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情况报告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美经贸情况报告，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透露，8月中旬将在长春举行“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促进会年会暨世贸组织与企业竞争力高峰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约五百名民营科技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将围绕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如何应对加人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创新与产业化、风险投资与融资等进行探讨和交流，共商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大计。

据称，民营科技企业实现民营机制与科技优势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其超常规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向前十名攀升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评价与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继续上升，正从世界排名第14位，向前攀升。

该报告是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提供的，49个国家、地区的314个最新国际竞争力指标为依据，按照国际竞争力要素评价体系结构测算中国国际竞争力的。

报告表明，今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有所回升，已由去年的世界排名第33位提升到第31位。从要素来看：

2002年国家经济实力竞争力继续上升，主要表现在投资、储蓄和适应性的竞争力有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竞争力有所下降。这一结果符合我国近两年来由于需求不旺，储蓄持续增加，在经济增长压力过大情况下，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

2002年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1位，比去年上升了2位。其中汇率竞争力排名下降，但汇率政策的评分上升。国家保护的竞争力上升较大，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减弱对本国经济、贸易保护有关。经常项目差额、证券投资、商品及服务出口与进口竞争力均有所上升。2002年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世界排名第44位，比去年下移1位。

2002年科学技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3位，比去年上升2位。除知识产权保护外，国民在国内外获专利数和增长率都有大幅提高。R&D支出水平竞争力三年来逐渐上升，2002年排名29位。R&D人员、技术管理、科学环境竞争力分别上升了3位、5位、2位，但尚未达到2000年的竞争力水平。

2002年国民素质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7位，比去年提高3位。人口特征与就业由于总量大，增长快，仍是有竞争力的要素。教育结构、生活质量、态度和价值观的竞争力均有大幅提高，这与我国积极推进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以积极开放态度面对全球化有密切关系。中美贸易和投资高速增长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虽然复苏进程中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对中国对美出口未造成明显影响。同时，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据中国海关统计，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419．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美国继续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298．7亿美元，增长19．3％，美国保持了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中国自美国进口121亿美元，下降3．3％。

中国对美出口的大宗产品有机电产品、家具、灯具、玩具、鞋类、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塑料制品等，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机电产品、光学仪器、医疗设备、化工产品、农产品(相关，行情)、塑料制品和飞机等。

另据外经贸部统计，上半年中国新批美国对华投资项旧1457个，增长18．74％，合同外资金额43．57亿美元，增长17．38％；美商实际投资24．54亿美元，增长19．71％。

目前美国500家大企业中已有300多家在中国投资。截至2002年6月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累计已达35362个，合同美资724．8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369．24亿美元。美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对华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已遍及机械、冶金、石油、电子、通讯、化工、纺织、轻工、食品、农业、医药、环保、金融、保险等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

中国在美国兴办的贸易型和非贸易型公司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1年底，经批准的中国在美企业共656家，协议投资总额约9．3亿美元，中方投资总额约6．9亿美元，涉及的行业有工业、科技、承包、服装、农业、餐饮、食品、旅游、金融、保险、运输等。

篇2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2-0064-06

2005年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硝烟刚刚散尽，经历了短暂的平静之后，由于美国商务部于2006年2月10日对外贸易统计报告的出炉，一石激起千重浪，又使刚刚平静的中美贸易关系，泛起新的波澜。按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为7 258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2016亿美元。仅就一个中国与其构成的贸易赤字就达到了逆差总额度的将近1／3。这一结果的推出，使得双方刚刚舒展的神经重新紧绷了起来。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甚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出口连续3年保持了增长，但就目前来看，双边贸易关系为两国提供的机会仍然‘不公平’，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未能信守某些承诺，包括知识产权执法不力，对国内某些产业政府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和扶持，以及不履行某些开放市场的承诺等”。并进一步声称：“中国在与世界的接触中获得了收益，但是，为了保持经济和政治上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必须为解决过去4年来，全球迅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全球不平衡承担自己的责任”。

虽然波特曼的这一番话未必完全正确，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高层对美中贸易逆差过大的极度焦虑。面对中美经贸快速发展，贸易摩擦有可能再度升温的紧张局势，进入2006年2月以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并就一些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重大贸易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中美同意在商贸联委会框架下成立中美高科技与战略贸易工作组；启动并加强了知识产权合作机制；签署了《食品安全和动植物卫生谅解备忘录》……。2006年4月11日随访的中国企业代表团就美国13个州、14个城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签署采购合同或协议108项，总金额超过了162亿美元。这一切都能显示出中国政府为扭转中美贸易失衡所表示的诚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自然资源、市场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致使20多年来中美贸易持续增长。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06年以来，中美贸易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据我海关资料显示，仅1-5月份，中美贸易额已达到了973．7亿美元，同比增长25．4％。其中中国对美出口738．2亿美元，同比增长26．6％，进口235．5亿美元，同比增长21．8％。中美顺差达到了502亿美元，同比增长29．O％。截至2006年5月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了50 289个，合同内资金额共计l 163．2亿美元。同时，中国在美国兴办的贸易型和非贸易型公司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在美直接投资达7．92亿美元。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一些暂时的不和谐和摩擦也是难免的，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为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双方首先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当前双方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客观、公正地进行分析，以求共同推动中美经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两国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也有双方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此外还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导致新的国际分工出现等多种原因。

一、双方统计标准不一致造成统计结果不一致

1．进出口产品统计数字对美贸易逆差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以来，中美就双边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且争论至今。按中国海关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了211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亿美元。但是按照美方的统计数字却显示，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为285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为2434亿美元，自美国的进口为418亿美元。再如中国海关统计，美国于1993年首次出现对华贸易逆差，金额为62．76亿美元，到2005年达到了1142亿美元，是1993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的18倍。而美方统计，美国从1983年就开始出现了3亿美元的逆差，到2004年猛增至1620亿美元，到2005年又突破了2000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2016亿美元。并且认为是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的1983年的672倍。

以上两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双方统计数字时所采用的标准不一致，其呈现的特点是：(1)美方统计的贸易总额大于中方统计的贸易总额；(2)美方统计的逆差数字大于中国海关统计的逆差数字；(3)美方统计的中方出口数字大于中方统计的出口数字，而美方统计的中方进口数字却小于中方统计的进口数字。由于美方采用的统计标准与我方采用的统计标准不一致，从而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真实性、科学性和可比性(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中有意被夸大的可能性)。

据我方了解的情况是：中国产品在出口时一般使用的是离岸价格(包括货物的成本、路途运输费和装船费)，而美国的产品在出口时使用的却是船边交货价格(只包括货物的生产成本和路途运输费，不包括装船费)。按世界银行的估计，同一批货物，采用离岸价计算的出口价格要比采用船边交货价至少高出1个百分点。因此说，同一批货物的出口用不同标准进行统计，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有时得出的结果相差还会很大。这也就是说，在美国的统计结果中，应该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的价格，减少相应的百分点；而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所有产品的价格，加大相应的百分点。只有进行了这样的较为科学的修正之后，对于来自(美中)两个不同国家统计的结果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2．经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对美贸易逆差的影响 每年经香港转口至中美两国的货物很多，通常称这类贸易为转口贸易。经香港转口的这类贸易，同样也会由于两国统计方法的不一致，导致统计结果不一致。

中国每年对外公布的进、出口商品的额度仅仅限于直接贸易：即中国生产并直接销往美国国内的产品，对于由中国生产、但是经香港进出口商购买后再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不统计在中国的出口产品额度中。这一点美国倒同我们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即由美国生产并直接销往中国的产品计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统计。美国生产，经香港进出口商购买后销往中国大陆的产品也同样不计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但是，美国的进口数据则既包括直接贸易，同时也包括间接贸易：既包括由美国直接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同时也要包括经香港进出口商手中

进口的中国产品。这种统计结果显然使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数额无形中被增大了许多，最终导致美国统计的贸易逆差不合理地被放大。

3．经中国香港转口产品的加价对美贸易逆差的影响 香港的进出口商对于产自美国和产自中国的产品增值加价的幅度也不一致。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因此来自中国的产品价格普遍偏低。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产品当进入美国时，考虑到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他们对于消费品的价格具有较高的承受力。因此，香港进出口商对于来自中国，并且即将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中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幅度一般较高。相反，对于产自美国的产品，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因此美国产品价格普遍偏高。对于这些来自美国的产品当进入中国大陆时，由于考虑到中国消费者的承受力较低，因此香港进出口商对于这些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幅度一般不是很高。

有资料显示，经香港出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平均幅度为9．6％；而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平均幅度一般为27％。这种增值加价幅度的差异，也就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对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无论是单纯对于出口的产品，还是通过转口贸易的产品，还是转口贸易产品的不同增值加价的幅度差异，都对增大美中贸易逆差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我们认为，中美采用的两种不同的统计标准，不能科学地、严格地反映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真实情况。大量的事实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没有一种共同遵守的统计准则，双边贸易的平衡与不平衡，不能真实地反映两国贸易的全貌。中美贸易有可能会随着中美之间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统计方法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贸易不平衡也一定会越来越大。

二、中美两国由于产业结构不同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很难消除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美国已经将支持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逐步淘汰和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从美国整体产业状况来看，美国经济现处于国际产业链的高端，可以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跨国公司已经渗透到各国和地区的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和部门，他们正在以全球市场为舞台进行资源、资本、人才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由此判断，美国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依据自身的优势和能力，承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来的一些中低端产品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对美国来讲，中国经济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品，一年将能为美国消费者节省1000亿美元的支出。 每年大批量日用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也是引起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缩小贸易逆差，首先应减少该类产品的大批量进口。但事实上，美国生活必需品的90％美国本土早已不再生产，这意味着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势必会从其他国家进口。然而，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早已深受美国广大消费者的欢迎，这是消费者的选择，而不能算作生产者的过错。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不能忽略服务贸易的存在

当谈到中美贸易不平衡时，美国反复强调的是货物贸易，而对于属于美国出口强项而属于中国出口弱项的服务贸易则往往不予提及。

随着中国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具有极强实力和竞争优势的美国服务贸易定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据美国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美国服务贸易总出口增速在11％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增速竟达到了20％。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2004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到了16亿美元，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逐渐兑现，我国服务市场将会在更大范围内对外开放，如果能把美国服务贸易的贡献一并加以考虑，美中贸易逆差应该减少。

四、贸易方式不同使得贸易不平衡现象加剧

美国是拥有世界级知名品牌、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产业量最多的国家。据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联合公布的2004年“世界百强品牌价值排名”中，美国有58家公司榜上有名。而中国企业则无一家入选。在全球75个世界级名牌产品中，美国占据了42个。此外美国拥有着世界发明专利的50％以上。而中国的发明专利中，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目前中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有约不足万分之三，也就是说99％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

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前进，需要大量的先进技术和专利，但是，在短时期内仅凭中国自己的力量确实还不够。还需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力支持与援助。美国的很多高技术专利产品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是美国长期实行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对华限制政策迫使中国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也是导致美国对中国出口总值不能大幅度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每年的出口量虽然很大，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仍属于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中国出口总额中55％以上的产品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中，85％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所有；二是在中国出口的商品中，90％的出口产品属于贴牌生产；三是在高新技术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占到了85％以上。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因此每年不得不将出口产品价格中的很大一部分缴于专利所有者或核心技术所有者。如中国是DVD生产大国，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因此对于每台售价32美元的DVD，其中专利费18美元，生产成本13美元，中国所能得到的利润仅仅为1美元。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看上去中国好像从贸易中获得了很大的回报，但实际上最大的赢家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

五、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与美国的贸易逆差

中国改革开放27年来，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占中国引进外商投资的60％左右，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加工中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将大量零部件运到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对美欧出口。所以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都是逆差，而对于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则构成了顺差。中美之间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是亚洲经济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量引进外资的政策感召下，美国的世界五百强的绝大部分企业也已登陆中国，他们同样看好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拥有13亿人口的广大市场以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不同，也使得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了极强的互补性。美国通过跨国公司把部分产业(夕阳产业)转移到了中国，对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承接了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美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腾出了空间。这也就使得过去美国通过货物贸易直接向中国出口产品，现在则越来越多

地转变为利用在华的投资企业生产并在中国本土上直接销售，这种贸易方式的转变不仅提高了美国公司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所占份额，相对也大大减少了美国对华的直接出口。但遗憾的是，这一贸易方式的变化，并未在双方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上得以体现，既无法增加美国统计数字中的出口总值，也未增加中国统计数字中的进口总值，从贸易收支平衡上考虑，得益的显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30多年来，美中贸易逆差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国际产业调整的结果，也是大规模、广泛地进行新的国际分工合作的必然产物，美中贸易逆差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是美国市场的需求所致，有利于美国广大的消费者，也是美国经济发展和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补充。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对美国的这种贸易逆差具有切实的了解，他认为，美国贸易的逆差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赤字，而是盈余。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也说，美国可以任凭贸易赤字居高不下而安然无恙，美国的贸易赤字可称之为“无泪的赤字”。

六、加强相互理解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健康发展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由于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体，这种出口是外国资本、技术、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更多地体现的是广义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基本上是外国生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采用了“中国出口”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中国出口的绝对数值。产品优势与销售渠道作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两大核心因素都属于外资企业所有。在这种贸易方式下的“中国出口”仅仅是只有中国国家的地理意义。

关于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必须承认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要具体分析贸易总额和贸易不平衡背后的实际财富和利益分配问题。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中，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大，但美国受益始终大于中国却是铁定的事实。由于中美经贸关系中两国之间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扩大经贸交往是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种贸易方式的改变，是美国通过他们的脑力劳动，而中国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的新的国际分工的具体体现。直接投资的贸易方式，使得美国比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虽然中国通过这种引进外资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与美国差距日益拉大的前提下实现的。

客观地来讲，作为一个生产能力庞大的国家，中国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国际市场，毕竟国际市场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中国巨大的生产力对任何一个国家造成的冲击都可能是巨大的，极易引发不满和摩擦。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中国需要在投资和消费方面寻找新的出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采取制度创新，自主技术创新培育国际化品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及时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适度加大进口和重视内需的作用。同时，也要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样不仅可以缓解贸易不平衡，同时还可以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经贸往来。一旦在经济交往中出现摩擦，双方一定要冷静、理智地从贸易大局出发，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友好磋商谈判以达到解决。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今天，不能仅仅满足于摆脱贫困和造就一个经济大国，要以尽早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建设经济强国为最终目标。

篇3

虽然从理论上分析,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数据已难以支撑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200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586.1亿美元(中方统计)/1239.61亿美元(美方统计)(见图1)。对于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中美两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断,主要在于它涉及到两国应当采取的解决方式以及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美方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国产品遭遇中国贸易壁垒、缺乏市场准入;(2)中国缺乏政策的透明度;(3)“中国对人权、劳工权以及环保的滥用,以及拒绝遵守这些领域的国际标准使其获得不公平的增大美国贸易赤字的贸易优势。”①(4)未来的不可预见性;②(5)中国有意压低工人工资,有意操纵人民币汇率,压低人民币值,以促进出口。对于此问题的解决,美方善于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增加进口配额、限制自华进口;加大反倾销调查力度、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口;贸易制裁等。

中方则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美国因素造成的:(1)美国的统计夸大了中国的对美出口;(2)美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难以全面衡量中美贸易平衡的状况;(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合理解释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改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以防美国可能使用的贸易制裁;贸易报复等。

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深层次分析

中美两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也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所决定的。由于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外在表现,是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方式,所以必须结合中美两国各自的整体经济状况以及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的动态变化来考察这种东向贸易和西向贸易所导致的不平衡关系。

1.从中国对外贸易自身的特点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在纺织、服装、玩具、皮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方面具有比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70%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装配出口,即所谓的加工贸易出口。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为出口而进口的商品,从理论上说,加工贸易必然会使处在加工环节的国家出现加工贸易顺差。因为作为从事加工贸易的国家,总是要通过对为了出口而进口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赚取加工

费用,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口。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显示,中国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出口主要市场则为美、日、欧国家。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源地依次为:日本、中国的台湾省、东盟和韩国,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65%。同期,我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分别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出口468亿美元、281.5亿美元和261.4亿美元,对美、日、欧三个市场的出口合计占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56.2%。表面上看,中国从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获取了较大的顺差,但实际上中国仅赚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费而已。另外,由于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增长点,中国赚取的少量加工费也被外商所分享,中国实际获取的利润进一步减少。因此,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背后却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中美贸易中的香港转口因素是双边贸易关系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东向贸易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西向贸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香港转口进行的。因此,如何处理和统计两国贸易中的香港转口份额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之争的关键。一方面,美国把经香港转口的中国产品价值全部算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就把货物在香港的附加值也归为了中国的出口收入;与此同时,美国又把经香港转口到中国大陆的美国产品排除在对华出口之外,这样就使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统计夸大了。另一方面,中国也把美国经香港转口产品的全部价值都算成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报告的美国贸易逆差数字就低估了。如何修正通过香港转口贸易带来的双边贸易不平衡规模,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统计小组分析的结论是,中国出口货物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7%,远高于一般情况下的转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转口货物,如玩具和针织服装等,增值率甚至超过100%。但不管如何,中国对美国贸易存在顺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贸易顺差没有美方统计的那么大,这也是一个事实。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香港转口份额的下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能否会走向客观化,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影响将十分巨大。

2.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除了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外,还包括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与销售,也就是说,生产的全球化对国际分工的内容、形式和作用机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传统的国际收支统计已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分工利益的分配关系。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把握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实质。

从近年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双边贸易不平衡基本属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合理的国际分工,并由中国发挥两个比较优势———产业之间的比较优势与产业内部的比较优势所导致的结果。③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排在前五项的商品分别是杂项制品(18.44%)、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11.7%)、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10.74%)、鞋靴(8.7%)、电力机械气具(8.09%)。单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近年来对美出口以纺织服装为主的经贸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上半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948.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67%,高出全国外贸进出口增幅11个百分点,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流仍然是加工贸易方式,具体说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9.65%,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实质上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机器。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美国对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补充地体现出来,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3.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边际产业的转移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因此,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贸易顺差转移给了中国。可以说,中美贸易问题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延续,体现出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对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给中美贸易不平衡带来的影响,美国许多专家学者给予了客观的理解与分析。华盛顿策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业部主任凯兹指出“在看贸易赤字问题时不应该只看美中之间的贸易,还应该看一看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因为中国正在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抢生意。本来在那些国家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去制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正在转移,从对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转移到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因为中国更具有相对优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通过研究证明,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低工资经济体的进口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皮靴和服装,只是10%的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④所以说,对美中贸易赤字的争论,总的看来感情的色彩多于理智的成分。

4.从美国经济自身结构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出现巨额外贸逆差的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决定的。一方面,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世界产业发展史中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包括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类产品及电动机械、金属加工等机电类产品)出现大量逆差。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进一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及与国外的产业内贸易成为美国贸易赤字剧增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样简单的进出口统计,就把真实的经济关系掩盖了,歪曲了。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近年来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正在成为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止2002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7212个,涉及合同外资762.53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03.79亿美元,“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正把中国作为它们的出口平台”。⑤因此,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有可能再次扩大,短期内单边倒的趋势难以真正改善。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两国及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对两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也对两国经贸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这两种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当两国都认为它对自身经济发展有好处时,才会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否则就会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阻碍。

1.对美国的影响

美对华贸易逆差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节省大笔的开支,弥补了其国内相关产业的不足,提高了国内的总有效供给,弥补了消费缺口,抑制了通货膨胀发生,为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宽松的经济环境。二是由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而带来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优化了美国资源的配置,实现了产业的高级化,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好处。但由于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资本流入才能弥补,所以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变化,美元的强势或者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美国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带来负面作用,他们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是贸易,是对中国的外国援助。”⑥“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对美国的工资和就业以及美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令人忧虑的影响”等等。⑦

2.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中国实现整体外贸顺差奠定了基础,这对于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改善我国外汇资源短缺的状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了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夯实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利于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问题,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约1/3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斯蒂格利茨陷阱”之中,中国以巨额出口退税补贴美国消费者,大量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好处重新流回美国,等于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GDP增长也是一种巨大损失。例如,一个玩具离开中国工厂时值2美元,到达美国时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将以10美元购买这个玩具,由于进口花费为3美元,那么这个玩具的销售增加了美国7美元的GDP。由于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利润为美国的进口商和中国的外资投资商所进一步挤压,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实上可能是负值。中国2002年427亿美元的对美出口直接导致中国854亿美元的GDP损失(如果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的话)。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GDP损失将更大,约为出口价值的4倍。因此,中国对美出口盈余越大,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进与出之间的缺口越大,从而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越大。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中国对美经济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华经济依存度,这种不对称的经济依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对美外交的主动权,使中国在处理与美摩擦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3.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更有甚者认为“贸易不平衡是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唯一问题”,⑧因此能否处理好、何时处理好这一问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巨额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以获取全球化利益的强大“武器”,在其他国家一再鼓励出口,甚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的情况下,美国就会以“公平贸易”为幌子,频频挑起贸易战,20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摩擦、90年代以来的美中经贸摩擦就是典型的例证。具体来讲,如果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趋势持续下去,美国政府重点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华施压:(1)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中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进行攻击的主要依据,因此美国会不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这一问题在当前正愈演愈烈。(2)在反倾销方面,基于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美国会判定更多的中国企业产品对美构成倾销,从而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力度,2002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立案就达到十几起。(3)在出口补贴方面,美国会要求中国减少对其出口美国产品的补贴,削减出口退税力度,以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总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将越来越会成为阻碍双边经贸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增大双边经贸摩擦的频率,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双方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可能使双边贸易朝平衡方面发展。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走势与展望

任何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不可能永远处于顺差地位,也不可能永远处于逆差地位。因此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终趋势应该是走向双边平衡。然而就短期来看,对决定中美贸易状况的几种因素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当中既有改善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有利因素,也有恶化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不利因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趋势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这几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之间的相互博奕。

因素一,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国对外贸易整体顺差决定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的加工贸易从1989年以来一直是顺差,而且顺差额持续稳定增长,从1989年的2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577亿美元。目前,我国加工贸易所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超过了55%,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对外贸易顺差的这种势头应该还会延续,也就是说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是顺差而不是逆差。由于美国是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加工贸易产品出口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到高技术产品出口,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短期内可能会继续加大。

篇4

一、轮胎特保案

美国总统在2009年9月12日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带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轮胎特保案为美对华实施的首例特保，该案将不仅影响到中国近20亿美元的出口和10万人就业，还可能被美其他行业与其他WTO成员国效仿，产生连锁反应，对于恢复中的世界经济也是极为不利的。随即，中国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与轮胎特保案涉案金额大体相当，显然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对话，已从以往主要由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指手画脚，要求中国加快开放金融市场，转变为中国对在美投资安全和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这场以“特保案”为开端的贸易纠纷并没有因中国的忍让和被迫反制就此止步，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经济危机下，中美贸易争端必然将到达新的，这种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关系也应引起重视。

二、中美贸易关系现状

中美建交30年来，双边的贸易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自1993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且从2002年以后顺差大幅度猛增，中美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2009年前6个月，尽管受到经济危机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中美贸易差额的连年上升也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和反补贴领域。

1.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

中美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规模最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的，也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决定的，甚至这也包括现行贸易统计体系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美贸易差额。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分工

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分工所处位置高低不同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美国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而我国处于低端，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的反映国际商务活动的实际情况，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力倡导推进经济全球化战略，发达国家将许多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到亚洲发展中国家，于是才出现了大量物资产品在亚洲生产并向西方国家出口的新局面。

目前我国经济活动人口达7.8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明显，这也正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投资，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85％左右来自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其中大部份又是美国企业。从本质上讲，这种贸易加工型产品的出口并不真正意味着中国出口能力的增强，对美贸易顺差的大部分利润还是流向了外资企业。

(2)美国对华出口管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企业和附加值低的加工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但中国作为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国家之一，中国无法从美国进口到大量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对于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难辞其咎。

(3)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加大外资BI进力度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调整和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西方出口摩擦比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基地转移到中国，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配件，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继而出口到欧美的加工贸易格局。因此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些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转嫁给了中国。可以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贸易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延续，体现着中国独有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4)中美贸易差额的统计原则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K.C.Fung和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Lawrence J.Lau认为，夸大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所导致的。中美贸易差额统计应作四项调整：第一，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第二，通过香港或其他地方转口贸易扣除；第三，转口贸易加价；第四，服务贸易调整。

2.摩擦原因

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快速增加，美国为减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对中美贸易进行干预，设置贸易壁垒，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屡屡受阻，包括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和贸易救济等。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涉及金额越来越大，涉及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不仅包括纺织品、农产品、轻工产品，更涉及到机电产品和一些高科技产品。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形式也由入世前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两种扩展为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四种。

(1)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自冷战结束以来历次总统选举中，对华政策总是两党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言论。

针对此次的轮胎特保案，关键也是政治因素作怪，政府向来与工会组织关系密切，维护工会组织的利益，是该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考察奥巴马总统白宫之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始终充当了坚定地支持者。为感恩，当选总统的奥巴马自然要给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相应的利益表达权。就此而言，奥巴马通过轮胎特保案一点都不为怪。

(2)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

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危机下，美国出口贸易额下滑严重，2009年前六个月，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303.9亿美元，下降了14.8％。自中国进口1334.4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1030.5亿美元，为保护本国产业，美国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蠢蠢欲动，设置壁垒，挑起中美贸易纠纷。

(3)儒家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

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人类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会构成威胁。形形的“中国”在西方及亚太地区甚嚣尘上，尤以美国为甚。显然，中国与美国频发的贸易摩擦是现有的经济格局不能适应一个新兴国家和平崛起的真实写照。

三、中美贸易关系前景

虽然在现阶段全球经济危机下，中美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但中国对美国的反击还是有所节制的，为对方留有余地的，中美贸易关系注定在合作博弈中不断发展，两国间贸易机会不断改善和增加。一家德国贸易公司今年8月报告表示，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尤其是在目前美国经济开始反弹的情况下。至2008年底，约有1200家来自中国内地的公司在美国开设分部，为当地创造了7300多个就业岗位，去年，中国对美国贸易投资金额达到4.62亿美元。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与挑战，但两国的经贸关系始终是不断扩大，不断发展。因为发展的基础是中美两国人民从中美贸易发展中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中美经贸发展前景是乐观的。

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注定会是非常复杂的，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显著特征，中美的贸易合作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巨大贡献。

总之，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既存在贸易摩擦，也有经贸合作。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和企业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只要中美两国，高瞻远瞩，以建设性的态度冷静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坚持平等、发展、互利，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必定迎来新的。

四、中国政府，企业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包含的一个复杂因素便是美国政府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即母国市场销售价格不得作为衡量该产品在美国是否不公平低价销售的标准。

中国企业要想成功应诉反倾销案件十分困难的局面仍然难以改变，如果中国企业说服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那么中国企业赢得反倾销案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加强产业内企业的交流合作

国内产业重复生产，恶性竞争，导致竟相降价，是导致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利润有限，竞争无限的状况下，产业内同行业企业应进行一定的合作。任何一个企业企图独占一个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阶段市场以竞争为特征，同行业企业，一定要加强合作，细分市场，避免在某个市场竞争过度，而在另一处市场处于真空状态。

3.扩大内需，改善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贸易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从现阶段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来看，我国应将经济调控的重点放在拉动内需上，最庞大的人口数量，造就了广阔的市场，而且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4.构建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

篇5

贸易战规模有限

记者：中美经贸近来摩擦频频，尤以“轮胎特保案”最受关注。傅丝德女士，作为上海美国商会的主席，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傅丝德(上海美国商会主席)：美中经贸合作和投资将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上海美国商会一向致力于拓展美中两国市场，并且希望这种市场是公平开放的。奥巴马政府对进口中国轮胎一事中做出了自己的裁决。但我们会继续代表在华美国企业界与中美两国政府沟通协作，推动美中商贸的平衡发展。

我们呼吁美中两国不要让这一摩擦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经贸合作对两国就业和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有许多人担心“轮胎特保案”会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甚至有人担心，中美两国之间会因此爆发贸易大战。

陈永岚(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首席代表)：从进口轮胎的领域下手，对中国展开反倾销的行动，一方面可能是考虑到中国轮胎的价格竞争因素，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每年进口数量确实较大。提出这么一个方案，有从贸易角度出发的考虑。但更多地体现了一个时机的问题一当前，美国本土经济处于衰退，全球仍然处于经济危机中。这样看来，美国的做法其实并不奇怪。

反过来看，中国政府迅速作出了回应。从各个方面来看，其做法都是符合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游戏规则的。所以从目前看来，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还处于技术阶段。不至于进一步激化，上升至所谓的贸易战阶段。

周茂荣(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我同意。美国经济衰退虽然已经见底。但其国的失业问题并未得到缓解。加上奥巴马政府在国内推行医疗改革、新能源等政策。难免遇到种种压力，因此有可能使他屈服于美国国内某些压力而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蒙上阴影。但是，也许在某些领域、某些产品上会有一些摩擦，但总体上看，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不会爆发大的贸易战。

欧、美绝非利益一体

记者：安博先生，作为欧盟驻华大使，您对目前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有何评价?

赛日・安博(欧盟驻华大使)：在过去的20年间，欧盟与中国迅速发展成为日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自1975年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尤其是从1985年与中国签署经济贸易合作协议以来，欧盟与中国的合作关系逐步向着更广泛、更深层次的领域发展。

同时，我们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欧盟和中国必须积极地协调和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在任何政治和经济的转捩点，保护主义依然是一个危险的诱惑。但直到今天，尽管对中国的赤字不断增长。并在众多领域丧失工作机会。欧盟依然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

记者：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全球75％的新增贸易调查都是针对中国的，其中部分也来自欧盟。10月6日，欧盟部长理事会表决通过了欧盟委员会(下称欧委会)于9月24日提出的对中国无缝钢管征收为期五年反倾销税的建议，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对中国出口商品采取反倾销手段。为何中国会成为“众矢之的”?

赛日・安博：事实上，此案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政治性的决定。整个程序经过了欧盟的两个机构：欧委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欧委会裁决的部分是法律性和技术性地判断是否为倾销行为，是完全不涉及政治的；而随后理事会的投票部分则裁定是否展开措施，这一部分可能是政治性的，会受到各国利益因素的影响。但是，欧盟两个权力机构的裁定不会彼此影响。欧盟理事会并非就是否存在倾销进行投票，而仅仅投票表决是否对倾销采取行动。

周茂荣：中国遭遇外贸围堵的情况并不奇怪。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依靠大量劳动力，生产许多廉价产品。这些产品如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相关行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当这种冲击过快过大，超出某些行业的承受能力时，他们就向其政府寻求帮助。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例如此次的“轮胎特保案”。

陈永岚：中国经济发展良好，国力强大。世界影响力也得到逐步扩大，这使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聚焦与关注。然而，这种关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去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对西方发达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中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国家之间利用经济杠杆、贸易的作用，进行反倾销、贸易调查、贸易保护等措施。都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中国须减少外需依赖

记者：我们注意到，欧盟与美国之间也屡屡发生贸易纠纷，其中美国波音公司和法国空客之间的补贴争端案还成为众多高校商学院教材中的经典案例。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欧盟有哪些经验可供中国参考?

陈永岚：从欧盟和美国之间贸易纠纷的处理情况来看，有些处理得比较好。有些处理得也不够好。比如欧盟拒绝进口美国的家禽肉，多年来也未得到合理解决。但是总体来看，欧盟的一个合理经验是。始终把贸易纠纷放在经济技术的层面上来看，通过不断的协商以找到解决之道。也就是说，要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有坚持，也有一定的让步。

此外，欧盟和美国都针对贸易设有专业机构主动关注、协调贸易方面产生的纠纷，比如美国有贸易代表办公室，欧盟也有贸易委员会。这些专业机构中。有许多非常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专门解决本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对于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烂熟于心。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有系统性的，是机制成熟的表现，值得借鉴。

记者：中国正式加入WTO已有八年时间。八年间，中国政府在处理贸易争端方面的方式和态度有哪些变化?

陈永岚：我认为，加入WTO的这八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中国政府从一开始采取较为妥协的让步姿态，到现在主动参与诉讼，说明中国在对相关事务的处理中逐渐成熟起来。国际贸易从来就是有来有往、有进有退的。WTO提供了一个让世界各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平台，中国在其中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现在已能够利用国际的游戏规则来“为我所用”，进行有效的应对。中国现在已经积极参与到WTO的各项“游戏”中，并认识到游戏规则的影响力，下一步，中国也许会争取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修订者。我相信再过几年，中国的企业能更成熟地利用好这些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帮助自己。

周茂荣：最近美国发表的一份报告也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予以肯定。但是，要求中国完全按照国外的要求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在维护和遵守国际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国情，看清形势，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面临的各种经贸摩擦问题。

篇6

国家商务部的《全球贸易摩擦研究报告》（2011）指出，美国对华的贸易调查自金融危机以来，从无间断，双方在知识产权、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范畴上出现的摩擦尤为频繁。

美国参议院于今年3月5日通过了一项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获得补贴商品关税的权力。

而在2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已宣报启动美国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以协同美国多个部门应对世界各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举亦有助奥巴马实现从2009年到2015年“出口倍增计划”的目标。

大选年加剧经贸摩擦环境

表面上，这些举措旨在保证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但适逢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奥巴马要向选民表现出捍卫公众利益的形象，相信其实更多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总统大选本身不会引致经贸摩擦，但它会营造产生摩擦的政治环境。一般情况下，大选年中美经贸摩擦跳不出以下的过程：声称自己利益在中美经贸往来中受损，或提出非经济理由来遏制或制裁中国，以为那些针对中国某类产业或某项政策的措施开路，并援引美国国内贸易法要求联邦行政机构，主要是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国务院、劳工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开展相关调查，甚至直接实施对华贸易制裁。又或通过州的国会参、众议员提出法案，同时在媒体大肆炒作。

由于在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采取对华强硬的态度几乎全无政治成本，因此只要主张不是极端到损害美国利益，两党候选人为了争取选民，都会表示支持。而最普遍利用大选年政治气候挑起对华贸易争端的美国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类：一是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及其行业协会，另一类是工会组织。

很多时侯，美国政府会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扫除美国企业的出口障碍，譬如频频向贸易对象的政府施压，迫使对方按美方要求改革贸易体制、开放市场，为美国企业出口提供更多机会、更多便利。

以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为例，政府绝非只是企业的出口促销员，而会动用各种政府资源，为企业扩大出口铺路搭桥和保驾护航。出口路径和渠道的开拓殊非简单，而是必然要触及到双方的贸易规则、法律规范、交易习惯等制度性的深层次问题。

可想而知，今后美国政府实施“出口倍增计划”之后，必然会将其经济强势的地位和在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今年内加剧，对我国政府和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信心还未完全回复，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可说仍然相当脆弱，因此美国要通过各种手段快速恢复国内经济。

可是，美国政府既希望发展对华贸易，但又要保护国内的利益集团；既希望扩大对华出口，但又要限制中国的发展。开放贸易整体而言对美国有利，但贸易收入的分配，对美国不同阶层或行业的人是利是弊，却有很大差异。加上高失业率会引起民众的不良情绪，使美国在推行开放贸易的同时，也同时扩张贸易保护主义。有关利益集团要保护自身利益，只好迫切要求在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上发声，大大增加了中美经贸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贸易保护势力越增强，中美贸易摩擦也会因此而加剧。

如无中国，美国的出口会更疲弱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要有几点认识。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上升，美一直处于逆差局面，但相比起中美贸易逆差的增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近年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美贸易所占部分缩减了约20％。此外，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没有增加美国进口总量，虽然自1990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份额增加，但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进口的商品总份额已经下降。

而自200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迅速，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相对下降。如果没有中国，美国的出口定会更加疲弱。从各种研究已清楚说明，贸易逆差为美国带来的利处是显而易见：不单抑制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可以利用劳动力优势节约生产成本，同时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消费剩余，获得更价廉质优的产品。

其实很难看到中美贸易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比起贸易逆差，美国就业率的下降与国内投资的减少和出口下降应该更有关联。

美国贸易逆差形成自有原因，而中国过去由于劳动力的优势，在对华直接投资的带动下，转移了很多原有亚洲国家对美的贸易顺差。目前40%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是由美国公司下订单，这些贸易额计算入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但贸易利润本身却会被汇到美国本土，可见说尽管对美贸易有顺差，但并不等于中国因而享受到当中的实际利润。

《华尔街日报》2010年底刊登的《并非真正的“中国制造”》一文尝试揭开中美贸易逆差的谜底。两名专家在文中通过对苹果手机的全球贸易链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只是承接了iPhone的最终组装工序，但贸易额却全部算在了中国头上，增加了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我们手上拿着的美国高科技产品，通过全球贸易链之后竟然成为100%中国出口的商品。所以，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企业才是中美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换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华贸易近几年出现较大逆差，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对中国的出口中，存在着诸多的政策壁垒和歧视，如对中方出口的超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集成电路、卫星传感技术等中方需要的产品与技术，实施种种限制。

这种对华出口的严格管制，在中美贸易中大大制约了美方充分发挥其产业比较优势。出口管制削弱美国很多本来具有优势的产品的竞争力，还间接培养了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因而令受到管制的产品，需求往往大幅减少，同时，一些本有优势的产品则会在不利的环境下渐变劣势产品。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而我国又处于被动，更应积极应对，从被动变主动，力求减少所受影响。

我国出口行业中，仍有一大批技术含量较低的企业，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出口企业完成产业升级，建立产品个性化竞争优势。而对于那些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考虑直接在海外设立公司，使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并有效规避贸易壁垒的阻碍。

当下美国国内需求并无大增，而美国实施“再产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则可能会导致产能在较短时期内急升，过剩产能就只好通过国际市场消化，即必须扩大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实体经济的不断充实和产业链的完善，对部分进口产品的需求和依赖降低。

因此，在美国出口和进口此增彼减的双重压力下，中美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升级。我国必须改变对外贸易格局，扭转过度集中在对美出口的局面，开拓更为广阔的新兴市场和非传统市场，走出口多元化的道路，避免在中美贸易出现争端时再陷于被动。

中美贸易关系极不平等

从中美贸易关系来看，“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其中掺杂着很多政治因素，使中美贸易关系极不平等。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贸易关系时，往往为迎合国内政治需要而对我国采取反倾销措施，并就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成为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有利借口。

故此，中国应该加快经济体系改革步伐，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快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改善其他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市场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美国早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同时，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企业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的作用，尽可能以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去响应美方挑起的贸易争端。这样不仅能培育我国行业协会和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减少行政成本，也能为政府留下必要的回旋余地。

美国国会修改《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另一更严重的隐忧是国际自由贸易正由WTO主导转向FTA（自由贸易协定）式双边或区域贸易下的“自由贸易”，令国际贸易步入“冲突/博弈”的新阶段，使WTO规则面临被边缘化之风险。

中国若未能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各种FTA博弈，那么在冲突日增的国际贸易上则更为不利，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阻碍中国从贸易大国跨越到贸易强国，这比美欧等不时在WTO框架下向中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危害

更甚。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很多重要资源的供应上仍然要依赖外国，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又在人口老龄化下逐渐消失，欧美制造业持续回流的趋势更是不可避免，可以说中国在未加入双边或区域FTA下吸引实质外资的难度增加，而中国在WTO框架下多年争取的国际市场份额也将受到挤压。

若欧美主导的FTA迅速成长并逐渐取代WTO，那么国际贸易结构的调整将加剧，如FDI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会和国际资源的布局，将优先在FTA协议国布局。而FDI和国际贸易带来的技术外溢等，恰是支撑中国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支柱，一旦国际技术减少外溢，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将难以突破，须密切留意。

篇7

[关键词] 大国兴起 兴起的中国 中美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42-06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大国兴起与大国冲突的分析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国兴起的影响以及大 国兴起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上。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 原动力,它影响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的地位。由于世界各 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尽一致,因此当前大国间的冲突更多的表现为大国间的经济冲突,日美 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概言之,新兴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 当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就致使新兴大 国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 之间的博弈,因此当大国兴起时,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目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尽管从表面上看,大国之间的战略 性贸 易摩擦源于某些经贸因素,如产业结构、经济政策、交易惯例的差异等,但究其实质是大国 之间对于国际地位和战略利益的角逐,所以贸易失衡并 不是中美经济摩擦的关键,美国对中国耿耿于怀的核心在于对其优势旁落的忧虑等其他原因 。 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角,从大国关系的战略高度来分析和总结中美贸 易摩擦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性内涵。

大国兴起与国际摩擦相关理论

(1)霸权周期论。该理论指出任何霸权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 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 [1](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 频繁的经 济摩擦。无论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霸权的上升时期还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霸权的崛起,抑或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的衰退,再或20世纪70年代 日本、德国经济的崛起,国际经济领域的摩擦都有极为显著的变化。金德尔伯格[2] (Kind leberger)甚至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部分地是英国作为霸权国家角色的接力棒交给 尚未完全形成霸权国家的美国而不幸落地的结果。拿这一理论来检验战后的贸易政策,可以 发现,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它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一旦其霸权地位下降, 便逐步从自由贸易的立场后退,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争端不断。

(2)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认同世界政治存在霸权周期, 世界体系论以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体为基本的研究框架,深入地剖析了霸权兴衰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 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维护霸权利益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孕育了霸权衰落的种 子,因为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在此情况下,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 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 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进而爆发一系 列的经济摩擦。吉尔平提出当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经济充分发展,足以脱离对核心区的依附 并使投资条件有利于边缘地区时,核心国家就会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策略,而这种策略有利 于本国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老的核心区 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方面不断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 各种经济摩擦,这种经济摩擦会一直持续到新的核心国的完全崛起之后。

(3)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3](Samuel

P.Huntington)提出。他指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 成为今后 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 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 突将主宰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美国“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不仅震撼了 全球,似乎也验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预见性,即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 两大文明的冲突造就了“9•11”事件。亨廷顿对中国的兴起表示了担扰,他认为,中国的 历史 、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 、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亨廷顿认为, 美国与中国的摩擦 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化的冲突。

(4)国家生命周期论。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4]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提出的 。它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家竞争的结果。国家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经济发展 的历史轨迹存在一个生命周期。作为认识中国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分析背景,胡鞍钢教授认为 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是: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 、 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1―2020年)与经济 强国期(2020―2050年),其构成了中国兴起的轨迹与效应。其中1950―1980年可视为中国 的国家成长期,1980―2020年可视为中国进入迅速发展期。显然通过以上分析,当一个国家 进入迅速发展期时,由于一国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对他国产生挑战。兴起的大国意味着该 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上升,意味着它要与原先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享在国际 事务中的主导权,因此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冲突,可想而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 的今天,经济摩擦首当其冲。

应该说上述理论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析了大国兴起过程中的国际摩擦现象。本文 更加关注中国的兴起过程中中美贸易摩擦状况。

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的必然性

1.大国兴起与贸易利益冲突

在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53年以来著名的演讲之后,国际贸易专家开始认识到,一 个落后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有时候可以降低技术更加先进的贸易伙伴国的整体福利,希克斯给 出一个直观的李嘉图模型,用以说明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增长对它自己以及其贸易伙伴的福 利影响。他得出的结论为:一个贸易伙伴生产率的无偏向增长将使两国受益,当增长集中在 出口产业时,同样对两国都有利,但是当一国的贸易伙伴的进步集中在进口产业时,该国的 境况就会恶化。多恩布什、费希尔和萨缪尔森(Dornbush、Fischer and Samuelson,1977 )在李嘉图模型中再度运用了希克斯的思想,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图形分析法,他们的结论 与希克斯一样,认为落后国家无偏向的技术变化对两国而言都是有益的,但同时也指出技术 从一个高工资国家向一个不太先进的低工资国家的转移可能损害转移国家的福利。随后克 鲁格曼(krugman,1985)提出了一个技术先进国家和相对落后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问题 , 他发现先进国家的发展总是对贸易双方都有利, 而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发展尽管总是对它 本身有益, 但是对于先进国家是有害还是有利则取决于不同的情况。上个世纪末,斯塔福 德和海曼斯(Stafford and Hymans,1998)对一国某产业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 结论是:一国生产率的进步总是对它本身有利,但是对其贸易伙伴的影响则取决于对进口产 业的有害影响以及对出口产业的有利影响之间的平衡。

近期拉尔夫•戈莫里与威廉•鲍莫尔[5](Ralph E.Gomory and William J.Baum ol,2000) 对传统贸易模型提出了修正,他们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角度“不经意”间阐释了贸易摩擦的 成 因。他们的分析表明: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卫•李嘉图时代科技 发展缓慢,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已让位于一个制造品、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以及从规 模经济中获益的大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在不存在一个单纯基于国家自然优势来实现 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经济结果,取而代之的是由于产业进入困难(高启动成本)与一国生 产能力的变化导致的许多可能的稳定结果。在众多结果中,实际情况通常是对一国来说最佳 的结果往往对它的贸易伙伴国不利。他们的结论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将从其非常落后的贸易 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中受益,但是,该贸易伙伴的进步一旦超过了某 一发展状态,就会引起贸易双方利益的冲突。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经济中,一国生产能力的 提高通常会损害他国的整体福利,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 为代价,国际贸易可能导致各贸易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冲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贸易国的福利。 显然,在贸易双方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贸易摩擦是其主要表现。

2.大国兴起决定中国已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

大国的兴衰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基本逻辑,国家的兴盛与衰败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 兴起”是一个大国从落后转向兴盛的过程,它必然经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一个大国 的兴起,尤其是当其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从 而导致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现代中国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 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

应该说,兴起的大国无法避免对他国的挑战。相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非零和关系,国家兴 起却具有一定的零和性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必然影响其他国家的生存和 发展,所以各国可以和平相处。而一国的兴起意味着该国国际地位的迅速上升,意味着它 要分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这必将对霸权国家构成挑战。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无序的社会 体系,国与国之间国际主导权的更替只有一种方式,即竞争的方式(并不必然是武力竞争) 。在通过实力较量进行领导权更迭的国际社会中,新兴大国对领导权国家的挑战不可避免。 这种国际领导权的竞争起初多是通过武力竞争实现的,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演变,竞争的 方式也已逐步演变为经济和政治等多维度和多层面的竞争。也就是说,国际摩擦除了军事形 式的摩擦之外,还包括经济、外交、舆论等其他形式的摩擦,各种形式的摩擦之间可以相互 催生和转化。由于当代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经济和技术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 主要方面,经济实力构成了一国综合国力的主体,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 位 ,国际经济摩擦在近现代历史中出现的频率逐步上升。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摩擦已经 成为国际摩擦的主题。统计显示,从1914年到1990年间,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摩擦占到了国际 摩擦的53%[1]。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大国之间的摩擦中,经济摩擦更是占到了绝 大部分。

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必然对现存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国际摩擦呈现一 条“倒U”曲线。兴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兴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 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兴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 摩擦就会减 少(见图1)。

同样,赵晓教授分析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起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摩擦情况,得出了相似 的结论。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最终成就中国大国兴 起的完美乐章。第一时期: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处 于隐性阶段;第二时期: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日益显性的时期,大概也将 经历20余年的时间,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第三时期: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接纳、达致 新的国际均衡的时期,这将是20余年后的事情。很显然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二时期。

兴起的中国与中美贸易摩擦

1.中国的兴起及其影响

现代中国的兴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近代大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实力 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是引起大国力量对比的变 化、导致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较高的增长,按20 05年修订后的GDP数据计算,1979年至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2005―2007年, 中国GDP年均 增长率更是超过10%。根据IMF的估计,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以购买力衡量的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了近18倍,占全球GDP总量的份额从3.22%上升到13.47%。中国目前是世界制造业大 国 、世界最具潜力的市场大国,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实现了由贫 困到温饱、又到小康的两个历史性跨越。目前中国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之 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 率高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于2007年7月 25日了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中称“中国的经济,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 的推动,将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据悉,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将占到1/4左右”。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经济在迅猛增长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国际经济格局。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震动。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强国的兴起绝不会是寂静无声的, 它必然影响并改变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正如有关专家所言,目前我国 已进入国际贸易摩擦多发期,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引起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中国”及所谓“中国扩张论”、“中国崩溃论”、“ 中国发展掺水论”等形形的“中国”的变种在美国、欧洲、日本乃至亚太地区也 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尤以美国为甚。显然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之间频频发生的 贸易摩擦就是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不能适应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的表现。

2.中国兴起过程中的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是近几年中国兴起过程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具体表现为: 中美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以及知识产权问题 等。可以说在中国兴起的过程中,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工作的流失、先进技术产品净流 出等在美国国内已经聚合成一股强烈的排华贸易的情绪。由此,两国间贸易摩擦持 续发生,制裁与反制裁、限制与反限制等的贸易交锋此起彼伏。

首先,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趋使美对华制裁立场日益强硬。

从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总额来看,按美方数据计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830.5亿 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2562.7亿美元。另一方面,以反映贸易状况优劣势的进出口 比率来看,在美国进出口贸易主要伙伴中,美国对华的进出口比率是最高的。即使按中方数 据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比率也由2001年的2.07倍上升为2004年的3.34倍,在美国的 主要贸易伙伴中也是居第一位的[8] 。过高的进出口比率对双边贸易是不具有双赢特征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在中美之间频发贸 易摩擦就不可避免了。

白宫政府智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格斯顿(Bergsten)于2005年9月在《金融时报 》发表题为《巨人之间的碰撞将使所有人受损》的文章,称种种情况表明,中美之间贸易战 已经一触即发。贸易战一旦打响,带给世界经济和中美两国自身的打击将是严重的、极具破 坏性的。他援引美方统计数字称,美中两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又 是世界第一、第三贸易大国。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 逆差国。中国2005 年度对美国约有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 品是从美国进口商品 的6倍。如此巨额的不平衡,将使美国政府即使很愿意与中国在朝核等问题上合作,也只能 在制裁中国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可以预料,在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产业进步的发展进程 中,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必将长期存在。

其次,反倾销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焦点,对华保护贸易手段层出不穷。

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100多 项反倾销措施,是世界上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从2001年到 2005年,美国反倾销立案指控的中国产品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涤棉印花布、氯化钴、搪 瓷厨具、电风扇、铅笔、大蒜、一次性打火机、浓缩苹果汁等近百种产品,在已经结案的产 品种类中有80%左右被美国加征反倾销税。一直以来,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手段是引发中美 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入世”以后,美国开始转向利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 ”及保障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出口。在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大 幅增加,美国早已开始挥舞这一特保大棒,同时“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已成为 美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将持续增加。

第三,“”与“责任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遏制中国发展。

2005年1月12日,中美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重提“中国” , 称中国出口的电器、电脑、通讯设备以及其他需要高技能、高技术的产品的增长大大高于其 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它 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由于美国逆 差 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高技术产品,而不仅仅是服装、鞋和玩具,一些人认为中国侵蚀了美国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数据显示,2000―2004年 ,中 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出口产品层次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 迅速上升,信息技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和电子声像设备位居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前三位。 其中出口到美国的数据自动加工机器,中国产品出口份额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5年47 .1%,增加了4倍;电讯设备出口份额同期从10.3%增加到28.9%,增加了将近3倍;电子产 品同 期增加了两倍,从11.9%到22.1%[9]。中国出口的电器、电脑、通讯设备以及其 他需要高技 能、高技术的产品的增长大大高于其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国在其他高科技的工业 (如汽车和航空工业)领域的竞争力正在迅速获得优势。不断增加的中美贸易逆差已经开始 影响到美国高科技工业,如今的美国制造业领域,无论是先进技术领域,还是劳动密集型 的制造业领域都大举外迁,其最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当跨国公司将大量的先进技术产品 生产线转向中国时,它也将进一步减少对美国高技术工作者和熟练专业人员的需求。可以想 象到,这是对美国巨大的挑战,意味着对美国的比较优势的挑战。一些美国专家认为,这将 对美国的先进技术产业形成摧毁性的打击,是“致命性的”。

与“”相比,美国政府在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以适应中美贸易关系“新阶段”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虽然没有“”的格调,但是在评估中国的经济能力与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 时,却突出地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成熟”的WTO成员和一个贸易强国的前提,要求中国应 该像美国、欧盟和日本一样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相对温和的陈词同样强调了中国对美国货物与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壁垒、中国不按规则办 事、中国的出口补贴与激励等问题,以此来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义务的“责任论 ”奠定基础。“责任论”与“”同样会影响美国对 华贸易政策,意识形态差异、安全借口、经济霸主地位的独尊性会为美国对华采取贸易歧视 性政策煽风点火,“”在短期内会起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两者的共性看, 建 立在“”与“责任论”基础上的对华贸易政策都会遏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前者 在抬 高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上、后者在抬高中国经济的宏观承受能力上把中国推到矛盾的焦点, 使中国成为美国甚至世界经济与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

注释:

[1]赵晓.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国际经济评论,2005(3-4):6

[2]严建苗.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动态,2002(5):66

[3]苏国勋.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社会观察, 2004(8):27

[4]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中关村,2006(7):54-61

[5]Gomory R E, Baumol W J.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 al Interest. MIT Press,2000

[6]周立.中国崛起的外部性与经济安全.管理评论,2006(6):61

篇8

在2001年11月11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中国向谈判方作出的承诺是：对“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三年内，取消“市场准入限制”和“国民待遇限制”；中国将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进行磋商并制定符合中国具体承诺以及中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义务的、关于无固定地点销售的法规。

但据记者获悉，目前这部法规尚在立法前的调研阶段，法规进入起草阶段最早也会在今年6月份之后。

据侯力威透露，中国商务部已经定于本月内组团赴美进行美国直销立法方面的考察，为中国的直销立法进行准备。邓湛表示，会把设想中的法规的一些具体内容告诉美国公司，希望听取他们对于中国直销立法的一些意见。

而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第一副会长薛荣久先生2月11日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他在几天前刚刚接受商务部交给他的关于直销业立法的课题项目，要他就直销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外商直销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状况、中国本土直销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在中国发展直销业的意义等几大部分内容做一份报告，最晚于今年6月提交商务部。

据记者了解，这部法规将以中国政府部门规章的形式。邓透露，根据初步的考虑，法规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外商投资直销公司的审批程序和审批标准，雇佣推销员的情况，外商投资直销公司应履行的义务和被禁止的行为，推销员的资质，业务检查等方面。

薛荣久表示，虽然明确了原则和目标，“但要真正从法律条文上严格地区分和规范这个行业的发展，还需要做深入的调研。我国直销、传销行业的发展状况非常复杂、非常难办，怎么起草这部法，现在还没有大体框架。”

邓湛副司长在有雅芳、安利、玫琳凯等公司的高层人士参加的中美经贸座谈会上表示，在颁布相关法规时，会与现在已经颁布的外商投资直销业的规定相适应，政策上注重于已有规章的延续。

目前关于直销行业的法规包括1998年的455号文，以及2002年的31号文等。1998年以前，中国政府鼓励一些外商投资直销企业的发展，审批了一些外商投资的直销企业。但1998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全面禁止了传销。邓说，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市场发育程度比较低，群众的消费心理不是很成熟，制约了直销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而直销企业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亦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从事大规模、集团性质的诈骗等等危害社会稳定的违法活动。

但随后，原国家外经贸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国内贸易局联合的《关于外商投资传销企业转变销售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55号文，批准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10家外资企业以店铺加推销员的方式开展直销业务。

邓湛解释说，这些外资企业转型的特点是：一，其雇佣的推销员只能将产品推销给产品最终的消费者；二，推销员只能按其推销给最终消费者的产品金额提取报酬；三，必须在公司所在地和辖区内设店铺才可雇佣推销员；四，每个推销员只能在店铺所在地从事推销活动；五，推销人员不得从事培训活动。

邓湛同时表示，中国的直销立法会引进国际上通行的管理直销公司的做法，比如保证金制度、退货和退出制度等等，把国内已有的做法与国际经验相结合。

但在出台这部法规之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仍然面对几个无法回避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区分合法的直销模式与“金字塔型销售、老鼠会”等等的欺诈行为。

邓湛说，直销作为无店铺销售的方式被承认，但是金字塔型的诈骗行为，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呼，但都是被禁止的。在我国，这种方式很多是以传销和变相传销方式存在的。在直销行业治理机制没有形成和完善的情况下，一定要严格区分合法的直销和金字塔、老鼠会的诈骗性质的传销，这些将在法律中有明确的体现，对此也将规定相应的处罚条款。

薛荣久先生解释说，中国的这种传销活动与西方社会合法的直销模式其实是有明显区别与严格界限的，主要看其有否认购高额产品或者交纳高额资金作为“入会费”的要求，以及薪酬的获取方式是怎样的。“这种不以产品的销售数量为凭据，而主要甚至单纯以其发展的‘传销商’的数量为薪酬来源的销售模式，就是国外所谓的‘金字塔销售’和‘老鼠会’，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销，而是借多层次营销为名、行暴敛钱财之实的骗局。”

一位外资直销公司的高级经理告诉记者，在1998年455号文的10家企业获批转型之后，当时“没有被批准转型的外商和国内传销企业，有的结束经营，有的则转入地下非法经营了。”

这位经理说，目前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家公司在中国从事这类活动，中国的工商部门可能也并未掌握全部的情况。工商总局一位官员曾说，“尽管外资目前行为大部分是合乎规范的，但也还存在违规行为。”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外经贸委与经贸委共同出台的31号文，就是对10家转型企业的销售行为进行更为详尽的规范。比如，集会的规模模式、销售员的培训方式、身份限制等等。据媒体报道，当时某些企业极具煽动性的销售培训集会，被国家公平贸易局严厉批评。据安利中国一位高层领导说，“2003年安利处罚销售队伍中违规销售的人员有2000余名。”

篇9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4-0034-06

2010年11月，欧盟委员会了名为《贸易、增长和世界事务》的战略文件，描绘了未来几年欧盟的贸易政策框架。与上一份欧盟贸易战略相比，新贸易战略在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和维护欧盟企业利益方面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被众多媒体认为更具有攻击性。该报告提出，中国既是欧盟的主要挑战，也是主要机遇所在。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的政治一体化上升到一个新水平。这份战略文件的出台预示欧盟贸易政策总体上会趋于强硬，而中欧贸易本就摩擦不断，认真分析并积极应对这一新的变化，对于促进中欧经贸合作健康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现状

（一）贸易方面

中欧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市场。根据欧盟统计，2009年，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中国出口的204%；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73%。中国（不含中国香港）是欧盟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占欧盟出口的75%；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占欧盟贸易总额的129%。

从我国的统计看，2010年，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是2001年（全年）的57倍。其中，我国对欧盟出口是2001年的69倍，进口是2001年的42倍（见表1）。

表1 中国对欧盟贸易统计（亿美元、%）

年度 进出口额 同比增长 出口额 同比增长 进口额 同比增长 顺差

2001（15） 7663 110 4091 71 3572 158 519

2002（15） 8675 132 4821 179 3854 79 967

2003（15） 12522 444 7216 497 5306 377 1910

2004（25） 17729 334 10716 367 7013 287 3703

2005（25） 21731 226 14371 341 7360 49 7011

2006（25） 27230 253 18198 266 9032 227 9166

2007（27） 35615 308 24519 347 11096 229 13423

2008（27） 42558 195 29288 195 13270 196 16018

2009（27） 36409 -145 23628 -194 12780 -36 10848

2010（27） 43388 331 28231 333 15157 326 13074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商务部网站。

从增量看，中国是欧盟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据欧盟统计，2005—2009年，欧盟27国对外出口增加420亿欧元，其中，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均下降，而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266亿欧元，占欧盟出口增量的633%。这也是欧盟认为中国是其重要出口机遇的主要原因。

（二） 投资方面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1—10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1181家，同比增长166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2003亿美元，同比增长1571%。其中，欧盟二十七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322家，同比增长49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5%。

从欧盟的统计看，2008年欧盟对华投资流量47亿欧元，仅占其对外投资流量的14%，位居欧盟对外投资的第14位，排在美国、离岸金融中心、瑞士、俄罗斯、新加坡、澳大利亚、埃及、加拿大、土耳其、中国香港、日本、乌克兰之后。中国对欧盟投资流量则非常少，2005年、2008年甚至出现负值。欧盟对华投资存量占比和排名同样靠后。

（三） 技术方面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累计最大的技术和设备供应方。截至2009年，我国累计从欧盟引进技术32401项，累计合同金额12705亿美元。与美、日等国家的企业相比，欧洲企业更愿意转让较为敏感的技术。

二、中国欧盟经贸关系特点

（一） 不平衡

贸易总量不平衡：根据我国的统计（见表1），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从2001年开始大幅增加，2008年达到16018亿美元，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顺差回落到10848亿美元，但2010年又迅速上升到13074亿美元。

根据欧盟统计，欧盟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对中国贸易逆差（见表2）。2008年，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欧盟贸易逆差比重最低，但也达到67%，高的年份甚至超过100%。

表2 EU27 对中国贸易逆差/EU27 逆差（十亿欧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欧盟贸易余额 -746 -1268 -1927 -1925 -2585 1051

欧盟对中国

逆差占比（%） 108 86 68 83 67 127

资料来源：Eurostat（欧盟统计局）。

除总量不平衡外，贸易结构、国别结构存在不平衡。我国对欧盟虽然总体贸易存在大量顺差，但我国对欧盟的服务贸易存在逆差，2009年逆差达到50亿欧元（见表3）。从国别看，我国对欧盟的出口、进口、顺差主要集中在德国、荷兰、英国、意大利和法国，这五个国家占我国对欧盟贸易的70%左右。其中，我国对德国存在贸易逆差。

表3 服务贸易（十亿欧元）

2007 2008 2009

出口 进口 余额 出口 进口 余额 出口 进口 余额

中国与世界 888 943 -55 996 1074 -79 923 1129 -206

欧盟对中国 140 180 40 150 199 49 131 180 50

资料来源：Eurostat（欧盟统计局）（服务贸易不含政府服务）。

（二） 不对称

贸易增速不对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快于中国对世界的出口增速，中国从欧盟进口的增速慢于中国从世界进口的增速。2010年1—11月，我国对世界的出口是2001年的53 倍，进口是2001的51倍；同期，我国对欧盟的出口是2001年的69倍，进口是2001年的42倍。

依赖程度不对称：尽管中国、欧盟统计数据存在差异，但两者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对欧盟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左右，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75%。从贸易余额看，虽然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只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30%，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占其贸易逆差的67%～127%。

贸易投资不对称。中国、欧盟贸易相互占比大，但投资流量、存量占比都较小，对比鲜明。

（三）不同步

根据欧盟统计看中国、欧盟贸易产品结构，2009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主要体现在办公及通讯设备（欧盟逆差629亿欧元）、服装纺织（欧盟逆差306亿欧元），合计占欧盟对华逆差的70%。从时点来看，服装纺织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办公及通讯设备则是加工贸易的结果。但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演变看，这种逆差主要是由不同国家/地区发展阶段不同步引起的。

从人均GDP指标看，美国人均GDP46021美元，欧盟32986美元，中国仅为3760美元，发展阶段明显不同步（见表4）。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创业动力和压力、工资水平等因素不同。这些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而发达国家却不同程度地出现产业空心化。

表4 中国、欧盟、美国GDP指标比较

中国 EU27 美国

2009 2007 2009 2007 2009 2007

人均GDP（美元） 3760 2680 32986 34282 46021 46670

GDP 增速（%） 91 142 -42 29 -26 19

人口（亿） 1305 1297 498 495 307 301

资料来源：EIU（经济学家信息中心）。

但是，中国、欧盟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步，并不仅仅意味着双边贸易的互补性，实际上，双边贸易存在竞争性。根据Eurostat Statistics in focus 25/2009，中国在2006年超过欧盟，成为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三、中国欧盟各自利益诉求

（一）欧盟的利益诉求

1政府采购

欧盟认为，政府采购市场是对欧盟企业最封闭的一块国外市场（见表13），而欧盟企业在公共交通、医疗器械、药品和绿色技术等领域非常有竞争力。欧盟明确提出在政府采购市场要对等，为此，将采取立法手段促使国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反对国外的歧视性做法，并将敦促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确保欧盟企业获得公共资金项目的市场准入。

2原材料出口限制

欧盟宣称，可持续的、没被扭曲的原材料供应对欧盟的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欧盟将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就出口限制、造成供给瓶颈和其他扭曲行为的产业政策进行谈判。

3产业政策措施

欧盟指出，为确保国内外生产商基于真正的比较优势进行公平竞争，其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以下扭曲、破坏贸易的行为采取贸易防御措施：战略性产业补贴、进口替代产业政策、购买国货政策、强制的技术转移。

4知识产权保护

欧盟企业普遍认为，尽管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法律执行差，仿造、盗版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中国的造假企业一般在一个星期就可以制造出样机，25%的中国造假企业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制出市场需求的产品，50%的侵权企业收入为暴利。欧盟将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使知识产权条款尽可能保护知识产权，而多边的《反盗版贸易协定》将提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

5其他问题

欧盟认为，监管壁垒严重损害了其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欧盟将通过要求第三国匹配其提供给该第三国的内部市场来获取更大的市场开放。如在银行、电信等核心服务领域取消欧盟投资者在所有权、设立企业和经营方面的限制；改善认证、检验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检验、认证做法以及规则、标准方面的融合与等同，降低不必要的商业成本。

除知识产权、原材料出口限制、产业补贴、监管壁垒外，欧盟还认为，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的不同会造成不公平竞争，欧盟将考虑改革“普惠制”，使之与国际劳工标准、人权、环境保护、政府治理等挂钩。

（二）中国的利益诉求

1外部发展机遇

自由贸易由发达国家提倡，但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加速转变，欧美日益突破自由贸易的范畴，强调公平、开放（公平主要指公平竞争、公平贸易，开放主要指市场准入），并以公平、开放名义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作为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如何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反对不合规则的贸易保护，继续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机遇，相应成为我国的核心利益。

2市场经济地位

由于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欧盟在判定中国产品是否以低于成本价在其境内倾销时，不是以该类产品在中国国内的价格为参照，而是以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价格为参照。由于选取的“第三国”与中国不存在可比性，而且欧盟选择的“第三国”的价格水平往往远高于中国，导致中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时遭受不利结果。这实际上与欧盟提出的公平、开放原则相违背，对中国企业构成最大的不公平、不开放。

3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不但可获取铸币税，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目前，我国正在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需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欧、美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美高举公平、开放的国际贸易大旗对我国进行施压，我国完全可以公平、开放原则要求欧、美支持人民币跨境结算。

四、中欧经贸合作的基础较强

中欧经贸关系存在多重分歧，如果欧盟按照新的贸易政策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中欧贸易摩擦势必增加。但总体上看，这些分歧主要基于各自经济利益，多属于技术层面。与中美经贸关系相比，中欧双方在战略上的冲突要弱一些，政治因素相对少一些，在经济和发展战略方面还有不少一致性。

中欧贸易与中美贸易存在不同。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在本次金融危机前，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通胀率处于低位，就业状况良好，其本身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受益者。美国对华贸易存在逆差，但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只要其内部结构不调整，无论是压人民币升值，还是对中国产品征税，都无法改变美国巨额逆差的现实。而且，美国经济结构两极分化，对华出口商品结构过于单一，在控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情况下，中美贸易很难实现平衡。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都更像是政治工具，很难仅仅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

中欧双方发展经贸关系的根本目标比较一致。与中美贸易摩擦相比，中欧贸易摩擦中虽然掺杂一些政治因素，但经济成分更多。欧盟新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贸易、增长和世界事务》报告中明确提出，欧盟推动对外贸易是要取得三方面的利益，即经济增长、就业和更多更廉价的商品，这一提法不仅仅是口号上的。与美国相比，欧盟经济面临更多困难，近20年来，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低于美国，而失业率高于美国。欧盟在2010年10月份开展的一项调查也显示，61%的被调查者认为欧盟贸易政策应首先关注创造就业。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巨大逆差。欧盟成员国众多，经济体系完备，有能力推动对外贸易，包括对中国的出口，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双方都有较强的愿望通过经贸合作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即使出现贸易摩擦，也应该更易于在贸易谈判的框架下来协商和解决。

中欧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欧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欧盟的经济、技术相对发达，但在外部全球化和内部一体化背景下，欧盟也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外部竞争力下降，财政、债务存在巨大不平衡，内部各国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平衡，其边缘国家融资困难；这些问题的存在甚至威胁到了欧元的生存。中国虽然相对欧盟处于后发阶段，并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外部发展机遇发生变化，内部存在资源、环境压力和结构调整压力，但与欧盟不同的是，中国GDP长期快速增长，GDP在世界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贸易、投资、财政地位为中国创造了更有利的调整空间。中欧各自的优劣为相互合作发展经济提供了机遇。如欧盟的技术有助于中国解决资源、环境瓶颈；中国良好的财政和外汇储备有助于欧元的稳定。

从贸易的结构和价值增值看，造成欧盟逆差的主要产品是办公及通讯设备、服装纺织。办公及通讯设备主要是加工贸易，中国表面上得到了顺差，但欧盟企业获取了价值增值，利润由欧盟企业而非中国企业得到；服装纺织中国有比较优势，在产业结构上与欧盟形成互补，同样对欧盟有利。从贸易增速看，尽管中国对欧出口快于中国从欧进口，但欧盟对华出口增速快于欧盟对世界、对美国、对瑞士的出口增速，事实上，欧盟对美国的出口近年来还呈下降趋势。因此，欧盟对中国市场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希望通过扩大对中国出口获益。另一方面，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虽然较大，但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同样使得欧洲消费者获益。根据欧盟2010年10月的调查，39%的被调查者认为欧盟贸易政策应帮助消费者获得更多更廉价的商品，其重要性仅次于促进就业。总体看，中欧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中欧战略选择在经济跑道上的共性夯实了双方谈判的基础，贸易的互惠互利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则确保了谈判地位的平等（甚或中国稍占主动），为通过谈判实现共赢构筑了前提。

五、对欧经贸关系政策建议

（一） 完善对外经贸战略

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在经济、贸易、投资、消费、技术等领域的地位上升，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欧盟对华关系定位也发生变化，从自由贸易等传统领域转变到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强调贸易、投资领域的开放、公平，客观上对中国维护内外部发展机遇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目前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贸易增长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内外的要求有一定的一致性。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国有必要调整对外经贸战略，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这种战略转变要求国内政策、措施、步骤等相应调整，通过维护全球化来确保中国中长期内的战略发展机遇。当然，维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做出不必要的让步。

对欧经贸政策应与对美经贸政策有所不同。欧盟的贸易政策目标比美国单一，其核心是扩大对中国出口。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对欧盟国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而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差别较大，利益诉求也有差异，并非铁板一块。在对欧经贸关系中，中国不处于弱势，甚至还有一定优势。贸易问题更容易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为此，在对欧经贸关系中，宜采取与对美国不同的策略。可以建立多方面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就贸易谈贸易，在讨价还价中，让渡部分国内市场，争取对我有利的条件，取得双赢，不断完善和推进中欧经贸关系，同时，可以以经促政，并以此向美国施压。

（二）驾驭国际贸易规则

战略转型要求中国的政策、法律、操作技巧符合国际贸易规则，通过掌握、制定、遵守国际游戏规则来恰当地维护国家利益。

政府采购方面，欧盟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提供对等开放的市场。从实际情况看，虽然欧盟表面上开放了政府采购市场，但其政府采购协议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也仅占其政府采购总额的18%（见表13），并且中国企业很难进入，客观上存在市场准入壁垒。中国目前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但可以按欧盟对等开放的要求进行让步，在对欧盟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同时，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有关规定进行合理保护。如可以根据《政府采购协议》第5条“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第23条“允许一国政府在协议中选定某些排除其适用范围的要求，涉及公共秩序、安全、生命与健康、知识产权、慈善、劳教和服务采购等均可有保护措施”的例外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的技术性处理等进行合理保护。

原材料出口限制方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g款规定，缔约方可以实施“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也就是说，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缔约方为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采取适当的出口限制，但这种出口限制不能造成国内外的不公平竞争（案例研究表明，对原材料出口限制时，一同实施的国内生产或消费限制不要求待遇完全相同，也不要求效果相同）。因此，只要措施适当，中国的原材料出口限制是无可厚非的。

战略性产业补贴方面，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将补贴分类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讼补贴和不可诉补贴。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关于研究援助、地区援助、环境援助等不可诉补贴规定，以及微量补贴等规定，对战略性产业进行补贴。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鉴于不但欧盟需要保护知识产权，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也需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建议在中国市场上加大对欧盟厂商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要求欧盟也加强中国厂商在欧盟市场的保护，但对超过国际标准的保护要求，则应坚决抵制。

（三）深化中欧经贸合作

在中欧经贸关系上，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比如我们现在会议室使用的麦克风大多是飞利浦或德国的产品，欧盟不能只看有些规定，实际做法上，中国要灵活得多。投资方面，中国购买欧盟国家的债券是对欧元的巨大支持，也是对欧洲统一货币的支持；中国对欧投资并购也是对欧洲的支持。因此，欧盟应放开中国对欧投资的限制。中国在可贸易商品领域的优势难以撼动，欧盟只能在高技术领域放开限制才能平衡这种优势，否则中欧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无法解决。因此，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需要中欧深化合作。

一是加大中欧之间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力度。要求欧盟自己做到开放、公平，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放开技术出口限制，减少欧盟设置的中国对欧贸易投资壁垒，增加中国从欧盟的技术进口，扩大中国对欧盟以技术为目的的收购，从而减少欧盟对中国的逆差，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中国则可以在符合本国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进一步放宽有关市场准入壁垒，如欧盟愿意对其绿色技术出口到中国提供融资支持时，中国可以放宽外债指标限制。

二是对欧经贸合作不要仅限于欧盟和中国市场，还可以扩大到在第三国的合作。例如，非洲是欧盟的传统市场，非洲国家的矿权大都在欧盟国家手里，中国和欧盟可以在非洲等第三国开展贸易、投资、融资合作。这不但需要在拓宽合作的地理范围和合作领域方面转变观念，而且需要改变一些具体的做法。例如，在融资领域，政府部门一般要求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融资支持时考虑中国成分，对欧盟内部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提供商业条件的融资；不太支持外资在华企业的出口及其对外投资的融资需求，但实际上对第三国的出口和投资有利于中欧经贸平衡，有利于市场多元化，有利于确保外部市场对中国的供应。

（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除开放、公平外，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欧盟提出改善认证、检验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检验、认证做法以及规则、标准方面的融合与等同，降低不必要的商业成本。中国则可以要求欧盟支持人民币跨境结算，在货币领域实现开放、公平，从金融领域降低商业成本，实现贸易便利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平台，强调各有关国家“共赢”、“平等”、“公平”、“共存”，是相互依存的现实要求。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加强交流和合作，形成一种合作机制和平台，使各有关国家之间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各国从中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

伴随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进程，我国外贸发展环境日趋紧张化，研究突破贸易壁垒的对策机制，不能以传统“见招拆招”的被动方式进行，更需要主动参与，以创新思维进行思考，需要突破以单个国家为出发点思考对策机制的限制，将对策机制融入到集团化和区域化合作中，避免以“壁垒”对“壁垒”，以求顺应大势，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1]任丽华. 中欧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09（28）：61-65.

[2]邓宗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 [J].前沿，2011，（19）.

[3]陈德铭.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平衡健康[EB/OL].2010-12-21.

[4]刘晓燕.中欧经贸关系2010年稳步推进[EB/OL].新华网，2010-12-27.

[5]Eurostat：Euro area external trade surplus 5.2 bn euro，198/2010—17 December 2010.

[6]John W Miller，EU Seeks to Trim List of Tariff Beneficiari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10，2011.

[7]European Commiss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Report 201l，COM（2011）114.

[8]Robert B Zoellick，“After the Crisis？”，Development Outreach，World Bank Institute—December 2009.

[9]Bates Gill，et al.，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p5，2005，Berli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China-EU Trade Relations

WANG Li

篇10

中美知识产权冲突回顾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与美国的贸易快速增长，于1991年被美国列入301条款的重点国家。在这次冲突中，美国限期要求中国改变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美国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对外国人境外发表的作品给与保护；敦促中国参加尼泊尔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对软件按文字作品实行保护；加快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对于中国要求专利人在三年内必须实施的强制规定，美国认为产品从外国进口到中国境内的“进口”行为本身就是实施，因此不能再实行强制实施。这次冲突的谈判结果是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最终放弃了对中国的无理要求，承诺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并继续保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也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修改了《商标法》和《专利法》，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中国加入著作权国际公约的条例。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1994年。美国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侵权行为变得失控。具体受到关注的事件之一是美国软件同盟状告中国中关村的几个科技企业侵犯美国软件版权。经过美国的调查取证，作为被告的企业由两三家扩大到越来越多，以至于《纽约日报》报道说中关村究竟是科技一条街还是盗版一条街；事件之二是在广东，有20多家专门复制盗版VCD的地下加工厂。这些工厂让花费几年时间和上亿资金的好莱坞大片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在广东就可以作出复制品。这些复制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出口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国家。这些事件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投入的人力和物力都前所未有。整治一年比一年好，仅去年一年中国就开展了7大专项行动，全国公安机关立案800多件，批捕988人，法院审结相关案件6400多件。2005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了20多个部门和单位及有关专家学者，开始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年内将正式公布实施。在出版物市场准入方面，中美双方也一直进行着良好的沟通和磋商。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提出申诉，有悖于两国大力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妥善处理经贸问题的共识，此举将严重损害双方在此方面业已建立的合作关系并将对双边经贸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美国对中国提起申诉的原因分析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一直十分强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下称USTR）于2月发表的中美贸易关系审议报告中指出，去年中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激发了美国内部对于中国贸易政策的不满。USTR并为此实施空前之举，专门设立一个对华执行机构。同时美方又措辞激烈地在《美中贸易关系： 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这一特殊报告中称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学徒期”已经结束，美国将让中国为不平等的贸易做法负责。

知识产权产业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来源

美国之所以一直以来如此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知识产权产业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来源。美国出口额的一半以上来自知识产权产业，经济增长的40%来源于知识产权产业，180万美国人从事知识产权产业，美国的知识产权价值5万亿美元约占其GDP的一半。

美国“2006特殊301报告”共47页，有关中国的篇幅就占了10页，称“中国没有对美国的版权、发明、品牌和商业秘密给予应有的保护”。显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头号关注的国家。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2006年中国盗版对美国产业造成了22亿美元左右的可能利益损失，相比同期2325亿的美中贸易逆差不过百分之一。而且盗版作为中国的软肋问题存在已久，美国政府一改往日协商合作的温柔态度，突然向WTO提出申诉，让放松警惕的中国政府措手不及，显然是有其他更深层理由和战略目的的。

实现相对利益最大化

美国在2007年4月1日多哈最后回旋中明目张胆地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 “自由贸易”公然为敌。然而4月2日美国又与韩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韩国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韩美政策交好可能会让双边贸易从现在的740亿美元飙升至3年后的1000亿美元左右，并给美国与亚洲贸易伙伴的关系维持和增进提供帮助。

在此背景下，美国将中国盗版问题诉诸于众，可见美国本次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发难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体现。

美国看似扑朔迷离、表面口径不一的贸易政策显现出了清晰的国别差异：一方面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拉美经济小国，以及最新的韩国大展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对日本、欧盟、中国等经济大国和主要经济对手大行保护主义，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相对利益最大化”战略意图。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对主要竞争对手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对次要竞争对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美国采取“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霸权主义战略是致力于保证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巩固其世界经济的地位的。

保守势力的政治力量

抓住美国贸易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首先要聚焦于美国经济的“政治周期”。从根本上看，美国近来对中国贸易的突然反目，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国会中保守势力的骤然增强大有关系。几个月前的中期选举让人在国会座位之争中占了上风，而这些人大多对双赤字结构深恶痛绝，进而迁怒于美国贸易政策近年来的软弱无力，希望通过强硬手段减缓并阻止贸易伙伴借国际贸易对美国利益的“抢滩登陆”。对中国提起知识产权申诉，与之前将“反补贴”强加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对日元和人民币施压加力、对贸易壁垒的重新修缮等举措一样，都是美国国会保守势力实施本土保卫战的系列措施。之所以美国在4月2日好像发生态度转折一般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由于任期将满的布什不想最终背上“自由贸易终结者”的终身骂名。布什政府选择在此时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两股政治势力的碰撞意味着短期内美国贸易政策还将有所摇摆，而从长期来看，中美国贸易关系已向保护策略倾斜。

知识产权案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近几年，知识产权上升为中美经贸关系中日益突出的重大争议问题之一。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上升，美国企业不断利用 337条款作为市场的技术壁垒手段打击中国竞争者。根据美国《关税法》 337条款规定：对于任何进口行为中存在的不公平行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都可以应美国国内企业的申请进行调查。ITC一旦认定某项进口产品侵犯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就可以颁布禁令，禁止侵权产品在该项专利有效期间进入美国市场。

从1996年美国发起第一起针对中国企业的337调查开始，到2006年6月，在美国的企业共对中国提起了53起337调查。其中，中国加入WTO后的2002年至2005年，共遭受美国337调查34起，占同期美国337调查总数的41.5%。中国已经成为遭受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这种局面将会继续。据统计，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因知识产权问题而付出的赔偿金已经超过10亿美元，这些知识产权案所涉及的主要领域有手机、MP3、彩电、DVD等。此次美国向WTO提起申诉将成为一个导火线,激发更多美国企业运用 337调查设置技术壁垒。

同时，美国等外商公司已经加快在中国大量注册商标和申请专利。中国企业对自身的知识产权尚缺乏保护意识，不少知名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才发觉自己的知识产权成果已经被他人抢先注册或申请。今后美国企业会更加注重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这对我国企业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进程提出更大的挑战。

加速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步伐

保护知识产权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也令中国遭受着巨大损失。以盗版为例，如果中国能将盗版率从90%降低到80%，中国政府将增加65亿美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