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的理论基础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商业模式的理论基础，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 F47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2-0075-02

一、旅游商业模式概述

（一）概念

根据被公众广泛接受的定义来讲，把支撑企业运行的各要素进行整合，形成具有高度的核心竞争力的高效率系统，为客户提品和服务，以达到长久盈利目标并最终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即为旅游商业模式。根据旅游产业的特点，将其商业模式分为收入模式、投资分期、营销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开发模式及融资模式七大方面。

（二）研究现状

言而总之，目前对于旅游资源商业开发的相关学术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主要研究在信息时代旅游商业如何发展，在保护文化的原则下拉动产业发展进行旅游开发的商业模式和相关遗址遗迹类旅游商业开发模式等等。并且，我国从古至今推崇“以人为本”，我国的旅游业“以人为本”的发展宗旨与旅游的商业利益性开发的目的不具有一致性。显而易见，我国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区参与理论的相关旅游资源进行商业开发的学术研究比较少见因此，基于社区参与理论来探究七三一遗址的旅游资源开发值得我们探讨，希望能够通过七三一遗址社区参与旅游的商业发展现状分析，找到合理的七三一遗址周边旅游商业模式，促进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周边旅游企业的合理开发与发展，打造周边商业的集群化产业，并最终拉动哈尔滨市平房区的发展和提高经济水平。

二、理论基础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与遗址旅游地发展相互影响的任何群体或者个人。该理论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将政府、企业、消费者等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机制考虑在内。旅游企业在想要获得利润的前提下，挖掘开发遗址旅游周边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政府与旅游企业的目标具有最大一致性，因此，政府与旅游企业应该形成稳定的互相支持合作关系。社区居民是旅游企业成功进行商业开发的前提保证，社区居民支持该项商业开发，并积极参与到此环节中来，例如为旅游者提供住宿，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保证旅游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及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更好地保证了旅游者在该地旅游的旅游体验，能够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前往该地，扩大客源市场范围。因此，社区居民与旅游企业之前应达成共识，互相合作，才能互利双赢。旅游者与旅游企业之间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是相冲突的，旅游企业应当在在赢得游客满意的基础上，赢得旅游企业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

因此，近年来旅游发展更加注重结合共生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深入研究在遗址旅游发展过程中，平衡各相关利益者的分配机制，寻求一种互利双赢的旅游商业开发模式。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以及两者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来保证各遗址旅游利益相关者稳定的有利共存的环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遗址旅游发展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共生理论确保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条件，能够减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矛盾。能够选择一种更好的模式，保证各方利益，形成稳定高效率的一体化关系。

（二）社区参与理论

社区参与是指权力人通过程序化的途径和组织，公开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过程。也是一种权力再分配过程，社区参与的表现形式有两种：组织化参与和非组织化个体参与。社区参与旅游能够扩大规模，增加旅游经济效益和减少负面效应。遗址旅游的商业开发难免会破坏目的地文化，社区参与旅游开发可以引入外资，增加旅游产品的开发，使得目的地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还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渠道，发展以人为本为思想的旅游业与中国传统理念相符合，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

此外，社区参与旅游能够将旅游业与社区相衔接，带动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出现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收益分配机制的不公平，而且社区参与相对与外来者，更加注重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维持他们的生存环境质量。

三、七三一遗址开发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七三一遗址概况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占地面积610万平方米。在二战期间，它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研究和生产的秘密军事机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作为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下来的二战期间规模最大的进行细菌战研究和试验的遗址群，它同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具有同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其目的是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在此目的的牵引下，哈尔滨市及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加强对731遗址陈列馆的建设改造，现已经成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处爱国主义教育性质的红色旅游景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是连接旅游与文化重要的桥梁与纽带，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基地。

（二）七三一遗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1.处于自发参与阶段，规模较小，单体参与为主要方式。现阶段，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遗址旅游现各利益相关者在某些方面的利益存在冲突。事实上，政府和旅游企业是遗址旅游地商业的开发、经营和管理的主导力量，他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中占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当地居民是个体，在利益分配机制中不具有优势，导致提供的旅游服务并不能使旅游者满意，旅游者不能完全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而且大部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中所占比例小，只有少部分的社区居民有能力提供旅游者所需要的优质旅游服务体验，并且保证能够持续经营和发展。根据实际访谈，大多数由于客源市场范围内顾客少或者经济来源不足以支撑其继续经营和发展而选择退出市场。由此可见，解决好遗址旅游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遗址旅游地商业成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不解决好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居民只能被迫退出市场而终止当前的利益关系。由此导致当前的遗址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是不具有稳定性，即现有的组织模式是不稳定的间歇共生模式。旅游收益分配机制是不公平的，这种非对称互惠模式有利于政府和旅游企业获取了大部分收益，当地居民的利益不足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不利于遗址旅游地旅游商业发展。所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遗址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必须进行改善，从而建立一种更为稳定合理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展旅游商业，形成规模庞大的社区参与遗址旅游商业圈。

2.深度和广度不足，无法形成与七三一遗址紧密联系的机制。七三一遗址周边商业以餐饮、住宿为主，以七三一遗址为核心的相关旅游产品有待进一步拓展。由于周边社区居民参与规模小，无法形成产业集群化效应。而且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等，无法满足其利益诉求会导致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难以形成。因此，无法与七三一遗址的旅游资源形成紧密的联系，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

四、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必要性

首先，社区参与旅游商业的开发与经营发展，各个利益相关者主动参与，能够丰富该社区旅游的旅游产品类型和内涵。其次，社区参与能够平衡利益分配，维持稳定的利益关系和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通过对七三一遗址旅游的开发能够意识到七三一遗址文化的重要性，有利于保护七三一遗址的文化，并将其传承下去。

五、七三一遗址旅游商业模式开发对策

根据实际走访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遗址具体情况，针对七三一遗址社区参与旅游的现状，从商业模式中的管理模式和开发模式，对哈尔滨七三一遗址旅游商业模式进行系统的研究设计，以此保证各利益相关者能够最大限度的参与到七三一遗址旅游开发中来，从而实现七三一遗址周边社区利益最大化，保证哈尔滨七三一遗址旅游不仅为旅游者所满意，更为社区居民所满意。

（一）管理模式

哈尔滨七三一遗址旅游管理机制体系内，政府作为七三一遗址旅游商业开发过程中的主导力量。一方面，遗址地旅游商业发展初期，政府应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其管理职能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设备建设的条件，加大环境整治和宣传推广等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代表着社区居民的基本利益诉求，在遗址旅游开发过程中起着监督和管理作用。而且，政府参与到旅游开发活动中，能够为当地旅游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商。因此，结合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旅游周边商业开发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结合“当地政府主导、旅游企业主体、社区居民参与收益”的旅游开发理念，将七三一遗址旅游商业开发管理模式设计为当地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三维一体的多元组织模式，让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提高社区参与深度。

（二）开发模式

相比于其他形式的旅游，遗址旅游的社区参与度不占据优势，社区居民有时无法参与和收益。在七三一遗址旅游开发中，由于其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又可将其定义为黑色旅游。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该类专项旅游的开发逐渐被重视。因此，应该依托于其黑色资源的性质，建设开发以死亡旅游为核心的组合产品组合模式，拓展遗址旅游的深度与广度，树立七三一遗址旅游品牌。例如，打造以化学实验为主题的体验式旅游，开展体验性旅游产品等，发挥其教育意义和宣扬爱国主义情怀的同时也普及了科学知识提高社区参与度，来形成旅游产业支柱。打造哈尔滨七三一遗址旅游的产业综合开发模式。

六、结语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基于社区参与理论的商业模式是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 考 文 献]

[1]M.Blumer. The Social Basis of Community Care[M].London： Univin Hyman Ltd，1987.330-348

[2]王小莉，衣玮，林峰.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大遗址开发的商业模式探索[EB/OL].绿维创景，2010

篇2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企业竞争优势或价值创造的源泉在哪里，或者企业绩效异质性的成因是什么？这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最核心但也是最困难的研究议题，战略学者们也为此坚持不懈孜孜以求。20世纪60年代，Bain和Mason提出“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Porter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尝试从企业外部的产业组织及竞争结构的视角来探讨该议题的答案，提出是不同吸引力的产业竞争结构导致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Rumelt和Barney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企业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s，RBV），试图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战略要素来探寻该议题的解答，认为稀缺的和异质性的资源是企业绩效的源泉。类似地，20世纪90年代初，以Prahalad和Hamel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企业能力观（capability_based views，CBV），认为隐藏在资源背后的能力具有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性，是竞争优势的本源。进一步地，20世纪90年代末，Teeee等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演绎出动态能力观（dynamic capabilities views，DCV），提出对能力进行管理的能力，这种更为抽象和特殊的动态能力才是竞争优势的源泉。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兴起，以及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指数的迅猛增长，实务界和学者们提出了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BM）的概念，并以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 modelinnovation，BMI）来解释竞争优势或者绩效异质性的源泉。时至今日，竞争优势本源的理论解释和框架工具依然是“百花齐放”，商业模式并没有替代其他流派成为主流。商业模式（BM）是指跨越核心企业边界的互相依赖的运营活动体系，或是将技术价值转化为顾客价值的一系列流程，或是界定为企业向顾客传递价值并诱使其付款而获利的方式，或是企业构建价值网络及创造、传递、获取价值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BM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更直接地回答价值来源的议题。商业模式创新（BMI）与竞争优势和价值的因果关系，虽然历经15载的进化，在战略、创新和营销等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也伴随着“百家争鸣”式的批评和责难。学者们批评BM的概念五花八门，构成“包罗万象（all-encompassing）”，功效是“故弄玄虚（ad hoc）”和“混淆的（confusing）”，因而BM是“新瓶装旧酒（old wine in a new bottle）”、“借壳隐喻（skeumorph）”、“完全多余（strong on redundancy）”、“缺乏理论基础（weak on theoretical grounding）”、“存在悖论（paradox）”、“毫无价值（little value added）”，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则是“渺茫（hopeless）”或者“沉闷（dreary）”。

因此，本文旨在梳理BM的学术争议，理清BM与价值创造之间关系的主导逻辑。首先，本文将追溯BM的衍生背景及其理论渊源，梳理BM研究在概念、构成、主导逻辑等层面的正反方学术争议的焦点及其缘由。同时，本文尝试重构BM“构成-属性-价值”的主导逻辑框架，提出该框架的理论依据及应用价值。最后，阐述BM传承了传统的创新理论、战略网络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基础，并且沿用价值网络以及平台经济学等现论基础，论证BM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及作用机理与这些理论是内在统一的。

1.梳理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学术争议

BM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Management Science》、《Harvard Business Review》等顶尖学术期刊发表了诸多相关的论文，甚至《Long Range Planning》在2010年和2013年、《strategic Organization》在2013年、《R&D Management》在2014年分别出版了BM研究论文的专刊。经理人、咨询师、商业刊物出版商以及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化时代企业赢利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遇到极大挑战，互联网时代中企业成功可以归因于BM的成功。但是，BM重要性认识的极高水平与BM共识的低水平之间却存在很大的落差，进而使部分学者开始质疑该术语在管理学文献中的价值。如，Porter提到“BM方法对管理学是一个误导（faulty think）和自我妄想（sel-delusion）的杜撰”。下文逐一梳理学者们在BM的分析单位、内涵、构成要素、理论基础方面的争议。

1.1商业模式能作为分析单位吗？

BM能否作为价值创造的基本分析单元，这是该领域首要的学术争议。对于BM能否作为价值创造的基本分析单元，持反对意见的，下文简称反方；持同意意见的，简称正方。质疑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BM作为分析单元，与现有分析单元是交叉重叠的，缺乏独立性。BM被认为是高度依赖特定情境、特定企业或者特定时间，即BM不是独立于企业、产业或者国家层面的，因而缺乏独立性。②BM作为分析单元，缺乏独特性。如前文所述，在之前的竞争优势本源的理论基础中，从微观要素来看，“资源”和“能力”已成为价值分析的单元；从企业层面来看，“价值链活动”等是基本分析单元；从产业层面来看，“战略群”是基本分析单元；从网络层面来看，“网络”是基本分析单元。反方认为，在现有文献中，BM作为分析单元，最终都是与上述基本单元相关联的，只是“借壳隐喻（skeumorph）”的新花样。如，Amit和Zott把BM作为独立的分析单元，但是却把它界定成交易的分析层次，并以此度量它，而Morris等认为BM是介于运营流程与战略之间的，体现了运营、策略与战略（operational vs.tactical vs.strategic）三者之间的差异，而Malone等认为，BM的分析边界应当是介于产业层次和战略群层次之间，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它介于战略群和资源之间，况且每个企业都存在某个BM。因此，BM没有显示出作为新分析单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正方则对此提出反驳，认为BM分析边界应当定位于企业和网络之间，即专注于核心企业，但是跨越核心企业边界，包括了核心企业创造或传递价值所交互的利益相关者。如此说来，虽然BM与其他分析单元是相关联的，但它是不同的。事实上，BM与其他分析单元是相关联本身就不是个问题。反而，它需要进行多个层次的研究和整合不同的理论视角。与此同时，每个企业都拥有各自的BM，这并不意味着BM这个概念作为分析单元缺乏差异性，或者没有战略意义。BM是否能够作为新的分析单元，关键在于该术语能否被学者们持续下去。当然，Zott和Amit也提醒“学者们有责任要谨慎地清楚地界定好BM的内涵及其分析边界”。

本文认为，界定好分析边界是探讨新术语内涵、构成及其功效的前提基础。如前文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解释企业绩效成因的理论从S-C-P-RBV-CBV-DCV-BM不断进化，分析的基本单元从产业-资源-能力-动态能力-商业模式演变，呈现从宏观-微观-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趋势，从外部-内部-内外结合的趋势，从有形的具象的-无形的抽象的-具象和抽象结合的趋势。因此，“分久必合”的趋势，需要正反双方不断探索，透过现象看本质，简化互联网商业世界中复杂的网络关系，将已有的分析单元（资源、运营活动、顾客、网络关系）整合成内在一致的独立的分析单元。

1.2商业模式的内涵清楚吗？

反方认为BM缺乏一致的术语定义。Arend指出虽然术语一致（terminological convergence）在战略或创新创业管理等领域并非是必要的，但是，目前BM的定义显得太空泛，甚至包括了矛盾的表达。界定BM的术语五花八门，如某种陈述（statement）、描述（description）、表现（representation）、架构（architecture）、概念性工具或模型（tool or model）、结构性模板（structural template）、方法（method）、框架（framework）、模式（pattem）、集合（set）、逻辑（logic）。界定BM的内涵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Casadesus-Masanell和Ricartt认为简单竞争环境下BM与战略是一一对应的，Teece认为BM对应于战略的核心问题，Borgh等认为BM与创业机会的利用开发相关联。Bock等提出BM既不能理解为与产品或运营创新相关，也不是响应现有市场的更好方式，而是多个维度的增长战略。因此，反方质疑学者们没有明确BM的内涵，自然也就显得“价值不大”。

正方学者对此质疑无可奈何，但也不完全同意。一方面，正方完全同意反方所说的有必要提供一个简洁和清楚的BM定义，否则BM的“对话”将会引起歧义、模糊、混淆；另一方面，BM与现有概念交叉重叠对BM的某些研究议题是个问题，但并非对所有的议题都是问题。反方只是简单地假定只存在单一的、完全共识的BM概念，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无须反驳。进一步地，Zott和Amitt指出Arend尝试区分“商业的模式（business model）”和“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前者强调商业，后者强调模式）似乎是“故弄玄虚（ad hoc）”和“混淆的（confusing）”，况且Arend把BM定义为“传统企业如何运营的描述（description）”是空泛且不准确的，更不应该在此基础上指责BM领域的研究是“渺茫的（hopeless）或者沉闷的（dreary）”。类似地，Zott等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深度分析，观察到BM定义向主题一致的收敛趋势。正方学者坚信，即便缺乏唯一的、共同的定义，BM的研究仍然可以取得进展。因此，该领域的现状也并非如Arend所说的毫无是处。

本文认为，理清BM的概念及未来研究目标是更好地回答BM“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重要前提。因此，需要正反双方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的判断，在BM的内涵上尽快达成共识，学术上强调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因果逻辑”，实务上关注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基本框架”，相互促进，使之成为学界或实务界更有效的“共同语言”，更好地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1.3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明确吗？

反方认为BM构成要素是不明确的，一方面构成要素“包罗万象”，另一方面，不同文献构成要素数量都不同，从3个要素到9个要素不等。①战略视角下，学者们倾向于将BM看作是企业实施公司层成长战略或业务层竞争战略的交易活动体系。Amit和Zottt认为BM是以利用商业机会创造价值而设计的交易活动体系，它包括交易内容（活动体系）、交易结构（活动问的联系）和交易治理（活动主体间的关系治理）3个要素。Casadesus-Masanell和Ricart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BM是由诸多相互依赖的活动所构成的活动体系，如价值链活动、顾客选择、产品或服务选择。②营销视角下，学者们强调BM是为顾客创造和传递价值而创造企业价值的基本原理。Osterwalder认为BM包括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和重要伙伴等9种要素。③技术创新视角下，学者们则将BM当作是技术价值的“转换器”，即创新性技术经过某种独特的BM来商业化而实现经济价值。Chesbrough认为BM包括价值链、价值网络、赢利模式等6种要素。④还有一些学者将上述不同视角综合起来考虑。如，Johnson等提出BM包括顾客价值主张、核心活动、核心资源、赢利模式等4种要素。总之，商业模式研究“虽然吸引不少学者的关注，但仍是“不稳定的研究框架”，因为商业模式框架本身的不一致性”。对此，正方代表Zott和Amit也同意BM构成要素的确是“五花八门”，包括了企业所有的要素：资源、活动、产品、价值主张、激励、组织政策、收入来源和成本结构等，这使得人们难以识别BM不是什么，它与企业在整体上是如何不同。因此，反方指出BM在某些重要的层次上缺乏一致性，没有界定清楚它的内涵和构成，很难去分析其理论价值。

正方认为这个意见是一个“有效的提醒”，因为它的确需要更合理的概念界定，以更好地在概念上和实证上区分于现有文献中相关概念。从统计意义上，BM构成同样需要实证证明其构架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和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因此，学者们如果泛泛地界定BM的构成要素，是缺乏特色的，并会导致模糊、误解和重叠。

本文认为，BM框架的衍生目的在于为企业经理人向利益相关者阐述价值创造时提供了某种有效的“共同语言”和可视化的认知工具。但是，五花八门的构成要素，表明BM远未达到该目的，其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盲人摸象”的现象，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摸到BM这头“大象”不同的部位，从而归纳出不同的构成要素。因此，需要学者们在BM"是什么”上多传承、少自作主张，即结合BM的组合内涵，内部过程包括要素层的资源能力、产品层的价值主张、价值链层的运营活动，外部过程囊括顾客层的价值主张、网络层的价值网络，结果包罗收支层的赢利模式，即“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赢利模式”，内外平衡和重点突出。这样可以让学者们把研究精力放在解释和论证“为什么”和“怎么样”相关的问题上。

1.4商业模式的理论基础坚实吗？

反方认为解释BM及BMI创造价值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现有理论的应用也存在不一致。一方面，不同文献在某些基础假设和命题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文献应用不同理论从不同视角解释BM创造价值的源泉。如，Amit和Zott应用交易成本理论、企业资源观、价值链分析等解释BM创造价值的机理，而Chesbrought则从技术创新、开放式创新的视角来解释价值创造的机理，Osterwalder从营销学上的顾客及其价值主张的视角来论证BM与绩效的关系，Casadesus-Masanell和Zhu则从博弈论的视角予以阐述。不同理论视角侧重于BM不同构成要素的作用，因而得到多样化的解释。与此同时，现有文献较多沿用传统的理论，如价值链分析、企业资源观、交易成本等理论，较少借助前沿理论方法解释价值创造的源泉。

正方对此也提出相应的批评意见。Zott等推断，原有孤立的分析框架已难以全面解释BM的总体价值创造，每一种理论在解释价值创造时都存在局限性，尤其是考虑到高度相互关联的电子商务市场；同时各个主要理论存在交叉，并不存在单一的普适性的理论来解释BM的作用，因此，整合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BM价值创造源泉是更有效的。

本文认为，正反双方都承认BM实践是先于理论，关键在于两者的差距是相互驱动还是相互牵制。该争议也表明学者们在解释BM创造价值的“为什么”方面似乎遇到了理论瓶颈，呼唤结合当下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情境下BM创新实践的新理论解释。一方面，传承传统竞争优势或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如企业资源观、价值网络、交易成本经济学等，另一方面，引入动态能力观、平台经济学等前沿理论，构建内在统一的组合理论，更有效地论证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和赢利模式等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实现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因果逻辑。

1.5商业模式创新能创造价值吗？

反方质疑BM能否创造价值，主要依据是两者的因果关系缺乏有效的实证证据支持。现有文献只有很少量的大样本研究，大多数研究是定性的。如，Markides指出BM创造价值的诸多结论绝大多数采取了概念性或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少量应用案例研究来验证，缺乏清楚的理论基础，他还发现与BM相关的4500篇论文和36部专著中，仅有9篇研究是大样本的计量实证研究。现有实证方法也存在诸多局限，如多采用传统的调研问卷，“MBA学生成为打分专家”，等等。进一步地，Arend还对发表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的Zott和Amit两篇重要实证论文进行评论，批评它们检验BM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时，没有对其他变量创造竞争优势的效应进行控制，如何时区分文中5种相关理论的效应，缺乏特定企业所产生效应以及外部环境影响效应的控制。

正方虽然同意反方所提出的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的观点，但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表明，已有的实证研究支持BM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普适性实证研究也应当遵从理论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正方代表还从其他学科的发展速度来反驳反方的观点，因为新兴理论的发展是缓慢的，验证需要较长的时间。Zott和Amit举例说，企业资源观（RBV）在出现重要的实证研究之前，早就被广泛地接受，且用于解释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ity）与绩效的关系，更何况BM的研究才历经10余年的时间。

本文认为，BM实践先于理论，反过来理论还需要实践来印证。该争议也表明学者们需要在研究方式方法上进行突破，扎根田园积极实践，从中归纳更科学、更合理的规律和经验。传统解释价值创造的框架过于单一、侧面、失衡，BM正是顺应跨界互联互通的网络化趋势孕育而生，它跨界不同视角的分析单元和组合不同理论来论证价值创造及分配的因果逻辑，以更有效地解释新情境下企业绩效的异质性成因。

2.重构商业模式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

根据上述讨论，BM的5个争议的核心是：构成、功效及理论基础。本文尝试将BM的“构成-属性-价值”的关系归纳成“543”主导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BM的构成要素是基础，基于Johnson等、Osterwalder、Chesbrough文献，即价值创造过程的内部层面选择“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为要素，外部层面选择“顾客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为要素，而价值创造的结果层面选择“赢利模式”为要素，将BM细分为价值主张（VP）、关键活动（KA）、核心资源（CR）、价值网络（VN）和赢利模式（PM）5个模块。BM的内在属性是驱动BM创造价值的重要动因，基于Amit和Zott、Zott和Amit的论文，从构成模块、组织载体、微观要素、运营过程4个方面识别内在属性，即构成模块的新颖程度、价网络关系的相应特征、微观要素的存量和增量、运营和交易活动的效率等。因而本文借助Amit和Zott两位学者所提出的新颖性（N）、锁定性（I）、互补性（C）和效率性（E）4个术语来表示上述4个方面的内在属性，并且整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其内涵和作用机理进行演绎和延伸。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VC）是BMI的结果，即VC=f{N；I；C；E}，基于Osterwalder、Teece等文献，将价值细分为顾客价值（CV）、企业价值（FV）、伙伴价值（PV）3类价值，因此，VC（CV，FV，PV）=f{N；I；V；E}，其中f为某种函数。

（1）新颖性（N）是从BM的构成模块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客户细分、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和赢利模式等5大构成模块的新旧程度。BMI通过调整5大构成模块或者它们的组合关系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1（H1） 商业模式新颖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2）锁定性（I）是从BM的组织载体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构建包括多个主体的价值网络或者平台等。BMI通过跨越企业边界构建网络关系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战略网络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2（H2） 商业模式锁定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3）互补性（C）是从BM的微观要素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价值网络中不同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的交叉和依赖程度等。BMI整合不同的资源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企业资源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3（H3） 商业模式互补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4）效率性（E）是从BM的运营过程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BMI运营过程中效率的高低。BMI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交易成本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4（H4） 商业模式效率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543”框架的应用价值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该框架较直观地构建BM的构成模块、内在属性及其结果的因果关系。同时，该框架为理论上的质性分析或者实证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也方便各个变量的度量。再次，该框架为BMI的实践者提供重要的指导框架，遵循普适性的标准来判断BM的创新时机，采取合适的创新路径来更新BM。此外，本文认为探讨BM与价值创造的因果关系除了从BM本身的构成外，更应当从BM的内在属性来推导和论证。正如前文理论基础的分析表明，每一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解释BM创造价值的源泉。但是，表面上看来，每一种理论在解释价值创造时都存在局限性，而且价值源泉的多样性，也产生了价值来源的准确性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强调四种理论的内在统一作为建立“543”框架的理论依据。换句话说，上述四种理论与BMI的相关性并非是独立的，它们还相互交叉共同解释BMI实现价值共创。

3.厘清商业模式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及其作用机理

针对上述主导逻辑，下文进一步梳理现有文献中BM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及其解释，论证上述“543框架”中4个命题的理论依据。本文将解释BM创造价值的理论发展脉络梳理如图2，分别从BM的构成模块、组织载体、微观要素、运营过程4个方面，借助熊彼特创新、战略网络、企业资源观、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理论来识别价值动因，并且解释BM的价值创造。

3.1熊彼特创新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构成模块来看，BMI本质上是对构成模块及其组合进行优化和重构的过程，与熊彼特创新理论（Schumpeterian innovation）是统一的。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①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因此，创新包括了新市场、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原材料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等5种类型。②创新能够创造价值，即“熊彼特租（Schumpeterian rents，sR）。上述5种类型的创新是价值创造的价值动因（value driver），这个观点是熊彼特理论的核心，其作用路径是“新技术-资源新组合-新产品-新生产方式-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即：SR=f1（vd11，vd12，vd13，vd14，vd15）。SR表示熊彼特租f1表示某种函数关系，vd11、vd12、vd13、vd14、vd15分别表示新市场、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原材料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5类价值动因。下文函数f2、f3、f4，以此类推。也就是说，熊彼特创新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源的新颖的组合作为新产品或者生产方式的基础，进而导致市场和产业的转型，最终促进经济发展。类似地，BMI本身是某种“生产函数”的变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利润的创造或获取（见表1）。

1）熊彼特的5种创新类型与BM构成模块的变化本质上是异曲同工：新市场（vd11）体现为发现或者创造新的客户细分市场，新产品（vd12）体现为创造了新的价值主张的产品，新生产方式（vd13）和新材料（vd14）来源则体现为价值链活动的变革，新组织形式（vd15）则是构建新的价值网络关系。BM的创新体现为企业家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f1）”，即客户、价值主张、关键运营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赢利模式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把某种从来没有的BM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组合”引入运营体系中去，创造新的BM，而“新组合”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利润，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

2）顾名思义，熊彼特创新与BMI在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即客户、价值主张、关键活动等BM构成模块的组合发生某种变化，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从而创造某类熊彼特租（SR）。首先，两类创新都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也就是它们是从企业体系内部发生的，并因此创造了新的变化。其次，两类创新都是某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不管你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问题。”这就充分强调BMI的突发性和间断性的特点，主张对企业成长过程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此外，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而言，“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即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而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这与颠覆性创新的观点是统一的，因此，BMI常常伴随着组织形式的调整。

3）熊彼特创新理论随着时间而进化出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破坏式创新和价值创新等。事实上，这些创新类型也逐步衍生成某种典型的BM类型。如，开放式创新不同于封闭式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外部及内部创新资源，通过创新市场商业化内外创新资源以提升技术水平”的创新范式。类似地，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跨界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而颠覆式创新则是从市场和价值主张创新的视角来探讨商业BMI。颠覆性技术出现后，先从非主流或低端市场开始突破，随着颠覆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一步步蚕食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最终取代传统技术或产品的主导地位。开放式创新可以理解为资源组合层面的创新，协同创新则是组织层面的创新，而颠覆性创新则更多体现市场层面的创新性。它们一方面体现为某类BMI，另一方面，其理论也为BM的理论基础“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BMI作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情境下新的创新形式，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熊彼特创新、破坏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价值创新等理论是内在统一的。因此，命题H1的理论推演可借助这些创新理论及新进展。未来研究应用这些新旧理论，论证BM内在属性之一――新颖性（N）创造价值的机理，即BM构成要素及其组合关系的新旧程度如何创造价值，一方面考察BM构成要素的变化或者更新，包括客户细分市场（CS）、价值主张（VP）、关键活动（KA）、核心资源（CR）、价值网络（VN）、赢利模式（PM）5个方面的调整变化，尤其是价值主张由功能化向情感化和体验化、商品化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的进化；另一方面，重点关注BM构成要素之间相互组合关系的更新调整。应当注意的是，新颖性是相对而言的：从纵向的时间层面来看，相对于本企业以往的BM而言的新旧程度；从横向的空间层面来看，相对于其他企业，尤其是现有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

3.2战略网络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组织载体来看，BMI本质上是跨越企业边界构建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网络以实现价值创造、价值转移和分配的过程，这与战略网络理论（strategic network theory）是统一的。战略网络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①战略网络理论把网络看成是介于市场与单个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它是在电子商务模糊了传统的价值链和企业边界的情境下，不同主体形成优势互补共同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s）。本质上，大多BM研究者或明或暗地将BM与价值网络关联起来，Chesbrough、Amit和zott、Osterwalder等学者都明确以价值网络作为BM的重要构成要素。②战略网络理论以单个联盟关系作为价值分析的基本单元，进而用关系数量、关系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结构洞、嵌入性等术语用于刻画关系特征和网络特征。本文可以将战略网络创造价值的价值动因归纳为关系广度（vd21）、关系强度（vd22）、网络密度（vd23）。同样地，这些也是BM创造价值的驱动因素。③联盟和网络关系创造了价值，即关系租（relational rents，RR），因而，RR=f2（vd21，vd22，vd23）。

下面具体从关系租、博特租（Burt rents）以及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分析网络关系创造价值的内在机理。

1）联盟关系创造了关系租。BMI本质上是建立了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基于交换关系产生的价值就是关系租（RR）。交换关系包括核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沿着价值链方向所建立的纵向或横向关系，具体包括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竞争对手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基本假设是，不同主体共同新创某种开放型的BM，为了从某种跨界的网络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愿意做出长期承诺和建立信任。关系租说明合作网络状态下企业之间的交易并不完全是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中为获得利润进行一般市场交易关系，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紧密互信的长期关系之中的。同时，关系观（relational views）认为，关系租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关系专用性投资、知识共享、互补性资源以及其有效治理4个方面。其中，关系型专用资产是指专门用于和联盟伙伴的资产进行最优整合的投资；知识的共享规则是指联盟伙伴之间转移知识的有效机制，能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传导；互补性资源是指企业能够通过联盟组合的方式获得更多类型的创新资源；有效的治理节约了联盟成员之间协调和相处的维护成本，并促进创新。这些创造关系的价值动因有助于解释BM的价值创造。

2）网络结构创造了博特租。战略网络理论认为，网络结构是指嵌入于企业内的所有关系结构模式，关系强度和关系密度⑧因而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对企业绩效有直接影响。比如，Gulati等将网络结构当作是某种“网络资源”，它是一种特殊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沉淀过程和路径依赖性，也就具备难以模仿的属性，其可增加企业面临的战略机会，丰富企业资源增量、信息和知识。同时，随着网络结构的进化，节点之间的关系密度越来越大，核心企业的资源禀赋日益丰富，使得它比网络之外的竞争对手更快地行动，网络的优势也就越来越大，从而创造了博特租。也就是说，开放型的BM具有较大的网络密度和较多“结构洞”，能够获取联盟伙伴的资源和信息，进而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创造价值。

3）网络规模创造了网络效应。战略网络理论的新发展也为BMI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如图2所示，平台（platform）、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都是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繁荣而催生的新网络形式，其创造的价值被称为直接或间接网络效应。BMI所建立的网络关系创造了网络效应，包括直接或间接网络效应。直接网络效应是指同一市场内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即使用同一产品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增加其他消费者的效用。间接网络效应主要产生于基础产品和辅助产品之间技术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导致了产品需求上的相互依赖性，即用户使用一种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互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一种产品的互补性产品越多，那么该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就越大。BMI中，核心企业构建了相应的价值网络所创造的总体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所无法达到的。类似地，这些术语与BM的价值网络构成是相一致的。总之，未来研究应当关注开放型或者基于相关者视角的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因为正是互联网的交互性、连通性，促进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交互和连通成网络组织，进而改变了传统线性创造价值的商业逻辑。

综上所述，价值网络既是BM的重要构成模块，也是其运行的重要组织载体。BMI作为互联网时代组织载体的创新形式，其价值动因和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战略网络、社会网络、价值网络等理论都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2的推演应当借助这些理论及其新进展。未来研究机会借助这些新旧理论，阐述BM内在属性之二――锁定性（I）创造价值的机理，即关系广度、关系强度、网络密度等动因的作用机理，重点关注开放型商业模式中跨界关系共同创造价值的机制。

3.3企业资源观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微观要素来看，BMI本质上是对资源要素的获取及其应用的过程，与企业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s，RBV）是统一的。RBV主要观点如下。①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因而资源是最小分析单元。早期，学者从资源的类型入手，探讨资源的不同类型影响竞争优势的源泉。如，他们把资源分成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源，显然后两者创造的租金更持久。后期，学者转向探讨资源的属性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源泉。如，资源的独特性或者异质性是竞争优势的价值源泉，具体又细分为4大价值动因：价值性（vd31）、稀缺性（vd32）、难以模仿性（vd33）和难以交易性（vd34）。价值性（vd31）是指该资源要素是有价值的。稀缺性（vd32）是指资源的供应是缺乏的，既不能“固定”也不能“准固定”，前者是指资源供应在长期和短期内都缺乏弹性，后者是指资源供应在短期内缺乏弹性而长期内有弹性。难以模仿性（vd33）是指资源存在模仿的壁垒或者企业存在隔离机制，而难以交易性（vd34）是指资源难以交易。资源作为BM的核心构成要素，其价值创造也须考虑这些价值动因。②RBV认为，资源是竞争优势的源泉，即资源创造帕累托租（Paretianrents，PR）。更进一步地，资源要素的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难以替代性创造了价值，即PR=f3（vd3l，vd32，vd33，vd34）。

在RBV视角下，BM中核心资源能够创造价值有3条路径。①在战略要素市场或者控制资源的供应数量创造李嘉图租。李嘉图租的动因是资源的稀缺性，因为拥有某种优等资源的企业，其平均成本比其他企业的平均成本要低。在均衡状态下，产品供需达到平衡时，高平均成本企业不盈不亏，而低成本企业可以创造超额利润。②在产品市场上产品差异化垄断市场而创造垄断租。假定某企业开展BMI，其需求曲线的向下倾斜的斜率更小，因而具有市场垄断力，可以通过有意地控制产出而最大化利润，这要求企业的产品及其资源具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性或者创造了移动壁垒和进入壁垒。③更有效地利用和开发资源而创造帕累托租。帕累托租是指某种资源的最优利用而创造的价值与次优利用而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某种资源的机会成本与某个企业资源的价值之间的差异。简言之，这种优势同样使得企业的平均成本低于其他企业，进而创造了相应的价值。因此，这些“创租”路径都为解释BM创造价值提供非常重要的基础，尤其是第3条路径，与熊彼特所提及的新的生产方式或者关键活动是“异曲同工”。正是因为有BMI，即使不存在垄断租和李嘉图租，某种资源也完全可能创造帕累托租。因为它既不需要在产品市场上垄断的条件，也不需要在要素市场创造稀缺性或难以模仿的条件，所需要的条件就是某种资源对某个企业具有特定性，即该企业能够比其他企业具有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该资源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帕累托租是基于能力而产生的租金。因此，互补性有助于促进BMI的价值创造，互补性越强，则创造的价值越大，RBV为BM创造价值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BMI中关键活动的使役对象是各种资源要素，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企业资源观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3的推演可借助企业资源观及其衍生理论。未来研究可应用这些新旧理论，解释BM内在属性之三――互补性（C）实现价值共创的机理，重点考察资源的不同价值动因的价值创造。当然，未来研究还应当突破传统的RBV，即资源的对象由传统的有形资源向无形的能力以及知识转变，重点关注动态能力与BMI的结合；资源的边界由企业内的资源向网络层面的资源转变；资源的组合方式由传统的简单整合，向更复杂的重组转变。

3.4交易成本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商业模式的运营过程来看，BMI本质上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的过程，与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是统一的（见图2）。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权衡比较决定企业边界，而交易成本的动因包括人为因素和固有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包括机会主义（vd41）和有限理性（vd42），固有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vd43）、不确定性（vd44）和交易频率（vd45）。交易效率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即应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TC），而降低成本则是通过改变上述5个成本动因，即TC=f4（vd41，vd42，vd43，vd44，vd45）。类似地，BMI不是供给层面的技术或产品创新，也不是需求层面的市场创新，而是供给与需求连接方式的创新，本质上就是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形式，从运营过程上通过减弱不确定性、复杂性或信息不对称性、促进供求整合加快交易、增大交易规模性，以及减少协调成本和交易风险等成本动因来降低交易成本。因为BMI过程中，交易透明化降低了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减弱交易活动的复杂性，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BMI提高核心资产的利用程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提升资产在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的利用程度。此外，BMI还降低了不确定性，既包括事前只能大致甚至不能推测的偶然事件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可以事先预料但预测成本或在契约中制订交易措施的成本过高的不确定性。如，Amazon的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交易透明性，组合以效率为中心的设计要素，包括交易内容、交易结构和治理，从而提高利益相关者的转换成本，并锁定相关参与者，而且减少直接交易成本，提高潜在顾客、伙伴和供应商的交易效率。因此，效率性有助于促进BMI的价值创造，效率性越强，则创造的价值越大。

综上所述，BMI中运营过程重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而创造价值，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4的推演应当借助交易成本理论及其新进展。未来研究应考察BM内在属性之四――效率性（E）创造价值的机理。当然，未来研究还应当突破传统的TCE，即引入新制度经济学或机制设计等理论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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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作为组织变革、战略管理和创业理论的热点被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数是从企业角度来研究商业模式，从项目层面来研究的较少。由于项目具有唯一性，每个项目的实施方案都不同，有必要对项目商业模式设计进行深入研究，而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哪些因素会影响项目商业模式设计？本文结合项目商业模式概念，从项目任务特征、项目参与者特征、项目环境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项目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因素，构建了项目商业模式设计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1 项目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一词来源于英文中的“Business Model”，该术语在中文中有多种翻译方法，例如商业模式、商务模式、经营模式、业务模式等，翻译不同其实反映了对于该词的不同理解。美国管理学家Drucker（1994）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关于组织的经营理论。Amit等（2001）从交易成本理论的维度，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为了创造价值而设计的交易活动的组合方式。Chesbrough等（2002）指出商业模式是技术开发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协调和转换机制，是一种产生收入、维持自身发展的做生意方法。Teece （2010）将商业模式定义为企业获取并使用资源， 为顾客创造比竞争对手更多的价值以赚取利润的方法。虽然目前关于商业模式还没有给出统一定义，但都认为商业模式是组织通过价值创造和传递，实现盈利的逻辑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项目商业模式指为了实现项目目标，在项目生命周期内，由项目标的设计、组织实施和控制、项目交付构成的价值转换框架。哈佛大学教授Mark Johnson从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商业模式设计的三维度模型，概括为客户价值主张、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模式。不同项目具有不同目标要求，因此项目商业模式设计时需注意项目内外资源与能力的整合，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要求，同时保持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的平衡。

2 项目商业模式设计影响因素分析

项目一次性决定了每个项目商业模式的设计都会有特殊之处，而商业模式设计本身又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从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方面将项目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因素划分为项目任务特征、项目参与人特征和项目环境特征三类。

2.1 项目任务特征

2.1.1 项目任务复杂性

项目任务复杂性是指项目中由于技术、人员、工艺设备、流程、质量控制等的特殊性，需要单独处理解决而增加的工作量。一般来讲，规模大的项目任务复杂性高，规模小的项目的任务复杂性低。

2.1.2 项目任务时间紧迫性

项目任务时间紧迫性是指按照目前状况，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项目的难易程度。对于项目招标阶段来说，项目任务时间紧迫体现在留给承包方准备投标的时间短。

2.1.3 项目任务相似性

项目的相似性是指新项目与承建方以往建设项目在任务内容、施工环境、管理模式以及技术手段等方面的相似程度。一般而言，受承建方资质条件、员工技能、企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所承揽的项目或多或少都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2.1.4 项目任务不确定性

项目任务不确定是指项目目标发生变化，引起项目内容、实施方案及交付方式的调整。一般来说，项目任务不确定性可以采用合同方式分担风险。

2.2 项目参与者特征

2.2.1 项目业主

项目业主因素反映了项目业主的自身状况和偏好需求。包括业主财务能力、管理同类项目的经验、项目经理的能力、管理团队成员的数量和能力；业主对健康、安全、环境的要求，业主期望的参与程度以及业主的风险分担偏好。

2.2.2 承包商

承包商因素主要包括承包商同类项目经验、项目经理的能力、承包商团队成员的数量和能力、承包商财务状况、承包商信誉以及承包商技术水平和设备先进性等。

2.2.3 其他参与人

其他参与方因素包括咨询单位同类项目经验、咨询单位团队成员数量和能力、专业分包商同类工程经验、专业分包商团队成员数量和能力、分包商材料供应能力、分包商设备供应能力等。

2.2.4 各参与方关系

各方关系因素体现了各方合作基础，包括业主与承包商合作关系、业主与咨询单位合作关系、承包商与分包商、供应商的合作关系，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建立沟通机制、解决争端。

2.3 项目环境特征

环境特征因素中，分成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以及自然环境6 个方面。

2.3.1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包括项目所在国政府更迭、动乱、战争，政策性干涉，各种形式腐败、禁运和贸易制裁情况。

2.3.2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包括金融市场汇率变动情况、通货膨胀程度、投融资环境、政府优惠补贴政策等。

2.3.3 法律因素

法律因素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税收制度、特许经营制度、投资补偿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对项目的影响，当涉及到跨国项目还要充分考虑各国法律制度的不同。

2.3.4 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项目原材料供应情况、市场价格波动、可选择的承包商数量、供应商数量、设备租赁价格波动、项目产品需求情况等。

2.3.5 技术因素

项目技术因素包括项目所需技术的获取性，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使用，开展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2.3.6 自然因素

项目自然因素包括项目所在地天气状况、交通状况、地质条件、人口及卫生条件等。

3 项目商业模式设计理论模型与假设

3.1 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前面分析，项目商业模式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项目任务特征、项目各方参与人特征、项目环境特征对项目设计、施工和运营的影响。本研究采用Mark Johnson对商业模式设计的维度划分，即客户价值主张、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项目商业模式设计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图1）。

3.2 假设提出

3.2.1 项目任务特征对项目商业模式设计影响

项目任务复杂性越高，要求项目承建方付出更多努力，也反映项目实现的价值更大；项目任务时间紧迫性优化关键路径，必要时采取并行工程方法，供应商及分包商需要密切配合；项目任务相似性越强，承包商越能发挥自身优势，有利于项目资源和能力配置；项目任务不确定需要各方分担风险，影响项目资源配置及盈利模式。基于上述分析，

H1：项目任务特征对项目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

3.2.2 项目各方参与人特征对项目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

项目业主的偏好与需求决定了项目价值主张；承包方自身资源与能力是项目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承包商发挥自身在技术、组织、管理等方面优势，与供应商、分包商建立合作网络，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对项目进度、质量和成本各项指标的控制；承包商在项目供应链上维护其核心地位，实现盈利。基于上述分析，

H2：项目各方参与人特征对项目商业模式设计具有较强影响；

3.2.3 项目环境特征对项目商业模式设计影响

项目外部环境会反映到项目方案中，当地政治、经济、法律因素会影响到项目标的内容、项目合同形式、投融资方案、建设期长短、结算方式等；市场因素、技术因素影响项目采购、分包与合作，以此实现盈利，规避风险；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决定了项目施工难易程度、资源的配置。基于上述分析，

H3：项目环境特征对项目商业模式设计具有较强影响；

4 结论

项目商业模式设计是项目战略实施的前提，也是提高项目绩效的关键。本文通过介绍项目商业模式概念，从项目任务特征、项目参与方特征和项目环境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商业模式设计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项目商业模式设计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提出了相关假设。下一步研究需要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各影响因素对项目商业模式设计的作用机理和途径。

【参考文献】

[1]项国鹏，周鹏杰.商业模式创新：国外文献综述及分析框架构建[J].商业研究，2011（4）：84-89.

[2]Zott C，Amit Z.Business model design：An activity system perspective[J].Long Range Planning，2009（7）：1-11.

[3]赵大丽.项目特征对跨项目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J].现代商业，2014（2）：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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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应用，众包活动兴起。2005 年中国学者刘锋就提出“威客”一词，威客现象与众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指的都是依靠普通的大众资源为企业完成任务的一种创新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符合市场激烈竞争节约运作成本的需要，同时也能满足网络时代客户参与产品设计和服务规划的需求，把设计、生产和销售等环节联系起来，更大程度上避免了产品设计生产和客户需求的脱节，节约了社会资源，使企业的生产和服务更加高效。另外，企业外部大众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新源，这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然而，众包模式下也存在悬赏金较低、分配制度不公、交易作弊行为等问题。近年来，学者多从管理或技术角度对众包模式、众包任务、众包网络平台等方面研究众包，鲜有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众包及其特殊性进行剖析。研究众包模式特殊性所隐含的理论基础，有利于深入了解并发展众包模式。

1.众包及众包的特殊性

众包于 2006 年由美国记者 Howe 提出，Howe从经济角度对众包下定义，“众包是公司或者机构把曾经由员工完成的任务以公开号召方式外包给不确定的大众网络的行为”。众包的基本模型由发包方、接包方和中介机构组成。在有中介参与的众包活动中，发包方为任务定价，把任务委托给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把任务出去，接包方接受任务并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中介机构对任务悬赏金进行抽成，其余的悬赏金由中标的接包方获得。中介机构获得固定收益，而接包方为大众，只有少数接包方能获得悬赏金，而且悬赏金往往低于完成任务的市场价格。在没有中介参与的众包活动中，中标的接包方获得由发包方提供的悬赏金，但悬赏金的价格也往往低于完成任务的市场价格。众包商业模式具有区别于其他传统商业模式的特征。众包作为一种创新商业模式，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在网络平台上的众包任务日趋增多，参与众包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显然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2.众包特殊性的理论诠释

2.1 众包悬赏定价诠释

所谓的众包悬赏是说，在众包任务中，发包人为悬赏定价，中标的人接受任务并完成得到奖金的过程。众包活动有其特殊性：过程中任务定价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一般情况下悬赏金价格都低于市场价格。由于众包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利用众包经营比企业自身经营的成本。大部分企业使用众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价格低。从表层看，这种低价违反了经济定律。因此，透视并找出众包特殊性的理论依据，对深入了解众包商业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 1） 价格理论。在经济学中，价值所表示的主要是商品的生产费用或劳动成本，其大小用商品在生产、交换和消费时所耗费的货币量来衡量。在经济活动中，价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转化形式，价格是价值的货币体现。价格决定于需求和供给，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上涨； 反之，价格下降。 （ 2） 价值论。价值论不只局限于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经济学中的价值论探讨的是经济学中的价值本质和规律运动； 而价值论有着向多学科、跨学科发展的趋势。所以众包悬赏金只是体现众包任务所付出劳动的货币价值，此价值应该低于众包所付出劳动总价值。

从经济学中的价格原理和广义价值论可以看出，众包悬赏金经常以低价出现的现象符合经济学价格原理和广义价值论，具有一定理论合理性并继续存在和发展。现实生活所提及的众包悬赏金低，具有不合理性往往指的是众包悬赏金低于把任务外包给专业机构的价格，而非针对深入挖掘悬赏金低价现象的理论基础而得出的结论。

2.2 众包悬赏金分配制度诠释

目前分配制度有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需分配。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体现公平正义，既要防止平均主义，也要防止过分悬殊。中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即按照劳动付出的多少来决定获得财富的多少。众包活动中，分配财富为悬赏金，其中悬赏金一部分为中介机构所有，另一部分为中标者所有。在无信用问题情况下，中介机构能够顺利地获得悬赏金的部分，而诸多接包方在完成众包任务时都付出了劳动，但只有中标者才能获得悬赏金。在此过程中，中介机构按劳取酬，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对于参与众包活动的劳动者，他们有更公平的机会获得工作，但付出劳动后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获得悬赏金的部分，这种分配方式违背了按劳分配的财富分配方式，也挫伤了大部分众包参与者的劳动积极性，显失公平。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现象在众包商业模式出现之前已经存在。

2.3 众包用人制度诠释

企业采取众包的动机是节约用人成本，由此作为节约公司运营成本的途径之一。众包模式下，公司短期利用了公司以外的大众资源，而只对中标参与者偿以部分悬赏金，做到了用人不养。众包活动参与者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企业的被雇佣者，又经常是消费者。众包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众包参与者与企业是雇佣关系，只有那些中标的参与者才与企业产生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那些参加了众包活动并付出劳动却没有中标的参与者并没有和企业产生雇佣关系。

3.结语

众包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它尤其特殊的优势：降低成本、开拓出新的创新源、让业余爱好者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些都是众包模式出现的导火索，然而在价格、悬赏金的分配、用人方式上的不公平损害了参与劳动的劳动者的利益。众包模式要想长远发展必须要重点考虑劳动者的利益，公平对待每个人。

参考文献：

[1]Howe J.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J].Wired Magazine，2006（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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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的概念和策略都反映了企业如何规划并制定一系列的规则使组织获得成长和发展，在内容和要领上存在很多相近之处。近年来，随着亚马逊，雅虎等企业的发展，商业模式备受关注，很多学者往往将商业模式与战略混为一谈， 而不少企业更是无法分清。因此， 辨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和研究者们能有的放矢地为企业制定成功的商业模式和战略成了管理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的关系

事实上，对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关系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研究初始阶段，学者们认为二者是相互包涵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他们是企业的两个不同方面并且在逻辑和内容上是互补的。

（一）商业模式是战略的具体反应：由于战略的概念出现较早，而且更倾向于宏观的长期规划， 而商业模式更倾向于具体价值创造规则的制定与实现。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商业模式是战略的一种具体表现。Seddon等指出企业商业模式是Porter的企业竞争战略的一种缩影，它概述了企业以其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为目标并为客户创造和提供价值的活动系统的基本细节。Santos等（2009）认为商业模式回答的是战略概念中如何创造价值的问题，只是战略的一部分；由于这种观点在对评价企业在战略指导下如何运用商业模式盈利非常有启发， 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二）战略是商业模式的组成部分：有些学者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哈默尔（2000）、Afuah（2003）提出战略是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模式包括了战略和运营有效性的利润导向等各个方面。Morris等进一步深化，认为战略是关于绩效的， 而商业模式与方式有关， 商业模式包括战略和运营有效性的利润导向等各个方面，与企业战略息息相关。

（三）企业战略和商业模式互补：事实上，战略和商业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并非一个词的两种含义。战略与商业模式是企业的两个侧面，相互之间是无法替代、互补共生的。从内容来看，商业模式侧重是企业创造价值的内在逻辑，关注内部结构和价值实现，主要内容是如何具体的经营企业从而实现顾客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包括结构体系和价值体系。而企业战略关注外部环境和竞争优势，是对企业的长远谋划，主要内容是为企业的发展制定方向，包含目标体系和行动体系。

在作用方面，两者都具有全局性，都面向整个企业；都具有系统性。战略分析本身就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与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对现有产业的界定、是否进入新产业或创造一个新产业，首先须依靠战略分析来把握所处的竞争环境，而这个过程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过程。JM・ETLA（2002）等认为战略思考始于良好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系统是完成组织特定目标的核心经济关系，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改变产业的经济性，且难被复制，能够创造出强大竞争优势。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Magretta，Chesbroug具体分析了商业模式与战略在如何创造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如何处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存在不同而又互补的内容。马君、Mitchell 等（2003）研究指出最成功的公司就是那些能够将持续、有效的战略和强有力的商业模式创新结合在一起作为发展基础的公司。

二、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匹配观

在综合了上述思考的基础上，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将商业模式与战略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的观点向前推进， 提出了商业模式与战略之间匹配观。分析以上这些观点， 尽管存在不同之处， 但它们都强调商业模式与战略是相互影响又相互补充的。如果能将商业模式建立在企业战略的基础上， 将外部竞争与内部经营互补的进行匹配， 就会为企业获得绩效、创造价值， 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所以， 从匹配的视角探讨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Zott 和Amit在考察了企业的产品市场战略与商业模式的匹配关系后指出商业模式与市场战略之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匹配关系。李东等也指出商业模式是一个容器，企业须通过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才能将潜在的容器效应转化为真正的企业绩效。在具体匹配方面，Yip 指出常规战略能够改变企业市场定位， 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但环境的突变能引起的激进战略变革，使商业模式根本性的改变，有效地匹配冲突的战略， 形成动态核心竞争能力，产生持续优势。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匹配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商业模式为战略的实施创造了具体的企业情景；战略又为商业模式的设计提供了长期愿景和价值主张。两者的有机匹配是实现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三、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如何匹配

商业模式和战略的有效匹配有助于学术界清晰界定商业模式和战略的关系， 指导企业界制定成功的商业模式和战略，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竞争优势。二者的有效匹配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商业模式支撑并影响战略：在企业确立战略定位之后，应采取相应的竞争模式及商业流程。正确的战略定位本身不能保证企业盈利，还需要合理的商业模式支持。张文松认为一个战略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力与所采取的商业模式是否相适应，商业模式此时解决的是企业战略制定后的策略，商业模式是连接客户价值和企业价值的桥梁，将各方交易活动相互连接，对企业的战略起到支撑作用。商业模式为战略的实施创造了具体的企业情景，因此商业模式对战略选择和战略变革有强烈的指导作用。其次，商业模式强调平衡协调，这是企业经营的本质，同样适用于企业战略并有助于克服战略盲点。

商业模式影响战略贯彻的实施效率与成本。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规则体系可形成对顾客行为及竞争与合作者行为的可预见性， 实施环境的可预见性将影响到战略的均衡性与稳定性。同时，商业模式影响战略调整的成本及控制效率。当商业模式对市场稳定性的支撑状况， 将影响到企业如何利用经验曲线以产生规模效益。企业更容易做出有关扩大产量、设施投资等方面的安排，这些均有利于企业对市场的预测及把握。

（二）企业战略对商业模式的引导作用：商业模式主要理论基础就是价值链、资源、战略网络、合作战略、交易成本等企业战略及创新理论。而这些理论一直蕴涵于企业战略理论之中。从钱德勒的结构跟随战略到波特的定位理论，Prahalad 等的企业核心能力等理对企业价值链的分析，交易成本有深入研究；Gulati（2000）等的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关键渠道的战略网络，Elliot（2002）提出企业战略可以解释商业模式如何外部市场上实现企业间的差异化，以使企业与竟争对手相区别并取得优异绩效。这样，商业模式创新就可以摆脱以往对直觉和经验的依赖，而可以充分借鉴企业竞争优势等企业战略的理论成果。因此可以说，战略为商业模式设计提供了长期愿景及价值主张。企业战略对于模式设计和创新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意义，企业战略的通权达变的思想有助于模式设计并完善其不足。

四、生态位评价能够将商业模式，企业战略有效结合

现代技术革命发展刺激经济增量空间形成及存量空间的管理变革，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结构的重塑以及新兴产业的开发问题。变革和创新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这决定了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匹配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不断的动态创新与变革的过程。理论上，商业模式与战略有效匹配的途径有： 通过设计商业模式的包容性， 提高主动性和增强灵活性和通过超越战略的路径依赖， 培育战略柔性和打破战略惯性来促进战略变革与创新。

现实中，在匹配的过程中， 最佳的战略与商业模式选择会随各种匹配因素变化而变化。由此，在未来的商业模式与战略关系的研究中应考虑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 亟需更系统精确的分析框架和更具普适性的评价措施体系。特别是在实证研究中应将时间变量加入到商业模式与战略关系的函数中。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基于生态位的商业模式与战略匹配模型，试图将通过生态位将商业模式，企业战略匹配起来并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以期指导企业的策略选择和发展方向。模型主要内容如下：当企业的内外外部因素（ 资源、技术、需求、文化环境） 发生变化（正、负两种影响）会驱动企业开始寻求商业模式和战略的创新。首先，企业应对自身现状及能力进行客观地、科学、全面分析， 寻求企业的战略和商业模式的匹配。基于生态位视角，将生态位与战略结合，把握生态位竞争战略；将生态位与商业模式结合，寻求基于生态位的商业模式创新。利用生态位评价对企业进行可有效的，动态的客观评价，若企业获得良好的生态位则可确定企业已创新成功，企业获得持续的生态位竞争优势，经济租金增加。当内外部环境再次发生关键性变化时， 企业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创新。通过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就形成了企业的不断演进。

商业模式评估的关键在于评估商业模式的有效性与匹配性。Morris 等（2003）认为匹配包括内部匹配和外部匹配。内部匹配指商业模式构成因素内部和之间的相互匹配；外部主要指商业模式构成因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匹配。匹配就需要对对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的评估，以往的研究要么是定性的、思辨性的或总结性的（Tucker， 2001；Shelton 等， 2005），对企业来说更多是思路启发， 但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 要么需要复杂科学、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复杂模型为工具，带有强烈的技术色彩， 操作困难或难以为缺乏相关知识的管理者理解和接收（Gordijn，2001；徐迪， 2005）。生态位评价可有效的克服这些问题，首先，生态位评价给出了如何评价商业模式的落脚点和分析点，其次，从生态位评价可将企业战略具体化为生态位战略，更容易理解和操作。生态位评价将企业的评价方式从盲目注重创新方法或技术的先进性转移到实用性上来。翁钢民（2009）等学者对具体的生态位评价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系统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评价指标设计， 在严格逻辑的基础上， 建立一套科学的简洁、高效商业模式评价指标体系，把创新要素归纳位较少的限度，并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使不同商业模式，战略之间的评价和比较成为可能。同时，注重与企业实践相结合，创新的方法从实践中来并指导实践。

五、研究展望

在动态的环境中，企业需要持续变革才能获得它独特的持久生命力与竞争优势，正如权变理论所指出的，最佳的选择会随各种匹配因素变化而变化。成功的企业必然有一个成功的企业战略， 而且也必然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予以支撑， 企业追求商业模式与战略匹配的不断变革与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发展并不断接近最优的过程。商业模式的弱包容性、惰性、固化效应，战略的路径依赖性、客观刚性，组织阻力等都需要客观准确的评价方式来克服，本文引出生态位评价是对定量研究的探索，后续研究可继续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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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025-04

引言

新经济出现以来，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一批企业的巨大成功以及企业经营环境变化对传统商业规则的剧烈冲击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尽管目前商业模式还是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理论和操作体系，但人们普遍认为商业模式的本质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和逻辑，其创新目的在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而应对环境变化、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一直就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最根本问题。因此，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具有相似的研究领域和目标，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关联和相互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等问题尚没有得到充分的界定。例如，哈默尔（2000）将企业战略视为商业模式的组成部分；波特（2001）并不认可商业模式的独立存在性；Magretta（2002）认为商业模式描述的是商业各个部分如何适配于一体，而企业战略关注的是如何超越对手；Osterwalder等（2002）将商业模式视为企业战略的概念性和架构性实现；王伟毅等（2005）认为，商业模式描述企业创造价值和获取价值的诸多方面，它的理论基础常根据自身组成要素而定。本文认为，商业模式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没有得到彻底地界定。

一、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的关系

按照Hill（2007）等人的观点，所谓企业战略是经理所采取的旨在达成一项或多项组织目标的行动，其目标就是实现优于竞争对手的绩效和竞争优势，它具有过程本质，包括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两大阶段。可见，企业战略的本质特性是时序化、纵向的行动和过程。商业模式作为企业价值创造方式，具有一定的结构，其组成要素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作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其本质特性是空间化、横向的方式和状态。企业战略是面向未来的、动态的、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商业模式是面向现实的、（相对）静态的、（相对）离散的价值创造方式；企业战略关注外部环境和竞争优势，商业模式关注内部结构和价值实现。它们两者都具有全局性，都面向整个企业；都具有系统性，前者包含目标体系和行动体系，后者包括结构体系和价值体系。

一般来说，在某个时段，企业只有一个商业模式，但可能同时存在多个战略。商业模式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础地位总是存在的，不管它是否被企业有意设计，而企业战略并不永远存在。捕捉商业机会的（初创）企业未必有战略，却一定要有商业模式；企业遇到重大情况需要采取行动时，则必定需要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模式的重要性位居首位，而企业战略则位居第二。在商业模式趋同的情况，（战略）核心能力决定企业成败；在环境相同、资源相近的情况下，竞争胜负取决于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的主要关联点在于：它们一定会共享某些要素，如波特（1996）的客户需求、产品或服务种类、接触途径三种战略定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战略制定到战略实施必然要经历商业模式这个环节，商业模式是战略制定的结果，又是战略实施的依据（Hill，2007）。因此，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水平垂直式交融关系（如下页图1所示）。

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之间的交融关系决定了企业在制定战略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商业模式的配套，在战略实施的时候需要依据商业模式作为蓝图，在设计商业模式时候必须考虑企业战略的目标和意图。如果将下页图1中的商业模式视为在技术（资源）开发和经济价值创造之间起到媒介作用的关键装置（Chesbrough等，2002），那么企业战略则扮演着这个关键装置的调节器角色；如果将它视作一架由不同部件组合而成、具有特定运行逻辑的机器，那么企业战略相当于它的操作员（Masanell等，2009）。至此，我们不仅可以揭示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理解解释不同研究者对它们之间关系认知上差异的原因。其表面原因在于观察视角的不同，而根本原因则在于没有基于两者特性对其关系进行彻底辨析。

二、商业模式对企业战略的系统整合作用

企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发掘和培育竞争优势来源，因此对企业战略的整合实际就是主要对竞争优势来源的整合。根据张敬伟等（2010）的观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来源、表征和结果三个层次。其中，资源、能力等构成来源层，客户价值构成表征层，而绩效则构成结果层。从来源层到表征层和结果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企业竞争优势因果关系和循环链。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等问题，研究者们先后提出了定位、资源、能力、知识、流程再造、交易成本、演化经济、战略网络、商业生态系统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关注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某一方面关键要素，而没有全面、系统地给出竞争优势形成的完整解释（霍春辉等，2008）。Amit等（2001）发现，没有单个的创新或战略管理理论可以完全解释电子商务的价值创新潜力，认为需要对现有理论观点进行系统整合。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已开始对竞争优势来源等企业战略问题进行整合研究，但是都多少存在整合范围有限、竞争优势形成过程模糊等方面的不足。

（一）整合基础之一

尽管这些竞争优势来源的视角和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存在相互冲突的地方，但是彼此之间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这构成了它们被商业模式整合于一起的第一个基础。

1.外生与内生：资源、能力和知识理论强调竞争企业异质性和竞争优势内生性，而定位理论则重视企业外部环境和市场地位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没有异质性的资源、能力和知识，企业就很难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来应对市场竞争并获得优势市场地位。同样，若不能及时从外部获得战略性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和配置，企业就很难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最终将失去原有竞争优势。

2.存量与增量：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存量则决定着企业资源增值速度和增量大小。能力大小和提升速度快慢取决于企业知识存量以及与知识密切相关的组织学习。能力发挥要受制于资源存量、质量和结构。知识积累速度也要受制于现有能力，特别是核心和动态能力的存量和结构。

3.系统与要素：活动作为系统是建立在资源、能力与知识等要素之上，而流程是活动的集合，企业的资源、能力和知识要素只有通过流程系统的有机整合才能产生价值。

4.产权与契约：资源理论认为企业资源包括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特征、信息、知识等。交易成本（契约）理论将资源视作由其各种属性独立的个体产权捆绑在一起组成的产权束。产权依附于资源属性，产权受到的法律、契约或社会道德准则的约束也会影响资源所有者能够创造和占有的资源价值。

5.载体与内容：企业形成的存储了有价值的核心知识和能力的惯例是企业竞争优势的直接来源。从能力对资源配置以及知识对能力的指导作用看，惯例显然属于资源、能力、知识等要素内容的载体。

6.具体与抽象：流程和价值链都由活动组成，流程相对具体、稳定，而价值链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抽象、组合，企业流程管理应该以价值链思想指导。

7.范式与案例：战略网络中的战略联盟、合资企业、虚拟企业等都可以视为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治理方式――中间组织。交易成本理论是一种分析范式，而战略网络理论则是这一范式的应用案例。

8.个体与群体：演化经济理论与商业生态理论都从生命体的视角看待企业。前者主要关注单个企业，认为企业在与环境之间的比较、选择、学习促使企业不断演进、变迁。后者主要关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认为企业必须持续不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良性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9.竞争与合作：传统的价值链理论更多将企业看成一个自治实体，强调竞争，战略网络理论则将供应商和消费者等视为合作伙伴，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则强调商业系统内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共同学习、共同进化。

10.生产与交易：演化经济理论关注新奇和生产，交易成本关注效率和交易。实际上，企业是生产和交易的统一体。

（二）整合基础之二

按照Peteraf等（2003）的竞争优势V（alue）-P（rice）-C（ost）模型，竞争优势是指客户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后所感知到的价值（V）与企业生产或提供该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成本（C）之差，客户价值（消费者剩余）就是客户感知价值（V）与企业产品或服务市场价格（P）之差，而企业价值（生产者剩余）就是企业产品或服务市场价格（P）与企业生产或提供该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成本（C）之差，亦即企业利润或经济租金。

创造客户价值（消费者剩余）是商业模式的直接目的，而创造企业价值、利润或租金是其最终目的，两者相辅相成。由于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之间存在交融关系，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中的关键要素最终都要通过商业模式的系统整合和转换，以提高客户感知价值或提高产品市场价格或降低产品成本等途径，进而实现客户价值和企业价值，最终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可见，商业模式与竞争优势来源在关键要素构成和价值创造方面都存在一致性，这构成了商业模式整合竞争优势来源的第二个基础。

（三）整合框架

通过商业模式整合企业竞争优势来源，就是按照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逻辑对各种竞争优势来源进行组合。波特（1991）不仅系统地分析了企业成功因果链，同时也在不经意中道出了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逻辑。在波特看来，企业成功（获取竞争优势）来源于两个方面，即企业所处的产业吸引力和企业在该产业中的相对地位。企业有吸引力的市场地位来自于低成本、差异化两种战略形式的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则来源于企业内部一系列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即价值链。企业正是以比竞争对手低的成本完成活动，或者以增加客户价值的方式完成活动使企业具备索取高价格的能力，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规模、学习曲线、活动之间的联系、活动与其他业务共享的能力等。从产业结构和市场地位到活动和驱动因素回答了“是什么”使企业成功或获取竞争优势，而企业可能拥有来源于企业历史的、预先存在的声誉、技能、适当的活动等“初始条件”以及为实施新战略所需要的特殊技能和资源的组合或创新的“管理选择”则回答了企业“为什么”成功或获了竞争优势。如果将这些“驱动因素”、“初始条件”和“管理选择”归类为资源、能力和知识等投入要素，那么波特的成功因果链同样也是企业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逻辑，即从投入要素到价值活动、到低成本和差异化产品及市场竞争优势的完整转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战略）要素、（微观）活动、（宏观）方式、产出（形式）、结果（形式）等五个层次。结合波特五力模型、不同竞争优势来源之间的内在联系等因素，对以上九种竞争优势来源进行分类、排列，由此形成一个基于商业模式的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整合框架（如图2所示）：

在这个整合框架中，资源、能力和知识处于要素层。其中，资源属于最基本的投入要素。资源如同双因素理论中的保健因素，而能力和知识则更像激励因素。流程（再造）、交易（成本）、惯例（演化经济）处于活动层。企业可以暂时没有正式的治理方式和组织学习，但不能没有基本的流程。价值链、战略网络和商业生态处于方式层。企业或许暂时没有对外开展战略合作或营造商业生态系统，但是不能没有内部基本的价值链。因此，它们在整合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个整合框架的内在逻辑是，资源、能力、知识等战略要素既来源于外部要素市场，又来源于内部积累，它们经过流程、交易和惯例等活动形式的微观整合以及价值链、战略网络和商业生态等经营形式的宏观运作，形成低成本、差异化、聚焦等形态的产品和服务，最后通过客户价值这个渠道，分别形成战略绩效和客户与企业价值。这个整合框架清晰展现了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层次性、结构性和价值性。

三、企业战略对商业模式的理论支撑作用

虽然商业模式比企业战略古老，但是企业战略却比商业模式理论成熟。实际上，商业模式一直蕴涵于企业战略之中。从钱德勒的“结构跟随战略”到安索夫的“现有产品、未来产品、现有市场、未来市场四种要素组合”和安德鲁斯的“公司可以做的与公司能做的之间的匹配”（席酉民等，2009）；从波特（1996）的“产品与服务、客户需求、接触方式”三种定位，到Prahalad等（1990）的“各种资源、技术、技能有机组合”的企业核心能力；从Gulati（2000）等的“接近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关键渠道”的战略网络，到Moore（1993）的“包括顾客、市场、产品或服务、经营过程、组织、利益相关者、社会价值或政府政策在内的共同进化的商业生态系统”，都可以随处看到商业模式的身影。特别是，作为资源和能力战略理论重要思想源泉的熊彼特早在1934年就提出了产品、技术、市场、供应源和组织模式等五种形式创新，它更是对商业模式创新内涵和形式的生动表达。由此可知，商业模式主要理论基础就是价值链、资源、战略网络、合作战略、交易成本等企业战略以及创新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提高客户感知价值，或提高产品市场价格，或降低产品成本等途径帮助企业创造价值，进而形成竞争优势。

结语

在研究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以及在基于战略理论建立商业模式理论体系过程中，波特的竞争战略和定位理论具有突出的指导作用。这是因为，波特的理论体系不仅视角较宽，它包括了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市场结构、企业价值链和产业集群、客户价值和社会责任，而且商业模式成分也最多。可以说，商业模式的创新过程其实就是定位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波特（2001）才对商业模式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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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Business Model and Enterprise Strategy

SHEN Yong-yan1，2，LV Ting-jie1

（1.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UPT，Beijing 100876，China；

2.Chin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Group Co.，Ltd，Beijing 100089，China）

篇7

（一）现有文献对商业模式的界定不统一

商业模式的内涵一直缺乏系统的、一贯的理论框架，Morris（2003）和原磊（2007）的研究已深刻揭示了这一现象。Michale Morris（2003）通过对30多个商业模式定义的关键词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不同定义中包含的要素数量有3-8个不等。经过统计，共有25个不同概念作为模式要素被提及，其中一些概念被多次提到，如价值（12次）、经济模式（11次）、顾客界面/关系（9次）、伙伴关系（7次）、内部基础设施/活动（7次），另外目标市场、资源/能力、产品、收入来源等要素也一再被提及。Morris通过这些研究认为，商业模式定义可以分为三类：经济类（将商业模式看成是企业的经济模式，用以揭示企业“赚钱”的根本原因即利润的逻辑）、运营类（关注企业内部流程及构造问题）和战略类（涉及企业的市场定位、组织边界、竞争优势及其可持续发展性）。原磊（2007）在类似的研究中也发现在所考察的22种商业模式中，一共提到了24个不同的因素，其中有15个因素被不同的研究者重复提到。其中，提到最多的是价值提供/主张（12次），然后依次是经济模式（10次）、顾客界面/关系（8次）、伙伴网络/角色（7次）、内部结构/关联行为（6次）和目标市场（5次）。

商业模式缺乏收敛的、良好定义的理论构建造成对企业绩效和组织变革研究的非连续性（George & Bock，2011），结合相关的文献，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商业模式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时间还比较短，商业模式的概念在学术研究期刊中也只是近年来才出现（Osterwalder等，2005）。

二是商业模式的概念来源于不同学科，如电子商务、信息系统、战略、商业管理、电子经济学和技术等（Pateli & Giaglis，2004；Shafer等，2005）；其理论基础包括资源基础观（Resource Based View）、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委托理论（Agency theory）、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价值链（Value Chain）、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战略网络（strategic network），这些只是列举的一些而不是全部。比如创造性破坏通常用来解释企业为何会从创新模式中获益（Morris等，2006）；战略网络理论用来解释创造附加值的互补品以何种商业模式的类型联系在一起（比如零售商如何为在线销售和实体销售提供商品；Amit & Zott，2001）。

三是商业模式概念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目前还是一个正在形成和不断发展中的理论和操作体系，许多概念和内容的新颖部分尚在不断被挖掘。

四是商业模式涵盖内容宽泛，几乎包括从资源获取、生产组织、产品营销、售后服务到合作伙伴、隔绝机制、收入模式、成本管理等几乎一切经营活动，学者大多从自己熟悉的领域研究商业模式。尽管研究者对商业模式缺乏统一的定义，但都知道这个概念对企业生存、绩效和机会利用都非常重要（George & Bock，2011）。

（二）笔者对商业模式的界定

Zott & Amit的相关理论在一些顶尖的杂志上发表（如《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Management Science》、《Organization Science》、《Long Range Planning》）并有一些实际案例的支持，已成为这一课题研究的前沿代表，因此本文亦采用其商业模式内涵及理论建构体系来深入分析企业的商业模式。Zott & Amit认为商业模式是在利用商业机会的过程中，为了创造价值和获取价值而进行的交易内容、交易结构和交易治理的组合，其框架描述了如何通过公司、供应商、渠道和顾客的网络协作来实现交易。通过案例的反复比较研究，Zott & Amit（2010）认为商业模式有四种类型：新颖型、效率型、锁定型和互补型；这四种类型并不是正交的（orthogonal），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有可能在给定的商业模式中同时出现。其中新颖导向型商业模式指的是在不同参与者之间采用新的经济交换方式，比如连接以前没有连接的部分，以新的方式连接交易参与人或者设计新的交易机制；效率导向型商业模式则是在于降低所有交易参与者的交易费用；锁定型商业模式来自于活动系统的结构、内容和治理的转换成本或外部效应；互补型商业模式指的是将一个系统中不同活动捆绑（bundling）在一起以提供比单个活动更多的价值。

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途径

（一）企业重新定义产品/服务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这种模式的创新主要是联合更多的参与者和更多的产品/服务为顾客提供更多的溢价。新技术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致消费者多维的需求，企业现在越来越愿意基于共同顾客群提供组合产品（Timmer，1998；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组合成的产品能提供单一产品或服务无法比拟的价值，可以使得企业有更大的定价灵活性。在产品组合中，传统的观点认为大多发生在互补品中，典型的如吉列“剃须刀+刀片”。但实际上可以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产品系列，只要面对的目标顾客群重叠就可以组合。比如2004年苹果公司的itune与百事可乐饮料组合成“喝百事，听音乐”产品束，消费者只要买到瓶盖上印有itune下载信息的饮料，就可以到itune音乐商店网免费下载MP3音乐，通过这样的活动，itune音乐商店在2004年2月至4月共出售了5000万首歌曲，并且每周以250首歌曲下载量继续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组合产品的合作伙伴时候，一定要重视合作伙伴的选择和治理，防止因合作伙伴产品质量或声誉对自身产品价值造成负面影响。在产品/服务或组合产品/服务确定后，还要根据的消费行为设计产品/服务的规格、产品/服务的使用标准和使用规范、消费流程、消费仲裁纠纷规定以及索赔程序和金额等。

（二）企业构建新的收入方式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随着市场的发展，收入模式的来源呈现多样化，不再是传统的“谁消费，谁付费”单一来源格局。主要收入模式有：一是从主产品收费到主产品免费、附加产品收费。电子商务企业比较流行这种模式，比如QQ以免费的及时沟通软件吸引1亿多用户形成巨量的用户群，然后围绕这些客户群提供QQ秀、游戏、网上支付、发行Q币、广告等获得收益，其相关收入在2010年已达到196.46亿元人民币。二是从单主体收费到多主体收费。大型的零售连锁超市就是采用这种收入模式，从以前单一的买方收费到现在的一方面向买方收费，另一方面也向卖方收取进场费、促销费、堆头费、通道费、店庆费、货架费等各种费用提高赢利点。以苏宁为例，销售规模从2008年498.97亿元、2009年583亿、2010年755亿到2011年939.9亿元。其收益除了销售差价，还有从上游制造商获得的低采购价格、返利和通道费用；还有一个隐蔽的收益来源即是延期供应商的货款，使得账面上存有大量的浮存现金，并形成“规模扩张—销售规模提升带来账面浮存现金—占用供应商资金用于规模扩张或转作他用—进一步规模提升带来账面浮存现金—进一步规模扩张零售渠道价值带来更多的账面浮存现金”的体系循环，这大大降低了苏宁电器扩张的资金成本，无形当中提高了苏宁的收益。

（三）挑选合适的价值活动执行者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Zott&Amit（2010）认为这涉及到由谁来执行价值活动，不同的主体执行价值活动也会带来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格莱珉银行的治理创新，相比较传统的银行，该银行在设计活动时将贷款人评估和选择、贷款额度等活动都交给“五人小组制”来决定，不仅减少了银行的成本和风险，而且还增强了每个还款人的自理能力。凭借这样的治理创新，格莱珉银行2005年的盈利达1521万美元，累积放贷53亿美元，贷款还款率高达98.89%。这暗含着一个假设：谁来挑选这些价值活动执行者？商业模式创新需要运营、工程、市场、销售和财务等各个部分的参与与交互，而且商业模式创新可能会涉及到部分部门或全部部门职责和利益再调整，因此组织中职能型领导是无法挑选合适的价值活动执行者，他们缺乏必要的权威。公司的CEO非常适合于这个任务，然而依靠CEO挑选合适的价值活动执行者也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家族型企业在选人时，不是按照德才来挑选而是与CEO亲疏关系，这将会大大影响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绩效。

结论

不断创新商业模式以试图从传统被束缚的价值体系中寻找全新的价值，因为按照郎咸平（2009）研究商业模式强则竞争力强，模式弱则陷入被动、无序和恶性竞争。主动改良或者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将会得较好的利润并有可能成为行业领导者；而对商业模式不关心的企业迟早会陷入跟随盲目竞争的状态，成为其它模式的一个棋子。因此，企业若想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必须从交易内容、交易结构和交易机制方面寻求创新的可能。新的商业模式或现有模式的修改，通常会导致低成本或为顾客增加价值；如果不容易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它们可以为先驱者提供更高回报的机会，直至他们创新的特性被复制。在这一点沃尔玛特别值得借鉴，它从各个方面构筑商业模式的模仿壁垒，在选址的时候将商店开在众人忽视的小镇，因为选择的小城镇太小以至于不能支持类似规模的商店；随后通过大量的折扣、创新和精益的采购以及IT系统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品牌，使得其商业模式很难被模仿。

参考文献：

1.Michael Morris，Minet Schindehutte，and Jeffrey Allen.The entrepreneur`s business model：Toward unified perspective[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3，58（1）

2.原磊.国外商业模式理论研究评介[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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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创新创业教学模式

创业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是一门面向本科生开设的融创业理论、创业实践、企业家精神培育于一体的全新的创业教育通识课程，旨在启蒙大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培养创业能力，增进其对创业的了解和认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正在受到各高校的普遍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理念。[4]本课程的教学和传统的教学模式完全不同，课题组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从问题出发，提出了任务驱动、团队学习、项目引导、实践运作的创新创业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真实的或类似于真实的情境中探究事件、解决问题,并自主地理解事件、建构意义。如著名的课程论专家麦克尼尔就鲜明地提出了建构主义的课程观：不是认为“告诉”学生知识就使学生获得了知识,而是将其作为能够体现“在我们经验世界里能够做什么、处理物质对象的成功方式以及思考抽象概念的成功方式”的东西[5]。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自由论》中说到:一个人能够对某个问题有所知的唯一办法是听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了解有不同思维特点的人是如何使用不同的看法来探究这个问题的，创新创业教学中，首先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客体，而是每位同学都肩负任务的主体，有任务驱动学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承担的任务。整个学习过程，要组建学习团队，团队在任务驱动下完成一个完整的项目，在完成项目过程中，可以采取小组讨论、头脑风暴、创业者访谈、项目调研等方式进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只是引出问题，给出创新创业相关知识的宏观背景,然后开始基于项目的讨论，小组讨论结束后，由每个团队的负责人总结讨论结果，汇报讨论成果。在此，通过一节课的教学来阐述创新创业教学模式。在“商业模式是什么”一章的学习中；教学目标主要是：（1）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商业模式；（2）如何构建创业项目的商业模式。在教学中不是首先给出商业模式的定义，而是列举一些成功商业模式的案例：如“蒙牛的抓两头放中间的杠铃模式”、“深发展的产业链金融模式”等；然后抛出问题：让同学们经过讨论，认真分析构建商业模式应该考虑哪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如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按照已经分好的团队（团队保持在6~10人左右）展开讨论，经过讨论后各小组选派发言人代表本组阐述观点，当所有小组观点阐述完毕，教师总结点评，同时提出商业模式构建的4个视角和9个关键要素，为同学们介绍商业模式分析的工具：商业模式画布。在第一个教学目标完成的基础上，紧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每个团队结合本团队的创业项目，讨论分析出最适合项目发展的商业模式，并通过商业模式画布的形式进行展示。学生会积极参与到自身项目的讨论中，通过小组讨论、头脑风暴、商业模式调研等形式认真制定项目的商业模式。该过程完全由学生自主完成，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调动起来，努力通过自身的经验和知识体系构建新的能力与知识体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始终处在积极思维的状态。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教师掌控课堂让讨论有效进行，问题解决的过程可以直接反映学习的效果,因此它不需要独立于教学过程的专门测验,教师只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随时观察并记录学生的表现。教学评价的主体是学生,而且是寓于过程之中的。对于创业教学效果的评价采用答辩方式进行，各小组通过答辩，展示本小组的知识构建成果和意义，同时获得相应评价。

三创新创业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建构主义创新创业教学模式效果检验就是有效性。要判断建构主义教学方法的有效性,首先应确定评判的依据。建构主义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获得不关联的技能和片段性的知识,而是为了让学生系统地、完整地了解知识结构,发展他们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根据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分析创新创业教学模式的效果，创业基础教学根本不在于让学生掌握多少知识和技能，而是让学生学会自己独立去构建自己知识体系的能力，这种构建是基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的不断有机叠加，通过情景的设置、问题的提出、自主或者协同进行问题的解决、再到能够用流利的语言和良好的台风通过上台答辩展示给大家，同时能力相应提高。创业基础教育要纠正两个方面的认识误区：第一，创业教育不是让学生去成立自己的公司，注册自己的企业，而是培养学生事业心和开拓精神，让学生意识到创业是优秀学生行为，而不是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的无奈之举；第二，创业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不创业教育”，通过创业意识到培养，让学生构建自己的创业理念和创业观，使学生在创业选择上更加理性地认识自己和环境，不至于盲目地做出选择。从课程的出发点来看，本课程的所有教学环节就必须建立在学生自身知识的构建基础之上，而不能通过知识二元论采取“刺激—反映”原理机械进行课堂教学，如果学生只是简单被动地接受知识，不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基础进行构建，形不成自己的创业理念和创业观，创业教育就是失败的，因此，创新创业教育的模式的创新是必须的。

四创新创业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建构主义视角下创业教学的有效性在理论上已得到了证明,教学方法要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还需要具备其它的前提条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建构主义教学方法所要求的条件更苛刻，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必须要转变角色,要成为学生建构知识的引导者和高级伙伴,深刻理解并掌握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对教师的能力是一种考验，对于创业基础教育来说，是进行建构主义教学的很好的尝试，创业基础教育和其他学科相比，知识不具有专业性、但是要求知识的广泛性；教学过程没有教材，但要准备参考书；资料的查阅主要通过互联网，这些特点已经让创业教育具备了教学基础；任课教师只有广泛了解当前的创业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创业的实践体验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成为真正义以上的创业导师。这种开放的课堂教学需要开放的学习环境。建构主义教学方法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式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还可以通过头脑风暴、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创业者访谈等形式开展教学，只有这些具体的教学方法有机结合，才能让学生真正意义上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形成自己的创业价值观。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强化在教学方面的研究，本文利用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深刻挖掘学生认知的普遍规律，从建构主义学习论出发，打破了以讲授为主的授课模式，采取情景再现、项目贯穿课堂的教学模式，利用启发式、参与式教学方法，让课堂变得生动，让学生在体验过程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作者:刘灿德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沈映珊.认知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观的分析比较[J].现代教育技术,2008(12).

[2]张玉平.关于建构主义的几个问题[J].现代教育科学，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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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需求的扩张，网络的融合现象使网络型产业原来以成本次可加性为基础的自然垄断性受到了挑战。特别是在电信等兼具自然垄断和竞争性特点的产业中，原有的管制基础更是受到了动摇。各国纷纷开始放松管制，通过私有化、拆分垄断企业等手段对这些产业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得替代品的兼容性增强，不同网络可以提供功能相似的替代产品。特别是在电信产业，三网融合成为学_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目前讨论最多的是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计算机网的三网融合，这是一个涉及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行业融合、终端融合乃至行业规制和政策等多方面的融合问题。本文主要讨论对网络融合的认识及急迫的理论研究方向。

一、关于网络融合的不同理解

学术界迄今尚未对网络融合概念形成明晰统一的看法，文献中引用较为广泛的是yoffie的定义：“从最为简便的形式来看，融合意味着计算机、电话和电视机功能的一体化”。这种终端的一体化引发了网络的融合。另一种定义由欧盟1997年给出，将融合描述为“不同网络平台传输类似服务的能力”。而国际电信联盟(itu)则认为，网络融合(network convergence)就是通过互联、互操作的电信网、计算机网和电视网等网络资源的无缝融合，构成一个具有统一接入和应用界面的高效网络，使人类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以一种可以接受的费用和质量，安全地享受多种方式的信息应用。从内容到终端，融合发生在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wegberg区分了供给侧的融合和需求侧的融合，认为“从供给侧来看，融合意味着产业更多地使用同样的知识基础；而从需求侧来看，融合意味着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市场边界开始模糊”。greenstein和khanna认为存在两种基本的融合类型，即替代性融合和互补性融合。如果不同企业开发的产品使得他们能和其他产品形成替代，那么就属于替代性融合；当两种产品的组合能产生更高效用，则属于互补性融合。

就国内而言，周其仁提出了三网融合的概念。近几年也已有人开始了对网络融合问题的系统化研究。例如张维华在其博士论文《网络融合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从产业组织理论、管理变革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的角度提出了网络融合的理论研究框架，并认为“通过网络融合实际上是对网络外部性进行了部分内部化”。该理论框架虽然概括了网络融合研究的基本内容，但缺少从内生的需求角度和外生的政府管制角度对融合的成因及发展进行切合我国网络融合的现实和趋势的分析。

周振华认为，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网络及其终端设备的专用性和分离性开始改变，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在数字融合的基础上率先实现了产业的融合，产业边界固定化和产业分离的传统看法面临挑战，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正在形成，因此，原先纵向一体化的结构将被以内容、包装、传播、处理与终端为内容的横向市场结构所取代。这种论点是有关融合后产业结构形态的一种初步表述。刘颖悟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网络融合及其相应的政府管制，对我国三网融合政府规制的现状以及问题进行了阐述。罗亮从电信产业出发，研究了网络融合对电信产业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和公共政策的影响。

由于概念定义的多样性，对网络融合的相关研究的方法和思想也呈现出多样性，现有的研究体现了产业组织学、公共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思想。本文将从网络融合的多属性特征出发，分析网络融合环境下的商业模式，从中窥视网络融合环境下网络型产业的经济特征和规制实践的变化。

二、网络融合的多属性特征

纵观网络融合的实践与演化，可以看出网络融合中的技术融合、产业融合与业务融合的多属性特征。

1．网络融合与技术融合

从数字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网络的融合表现为一方面不同网络平台提供类似的服务，同时，同一网络平台能提供不，同服务。就电信产业而言，表现为从单纯的语音通话需求发展为数字通信和多媒体需求，从独立的信息系统转化成为网络化的计算系统。yoffie指出了融合的三种推动力量：半导体，软件和数字通信技术；政府放松管制；管理者的创造性。其中技术的发展是网络融合的原始动力。根据摩尔定律，微处理器的速度每18个月翻一番，即每片芯片上的晶体数=2(该年度-1960)/2。从1971年第一台微处理器诞生开始，摩尔定律的预言一直适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数据获取、信息处理(计算)、信息储存、信息编码／译码、密码／改变频率、传输、压缩、显示等都可以采用标准的数字格式。在此基础上，各种信息处理就出现了所谓“数字融合”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authony oet-tinger和法国作家nora与minc分别创造了“compu-nications”(计算机通信)和“telematiqu”(电信技术)两个新词来反映数字融合的发展趋势。在这一阶段，计算机开始引入通讯功能，而电信则开始进入程控时代。

信息通信业中真正出现网络层次上的融合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一阶段，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之间呈现出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业务融合的大趋势。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网络的发展。下一代网络(next generation network，ngn)的出现对网络的经济性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随着网络的简化和基于口协议的发展，提供网络服务的总成本将会下降，推出新产品的能力上升，因此单位成本将明显下降。其次，ngn相对于原有网络所需维护成本小，由于可以进行远程管理和诊断，因此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份额将上升。另一方面，ngn交换具有高度缩放性，增量成本是线性的，因此小型ngn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由于具备上述特点，通信网络的规模经济性相对于原有网络将更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样的特点会降低进入壁垒和对管制的需求。ngn不仅在供给侧节约成本，而且在需求侧形成了提供大量服务的可能。其核心部分的媒体服务器可以提供高级的媒体处理能力，支持高级媒体服务，如互动语音、会议、信息和语音识别等。因此，ngn将使得产业的范围经济性增强，导致更多但更为融合的竞争者的出现。

2．网络融合与产业融合

由于网络融合能推动网络产业的改革，人们通常将网络融合和产业融合相关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最早的产业融合发生在20世纪初，这类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相同的生产过程被应用到不同的产业中，使得产业边界开始模糊，从而出现产业融合现象。greestein和khanna将产业融合定义为“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者消失”。而网络融合多数是指在信息产业中发生的，拥有物理传输网络的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既有学者认为网络融合涵括了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融合，代表着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也有学者认为作为网络融合的具体案例，三网融合只是一种重要的产业融合现象。

目前，有关网络融合的讨论主要发生在电信产业。bijl和peitz将电信产业中的融合定义为“通过各种不同的网络(交互性地)传送各种不同的通信服务……电信市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通道与服务，使得融合成为可能，这指的是：将基础设施和内容垂直一体化；不同类型网络之间的可替代性；以及不同类型信息(例如语音、数据和视频)的数字化”。

geradin将研究扩展到所有网络产业(电信、邮政、能源和运输)，认为融合是网络产业的主要发展趋势，各种网络产业间的融合可在网络设施、服务或经营战略三个层面发生，存在三种融合模式：深度的跨产业融合，如电信和信息技术产业部门的融合发生在所有的三个层面；松散融合，即多个公共设施部门，如电力和电信部门之间的融合，只是在网络或业务层面发生的不完全融合；特殊合作，如铁路和航空运输业之间特殊的合作方式。其中，多个公共设施部门的融合已经成为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一种模式，同时也向规制部门提出了挑战，例如如何应对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及合谋问题。

3．网络融合与业务融合

从产品市场的角度来看，人们还提出了业务融合的概念。叶云区分了业务融合和网络融合，认为业务融合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用户通过不同的电信网络使用相同的业务；其二是用户通过不同类型的终端使用同样的业务。而网络融合从总体上来讲，是不同的网络向同一方向发展，在底层技术、组网架构等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和最终合二为一的趋势。他同时给出了网络融合与业务融合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一方面，网络融合不是业务融合的必需，提供业务的各种基础网络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竞争市场的需要，将会、竞争和发展，而业务层的融合将不会受限于基础网传送结构；另一方面，业务融合推动了网络融合的发展，业务融合要求网络的互联互通，并通过降低业务承载成本的内在要求推动异构网络向同一方向发展。

4．网络融合的多层面分析思路

从上所述，可知网络融合实际上有技术融合、产业融合、业务融合等不同的认识角度。为了讨论的方便和结果的通用性，对网络融合的内涵给予一定的限定和规范是必要的。实际上，网络融合意味着平台从专用走向通用化，其他网络设施也可以提供服务，也就是说拥有平台的运营商可以相互进入，从原有产业潜在竞争者的角色转化为实际竞争者，将自己的网络提供基本设施服务，进入瓶颈部分。同时，网络融合还将产生新的市场，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从而扩大产业的边界，将原有的相邻市场融入统一的市场。

在这两种趋势的作用下，新的进入者、新的市场将推动竞争进一步深化，因此，原有产业的市场结构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演化的过程仍然受到瓶颈企业可能实施市场关闭的困扰。罗亮从剖析电信业市场结构的特征开始，以寡占市场的策略行为为研究对象，用市场关闭理论解释了网络融合环境下电信市场结构的动态演化问题；同时，肖金学在2006年通信产业年会中提出首先在电信内部达到两网融合，逐步发展到电信产业外的融合，都不失为研究与实践网络融合的可行方向。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以技术层面的融合分析为基础，辅之以产业经济学角度对业务融合和产业融合现象的考察，可以进一步阐述网络融合过程中运营商可行的商业模式，给出政府规制的角度和方向。

三、网络融合对商业模式的影响

对融合各方商业模式的探究近年来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同时，参与博弈的各方也正试图探寻可行的商业模式。廖仁斌在分析电信企业商业模式关键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电信企业的商业模式模型，并以湖北电信的商业模式再造实践为例，对转型中的电信企业商业模式进行了分类评价，对商业模式关键因素的影响权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以号码百事通业务这一新的商业模式的应用进行了检验。研究商业模式可以从信息产业链(宏观)层面和分类业务(微观)层面进行归类分析。该文从宏观层面对收购模式、产品服务定制模式、产业链合作供应模式三类商业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一般而言，商业模式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国外目前对商业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角度，即经济类。运营类和战略类。原磊提出了商业模式的“3—4—8”构成体系，运用模块化的思想，将商业模式的变革分为完善型、调整型、改革型和重构型四种类型，并认为这四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变革对商业模式核心逻辑的改变程度不同，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动态性和产业生命周期。网络融合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商业模式调整。

实际上，若不考虑网络融合对商业模式的影响，我们将难以充分认识网络融合的意义。

1．商业模式变迁对企业发展的战略意义

尽管网络融合在技术上已经相对成熟，但是从技术到商业的应用目前还仅仅处于实践阶段，融合的成熟还需要发展相应的商业模式。能够维持网络融合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必须能实现参与融合各方的共赢。均衡状态的商业模式，或者说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是网络运营各方博弈的结果，这样的博弈将是一种变和博弈。

从战略角度看，网络的融合将关系到企业的战略选择，包括动态产品的差异化战略、组织的动态性、企业兼并和收购、电信产业竞争状态的可维持性和寡头垄断市场的演化等。面对网络融合导致的商业模式变迁趋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均需做出自己的战略调整。

2．基于双边市场的商业模式的发展

双边市场理论是解释网络定价结构的一个重要理论，出现于本世纪初并在近年来得到了较快发展。我们可以将对信息服务的需求者分为两类——生产者用户和消费者用户。前者通过通信网络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或服务，后者通过通信网络获得这些多样化的产品或服务。我们可以把这种市场模式概括为一种多边市场，其中，通信网络是一个平台，生产者用户是一系列卖者，消费者用户是一系列买者。进一步将其简化，可以表述为一种双边市场，即市场由三个部分组成：卖者、平台和买者。

根据网络外部性或网络效应的理论，卖者和买者的价值都会因加入平台人数的增加而产生正反馈，获得正的外部性。而从平台运营商的角度看，把卖者和买者整合在自己的平台上，从双边市场中获得最大收益则是其基本出发点。

20世纪末，当人们正在憧憬网络融合即将开启通往宽带通信的未来之路时，电信产业却意外地出现过一次衰退的迹象。当时的电信运营商们把自己的未来建立在市场对高速(宽带)数据传输巨大需求的预期上。然而，由于宽带通信的需求并没有真正被培育起来，运营商们发现“无法在宽带市场建立一个能存活的商业模式”。截至今日，电信运营商在宽带网建设、3g网络建设方面仍然存有疑虑。问题的焦点就在于，能否有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能够真正激发出潜在的需求。

事实上，电信运营商们已经开始推动这种双边市场的发展。其中，将移动网与因特网融合起来的商业模式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例子。例如：沃达丰的vodafone live业务、ntt docomo的i-mode业务、韩国sk电讯的“nate”模式、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中国联通的“联通在信”等等。这些商业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引进一系列内容服务商作为战略伙伴，即卖方合作者，然后为买方——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移动数据服务，或者直接称之为移动因特网服务。随着网络融合在技术上日趋成熟，在整个电信产业内，双边市场的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对电信产业的双边市场进行系统的分析，讨论新的商业模式将使我们对电信产业的融合和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

3．典型商业模式的成功及其原因

很多大型电信企业战略转型的目标都是成为综合信息服务商，由此带来了对原有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断涌现出新型的商业模式。由于发达国家技术的领先性和资本市场的完善性，因此其商业模式也比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并进行着不断的创新发展。国外成功的商业模式，典型的包括日本的i-mode和韩国的宽带市场模式。“i-mode”业务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首先在技术上保证了参加合作的各方，包括内容、入口、网关、网络以及终端都能彼此啮合，相互协同。更为关键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合作共赢的商业运作模式。在这一商业模式中，运营商docomo扮演了类似于平台运营商的角色，其他参加合作的企业都通过docomo的“i-mode”来与最终消费者进行交易，这就保障了docomo的核心地位。其中，合作的内容服务商为docomo提供业务支持，即为最终用户提供各类数据和信息服务，docomo将用户交纳的信息费返还给内容服务商，从而实现了内容合作方的收益；合作的终端设备生产商设计并制造适应docomo要求的终端，然后通过docomo将终端设备提交给用户使用。docomo利用自身的优势，吸引用户使用docomo的业务。而使用者往往被“i-mode”的“永远在线”所吸引，从而实现了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

四、结论

本文有下列四点主要结论：

1．网络融合具有多层次涵义

由于网络融合的多层次特征，从单一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往往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在分析网络融合的问题时应当从不同层面同时进行，基于融合后网络与原有独立网络的经济特性差异，分析融合过程中可行的商业模式，从而对相应的管制政策进行调整。

2．网络融合将部分改变电信产业的产业经济特征

网络本身具有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和网络外部性，同时，网络融合的主体拥有双边市场的典型特征。电信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网络。随着技术层面网络融合的发展，网络的经济特性也在发生变化。首先，网络融合扩大了电信市场的规模，增强了其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其次，技术进步实现了网络的动态效率，提品所需的成本会进一步下降；再次，同网络传输同质产品的可能性使得竞争性网络运营主体所提品的边际替代率下降。

3．网络融合将带来新的规制实践

网络融合的动态变化必然带来管制的、变革。终端产品需求和供给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政策和管制的不确定性。网络的融合会使管制在纵向一体化、互联互通、条件性接入、普遍服务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发生变化。人们可以在讨论消费者选择和企业决策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的随机试验模型模拟政府管制政策影响下的电信市场演化。

网络融合促进了多平台竞争，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阻碍竞争的因素，比如提供竞争性业务的数个主导企业会进行合谋或者采取排他性行为。因此，即使电信产业的竞争性正逐步加强，规制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人们可以从规制机构设置和竞争——规制政策融合的角度分析竞争政策和规制政策之间的替代性。

4．网络融合研究的多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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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90-04

引言

新经济出现以来，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一批企业的巨大成功以及企业经营环境变化对传统商业规则的剧烈冲击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虽然，至今商业模式还是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理论和操作体系，但是，研究者们已普遍认为它是由相关要素构成的价值创造方式，其功能是价值创造、利润获取，目的是企业竞争力提升（曾涛，2006）。

目前，对于商业模式价值和利润来源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依据的都是一般企业管理理论，而从经济租金视角进行理论思考的还不多。罗珉等（2005）开启了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寻求和获取企业经济租金的一种手段，追求的是熊彼特租金。根据Peteraf等（2003）的竞争优势V（alue）-P（rice） -C（ost）模型，企业价值（生产者剩余）就是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亦即企业利润或经济租金。由于商业模式是战略制定的结果、战略实施的依据（Hill，2007），因此，企业经济租金其实是商业模式活动的直接产物，不同的商业模式活动创造了不同类型的经济租金，而不同的经济租金反映了商业模式价值和利润的不同形式和来源。例如，垄断租金是企业通过在产品市场上占据有特权的市场定位和资源、获取政策保护（如专利权）、企业之间的串谋，或通过新产品开发、扩大生产规模等商业模式活动，以此提高行业进入壁垒、降低产业内竞争程度来获取的；李嘉图租金是企业通过在资源要素市场垂直一体化、大规模采购、保持稳定可持续供应商关系等商业模式外购资源活动，以及内部品牌、文化等企业自制资源创造活动产生的；熊彼特租金来自于企业家是基于知识能力创新，通过产品、技术、市场、供应源和组织模式等方面的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而关系租金是企业通过合资、合营、特许经营、战略联盟和业务外包等商业模式活动获取的经济租金。这四类创租活动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但它们之间地位并不均等。相对而言，基于资源的李嘉图租金和基于能力的熊特租金更为基础。因为，企业经营发展必须依赖于必要的资源和能力，垄断地位的获取和战略网络关系的建立都要以它们为基础，同时也以强化它们为主要目的。因此，与李嘉图租金和熊彼特租金对应的商业模式租金创造模型和创租机制则就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同时，基于经济租金视角的观察和思考，也有利于商业模式理论基础和体系的建立，而后者正是商业模式很多概念和内容尚未得到准确定位的原因之一。

一、商业模式租金创造的资源―能力―活动模型

商业模式租金创造活动的投入要素总体上包括资源、能力和知识三大类型。其中，知识要素分别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源和能力属性。Barney（1991）提出，资源包括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特征、信息、知识等。Prahalad等（1990）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以知识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实体性与过程性相统一的成长协调系统，它的本质是对企业知识的整合。在知识的两大类别中，明晰知识的转移成本低、积聚程度高，而默会知识的转移成本高、积聚程度低。与此相对应，资源和能力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资源可以通过某种交易方式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实现转移，即资源在企业内部或外部都可以成功获取；而企业的某种能力则仅仅存在于组织和它的业务流程中，是属于具体企业特有的、难以从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除非组织本身的所有权发生转移，能力只能在组织内部培育（Amit等，1993）。可见，知识不仅可以归并为资源和能力，而且其中明晰知识具有更多资源性质，默会知识具有更多能力性质。资源和能力两者之间并非是并列关系，而是先后连接关系。因为，资源是企业存在的物质基础，而能力是对企业资源的配置和运用。

在战略视角下，企业商业模式租金创造活动既表现为微观的流程、交易和惯例，也表现为宏观的价值链、战略网络和商业生态。按照哈默（1990）的定义，流程是把一个或多个输入转化为对顾客有用的输出的活动，流程是一系列结构化的、可测量的活动集合。程愚（2004）认为，交易是企业活动的“细胞式单位”，企业活动可以看做是“交易的总和”。企业惯例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标准操作程序类似于企业短期内的经营特点和经营规则，投资惯例是决定企业资本量在一定时期内增减变化的惯例，搜寻惯例则是指导企业搜寻新的惯例来对现行的惯例进行修正的惯例。这三个层次的惯例涵盖和约束了企业所有规则的、可预测的经营发展行为和活动（杨玉秀等，2006）。波特（1985）认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它们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作为价值链理念和系统的扩展形式，战略网络是企业通过网络形式开展的一种竞合活动，而商业生态系统则是商业系统内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共同学习、共同进化活动。可见，流程、交易、惯例、价值链、战略网络、商业生态等都是企业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商业模式创租活动形式。至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抽象的商业模式资源―能力―活动创租模型（如图1所示）。

图1商业模式资源―能力―活动创租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企业资源是企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企业资源及其有机结合产生了不同的动力特性，即能力。同时，企业能力又是企业创租活动的基础，任何形式的创租活动都需要以一定的能力为基础的。这一资源―能力―活动模型只是对企业商业模式创租过程的一种抽闲和简化。实际上，资源与能力、能力与活动之间并非只有一对一的关系，同样存在一对多、多对一的情况，而更常见的是多对多的情况。企业作为一个资源和能力集合体所能进行和完成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活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层次结构关系，同一层次上的不同企业活动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关联的（刘东，2006）。此外，企业资源和能力也同样呈现一定的层次性和结构性。因此，企业实际是一个由资源、能力和活动构成的复合创租系统。

二、商业模式租金创造的两种关键机制

在战略管理中，存在资源选取和能力构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租机制（Makadok，2001）。根据商业模式资源―能力―活动创租模型以及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的相互关系，它们实际是存在于商业模式租金创造活动中的两种关键机制。常见的企业商业模式资源选取机制有市场兼购、战略联盟、企业集团内部整合等方式。企业不同的资源选取机制选取到的资源类型可能不同，而且对其所选取资源价值含量的认识程度也有差异。企业商业模式能力构建机制主要基于信息以及企业所特有的有形或无形的运作过程。Teece等（1997）认为，企业能力构建中存在三大关键要素――组织过程、位置和发展路径，它们共同决定着企业的能力。其中，组织过程有三个作用，分别是协调/整合、学习、重构和转变；位置是指企业的特定资产，包括技术资产、互补资产、财务资产、声誉资产、结构资产、制度资产、生产资产等，不同的位置代表的不同的资产类型和组合方式；路径表示企业的发展方向受制于它目前的位置和前方的路径。

资源选取机制强调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关注和稀缺资源的选择。这个机制的作用发生于企业决策阶段、资源实际选取之前。因为，根据李嘉图的逻辑,企业业绩方面的差异源于企业对具有不同生产力资源的拥有。对于企业怎样才能拥有具有异质性生产力的资源，Barney（1986）认为，必须运用高超的资源选取技能在资源市场上有上佳表现，也就是要求企业开发出比资源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对所要选择资源的未来价值更加精确预测的技能,如信息收集和分析等，才能拥有经济租金的资源。拥有这种技能的企业就区分哪些资源可以产生租金,而哪些资源却会带来损失基于这种区分，这样就可以出价购买前者,而回避后者。因此，资源选取技能能够在实际获得资源之前影响一个企业的利润。实际上,对无价资源的避免比对有价资源的获得对企业经济租金的影响更大。

能力构建机制强调企业内部的修炼和能力的建造。与资源选取机制不同，能力构建机制对经济租金所施影响发生在执行阶段，同时，只有在资源被实际获得之后，它才能产生作用，创造出价值。因为，根据Amit等（1993）的定义，企业能力的作用在于提高其处理资源的生产率。这样，在与竞争对手拥有同等质量和数量资源的前提下，拥有能力的企业其资源的生产力高于对手,进而获取经济租金。因此，如果资源未能被获取，那么，能力也不可能施加作用、产生价值。

资源选取机制和能力建造机制不仅在时空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同时也都存在一定的独立性思维缺陷（耿帅等，2003）。例如，资源选取机制将企业视为一个独立存在体。但是,市场中的企业实际面临许多的竞争对手、相似的经营环境问题。在信息网络时代，由于资讯的发达，它们往往同时进行相似的决策，采用相似的资源选取行动。这样，其资源异质性和租金获取能力就很容易受到侵蚀。同样，能力建造机制强调企业内部能力建立和资源生产力提升,将企业视为一个封闭资源结合体。但是,企业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开放体,它时刻需要与外界交换资源。虽然，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能力构建机制对内部现有资源优化配置来获取租金，但是，当这些资源失去战略意义时，能力所创造的经济租金也就随之消失。Makadok（2001）的理论分析也显示,当企业对某种资源的价值预期远远高于其竞争对手时，资源选取机制和能力构建机制实际是相互替代。他对这个现象的直观解释是，当企业过于关注资源获取时，会减少对研发等能力构建上的投入，反之亦然。

三、完善资源选取和能力构建创租机制的思路

资源选取机制和能力建造机制的独立性思维缺陷源自传统企业战略和企业理论中的“资源―能力”二分法，即资源与能力可以分别独立存在（于洋，2008）。实际上，在企业外部环境变化日益激烈的今天，只有两者相互补充、有效融合，同时兼顾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才能使企业获得持久的经济租金。假如资源缺乏可开发的效率空间,那么,无论与之匹配的组织能力多么协调、多么强大也难以使企业产生显著的竞争优势；不论资源的效率空间有多大,若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组织能力，其创造的竞争优势和经济租金也难以持续保持。没有相关资源或具有互补性特征的资源系统，资源组合、配置等企业能力只能是“无米之炊”；没有能力的组合、配置和转换，资源本身再好也不会自动变为产品和服务。李垣等（1997）指出，企业中的许多资源是依托有关能力而产生效率的，而许多能力又是在相关资源基础上发挥作用的。一些被人们视为战略形成基础的资源恰恰是由企业的某种能力所支配的，而一些被企业家追求的能力又恰恰受资源的制约。那些在企业能力得到某种程度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出所期望的效果的资源属于基于能力的资源，而在企业资源得到相应改善后企业得到相应增强的那些能力则属于基于资源的能力。

因此，与其将资源选取和能力构建看成企业两类不同的创租方式，倒不如看成一种方式的两个特例：资源包括企业自身资源和外部资源。资源选取机制强调从企业外部选取异质性的资源，来改变企业的资源组合，从而产生异质性、获取经济租金；而能力构建机制则强调通过内部开发直接重组企业资源结构。本质上讲，这两种方式目的相同：企业需要根据市场机会和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状况，通过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资源组合及其效率提升方式，在完全的外部获取与完全的内部构建之间的某个区域范围进行多样化的组合，以提高企业价值创造和租金获取能力（方润生，2005）。其中，资源组合的目标是运用科学方法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综合和集成，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资源的产出效果和效率，发挥资源的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创造和租金获取能力；资源组合的内容包括个体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组合、传统资源和知识等新资源的组合、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组合（饶扬德，2005）。

在企业资源组合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是知识性资源。德鲁克就曾经指出，企业所拥有的、且唯一独特的资源就是知识，其他资源，比如资金或设备，不会带来任何独特性。开发和利用知识性资源，可以强化企业资源的组织嵌入性，因为，知识资源根植于企业日常惯例之中，内含于组织过程，并且与企业历史相关，是在企业经营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可以增强企业资源的柔韧性，因为，当前的知识存量与知识结构决定发现企业未来市场机会、配置资源的方法。相对传统资源，知识资源使用范围更广，转化成本更低，转换时间更短；可以构筑企业资源的模仿障碍，因为，默会知识的过程性、完整性、不明确性决定了它的不可模仿性；可以提高资源选取和能力构建水平，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信息搜寻和分析、知识的积累和运用之上。可见，知识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企业价值创造和租金获取具有更加持久的保障作用。

由于企业知识积累速度和知识存量大小取决于企业的组织学习和知识吸收能力，因此，完善资源选取和能力构建创租机制固有缺陷，提高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和租金获取能力的根本出路不仅在于加强企业的资源系统组合，更要加强企业知识资源积累以及企业组织学习。作为一个学习型组织，企业既要通过不断的组织和个人学习获取“天生”具有自身特性的知识，又必须通过与外部交流，发掘和利用外部知识，并与内在知识相结合，给获取的外部知识加工企业自身特有的印记，使之在“后天”具有专用性、不可模仿性、稀缺性等特征（魏江，1999），而这正是商业模式系统性和知识性的必然要求。

结语

商业模式创租研究是商业模式价值创造以及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如同商业模式具有对不同竞争优势来源理论进行正向整合功能，以体现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系统性、层次性一样，企业战略和经济租金理论同样可以逆向解析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不同来源和机制。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和知识性必然要求通过资源整合、知识积累和组织学习来提高其创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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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Rent Creation Mechanisms of Business Model Based on the Resource-Capability-Activity Pattern

SHEN Yong-yan，LU Ting-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