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转口贸易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篇2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保税区;转变

世界经济和谐贸易一体化发展的大成管理体系建立,关键在于从自由贸易走向和谐贸易。从国外自由贸易区发展过程中的模式特点来看,自由贸易区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排尼基亚全盛时期,13~14世纪,法国、德意志的一些城市相继开辟自由贸易区。真正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是1547年意大利的热那亚湾。此后的400多年中,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都是有限,主要的活动仍然停留在转口贸易,即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属的殖民地。据资料统计,这期间全世界共有26个国家设置了75个不同类型的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特区,于1936年建立了美国境内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有很大的突破。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世界除大洋洲以外,自由贸易区分布在各大洲,亚洲25个国家和地区有161个,非洲14个国家有126个,欧洲17个国家有125个,美洲30个国家有217个。到了90年代,世界上已有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达900多个,其中2/3分布在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贸易区呈现国际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管理上都有很好的前景。

几个世纪的发展,世界上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对外贸易、繁荣地方经济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笔者通过美国对外贸易区,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等为例,来分析介绍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对汉堡港、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的考察比较,进一步为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提供借鉴。

1美国对外贸易区

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一直处在贸易持续顺差的位置,对外贸易区的发展相当缓慢。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出现贸易逆差,国内经济出现低迷,就业压力紧张。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到1980年,全美自由贸易区增加到77个,到1994年底,自由贸易区达285个,总数为484个。同时,管理和功能也日趋完善。

美国《对外贸易区法》(1934年),规定美国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功能是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和仓储。1950年后,美国经济日益繁荣,市场需求剧增,为国外商品进入带来了便捷,同时允许提供商品展销和加工制造。1980年后,各个贸易区先后允许用美国零部件与外国装备为成品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对外贸易区一个很鲜明的特色是:因地制宜的原则配置和完善自己的功能。纽约对外贸易区由于背靠美国国内辽阔的市场腹地,附近没有合适的转口国等原因,主要从事进口贸易和进口加工业务;迈阿密对外贸易区由于位于佛罗里达半岛的最南端,因最佳贸易服务成本半径内有多达30个国家的原因,主要从事转口贸易和为转口贸易配套的其他业务,货物转口量达65%以上。

2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

科隆拥有很好的地理优势地位,位于巴拿马运河的咽喉,靠近巴拿马最大的港口克里斯托帕尔港。一方面,可以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又是北美与中南美洲的连接点,

属于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东西南北货物集散地之一,也成为东方产品通往拉美各国市场的桥梁。

科隆自由贸易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利地运用地理位置的优势——世界航运中转枢纽。大量的货物在此地流转,转口贸易定位为主要业务。资金的大量流动也使科隆的金融业发达,外资银行及分支机构密集。商品的展示,避免了客商远涉重洋采购,节约了时间和费用。

3汉堡港、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

汉堡港是欧洲经济自由区的典型,被称为“通往世界的门户”汉堡自由港高效的管理手段值得研究,汉堡自由港对进出的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贯穿于从货物卸船、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中。这种自由和便捷程度,在世界上所有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中都是少见的。汉堡自由港转口贸易带动了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汉堡成为德国的金融中心之一,这说明自由港与城市的功能是互相促进的。

荷兰鹿特丹港是世界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鹿特丹港的最大特点是储、运、销一体化,通过一些保税仓库和货物分拨配送中心进行储运和再加工,提高货物的附加值,然后通过多种运输方式将货物运往荷兰等欧洲国家。鹿特丹港拥有完善的海关设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保税仓库区域内企业在海关允许下可进行任何层次加工。对集装箱货物的仓储和配送来说,坐落在港区和各个工业区内的物流配送基地,可以为其提供最完善的各种增值服务。

安特卫普港是世界海运网络的重要支点。按纯国际运输量计算,它是世界第四大港。安特卫普港具有领先于欧洲其他港口的货物装卸作业效率,拥有现代化的EDI信息控制与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港务局使用“安特卫普港信息控制系统(APICS)”,计划、安排船舶抵离港和掌握国际海运危险品的申报。安特卫普港还实行一种叫做临时存储(Temporarystorage)的管理方式。这种海关临时存储区,也可以不设在港区内,只需要提前作简易申报即可进行临时存储,而不必得到海关批准。经过海运到达的货物,可以在海关指定位置暂时保存45天,而以其他方式进入的货物,保存期为20天。

中国保税区的发展还存在问题。我国保税区,是我国海关管理的特殊区域,是我国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经济开放区域,处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我国最早设立的保税区,是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区,成立于1987年12月。到1994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13家保税区。到目前为止,我国一共建立了15家保税区。

我国保税区和国外的自由贸易区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与世界优秀自由贸易区的存在差距。世界自由贸易区伴随着世界经济特区的产生而产生。我国的保税区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直到深化阶段才形成。前者主要目的是在不影响国内市场保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自由贸易给国家经济带来好处。我国保税区主要是为了改善我国投资、建设的软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带动效用,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区域性质上,我国保税区没有明确的定性,行文规定不明,致使各部门认识不同一。没有真正开放一线,监管手续繁琐。在区域功能上,政策上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续的影响,难以形成规模。出口功能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难以发挥作用;加工功能受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货物在保税区与非保税区之间进出也制约了加工功能的发展;区内贸易公司不具备进出口权,制约保税区的贸易功能;外贸经营权,进口货物不可以零售也不利于保税区的发展。世界自由贸易区通常由国家政府直接管理。机构的设立代表的是国家政府的权利,管理相当的权威,负责自由贸易区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协调,是一种相对弱化的管理体制。我国保税区不仅有国家的宏观管理,有存在地方政府的微观调控。两者条条框框的行政摩擦,使管理上很大的混乱和不经济现象。

我国保税区面临的机遇与发展对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生产组织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物流、信息流、人员流动的速度加快,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各国相互联系,合作与竞争的局面共存。随着国际贸易深度的加强,一方面贸易不仅存在传统模式,另一方面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的发展,使得国际分工合作更加重要。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其中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各国通过控制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借助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将非核心业务外置,使得整个国际分工体系更加专业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欧盟—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呼声渐高,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大成管理模式。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各国经济开始转形,客观推动我国保税区寻找新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是外界客观环境和自身发展矛盾内因共同决定的。通过对国外先进的自由贸易区优秀经验的借鉴,是我们避免走弯路或错路的一个重要途径:简单,高效。

4因地制宜,合理功能拓展与定位,提升发展空间

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区的目标选择与功能定位与所在国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经济地位、政治状况等因素密切联系。美国自由贸易区的因地制宜就是相当好的典范。我国可以自己斟酌自身特点进行定位。从保税区进出口额完成的情况来看,上海外高桥、天津港、大连、

深圳福田保税区已成为全国保税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力。保税仓储功能在保税仓库内允许商品进行再包装、分级、挑选、抽样、混合、处理等商业性加工,实现商品仓储自动化,配送高效化。张家港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沙头角保税区、汕头保税区等适合都以保税仓储为主,我国政府机构可以通过进一步突出他们的优势,提供更加先进的物流系统。

5明确方向,整合资源,阶段性提升深化改革

国际自由贸易区有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自由转运区、自由贸易特区、出口加工区等多种形态。各种形态的规模不同,政策和开放程度也有差异。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在继续经营贸易的前提下,日益注重加工制造业,传统业务也开始注入新活力,加入更多的科技因素,朝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鉴于我国工业化和各项基本实际情况,可以突出加工,努力朝自由贸易区转型迈出坚定的步伐。保税区是制度创新的产物,法制体制的完善日益提上日程。通过整合各个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政策,监管和法制,作到平衡互补,实现从外延扩展到内涵深化的转变。功能上确保基本的功能项目前提下,统一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政策。统一海关的监管模式、作业流程、操作规范和信息化管理系统,降低监管风险,进一步提高管理效能。提高保税区的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开放程度,使投资贸易便利。改革的途径,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转型过程中注意操作的层次性,避免资源浪费。

篇3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篇4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越来越普遍,带动港口海运业务蓬勃发展。航运产业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范畴不断扩大。原始的航运业是围绕港口码头展开,主要指货物装卸、仓储运输、货运、船舶供应等以码头经营为主的下游港航业务;贸易及航运的进一步发展,又催生了船舶租赁、海事咨询、仲裁、航运交易等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航运服务。

因此现代航运业不仅包括船舶运输业和港口的装卸业务,同时还包括那些与港口的综合功能和船舶运输业相关的,以及处于其上下游的,同时对其具有支持和辅助作用的各个行业。这些行业共同构成了香港的航运业,共同决定了香港的航运产业的发达程度。

作为国际主要港口之一,香港港口设施全部由私营公司投资、拥有和经营,这种运作形式全球少见。香港的集装箱码头坐落于水深达15.5米的葵涌-青衣港池,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中远-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杜拜环球港务和亚洲货柜码头有限公司这五个运营商管理和运营9个码头24个泊位,共7804米深水岸线。香港自1994年以来曾11年荣登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的宝座,而今依然是世界上知名的航运中心之一,其航运产业取得的成就与其源远的航运历史密不可分。

一、香港航运业的发展历程

香港的航运业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香港开埠,是香港最为古老的行业之一。最初的航运业务来源于鸦片贸易,并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船舶技术升级,大批贸易商行投资轮船运输,当时最大的三家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和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均在港设立了总部。苏伊士运河开通及轮船的大量使用极大地推动了香港航运业,进出港商船队猛增。与此同时,香港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港口管理制度。十九世纪末开始,香港的转口贸易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据资料统计,到190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41%从香港进出。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逐步扩大及香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香港转口贸易稳步发展,而作为转口贸易支柱的航运业更趋繁荣。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航运企业在经营上完全自由,船舶自由通航,自由登记,货物免税免检,这些政策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加上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远东地区的航运中心。

1987年,香港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枢纽港,蜕变成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重要的航运中心。1997年以来,除去1997年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及最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始终平稳增长(见表1),1997-2007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0%。

航运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及在香港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可忽视。航运业曾经作为香港的龙头及核心产业,带动并刺激了香港各行各业的形成及发展。一般估计,包括贸易、金融、保险等服务在内的整个与港口有关的经济收入相当于香港GDP的20%,相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0%。众多机构单位从事航运相关业务,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据香港统计处的数字,2007年198家船务及海外船公司驻港办事处的就业人数为7777个,115家远洋轮船船东及营运企业的就业人数为3731人,往来港澳船只船东及营运企业6家提供343个职位,35家船只经纪企业提供了184个职位。

在2008年,访港的货运及客运远洋船舶及内河船只共217,380艘,是全球效率最高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作为全球供应链上的主要枢纽港,香港每周提供四百五十班集装箱船班次,往返全球五百多个目的地。香港还提供形形的航运服务,效率高、竞争力强,是亚洲区域内船舶融资、保险、法律、仲裁、管理和经纪服务中心。很多国际著名的船东都在香港经营业务,由他们控制或管理的船舶吨数,约占全球的9%,使香港跻身世界十大航运中心之列。

二、香港航运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1. 良好的营商环境

香港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制,各级政府服务简便、高效及专业。在“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下,特区政府廉洁、奉公、稳定。特区政府为推进香港的航运发展,2003年6月将原来的港口及航运发展局一分为二,成立了香港航运发展局和港口发展局,香港船东会的许多资深船东都出任了航运发展局及港口发展局的成员,负责向政府提出发展香港航运服务的措施及计划,协助政府推广香港的航运服务,为发展和巩固香港航运中心地位出谋划策。多年的自由港政策为香港积累了理想的航运业发展环境。

香港是世界十大船舶注册地之一,船舶注册服务极具竞争力,能够简单快捷的注册、撤销注册,且对注册船舶船员的国籍无限制,符合资格及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可随时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船舶吨税税率低。各国港口当局出于对香港海事监督的信任,对挂香港区旗的船舶没有歧视性政策。良好的税制使得航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收入全部免税,无需缴纳任何营业税及所得税,且船东可以选择在港注册成立船公司或光船租赁公司,实际在港营业,也可不在香港设立任何形式的公司,只悬挂香港旗,聘请香港代付有关费用。截止到2009年12月,香港已与中国内地、英国、美国等十二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双边协定。

2. 错位竞争,航运产业的升级发展

深圳的蛇口港与盐田港,毗邻香港,近几年崛起迅速,其低廉的货运成本,分流了原来珠三角经香港出运的货物,蚕食了香港的腹地,直接冲击了香港的港口货运业。在这严峻形势下,香港提出了错位竞争的发展方针,设立更高定位。除了继续拓展传统航运业务,延续以往吸引外资仲裁和融资等机构进驻政策,香港开始完善服务网络,提升航运产业的水平,推进船舶融资、海事冲裁、运费期货交易及高素质人才培训等高端服务,加强培训和引领香港年轻人进入航运界。目前香港船东、船舶管理公司及其他相关公司提供包括船舶融资、保险、船务经纪、验船、维修、仲裁、法律服务等。

3. 完备的金融法律支持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产品多样化,投融资环境优良,外汇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全球排名前100位的银行中,超过70家在香港营运。近年来,香港致力于实现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2008年11月恒生银行推出全港首只伊斯兰股票基金;同年香港特区政府撤销了金条进出口的报关费,以提升香港黄金贸易的竞争力,2009年6月香港商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并计划推出燃料油合约,开辟香港金融市场。较为完备的金融体系及金融工具为航运高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香港金融机构还为高风险的航运企业提供优质的风险管理服务,设立了一套有效的航运保险制度。

航运业一向很看重合约和有效的法律仲裁制度,如果在合约上有纠纷,法律仲裁就能够提供重要的服务。而香港法律制度完善,拥有一个具有世界地位的仲裁中心,由于受到《纽约条文》的认可,仲裁结果可以在世界各地生效。世界上最著名的船舶买卖经纪、海运货物经纪及保险经纪均在香港设有公司,拥有一批专业律师专门处理航运纠纷,这是香港发展海事仲裁、海事诉讼、海事法律咨询等航运业务的基础。

三、传统航运产业受到挑战及制约

1. 周边港口的竞争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及亚洲经济的发展,香港周边的国际及地区的港口与航运业发展迅速,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港口显示出强劲发展势头,上海提出要发展成为新的国际航运中心,台湾与大陆实现三通的大趋势等,使得香港传统意义上的航运业受到了压力及挑战。香港货物吞吐量在世界与亚洲所占的比例会不断下降,其集装箱码头霸主地位由于周边港口的迅速发展而难以维持,传统航运业的竞争力下降已成为事实。

香港航运业原有的优势也在逐渐丧失。自由港政策曾是香港最大的优势,通关手续简便,时间大为缩短。内地港口推行的“大通关”简化通关手续,加快通关速度以吸引货源,香港自由港的优势不断削弱。深圳、广州两港拥有的航线及航班也不断扩张,与香港的差距逐渐缩小,这样货物在内地港口就可以减少中转并节省运输费用。

2. 地域资源制约

航运业的发展,多需要港口配备完善的临港物流园区以提升服务水平,增强港口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但是由于香港陆域面积的限制,土地开发成本高,发展配套产业受到限制。虽然香港建有多条高速公路及内河码头,方便货物从水陆进入海港,但货物进港要过关,以货车穿过闹市转运或内河货物通过内河码头转运,成本较高,且新码头的建设均需要大量填海,影响生态。因此香港航运产业的发展不能通过单纯扩大港口规模来实现。

四、香港航运产业的发展趋势

从总体而言,香港航运产业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周边港口的崛起,分流了部分珠三角地区货源;环渤海区域的天津港、大连港和青岛港近几年的货物吞吐量也紧追直上;上海在港口码头及软环境方面加大投入建设国际航运中心,这些都威胁到香港国际中转港的地位及航运产业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今后这些港口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尽管如此,香港在管理经验、法治、效率等方面,在亚洲地区依然占有优势。香港成熟完善的法制下形成的国际规范,良好的营商环境,包括信息、资金自由流通,低税率,简单税制等,对货主、船东及航运相关企业极具吸引力,其经济自由度连续十几年居全球第一。香港是全球海岬型船的主要中心之一,也是三大矿石贸易中心之一。同时,随着世界航运业的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但亚洲区内缺乏一个能为船东和船舶提供一站式航运服务的中心,航运高端服务向亚洲转移也成为必然趋势,这为香港的航运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香港今后将效仿伦敦,弱化传统航运产业,转型发展码头之外的其他海运相关业务,如船舶融资、买卖、租借、海事仲裁和保险等,并加强与内地港口之间的合作,步入后航运时代。

参考文献:

[1]任艳明.产业集群理论在上海航运产业发展中的应用研究[D]

[2]张俊义.1900-1941年香港航运发展概述[J].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二卷,2000

[3] 香港航运发展局.香港航运业统计摘要[R] 2009.9

[4]香港工商专业联会. 2020香港综览[R],2009

[5]袁持平,吴肯浩.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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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占第一位的机电产品出口，目前正日益受到国外反倾销投诉的困扰。本文从多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必须提高创新能力，加快国际化进程，加强行业协作的对策建议。

机电产品贸易集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于一体，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自1995年超过纺织品贸易出口额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以来，已连续12年位居我国对外贸易榜首，为我国对外贸易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机电产品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着贸易量的增大，机电产品出口遭遇反倾销诉讼日益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反倾销投诉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针对企业的对策建议。

一、机电产品出口现状及特点

2006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达到5494亿美元，进口达到4278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6．7％，比上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点。因同期世界主要机电产品贸易国家和地区增速均小于我国，如美国机电产品贸易增长12％左右，德国增长9％左右，日本增长不到7％，2006年全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超过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于德国和美国之后；全年进口超过德国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于美国之后。

机电产品的出口在保持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产品结构也在明显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继续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较大的产品优化，大宗重点商品带动出口增长，商品新增长点不断涌现。2006年1～11月，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仪器产品和设备进出口较快增长，其中主要产品如运输工具、仪器仪表、电器与电子产品、机械及设备均有良好表现，贸易额增幅分别达到42％、22．8％、30．3％和20．5％，较上年同期净增1731．1亿美元。2006年1～11月，出口额最大的机电产品依次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通信设备、家电和消费类电子、电子元器件和电工器材等。从具体产品看，手机出口增长3．5亿部，增长73％；液晶彩电出口1346万台，增长105％；光缆出口2．7万吨，增长99％；笔记本电脑出口4649万台，增长26％。在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出口增长较缓，而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所占比例继续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仍是出口主体。在地域分布上，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类似，机电产品出口也呈现出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机电产品出口额9o％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只占了很少的份额。

二、机电产品遭受反倾销的原因分析

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遭到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国内企业自身的不足；除了经济因素，还有法律因素的制约。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由于近几年全球经济的低迷，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在WTO的框架下，其成员国的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其中的反倾销措施就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各国在反倾销实践中普遍存在歧视外国进口产品，偏袒本国工业的倾向。为了保护其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一些国家频繁地运用反倾销手段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他们打着保护公平贸易，使国际贸易不受掠夺性倾销危害的旗号，实质目的却在于保护国内工业，而且实际执行过程中又有许多有利于国内申诉方，不利于国外出口商的规定，所以反倾销法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以保护公平竞争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产品成本的确定问题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第15条规定，我国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wro，加人世贸组织15年内，外国对我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仍可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所以，尽管我国机电业早已形成较为规范的市场，但欧美国家一直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对我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时，认为由于存在政府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对企业进行出口补贴等因素，对产品的“正常价值”以“替代国”或“参照国”国内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正常市场价值作为代替标准，从而使我国的产品失去劳动力低廉而形成的价格优势。

(三)反倾销产生的连锁反应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甲国某产品在乙国被裁定为倾销成立，很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失去乙国市场，第三国会认为，退出乙国市场的甲国产品可能会进入并冲击本国市场，于是第三国也对甲国的该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连锁反应使得我国产品在一国遭遇反倾销指控时，其他国家也相继提出诉讼，极大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例如欧盟于1992年对我国生产的彩电提出反倾销调查后，1993年墨西哥、1996年阿根廷、2003年5月美国也先后启动了对我国彩电的反倾销调查。

(四)我国外贸体制和政策存在弊端

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目前我国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各种类型企业超过2o万家，其中“三资企业”占90％以上。国家缺乏在宏观上的有秩序管理，造成出口秩序混乱，引发低价竞销。随着外贸经营权的下放，中央和地方经营出口业务的企业急剧增加，各单位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竞相压价，压低价格后出口创汇指标出现的缺口则通过出口数的扩大来弥补，而出口量的增加又导致出口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对转口贸易缺乏有效的管理，使港澳台地区有的厂商利用我国内地原产地证，躲避外国的反倾销和配额限制，也增加了我国内地产品被反倾销诉讼的机率。

(五)产品出口市场过分集中

从目前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流向来看，绝大多数机电产品跨国流动贸易都集中在北美、欧洲。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机电产品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在地域分布上的相对集中。我国约有75％的出口产品(含香港转口)集中在西欧和北美。当出口产品在进口国当地市场所占份额超过2o％时，就容易遭到反倾销调查。

(六)企业反倾销应诉不力

反倾销调查并不意味着倾销成立，而拒绝应诉无疑等于默认倾销的事实。在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中，有些案件完全有机会通过法律途径和积极应诉赢得反倾销诉讼的胜利从而保护企业及我国机电行业的利益。然而在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时，许多国内企业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反倾销危害的认识不足以及对反倾销的应诉经验不足等原因不愿应诉，最终导致产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三、出口企业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自主创新，是“十一五”规划中我国必须坚持的六个立足点之一，更是机电业创立自己的优秀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含量、提升产品竞争力、有力节制国际市场对我国机电产品反倾销的有效手段。我国目前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竞争能力的最大差距就是缺乏创新能力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据统计，在我国企业中，只有25％的企业有研究中心，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中，竞争要素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转向创新能力、技术和管理优势。因此，必须抓住时机，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型驱动的转变。

(二)加快国际化进程，曲线进入国际市场．

篇6

1.跨区县项目如何拆分填报统计报表？

答：为满足分区县核算需要，从2009年定报起严格执行跨区县项目拆分填报的规定。拆分时按以下办法处理：

（1）将跨区县项目拆分到涉及的各区县。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201-6表）中“项目建设地址代码”填写投资额所占比重较大的居（村）委会。

（3）其他指标数据按比重分劈。

2.具有多个审批文号的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如何填报审批文号？

答：若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有多个审批文号，只需填报一个文号。按照优先选择的顺序依次为发改委、建委、规委、国土局、环保局等相关审批文号。

3.农村合作建房是否应计入经济适用房统计？

答：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中关于经济适用房统计的定义，农村居民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利用自有土地合作建房，因未纳入政府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无法拿到市建委核发的经济适用房产权证明，所以不应计入经济适用房。

4.如何划分农户建造经营性用房的投资性质？

答：若农户建造经营性用房（如旅游景区内建造住宿用房），且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有营业执照即具有工商部门登记的注册类型；（2）不利用自有宅基地；（3）计划总投资超过50万元时，可计入农村非农户投资，否则计入农户投资。

■ 科技及中关村统计

1.科技项目表填报的项目是否需要正式的项目立项书？

答：严格意义上，科技项目表填报的项目均应有项目（课题）立项书，如果没有正规的项目（课题）立项书，但有较为固定的研究人员和财务上相对独立的专门开支和核算，也应填报项目表。

2.关于临时和外聘人员是否计入本单位科技活动人员？

答：临时和外聘人员如果是直接从事或参与本单位科技活动，包括参加本单位科技项目（课题），以及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且全年累计从事科技活动时间超过制度工作时间10%以上，同时其劳务费（含工资）是由本单位发放，则应计入本单位的科技活动人员，其劳务费（含工资）应计入本单位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3.如何计算“发表科技论文篇数”？

答：发表科技论文是指在学术刊物上以书面形式发表的最初的科学研究成果。具体包括在全国性学报或学术刊物上、省部属大专院校对外正式发行的学报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向国外发表的论文。科技论文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首次发表的研究成果；（2）作者的结论和试验能被同行重复并验证；（3）发表后科技界能引用。注意：只统计本单位科技人员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4.产品销售收入中的系统集成收入如何界定？

答：系统集成收入以系统集成商与项目委托单位签订协议或合同时所涉及的合同金额为准。例如，某生产手机的企业从外单位购入的手机配件200元，整台手机卖1000元。那么系统集成收入就应填1000元。

■ 房地产价格统计

1.非正常销售的房屋如何填报？

答：非正常销售房屋是指未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销售，如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给关系户和以成本价格销售给内部员工等。

样本单位存在非正常销售房屋时按以下方法处理：

（1）非正常销售房屋“规划住宅面积”分类与正常销售房屋分类一致时，从正常销售房屋中选择样本；“上期交易面积”和“上期交易金额”包括非正常销售房屋部分。

（2）非正常销售房屋“规划住宅面积”分类与正常销售房屋分类不一致时，分别从正常销售房屋和非正常销售房屋中选择样本；分别计算、填报正常销售房屋和非正常销售房屋“上期交易面积”和“上期交易金额”。

2.房屋销售中既不属于高档住宅又不符合普通住宅标准，但建委批准用途为住宅的房屋如何填报房屋类别？

答：对于房屋销售中既不属于高档住宅又不符合普通住宅标准，但建委批准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中140平方米及以上的住宅计入“其他住宅”；属于普通住宅标准的按照层数分为多层住宅和高层住宅。

3.实际建设房屋用途与批准用途不一致时如何填报房屋类别？

答：按照房屋实际建设用途填报。

4.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中“上期交易金额”是按合同金额填报还是按业主实际缴纳的金额填报？

答：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均按照合同签订的金额填报。

5.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中样本交易单价月租金标准如何确定？

答：如果合同中有月租金额，则按照三个月的平均数填报；如果合同中没有月租金额，则将合同中的租赁金额总计按照租赁时间平均分配至各月，计算平均月租金填报样本交易单价。

6.跨年度项目的项目编码如何确定？

答：分三种情况处理。

（1）上年项目11月份销售完毕，次年该项目不再填报，其编码可为其他项目使用。

（2）上年项目12月份仍有销售，次年该项目继续填报，项目编码与上年一致。

（3）本年项目年度中销售完毕，项目编码本年度保持不变，次年其编码可为其他项目使用。

■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主营业务统计

1.外贸企业经营的未进入我国境内流通的商品是否计入企业的商品的购进或销售？

答：外贸企业在转口贸易中，从境外购进的商品，仅在免税区停留或未进入我国境内就直接被销往境外，尽管未在我国境内流通，但由于这部分商品的购销金额已纳入企业财务核算，其商品购进或销售应包括这部分商品的购销金额，分别计为进口或出口。

2.批发和零售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统计指标“商品库存总额”与财务指标“存货”的区别？

答：“商品库存总额”指企业取得所有权的库存商品金额。对于商品流通企业，即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库存商品主要指外购或委托加工完成后验收入库、用于销售的各种商品。财务指标“存货”反映企业期末在库、在途和加工中的各种材料、商品、在产品、半成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存货”的核算范围大于“商品库存总额”的统计范围。

3.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是否填报财务表（E103-2表、E603表）中的增值税？

答：如果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在进行住宿或餐饮经营活动的同时，也进行商品销售或其他产生增值税的经营活动，财务核算中设立了增值税账目，则应填报“增值税”，否则，不填。

■ 财务状况报表

1.如何填报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的财务指标“主营业务应付工资”？

答：“主营业务应付工资”指报告期内企业应付给与主营业务直接有关人员的工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根据会计科目“应付工资”中本期转入“主营业务成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科目的贷方发生额归纳填列。

篇7

上海市物流园区概况

（一）浦东空港物流园区

浦东空港物流园区是上海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大型化、综合性现代物流园区之一，规划面积16.8平方公里，含物流仓储、公共服务等设施，主要功能定位为国际中转、国际分拨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并进行相关增值加工业务，是具有航空快递特色的物流园区。该物流园区依托浦东国际机场，运用航空运输的快捷便利优势，具有综合服务功能。

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和上海市政府对“上海浦东空港保税物流园区”的规划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浦东空港保税物流园区的建设对于上海增强城市功能辐射能量、促进上海航空物流产业的发展以及更好地服务全国有重要的意义。

（二）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是国务院批准的首家区港联动试点项目，享受保税区和出口开发区的相关政策，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紧靠上海外高桥集装箱三期码头，开发面积1.03平方公里；总投资28亿元人民币，包括现代化仓库、集装箱转运区、商务中心、政府监管服务平台以及先进的硬件和软件配套设施。具备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和国际转口贸易四大功能。据上海海关统计，2007年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进出口货物34.36万票，货值383.73亿美元，货运量231.2万吨，同比增长69.59%、114.94%和85.06%。

外高桥保税区物流园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依托海港、航空港和信息港，利用优惠政策，通过区（保税区）、港（海港、航空港）、镇（高桥镇、机场镇）联动，大量集聚物流企业，重点发展第三方物流，形成合理的物流产业布局，将成为世界经济供应链中具有竞争力的物流节点之一。

（三）西北物流（江桥）园区

西北物流（江桥）园区位于江桥镇，是由上海市经委、嘉定区江桥镇人民政府共同组建的上海市“十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四大物流园区之一，园区是以产品的采购和一级分销为核心，以现代物流为支撑，集展示、货运采购、储存、加工、配送、转运、商贸、信息等七大功能为一体的现代物流园区，是提供公路、铁路、水路及航空多式联运一体化的内陆口岸与加工辐射性的第三方公共综合物流枢纽园区。江桥园区位置选择在204、312国道和沪宁高速公路的汇集处，是上海通往江浙及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咽喉要道。

（四）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

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从广义上包括：洋山深水港港区、东海大桥以及与之配套的港口物流园区。从狭义上单指配套的芦潮港辅助园区。洋山港区依托大小洋山岛链形成南、北港区。规划至2020年，可建成深水泊位30余个，集装箱吞吐能力达1300万TEU。东海大桥总长32公里，桥宽31.5米，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车速为80公里/小时。大桥通航标准为5000吨级，主通航孔净高度为45米。

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芦潮港辅助园区）位于临港新城西侧，东临A2（沪芦高速公路），距洋山深水港区32km，距市区55km，距郊区环线10km，距浦东机场30km，通过多层次公路网与郊区环线，外环线，内环线相连。园区规划面积13.8平方公里，并预留8平方公里做为备用发展地，建成后将逐步发展成为东北亚国际物流的枢纽中心。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具有仓储、运输、加工、贸易、保税、临港工业、分拨、增值和国际商贸等综合功能，是提供物流服务和国际交流的中心。

上海市物流园区布局中存在的问题

（一）物流服务需求来源不能完全满足

城市物流园区布局应考虑其主要承担的物流服务需求来源，一般应设置在主要物流服务需求来源方向上或接近该方向。从上海的地理位置来看，上海地处华东，又作为长江的龙头，依靠洋山港、外高桥港和浦东空港，可作为内陆地区货物进出口的集散地。西北物流园区承担着进出上海市区货物的物流集散功能。但上海西南松江区拥有占全国出口加工区出口总额近1/3的松江出口加工区，该出口加工区是我国仅次于外高桥、深圳保税区之后的进出口额第三大区，2007年进出口总额为386.2亿美元，该区的物流服务需求仅依靠上海市目前的物流园区是无法完全满足的。

（二）现有交通网络未能充分利用[要形成物流网络布局就要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在建设物流园区时要注重完善城市现有与港口、铁路、机场的对接配套，提高城市物流设施的辐射能力和效率，保证货物及时运抵。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沪青平高速公路、同三国道、嘉金高速等干线，在松江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道路交通网，松江也是上海西南重要的门户。但松江区内的物流需求目前仅依靠区内零散的物流企业满足，未能通过物流园区的规模效应充分利用现有的交通便利条件。

（三）物流园区在区域上的不平衡

目前建成的四大物流园区中，三个分布在上海东部，重点在进出口货物的物流集散。浦东区借助外高桥港和国际机场两大物流基地的优势，正在加快保税物流园区的建设，不断吸引国内外知名现代物流企业落户，不断完善其现代物流产业链的框架，正与洋山港一起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世界最重要的现代物流基地之一。但上海西部仅有江桥的西北物流园区，松江区在物流园区的建设上还是空白，且区内又存在着大量的物流需求有待满足，这种状况不利于松江区的招商引资，不利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在松江建立物流园区的可行性分析

（一）相对较低的成本

由于松江土地资源充足，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物流园区的投资，也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留有空间。该物流园区建成后在未来物流活动中的辅助设施建设规模、仓储费、运费、劳动力成本等物流费用上具有显著优势。松江位于上海市边缘地区，在松江建立物流园区可缓解对于上海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和噪声污染，也有利于环境保护，降低社会成本。

（二）便利的交通网络

物流园区建设一般应考虑设置在城市对外交通主要枢纽或城市交通系统转换衔接节点附近，交通便利，便于多种运输方式相衔接。例如铁路、城市对外交通（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主通道出入口、机场、沿海或内河港口等交汇处，有利于开展多式联运。松江具有相对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便捷的公路交通网络；沪杭铁路复线贯穿松江；距离虹桥国际机场25公里，浦东国际机场68公里，有高等级公路相连；黄浦江横贯松江区东西。在拥有便利的交通网络，又存在大量物流需求的基础上，松江区具备了在区内建立物流园区的必要条件。

（三）松江出口加工区物流需求的有力支撑

物流园区建设应尽量接近城市物流需求集中或货物集散地点，现有物流资源有一定基础，一般有较大物流需求量，如工业园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企业分布较集中的区域。松江出口加工区就属于企业的集聚区，也是大量货物的始发地和终到地，物流园区布局在此，能获得加工区物流需求的有力支撑，也有利于降低作业成本，提高物流园区运作效率和经营效益，提高物流设施的利用率，实现运输集约化。

（四）明显的规模经济效益

松江物流园区的建设能够将目前松江区内散布的物流企业集中在一起，园区内部可对大型仓库的布局进行统一规划，可发挥整体优势，统筹兼顾，实现物流企业的专业化和互补优势。同时，这些企业还可共享园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在松江物流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应注重采取柔性规划，建立持续改进机制，确立建设过程的阶段性目标，对园区建设坚持阶段性评估检查制度，从而保证建设成效的最终实现。

篇8

由于曹妃甸保税区刚刚获批，尚在建设过程中，无法获悉相关数据，本文仅利用唐山市港口和腹地经济相关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分析港口经济和腹地经济的联动关系。

1.1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唐山港和唐山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联动关系分析

（1）灰色关联分析法简介

灰色关联理论是灰色系统理论内容之一， 可用于在不完全的信息条件下， 对所要研究的各要素通过一定的数据处理，在随机因素序列间找出它们的关联性，发现主要矛盾，找出主要特性和主要影响因素。

（2）唐山港与唐山市腹地经济的灰色关联分析

为分析唐山港与唐山市产业转型升级的灰色关联度，本文选取“港口吞吐量”这一指标衡量唐山港发展状况，选取“国民生产总值”等九大指标衡量唐山市腹地产业转型升级状况，选取“2006-2011”六年的数据进行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grey modeling V3.0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港口经济数据与腹地经济数据的灰色关联度，如表1所示。

通过唐山港港口吞吐量与唐山市的灰色关联度分析发现，唐山港与唐山市的经济和产业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在为引入预测值之前，港口吞吐量影响唐山市经济发展较大的几方面包括“进出口总额”和“科技成果鉴定数”，说明唐山市外贸经济对港口依存度较大，而港口发展与唐山市的科技进步也存在较为显著的互动关系；在引入预测值之后我们发现，即使在唐山市经济结构不进行调整，港口吞吐量不加速扩大的假设下，在今后的几年中，唐山市港口对于唐山市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值如“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等的影响都将显著增加，说明唐山港的发展将在唐山市的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港口吞吐量和科技成果鉴定件数的灰色关联度达到0.8419，说明唐山市港口的发展将越来越依存于唐山市高新技术的发展水平。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建立之后，受保税区贸易创造效应和辐射效应的影响，唐山港的港口吞吐量无疑将有明显提升，进而促进唐山市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而保税区的投资乘数效应将带动金融等相关行业发展，而鉴于唐山市港口吞吐量与“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等金融数据间越来越强的关联度，唐山市的金融行业有望借助综合保税区对港口的良性影响获得飞跃式发展；同时，综合保税区的技术外溢效应将促进港口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并通过港口与腹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间的紧密联系，提升唐山市高新科技水平。

2.发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作用，促进唐山市产业升级转型的策略

按照实证分析发现，综合保税区的设立将通过对港口经济的促进推动唐山市的外贸经济，科技进步，第三产业发展和金融产业发展，进而有效推动相关产业的改造升级。而就具体的策略而言，本文认为，应该遵循以下的程序：以临港新城的产业改造和升级为起点，依靠临港新城和唐山市腹地经济的联动，逐步推动唐山市腹地产业的升级改造。

首先，曹妃甸新区作为综合保税区所在地，应作为临港新城成为产业升级改造的排头兵。作为新建立的地区，曹妃甸新区没有历史包袱，可以充分依托保税区，发展相关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金融保险业以及批发零售业。首先应该大力发展的是现代物流业，依托临港新城的保税区和物流园区，充分发挥保税区，夯实基础设施，建立保税物流和出口加工中心、非保税物流中心、自营物流中心。其次，航运服务业也能成为曹妃甸新区的经济增长点，航运交易、航运信息服务和总部经济、研发经济都可以成为航运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城市服务业是在临港新城经过港城相互关联阶段后需要大力发展的一个产业，目前，曹妃甸新城和曹妃甸商务区的建设已初见成效，随着大学城和科技园区的建设完成，城市服务业对于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容小觑。

随着曹妃甸新区的发展，将对于唐山市腹地的产业升级和改造带来积极的作用。如依托曹妃甸物流园区，将有效延长钢铁，机电和煤炭等唐山市传统产业的产业链，降低原材料采购和销售成本，促进唐山市传统产业升级；而曹妃甸新区造船，汽车制造等一系列产业的引进，也为唐山市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同时，临港经济将能够有效带动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对于海洋经济的重视程度，如在本地院校中加设海洋相关专业，建立专门的海洋经济研究所，积极引入相关人才，将能够很快的在海洋经济方面取得进步，进而推动唐山市海洋产业这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3. 结论

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对唐山市港口与腹地经济的联动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唐山市港口发展将对唐山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等重要的经济指标发挥重要的影响，同时与唐山市科技进步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因此，综合保税区一旦建成，借助其贸易创造效应，集群与辐射效应，乘数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将直接拉动唐山港港口吞吐量和进出口总额的提升，从而带动港口相关产业的升级改造。而在依靠综合保税区促进唐山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遵循先发展曹妃甸临港新城产业，进而推动临港新城和唐山市腹地的产业联动，最终实现促进唐山市产业改造升级的目标。

注：本论文为唐山市科技局课题“科技支撑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及产业链体系建设”（2012cx-2），科技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导向政策研究（2012cx-3）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孙浩. 保税区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的使命[J]，上海商业，2010（9）：20-21

[2]孙志东. 打造临港经济新优势-唐海县服务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唐山经济，2009（9）：14-16

[3]蒋琴儿、刘德弟.我国保税区转型模式及发展前景[J].商业时代，2006（9）：14-15

[4]王莉、陈宁.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若干问题评述[J].对外经贸实务，2005（8）：15-17

篇9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 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 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 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 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 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39] 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4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42]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3期。

[51] 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52] 钟永宁：《试论十八世纪湘米输出的可行性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3期。

[54]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4期。

[55] 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江汉论坛》1993年4期。

[56] 钟兴永：《清代湘米贸易论略》，《中国农史》2001年1期。

[57]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的输入与运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或见《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58] 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6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

[60]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63] 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 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 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51991年2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1期。

[82] 李华：《清代湖南的采矿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

[8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85] 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51987年2期。

篇10

纺织服装行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纺织和服装业的发展涉及的社会劳动力超过1亿人，2006年纺织服装业占工业企业总增加值6％以上。2006年，纺织服装业销售总值2．45万亿元，比2005年增长21．8％；实现利润88亿元，比2005年增长28％；出口总值1470亿美元，增长25％，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5．2％。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以后，纺织服装行业呈现量增价跌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使得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几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纺织服装贸易摩擦加剧，出口市场混乱。未来中国纺织服装贸易仍将面临诸多困难，本文也将深入探讨具体的应对措施。

一、中国纺织服装出口贸易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一)未来中欧、中美之间依然可能爆发大规模贸易摩擦

2007年年底，中欧纺织品协议率先到期，中美纺织品协议也将于2009年年底到期，届时中国对欧盟与美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出口数量必然增加，如不进行积极有效的管理，中国与欧美之间纺织服装贸易摩擦可能再次激化。

1．中欧协议到期后，双方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加

首先，欧洲方面，中欧协议到期后，因受限而通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转口贸易会发生回流现象，从而导致对欧出口的增加。2006年欧盟对中国大陆部分纺织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国内很多企业为了规避限制，采取“曲线出口”的战略，即先将产品出口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再转而出口到欧盟。如2006年前10个月中国对罗马尼亚出口40．5亿美元，增幅达到800％，对土耳其出口增长更是达到1394．5％，这其中很大部分产品将最终流向欧盟。中欧协议到期后，这些因受限而进行转口贸易的产品将重新由中国出口到欧盟，导致对欧出口数量的激增。

其次，中欧协议到期后，跨国服装公司可能会把因设限而转向东南亚国家的订单转回中国生产，如国际知名企业阿迪达斯公司与耐克公司。这两家公司在东南亚与中国均设有分厂，一旦中国纺织品出口受限，它们便可以把生产任务部分转移到东南亚分厂。从欧盟2006年进口来源国进口数量变化情况看，2006年中国受限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越南对欧盟出口数量明显增加，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受跨国公司的订单转移影响。一旦订单转回中国生产，势必将增加中国对欧美市场出口数量的增加。

再次，欧盟理事会为了平衡内部各国利益，极有可能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欧盟成员国中英国、法国及意大利等均为老牌纺织大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量廉价纺织服装产品会影响到其国内的就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欧盟东扩中的不少新成员国也是以纺织服装业为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欧盟内部要求对中国产品实施限制的呼声越来越强。因此，欧盟理事会很可能对中国的纺织服装贸易采取限制措施。

2．中美协议到期后，美国可能对中国采取新的限制进口措施

首先，美国方面，2009年中美协议到期后，双方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加。2005年全球配额取消以后，中国对美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占美国进口份额的26．89％，远高于2004年的19．84％。因此，中美之间签订协议，对中国21类出口产品进行限制。从受限产品实际贸易情况来看，2006年对美出口协议类别产品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有3类产品的下降幅度更是超过50％，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协议暂时压制了中国产品的出口能力，但并没有削弱国内受限产品的生产能力，2009年中美协议到期以后，受限产品极有可能重现2005年对美出口激增的情况，如不采取有效的出口管理措施，届时中美双方依然可能爆发贸易摩擦。

其次，美国频繁运用特保机制对中国出口纺织品实施特保措施。2005年，中国有10类纺织品服装共计43．32亿美元遭到美国的特保措施，大约占对美出口纺织品服装总额的1／4。2008年12月31日以242段为依据实施的特保措施将到期，届时美国有可能通过新的国内立法，依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16条下的特定产品保障机制对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以方便2009年以后继续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实施特保。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新挑战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的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所能够对国际商品、服务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贸易产生影响的技术性措施。而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国以上述理由为借口，刻意采取的限制他国商品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和企业的带有歧视性的技术性措施。从国际经济法，特别是WTO法律规则来看，这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与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违背的，也是受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简称聊协定)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简称SPS协定)规制的对象，是一种贸易保护手段。技术性贸易壁垒自身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及执行上的强制性，并且其立法内容也具有广泛性和较强的技术性，法律适用也是灵活多变的。

目前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主要技术壁垒形式包括产品认证制度、产品包装标签制度等(如表1)。

中国纺织企业面对目前的这些技术壁垒时屡屡受挫，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首先，纺织品出口企业法律意识淡薄，没有对世贸组织的(TBT协定》进行深入理解，并且在遭遇到聊壁垒时的应诉性不高。其次，国内有关纺织业的技术标准及法律法规不健全，检验设备相对落后，这种缺陷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使中国企业处于被动地位；最后，国内纺织企业环保意识淡薄，没有足够重视对于产品的标准化认证工作，对于整个认证体系缺乏足够的认识，行动迟缓。而从目前来看，欧盟、美国、日本等几个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并且这类发达国家或地区往往掌握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动权，同样，它们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设限最多，也最严重。科技上的劣势使得中国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地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只能高价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或产品甚至是退出现有的国际市场。目前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苛刻，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影响日益增强，而中国纺织企业原有的低成本优势被逐渐削弱，大多数企业的出口成本相对增高，整体投入加大。技术性贸易壁垒也使得中国纺织品对以上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减缓，市场份额变小，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

(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的限制．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规定：从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日起12年内，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直到2016年，在进口方针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是可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由此可见，“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未来很长时期内都会成为中国纺织品服装面对反倾销措施时的软肋。其实自1995年以来，中国是遭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也是受到最终制裁最多的国家。国外不断增多的“反倾销”措施也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竞争特点是价格相对较低，但总体附加值不高，大多数属于中低档产品。国内巨大的生产能力导致了出口产品产量大但价格低的局面。中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优势明显，进口国担心中国产品对本国纺织行业造成冲击，才会对中国提起不断增多的反倾销调查，并且这一状况在很长时期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由于中国承诺的242段项下的纺织品特保措施将与2008年12月31日到期，届时进口国可能将中国纺织服装产品限制的重点由特保措施转移到反倾销措施上。

二、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应采取的措施

(一)运用积极的出口管理措施以防止贸易摩擦

积极的出口管理不仅可以有效的规避贸易风险，还可以提高本国产业和产品竞争力，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运用积极的出口管理措施，对纺织品、彩电、汽车等产品采取一系列自愿出口限制，不仅有效的缓解了对外贸易摩擦，还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本国产业的升级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最终使得国家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由于出口配额管理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强，效果明显，中国宜采取出口配额管理措施以抑制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的过度增长。2005年中美、中欧分别达成协议以后，中国对输美21类和输欧10类产品进行配额管理，有效地抑制了产品过快的出口增长速度，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而且出口管理只针对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并不影响受限产品对第三国的出口。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出口配额管理部门主要涉及海关与外贸管理部门，管理和协调的难度低，比较灵活。自主配额管理虽然可能部分加大企业成本，但却是帮助企业规避贸易风险的有效途径。

(二)提高产品核心竞争能力，走品牌经营道路

要从根本上解决其他国家对中国纺织品服装不断增多的反倾销措施，必须改变目前出口产品数量大但价格低，产品技术含量低的局面。中国纺织业目前还是以加工为主，国内大多数产品为贴牌定牌产品，自有品牌占有率小于10％，整个销售利润的大部分被国外企业拿走35％的利润被品牌所有者拿走，55％被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包括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拿走，中国工厂只能拿5％一10％的利润，但中国的企业却成为了反倾销的“主要受害者”。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必须要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具体来讲，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办法：1．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创建境外技术、研发和设计中心，利用当地人才，设计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2．建立自有品牌。应逐步提升产品档次，对产品进行深加工和精细加工，提升产品质量，从而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和顾客忠诚度。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产品市场定位，建立境外营销机构，形成国际化的营销体系。

(三)加强行业协会作用，提高企业法律意识，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

首先，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规避和应对各种保护措施。要加强行业协会的独立性，特别要加强其在制定行业规范，实现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以维持公平有效的市场秩序，规范出口经营秩序，杜绝恶性竞争中国企业面对的反倾销与特保，大部分是由于本国企业相互间的恶性竞争所引起的。因此，要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和服务职能，通过龙头企业，加强行业自律。

其次，要加强企业法律意识，积极应对进口国提出的纺织品反倾销、“特保”案件。现实中，很多企业由于资金问题放弃了应诉的权利和机会，只是默默的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应诉基金以解决资金问题。资金来源问题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方式解决：1．出口企业从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成；2．保险公司设应诉贸易壁垒险。此外，还应认真研究进口国纺织品贸易政策，通过采取灵活的措施，扩大中国纺织品出口。

再次，要完善中国纺织业的国际标准认证体系。中国纺织企业在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时，不应以消极的态度去对抗贸易伙伴的“技术性要求”，而应以积极的态度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以达到国际标准，政府职能部门要通过立法完善中国纺织业的国际标准认证体系。具体来讲，就是要加强企业对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各种生态纺织品体系认证和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认证的重视程度。总之，积极开展国际标准认证工作，才是中国纺织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利武器。

最后，应完善目前的各种预警机制，建立应急决策机制，主动应对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有关部门、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密切跟踪中国的几个主要纺织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市场动态，了解国外企业、政府的政策取向，建立一整套可以广泛共享的预警机制，及时预警信息，避免企业的盲目出口。要对量大、价廉但质不优的出口敏感产品及时预警，主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