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新兴经济，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

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

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篇2

200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5%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不会出现衰退，尽管后来美国确实遭遇了衰退。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衰退不会降临到美国头上。但是，我们判断美国很有可能会进入衰退。

尽管美国经济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9%，但这已经是过去时了。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可能会在四季度陷入停滞。

明年年初，经济产出和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出现萎缩。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最大的问题。虽然并不是所有地区的房价都出现了下跌，但美国房地产总体价格已经在过去12个月里下跌了5%，大量待售房屋意味着价格的进一步下降。房价下跌对消费支出下降造成的影响会远远超过2001年股票市场的崩溃。消费支出下降又会影响到公司的利润和投资。

尽管美元走软会拉升出口，但出口仅占美国GDP的12%，而消费支出则占70%，出口上升无法弥补消费支出走弱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欧洲和日本经济三季度出现强劲反弹，但反弹势头很可能会放缓。强势欧元和日元将会损害到欧洲和日本的出口。欧洲本身的房地产热正在降温，一些欧洲银行也卷入了美国次级债危机。

新兴经济体的力量

新兴经济体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希望。受益于经济改革，新兴经济体的年增长率已经上升至7%左右。今年，新兴经济体贡献了全球一半的GDP增量，是美国的三倍。过去，新兴经济体总是需要发达国家的救助。这一次，它们可能会成为施救者。

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会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不过，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弱不禁风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重要性被夸大了。2000年以来，美国占世界进口的份额从19%降至14%。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然在加速，部分原因是受益于这些经济体的国内需求。今年上半年，中国和印度国内消费支出的增长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要多于美国。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要好于以往。它们的财务不再依赖世界其他国家，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占世界总额的四分之三。大多数新兴国家的预算赤字都维持在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必要时，它们能够通过提升国内支出来抵消出口走弱对经济的影响。

虽然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还不能够完全抵消美国经济产出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全球经济增速仍然会高于过去三十年3.5%的平均增速。

新经济巨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它还会改变相对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美元价格。

石油价格攀升的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强劲需求。过去，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油价通常会下降。但这一次油价很可能会维持在高位。这不仅不利于西方消费者的财务状况，也会让这些国家的央行同时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

篇3

首先，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1世纪头10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其中，中国超过10%、印度超过7%、俄罗斯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南高北低”的走势，即发达经济体仍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主要增长点。IMF2011年1月25日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2011和2012年增速都将维持2.5%的增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均将达到6.5%的高增长。

第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明显增大。按IMF2011年2月公布的世界各国GDP最新排名统计，截至2010年，按国际汇率计算，中国为5.75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巴西2.02万亿美元，位居第八；俄罗斯1.48万亿美元，位居第十；印度1.43万亿美元，位居第十一。目前，“金砖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2010年五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据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首席经济师奥尼尔预测，到2018年，“金砖国家”的GDP有望超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新兴经济体在本次经济危机中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第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相应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次首脑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共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策。在2011年1月下旬瑞士达沃斯年会上，有关中国、印度、巴西等经济崛起的话题成为论坛热议的主题。而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相对黯然失色，世界经济重心偏转的趋势增强。金砖国家影响力的扩大，使其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在增强。2011年4月金砖国家首脑集聚中国海南，正式吸纳南非加入金砖阵营，金砖国家实现首次扩容，金成员国由原来分布在三大洲扩展到四大洲，代表性更广泛，更加充满活力。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严重冲击

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转型：经济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向亚洲、东欧、中东与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战后多年形成的美国经济一“伤风”、世界就“感冒”的单极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出现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和实力分布的多元化格局正在显现。尤其是随着亚洲地区消费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域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原有欧美强、亚洲弱的不均衡格局正在向均衡化、多元化方向演变。

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其突出表现：一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进口需求和海外投资方面正在改变过去的被动地位，开始为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和市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二是在近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陷于停滞的背景下，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如火如荼地发展，国际贸易形式更加多样。三是经济全球化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加深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亦加剧了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给各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机遇和挑战。

新兴经济体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体制机制的变革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酝酿调整成员国金融权力结构。涉及全球经济问题仅仅依靠发达国家已经难以提供周全的解决方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和参与已经日趋重要。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历经波折，终在2010年取得突破，前者同意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使整个发展中国家投票权重升至47.19%，后者确定在2012年前向包括新兴国家等在内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

三、西方主导的传统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首先，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课题。新兴经济体国家普遍呈制造业上升态势，但它们在高端产业、金融业、研发能力、管理经验、资金、人才与教育、劳动生产率、规模经济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尚无绝对优势。即使块头最大的中国，目前总产值仅占全球GDP的6%，而全球GDP的22%仍然依赖美国市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仍保持一定的扩张势头，但仍无力抵销美欧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制度欠缺、城乡差距过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赖严重，特别是在它们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依赖西方。在最终消费市场缺乏有效话语权，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同样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尽管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这些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最终要以美欧市场资本价格做支撑。

其次，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难以取代。应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胜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是按美国原则制定的、实现美国经济“霸权”体制。虽然该体系确立的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但美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改变。目前，美不仅在各项经济指数方面领先，而且它更容易依赖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强势地位牟取实利。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特征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的中心地位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美在规则制定方面的绝对权威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为65.3%，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2008年第1季度末到2008年底，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在64%的水平上徘徊，到了2009年第1季度，这一比值为64.97%，与危机前的水平基本持平。美元作为国际储藏货币，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是其他主要货币在当前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过低，在美元比重最低的2008年第2季度，排在第2位的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值也仅有26.8%，尚不足美元的一半。二是美元在SDR一揽子货币中占40%的比重，无论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在短期内都不能够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再次，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近年来，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争取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方面已经取得某些进展，但这种努力仍然处于量变阶段，实现质变的条件尚不具备。虽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一改变不是光靠某一单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就能简单决定的，而需要整体综合实力的质变去改变。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到足以完全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时，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方能实现。为此，我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主动进取，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也要积极寻求与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交会点联手推进。同时还要提防美利用经济霸权地位联合西方国家对我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共同离间和干涉。

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现已是GDP总额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外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从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的一般分类看，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据人均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三个指标统计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9年的发展指数为0.772，世界第92位，属于“中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38993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被世界银行列入“下中等收入群体”，离上中等群体平均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从20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看，中国内地以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位于所统计的182个国家中的第93位，仍然落后。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中国的研发投入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0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5%；而200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研发投入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其中美国长期处于2.27%水平，日本则超过3%。中国的教育投入不足。据中国《教育蓝皮书》2010年发表的数字显示，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按人口计算，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医疗卫生设施严重滞后。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2009年4月的报告，中国用于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经合组织国家此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约为13%。现代化水平弱势仍然明显。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国2006年的现代化水平指数为38，而世界现代化水平指数平均值是53，中国排在第59位。

篇4

不平衡是本次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征,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为强劲的增长。

2009年,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2%,明显低于-0.8%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没有严重恶化应该归功于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因素,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甚,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9%,印度为5.6%。

在工业产出方面,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已实现增长率转正,而这一数据更加凸显了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不均衡: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仅日本在2009年12月实现了5.3%的小幅增长;韩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在2009年底则都实现了10%以上的强劲增长,尤其是韩国2009年12月工业产出增长率高达34.9%;俄罗斯和印尼等国虽然出现了连续两月的工业产出正增长,但涨幅仅为1%-2%;墨西哥和土耳其两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处于收缩状况,尽管程度有所减轻。

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率先复苏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已经与世界其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脱钩”,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而是“挂钩”的明证。因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状况的改善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化是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动力。

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好转,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有所回升,通胀压力加大。为了救助危机,各主要政府都实施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都是避免大衰退的必要举措,但更为审慎的看法认为,私人预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逆转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认识到这种逆转并且迅速收回过剩的流动性,那么通货膨胀可能马上跃升至难以接受的地步。

从新兴经济体近来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的CPI仍然维持在2%-6%的可控水平,并且基本上明显低于2008年9月危机爆发前的状况。印度与俄罗斯可能是两个例外。俄罗斯在普遍的物价回升中维持了2008年10月以来CPI下降的趋势,而由于食品价格连续加速上涨,印度2009年12月的CPI同比增长率高达14.97%,以至于1月29日印度央行将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率上调75个基点,成为金砖四国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

篇5

金融风暴引发的惊涛骇浪席卷全球之际,新兴市场经济当然也无法幸免。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这“金砖四国”也好,其他小的经济体也好,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出口大幅下跌的冲击。其中,俄罗斯出口额在短短半年就从2008年的高点下跌超过60%。种种形式的出口补贴于事无补,刺激内需的努力前景不明,人们的信心一度随之跌向深渊,不知何处是底部。

不过,随着全球复苏的曙光初现,新兴市场经济也渐渐走出谷底。过去几个月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有所恢复,其工业产出二季度环比增速折年率达到了17.2%。融资环境也正在改善,新兴市场国家债和公司债之间利差已经由之前的近400个基点下降至200个基点以下。

资本市场表现则更为积极,2009年3月以来,MSCI(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金砖四国”指数上涨幅度高达85%,远远超过了同期发达国家的表现。

不过,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能为全球复苏贡献多少呢?

全球不同热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它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的困境也差别极大。一般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其经济体系中均占重要位置,但在全球贸易萎缩大背景之下,不同国家的命运大相径庭。

“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和印度,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9%和6.1%;包括印尼、菲律宾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二季度也均实现了正增长。单以二季度数据衡量,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表现要好于南美、东欧和非洲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中二季度出现负增长者众多,其中俄罗斯最为引人瞩目,其GDP跌幅高达10.9%,在“金砖四国”中表现最差。

“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商品出口,而且金融市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因此,受影响最为明显。巴西虽然对出口也有依赖,但受到影响要小得多,而且其银行体系虽然规模较小,但管理较为规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世界银行国际贸易局前局长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称。在他看来,那些对于出口依赖性较弱,且银行体系较为健康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更具有防御性。

不过,对于那些多元化出口国,比如印度,也可能面临着其他风险。达杜什认为,出口占印度GDP比例不大,国际收支账户比较健康,但其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当然,“最危险的国家是那些具有较大收支逆差,并且使用短期资本流入来抵消逆差的国家。”达杜什警告,现在部分东欧国家正在重复当年泰国和印尼的错误,“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7月的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为-3.8%和0.6%,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速则将分别达到1.5%和4.7%。

IMF认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亚洲由于中国和印度财政刺激政策的积极效果,经济前景明显好于拉美、东欧、中东和新兴非洲,但是,近期亚洲经济增长的加速很可能消失,除非发达经济体先行复苏。

但这种愿望未必能实现。经历连续下跌之后,发达经济体未来两个季度经济很可能实现低位反弹,但无奈其最终需求仍将疲弱。如果失业率持续走高,居民消费意愿保持低迷,加上减税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刺激手段效果渐弱,发达经济体将不得不直面消费之困。

巴克莱资本驻纽约新兴市场策略部门负责人、IMF前经济学家李维・耶亚提(Eduardo Levy-Yeyati)称,当前发达国家恐怕只能实现温和的经济复苏,因此,依靠出口推动的新兴经济体的中期增长速度,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

在他看来,各个地区发展策略有所区别。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如果能够增加内需在经济中的比重,那么之前保持的高速增长可以得到维持。拉丁美洲从2000年开始就展现较强的稳定性,但投资增速可能不足,因此潜在增长率不会很高。“对东欧来说,虽然可能因为采用欧元而获得经济支撑,但在这之前,先要把过度负债的问题解决掉。”耶亚提对《财经》记者称。

“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应该保持其对GDP的正贡献,但无需保持两位数的出口增速。”在耶亚提看来,最重要的是扶持内需。

不过,即便是现在,促进内需也是障碍重重。其中,失业率的上升和惜贷情绪的蔓延无疑最为致命。以东欧为例,截至7月,很多东欧新兴市场国家失业率已经临近10%甚至更高,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东欧的困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世界某个角落的现状,东欧和西欧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意味着,一旦其经济垮掉,受累的可能不仅仅是它自己。

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罗思(Venessa Rossi)看来,今天的东欧在某种程度上也像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不仅经济增速快速下降,而且还欠下巨额债务。“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罗思说。如果德国等西欧国家不提高消费支出,不从东欧进口,东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偿还不了债务,也就不能从西欧买更多的机器;而西欧失去了东欧的出口市场,工厂停工,消费需求又怎么得以提升?

远虑与近忧

另一个不确定性在于,银行信贷依然低迷,特别是私营部门,信贷状况仍在不断恶化中。直至目前,欧洲和拉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其私营部门信贷仍然保持巨幅下挫的趋势。按法国巴黎银行的推算,在过去两年中,该地区私营部门贷款增速始终保持下降趋势,相比两年前接近30%的贷款增速,目前贷款增速已经回落至10%之下。

这种情况固然与银行“惜贷”情绪有关,私营部门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下,不管是企业还是居民,都会十分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这种谨慎,不仅会打压消费,同时也会令企业投资数字变得黯淡无光。

对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断言其已经安然度过金融风暴,依然为时尚早。

“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在达杜什看来,健康的宏观基本面、完善的金融监管以及可持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必备条件。“一些东欧国家,正在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借入大笔短期资金,然后贷出长期资金。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只有长借长贷,引入长期资本,才能保证自身安全。”

随着很多发达国家大幅降息,直至接近零的位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很多投资机会开始浮现,“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要维持资本账户管制的原因。”在达杜什看来,如果不慎重应对资本流入的问题,很可能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在法国巴黎银行新兴市场分析师Franois Faure看来,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市场,将增加这些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市场上流动性仍然相当充裕,一旦资产泡沫形成,可能威胁至实体经济的复苏进程。”

“我们不仅仅要关注资本流动规模,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资本是怎么流入的,它们的特征是什么,究竟是短期的‘热钱’,还是在基础设施、生产型企业上的长期投资。”达杜什称。

另外,退出策略选择时机也是重要因素。“未来三个月到六个月,复苏能否顺利向私营部门扩张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何时执行退出策略。”在达杜什看来,要保证退出策略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出现,选择恰当的方式,并完美地协调各国行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亦持有相同观点。9月4日,在德国中央银行年度讲座发表演讲时,斯特劳斯-卡恩表示,只有清楚地表明经济复苏已经稳固、就业改善已成定局时,才能实施“退出政策”。

自今年3月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大幅下降,实体经济也出现诸多复苏信号。美元再度遭遇快速下跌。在此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则被动出现上扬。一旦汇率上涨,这些国家出口是否会再度受挫下行,风雨之中,归途何在?

篇6

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教授Hsia在接受采访时说，巴西政府出台的政策最重要的不是对股市的干预，而是对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干预，政府非常重视市场的流动性。

目前政府正在鼓励巴西大的银行重新开始将贷款给企业，特别是开办在农村的企业以及农户，这对于巴西农产品的出口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小银行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利润空间并不大，不过尚未出现银行破产的情况。企业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融资。巴西金融市场透明度很低，银行出现大量惜贷现象。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各家银行都在持观望态度。

但巴西实体经济的稳定对投资人来讲无疑是最好的投资信号。目前撤离巴西的只有那些投机的企业，而专注自己领域的企业依然看好巴西的投资前景。（万相辛）

印度：赤字、通胀、外资撤离威胁增长

自危机发生以来，印度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等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已经超额，更大的投资行为将导致财政赤字负担加重。而且截至今年7月，印度的CPI指数高达12.1%，持续了13年的物价上涨已让很多百姓产生不满情绪。

面对金融风暴，印度资深经济学家Subramanian Swamy告诉记者，在次贷危机中，印度的房地产市场未受冲击，因为大多数交易是现金支付的。但印度经济将在两个方面受到大影响：国外直接投资和进入印度股市的外资减少。

印度目前的问题是，原来的股市对外资不开放，但2002年之后，印度财政部长修改了“参与凭证”，外国资本大数量涌入，参与凭证现在占整个海外流入资本的55%以上，这些钱推动着资金供应。未来，粮食贸易和参与凭证的问题，仍是推高印度通货膨胀的主要动因。

Swamy认为服务业目前是印度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软件和建筑业在其中尤其重要。软件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印度IT业很多客户来自华尔街，而金融危机对印度软件服务企业来说,意味着融资市场的紧缩。

对印度建筑商而言，通货膨胀导致印度央行不断加息，寻求外资支持又恰逢外资撤离，房地产业的资金链条将日趋紧张。（韩杨）

俄罗斯：经济增长黄金十年结束

从2008年的5月至10月，俄罗斯的股票市场蒸发了2/3的价值。造成这一轮经济震荡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机，部分是世界油价的下跌。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和俄格争端的影响，自2008年8月开始的资本外流潮，使得到10月初为止，银行系统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储备损失了近400亿美元。而俄罗斯的工业产品输出量自五月以来就没有再增加过。

俄罗斯新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本轮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使得能源产品的价格继续下降，俄罗斯过去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或许即将结束。

波波夫说近几年，俄罗斯经济繁荣几乎完全建立在高企的能源价格基础之上。但出口能源带来的巨额利润，没有输入到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去，即公共产品的供应和对非能源产业的投资，同时，教育、医疗、公共建设和法律建设等各方面都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

波波夫认为政府的救市政策是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对防止银行系统的崩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最终，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被以小于它几个月前的市价低很多的价格卖掉，或者直接破产。并且必然会造成随之而来的裁员和减产。

但是，到今年10月高达5500万亿的外汇储备给俄罗斯下一步的发展和经济“软着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按照当前的200亿美元/月的损耗率，俄罗斯还有多于两年的时间去恢复和调整自己的经济模式。(王晓明)

印尼：最大挑战还是通胀

IMF已经将印尼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小幅下调至6.1%，但在金融危机全球蔓延欧美经济显著放缓的形势下，这样的增速仍然令人刮目相看。

印尼科学院经济研究中心发言人Peplipi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尼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通货膨胀。5月份时核心通货膨胀率就高达8.7%，远远高出了印尼央行对2008年4%至6%的通胀预期。而到7月底时名义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11%，有分析预期年内会上升到12%。在这么大的通胀压力面前，印尼央行此前坚持缩紧银根，5月以来数次升息，从8%涨到了9.5%。

印尼的经济增长正遭遇着很大的挑战，印尼的前两大出口市场日本和美国都在收缩，而国内市场则正承受着通胀的巨大压力。在经济放缓的压力之前，政府需要重新评估货币和财政政策。（郑博宏）

土耳其：经济已经在衰退之中

土耳其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家Alper Gurler告诉记者，在这场危机中，土耳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因为国内外信贷市场的糟糕状况，借贷成本已经显著提高了，而内需和出口市场需求都下降了，这样土耳其的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提高，这会成为下一段时间土耳其经济的主要风险。

篇7

历史来看，金融危机总是内部政策失调、外部政策诱发的结果，是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催生泡沫、泡沫破灭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上世纪拉美和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政策失调。首先，过早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为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提供便利。上世纪80～9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将全球资本账户自由化推到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资本管制防火墙，投机资本泛滥。其次，货币错配，外债风险加剧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占国民收入比率高达40%，其中又以短期外债为主。外资撤离时出现踩踏效应和偿付危机。其三，外汇储备不足，支付能力恶化加剧信心危机。如上世纪80～90年代，主要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1995年，泰国等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GDP比率接近10%。资本外逃时，外汇储备不足，对外支付能力迅速恶化，加速金融市场信心崩溃。最后，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给危机提供了土壤。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方面使得本币高估，另一方面，为维持汇率会加速外汇储备消耗的隐患被做空的投机者所利用。

跨国资本大规模流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触发器。危机过后，发达经济体常采取低息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大量的流动性。而新兴经济体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和利息回报，其风险资产为国际资本所青睐。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催生资产泡沫。当发达国家经济回暖，加息收紧流动性，跨国资本大规模回流，新兴经济体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爆发金融危机。

相似的金融危机前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似，全球进入流动性扩张周期，宽松程度史无前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基准利率持续维持近零水平，与新兴经济体的利差明显高于上一轮危机爆发前期。更甚者，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扩张了资产负债表。巨量的流动性源源不断涌入新兴经济体。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吹响了国际资本回流的集结号。美联储宣布自2014年1月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每月资产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降至750亿美元，这只不过是预期中的一只靴子终于落地而已。事实上，资本早已开始逃离新兴经济体。从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底，巴西雷亚尔和印度卢比已经累计贬值40%，2013年4月至12月印尼盾累计贬值23%。

这次或有不同

和上世纪爆发的金融危机相比，有着相似的危机过后泛滥的全球流动性，有着相似的资本大规模流动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但这次或有不同。

篇8

作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高端论坛之一，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将于4月6日至8日举行。主题为“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13年度报告》预计，未来几年，新兴经济体经济中速增长将成为一种常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经济复苏步履蹒跚

全球经济复苏至今已达3年，但复苏步伐依然沉重，经济增长速度仍显低迷。2012年的世界经济未能扭转2011年的经济下行趋势。

2012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数据显示，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3%，比2011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3%，比2011年下降0.3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5.3%，比2011年下降0.9个百分点。世界经济的双速增长态势依旧。

在E11中，由于受外需急剧下降以及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一些国家放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根据IMF预测数据，2012年E11的经济增长率为5.5%，比2011年下降1.4个百分点。其中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率为5.9%，同样比2011年下降1.4个百分点。

从国别来看，2012年E11中GDP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的国家有中国、印尼、沙特和印度，分别增长7.8%、6.0%、6.0% 和4.9%；经济放缓幅度较大的国家有阿根廷、土耳其、印度、中国、巴西和沙特，分别较2011年下降6.3、5.5、2.0、1.4、1.3和1.1个百分点。

失业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2012年，E11中长期高失业国家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仍处高位。例如南非，IMF预测数据显示，2012年失业率高达24.4%；土耳其的失业率也达到了9.4%。

由于在失业率的统计口径和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E11各国公布的失业率与发达经济体难以直接进行比较，但各国登记失业率的历史动态变化仍可以反映出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动信息。

从E11各国失业率的发展趋势来看，在2012年有统计数据显示的9个国家中，只有南非的失业率与2011年相比升高0.5个百分点外，其他8个国家均持平或有所下降。其中，2012年俄罗斯相比2011年下降0.5个百分点，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均下降0.4个百分点。

而2012年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处高位。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2年11月美国失业率为7.7%，非农劳动参与率仅为63.6%。

根据欧洲央行数据，2012年前7个月，欧盟和欧元区的平均失业率分别为10.3%和11.1%。其中，2012年7月欧元区的失业率达到11.3%，创下1995年欧洲央行开始该数据统计以来月度失业率最高水平。

与欧美相比，日本的失业率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但相比以往，其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青年失业问题尤为突出。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2012年10月失业率为4.1%，其中15～24岁青年人完全失业率达7.5%。

各国通胀情况出现分化

总体来看，2012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较2011年明显回落，发达经济体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同步走低。2012年前三季度总体维持下降趋势，第四季度由于受部分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影响，通胀水平很可能出现反弹，但不会改变全年通胀率较2011年出现下降的总体态势。

2012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水平总体上高于发达经济体，其中多数国家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亦有部分国家通胀压力加大。IMF数据显示，2012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CPI上涨6.1%，比2011年下降1.1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除中东和北非地区外，其他地区CPI增长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独联体国家（CIS，在统计上包括格鲁吉亚和蒙古）CPI较2011年大幅回落3.3个百分点至6.8%；发展中亚洲比2011年下降1.5个百分点至5.0%。

就国别来看，2012年E11各国的通胀情况出现分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数据显示，2012年9月巴西、中国和南非的CPI同比上涨分别降至5.3%、1.8%和5.6%，分别较2011年12月下降1.2、2.3和0.8个百分点；而同期印度、印尼、俄罗斯的CPI同比上涨分别为9.1%、4.3%和6.6%，分别较2011年12月上升2.7、0.5和0.5个百分点。

贸易增速明显放缓、争端频繁

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趋势一致，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明显下降。2012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预测，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为2.5%，低于此前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与此前预期的3.7%相比，下调了1.2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速为1.5%，下调0.5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为3.5%，下调2.1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贸易一直主要依赖欧洲、美国及日本三大市场。但目前三大经济体经济状况都欠佳，尤其是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对新兴经济体出口造成较大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贸易增速急剧下降。

2012年6月，印尼出口额同比下降16.4%，创近3年来最大跌幅；7月，韩国出口额同比下降8.8%，为2009年9月以来降幅最大的一次。此外，巴西、印度、俄罗斯的出口也都受到一定遏制。

由于欧债危机阴霾不散，美国经济低速缓行，新兴经济体贸易下降实乃预料之中。贸易增速的显著下滑与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无相关。

根据OECD 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2年5月的报告，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期间，二十国集团（G20） 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达124件，平均每月发生17.7件，同时贸易保护措施更加隐蔽，并趋于长期化。

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仅对世界贸易产生抑制作用，也导致涉及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争端频发。以中国为例，2012年上半年中国共遭遇18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贸易救济调查40起，同比增长了38%，涉案金额3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

债务水平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近年来，总体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平衡状况有所改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逐步收窄。2012年10月IMF预测数据显示，2012年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下降0.6个百分点至5.9%。但是，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

2012年10月IMF预测数据显示，2012年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109.9%，较2011年上升5.2个百分点，再度向二战高峰期的水平靠近。其中，2012年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93.6%，较2011年上升5.6个百分点；2012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107.2%，较2011年上升4.3个百分点；2012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236.6%，较2011年上升7.0个百分点。

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政状况要好得多。

2012年10月IMF数据显示，2011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1.2%，比2011年下降1.4个百分点，2012年将为1.4%。其中，2011年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财政平衡占GDP 比例分别为-2.6%、-9.0%、1.6%和-4.6%；预计2012 年分别为-2.1%、-9.5%、0.5%和-5.0%。2011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36.3%，比2011年下降3.2个百分点，2012年将继续下降1.9个百分点至34.4%，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水平。其中，2011年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政府债务占GDP 比例分别为64.9%、25.8%、67.0%、12.0%和38.8%，预计2012年将分别为64.1%、22.2%、67.6%、11.0%和41.2%。

企业实力较快增长

微观企业的生存状况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近年来，E11经济体中的企业实力不断增长，其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创新和管理能力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均取得了较好发展。尽管2012年全球经济并未回到快车道中，但是E11国家企业实力依然展现出相对较快增长态势。

《财富》杂志按照2012年3月31日各公司的标准财年营业收入为标准对全球企业进行排名。2012年财富500强中，E11上榜企业为120家，较2011年度增加了10家，其中14家公司为新晋500强企业。E11中大企业数量最多为中国，在全球财富500强中占据79个席位，其中新晋级企业为12家；其次是韩国拥有13个席位，其中两家企业新加入财富500强；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分别拥有8个、8个和7个席位。2012年E11国家中排名前三位的企业都来自中国，分别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营业收入为3752亿美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营业收入为3523亿美元） 和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营业收入为2591亿美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营业收入为1578亿美元） 和韩国三星电子（营业收入1489亿美元）分别位列E11国家企业的第4和第5位。大体而言，E11国家在能源、银行和通讯业方面的大型企业占据了重要位置。

在前50的排名中，G7拥有35个席位，较2011年减少4个席位；E11拥有9个席位（中国企业4家，俄罗斯企业两家，韩国、巴西、墨西哥各有1家企业），其余4个席位分别被瑞士嘉能可国际、荷兰ING、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占据。

与包含各种实体经济企业的财富排名相比，E11在金融领域中的排名表现相对较弱。2012年在全球知名银行类金融公司前20的排名中，E11仍只有中国占据了其中的4个席位，与2011年持平。这4个席位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第3位）、中国建设银行（第6位）、中国银行（第9位）和中国农业银行（第10位）。尽管入榜数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受到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发达经济萎靡的影响，中资银行座次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2013年经济将温和反弹

展望2013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仍受诸多因素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七个：

第一，欧洲债务危机仍旧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尽管危机整体上维持在可控水平，但不排除个别重债国债务危机的恶化，由此产生的政治分歧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政治、社会问题，从而拖累整个欧元区经济，并对新兴经济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财政悬崖”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尽管目前美国两党在“财政悬崖”边缘暂时达成了妥协，但仍将面临减税和缩减政府支出，美国经济势必陷入全面衰退，这也会给新兴经济体经济造成巨大风险。

第三，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释放流动性的规模、速度和波及面都会对新兴经济体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通货膨胀预期抬头、汇率和股市及房市波动、部分国家采取诸如资本管制等防范措施等，都有可能出现。

第四，贸易保护主义仍旧是制约贸易健康增长的因素之一。全球复苏动力不足，贸易不平衡持续存在，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针对国有企业的所谓“竞争中立框架”的推行，均会催生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任重而道远。

第五，大宗商品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美国能源产出的增长态势和伊朗核危机的走势是影响全球能源供给的两大基本变量。未来世界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意味着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需求总体稳定，但其价格波动幅度还取决于流动性的数量和流向。

篇9

储备资产的快速累积2011年末，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合计10.62万亿美元，中国持有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近三成。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外汇储备占比分别接近7%、4%和2%，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大都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反观发达经济体，除个别国家外，大都发展成为对外净债务国。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3.8%，G7国家今年到期的债务总额约7.3万亿美元。据彭博社数据显示，日本将有3万亿美元债务到期，位列第一，美国则将有2.8万亿美元债务到期，居于其次，其债务依存度更是创下30年来的新高。欧债危机，美债危机持续发酵，成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当前全球治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既有国际金融秩序下应享有的权利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匹配。发展中国家虽然表面上被包括了进来，但并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利，更多层面只是参与而已。G20从幕后走向前台，标志着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力量与传统发达国家的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在G20的成员中，新兴经济体有11个，“金砖四国”是G20里面新增加的主体。发展和完善G20对话机制，是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有效途径。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1976年1月8日，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协定，称为《牙买加协定》。该协定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美元依然居主导地位，因此牙买加体系又称为美元本位制。第二，汇率制度多元化。根据IMF的分类，现行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多达8种，浮动汇率制度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具有汇率、利率、IMF贷款、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等多种调节方式。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持续的欧债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虽然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规模即将达到全球总量的50%，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财富的分配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实际上新兴经济体金融资产仅占全球总量的19%。新兴经济体金融财富在全球占比明显低于GDP的占比，意味着各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经济体承担。由于新兴经济体货币大都盯住美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严重被削弱。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本币升值、热钱进出，不但进一步推高新兴经济体外储规模、加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也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越来越被美国债务风险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掠夺性虽然在牙买加体系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实力余威犹在,美元储备地位的相对削弱并没有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计价单位、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的贮藏手段（见图2）。美元的霸权地位与特权地位,为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为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长期实行不受约束的“双赤字”政策。一方面通过经常收支逆差的方式大规模向全世界输出美元,掠夺他国资源和财富,获取巨额国际铸币税利益。根据PortesandRey(1998)估计，美国每年正常国际铸币税收益相当GDP的0.2%；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例如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源源不断向国内注入美元，直接导致了美元的贬值,自动削减和消灭了美国债务。“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一语道破天机。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集中在一种国家货币上，容易使国际货币体系遭受到源自异质性冲击或该国政策决定（该政策决定可能不适合于世界其余国家）的影响（周小川，2009）。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世界人民为美国的债务买单。自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巨大数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未来危机的自我保护。美元贬值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和持有的国债收益率下降，新兴经济体作为债权人权益被严重“稀释”而陷入财富管理的困境。

（二）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导致新兴经济体承担过多风险，易诱发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借助债务货币化转嫁危机，相继进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汇率战的迹象明显。大幅波动的汇率使得国际货币体系非常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都集中在一种或两种货币上导致了汇率风险在国际货币发行方（发达经济体）与面临大部分风险的其他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担极不均匀。新兴经济体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其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动的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在汇率调节过程中，发达国家仅考虑自己国家的情况调节汇率，使得实行钉住制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水平很难反映其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汇率由经济状况决定并调节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储备货币大国之间汇率的频繁变动不仅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正常进行,而且带动了其他国家汇率的剧烈波动，从而诱发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蒙代尔（1999）认为,现行国际汇率制度是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诱发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的过度波动,汇率的过度波动又助长了外汇投机活动对这些国家的冲击。由于受汇率冲击的影响,拉美和亚洲新兴国家先后发生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和货币危机（1997-1998）,造成了经济的发展困难和社会的动荡不安。#p#分页标题#e#

（三）国际热钱流动加速，冲击新兴经济体

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加上本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成为热钱主要冲击对象。根据追踪全球资本流向的调查机构ERFR近期的报告，2010年流向新兴经济体的热钱总额达到3780亿美元的高峰。从流向地区进一步分析，超过60%的热钱流入了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拉美(20%)、非洲及中东(17%)、东欧(3%)等地。2011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热钱规模高达3600亿美元左右，大大超出2004年至2007年期间的热钱流入规模，新兴经济体普遍都面临“热钱压境”的风险。然而在2012年，由于欧债危机恶化、全球去杠杆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减速，新兴经济体再次出现了一波资本外流潮，MSCI新兴市场指数在今年二季度下跌了8.79%，值得关注的是，本轮资本外流潮引发了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特别是金砖国家一改本币坚挺的繁荣景向，掉头成为新兴市场的领跌货币。大量短期资本跨境流动会带来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风险，增加了脆弱性并在各国之间传递冲击。由于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不但容易遭受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并且这种外部冲击带来的后果往往也较为严重。这表现在：第一，热钱的进出会加剧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的波动，增加了汇率风险。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普遍不发达，缺乏对汇率风险对冲的工具。热钱的流入将会使本币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直接打击出口，对国民经济造成很大冲击，而热钱流出又会使货币急剧贬值，甚至诱发货币危机。第二，大量热钱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容易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2011年，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走高，10月份甚至高达6.2%；巴西、印度、俄罗斯、越南等“新钻国家”通胀率也都在7%以上。第三，热钱进入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造成投资和消费结构扭曲，一旦国际热钱套利退出，资产价格暴跌甚至资产泡沫破灭将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最后，跨境资金的进出会严重干扰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实施，制约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例如一方面为抑制通胀而加息，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利息差越来越大，又进一步刺激国际热钱流入，造成更大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从而导致加息的效果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对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有重大影响。但是，调整巨额资本流入和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本流动逆转的责任和风险通常依赖于资金接收国即新兴经济体。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解决跨境资本流动的全球通用框架。现有解决跨境资本流动的框架主要是区域性的和双边的，并且无法从全球稳定的角度来解决。由于各国国内监管规则之间的差异而催生的监管套利，顺周期性，从众行为（羊群行为），风险蔓延，所有这些结果都使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不稳定影响。

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一）在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的诉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心舞台，但一直由少数国家主导，新兴经济体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的特别提款权（SDR）具有非均衡性。自1969年创设至今，SDR分配次数寥寥，现有的SDR不到全球储备的4%，作用相当有限。30个发达经济体占据了SDR分配总额的69%，其中美国一国就占了近四分之一，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31%。近几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SDR僵硬的不规则的分配机制并没有反映出这种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相应的SDR严重被低估(如图3所示)。另外，SDR的定值仅仅依靠四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美元在SDR中的权重依然很大（占44%），这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信用货币仍然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现状。同时，定值货币的权重没有将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纳入其中，从而缺乏代表性。其次，从投票权上看，美国拥有IMF16.7%的投票权，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拥有30%以上的投票权，而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只有39%的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任何一项重要决议都要获得85%的投票权的同意才能通过，因此美国与欧盟实际上掌握着一票否决权。这意味着IMF对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监督，若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早就应该受到警告和约束,但显然IMF根本约束不了美国,只能约束发展中国家。Stiglitz（2006）认为负责制定决策的国际金融机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们是不民主和不透明的。现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难以反映大多数成员国的利益，存在严重的代表性不足。由于代表性不足，直接导致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的有效性欠缺。增强IMF的代表性以改善IMF治理的有效性是IMF改革的关键。2010年10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韩国庆州会议达成份额改革历史性协议。首先，发达国家向代表性过低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后者总体份额升至42.29%；其次，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执董席位给发展中国家；再次，“金砖四国”的份额都将有所提升，全部进入前十名；最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现在的3.72%升至6.39%，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这一协议要到2012年IMF年度会议上确认才能生效。在世界银行集团治理改革上，2010年4月，世界银行集团决定将投票权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公平权。改革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加了4.59个百分点（自2008年以来），增至47.19%；金融公司增加了6.07个百分点，增至39.48%；开发协会增加了约6个百分点，增至45.59%。新兴经济体应联合发展中国家利用这次机会，技巧性地在关键问题上与发达国家博弈，不断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力。

（二）多元化货币体系的诉求

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有限作用与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权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特里芬”难题。即依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货币来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主要组成，并以此来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这样的体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国际储备的增长无法保证，要么人们对储备货币的信心丧失，最终都将导致该体系的崩溃。2009年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并表示要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许多国家对中国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都表示支持,如俄罗斯、巴西和联合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国际组织赞同中国的建议。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还将是漫长的一个过程。目前最现实的选择是增加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加入到储备货币中。Frankel(2008)、Eichengreen(2009)，Frankel(2009)、Dailami和Masson(2009)、Chinn和Frankel(2008)及黄益平（2009）等等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将从美元本位体系走向多元货币体系，多元货币体系的构想中几乎都包括了美元、欧元、SDR和部分新兴国家货币代表如人民币。从当前国际货币格局和实施难度看，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是一个好的选择，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之间的多边制衡体系，有利于控制美元滥发、约束美元霸权，全球经济结构才能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体系的诉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与“监管体制非全球化”之间的不匹配。一方面，当前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在多个维度产生扭曲：各类场外金融产品以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特殊目的实体（SPV）等类银行金融机构(near-banken-tities)发展迅速，金融系统变得高度复杂和不透明，过度杠杆化，流动性风险被低估，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出现了道德风险等等。另一方面，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在现行监管模式下，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产品接受较为严格的监管，而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金融产品受到的监管较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在监管理念上，部分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忽视了在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相关国际组织一直以来只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监测，尤其是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问题，但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不足。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有力的外部约束力量。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体系，构建全球金融稳定框架成为各国的共同诉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目前看来，尽管在国际上建立全球或者区域性的统一监管组织还不现实，但各国监管机构应努力通过国际多边组织等共同推进监管原则，加强监管合作和监管信息的共享，特别是危机预警系统、对冲基金监管、国际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都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监管合作的重点。新兴经济体应积极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发出声音，对全球监管标准的确立表达诉求。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具体策略

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结构基本统一，才能维持持续的平衡。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但由于转化成本巨大，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大国经济实力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应当联合起来，发出共同的声音，强化内部磋商机制，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配合和协调，进一步加强经济金融合作。

（一）强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尤其是“金砖五国”经济金融的务实合作

首先，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新兴经济体国家要减少美元资产和美国债券投资，就需转向相互之间的股权投资和产业投资，加大相互之间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加强储备资产的相互投资，从而改变储备资产流向发达经济体债券的局面；其次，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建立新兴经济体集团内的货币结算制度，加快推动各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允许金砖五国国家间货币作为结算和投资货币，允许对方货币在境内结汇为本币，允许对方的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允许各自的企业到对方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共同建立起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再次，要大力推动新兴经济体间的汇率协商及联动机制。积极推动各国货币的市场交易，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外汇市场中的交易份额，扩大金融开放，逐步放弃盯住美元，促进更有弹性的浮动汇率机制形成，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最后，新兴经济体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合作，促进资本在区域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

（二）倡导储备货币多元化，推动主要大国本币进入储备货币体系

建立货币进入和淘汰制度。设立新进入门槛，单个国家符合要求的，其货币可以自动进入储备货币。例如，凡区域经济或国家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连续三年达到10%，这一区域可以推举一种货币自动进入储备货币；单个国家GDP的比重达到2%以上的，其货币可以自动进入储备货币；对不符合要求的储备货币，在下个调整周期内仍不能改善条件的，要求其按照规则退出储备货币。这一主张的目的是促进货币争当储备货币，促进储备货币国家对国际金融稳定承担责任，保持本币汇率和金融稳定，同时为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进入储备货币做准备。

篇10

人民币“紧盯”美元

自2008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开始紧盯美元，我们预计，中国政府至少会在2009年继续保持这一策略。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因为从2008年夏季开始出口严重下滑。今年前4个月，中国出口增幅平均下降20.5％。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同样很小，这是因为：对贬值或贬值预期所引发的资本外流的担忧。小幅贬值对带动出口的作用有限，但若大幅贬值会遭到贸易伙伴的报复行动。

我们预计年底时人民币／美元汇率仍将维持在6.83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人民币“紧盯”美元实际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该策略有助于稳定美元，这对金融动荡时期的美国和全球经济尤为重要。

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升值

蛰伏的全球过剩流动性的流动决定了新兴经济体和大宗商品出口国对美元的汇率。自今年3月或4月起，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升值，这是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的结果。预计下半年这种趋势将会持续并得以强化。我们的判断基于两个重要因素全球流动性过剩和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

目前全球的过剩流动性还处在蛰伏状态。但蛰伏的资金正开始流动，并且这种趋势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