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责任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法治建设责任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各部门要对本街道（镇）新增违法建设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认真落实阜平县街道（镇）和社区等基层单位及物业服务企业发现和责任制。督促各基层单位及物业服务和企业全面实行网格化巡查办法，增强一线巡查力量，增加日常巡查频次；综合运用无人机、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等技术手段，快速发现新增违法建设；完善群众举报和反馈制度，畅通信箱、电话、手机APP、微信等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违法建设快速拆除机制，对发现的新增违法建设要立即予以制止，坚决刹风止乱。

二、有效治理存量违法建设

推动我县按照“一区三边违法建设专项行动”确定的治理目标，完善“一区三边”违法建设台账管理，有效处置存量违法建设；明确违法建设处置计划和分阶段处置任务，压实相关部门违法建设处置责任，建立联动查处、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制定分类处置办法和政策措施，依法处置存量违法建设，杜绝选择性执法；坚决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建设，优先拆除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城乡规划实施的违法建设，其它历史遗留的违法建设也要依法依规妥善处置；选择部分典型案件公开挂牌督办，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形成严厉打击违法建设的高压态势。

三、建立健全惩防长效机制

推动各部门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建立违法建设惩防长效机制；不断总结违法建设治理经验，完善配套规章制度，健全治理工作机制，构建全覆盖、网格化的违法建设防控和治理体系；强化社会信用管理，建立完善联合惩戒和约束机制，倒逼形成不敢违法建设、不愿违法建设的格局；统筹规划建设配套服务设施，提高城市综合管理和服务能力，适应市民居住生活需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加强宣传，引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抵制违法建设，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篇2

(一)违约责任的承担

组团社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此属无异，但是关于地接社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是存在争议的。此处所说的违约责任仅指组团社或地接社的行为违约并且不存在侵权的情形，关于构成侵权的情形在下文侵权责任部分进行讨论。旅游给付人造成的违约行为应当由旅游经营者一来承担责任，原因是基于旅游营业者一提供旅游服务应当承担给付瑕疵担保责任，应当由旅游营业者-承担合同不完全履行的责任，还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以及旅游合同的特点决定好了旅游给付必须是整体的。组团社与旅游者一签订旅游合同，又与地接社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组团社将旅游合同交由地接社完成，在与旅游者一的旅游合同中组团社和旅游者一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理论，地接社履行旅游合同义务的行为不符合旅游合同约定的，旅游者一应当向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组团社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向地接社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组团社在承担违约责任之后，根据其与地接社的委托合同，地接社的行为不符合委托合同规定的合同义务的，组团社有权向地接社就其承担的责任向地接社追偿。因此，综上所述，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以及合同给付的整体性原理，还有组团社所负有的瑕疵担保责任的分析，违约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组团社负责。

(二)侵权责任的承担

当然，组团社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是当地接社侵犯旅游者一权利时，因为组团社和地接社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组团社直接承担合同的主要义务，地接社只是根据组团社的委托履行合同的义务，侵权责任在组团社和地接社之间该如何分配，组团社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地接社的侵权责任该如何承担，这在理论和司法实践当中都是存在争论的。旅游辅助人对游客履行义务时，旅游营业人与辅助人在同一时间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虽然没有共同的故意，但其行为的共同作用促成损害后果的发生，应当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此时，应根据各侵权人的过错大小或者一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旅游辅助者一加害给付的情况下，基于旅游营业者一的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营业者一承担补充责任。笔者一认为，上述观点有些过十强调组团社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地接社履行义务时，当然是地接社负有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因为组团社已经将旅游合同委托给地接社履行，一般情况下根据组团社的选择，地接社都会是有履行能力且能独立承担责任的与组团社能力相当的法人，因此，即使组团社不承担如此重的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者一的权益也能得到保障。如果组团社与地接社没有共同的故意或者一过失，就不能成立共同侵权，组团社并不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如果组团社在选任地接社时存在过错或者一故意，明知该地接社资质不合格，或者一应当认识到该地接社资质不合格而没有认识到的，基于其审查的义务，应当因其过错承担相当的侵权责任。当然，如果组团社与地接社存在共同故意或者一共同过失的，那么就构成共同侵权，组团社和地接社承担连带责任，各侵权人根据其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地接社对十旅游者一在其履行旅游合同的过程中遭受损失的，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一般的原理，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因地接社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一的损失人身、财产损失的，地接社应当向旅游者一承担侵权责任，此时组团社并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责任。

篇3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所承担的维护国家、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责任。主要包括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对资源环境的维护和治理以及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和公共事业的顺利实施等责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是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决定了企业并不是孤立生存和发展的个体，而是与周围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因此在整个经济活动运作的环节中都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强化社会责任的履行，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二、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企业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够维护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良好运行，同时也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走向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树立形象，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增强知名度，从而带来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充分考虑企业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承担能力的前提下，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广大的消费者提供能够放心使用的合格产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其得到应有的福利，促进社会的稳定；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关爱弱势群体，支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企业自身形象，维护市场的良性竞争和健康运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市场建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等。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市场和技术给予了企业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应该为社会完成的职责，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有力武器。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

由于许多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为最求利益最大化，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缺失，主要表现为：假冒产品充斥市场，劣质产品造成消费者财产和人身权利受损的事件频繁发生；只顾短期利益，消费者得不到应有的售后服务和产品保障；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影响周围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事业的进行等。

基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我们应该认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正视企业社会责任严重缺失的事实，加大力度改变这一情况。

四、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现状

由于企业的最大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能使企业立刻得到物质上的回报，甚至存在短期内与企业最求营利的目标相矛盾的表象，使得企业很难积极主动的履行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需要从法律层面上加以规制。:

我国《公司法》第五条中设有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但只是一带而过，过于抽象的概念原则，很难被实际应用，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在《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单行法中，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法律条文都零散而模糊，尚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并且缺乏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公司法中所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属于法律责任，可以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强制履行，而一些道德层面上的社会责任，例如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在国际市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等，只能寄望企业自愿的履行，这就需要政策和法律通过激励来改善。

五、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5.1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体系。《公司法》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仅仅是企业的法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将《公司法》第五条的规定发展为具体的、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条款，并通过与其他部门法相结合，使其在社会实践中得以落实，具有实践价值和效率性，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首先要对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问题有关的条文进行归纳、总结和梳理，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目的为指导，从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层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将散见与个法律法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规则，应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理论重新整合，从不同的视角全方位的建立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法律机制。

5.2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激励机制。企业社会责任中法律责任的部分可以利用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针对道德责任的部分，则需要采取政府引导、法律保障、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与企业自身规范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自觉自愿的履行道德层面的社会责任。例如从市场准入、财政税收、市场管理、科技引导等方面，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实行产业政策优惠等。

5.3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监督机制。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企业文化，将企业社会责任渗透到企业文化中，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内部自觉的监督。同时依靠国家政策，强化政府各职能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监督，对监管不力的政府机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公开监督制度，依靠社会和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1]王卫国，李东方.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2]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篇4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正日益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各国针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救援的同时，更是引发了对企业应如何承担该责任的新一轮热议和关注，各国政府及普通百姓均认为，企业应履行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大家共渡难关，才能尽快摆脱此次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那么，何为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正式定义虽经国内、外论坛多次讨论，却仍莫衷一是。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CSR理念：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

世界银行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责任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相关利益人，即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其中，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作为强大的经济组织，在其追求利润的同时，社会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还须分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达到社会公平，维护公众利益。具体说来，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和销售质量合格的产品；

2、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3、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

4、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

5、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面对全球气候异常、恐怖活动、贸易争端、能源危机等挑战，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新闻媒体均对企业提出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等要求。

这种理念不仅在社会层面，在企业层面也同样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中国企业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其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早在1999年，壳牌(中国)公司就了第一份中文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之后，包括宝钢，中石油、国家电网、东凤汽车、大众中国等众多企业，均纷纷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些称为企业环境报告)，中国企业发表报告的数量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截至2008年11月，已有121家中国企业了社会责任报告，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将近翻了一番，这个数字也接近了中国企业历年的社会责任报告的总和。

现阶段，中国外向型出口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的需求最为迫切。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本和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国际上正在风行的社会责任运动，也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到这些企业。例如，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例如沃尔玛，不断对中国供应商提高社会责任标准，要求他们改善工厂的劳动条件，保障工人权利、实现产品全面绿色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还比较淡薄，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企业无视自己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屡有发生，缺少环境保护意识-向消费者提供不合格产品或服务；缺乏诚信和公平竞争意识等。这即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不利，也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声誉。由于企业的基本性质决定了企业不可能自发的承担社会责任，甚至会以损害社会利益的方式来实现企业的经济目的。那么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就应对企业行为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促使其承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政府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完成这一职能的，从而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在我国，除了新《公司法》第5条的概括性规定外，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具体内容主要分散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诸多法律法规之中，这些法律法规虽从不同的层面规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共同构成了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框架。但仍然存在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的问题。如《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但此条规定只是一项原则性的规定，在《公司法》分则中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使第五条并未对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实际的约束力。在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虽然具体规定了企业应履行的强制性的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使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为了提高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促使企业更好地承担其社会责任。作为政府首先应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法德法规，以约束企业的行为：

1、以企业社会责任为立法思想，完善和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性约束。尤其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应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增大违法成本。才能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使企业不敢违法，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经过不断努力，我们有了相对完善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一系列相配套的行政法规，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企业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意识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主要原因在于劳动执法部门没有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处罚力度不到位，存在监管空白地带。因此，执法部门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突破口，加大执法和监管力度。同时以颁布单行法的方式弥补目前某些领域无法可依的不足。

2、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我国已有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都是以经济指标为基础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立法分散在诸多法律法规之中，在企业法、公司法等市场主体法中缺乏一种原则性、宣示性的规定，没有明确不同的企业形态的市场主体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企业实际情况的规范化、全方位的企业社会信用和道德评价体系，促使企业改变以往的经营方式和责任意识，形成能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经济核算与评价指标体系。

3、宣传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发挥广大公众依法监督的积极作用，以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和漏洞。制定相应的法律，依法赋予公众监督职责，在法律的高度上确认公众监督行为的合法化。如，公众和社会组织可以根据国家法律。对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提讼，捍卫公众的权益，有关非营利组织还可以定期公布环境报告，对环境问题进行及时分析，以督促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倡导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篇5

摘　要：中小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是其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义务。而要使其切实并有效的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必须从确立义务本位、制定法典、确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完善行政监管制度、建立环境预防及补偿制度和环境社会责任公益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进行法制化建设才是应有的途径。

关键词 ：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F27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138-02

当前，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等问题突出，且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与环境恶化的矛盾局面越发突出。作为这个矛盾关系中的主要制造者和关联者，企业必须切实有效的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才能真正的改善这个矛盾局面，其中占绝对数量优势的中小企业更应承担此责任。

一、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1]。学者认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认真考虑自身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将自身对环境的负外部性降至力所能及的水平，目标成为“资源节约型”的环境企业[2]。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贯彻清洁生产的要求，合理利用资源，采取措施防止污染，在促进自身经济利益提高的同时所承担的保护环境的义务[3]。综上观点，我们可以将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可以理解为中小企业在谋取自我发展的同时，必须基于环境友好的理念，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在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社会应承担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义务。

二、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及其建设的必要性

（一）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

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即是将其付诸法律而成为一种法定义务。不过我国中小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一直处于“空载”状态。随着法制文明的进步，法律的作用逐渐被重视，通过法制化而非其他途径来规范包含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人的环境行为、督促其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之前的多项努力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环境问题—多发、频发，这不但侵蚀了法律的威严，更是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违背。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本位等多方面对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进行制度设计探讨，以期更好的推动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进程。

（二）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

1、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法治的精神要求把所有的事情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上来，用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小企业作为社会主体之一，中小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必须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上，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中的一部分。

2、法律的特性所决定的。在人类进入近现代文明后，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立法在规范和改变其行为的有效性。有“法”方可行。要促使人们行为的改变，在生态文明时代，社会需要在立法上反映生态价值观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以及与其相近领域的各种法律[4]。没有法律，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将没有依据，这也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精神。因此，在“道德的软约束效力不足的情况下，必须运用法律的硬约束”来设置和确定中小企业的环境社会行为及其内容，以引导其合理性的实施。

3、政府监管缺乏。在我国政府中不作为现象普遍存在。那些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部门，对于企业是否履行了环境社会责任以及履行效果方面，要么踢皮球，要么置若罔闻。政府更关心中小企业所能产生的利润、税收和就业，往往把经济效益的好坏作为评价中小企业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而对中小企业在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方面缺乏引导和规范，使得中小企业在环境管理领域问题也多发。

三、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的思路

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法制化建设，虽有已存的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可以借鉴，但中小企业是一个多样化的大群体，决定了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法制化建设必然是一个复杂的“大工程”，我们需要从多方面、细致的“思考”而后建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坚持义务本位的原则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社会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而且越强调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必然越大。对此，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法制平衡与环境关联的各方面之“相互作用力”，争取整体的改善与持续。为探讨环境法律发挥作用的最佳途径，在环境法研究领域中存在着“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争论。受传统法制理念的影响，权利本位被多数法律作为设置公民权利义务内容的基础。但权利本位容易导致欲望的无限膨胀和竞相追逐利益，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无限破坏，而义务本位能够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从而实现改良的目的。因此中小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必须遵循义务本位观，将其自身开发、利用环境与资源的行动进行限制，必须服从国家统一规划的安排，约束自己无限的牟利欲望，把开发利用环境与资源的生产、经营活动限制在环境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方能保障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实际有效履行。

（二）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法典化及其完善

立法机关的当务之急是要结合中小企业本身的特点、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法》，做到有的放矢。笔者认为其中应设置环境社会责任一章，明确中小企业应当履行的环境社会责任的内容：遵守自然和科学规律，遵守环境与资源的整体规划；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落实节能减排责任，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增加环保投入，改进工艺流程，降低污染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发展以环境友好思想为指导的科学技术；必须参与环境公益事业。同时，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对中小企业及其负责人或直接管理人员根据不同情节考虑进行民事制裁、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

相应的，我们还必应将《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修改为敌“任何单位都应当切实采取措施保护环境。”；修改《公司法》第五条为强制性表达，同时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社会责任的内容包含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对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5]从而为规范中小企业的环境行为和中小企业践行环境行为提供确定的法律依据。

（三）确立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

第一，环境经济杠杆制度。根据中小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税率或标准的资源税、环境税和排污收费制度；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确立环境补贴制度；借鉴欧盟的相关规定，确立生产者延伸责任，让中小企业承担产品的全过程环境责任。第二，环境奖惩制度。由第三方单位对中小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考核，由主管部门实施奖惩行为。奖励或惩罚的对象是在履行环境社会责任表现优秀或落后的中小企业，奖励的内容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精神鼓励。第三，环境社会责任的评价标准制度。根据我国的《标准化法》的规定和中小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历史情况，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制定环境社会责任标准。这个标准应当是由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强制性标准，标准的内容涉及相关术语、符号、标志，能源和资源的技术要求，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社会责任的标准的实施程序和方法，达标及奖励的标准等，引导或督促中小企业主动地用环境社会责任标准去指导和评价自己的环境行为。

（四）完善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行政监管制度

以保护和改善环境、督促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为目的，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由政府有关部门与中小企业合意达成确立、变更或消灭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政府有关部门采用劝说、建议、鼓励或指导等软性手段，引导中小企业实施合法的、正确的环境行为，多途径的实现环境保护目标；建立环境信息强制公开制度。便于社会主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并采取相应对策；由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制作和颁布环境标志，并根据具体情况颁发给不同的企业，从而影响中小企业的环境行为，这样不但有利于政府对中小企业环境行为的长效性监管，还有利于通过消费者的购买偏向等市场行为，影响中小企业的环境行为，推动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良性发展；健全以监督中小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为目的的监测制度，提高现有监测人员素质和监测技术装备水平，增强环境监测的实效；政府要形成员工、公众、新闻媒体、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环境社会责任监督推进体系，使中小企业在一个积极的环境中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

（五）建立环境预防和补偿制度

环境预防制度属于事前制度，环境补偿制度属于事后制度。环境预防制度包含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环境许可制度，环境补偿制度包含生态补偿制度和环境事件处理制度；环境补偿制度主要是针对已经发生的或者已经处于严重危险状态中的环境资源加以控制、补救和治理的制度。

（六）建立环境社会责任公益诉讼制度

此处的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或单位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根据法律规定的权利和程序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对不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或履行不全面的中小企业向法院提起诉讼，进行司法救济的途径。对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制定《环境公益诉讼法》，明确原告资格、可诉范围等问题；设置专门的环境法庭，培养并配备相应的专业人才等。当然，与之对应，还需要将《环境法》第六条后半句修改为“并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对任何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总之，保护环境是一种普遍的义务，中小企业必须履行法定的环境责任，才能偿还其“环境债”，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才能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相适应，才能为生态文明的实现作出贡献。当然，中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法制建设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路途还比较长远和困难，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下去。

参考文献：

[1] 搜狗百科：http：//baike.sogou.com/v439169.htm：企业社会责任.

[2] 王红.企业的环境责任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22.

[3] 黄锡生，宋海鸥.论企业环境责任的立法完善[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5（3）：120-121.

篇6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海洋已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随着对海洋的开发、保护、海上活动的日渐频繁，海上突发事件频频爆发，这已经严重威胁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加强政府责任建设、打造责任型政府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要以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为重点代替曾经经济指标的旧模式。

近年来，海上溢油事件、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海上突发事件频频发生，无疑是政府的责任建设的考验。政府应加强对于责任建设上的重视，政府对于每一次海上突发事件的处理，都深深的影响着其公信力。

一、海上突发事件处置中政府责任现状

对于海上突发事件的处置，目前涉及到的政府部门主要有国家和各地方海洋局、渔政部门、环保部门、公安和消防部门、海上国防军队、各级旅游局等等。所涉及的管理主体多而杂。近年来，我国政府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这一理念，积极加强政府责任建设，尤其是“非典”事件发生之后，更是加快了推行行政问责制的步伐。目前我国政府责任建设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政府责任问题还是存在的。近年来一个又一个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无一不在拷问着中国政府的责任建设。就本文所选择的案例来看，目前我国政府责任仍存在很多问题，政府责任缺失仍然很严重。

二、加强和完善海上突发事件处置中政府责任建设

（一）加强责任意识教育

要将“权为民所用的”观念植入政府官员的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对于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的理念要坚决贯彻。对于自身的权力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看待、运用，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杜绝的情况发生。

（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应该从过去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转变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一起抓的轨道上来，对于海上突发事件的管理，更应该重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什么地方有“缺位”就在这个地方“补位”，同样的，什么地方“越位”了，就在这个地方“退位”，做到真正的把社会管理里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履行好。同时，还应对诸如本文案例中一类的海洋开发工作的突发事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该明确目标，不能以牺牲环境利益来换得经济价值。更应该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只有政府上下同心，才能确保海洋这种公共领域得到有效地保护。

（三）加强和完善涉海政府机构改革

基于当前政府责任现状，涉海政府部门很多，涉及到海洋相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若要做好海上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权责明晰的制度，将职能与职责统一落实，并加以解决。通过明确责任范围，规范和明确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的权责的方式，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进行合理划分，从而将政府职能交叉、多头执政的现象处理好。要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任务及目标到内设机构、各个岗位及承办人员，从而确保岗位责任制主体明确、层级清晰和具体量化。这样就可以做到对于各个部门的责任更为明确的同时也有助于办事效率的提高。当海上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不知道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了。

同时，对于海洋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的管理，政府还应协调好海域周边各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要从大局出发，不能各自为政，只顾地方利益。

（四）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

要加强海上突发事件处置工作中的政府责任建设，就必须做好行政问责。这就需要不断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制法规，让行政问责制有可靠的法律体系支撑。对于精准问责，毛寿龙教授在央视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对问责的规则提出了四点意见：1、制度化的一个规则，要通过一个个的个案形成逻辑上比较一致的一个规则，所以在技术上一定要确定一个比较清楚的规则。2、每个人的岗位跟他的岗位职责联系在一起，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必须承担什么责任；如果没有出事情或者说做了好事还有什么奖励。3、如果技术上不是很清楚的话，需要有一个程序来界定它。4、我们要对责任本身进行细分，比如说组织上处理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责任、需要通过什么样的组织程序，如果是行政上要负责，是不是要通过行政上的程序来处置相关的行政责任问题。 同时形成公开透明的问责机制，将行政问责制放在“阳光”底下让老百姓看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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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16）09-0021-03

目前我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为12.628万公里，位居世界首位。2015年我国内河运输完成货运量34.59亿吨、货物周转量13312.41亿吨公里。同时我国内河流大多承载着生产生活用水、发电、蓄洪、灌溉等功能；城市发展中水资源的作用更为突出，城市生活、工业、服务业、公共事业及景观环境的建设和发展都与水资源密不可分。航运是高风险行业，内河船舶一旦发生污染事故，经常导致大额损害赔偿。污染损害强制保险是内河船舶污染风险的良好缓冲。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建设相当重视。相关部门尝试用“责任险”的方式，引进市场力量加强对企业环境行为监管，同时分担和降低企业风险，保障污染受害人的合法权益。2013年环境保护部就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文件《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13]10号）。2015年1月的新实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5年12月交通运输部颁布《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修订）》，并于2016年5月1日起实施。该《管理规定》第二章、第十一条：“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投保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或者取得财务担保”，从制度上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的责任保险进行了强制要求。

1 设立内河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污染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其中事故单位作为投保人，保险公司承担对事故损失方的赔偿责任。环保责任险可以分为强制性保险和任意性保险。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内河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须参加强制保险。可以看出，目前参加强制性保险是解决内河船舶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必选选项。而王康（2006）认为，就环境责任保险而言，持续性环境侵权的责任保险应属于强制性保险，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的责任保险应属于任意性保险。实际上，面对目前航运业经营环境的实际困难，企业难有动力投保这一新兴险种。例如江苏省曾于2007年率先推行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目的是通过利用市场经济手段规避和转移船舶污染赔偿风险。但由于保险公司和船舶企业的积极性不高，相关配套激励措施难以发挥作用，政策并没有能够得到持续有效推行。

内河航运企业部分规模较小、事故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污染责任险的投保会降低一部分利润、增加航运业的营业负担。但从长远看有利于整体航运业的健康稳步发展。首先，内河船舶运输公司中有许多属于中小型企业，甚至有很多的单船公司和夫妻船。小型企业普遍存在管理不正规、相关安全防污染措施执行不到位、风险较大的特点。强制保险可以增加这些企业的安全投入成本，降低其从事危险品运输等高危行业的意愿，提高危险品运输行业的门槛。其次，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出于减少自身经营风险的目的，会积极加强对投保企业的监督，这是对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并将会为监管部门等方面提供更为全面翔实的信息。

2 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的国际公约建设情况

针对船舶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设方面，国际公约一直将强制责任保险作为重要手段。如国际海事组织（以下简称IMO）在处理船舶污染风险方面就多采取了多种责任保险措施，形成不同层次的风险防控。其手法成熟，有很多经验可以为内河船舶污染责任保险所借鉴。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CLC）是一部针对散装货油船舶事故污染损害责任的公约。该公约1992年11月通过了《1992年议定书》，于1996年5月30日生效，目前已有96个国家加入。我国是该议定书的缔约国。CLC公约规定，载运2千吨以上散装货油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必须进行保险或取得其财务保证，有关当局向符合要求的船舶颁发证书。《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LLMC）于2009年3月9日对我国生效。该公约要求1000总吨以上的外国籍船舶，必须持有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1000总吨以上的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沿海运输船舶必须持有直属海事局签发的《证书》，证明进行了保险或取得其他财务保证。《国际海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责任及赔偿公约》（HNS）。HNS公约强制运输有害有毒物质的船舶的所有人按照责任限额确定的金额进行保险或取得其它经济担保。

由此可见，为了提高经营人抵御风险的水平，并保障事故受害方的权益，为重大事故风险损害进行强制保险是一种国际公认的做法，并已有较多采用。针对船舶污染损害赔偿问题，IMO的做法更加完善和系统――是从持久性油类到有毒有害物质，从保险（或财务担保）到基金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全面的强制补偿制度建设。

3 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的国内相关制度建设情况

3.1 《环境保护法》

新《环境保护法》第52条规定针对船舶污染环境赔偿强制保险领域进行了规定，针对海上船舶污染赔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

2007年环保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推动环境污染保险的试点，并与2013年推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在环保法的修改过程中，根据控制环境风险高发、频发的实际需要，环保法增加了环境保险的规定：新《环保法》第52条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新增条文表明新环保法注重依靠经济政策和市场手段进行污染防治和风险管控。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表示：环保部将继续会同中国保监会推进环境责任保险；今后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项：一是要鉴别、筛选高风险的企业，拿出相应名单；二是逐步完善风险企业环境风险评估的规范、方法、指标；三是推动地方环保部门、保监机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携手推进。从中可以看到，新环保法推行环境保险制度目的在于通过这项制度的建立控制我国环境污染风险水平、合理分散环境风险，并通过保险机制满足环境风险损害的补偿或部分补偿，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3.2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经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针对我国境内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做出了规定。其中关于保险的方面有：第五十七条“……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副本应当随船携带。”

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危险化学品的定义以及《危险化学品名录（2010版）》，包括持久性油类（原油、燃料油等）和化学品并进行内河运输的船舶应进行强制保险。为了达到该条例的要求，所有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需要参加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或者进行财务担保，参保人为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该条例虽已施行，但目前内河船舶污染保险工作还刚刚起步，与条例要求的危化品船舶全部取得强制性保险尚存一定的距离。依据我们对目前内河运输危险品船舶的投保情况的调研，基本上海事管理部门对内河船舶污染责任险没有强制性要求，各大船公司的投保意愿不高，只有少数重点航段的运输危险品船舶投保（且均为附加险）。此项业务在相应保险公司的业务中占比很小。

3.3 《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2013年底，《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于2015年12月15日公布，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1）老版《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中没有对赔偿的制度建设进行说明，只是从财务担保上提出了要求。

（2）《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的第七章“船舶污染责任保险”对内河散运危险品船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第四十八条：“通过内河运输散装液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应当取得船舶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保证证书”；第四十九条：规定了船舶所有人投保船舶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的财务担保的额度标准；第五十条：船舶所有人应“向船籍港的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保证证书”。

（3）新《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第二章、第十一条：“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投保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或者取得财务担保”。但没有明确相关管理内容，“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4）《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危险品的内河散装液体运输船舶提出了保险要求，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所有内河危险品运输船舶的强制保险要求相比，范围要小。而新的《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相一致。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的分析，强调了目前内河船舶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建立的法理基础。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国内外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还是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来看，内河船舶污染损害环境强制保险在我国的推行是必然的。为了应对船舶环境污染强制保险实施发面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我们应加强内河危险品船舶运输风险、保险激励制度和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并实施新的方式方法，推动内河船舶污染保险工作的深入快速发展。

由于内河和海上的上位法不同，内河保险机制与沿海船舶污染赔偿制度目前应是两套机制。内河保险机制应单独设置，不具备完全照搬沿海制度的可能，但可互为借鉴。目前法律法规与现阶段内河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之间尚存在几个缺乏衔接的环节。建议在《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配套的保险管理规定中能够明确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管理方法的内容，为管理和执法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交通年鉴（2015版）， 交通运输部；

[2]王康，论环境责任保险的功能与价值[J]，特区经济，2006，（12）：303-304；

[3]蒋丽英，保险之手如何“治理”环境污染，苏州日报[N]，2014，12，17（A06版）；

[4]IMO，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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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设计、监理工作在工程建设活动中对于工程最终质量的重要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在建设工程质量责任方面已有一系列相应的规定。涉及这些规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下称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下称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下称设计管理条例）。笔者认为，这些法律的规定体现了以下立法原则。

（一）对设计、监理单位及其从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严格的资质资格管理。严禁无资质或超越资质承揽设计、监理业务。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设计管理条例第二章对此作了详细规定。

（二）设计、监理工作应遵循一系列原则性规范。如建筑法第十条规定，设计单位对于建设单位提出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应当拒绝。第五十六条规定，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建筑工程设计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第三十六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第三十八条规定，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三）设计、监理单位及其从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对自己的工作成果负责；对于因工作质量不符合法定和约定的要求，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设计的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交设计文件拖延工期，造成发包人损失的，设计人应当继续完善设计，减收或者免收设计费并赔偿损失。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建筑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照规定检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转贴于

（四）对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即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造成工程质量损害的特别禁止。建筑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承包单位串通，为承包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对建设单位造成的损失的，应当与承包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六十九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造成工程质量损害的，应当与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依据民法理论，损害赔偿的责任形态一般分为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笔者认为，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对于建设工程质量的损害赔偿责任主要是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而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方面，与其他一般主体相比并无特殊性。因此，本文仅就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进行讨论。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在工程质量方面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是指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与参与工程建设的其他主体（主要是建设单位，即合同法中的发包人）之间合同约定的义务，造成合同相对人（主要是建设单位）因工程质量问题而产生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针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主要是以智力劳动参与工程建设的行业特点，他们在工程质量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

1、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具体表现为拒绝履行、因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原因造成的履行不能、不完全履行、履行迟延和履行瑕疵。工程实践中，主要又表现为履行迟延和履行瑕疵。如，设计单位迟延交付后续施工所需的图纸；监理单位迟延下达必要的停工指令；设计文件内容的差错；监理单位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不力等。

2、合同相对人（即建设单位）因工程质量问题遭受损害。这种损害具体又可分为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关于损害的范围，本文随后将专门讨论。

3、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违约方只承担违约的其他民事责任，而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确定有无因果关系，笔者赞同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1

]，即应以自合同成立至违约行为出现时，依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人员、监理人员的一般专业知识经验而可得知，以及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所知或应知的条件为基础，一般地有发生同种结果可能。这种条件和结果即构成相当因果关系。

4、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对于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具有过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就一般情形而言，如果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虽然违反了合同义务，但并无故意或过失，亦不承担责任。

四、 设计单位在工程质量方面的合同义务及其违约的主要表现

在一项工程建设活动中，涉及工程质量问题的、以设计单位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一般即指，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之间签订的“工程设计合同”。在“工程设计合同”中，设计单位的合同义务主要包括按约定的时间交付用于施工的设计文件、设计文件施工交底、根据工程进度完成现场施工技术配合（包括对施工中出现工程安全和质量的问题，参与技术分析和提出相关的技术解决方案）、参加隐蔽工程、单项、单位工程验收和项目竣工验收。此外，设计单位的合同义务还明示或隐含地包括设计工作的程序及成果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

因此，根据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程设计工作的实际情况，设计单位违反合同义务，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的情形主要表现在：

1、迟延交付设计文件。

设计单位迟延交付设计文件，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前后工序时效性较强的情况下，往往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笔者最近接触的一个案件即属于此类情形。地处上海繁华商业街的某工程，在基础基坑开挖后，由于设计单位的基础底板施工图迟延交付，造成基坑暴露时间过长，对上海地铁隧道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同时，该工程本身的地基土受扰动而导致实际承载力降低，建设单位为了保证地铁隧道的安全和工程本身的地基安全，不得不增加巨额支出采取临时保护措施，还造成工期延误，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施工单位提出索赔。

2、设计错误。

设计错误是设计单位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又表现为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或其他基础性技术文件进行工程设计、计算错误、标示错误、设计单位屈从于建设单位违法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导致设计不符合工程质量的强制性标准等多种形式。比如，笔者接触到的一起工程质量事故即属于此类原因。由于设计合同规定的设计时间紧迫，设计单位根据勘察单位的初步勘察成果，即进行了建筑地基和基础的施工图设计。随后，勘察单位又提供了详细的勘察报告，但由于设计人员的疏忽，未对原已交付施工的地基基础施工图进行复核，结果因局部区域桩基设计不符合国家强制性规范的要求，造成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又如，2000年被建设部通报全国的陕西省子洲县子洲中学教学楼质量事故也主要是由于设计错误引起的。由于施工图设计文件未严格按该地区6度抗震设防的规定进行设计，结构体系不合理，整体性差，构造措施不符合要求，这座教学楼投入使用仅2个月，就在部分大梁及五层多功能厅、阶梯挑梁处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最宽处达1.5毫米左右。

3、设计文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

为了保证工程设计文件符合必须的编制深度要求，国家颁布了有关设计文件内容和深度要求的一系列强制性规范。比如，在建筑制图的有关国家标准中，就对工程设计各专业各设计阶段的设计文件的基本图目、图例、数量单位、图纸比例、文字、标注方法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如果设计文件不完全符合国家对设计文件的编制深度要求，虽然不属于设计错误，但由于设计意图的表达过于粗糙或含糊，轻则影响各专业图纸的相互协调和后续施工准备工作，重则因施工图缺漏、矛盾或施工人员对施工图纸的理解产生错误，从而出现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如：上海郊区某钢结构厂房，在吊装施工就位后屋面板铺装前，即发现多榀钢屋架发生过大变形。经调查分析发现，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设计图纸上关于钢屋架屋脊连接节点处的高强螺栓的标示不明，施工单位误用了同直径的普通螺栓。

4、设计单位对施工图交底不清。

施工图完成并经审查合格后，设计文件的编制工作已经完成，但并不是设计工作的完成，设计单位仍应就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详细的说明，这对于施工人员正确贯彻设计意图，加深对设计文件难点、疑点的理解，确保工程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行业惯例，设计单位将完成的设计文件交建设单位，再由建设单位转发施工单位后，由设计单位将设计的意图、特殊的工艺要求，以及建筑、结构、设备等各专业在施工中的难点、疑点和容易发生的问题等向施工单位作详细说明，并负责解释施工单位对设计文件的疑问。如果因设计人员的过错，在施工图交底时，尤其是对于在施工中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交底不清，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前文提到的上海郊区某厂房钢屋架工程质量事故，其部分原因也是设计单位在施工图交底中，对需要使用高强螺栓的特殊设计意图，未能向施工单位作出明确的说明，从而造成施工人员对螺栓的误用。

5、设计单位未参加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或对于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未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工程质量事故发生后，工程的设计单位有义务参与质量事故分析。建设工程的功能、所要求达到的质量在设计阶段即已确定，工程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工程是否准确表达了设计意图，因此，当工程出现质量事故时，该工程的设计单位对事故的分析具有权威性。对于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工程设计单位同时也有义务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设计单位违反上述义务，未参加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或对于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未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均有可能造成工程质量事故危害和损失的扩大。

6、设计单位非法转包设计任务。

曾经一度轰动上海的贝港桥垮塌事故的部分原因是设计单位非法转包设计任务。1995年12月26日，上海市奉贤县南桥镇贝港河上新建成尚未投入使用的贝港桥突然坍塌。不到5分钟，整桥搭跨河部分约52米长的桥身断成几截，全部沉入河中，成为一起罕见的桥梁工程质量事故。经事故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除了施工质量问题外，设计过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设计单位将部分设计工作转包给了没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其他单位，并出现设计错误。事故发生后，设计单位虽然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其中的教训值得所有设计单位记取。 转贴于

五、 监理单位在工程质量方面的合同义务及其违约的主要表现

在一项工程建设活动中，涉及工程质量问题的以监理单位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一般即指，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之间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在“委托监理合同”中，监理单位的主要合同义务之一就是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和监督。其中具体包括：1、对施工场地进行质检验收；2、检查工程所需原材料、半成品的质量；3、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4、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5、施工工序质量控制；6、隐蔽工程检查验收；7、分析质量事故原因，审查批准处理质量事故的技术措施或方案，检查处理效果；8、行使质量监督权，下达停工指令；9、质

量、技术签证；10、单项、单位工程验收；11、项目竣工验收。此外，监理单位的合同义务还明示或隐含地包括监理工作的程序及成果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

因此，根据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程监理工作的实际情况，监理单位违反合同义务，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的情形主要表现在：

1、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照规定检查。

这是监理单位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主要表现形式。所谓“不检查”是指监理单位对监理合同中规定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履行检查义务，导致工程质量问题；所谓“不按照规定检查”是指监理单位不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规定的要求和检查办法进行检查[2].如，前文提到的上海郊区某厂房钢屋架工程质量事故，对事故调查的结果还表明，在该事故中，工程监理人员未按照中国工程监理协会主编、建设部批准的强制性技术规范GB50319-2000《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关于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履行的“核查进场材料、设备、构配件的原始凭证、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及其质量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有必要时对进场材料、设备、构配件进行平行检验，合格时予以签认”的职责要求，对施工单位自行采购的螺栓进行质量证明文件的核查。在钢屋架进行现场地面拼装时，又由于监理工程师的经验不足，未对拼装中的螺栓扭矩进行平行检验，从而丧失了在吊装就位前发现和避免质量问题的机会，导致了事故损失的扩大。

2、虽按照规定进行了检查，但对质量监督权行使不力。

监理单位在按照规定进行了检查，发现工程质量隐患或已经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后，由于过失或故意，对质量监督权行使不力，如迟延或未下达停工、整改指令，可能导致工程质量问题。在上海浦东某高层商住楼的基础基坑支撑拆除施工中，由于邻近的高层建筑同时进行基础施工，监理工程师根据基坑边坡变形监测记录，发现了基坑边坡变形出现异常，未能及时下达有关停工、整改指令，导致相邻基坑出现局部坍塌。

3、与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串通，降低质量标准，造成损害。

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之间是一种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是一种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监理单位依据委托监理合同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工程建筑活动的监督。但实践中确实存在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串通，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标准，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严重影响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因此为建筑法所严格禁止。对于监理单位的此类行为导致工程质量损害，造成损失的，应当由过错方，即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承担责任或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六、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

首先，需要指出，合同法和建筑法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违约责任的规定均包括赔偿损失。而此前的有关规定以及合同示范文本中只是减收或免收设计费、监理酬金，并没有赔偿损失的规定，因此，可以说，合同法和建筑法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法律责任在原有基础上加重了。 转贴于

其次，就一般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而言，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其损失范围，应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确定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时，原则上也应如此。

直接损失是指设计、监理单位因违反合同而给建设单位实际上已经造成的财物的减少、灭失、损毁或者支出的增加。比如，由于设计单位迟延交付基础施工图，为保证已开挖基坑的干燥，施工单位采取延长基坑降水时间的措施而导致建设单位工程款支出的增加。间接损失是指设计、监理单位因违反合同而使建设单位减少的可得利益，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首先，损害的是未来的可得利益，不是既得利益；其次，该未来利益是必得利益而不是假设利益；最后，可得利益必须在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对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所直接影响的范围内。如因设计错误或监理中未发现施工错误致使楼层局部标高错误，导致建设单位可销售的建筑面积减少。

对于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合同没有约定的，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计算。在建设工程实践中，不仅工程的投资远大于工程设计费或监理酬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出现由于设计单位或监理单位的违约而引起的工程质量损害，其赔偿的金额也可能远远大于工程设计费或监理酬金。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由违约的设计单位或监理单位赔偿全部损失，可能导致其赔付不能。因此，在实务操作中，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可以通过在合同中约定最高损害赔偿数额的办法来实际缩小法定的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或者通过投保设计师、监理师职业责任险等方式扩大实际的损害赔偿能力。

最后，在工程实务中，工程中的质量问题往往由多个主体的违约行为共同引起。此时，各违约主体损害赔偿责任的分担仍应视各方的违约行为是否符合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来决定。如果属于设计合同或监理合同双方的混合过错，或者属于合同一方设计单位或监理单位与合同以外的施工单位的共同过错，共同造成了建设单位的损失，应采取过错与责任相当的原则处理。比如，由于建设单位向设计单位提供了错误的基础性文件，同时设计单位的设计本身也有错误，共同造成了工程质量瑕疵，致使建设单位遭受损失，则设计单位对于建设单位仅承担因设计错误所造成的那一部分损失的赔偿责任。又如，在监理单位不按照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出现工程质量瑕疵，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建设单位所受到的损失，通常既与监理单位的违约行为有关，也与施工单位的有关施工项目本身不合格有关。在此情况下，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都应当向建设单位承担各自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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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是指持有国家规定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资质证书，运用工程建设的理论及技术经济方法，按照现行技术标准，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工艺、土建、公用工程、环境工程等进行综合性设计（包括必须的非标准设备设计）及技术经济分析，并提供作为建设依据的设计文件和图纸的活动的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是指持有国家规定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监理资质证书，具有法人资格，受建设单位委托对工程建设项目实施阶段进行投资、质量、进度监督和管理活动的单位。

建设工程是百年大计，其勘察、设计、施工的技术要求比较复杂，建设工程的质量更是关系到人身财产安全，重要工程的质量甚至对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产生巨大影响。作为技术和智力较为密集的两个建设活动主体，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工作内容决定了他们与工程质量缺陷和损害具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设计单位而言，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制作施工设计文件、设计文件的技术交底、现场施工技术配合、参加工程质量验收等。设计质量缺陷将带来实际工程质量的先天不足。1998年9月24日，投资4.23亿元兴建的宁波招宝山大桥，在经过三年建设即将合龙之际，突然发生严重的梁体断裂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这起事故使整个工程工期延误近两年，经济损失巨大，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据有关部门调查后认为，造成该桥质量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设计上存在漏洞，主梁结构设计上欠厚、底板厚度过薄等等。对于监理单位而言，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对施工质量进行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的全过程的技术控制和监督，而对于施工质量控制和监督的任何疏忽和差错均可能使得设计的意图和法定的技术标准不能实现。基于监理单位工作性质的特点，在委托监理的工程发生施工质量损害的多数情况下，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理工作的过错。因此，为工程质量首先奠定技术基础的设计单位和对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的监理单位对于建设工程的最终质量负有重大责任。建设部2001年5月25日以建设[2001]105号文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的紧急通知”和有关强化建筑市场管理的通知也进一步表明，工程设计、监理质量的问题目前仍然十分突出。

二、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承担建筑质量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

鉴于设计、监理工作在工程建设活动中对于工程最终质量的重要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在建设工程质量责任方面已有一系列相应的规定。涉及这些规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下称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下称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下称设计管理条例）。笔者认为，这些法律的规定体现了以下立法原则。

（一）对设计、监理单位及其从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严格的资质资格管理。严禁无资质或超越资质承揽设计、监理业务。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设计管理条例第二章对此作了详细规定。

（二）设计、监理工作应遵循一系列原则性规范。如建筑法第十条规定，设计单位对于建设单位提出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应当拒绝。第五十六条规定，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建筑工程设计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第三十六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第三十八条规定，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三）设计、监理单位及其从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对自己的工作成果负责；对于因工作质量不符合法定和约定的要求，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设计的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交设计文件拖延工期，造成发包人损失的，设计人应当继续完善设计，减收或者免收设计费并赔偿损失。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建筑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照规定检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对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即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造成工程质量损害的特别禁止。建筑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承包单位串通，为承包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对建设单位造成的损失的，应当与承包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六十九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造成工程质量损害的，应当与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依据民法理论，损害赔偿的责任形态一般分为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笔者认为，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对于建设工程质量的损害赔偿责任主要是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而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方面，与其他一般主体相比并无特殊性。因此，本文仅就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进行讨论。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在工程质量方面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是指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与参与工程建设的其他主体（主要是建设单位，即合同法中的发包人）之间合同约定的义务，造成合同相对人（主要是建设单位）因工程质量问题而产生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针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主要是以智力劳动参与工程建设的行业特点，他们在工程质量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

1、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具体表现为拒绝履行、因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原因造成的履行不能、不完全履行、履行迟延和履行瑕疵。工程实践中，主要又表现为履行迟延和履行瑕疵。如，设计单位迟延交付后续施工所需的图纸；监理单位迟延下达必要的停工指令；设计文件内容的差错；监理单位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不力等。

2、合同相对人（即建设单位）因工程质量问题遭受损害。这种损害具体又可分为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关于损害的范围，本文随后将专门讨论。

3、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违约方只承担违约的其他民事责任，而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确定有无因果关系，笔者赞同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1

]，即应以自合同成立至违约行为出现时，依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人员、监理人员的一般专业知识经验而可得知，以及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所知或应知的条件为基础，一般地有发生同种结果可能。这种条件和结果即构成相当因果关系。

4、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对于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具有过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就一般情形而言，如果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虽然违反了合同义务，但并无故意或过失，亦不承担责任。

四、 设计单位在工程质量方面的合同义务及其违约的主要表现

在一项工程建设活动中，涉及工程质量问题的、以设计单位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一般即指，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之间签订的“工程设计合同”。在“工程设计合同”中，设计单位的合同义务主要包括按约定的时间交付用于施工的设计文件、设计文件施工交底、根据工程进度完成现场施工技术配合（包括对施工中出现工程安全和质量的问题，参与技术分析和提出相关的技术解决方案）、参加隐蔽工程、单项、单位工程验收和项目竣工验收。此外，设计单位的合同义务还明示或隐含地包括设计工作的程序及成果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

因此，根据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程设计工作的实际情况，设计单位违反合同义务，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的情形主要表现在：

1、迟延交付设计文件。

设计单位迟延交付设计文件，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前后工序时效性较强的情况下，往往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笔者最近接触的一个案件即属于此类情形。地处上海繁华商业街的某工程，在基础基坑开挖后，由于设计单位的基础底板施工图迟延交付，造成基坑暴露时间过长，对上海地铁隧道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同时，该工程本身的地基土受扰动而导致实际承载力降低，建设单位为了保证地铁隧道的安全和工程本身的地基安全，不得不增加巨额支出采取临时保护措施，还造成工期延误，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施工单位提出索赔。

2、设计错误。

设计错误是设计单位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又表现为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或其他基础性技术文件进行工程设计、计算错误、标示错误、设计单位屈从于建设单位违法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导致设计不符合工程质量的强制性标准等多种形式。比如，笔者接触到的一起工程质量事故即属于此类原因。由于设计合同规定的设计时间紧迫，设计单位根据勘察单位的初步勘察成果，即进行了建筑地基和基础的施工图设计。随后，勘察单位又提供了详细的勘察报告，但由于设计人员的疏忽，未对原已交付施工的地基基础施工图进行复核，结果因局部区域桩基设计不符合国家强制性规范的要求，造成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又如，2000年被建设部通报全国的陕西省子洲县子洲中学教学楼质量事故也主要是由于设计错误引起的。由于施工图设计文件未严格按该地区6度抗震设防的规定进行设计，结构体系不合理，整体性差，构造措施不符合要求，这座教学楼投入使用仅2个月，就在部分大梁及五层多功能厅、阶梯挑梁处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最宽处达1.5毫米左右。

3、设计文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

为了保证工程设计文件符合必须的编制深度要求，国家颁布了有关设计文件内容和深度要求的一系列强制性规范。比如，在建筑制图的有关国家标准中，就对工程设计各专业各设计阶段的设计文件的基本图目、图例、数量单位、图纸比例、文字、标注方法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如果设计文件不完全符合国家对设计文件的编制深度要求，虽然不属于设计错误，但由于设计意图的表达过于粗糙或含糊，轻则影响各专业图纸的相互协调和后续施工准备工作，重则因施工图缺漏、矛盾或施工人员对施工图纸的理解产生错误，从而出现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如：上海郊区某钢结构厂房，在吊装施工就位后屋面板铺装前，即发现多榀钢屋架发生过大变形。经调查分析发现，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设计图纸上关于钢屋架屋脊连接节点处的高强螺栓的标示不明，施工单位误用了同直径的普通螺栓。

4、设计单位对施工图交底不清。

施工图完成并经审查合格后，设计文件的编制工作已经完成，但并不是设计工作的完成，设计单位仍应就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详细的说明，这对于施工人员正确贯彻设计意图，加深对设计文件难点、疑点的理解，确保工程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行业惯例，设计单位将完成的设计文件交建设单位，再由建设单位转发施工单位后，由设计单位将设计的意图、特殊的工艺要求，以及建筑、结构、设备等各专业在施工中的难点、疑点和容易发生的问题等向施工单位作详细说明，并负责解释施工单位对设计文件的疑问。如果因设计人员的过错，在施工图交底时，尤其是对于在施工中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交底不清，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前文提到的上海郊区某厂房钢屋架工程质量事故，其部分原因也是设计单位在施工图交底中，对需要使用高强螺栓的特殊设计意图，未能向施工单位作出明确的说明，从而造成施工人员对螺栓的误用。

5、设计单位未参加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或对于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未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工程质量事故发生后，工程的设计单位有义务参与质量事故分析。建设工程的功能、所要求达到的质量在设计阶段即已确定，工程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工程是否准确表达了设计意图，因此，当工程出现质量事故时，该工程的设计单位对事故的分析具有权威性。对于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工程设计单位同时也有义务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设计单位违反上述义务，未参加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或对于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未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均有可能造成工程质量事故危害和损失的扩大。

6、设计单位非法转包设计任务。

曾经一度轰动上海的贝港桥垮塌事故的部分原因是设计单位非法转包设计任务。1995年12月26日，上海市奉贤县南桥镇贝港河上新建成尚未投入使用的贝港桥突然坍塌。不到5分钟，整桥搭跨河部分约52米长的桥身断成几截，全部沉入河中，成为一起罕见的桥梁工程质量事故。经事故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除了施工质量问题外，设计过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设计单位将部分设计工作转包给了没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其他单位，并出现设计错误。事故发生后，设计单位虽然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其中的教训值得所有设计单位记取。

五、 监理单位在工程质量方面的合同义务及其违约的主要表现

在一项工程建设活动中，涉及工程质量问题的以监理单位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一般即指，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之间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在“委托监理合同”中，监理单位的主要合同义务之一就是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和监督。其中具体包括：1、对施工场地进行质检验收；2、检查工程所需原材料、半成品的质量；3、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4、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5、施工工序质量控制；6、隐蔽工程检查验收；7、分析质量事故原因，审查批准处理质量事故的技术措施或方案，检查处理效果；8、行使质量监督权，下达停工指令；9、质

量、技术签证；10、单项、单位工程验收；11、项目竣工验收。此外，监理单位的合同义务还明示或隐含地包括监理工作的程序及成果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

因此，根据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程监理工作的实际情况，监理单位违反合同义务，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的情形主要表现在：

1、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照规定检查。

这是监理单位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主要表现形式。所谓“不检查”是指监理单位对监理合同中规定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履行检查义务，导致工程质量问题；所谓“不按照规定检查”是指监理单位不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规定的要求和检查办法进行检查[2].如，前文提到的上海郊区某厂房钢屋架工程质量事故，对事故调查的结果还表明，在该事故中，工程监理人员未按照中国工程监理协会主编、建设部批准的强制性技术规范gb50319-2000《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关于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履行的“核查进场材料、设备、构配件的原始凭证、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及其质量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有必要时对进场材料、设备、构配件进行平行检验，合格时予以签认”的职责要求，对施工单位自行采购的螺栓进行质量证明文件的核查。在钢屋架进行现场地面拼装时，又由于监理工程师的经验不足，未对拼装中的螺栓扭矩进行平行检验，从而丧失了在吊装就位前发现和避免质量问题的机会，导致了事故损失的扩大。

2、虽按照规定进行了检查，但对质量监督权行使不力。

监理单位在按照规定进行了检查，发现工程质量隐患或已经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后，由于过失或故意，对质量监督权行使不力，如迟延或未下达停工、整改指令，可能导致工程质量问题。在上海浦东某高层商住楼的基础基坑支撑拆除施工中，由于邻近的高层建筑同时进行基础施工，监理工程师根据基坑边坡变形监测记录，发现了基坑边坡变形出现异常，未能及时下达有关停工、整改指令，导致相邻基坑出现局部坍塌。

3、与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串通，降低质量标准，造成损害。

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之间是一种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是一种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监理单位依据委托监理合同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工程建筑活动的监督。但实践中确实存在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串通，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标准，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严重影响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因此为建筑法所严格禁止。对于监理单位的此类行为导致工程质量损害，造成损失的，应当由过错方，即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承担责任或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六、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

首先，需要指出，合同法和建筑法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违约责任的规定均包括赔偿损失。而此前的有关规定以及合同示范文本中只是减收或免收设计费、监理酬金，并没有赔偿损失的规定，因此，可以说，合同法和建筑法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法律责任在原有基础上加重了。

其次，就一般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而言，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其损失范围，应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确定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时，原则上也应如此。

直接损失是指设计、监理单位因违反合同而给建设单位实际上已经造成的财物的减少、灭失、损毁或者支出的增加。比如，由于设计单位迟延交付基础施工图，为保证已开挖基坑的干燥，施工单位采取延长基坑降水时间的措施而导致建设单位工程款支出的增加。间接损失是指设计、监理单位因违反合同而使建设单位减少的可得利益，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首先，损害的是未来的可得利益，不是既得利益；其次，该未来利益是必得利益而不是假设利益；最后，可得利益必须在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对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所直接影响的范围内。如因设计错误或监理中未发现施工错误致使楼层局部标高错误，导致建设单位可销售的建筑面积减少。

对于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合同没有约定的，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计算。在建设工程实践中，不仅工程的投资远大于工程设计费或监理酬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出现由于设计单位或监理单位的违约而引起的工程质量损害，其赔偿的金额也可能远远大于工程设计费或监理酬金。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由违约的设计单位或监理单位赔偿全部损失，可能导致其赔付不能。因此，在实务操作中，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可以通过在合同中约定最高损害赔偿数额的办法来实际缩小法定的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或者通过投保设计师、监理师职业责任险等方式扩大实际的损害赔偿能力。

最后，在工程实务中，工程中的质量问题往往由多个主体的违约行为共同引起。此时，各违约主体损害赔偿责任的分担仍应视各方的违约行为是否符合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来决定。如果属于设计合同或监理合同双方的混合过错，或者属于合同一方设计单位或监理单位与合同以外的施工单位的共同过错，共同造成了建设单位的损失，应采取过错与责任相当的原则处理。比如，由于建设单位向设计单位提供了错误的基础性文件，同时设计单位的设计本身也有错误，共同造成了工程质量瑕疵，致使建设单位遭受损失，则设计单位对于建设单位仅承担因设计错误所造成的那一部分损失的赔偿责任。又如，在监理单位不按照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出现工程质量瑕疵，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建设单位所受到的损失，通常既与监理单位的违约行为有关，也与施工单位的有关施工项目本身不合格有关。在此情况下，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都应当向建设单位承担各自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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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加快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商品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生产、加工、交换、流通、消费、使用，这使得跨越国境的产品责任案件日益增多。就中国而言，中国产品在国外发生产品责任以及外国产品在中国发生产品责任案件已屡见不鲜；在司法实践中，原有的产品责任立法往往不能很好地保护消费者、使用者的正当权益。为此，我国与2000年9月1日正式实施了新的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质量责任实体法律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使之更加符合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做法，例如扩大了产品范围、产品责任主体范围；明确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使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规定了受害人亲属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给付死亡赔偿金，加大了对产品责任人的处罚力度。然而，我国当前还没有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制度。对于一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而言，需要实体法与冲突法来共同调整，修改后的产品质量法在一些操作层面已“与国际接轨”，如再专章规定涉外实体规范已不必要；但在冲突法领域，我国只是笼统地采用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且不说立法的缺陷需要仔细考察而知，就说由此而导致司法上的困惑与矛盾至少会有：（1）如该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 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2）如受害一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得到较高赔偿？（3）如双方均是外国人适用中国法是否有充分理由？[1] 既然问题已经提出，笔者就有可能也有义务结合这些问题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缺陷，对相关立法的健全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缺陷

产品责任历来被认为是各国的强行法，是事关当地公共秩序的“直接适用的法律”和“专用实体法”，如有专家认为“产品责任法的各项规定和原则大多属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不得任意加以排除或更改。”[2] 如果我们把视野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以内或把前提条件设为不存在或不允许法律冲突及法律选择时，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国际产品责任作为跨越国境的客观存在从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当代国际私法中所关注的问题，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内法问题。

从我国的角度看，国际产品责任即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它的主要形式有以下三类：（1）中国产品在国外发生产品责任问题；（2）外国产品在我国发生产品责任问题；（3）外国人在中国境内遭受产品责任侵权问题。而中国人在外国境内遭受产品责任侵权问题一般不由我国法院受理[3]，故不在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范围之内。涉外产品责任同一般侵权责任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及复杂性，其特殊性表现在它的涉外因素：或涉及外国产品或涉及外国消费者、使用者，这就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产品责任的认定、损害赔偿的范围金额、责任主体的范围等均差别较大，最终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程度，所以，往往只允许适用法院地法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公正的待遇，貌似“平等”的、“无一例外”的适用法院地法恰恰与实现“个别正义”背道而驰；其复杂性表现在它是产品责任：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产品的流通，一件产品可能由若干国家共同加工制造、一件产品可能在多个国家流转、产品的消费者使用者可能跨境移动、一个产品责任可能有多个责任主体，因此与判定产品责任所依据的连接因素必然是复杂多元的。涉外产品责任所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也就成为我们考察评判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是否合理完善的出发点和依据。

我国尚无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6条，该条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可见，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笼统地采用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完全忽视和掩盖了其同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相比应具有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尽管“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冲突法的古老法谚仍被一些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比利时、希腊、德国、意大利等国）遵循为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但是各国经贸往来的现实与司法实践表明：单纯按照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解决涉外产品责任问题存在以下缺陷和弊端。

首先，“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而什么是“侵权行为地”呢？这一词语本身就包含了不确定因素，这是因为各个国家对于侵权行为地的认定并不相同。如比利时法认为发生地与伤害地不一致时，应将行为发生地视为侵权行为地。而英国法为了确定侵权行为地，法院必须弄清导致行为发生的实质性原因发生在哪里，而这一的答案却因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而有所不同。[4] 德国法则规定，如果被告做出行为的地方与原告遭受损害的地方不在同一国家，法官有义务将对原告有利的地方作为侵权行为地，并且只能适用该地的法律。[5] 而美国1972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采用较具弹性的规则，按照最密切联系的需要由法官自由裁量把损害发生地、引起损害的行为发生地或其他当事人关系集中地作为考虑的联系因素。[6]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7条规定，“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该规定针对事实不一致情况下，法院有权做出选择作了灵活规定，但并未规定应依什么标准来做出选择判断。至此，“侵权行为地”在法律上仍是一个模糊不易确定的概念。

其次，就涉外产品责任而言，什么是“侵权行为地”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一个不易认定的事实问题。一方面在一些复杂的国际产品责任案件中，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既可能与产品设计有关，也可能跟产品生产、销售有关，还可能与产品零部件的提供有关。若一件产品在甲国生产、在乙国设计、在丙国销售、在丁国消费，而其零部件又由不同的国家提供，那么，究竟何为侵权行为地，是极难判断的；另一方面，中条件极大提高，交通设施意外事故时有发生，行为地常常带有偶然性，而此偶然行为地一般为被告（产品责任人）不可预见到地点，如原告（受害人）在某国遭受损害，而被告却并未将其产品投放该国市场，此种情形若适用伤害地法，显然对被告而言有欠公正。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就是持续性伤害（cumulative injury），举例说明：消费者服用了有缺陷的药丸在不同国家进行，此时是很难确定哪里是损害发生地的。

再次，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有时不能很好地保护产品责任受害人的利益。涉外产品责任的特殊复杂性决定了侵权行为不仅与行为地有关，它还与行为的性质、案件的重心、当事人利益集中地、当事人国籍、住所（居所）以及营业地等连接因素有着更密切都联系，如果仅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难免会造成对当事人利益保护不当的情形出现。[7]

本文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是明证：其一，我国产品在外国对受害方（外国人）造成损害，若原告诉至我国法院，法院是否应该考虑适用其本国法（同时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法）还是以产品在制造为由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我国法律，后者显然对外国受害人保护的范围、程度比起其本国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外国法对产品责任的认定一般采取严格责任使得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范围较广，且外国法所确认得损害赔偿一般既包括精神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甚至部分间接损失。其二，外国产品在我国对我国消费者造成损害，若我国法院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国为由适用我国法律而不顾原告（我国消费者）根据被请求承担责任人（外国产品制造商）主营业地国国内法（同时是侵权行为实施地法）获得较高赔偿的请求，其结果同样显失公正。其三，如果原、被告双方均是外国人在我国法院提起产品责任侵权之诉，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具有同一国籍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可以适用当事人的共同本国法或住所地法”。此条款从某种角度看，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中的具体立法体现。不仅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更显公正合理，并且有利于判决定承认和执行。还有一种是双方具有不同国籍也不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中国法律，造成对外国受害人保护力度不够，甚至按照中国实体法的要求外国被告不承担或减免产品责任。而同样是适用原告或被告国籍或住所地法，受害人的利益可能得到充分保护。

我们知道，产品责任侵权虽然关系到侵权行为地的司法主权与公共利益，但产品责任侵权归根结蒂是侵权行为的特殊形式，摆脱不了同一般侵权行为的共性，即受害人提起侵权之诉旨在获得他所满意的损害赔偿，其本质是一种私权之诉。法院实现公正的途径恰恰是在合理依据的范围之内，保证受害人获得令其满意的、充分的赔偿。加之涉外产品责任的特殊性，当涉及到外国当事人的情况下，给予外国当事人按其本国赔偿范围及标准的判决并不意味对侵权结果发生地公共秩序的破坏；相反仅仅以侵权结果发生地这一偶然因素为由拒绝以其他更密切的联系因素所指引的准据法为判定实体权利义务的根据，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合理的，最终会案件的公正解决，进而影响到外国当事人对我国法院的信赖与尊重。我们并不能推断出依照当事人本国（尤其是受害人本国）的使受害人获得较高额度的赔偿会扰乱损害发生地（多数情况下是法院地）的公共利益与安全：一方面损害赔偿之诉根本上不同于公诉机关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对侵权人责以高额赔偿不会导致侵权行为地当事人间的平衡再度被打破，它既能满足受害人的赔偿诉求，又能惩戒侵权行为人，使其在上更是在心理上对类似行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平等公正地实现审判正义，要求法院在应当适用外国法时毫不犹豫地适用外国法，尽可能地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同时兼顾产品责任人的合理抗辩，最终有利于而不是与侵权行为地的公共利益背道而驰。

最后，涉外产品责任采用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的现实后果往往是不自觉地扩大了法院地法的适用途径和机率，阻碍了国际私法机制发挥正常的作用。从我国法律规范本身来看，我国对“侵权行为地法”的司法解释是“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若遇到外国产品在发生侵权损害，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大多考虑何者同时又是法院地法做出选择。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诉瑞士资源公司侵权赔偿纠纷上诉案中，既选择了侵权结果发生地，同时又是法院地法即我国法律，作为该案的法律适用依据。[8] 若我国产品在外国发生侵权损害，法院会以产品制造地同时又是法院地为由，以侵权行为实施地法我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其法律选择的任意性可窥见一斑，但都为达到适用法院地本国法解决纠纷的效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上的依据不外乎：适用法院地法是司法主权的需要，是法院地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产品责任法具有强行性和公法的性质，而外国的公法一直被认为不具有域外效力。这样即使在应当适用外国法的场合也以公共秩序保留或公法不具有适用性为由排除其适用，转而适用法院地法。关于损害赔偿之诉是私权，笔者在前已有论述。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的规定，实际上是过分强调了我国的司法主权，对在我国境外发生的但我国产品责任法不认为是侵权的行为关闭了法律选择的大门，其立法本意在保护我国产品制造者不受外国产品责任法的追究，但这把双刃剑在伤害了外国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试想，若我国消费者在境外遭受产品侵害将得不到我国法律保护，即使他在外国法院起诉得到了判决支持，若需要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当如何处理？是认定为侵权还是否定之是一个两难。“其实，并不用做什么理论上的深究，最明白不过的事实就是内国的法官无疑最熟悉自己国家的法律。他们适用自己的法律轻车熟路，简便易行，而且大多可以做到不出解释上的错误。更何况许多国家的法官，经训练培养后，就会认为适用自己的法律是实现审判公正的保障。”[9] 据此，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面对复杂的连接因素，只要可以找到适用本国法的借口或只要双方当事人都不坚持适用外国法，又有几个法官不愿避重就轻呢？毕竟从识别到连接点的确认到反致到外国法的查明到公共秩序保留直至最后做出一个涉外判决不仅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而且对法官的专业素质要求极高，恐怕这不是我国法官队伍与法律资源现状所能胜任的。尽管如此，当代国际私法——进入全球化的国际私法要求我们既不能简单认为遇事只有适用外国法才能发挥国际私法的机制作用，也不能简单认为凡适用法院地法就能保证判决的公正，而必须平等地对待内外国法律，从案件本身而不是从习惯、方便、与思维定势出发查找应适用的法律依据，衡量我国未来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是否先进是否健全，很大程度就看它有没有充分、合理、地贯彻“平等对待内外国法律”这一原则。

此外，现行条文本身失之片面，不够严密。《民法通则》第146条之“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只规定了“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没有明确侵权行为的认定、责任主体的确定、责任之减免等侵权行为其他方面的法律适用。但考察立法者的意图，从有关上下文及逻辑结构看，立法并未旨在分割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各个方面，而是统一由侵权行为地法律调整。据此，在今后的条文表述上，修改为“侵权行为之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似更全面。

二、从各国产品责任诉讼的法律适用看有关国际通行规则

（一）美国

美国在本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冲突法的革命，该革命对侵权行为领域法律适用问题形成很大冲击，对产品责任冲突法的适用也有同样的。60年代前，美国对涉外因素的侵权行为案件大多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所谓“侵权行为地”，依第一次《冲突法重述》（1934年）解释为：“构成行为人负侵权行为责任的最后事实发生地。”[10] 因此，在产品责任诉讼中，侵权行为地即指损害发生地而不是指缺陷产品制造地。其基础是既得权说（vested right），即原告不管在何处起诉，都携带该法所授予的权利，诉讼法院只不过是被请求支持或协助取得这一权利。[11] 上述法律适用规则虽有不可否认的易于操作、简便高效的优点，但由于损害发生地常属偶然，与当事人之间并无实质上重大牵连，因此，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时，不仅不能促进该州立法目的，而且损及有更重要牵连地的正当政策。因此，美国开始在不违背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的原则下，努力避免不合理结果的发生，而试图以种种借口以法院地法代替行为地法的适用。如法院主张外国法是有关程序方面的， 此外法院还可以基于公共政策的理由来拒绝适用行为地法。例如在“Kilberg v. Northeast Airlines， Inc.”一案[12]中， 纽约州上诉法院即认为基于该航空公司主营业所的事实，“法院自亦可主张允许飞机制造商逃避本州无过失责任，仅是因为该有缺陷的飞机并未于纽约州坠毁而是在一采过失责任州的领域上空失事，则显不公平。”从60年代后，绝大多数州都相继放弃了这个原则，转而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该原则来源于美国法学会1972年编订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该重述第145节规定：1、当事人对侵权行为中的权利义务，应由同该事件及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州的法律决定。2、在确定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时，应考虑到联系是：1）损害发生地；2）引起损害的行为的发生地；3）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公司的地点和各当事人的营业地点；4）各当事人之间关系集中的地点。该重述指出应考虑争执的问题、侵权行为的性质以及利害关系国侵权行为法的目的等。其中利害关系国法律之及立法目的之探究，最有助于确定哪一国成为最具利害关系国。上述即柯里“政府利益分析说”[13] 的实际：即在分析各关系国法律后，常能发现关系国法律并无冲突，也就是说，只有一国因为适用其法律使其政策得以促进，而其他国也没因此丧失其利益，那么此时即可适用该国法为案件的准据法。[14] 如果在分析各关系国法律后，发现会有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因适用其法律，其立法政策会得以促进，则是属于真实利益冲突的案件，此时应在利害关系分析办法（或称功能分析办法）下，选择其中一国法律适用，该国法律较之另一国则有利于案件的审理，也更合理公正。

一般来讲，在有关产品责任的诉讼中，美国法院倾向于以损害发生地作为最密切联系因素。然而损害发生地有时很难确定或依损害发生地并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此时，也可将产品制造地、产品购买地、产品使用地和原告住所地等有联系的因素作为选择准据法的因素。在此种情形下，法院往往需要综合各种有联系的因素作全面考虑。例如，1971年“麦坎诉阿特拉斯供应公司案”（Maccann v. Atlas Supply Co.）[15] ， 原告在宾夕法尼亚州购买汽车轮胎，当他在俄亥俄州旅行时，因该轮胎缺陷使原告发生车祸受伤。诉讼地宾夕法尼亚州法院认为伤害发生地不足以说明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法院适用了原告住所地、购买地和法院地法即宾州法律。

从许多判例来看，美国法院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是灵活的，多数场合从保护消费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出发考虑。如在“特考特诉福特汽车公司”案[16] 中，原告是罗德岛居民，在罗德岛为其子因驾驶在麻省购得的汽车在当地与人相撞丧生对被告福特公司起诉，联邦高等法院在上诉中适用了罗德岛而非麻省法律时，重点置于“州利益”上。因为罗州与麻省法律有两点不同：一是罗州法律没有规定关于非正常死亡可追偿的最高限额，能确保对其居民相当充分的赔偿；二是麻省未采取严格责任制，而罗州则采用了严格责任的规定，所以罗州对该案利益是主要的，且对保护其受缺陷产品损害的居民更为有利。但有时，法院也从保护制造商的利益考虑。如1975年加利福尼亚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1974年3月3日巴黎空难事件案即属此。[17] 当日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DC-10客机在巴黎附近失事，造成346人死亡。近1000名继承人和被抚养人在加州对飞机制造商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和飞机机门制造商通用动力公司提起诉讼。由于法国和日本法律规定赔偿费较高，多数原告人主张适用飞机失事地法国法律，有些日本籍原告则要求按照日本法律赔偿。这些要求均遭到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的拒绝。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加利福利尼州法院将保护居住在其境内的制造者，不允许由于失事地点或起诉人住所的偶然因素而增加对原告人的赔偿费”，“应保证使世界上任何人受伤后，能按照飞机设计和制造国的法律得到赔偿。”

（二）英国、加拿大

在具有涉外因素的侵权行为诉讼中（包括涉外产品责任诉讼），英国、加拿大的法院过去也适用损害地法，但这种法律不得违反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现在这两个国家的法院也认为在涉外侵权案件中一律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并不合适。1971年英国上院的多数法官在审理一起上诉案件时，也赞同适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提出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加拿大，1970年安大略省法院在审理一起有缺陷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案时，也没有适用损害地法，而适用了汽车出售地法。[18]

（三）欧洲大陆

联邦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国法院在审理国际产品责任案件时，一般都适用法院地的本国法。

德国有关法律选择的案例很少，然而在一些实体法案件中也存在潜在的法律冲突因素。1974年德国一初级法院审理一涉外案件，该案原告从西柏林购买了一辆法国制造的标志汽车，当他驾车在瑞士旅行时，由于汽车结构上有缺陷而致伤害。该案的是被告，即西柏林的法国汽车结构上有缺陷制造商的子公司，是否应按照德国制作商的有关制造结构缺陷的责任标准承担责任。法院对此持否定观点，认为任何产品责任诉讼都应直接针对法国的母公司。法院在作上述决定时，并没有进行法律选择，而实际上所采用的仍是德国的法律。

法国在适用法律方面也没有代表性的判例。1975年，一名法国试飞员驾驶的直升飞机与一架法国滑翔机相撞，致使飞行员死亡，其妻起诉被告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飞机制造商，指控其飞机控制系统存在缺陷并要求对其及精神损失予以赔偿。法院审理该案时，首先以法国法律为根据，认为原告应证实失误的存在。在认定不法责任方面，法院认为必须适用缺陷发生地法律，即加利福尼亚法律，然而由于没有证明飞机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所以也未适用加利福尼亚的法律。[19]

荷兰一地院在1976年审理过一起涉外产品责任案件时，就适用了荷兰法律。尽管负有过失责任的制造者主要营业地在原联邦德国，但荷兰法院认为侵权行为发生地及受害人住所地均在荷兰，故应该适用法院地法即荷兰法。[20] 虽然荷兰在1979年9月1日，批准了1973年订立于海牙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但该公约只是对荷兰的有关产生了深远，对于荷兰国际私法的实践却影响甚微。

由上述事实可知，之所以德、法、荷三国往往适用法院地法，究其原因是与借口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扩大法院地法（大多数场合侵权行为地就是法院地）的适用分不开的。对传统的撼动和突破也必须从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所依据的原理——一般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入手。今天，虽然侵权行为地法仍在欧洲各国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但“什么构成侵权行为地法的补充和例外”则是与传统原则迥异其趣的。欧陆各国摒弃了传统原则中把侵权行为地法作为单一、僵硬的做法，转而适用以侵权行为地为主，同时根据“政策导向”、“被害人导向”等政策因素考虑采用法院地法、当事人共同本国法、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地法等法律选择规范。其中，最能得到一致承认的例外是当事人共同本国法或称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32条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如果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的住所位于同一国家的，适用该共同住所地发法。”现在除了法国、捷克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愿采此一例外外，其他国家均予以承认。适用当事人共同本国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有时单纯依靠住所或国籍不一定能反映事实上的联系，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瑞士1988年公布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3条规定：“如果加害人与受害人在同一国家有共同惯常住所时，侵权责任受该国法支配，”“如果加害人与受害人在同一国家没有共同惯常住所时，这种诉讼应受侵权行为地法支持。但是，如果损害结果发生于另一国，并且加害人可以预见到损害将在该国发生时，应适用该国法。”这样，比单纯依靠国籍和居所更为合理。其他一些例外情况也已得到欧洲多数国家的承认，并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肯定。例如，1979年生效的《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立法的理论依据。该法规第48条第一款规定：“非契约损害求偿权，依造成此种损害的行为发生地国家的法律。但如所涉的人均与另外同一国家的法律有更强联系时，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1982年公布的《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对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规定，和上述奥地利法有相似之处。该法第25条规定：“非合同性的侵权行为之债，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当侵权行为的实施与损害结果位于不同国家时，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法律。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与他国有更密切联系时，则适用该国的法律。”1988年公布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把侵权行为区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而分别规定其法律适用。在特殊侵权行为中又细分为公路事故、产品责任、不当竞争、妨碍竞争以及因不动产产生的有害影响和基于传播媒介对个人人格的损害等6种，并分别规定了其法律适用。同时，该法规还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首先引入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领域。其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尽管该规定只赋予当事人有限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也只能是法院地法，但毕竟突破了意思自治原则仅仅是合同准据法的原则的传统观念，第一次在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领域采用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通过对以上各国产品责任诉讼适用的和比较，我们可以对当今世界相关国际通行规则的变化趋势作如下归纳：

总体上看，在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上，不少国家抛弃了机械的、单一的法律选择，而主张采用灵活多样的规则和方法来确定准据法。在法律选择的过程中，往往透过法律冲突的表面假象去分析法律所体现和保护的政策和利益，同时强调法律适用的结果，从立法上更加追求对当事人的公正待遇和平等对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侵权责任领域，使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日趋灵活。传统冲突法的盲目性及其所提倡的那种机械、呆板的单一连接因素分析方法从根本上忽视了某一类案件（如产品责任案件）事实构成上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根本上忽视（甚至有时故意漠视）对与案件具有联系的法域的法律进行分析。因此，为保证对案件当事人的公正性，体现法律上的正义，不仅要对每一个具体案件的事实构成进行分析，而且法律选择上必须提倡多个开放的连接点，以排除单个封闭的连接点所不可避免的偶然性。法官可以在政策分析、利益比较、结果选择的基础上决定何国法律与发生“损害事件”有最重要关系及与发生“损害事件”当事人有最重要关系，就适用该国法律，这就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责任领域内适用的涵义。在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侵权责任领域的基础上，英国莫里斯于1951年就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论侵权行为自体法》一文中提出“侵权行为自体法”的概念，对侵权行为地法、法院地法以及当事人属人法加以综合考虑，以使其能够顾及各种例外情况。这种方法是对传统国际私法上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改革，它顾及到侵权行为地法之外法律的可适用性，但又不是机械地重叠适用。

其二，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导向，在涉外产品责任诉讼中适用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或直接在立法上肯定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前者如美国法院在德克尔诉福克斯河拖拉机公司案（Decker v. Fox River Tractor Co.）的判决中“适用的较好的规则”，事实上也就是能使原告从被告那里获得赔偿的规则，可以说是“最有利于原告”原则的贯彻。[21] 后者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如果损害发生地法对受害人更有利，以该法作为准据法。” 我们知道，每一个侵权实体法都有自身的立法目标、政策导向和价值诉求，侵权行为冲突规范虽然不是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必定受到以上实体因素的制约决定，故化生产条件下的消费者、使用者相对于生产者、销售者的弱势地位就要求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上突出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正如Reese教授所说：“当一项基本政策或者所在涉及的多项政策均导向同一趋势时，……法律选择法则成效的主要标准是它能达成‘促进主要的政策和多数政策’到什么程度……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产品责任法’趋势都是有利于原告，而加诸给制造者更严厉的责任。”[22]

其三，“排除被告不可预见的法律的适用”原则已逐渐被各国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上接受。如前述《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3条规定了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律须以加害人可以预见到损害将在该国发生为条件。又如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规定了如果被请求承担责任人证明其不能合理预见该产品或同类产品经商业渠道在损害地国或直接受害人惯常居所地国出售时，则该两地法律均不得适用。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排除了产品损害发生地及受害人惯常居所地的偶然性使被告承担不公正责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平等对待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显示出法律选择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兼筹并顾。

其四，将有限的意思自治引入侵权责任领域，尊重产品责任当事人的自主意愿来选择适用的法律。如前述1988年公布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方式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又如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规定，侵权责任应由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律支配，但受害人可以要求适用导致损害的行为发生地国法律。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6条亦规定，如果按第4、5条指定适用的法律均不适用，原告可以主张适用侵害地国家的法律。规定有限意思自治的好处之一即是当侵权行为准据法为外国法时，通过当事人的协议可以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即法，从而可以起到巧妙地达到规避外国法适用的功效，进而维护法院地国的司法主权和公共秩序；另一个好处是保护了产品责任受害人的切身利益，使产品责任之诉更具“私权之诉”的性质。

三、我国涉外产品责任适用制度的健全

一方面鉴于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具有以上种种缺陷，另一方面考察了国际上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通行规则，笔者认为应及时健全和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否则越来越多的国际产品责任纠纷将会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势必我国的国际经贸往来，对我国出口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都极为不利。

健全和完善相关立法的途径有二：

其一，适时加入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该公约为了统一各国在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的分歧，采用了一种较为合理的法律适用制度，其特点如下：

（1）该公约规定了五种连接因素作为法律适用的连接点，即损害发生地、直接受害人惯常居所地、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所在地以及当事人的选择。

（2）该公约规定了一个法律要成为准据法至少需要两个以上连接点作为条件。比如仅有损害发生地这一因素还不能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只有当损害发生地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惯常居所地或被请求承担责任人主营业地时，方可适用损害发生地法。所以，在实际上，公约并非适用的是损害发生地法，而是损害发生地与其他连接因素地法的组合适用。

（3）该公约规定了四个独一无二点法律适用顺序：第一适用顺序即该公约第5条规定，关于涉外产品责任的准据法首先应该适用直接遭受损害的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内国法，只要该国同时又是1）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或2）直接遭受损害的人取得产品的地方。第二适用顺序即如果不存在公约第5条规定的情形，则按该公约第4条规定，适用的法律应是损害地国家的内国法，但也需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该国同时又是直接遭受损害人的惯常居所地；或2）该国同时又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或3）该国同时又是直接遭受损害的人取得产品的地方。第三适用顺序即该公约第6条规定，如果第4、5条指定适用的法律均不适用，原告可以主张适用损害地国家的内国法。第四适用顺序则规定，如果第4、5条指定适用的法律都不适用，并且原告没有提出主张适用损害地国家的内国法时，则适用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国家的内国法。

（4）该公约着重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这不仅表现在原告在第三顺序中可以选择损害发生地，还表现在它对被告作了恰当地保护，即如果被请求承担责任人证明他不能合理地预见该产品或同类产品会经商业渠道在该国出售，则第4、5、6条规定的侵害地国家和直接遭受损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内国法均不适用，而应适用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国家的内国法。

公约还规定了四个必须遵循对共同条件：第一，适用第4、5、6条时不应不考虑产品销售市场所在国家通行的有关行为规则和安全规则（第9条）；第二，根据该公约规定，适用的法律只有在其适用会明显地与公共秩序相抵触时方可拒绝适用（第10条）；第三，即使应适用的法律是非缔约国的法律，本公约应予适用（第11条）；第四，该公约规定应适用的法律是指该国的内国法，排除了反致的适用。

关于是否应该加入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的，国内学人主要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是中国不宜加入该公约或加入该公约不具可行性。理由是，该公约是法国、德国等传统国际私法与英美国家新冲突法相互妥协相互制约下的产物，更多地从水平相差不远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几乎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立场；此外我国国内产品责任实体法与公约中规定的实体如产品的范围、产品责任承担者的范围仍有一定差异，尤其认为在我国对产品责任赔偿标准规定较低的现状下，加入公约将对我国出口生产企业造成损失和负担，因为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现在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往往不能满足发达国家的“无缺陷”标准，企业因产品质量问题涉诉也就不足为奇。 问题在于按照公约的硬性法律适用的顺序，我国产品在外国造成损害只能适用该外国法即“直接遭受损害的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国内法”，往往就是发达国家的法律，而这些国家的法律对产品责任者苛以严厉处罚。由于我国产品责任赔偿的标准低，按照公约规定，原告有权基于侵害地国家的国内法提出请求，否则适用的法律为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国家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外国原告放弃适用其遭受侵害地国的外国法律，转而适用赔偿标准既低又采取不完全严格责任的产品归责原则的我国法律。同一道理，当外国产品在我国给我国消费者造成损害时却只能按公约的第一适用顺序适用赔偿标准较低的原告惯常居所地国我国法律，往往对我国消费者使用者的利益不能很好地保护。相反的观点是加入该公约是我国的当务之急。中国应尽早地加入该公约。理由是，该公约虽由少数发达国家拟定，但贯穿其中的吸收了各国最先进的立法原则的法律选择无疑是科学、合理的，恰恰反映了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生产、流转、消费的客观经济；公约在制度设计上大体平衡，兼顾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公约第6条），又保护被告不受不可预见到或不公正的法律的影响。至于适用公约对我国出口企业处罚过重或对我国消费者利益保护不当情形的出现并非由于公约本身有何欠缺，恰恰是因为我国产品责任实体法的缺陷所致。

笔者基本赞同第二种观点，但主张加入《产品责任适用公约》不可操之过急，应当适时加入。的确，该公约适用于各发达国家之间所产生的结果是公平的，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机会是均等的，但在发达国家和家之间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自身国内立法不完善的条件下和加入公约后的短期内，情形对发展中国家和消费者更为不利。况且公约除了时效规则和声明公约不适用于未经加工的产品两项保留外，不允许缔约国做任何其他保留，意味着加入公约就是接受现有的既定的游戏规则，一日之间与国际“接轨”。以上是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它，但是更需要我们正视的是：质量才是产品真正的生命。而质量检验的标准来自于市场，没有市场压力和刺激（包括对产品质量的惩罚机制），是很难提高产品质量的，更不要说具有国际竞争力了。产品质量不过关，靠法律或上的保护，只能在短期内有效，最终我国对外经贸往来。更深层的负面影响是不利于我国健全市场体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得不参与到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去，因而不得不在制度上借鉴吸收国际通行规则，在参与中提高自己、壮大自己、完善自己。从短期看，加入公约的确会给我国出口企业造成压力和负担，甚至是巨大的，也会对我国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不充分。但随着我国产品责任实体法的完善和与国际公约惯例趋同以及企业产品质量意识的增强，必将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往来，公平地对待我国与外国产品责任当事人。何谓“适时加入”，这不仅是个时间问题，也是个观念问题，恰恰是观念的更新促成时机的成熟。在不过分强调狭隘的视角和短期利益的前提下，我国已初具加入公约的法律条件，即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修订是最重要大法律条件，新法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但加入公约的经济条件尚不够成熟，即产品质量法贯彻实施还需要一段时间、企业的产品质量意识还有待提高、市场秩序还应进一步清理完善。这就不单是立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关键在于执法与司法环节。

其二，加快将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专项立法提上议事日程。这也是一个有效途径，并且可与加入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并行不悖。

为此，我们应当注意避免一些国家在立法中的不良倾向与缺陷：第一，适用法院地法的趋向明显增强。与其说适用法院地法是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需要，莫如说其背后隐藏着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的取舍问题。“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23] 所以适用法院地法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在最密切联系、政府利益等学说中，扩大法院地法适用倾向较明显，这就为法官适用法院地法制造了依据。同时，法律允许当事人根据有限意思自治原则通过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更加强了法院地法适用的可能性。第二，法律适用标准主观化倾向。由于法律适用规则多倾向于政府利益或政策考虑等宽泛的无明确含义及范围的原则，法律选择适用则留给法官在具体案件中依其经验和对法律的理解来确定。因此，对于同样的问题有可能因不同法官的理解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判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不利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第三，当事人任意挑选法院（Forum Shopping），往往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院管辖，这样可能会出现任意选择法律适用的现象，加之法院经常选择法院地法作为审案的准据法，这就产生一种后果，使原告能选择的不仅是更方便的法院而且是最为有利的法院。

从形式上看，可以将专项立法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中独立为“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一章，也可以在我国将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中做出专门规定。

最后，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的有关专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6稿）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专门规定。示范法第121条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行为地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和惯常居所地，或者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如果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同时又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24] 其第112条规定：“侵权行为地法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与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与侵权结果发生地法规定不同的，适用对受害人更为有利的法律。”[25] 由此可见，示范法规定在采用组合连接因素、注重最密切联系原则、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等方面与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的精神基本一致，但仍存在显著差别：一、示范法承袭了我国《民法通则》“侵权行为地法”概念，虽然不似公约“损害发生地国内法”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却能发挥灵活性的作用，扩大准据法的选择范围；二、公约采用的是按顺序的连接点组合适用，而示范法在侵权行为地法与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之间是选择适用的关系。此种规定对于外国产品在我国境内对我国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赔偿认定是极为有利的，避免了公约对此情形只能强制实施损害赔偿较低的我国法律的弊端。笔者对示范法有三个看法及建议与大家商榷：一是关于侵权行为地的认定上建议由受害人选择何者是对其有利的法律，而非法院径自决定哪一种法律是“对受害人更为有利的法律”；二是建议将“排除被告不可预见的法律的适用”这一公约规则吸收进示范法，以反映法律适用对当事人双方利益保护的平衡；三是关于示范法第117条规定的“有限双重准则”的问题，该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发生的侵权行为，以外国的法律为准据法时，在侵权行为的认定及在损害赔偿限额方面，该外国法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相抵触的，不得适用。”[26] 笔者的看法是虽然该原则对于类比于刑事违法的一般民事侵权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涉外产品责任的特殊复杂性，在操作中不宜作为特殊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而只能在考察个案与法院地国联系之密切程度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对其加以法院地法或当地公共政策的限制，作为例外而生其效力。

【注释】

﹡郁雷，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1] 、林燕平：《对完善涉外产品责任的思考与建议》，《法学》1999年第7期。

[2] 主编：《国际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3]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编第2章29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我国涉外产品责任管辖权基础有两种：一是某产品责任案件只要涉及在中国有住所、居所、代表机构、营业所或在中国登记成立的外国被告，我国法院即有管辖权；二是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损害发生地有一项发生在中国境内就受中国法院管辖。所以，中国人在外国境内遭受产品责任侵权起诉至我国法院，我国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4] See Cheshire and Nort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2th ed. (1992)， pp.552-557.

[5] BGH [1981] NJW 1606 f.

[6] 参见美国法学会：《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145节。

[7] 参见（台）马汉宝编：《国际私法论文选集》（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17页。

[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1号。

[9] 李双元、邓杰、熊之才：《国际本位的理念与法院地法适用的合理限制》，《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

[10] American Law Institute’s Restatement of Conflict of Laws， §332(1934).

[11]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高等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12] Kilberg v. Northeast Airlines， Inc.， 9 N.Y. 2d 34， (1961).

[13] Currie， Selected Essays on the Conflicts of Laws， 1963， p.229.

[14] 此种情形称为“虚假的冲突”。Traynor， Is This Conflict Really Necessary ？ 37， Texas L. Rew. 657 (1959).

[15] Maccann v. Atlas Supply Co.， 325 F. Supp. 701 (W. D. Pa. 1971).

[16] Turcotte v. Ford Motor Co.， 494 F. 2d， 173(1974).

[17]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判例补编》，第399卷，1975年版，第732页。

[18] Tebbens， International Products Liability， 1980， the Hague， p.290.

[19] Tebbens， International Products Liability， 1980， the Hague， p.109.

[20] DC Zwolle， February 18， 1976， 23 NILR 364 (1976). 转引自袁泉著： 《荷兰国际私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21]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22] Reese， Product Liability and Choice of Law: United States Proposal to the Hague Conference， 25 Vand. L. Rew， 1972 at 10， 38.

[23] “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来自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他主要用它来描述法律知识所具有的本土文化特性。参见克林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3－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