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4 06:44:44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消费陷阱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表明,世界经济减速将成为事实。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3.7%,比2007年放慢1.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经济增长0.5%,放慢1.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1.4%,放慢1.2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4%,放慢0.7个百分点。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美元持续贬值,汇市、股市、债市、期市及商品现货市场都受到冲击,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上因素决定了我国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出口增速减缓和贸易顺差的缩减将不可避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正在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在这一形势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潜力很大,因而,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的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关于奢侈品的内涵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中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现在,奢侈品在国际上的概念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人们消费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觉得奢侈品是过度消费消耗的东西,以至于挥霍等。
例如,“捷达”和“奔驰”轿车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没有价格所显示的那样大的差异,差别在于他们代表的意义不同。“奔驰”的符号价值在于成功、财富和身价。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据需求收入弹性将消费品分成了必需品与奢侈品两大类,把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的消费品称为奢侈品,另一类则称为必需品。在我国的传统概念里,奢侈品消费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
其实,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实质上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是一种个人品位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奢侈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理念的演变,许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经变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许多奢侈品也会变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纪,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当今社会它们却成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内涵的变化反映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当前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奢侈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对市场的刺激效果显著
作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还具有一种炫耀,即显示消费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应当是引领时尚的前卫商品。这一特点决定了奢侈品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具有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装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的功能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时尚,展现自我,服装的发展渐渐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装饰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为服装的灵魂。例如高档的时装,面料考究,做工精细,价格昂贵。作为普通服装的基本功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失去,但作为高档时装的炫耀不久就会减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看重其装饰和炫耀功能,因而会随着流行趋势的变化而及时更新。在消费理念不断更新的今天,很难想像一成不变的款式和风格能立足于激烈竞争的服装市场上。有市场眼光的厂家总是紧追流行趋势,不断推出个性化的款式,开发风格迥异的服装,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异、求个性的需求。一面是厂家层出不穷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费者为追求时尚而不断膨胀的时装需求,这造就了服装市场供销两旺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市场销售额。
2008年,尽管雪灾、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经济衰退预期不断打击着消费者的信心,但纺织服装国内零售2008年1-9月却持续维持25%以上的高增长,屡超市场预期,直到2008年10月行业零售增速才出现放缓,显示了服装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增速维持小步上升态势,纺织品与服装的库存金额却分别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显示行业产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刺激需求。
除时装外,其他奢侈品消费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对市场有显著的刺激效果。据报道,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顶级名车、游艇、私人飞机、珠宝名表、名酒以及各类豪宅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据统计,顶级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过7000位富豪,成交量达2亿元人民币。
(二)奢侈品需求潜力大且能充分吸纳购买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这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需求的增长就会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的必需品那样,受所谓消费饱和的约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也不可能较大地增加消费。例如,对于食盐这种商品,即使人们收入提高了,人们也不会因此而增加消费。奢侈品消费就不同了,以旅游为例,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还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增加这种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可以从普通旅游变为豪华旅游,从国内旅游转向国外旅游,国外甚至已经开发了太空旅游项目,所消费的资金可想而知。可见,奢侈品消费的需求潜力是很大的。能够充分吸纳新增的购买力。
目前,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7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58,已进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过大的范围,为数不多的高收入者拥有大部分的居民储蓄。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因此,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收入沉淀下来,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质量好、价值高、品牌响、炫耀功能强的奢侈品,以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费欲望,吸纳他们充裕的购买力。将沉淀的资金通过消费引入市场,转化为生产资金。
汽车领域的世界十大奢侈品牌:法拉利、福特、大众、宝马、莲花、宾利、凯迪拉克、菲亚特、奥迪、劳斯莱斯,大部分已进入我国的高端汽车市场,正在充分吸纳富豪们的购买力。我国每年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并以年20%的速度增长。正在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世界顶级生活体验中国峰会”,“上海国际品味生活展”纷纷亮相中国,世界顶级品牌纷纷在中国选址开店。美国高盛公司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9%。法国精品企业联盟“科尔贝委员会”预言,中国将在2011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在这种形势下,应当致力于打造本土的奢侈品品牌,比如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第一裁缝”的永正裁缝、高档的红木家具、在中国历史上与皇家相关的贡品如南京云锦等,都蕴藏着丰富的奢侈品品牌的生长基因,很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奢侈品品牌的符号,使我国的奢侈品市场被本土奢侈品占有,提高奢侈品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奢侈品消费能够催生新的服务项目并引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奢侈品消费首先催生的是商业广告。在许多情况下,奢侈品消费具有炫耀性动机,是一种“显眼的消费”、“装门面的消费”、“摆阔气的消费”,显富、炫富比使用商品更重要,因而要求商品或服务除了具有较高的质量以外,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要广为人知,甚至人所共知。这就要借助商业广告的力量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通过在重要媒体的黄金时段反复地广告宣传,将“某商品是名贵商品”的概念植入消费者的意识中,使社会公众形成共识,公认某商品是名牌商品,从而使该种商品具有了显富、炫富功能。这种运作模式便催生并极大地刺激了商业广告的发展,为广告商提供了大量的业务,也使自己的产品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同时也为有此需求的消费者造就了可据以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名牌商品,从刺激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积极有作为的措施。许多名酒、名车、名牌服装等名牌产品都离不开商业广告的宣传。如果没有奢侈品消费对名牌效应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催生商业广告的土壤。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电视行业广告总额是450亿,央视广告收入为110亿。足见打造奢侈品品牌对商业广告的贡献。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种需要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如何使稀缺的资源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需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种需要最初总是表现为对奢侈品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又会产生新的奢侈品需要,再度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步的。由于人的需要层次不断地提高,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消费需求热点,休闲娱乐便是其中之一。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开始转向文化精神的消费与追求,更多的时间和钱财用于休闲和娱乐,文化娱乐业被公认为是21世纪最具前途的朝阳产业之一。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文化娱乐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将会明显地提高,我国已进入文化娱乐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消费就会出现“脱物化”的倾向,人们开始出现普遍的文化娱乐和旅游动机,费用的投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休闲娱乐方式需要的不断创新,使得许多高新技术,甚至当代科技的前沿都被广泛应用于娱乐项目和游乐园的设计当中,这势必会进一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又例如体育健身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满足人们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体育健身业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将成为今后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此外,奢侈品消费还极大地带动了服装、住房、汽车、家装、保健、旅游、信息等行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过度和畸形的奢侈品消费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助长人们的炫富攀比心理,误导社会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可能偏离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大量的奢侈品被富人无节制的挥霍,扶贫工程所需资源却得不到满足;纯粹“装门面”、“摆阔气”的奢侈品消费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应当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消费,使之真正成为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有: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严重的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民主乱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经济论文,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期刊网。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二、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目前,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2.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经济论文,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3.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缩小的迹象。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同时,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2007年则只有39.74%。七年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
1.加快四个转变经济论文,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期刊网。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四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今年一季度,我国生产钢材1.85亿吨,增长28.6%;生产粗钢1.58万吨,增长24.5%;生产生铁1.5万吨,增长21.7%;生产水泥3.36亿吨,增长20.3%。单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2.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流转进行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经济论文,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3.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4.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07
[2]专家称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建设滞后新华网2010-8
[3]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0-07
物质倾向的内涵
p; an(1971)将物质倾向界定为个人强调以拥有金钱和财物来追求快乐与 社会 晋升的价值观。Belk(1984)认为物质倾向是指消费者会依恋附着在占有物的一种价值观,随着物质倾向的层次越高,消费者会将占有物放在生命中的中心位置,且深信占有物在生活中扮演满足与不满足的来源角色。
Richins & Dap; Daan & Campbel(1971)形容物质倾向是一种“快乐陷阱”,因为要维持原有的物质快乐程度,必须去追求更多的物质来达到满足,而这种快乐的存在是无止尽的,所以也就造成了不快乐。Formm(1976)指出物质倾向者具有高度竞争性,对物质的拥有呈现高度不安全感。Yankelovich(1981)研究结果指出物质倾向者利己现象高于利他现象。Mason(1981)指出物质倾向者常花很多的钱去购买东西,并把满意程度建立在别人对其惊讶的眼神上,而不是在产品本身的价值。Belk(1985)& Richins(1987)同时指出,物质倾向因为把心思都集中在物质的拥有,所以比一般人显得不快乐。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人力资本作为重要资本,严重影响着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归根结底,人力资本健康与否,都关系着经济增长的快慢,带来了贫困陷阱。
一、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三者关系分析
1.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健康人力资本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概念,它能够有效的体现出个体能力,具体表现在西方等发达的欧美国家,其经济消费和医疗卫生指出所占比重远远高于相对贫困的其他国家,是典型的健康水平体现。当然,健康的人力资本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呈现出“高健康、高消费、高收入”的特点。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
一般说来,健康投入越多,其产生的结果也就越好,个体收入也会显著提高。Weil在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将健康因素计入总量生产函数中,模拟出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和总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状态良好的工人生产率比健康不佳的工人高70%,而不同国家健康状态造成的生产差异高达17%[2]。为了进一步探究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做了以下的假设以及理论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无限生命的个人,瞬时效用为u(.),主观的贴现率是 ,他的效用水平就将是:
(1)
在上述公式中,假设u,(・)>0,u,,(・)<0。同时由于健康人力资本会影响经济增长,故作为生产函数存在,体现为:
(2)
在该式中,y是个人产出水平,k为个人物资资本的存量,h则为个人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l是个人的劳动量。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对劳动投入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即健康水平越高,投入工作量的时间越长,能承受的工作强度越大,产出水平也就越高[3];反之,产出水平越低。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以上述(2)公式带入生产函数是合理的,具有一般性,可继续假设生产函数:
fh>0,fk>0,fhh< 0,fkk< 0,fkk fhh> fhk2
从该式中可以明显看出,物质资本、健康人力资本都具有递减的正的边际生产力,都是关于h、k的凸函数。而代表健康人力资本的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下图1所示:
图1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2.健康人力资本与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知,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性。而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更多的专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且不具提升趋势,陷入人力资本贫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所谓的贫困陷阱是样子红人力资本、人均产生相对较低的稳定状态体现,它的陷阱重点表现为人们试图打破这一局面的话,很可能造成经济跌进低水平的趋向,因此,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
用模型来说的话,出现贫困陷阱主要是由于f(h)不是单一的函数。在真正的实际中,人力资本报酬递减不是一定的,相反人力资本专业化也可能带来报酬的递增[4]。假设生产函数h在很低时为递减报酬,中间区域的h为递增,而在h很高时,表现出的报酬则为不变或是递减,它们呈现出的曲线sf(h)/h,如下图2所示:
图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上图所示,如果贫困陷阱模型与实际情况相符,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一局面,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必须让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超过不稳定的临界点hM.。具体可采用引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健康水平、降低物质资本积累等途径,来提升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以摆脱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二、我国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积累的人力资本多,在经济增长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在1980年到2004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占各大要素的8.2%,人力基本存量也由1996年的5.2%上升为2004年的6.4%。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存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5]。当然,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出现贫困陷阱,不仅不具有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还有大量本国人力资本的流失。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分析,我国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比例为7.6%,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留在国外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问题。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其中知识技能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培训来提升,而健康状况则是隐形的关键因素。它关系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健康人力资本工作效率更高,为了改善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就必须解决营养和就医问题。而血站作为医疗机构用血的采集、供应中心,对于人力资本的健康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水平,就必须不断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快血站的发展,提升采血供血队伍的整体素质,实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便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尽快摆脱贫困陷阱。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构建,引入“贫困陷阱”这一概念,说明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来积累健康人力资本,增加我国健康人力资本的数量,也能够有效的让我国摆脱贫困陷阱,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可见,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三者相互关系,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钱信.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分析[J].中铜陵学院学报,2014(5):26-30.
[2]黄小平,颜丽芳,刘珊.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3(2):22-2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2-0202-02
身体的话题,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话题,人类对身体的认知历程中,历来存在“灵”“肉”分离的观念。尼采首先将被道德规训的身体回归到自然欲望的主体,这种美学领域的身体观,随着法国女性作家爱莱尔・西苏号召的“身体写作”实践,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文坛形成风潮。从林白、陈染到卫慧、棉棉,将身体作为私人化的叙写在备受人们关注的同时重视身体的存在,却无法避免商业化时代中大众传媒的炒作和消费主义的欲望颠覆,将“身体写作”等同于“肉身写作”、“欲望写作”甚至黄色写作的狭隘化倾向日渐突出,此概念颇受争议,引入高校写作课堂教学亦是大胆尝试。
一、高校身体写作美学指导的必要性
梅洛庞蒂有一个命题:“世界的问题从身体开始。”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西苏号召身体写作,其观点秉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美国学者布鲁德斯的身体动力学创作理论一脉相承,强调被政治历史强行遏制的身体开始说话,从身体“潜意识的巨大源泉”开始,写出自己的生命和历史。遗憾的是这种强调感性的写作,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因而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被反复定义,在消费主义的陷阱面前逐渐简化为“”、“躯体欲望”,并且逐渐狭隘地局限于少数女作家的作品。当人类与生俱来的“身体”不再受到尊重,而坠落于消费主义陷阱的边缘,我们要警惕当下大学生写作教学中身体美学指导的空缺。国内,“身体”创作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三个群体:第一,作家的优秀身体写作文本。比如,贾平凹、墨白、王安忆的小说作品等。第二,网络空间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如竹影青瞳等。第三,大学生(女大学生为主)的身体写作。其中,大学生身体写作群体长期受到忽略,笔者以为,大学生涉世尚浅,是处于青春期和求学期的特殊群体,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学生身体书写已经悄然兴起,点击率颇高的《女大学生》,四川某女大学生借身体写作文字达成身体交易,招买富,以及有出版社高价征集女大学生私密日记等商业行为,告诉我们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当中将身体写作简化为肉体甚至黄的误读大有人在,高校课堂对身体写作的美学指导势在必行。
二、高校身体写作美学指导的可行性
言及身体,中国人历来“谈虎色变”,“身”为何物,不就是用来“成仁取义”的吗?谢有顺先生在《文学身体学》中指出“身体专制的结果是瓦解人存在的全部真实性”,同时指出“肉体乌托邦实际上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利,能够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高校身体写作指导,是一个全新而且敏感的话题,是对尊重框架模式的传统写作教学体制的充实完善,有其可行性。
首先,身体在写作中的正当性。在身体被专制的年代里,写作与身体无关,只和社会思想、人类道德有关,身体的一丝一毫的举动都被认为是罪过。身体写作突出的特点就是私人化写作,注重个体的感知和主体倾诉,在哈贝克斯的交往理论中,写作者既个体、私人,又是公众,个体私人性要受到充分尊重,这就是个体本体,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身体的个体,将何去何从,身体这个承载我们生老病死,感受快乐和悲痛的忠实符号,经常戏剧性地游离在理性意志之外,然而,文学创作当中的优秀文本,“身体”从来不曾缺席。张爱玲笔下让几代人着迷的文字里游走在身体内外的情爱故事,鲁迅文字里“我手写我想”,身体的战斗和笔尖的战斗从来不曾剥离。“身体”这个我们与生俱来的名字有其肉身和由肉身感知世界的天分,一种人类最本能的创作。
其次,当代优秀文本的典范。著名作家墨白小说《欲望三部曲》在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范本指导作用,三个作品的主人公谭渔、吴玉西、黄秋雨的人生,将读者的阅读和鉴赏引入到多层面的感悟和深思。墨白笔下“身体”的运用在教学中的成功,表现在作家在作品中对身体概念的多层面解读。
名家优秀范本的解读是创作教学中最有力的支撑,身体描述和身体符号的欲望书写在名家文本中实现作品主题和人物欲望的统一,身体不再成为孤立的或者商业投机的企图,而成为教学中最有说服力的叙事动力。学生在鉴赏学习过程中,掌握身体描写在作品中的最终目标和审美价值,进而让指导阅读和创作成为可能。
再次,教学中文本训练的操作性。教学实践的开展要从学生实际情况展开。笔者作如下几点考量。
1.在不同的语境中“身体写作”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作为本论题的大学生身体写作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火朝天,局限于几个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有共通性和本质上的区别,学术界基于女性群体的创作“身体写作”被化约为女性主义文论的代名词,成为“第二性”突围男权堡垒的有力武器。而大学生群体的创作,和成熟的女性作家身体写作在技法和境界上区别甚远,更倾向于反对“虚假写作”的对立面,更偏重于从身体感觉出发,言为心声的反拨凌空的一种写作策略。这个定位也是该课题得以实行的基础。另外,在商业主义语境中,身体被看作是高扬肉体欲望和强烈性意识的写作定义却无孔不入的侵蚀大学生群体,“身体”这个神圣的字眼和下半身、、交易混为一谈。介于其中的大学生写作在实践操作上要从自身实际出发,也要看清商业陷阱的真面目。
2.从学生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步骤切合实际地把身体引入课堂教学创作。首先,文体训练上,大学生群体的创作沿袭基础教育,基本上停留在记叙、议论为主的散文体式创作中。在写作文体论教学过程中,考虑到散文是学习写作者最好的训练平台,可以较诗歌、小说、戏剧更加注重课堂实践。所以在写作教学过程中侧重散文片段训练,开展指导情境作文训练。训练思路从“少女之韵”写作训练开始,让学生通过图片或者实景学习观察女子外貌形态和青涩娇羞的神韵融为一体的写法,之后,过渡到少女肢态和主题合二为一,如作家描写三月春色空蒙,春寒料峭的塞纳河畔几个姑娘一齐对着河口“眯缝着眼,噘着芬芳的嘴巴,亲吻着从河面上吹来的春天的风!”“风把她们的头发、围巾和长长衣裙吹向斜后方”,用心灵轻吻春天的少女和春天完美融合一起,少女的肢体和身体成为展示春天诗意画面的主角,少女融化在春天的画面,春天因为少女成为希望和爱。少女的姿态起到很好的表达效果,身体不仅仅是外在的形体,更成为意念中的情感主题。其次,在片断教学训练中,立足于人的五感:视听触嗅听。身体感官的发动和准确的运用,是身体创作最直观的途径。学会用身体的感官去感知世界,从来都是文学不容小觑的创作思路,散文片段训练的指导之外,诗歌小说和身体写作论述的学术论文的写作主要集中在课堂以外的一对一指导和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写作比较擅长的学生当中,也有多名同学完成短篇小说,有多名学生以墨白小说身体写作为切入口,完成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
最后,互联网空间的隐蔽性。说到身体写作,笔者在课堂散文公开教学课上,诵读学生习作书写女子的片段“宽大的睡裙里瘦小的身躯,泼墨的长发零星散落在胸前微隆的小山峰上――”招来哄堂大笑。所以,前期理论的铺垫,无法彻底褪去对“身体”的吹毛求疵。互联网空间的引入,对一些极具才情的学生创作指导,包括身体书写的有意义的真实大胆的指正非常有效。学生不用担心世俗观看的眼光,而变成老师和学生在虚拟空间的创作交流,让大学生身体写作美学指导更具可能性。
综上所述,高校女大学生身体写作美学指导具有可行性。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完善传统写作教学对时下消费文化侵蚀的空缺。虽然,身体话题的敏感性和误读已久的事实给整个指导带来阻力,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让学生认识到“身体”在人的思想和创作中的价值,并借助课堂教学普及和互联网平台教学的便利,从大学生写作实际出发,这个特殊的成长中的写作群体的身体写作美学指导和创作实践的指导具有可行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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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ollege Writing Teaching's Practice and Feasibility of Body Writing
WANG Hua1,ZHANG Ming-hua2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一)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一个经济体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经济发展战略又未及时调整,导致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世界银行认为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延续“以生产要素积累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通过发挥资源优势,推动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资源优势逐渐削弱,而经济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升级,社会问题频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收入增长缓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部分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依赖FDI的技术外溢、本地企业学习模仿的产业升级路径,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难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动力。
(二)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协调
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称为有效供给。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消费需求层级在不断提升,同时出现多样化的需求,而传统的供给结构难以满足这些新需求。需求缺乏相应的供给来匹配,形成供给错位,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又成为制约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三)技术创新瓶颈约束
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其产业不仅面临低收入经济体的挤压,还面临高收入经济体的压制。中等收入国家只有不断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升级,才具有不断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基础。部分国家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对人力资本方面的及时投入,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受阻,在下挤上压下无法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以拉美国家为例,受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约束,无法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四)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负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国内消费能力不足,产品过剩,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波动,出口受挫,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重要支撑。此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还容易加剧社会矛盾,诱发社会问题,制约经济的稳定发展。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根据相关经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维持在0.3左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偏高。
(五)金融体系脆弱
健康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资金融通、优化资源配置、节约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客观存在以及不合理的金融发展使金融风险急剧放大,甚至爆发金融危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金融体系都存在着一定问题。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高,外债负担沉重,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泰国资本项目过早开放,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汇率缺乏弹性,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不合理,政府监管不力,金融体系存在漏洞,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爆发金融危机,使经济遭受重挫。
三、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苏省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基本还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自2013年开始,江苏省GDP增速放缓2013年江苏省GDP增长率为9.6%,2014年为8.7%,2015年为8.5%,2016年为7.8%。江苏省“十三五”规划指出,江苏省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新增长点支撑作用不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在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高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发展,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如下制约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但也存在省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苏南地区经济发达,苏中、苏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2015年,苏南五市GDP为41518.73亿元,占整个江苏省GDP的59.21%;苏南地区人均GDP相当于苏中地区的1.48倍,苏北地区的2.27倍。从产业结构来看,2015年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第一产业规模差距不大;第二产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总体而言苏南地区的第二产业规模较大;在第三产业上,苏南地区存在着明显的优势,南京、苏州、常州等市的第三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使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向苏南地区集中,制约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江苏省经济的全面稳定、协调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促进共同富裕,江苏省制定了苏南提升、苏中崛起、苏北振兴的发展战略,但是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高投入获得高产出,将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无法实现赶超。
(二)人口红利减弱
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为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江苏省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减少。2000年以来,江苏省常住人口数量明显呈现出增长不断放缓的态势,劳动年龄人口见顶回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江苏省总人口为7976.30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648.29万人,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位是老人,江苏省老龄化比例位于全国各省之首,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加速期,社会抚养比进一步提升。人口红利减弱表明支撑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要求更为迫切。
(三)资源环境约束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建设成效显著,经济发展迅速,但长期高强度的开发使得江苏省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强的资源环境约束。首先,就土地资源而言,江苏省面临着人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到2015年,江苏省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0.86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接近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0.8亩“耕地警戒线”。其次,就能源消耗而言,江苏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能源消耗保持在较高水平。自2000年以来,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截至2015年,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了30235.30万吨标准煤。保持充足的能源供给是江苏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保证,但江苏省仅仅是一个能源供给的小省,2015年一次能源生产量仅为2893.58万吨标准煤,能源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工业在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江苏省能源消费量中,工业消费占比接近80%。在短期内,实现资源消耗进一步下降和污染物排放减少还存在一定的难度。第三,就环境污染而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江苏省也付出了比较高的环境代价,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考验。江苏省人口密度大,环境容量已十分有限,以现有的环境承载力支持传统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整体而言,目前江苏省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趋紧,而生态环境质量尚未根本好转。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和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资源能源短缺、环境压力和发展成本不断上升已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双重约束,突破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已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科技创新水平有待提升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自2009年开始至2016年,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八年居全国首位。统计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江苏省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2015年江苏省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2.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江苏省专利授权量为250290件,但发明专利比重偏低。目前,虽然江苏省在传统产业以及光伏、物联网、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现阶段江苏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还不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科技创新成果还没有完全转化成生产力;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经济发展急需新产品、新工艺,而科技活动主要产出仍停留在论文与专利的阶段上;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高精尖”人才和高端成果缺乏,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缺乏,科技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不足
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金融为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提供了便利的资金周转平台、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准确的资金成本信号以及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江苏省金融体系发达,但是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能力上仍存在差距,尚未形成具有典范效应的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模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江苏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6758亿元人民币,处于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但是,在金融促进江苏产业方面并未发挥应有的贡献。银行的资金主要流向了个人消费和政府项目,贷给实业的资金偏少。目前,江苏省仍处于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业初步转型时期,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效率还不高;金融服务功能不够完善,服务水平有待提升;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多层次资本市场还不健全;地方金融机构的实力有待提升,金融供给结构有待完善。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有效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四、结论
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江苏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担负着在全国发展中先行探索的责任,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江苏省的光荣使命。当前,江苏省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人口红利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问题。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隐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不仅是广大江苏人民的福祉所在,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作者:曹冬艳 杨晓明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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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翻过“高收入之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
刘世锦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
《比较》2011年第3期 总第54辑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国际经验,在此阶段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另一项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是“高收入之墙”,指与跨入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意指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制度条件。
从其他拉美等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是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而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则是出现“高收入之墙”现象的原因。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展战略的拉美,长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及前苏联相比较,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联东殴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
通过参考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的发达国家经验,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制度
收入不平等源于制度不公平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 徐建国 冯时
“不公,不平,与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讨论稿 No.C2011009
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城乡收入比高达3.3。与其他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及扩大趋势都相当严重。
收入不平等与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缩小收入不平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这两个因素后,收入差距便不再影响到经济增长。
这个发现说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表面上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不公正。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和法治水平会减少国内寻租行为,减轻因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
政府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时,不能把着眼点仅放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上,而应该反躬自省,努力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杜绝凌驾于法律的特权,为每个公民创造更多公平的机会。
观点
商业民主与政治民主或互为推动
卫斯理女子学院经济系 Eric Hilt、
Jacqueline Valentine
“民主的红利:股权,财富与纽约政治”
NBER工作论文17147号
18世纪晚期,美国的公司数量稀少。1791年,纽约只有两家公司。到了1826年,纽约的公司数量已逾百家。
此外,最新公布其他经济数据没有缓解中国经济预期被下调的结果。五月份汇丰银行公布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2,低于四月份的50.4,甚至回落到近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生产者物价指数连续15个月负增长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悲观预期。《华尔街见闻》评论这是“中国经济的黑色5月”。
有学者指出指出,中国式金融抑制是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2010年3月至今,我国的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在这期间的阶段性放松只发生在2012上半年。从去年下半年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和高利息,导致中国经济持续恶化。也由此说明,中国经济仍旧持续受到金融抑制的冲击。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由于金融抑制的市场现状。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的发展受到抑制是由于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的干预,而滞后的金融体系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两位教授认为,金融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利率价格反映出中国市场的金融抑制非常严重:非正规金融市场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价格是20%-30%,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利率价格为14%-15%,金融衍生理财产品的利率价格位于5%-7%,此外,信托的利率价格为7%-10%。
就中国经济市场现状分析,财政政策是无法采取扩张政策的。此外,货币供应量M2已经突破100万亿的界限,货币若是继续大量投放是不明智的,所以货币扩张政策也无法实行。而且,过高的实际利率制约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进而限制了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限制了居民消费,因为居民的消费与中国居民的收入是成正比的,没有显著增长的居民收入导致中国居民消费难有起色。在这样的显示情况下,我们只能期待股市的乐观的未来预期可带动经济增长。股市可带动消费和投资的积极性,而若未来股市低迷,经济下滑会更加严重。
此外,解除金融抑制而努力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流动性陷阱是不存在的。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在一定时期内,利率水平降低到最低的水平时,人们将会预期利率将会上升而债券价格则会下降,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而利率将不会再下降。发生流动性陷阱时,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而就中国经济现状而言,虽然货币发行量指标M2突破了100万亿,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规模,因为央行将其中很大一部分进行了冻结处理,导致银行的储蓄中有20%的存款准备金率,而且还有不足于20%的资金运转于房地产市场之中。有学者直接表明,中国正处于十年以来货币政策最为紧要的使其。一方面,中国的100万亿的储蓄总额和3.5万亿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拥有大量的资金储备;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上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目前而言,稳定我国经济是金融有效改革的一个必要的宗旨,中国需要解除金融抑制。有学者提出要取消信贷规模。笔者认为这一政策近期内无法实现,但是扩大非正规金融信贷规模是可行的。在全部的金融体系中,占85%以上的是商业银行,占50%以上的是四大银行,金融市场严重不协调(田东山,2011)。这说明,在中国间接融资市场占绝对优势。并且,考虑到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政府主导的特性决定了非正规金融在经济中无法逾越的地位。非正规金融的成本优势就是具有一定的可发展环境,且难以压制(吕奕飞,2013)。以长期的角度分析,可以预期中国中小型企业所需要的金融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部门的共同支持。因此,政府应该鼓励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并扩大非正规金融信贷规模,发挥其能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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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首先是通过电视广告的形式来塑造消费意识的,而电视广告又是以文字、图像等符号形式来作用于受众,影响消费者的。按照法国哲学家罗兰·巴尔特的观点,大众传媒是将商品的含义升华为一种“神话”,即人们会将商品等物的含义神圣化,进而产生信赖的感觉,这个过程是商品—符号—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转换过程。电视广告的叙事方式是将具体的商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对某种价值观念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用某种商品营造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暗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消费某种商品,你就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这一消费过程便实现了从简单的物质消费到精神价值追求的转化。
电视综艺节目作为传播大众文化的主阵地,当前又处于空前繁荣的燎原之势,必然成为广告商们争相投放的市场,而真人秀的节目形态较好地还原现实场景,贴近实际生活,节目内容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用各方面,是最适合植入广告的综艺节目类型。尤其是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碎片化的接收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做植入广告。
如浙江卫视大型明星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中植入广告产品品类覆盖电商、数码、服装、汽车等多个领域,植入形式多样,注重冠名商、特约伙伴等企业植入权益在节目内容中的深度融合。在第一期节目中,共有35个品牌参与了合作,累计植入广告曝光341次,累计时长874秒。明星们喝着RIO鸡尾酒、秀特步跑鞋、身穿海澜之家服饰,这些品牌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
2 营造视觉景观 引领消费潮流
电视综艺节目还通过主持人和嘉宾的服饰穿着营造视觉景观,引领消费潮流,如今电视综艺节目的制作可谓精益求精,力求达到影院效果,提高受众的心里卷入程度和参与度。因此,电视综艺节目在影视服饰上也是精心设计,匠心独具,在荧屏上构筑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引领了消费时尚,同时也参与了节目的叙事,成为节目中一个独特的叙事和表意的元素。
如《奔跑吧,兄弟》中跑男成员们身着纯色超人T恤,黑色紧身裤,时尚跑鞋、墨镜等服饰在线上热销,成为消费者的热门之选。另外根据每期节目的主题和叙事特点节目组还专门为主持人和嘉宾设计了款式多样,经济论文风格迥异的服装,参与节目的叙事,以诠释和表达不同的节目主题。如第二季第四期中,节目组刮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复古风,蛤蟆镜、花衬衫和尖头皮鞋,邓超不仅身着浮夸喇叭裤,而且现场大飚霹雳舞,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80年代的街头,勾起了观众心中无限的回忆。节目将消费文化巧妙植入节目文本中,紧跟时代潮流,暗示了2015春夏时尚趋势。
3 掀起奔跑旋风 诱导生活方式
电视综艺节目在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尤其体现在对受众生活方式的消费诱导上,所谓生活方式的消费,是指总体的消费或者是配套的消费,作为引导消费的大众传媒不断提出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来吸引大众,这种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塑造出全新的社会时尚形象,从而对受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观众会不自觉的开始接受新的消费观念,效仿电视中消费行为。
如《奔跑吧,兄弟》第二季节目中,《奔跑吧,兄弟》联合新浪微博开展了“奔跑2015”阳光跑道公益健行计划,通过每周完成指定20万千米的奔跑里程来推动“奔跑2015”阳光跑道公益计划,募集资金为贫困学校修建基础设施。这一活动更是得到了网友们的积极回应,参与人次破亿,全民为爱奔跑260万千米,节目所掀起的奔跑旋风席卷全国,诱导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4 结束语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这股兴起于西方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风潮在电视的面纱下正席卷全球,通过议程设置和文本建构推行欧美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电视综艺节目形形的视觉冲击和广告轰炸下,电视构造了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拟态环境,这种符号现实与客观现实存在巨大差距,受众在无形之中被涵化,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因此,受众应当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建立健全理解电视信息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正确对待电视信息的冲击和影响,对电视传播的消费文化做出反思性乃至对抗性的解读,以此来规避电视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的一种概念性描述,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1]。这种现象与国际比较优势分工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分工利益格局作用于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演化过程。
在阐释发展中国家参与比较优势分工得失问题上,众多关于比较优势分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在证明其促进世界产出和贸易量增长的同时,也论证了其对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的确定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其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利益、贸易利益和国家福利改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历史事实的印证。不仅如此,在基于新自由主义所确立的体制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自由度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比较优势分工由产业间到产业内并最终向产品内的演进,国家要素比较优势与贸易产品生产的关系也由外部密切拟合向内部精确配置转变。然而,在这一分工发展和要素比较优势配置方式转变过程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背离众多贸易分工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趋势,出现了“贫困化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贫困化增长”描述了贸易大国,由于过度依赖出口增长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进而使该国国民福利水平绝对下降的现象[2]。众多理论文献都把“贫困化增长”现象与贸易条件恶化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发生限定在贸易大国层次上。有研究指出这种现象通常会存在于一国内部的某个出口行业上,并且贸易条件恶化可归咎于该行业内部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和出口市场秩序的混乱[3]。如果说,“贫困化增长”现象在国家层面上发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4]。尽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收入方面跨入发达国家行列[5],但在尖端技术领域仍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也只能算是半个跨跃。
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上,多数学者将其诱因归结为内需不足、两极分化、创新能力弱、要素价格上涨、利益集团阻碍、效率低、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6]。事实上,这些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不同考察维度上所暴露出的种种表象。比较优势竞争的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高成本、低效率,使其丧失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但一些实证研究成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产品内分工能够提高产品的出口层次和促进效率的提升。这种分工层次的提升是以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等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的,其中提升经济自由度的制度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7]。效率提升源于国际分工的深化与细化,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也正是沿着这一路径进行内部体制调整与改革的。因此,高成本、低效率并不能构成中等收入国家战略转型失败的障碍。
从比较优势分工的贸易利益分配角度分析,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揭示比较优势分工的贸易利益,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的趋势,价格倾斜优势[8]、经济租、市场结构[9]、要素的流动等因素在这一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贸易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福利恶化,产生“马太效应”。尽管比较优势分工存在贸易利益分配不均是事实,而比较优势分工促进增长和效率提高也是事实,这两方面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在用于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时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不协调。另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创新的努力并没有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这些都说明一国参与比较优势分工的格局是复杂的。不同的贸易格局以及其格局的交织会通过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的调整,影响到一国内部要素流向的变化,进而产生配置扭曲。因此,本文立足现有比较优势分工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通过分析贸易分工格局对内部要素扭曲配置的影响,旨在阐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发生过程。
二、产品比较优势分工与内部要素配置扭曲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社会产品可按其最终用途简约分为消费品和资本产品两大部类。依据技术层次,社会产品又可视为不同技术层次产品的集合,记为A={Ai|i=1,2,…,n}。i表示产品的技术层次,对i有Ai>Ai-1。技术层次相对低的产品,其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较高;技术层次相对高的产品,正好与之相反。因此,任何部类产品都可以看作是由初级和非初级两个生产部门提供,初级产品属于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高的产品,非初级产品属于资本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高的产品。
源于技术层次的需要,非初级产品生产不仅需要较多的资本,还需要运用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其成长性好于初级产品生产。由于每个人自身学习能力的差异,劳动力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向非初级产品生产部门流动存在着一定的自然障碍。因此,两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非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工资高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与劳动力要素流动相比,资本要素流动不存在这种自然障碍。在制度不限制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其价格在两部门间没有差异。本文在此基础上建立简单的贸易福利模型,按产品比较优势分工由消费品分工格局向消费品分工与资本产品分工格局并存的扩展路径,考察国际比较优势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作用,分析这种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
(一)含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贸易分工模型
经济福利模型揭示,在有贸易分工的经济中,贸易条件、技术进步对该经济体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变化的方向取决于θ(·)。
四、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无关。许多研究文献认为贸易条件恶化会使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蒙受损失,从而产生“贫困化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但是,这是一种表面错觉,其背后隐藏着发展中国家产品质量创新失效的事实。若发展中国家存在产品质量创新失效情况,而发达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创新成功,则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价格会因质量改进而提高,相比国内同类竞争产品其性价比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进口产品市场价格提高,发展中国家内部与进口相竞争部门的产品生产将会缩减,从而产生经济福利损失。本文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产品同质竞争的条件下,贸易条件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改善终归是一件好事。
2.“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选择过激的结果,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发展中国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的条件下,若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无论质量创新成功与否,发展中国家都将可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创新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放开了对外不具有竞争力的高成长性生产领域的市场,该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失去了市场的支持,发达国家则因市场扩大相对强化了其创新优势,使发展中国家激励创新的努力失效。因此,在不具备竞争能力的领域完全开放,是一种激进的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这种激进政策的结果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配置的扭曲。
3.渐进式提升对外经济自由度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理性选择。要避免高成长领域创新失效,发展中国家应在评估竞争力的基础上对这一领域的市场进行相机保护。这种保护甚至比发展中国家创新激励政策更为重要。因为这种保护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积累的新知识、新经验转换为现实生产能力的前提。发展中国家相机采取结构性的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能够提高其在高成长领域创新的成功率,抵消内部要素配置扭曲作用。中国30多年的渐进式开放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若能继续坚持这种开放策略,在一些重大、关键性的高成长领域采取保护性的市场放开政策,中国就会跨跃“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4.“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实质是要素配置扭曲陷阱。许多研究文献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归结为比较优势陷阱或因贸易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马太效应”,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对问题根源的表象认识。在要素配置存在扭曲的现实世界里,发展中国家参与比较优势分工恰恰是顺应了这种扭曲,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初级产品或初级生产阶段分工,分工初期发展中国家会因放开高成长领域市场而蒙受潜在的经济福利损失。随着资本的流入,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并带来经济福利的改进。由于这种技术进步仍然停留在初级产品技术层次,或产品内部初级生产阶段的技术层次范围内,若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的贸易政策选择不是顺应内部要素的扭曲配置,即对高成长领域的市场实施渐进式的保护性开放,则会有利于这一领域产品技术层次和产品质量创新的成功,经济福利在获得改进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层次差距也会相应缩小,不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若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的贸易政策选择顺应内部要素配置的扭曲,则这一领域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和产品质量创新就有可能失效,从而带来要素配置扭曲的额外损失,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条件下,这种额外损失将使该国经济福利改进出现停滞;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条件下,这种额外损失将诱发该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选择落入内部要素配置扭曲陷阱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孙明春.中国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N].解放日报,2011-06-25(10).
[2] 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3] 许云华.中国出口贫困化增长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1).
[4] 龚雯,杜海涛,崔鹏.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1-07-25(17).
[5] 肖国忠.多方着力跨跃“中等收入陷阱”[N].光明日报,2011-09-07(14).
[6] 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N].学习时报,2011-0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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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Income Trap: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Inner Production Factors
Allocating Distortion
LIN 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