐乃至茶艺，无不广助人道之和，此乃人生哲学之真谛。有学者认为，和乃是贯穿日本精神文化的核心基础，是日本价值观的体现。最后，寂即放下心中杂念、思虑，达到心无所念想的心灵境界。寂与清合为清寂，是指人的内心从心有杂念至内心无虑的清净心灵的过程，茶道则是达到该境界的有效之手段。茶道之“寂”便是不与俗世同流之意，也是茶道所追求的最终之境界，即是茶道存在的意义。饮茶之人在茶道过程中独享寂静的个人世界，与世无争，真正感受到心灵的归属，是人们新的价值追求的起点。

3 日本茶道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3.1 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讲求“大和”精神的民族，其精神文化来源于其岛国特征、中国儒家思想及现代西方文化。从日本的茶道文化中可以看出，日本这样的一个由他国文化发展而来的民族，如今形成了具备自己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体系。正如日本的茶道文化追求纯净思想境界，以达到磨练意志、提升品性的目的。日本的茶道已成为提高本民族精神追求、完善民族意识形态和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工具，茶道的境界也是日本民众渴望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日本民族精神的形成。

3.2 对日本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

日本茶道内容丰富多彩，融合了日本音乐、文学、舞蹈等各种文化艺术的精髓，是了解日本传统文化艺术的有效渠道之一。在日本许多中小学以及高等教育中都有专门的教学课程，这在世界上是较为少见的，正因为如此，日本茶道被作为日本传统文化艺术在青少年教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就形成了日本人不断发展期传统文化艺术的途径。青年一代继承了前人的传统文化艺术，继而融入现代文化艺术因素，形成独具日本特色的文化技术特性。此外，随着日本文化在世界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通过日本的茶道了解、认识日本民族，也为日本文化的发扬光大铺平了道路。

3.3 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

日本的茶道文化也对日本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首先，日本茶道文化是日本民族精神、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独具日本特色，为此也吸引了世界众多游人对日本及其文化的目光，极大的发展了日本的文化旅游市场，提高了日本旅游及外汇收入。其次，随着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及传播，日本茶道及相关产品成为世界了解日本的途径之一，也使得日本的茶经济迅速发展。最后，日本的茶文化不H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人们对于茶、茶道及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也有利于日本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篇10

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影片陆续进入中国，译制片的观众不断增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大片的涌入，译制片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阳春白雪”，而成了雅俗共赏的大众娱乐品，观众如雨后春笋般陡然剧增。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层次和文化层次。从七八岁的小朋友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从文化程度极低的文盲、半文盲到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都能在观众中找到。观众的大众化分布首先必然要求影视语言的大众化，也就是浅显通俗。其次，影视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电影电视节目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可以提供资讯、传授知识，开拓眼界，促进了解，是多功能的现代化媒体。那么如果问及影视节目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答案应是“娱乐”。当人们经过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回到家打开电视机，或坐进电影院舒适的坐椅中，目的就是“娱乐”。通过娱乐放松身心，消除疲劳。

二、影视翻译的原则

1　译文语言通俗易懂

译文语言若是晦涩难懂、矫揉造作，肯定会导致观众失去兴趣。所以翻译时要通俗一些，让观众看起来明白易懂。当然，易懂并不等于粗糙，并不等于平淡无力。要采取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即适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如电影片名Hamlet译为《王子复仇记》就比《哈姆雷特》好，因为前者更适应广大的观众，照顾到了没有接触过英国文学的观众；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也颇为传神。“乱世”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佳人”又点明了影片的女主角，形象地展示出女主人公的坎坷的经历。1995年荣获奥斯卡6项大奖的经典影片Forrest Gump被传神地译为《阿甘正传》，而不是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西文化合璧的范例。译名借用鲁迅的《阿Q正传》点出这部电影是人物传记题材，“甘”出主人公的姓氏。更为巧妙的是，“阿甘”这个中国式的亲切称呼极易上口，深人人心，以至于影片获奖已过去10余载了，无数观众仍记忆犹新，为之津津乐道。再如2002年上映的Spider―Man，在台湾翻译为《蜘蛛人》，笔者认为就没有大陆的《蜘蛛侠》来得传神。这个“侠”字为西洋漫画增添了一分中国的侠士义气。而2003年全球火爆一时的美国好莱坞大片Catch me if you Can在中国却遭遇了令人大跌眼镜的票房惨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片名的翻译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部影片在国内的译名是《我知道你是谁》，不但读起来拗口，而且作为一部主要讲述FBI捉拿通缉犯的悬念迭出的侦探片的片名，却显得语气平淡，气势薄弱，根本无法先声夺人，引人入胜。大部分观众一看片名并不知道“你是谁”，故而理所当然地影响了票房收人。有人评价说，其片名的直译《有本事来抓我》或许都要略胜一筹。而比较一下这部电影在港台地区和海外的其他译名，如《逍遥法外》《智抓双雄》《神鬼交锋》《猫捉老鼠》等等，就不难体会到电影片名的翻译在技巧和原则上都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了。

因此影视剧的语言要尽可能地通俗一些，当然，“现代汉语里通俗化的语言有着极其丰富的表现力，它能反映简朴的思想，也能表达复杂的情感，关键在于能否使之生动活泼、准确自然。”

2　情节衔接顺利通畅

电影是一种视、听综合艺术，画面对语言可以起一种补充作用，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并不需要十分忠实于源语语言，缺失的信息部分可以由画面所负载的内容进行补充。有时候由于画面的制约，译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法，使得对话与画面吻合。

比如在《角斗士》一片中，一开始，Maximus正率领他的部下准备与蛮族一战。他的部将Quintus正在部署战斗前的准备工作。

Quintus: Load the catapults, infantry form up for advance,archers ready.

Chief archer: Archers?

Centurion : Nook !

Archer: Nook.

昆塔斯：投石器上好弹药!步兵排好前进队形，弓箭手准备。

总弓箭长：弓箭手?

百夫长：搭箭!

弓箭手：就绪!

对话中的两个nock有不同的隐含意义：前者是百夫长在传达上级的命令，指挥士兵把箭搭上弦，后者是弓箭手的回答，意思是已经按照命令把箭搭上弦了。如果直译为“箭已上弦”，则从听觉效果上来说，不如nook一词来得干脆。其时画面上闪过一排排弓箭手箭已上弦、蓄势待发的画面，因此译者把“箭已上弦”这个具体的回答改成“就绪”，只有一个词，和战争爆发前的紧张气氛相吻合，同时也体现了军人的一种干脆利落的作风。至于“就绪”的具体内容，观众一看画面便知道了。

3　文化差异的处理

但是，我们使用归化的方法翻译时要掌握好尺度，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理解问题的部分，我们应采取归化的方法。在《阿甘正传》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车上相识，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边，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阿甘独白了这样一句话：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tught me how to climb，如果采用直译的译法，则译文为：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她教我爬树。

在欧美国家中，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汤中总会有这两样东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形容两个人关系亲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个比喻很恰当也很形象，观众由此得到了语言上的审美享受。然而翻译后的语言不仅没能使中国观众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而且还造成了观众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正是两国物质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这种情况下直译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改译为“形影不离”。中国观众对“形”和“影”的关系非常熟悉，因为在汉语中有很多相关的成语，如形影相吊、形单影只、形影相随。这样译，既使中国观众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语言的生动性。再如英国电影《魂断蓝桥》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

Announcer’sVoiee：Atll：15 this morning，the PrimeMinister，speaking t0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 DowningStreet 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所云。大多数中国人知道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办公地方，但知道唐宁街是英国首相办公的地方的人并不多，因此如果加上几个字变成“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lO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中国观众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Kitty：Oh，take no notice，The old dragson make her writethat，

凯蒂：你别在意，是母大虫让她这么写的。

以上例子中，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造成了翻译中的困难。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龙”是皇帝的代表，是尊贵的象征，整个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一种会喷火的凶猛的野兽，是“邪恶”的象征，它在原句中指代“夫人”，把它翻译成“母大虫”显示说话人对她的厌恶。所以这时我们只能选择中国观众所能接受的文化意象来进行影片翻译。

而对于观众比较熟悉的文化知识，翻译时应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及文化特色，适当纳入西方文化。因为影视片是文化交流的渠道，通过影视片的欣赏，观众可以感受到异国风情和他们所特有的习俗，从而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如：在美国电影JFK《刺杀肯尼迪》中检察官Jim Carrisan有旬台词“We’ve au become Hamlets in onr country…”其中的Hamlets是中国观众都熟知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其文化内涵观众也不陌生，所以翻译时不必进行变动，可将其直译，不会影响到观众的理解。

又如在《闻香识女人》一片中，史雷德中校和查理在谈话，弗兰斯在外偷听，被上校发现，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Who’s there?That little piece 0f tail!Get out 0f here[Yeah…can’t believe they’re my blood，IQ of slogs，and themanner of bansees，

谁在那儿?那个小尾巴!滚出去!不能相信这是我的骨肉。又蠢又嚣张。

Bansee是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报丧女妖，女妖的出现或是夜间听见其哀号恸哭者表明亲属中有人要死去。Thenlanner 0f bansees意指举止嚣张、粗鲁。像这样一种民间传说中所特有的形象是不太可能找到相似的替代形象的，如果勉强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牛头马面、阎王之类的形象来归化，不仅令观众产生滑稽可笑的感觉，而且也没能传达出原有的联想意义。这时我们将源语的联想含义直接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