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者思想汇报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区工作者思想汇报，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我叫孟。于2010年10月到社区任公共卫生师一职，不知不觉间已有1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期间内，我经历了磨砺，在风雨中从稚嫩逐渐走向了成熟。

作为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第一脚踏进社会，没有工作经验，而社区作为基层，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广泛、具体和复杂的。来到社区我给自己的定位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位迫切的需要学习，需要锻炼的基层工作者现在我将这段时间的工作和思想汇报如下：

第一、工作绩效汇报

1、深入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从10月份，旧堡办事处组织社区进行全面的入户调查，在社区书记主任以及社区协管员的帮助下，我全面了解了我社区的基本情况。我社区辖区面积东烧社区地处旧堡，行政隶属于旧堡街道办事处，社区辖内面积17万平方米,人口5684人,社区内有职业介绍所1处,幼儿园1个,2个自行车场等.多年来，东烧社区坚持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构建和谐社区为工作宗旨来开展社区的各项工作。在入户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热心的居民的帮助，使得我的入户困难降低了很多。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使得我对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我不仅利用上班时间入户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晚上下班以后的时间以及周六周日等居民空闲时间抓紧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率先完成了我所分配入户的片区。

经过这次深入的细致的入户调查我看到很多家庭十分贫困的居民，他们在生活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看着他们艰难的生活，面对淳朴善良的居民，我处处留心，希望有机会能够为他们做点实事，做点好事，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2、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作为一名公共卫生师要对社区的居民进行六位一体的工作，其具体工作内容是：组织协调辖区内居民进行健康体检及健康状况调查，建立和管理健康档案；针对社区主要健康状况和问题，制订和实施社区卫生工作计划，开展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六位一体的服务；掌握区内人口基本健康状况，及时督促服务台对象按规范要求接受孕产妇、儿童系统管理等；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工作，及时收集、报告责任区内突发公共事件、死亡及传染病等；协助开展食品、公共、职业卫生，托幼机构、饮水卫生检查及管理；协同上级医专家开展形式多样的义诊、健康咨询等活动。我到社区后还负责双拥工作和应急工作建立了2010年的资料档案，每月定期将资料整理归档，保持了资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我努力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做精，做细。

3、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旧堡办事处举办了我的城市记忆征文的集体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深深的体会到了这个集体的团结和向上。

4、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我坚定信念，坚信组织的正确领导，克服困难，努力工作。看着社区洁净的街道，越来越美丽的市容市貌，我感到尤为的欣慰。我们的工作成效显著，深得民心。居民的出行变的更加顺畅，生活少了很多的烦恼。

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处处留心，希望能够为人民做点实事，做点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名社区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我将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热情。

6、努力做好宣传员。从上岗培训时的第一课我便了解到社区是连接政府和居民的桥梁和纽带。作为一名新时期大学生社区工作者，有责任履行好这一义务。

我一方面，以社区板报为阵地，及时更新板报，向居民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在基层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计划生育、科学发展观、甲型H1N1流感的预防等等内容。

另一方面，我还积极的走到群众中去，通过传单、文件的发放和现场解说向居民群众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社区公共卫生知识。

第二、思想情况汇报

1、坚定信念，做出成绩。刚到社区基层工作，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我感到担子重，压力大，我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上级组织和本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基层工作是复杂而又富有挑战性的，环境苦，条件差。吃闭门羹,受到冷言冷语是很常见的事情，作为社区干部，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外人”，必须把他们当成朋友、亲人，必须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真心去为他们着想，去为他们排忧解难，才能赢得居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做好老百姓期盼的每一件事，努力为他们营造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的和谐环境，即使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也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2、认清形势，增强责任感。社区群体较为复杂，加强社区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应当认清现状，认清社区的形势，切实加强责任感，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全心全意用知识、青春和热情服务一方水土，造福一方百姓，为社区的和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不怕苦，不怕难，不怕累。到基层任职，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更需要我们大学生社区工作者到基层发挥作用，改变面貌，树立不怕苦的精神，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篇2

1、我街道总接收129名矫正对象，已成功解矫101人，现在册28人，全年重新犯罪率为零。今年新入矫14人，已解矫9人。根据党政领导、综合牵头、社会参与、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工作思路，我们认真抓责任落实，建立一套工作机制，保障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运行。一是11个社区居委会都成立矫正工作站，由社区调解员负责完成社区工作任务。二是民警、社区主任、调解员及法律工作者、五老人员共组成39人的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促使矫正对象认罪服法，悔过自新。

2、充分利用社区矫正工作信息平台，利用社区信息平台及时将矫正对象信息输入平台，做到“三清”“一迅速”，即人头清、监改类别清、矫正时间清，谈心家访，联系迅速。通过网络平台有效掌握矫正对象的行踪和思想动态，提高了矫正工作的综合能力，有效的控制了重新犯罪率。

3、在长达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我们做好矫正对象跟踪管理工作和请销假工作，多次与矫正对象联系、走访，做到与每个矫正对象月月见面，确保世博会期间无一例违法乱纪现象发生。

二、因人施矫，抓好六环节

突出重点，抓好六个环节，一是抓好谈话环节，了解矫正对象心理状态，消除他们心理负担和思想顾虑。二是抓宣传环节，按市区统一程序，准时通知矫正对象，由司法所所长告知监督人，签订帮教协议。三是抓好走访工作，掌握矫正对象本人和家庭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方案，确保矫正成效。四是抓好教育环节，组织矫正对象进行矫正知识和矫正须知考试。五是抓好公益劳动环节，对公益劳动表现定期讲评，作为司法奖惩依据。六是抓好请假审批环节，对外出务工经商的矫正对象，司法所报请上级给予批准，由司法所进行外出前思想教育，并提出行为要求和每周电话汇报及思想汇报活动，工作情况。

三、探索四个结合，丰富教育形式

1、 在思想教育方面我们开动脑筋，想办法，改进和丰富教育矫正手段和形式;一是个别教育与家长监督紧密相结合，家长是青少年矫正对象第一责任人，让家长监督和配合，提高了效率。二是专职教育与兼职教育相结合，矫正工作者作为专职矫正人员，对矫正过程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矫正个案，确定阶段矫正目标。志愿者及调解员则根据矫正办的安排，参与矫正工作，在一些专业领域提供兼职服务，形成层层管理确保不漏管。三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我们还注重心理健康教育，消除矫正对象不健康心理倾向，促进其心理尽快回归社会，如矫正对象柳某入矫谈话中还存在一种想法，认为法院当初判决的较重，认为自己不是盗窃行为在朋友家发生突发性的行为，我们和她讲你的本质是好的，你不论在犯罪前，还是在监狱服刑时的表现较好，而且还获得4次减刑，减了五年九个月。通过谈话我们了解到她心理还有一种爱面子思想，不想在登记表上填写判决内容。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对她进行心理疏导：希望你在假释期间放下包袱，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真心悔改，努力学习些法律知识，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多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多与志愿者交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四是课堂教育与互动教育相结合，组织矫正对象每月集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去雨花台凭吊烈士，去纪念馆、胜利纪念馆等地方进行爱过主义教育。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社会的认同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与看守所监狱服刑人员座谈，提高其遵纪守法和自觉接受矫正意思。

四、加强心理矫治力度

在如何让最大限度的减少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方面，我们坚持监管、矫正并举的矫正方法，针对有些矫正对象具有冲动好斗的性格特征，及具有自卑消沉的心理，重点采取了多帮一的矫正方式，个别谈心及好友提示交谈来调整他们的心理状态，使他们正面看待社会事务，从而走上正常的社会轨道。例如：矫正对象叶某是未成年人，又是流动人口，由于其父母没有什么文化，每天忙于工作，疏于管教，平时管教方式简单、粗暴。造成孩子逆反心理相当严重，有事从不和家人讲，自入矫之后，我们从心理疏导入手，告诉他其父母也不容易，打工收入不高，要租房还要培养你上学，吃了不少苦，你应该好好改造，来报答父母才对，我们帮其树立自新意识，要对父母负责，要自尊自信。在公益劳动时表现积极，我们发现其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促其质变。

篇3

（一）犯罪青少年的特点

青少年社区矫正是针对14到25岁的青少年。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与其他的被矫正对象不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青少年非常渴望独立，想要摆脱成人对他们的约束，想要自由，但是却又没有足够的阅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增强，对他人的顾虑很少。对待很多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已，把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不顾及他人和后果，以致做出很多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他们的情感强烈，很敏感，时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容易冲动，会因为一些挫折或者刺激引起不受理智控制的行为。

（二）传统矫正模式的局限

1、不利于青少年的身体发育

传统矫正模式造成青少年超强度的劳动现象，使得他们难以得到正常的身体发育的需要，心理容易走向极端。传统的矫正模式大多以劳动来对青少年进行教育，以优化其性情品格，可实际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劳动，甚至超过本来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和强度，这对没有发育完全的青少年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生理上，会造成他们过度劳累，无法健康成长和发育。心理上，使他们的情绪更差，逆反心理更加严重，反而适得其反，没有达成一开始保障其思想改造和身心的正常发展的目标，也与“宽严相济”的政策背道而驰。

2、不利于对犯罪青少年进行“因材施教”

传统的矫正模式多进行集中的教育，而且观念较为落后。我国虽然为青少年罪犯制定了以教育为主的行动政策，意图通过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建立正确的观念，并认识到自己不合法、不道德行为的危害性。然而实际上，这种教育多以集中教育为主，不能保证教育的成效，也无法对个别情况采取特殊方法。教育的观念落后，教育的内容也没有与时并进，这样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改变发挥不了很大作用。

3、容易使犯罪青少年的标签深刻化

传统的矫正模式是以“监督”“管理”为主，使青少年处于封闭式的环境中，并且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青少年被隔离后变得安分守己了，可是实际上这样很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容易使其身上的标签深刻化。从矫正场所出来后会被社会上其他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无法正常的融入社会，容易导致再犯罪。对于控制力弱、辨别能力低的青少年来说，极易产生交叉感染，使其在与其他罪犯的交往过程中又学习到了其他的犯罪行为，被其他罪犯的错误思想所误导。

（三）社区矫正适用于犯罪青少年的作用

首先，社区矫正有助于犯罪青少年在良好的社区环境中成长，让他们处在健康的环境中，可以避免与监狱中成年犯的互相感染，对他们进行再社会化有积极作用，使他们被优良的文化所感染，而不是继续在不良环境中恶化。其次，社区矫正有助于对犯罪青少年实施“以人为本”的矫正观念，不仅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现代观念，将和谐思想深入人心，还让犯罪青少年感到被宽容被接纳，尊重矫正对象的隐私。再者，有助于节省资源，提高矫正质量，社区矫正的实施可以缓解监狱目前困境，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只占监狱的十分之一，比起监狱，社区矫正更可以提高改造的质量，符合现在的严宽相济的政策要求，顺应了国际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

二、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存在问题

社区矫正在十多年的发展中，各地区逐步探索出与当地经济、文化水平相适应的社区矫正模式。如在江苏的10年探索中，确立了“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工作思路，北京市有其独具特色的“3+N”社区矫正模式。上海根据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创立了在一定程度上将“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分离的制度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挽救了很多青少年，使他们走上正轨，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在矫正工作实施和开展的过程中，一些问题就渐渐显现出来。

1、传统观念尚未改变

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一直有以报应刑罚为主的观念，认为犯罪的人不可饶恕。部分人仍然觉得犯罪青少年是不可挽救，或者需要用严厉的惩罚方式来对待，否则在社会上只会继续犯罪，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就算矫正完成，重新步入社会之后，人们还是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觉得这种软刑罚根本不能改变他们心底的邪恶。还有很多社区、政府等部门认为，矫正的工作只是公安局或者司法局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导致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率低，积极性不高。

2、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法律的完善是一切制度能贯彻执行的根基，只有在它的支持下，社区矫正制度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法律体系的健全可以使工作进展得更加顺利，法律的强制性可以确保矫正制度的有效执行。社区矫正从其根本上来说是刑罚的一种，就需要其在实施中展现它的权威性。除了《关通知》和《刑事诉讼法》中笼统地提及实行社区矫正之外，没有具体的为青少年制定专门的矫治法律。

3、矫正主体不清

2003年7月“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称《通知》）指出，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工作，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教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1也就是说，在现行的制度中，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不是同一部分，而是分散在两个不同的机关部门。公安部门的执行理念一直都是“轻教育、重打击”，根据其打击数量来对此部门进行评估。然而矫正机构是以教育为主的理念，但是却又没有现实的管理威慑力，这样只能靠软教育的司法行政机关不能够真正发挥社区矫正的效果。在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或矫正效果不理想后，容易互相推诿，不能明确分清责任权限。

4、工作人员不够专业

现在从事矫正工作的人员大多是从司法机关、社区、监狱和劳教所等机构中调来的，还有一些是从社会上招募来的人，他们大多不具有专业水准，没有受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高水平的专业社工人员由于各种现实原因不太愿意投身于矫正工作，大部分专职人员的流失较为严重。我国志愿者的数量较少，公众参与率低，矫正机构里能够熟知青少年的特点的人员较少，这些都使矫正工作无法快速健康发展。

5、矫正的项目和方法不够恰当

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仍在探索中的我国，只有少数地区设有区别于成年人矫正的项目，大多数地区是让青少年与成年人一样进行公益劳动，定期进行思想汇报。这些项目对青少年没有针对性，犯罪青少年需要的是能适应其身心发展状况的全方面的矫正项目，改正现有问题，挖掘内在潜力。在大部分的矫正工作中，也很少采用社工“助人自助”、“平等”、“保密”等价值观念指导实践。没有一个好的理念和方式的指导，实践中容易产生很多问题，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三、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完善及社工介入

（一）健全青少年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在境外，为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定的法律都比较完善，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如日本的《缓刑执行保护观察法》、美国的《少年犯罪与防治法》等。在我国，完善社区矫正体系着重有两点。首先，对现有的法律要进行修改，统一执法和工作主体，把执法权交由司法行政部门，使司法行政部门有一定的权威性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严肃执行矫正工作，加大工作效率，消除衔接中的误差。其次，只依靠目前的规定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全面的社区矫正制度的，《社区矫正法》有待被建立。只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使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每一步更细致，减少漏洞。在法案中，要为青少年设立专门的章节，为未成年人的矫正制度提供明确的法律支持。对待未成年罪犯需要采取特殊的矫正制度和方法，为未成年人制定特别的消灭前科制度。

（二）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机构

社区矫正发展较完善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矫正部门，除了执行机构还有管理机构，并且有专门处理青少年矫正的部门，如美国有少年法院，英国则有青少年法庭和犯罪工作队。然而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社工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够普遍。社区矫正现行政策是由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配合一起完成的，一些地区再引入社区的协作。但对于这些机构部门来说，社区矫正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只是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大部分的资源和精力还是用于机构的本职工作。所以，应该在社会工作机构中专门设一个社区矫正部门，由司法部门牵头，具体行动由社工机构中的矫正部门来执行，这样既可以使矫正具有权威性，又可以受矫正人员得到专业的服务。

（三）加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工作不同于一般性的普通工作，具有高度的专业性，需要执行人员有素养，受过培训和高等教育。对青少年罪犯，需要矫正工作人员对他们的特性充分的认知。社区矫正发展较完善的国家，在这方面有着严格要求和专业原则，如香港规定执行者必须有社会工作大学学位的才可有上岗资格；美国对矫正工作人员的录用早在1970年就有着较高的标准，对于缓刑官就规定需要硕士学历。我国应在司法部门人员的配合下，以社工机构的专业工作人员为主导对犯罪人员进行矫正。对矫正人员的招募，需要有严格的要求，如需有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或有2、3年社会工作经验。政府需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社工的发展，如提高社工者的待遇及社工地位，使社工在新兴行业中崛起。在社工机构中需安排有专门的青少年社工来针对青少年进行矫正，与成年人区别开来。

（四）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项目和方法

首先，应该将目前在进行的项目执行到位。一些地区在执行矫正项目时只是在走流程、完成任务，受矫正人员定期交一份流于表面的思想汇报，定期与司法部门负责人进行交流，交流内容大都差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汇报好的方面。真正实质性的内容是很难通过这种常规交流得到。矫正工作者应该充分了解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犯罪原因、个好等，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方法定期对青少年进行家访，针对青少年的特点与其沟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采用心理治疗的方法使他们病态心理恢复健康。现有的定期思想汇报也不应该是强制性的书面报告，可以让青少年在受矫正一阶段过后对自己做一个不拘形式的总结。

其次，应该增设一些为青少年特别订制的创新矫正项目，并且在各个项目的实施中，应该穿社工最常用的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对于一些犯罪情节很轻不对社会造成威胁的问题青少年，可以让他们在社区进行劳动服务，这样既有利于社区的稳定发展又有利于青少年的改造进步。对于有严重犯罪情节的青少年，可以创建一种远离青少年自身生活的军事化的矫正训练基地，以保密的方式让犯罪青少年进入并接受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训练。矫正训练营，是为了向犯罪人灌输纪律和责任观念而建立的一种实行军事化管理和训练的矫正机构。2这种新型的方式在美国已经开始运用，可以让犯罪青少年在训练的过程中重新找回自我，摆脱不良习惯。

篇4

对于民众来说，社区矫正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是一个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舶来概念。社区矫正是20世纪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组织予以肯定与倡导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矫正罪犯的制度与方法。主要做法就是倾注全社会力量，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即所谓不需要监禁(指罪行比较稍微、不致危害社会)或不再需要继续监禁(在狱中表现较好、已够保释条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它所采用的是开放型的、更注重改造效果的改造方式。这一改造方式，较之传统刑罚执行模式，具有较大的社会优越性，社会价值明显。

（一）以人为本价值取向明显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价值目标，也是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以人为本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基本要求就是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人来看待。罪犯也是人，也有其人格的尊严，也追求其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对于犯罪人的关怀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法制国家一项义务性的社会任务，是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

1、社区矫正体现了一种宽容精神。宽容是刑罚人道化的重要标志，房龙认为，无论是人类思想史，还是刑罚史，都是为宽容而斗争的历史。[1]对实施了行为的罪犯，国家和社会并不抛弃他们，而是给予他们重返社会的希望和机会，并且为罪犯的矫正营造宽容的社会氛围，使矫正对象在宽容中感受人性关爱。而和谐的社会关系正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上。

2、社区矫正体现了人性关爱的理念。罪犯尽管危害了社会，被判罪服刑，但他也有与正常人一样的需求和情感，社区矫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罪犯的需求和情感。一是社区矫正满足了罪犯渴望自由的需求。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其他方面的权利存在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是市场交换的基础，个人自由具有空前的价值。这一点对罪犯也适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环境中对罪犯进行监管和矫治，罪犯并不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监禁矫正相比，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二是社区矫正满足了罪犯的情感寄托。罪犯假如被判刑入狱，就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导致家庭生活残缺，婚姻关系名存实亡。而社区矫正使罪犯保持健全的家庭生活和稳定的婚姻关系，从而使其情感需求得到了满足，促使罪犯更加珍惜家庭的温馨，承担起自己对家庭应负的责任。这反过来有利于维护罪犯的婚姻和家庭稳定，减少家庭矛盾，并能在生活上兼顾到家庭，提高他们对家庭的亲和力，促使犯罪人安心服刑，从而加速罪犯的自我改造。

3、社区矫正以罪犯的复归社会为终极目标。我国学者指出，行刑人道主义的最高层次是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发展，实现其作为人的价值。[2]以人格矫正为前提、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社区矫正制度，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一是社区矫正的实施可以让罪犯继续保持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塑造罪犯的“公民人格”。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犯罪人的家庭和社会资源，是帮助犯罪人改过自新的重要支持系统，是任何其它力量都不能取代的改造力量。二是社区矫正可以避免监禁矫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监狱化”人格的出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Sykes指出监禁刑会给受刑人带来五大痛苦：自由之剥夺、物质与接受服务之剥夺、异性关系之剥夺、自主性之丧失和安全感之剥夺。[3]这些痛苦对服刑犯的人格和自我价值感构成巨大的威胁，极易造成自律力萎缩、意志力丧失等“监狱化”人格现象。过度地使用惩罚手段，还可能会使犯罪人放弃改过迁善的机会。因此，罪犯的监狱化是同罪犯的再社会化相抵触与背弃的过程，对罪犯人格的塑造和重返社会目标的实现起着阻滞作用。而在社区矫正的罪犯不会受到监狱环境的感染，健全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就业，正常的休闲活动，加上适度的社会监督，可以较好地矫正罪犯的人格，从而使罪犯顺利地融入社会，实现再社会化的目标。

（二）效益价值突出

一是有利于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财政资源。开展社区矫正，既有利于监狱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矫正那些只有在监禁条件下才能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那些不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社区中实施社会化教育，还可以防止严重犯罪分子与其他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提高对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行刑资源，减少行刑的成本。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资源并不宽裕，用钱地方甚多，不应忽视行刑的经济性，即在行刑中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会效益，使刑罚执行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监禁刑的行刑成本要比非监禁刑的行刑成本高得多。根据2000年的一项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监狱共超押罪犯24万人，而关押改造一个罪犯的年费用也已达到7266元，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销。[4]目前，监狱拥挤问题非常严重，给监狱的治理、犯人的教育等都带来巨大的困难，致使有限的监狱经费入不敷出，包袱越背越重，远远不能满足监狱建设和发展的正常需要，迫使监狱偏离自身的性质而过度地追求创收。这种现状既造成国家财政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也降低了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无疑，社区矫正将是有效缓解监狱压力的重要途径，是解决监狱人满为患问题的最有效办法。

二是有利于解决服刑人员的经济困难。一般来说，监狱往往只注重安全和秩序，服刑人员在狱中学到的在社会上生存所需的劳动技能非常有限，而且在刑罚强制的条件下，服刑人员被迫接受教育的效果通常是十分消极的。他们长期在高墙内生活，与外部世界相隔离，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独立动手能力乃至谋生能力较差，这对其本人日后的生活和整个家庭都可能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由于实行社区矫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其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有利于他们早日融入社会。假如改造好了，则可以达到人性的复归，学到有用的知识，培养劳动技能，打好生活基础。通过社区矫正，可以使其在社会上从事正当的职业并获得报酬，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并且能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解决家庭生活上的困难，增强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正处于试点摸索阶段，从各地试点情况看，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人们对社区矫正熟悉上的偏差、相关法律滞后等因素，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一）民众对社区矫正难于认同

在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罪犯”就意味着“坐牢”(监禁)，认为只有把犯罪人关在监狱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担心把犯罪人放在社会上不保险，轻易造成治理失控或者犯罪人会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认为犯罪分子被判刑后却仍然留在社会上就等于没有受到刑罚处罚，或最起码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且深根蒂固，所以，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一些群众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惧怕，尽量避免与服刑人员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二）适用的对象过少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执行监禁刑罚为主，非监禁刑罚为辅，对于非监禁刑罚的适用还处于非常薄弱的阶段。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情况包括三种刑罚和两种刑罚执行措施。三种刑罚指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两种刑罚执行措施指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然而在实践中，对于管制刑的适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等的适用对象和条件上规定得又过于抽象和苛刻，导致实践中难以执行，适用的比率非常低。据统计，2000年全国各级法院被判处刑罚的罪犯总数为646431人，其中被判处管制的为7822人，占1.21%，判处缓刑的占15.85%。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予以假释的适用率仅为1.63%，在2001年监外执行的罪犯占在押犯总数的比率仅为1.83%。[5]实践中，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非常少，这就使社区矫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促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探索行刑方式多样化等一系列目标，都将难于达到。

（三）现行的法律规定滞后

在现行法律规定中，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完善修改。如有关缓刑、假释的法律规定过于严格。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可见法律对缓刑适用规定上，没有对缓刑的适用主体和行为条件予以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时，没有确切的参考依据，从而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缓刑的刑罚。另外，缓刑适用对象的范围为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缓刑的适用量，反映了刑罚执行制度上倾向于监禁刑罚，尽量减少适用非监禁刑罚的刑罚思想。立法及司法机关对于假释的适用也同样采用慎重的态度。如对于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将无法通过假释这一法律途径尽早回归社会。此外，在适用假释时，“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作为实质性条件，其实为软性条件，缺乏考察、评定和检验的标准，造成实践中不易操作。从而在决定假释时，出于保障社会安全与稳定，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考虑，假释决定机关将会采取尽量不适用假释的做法，这样就不用承担失察等责任。

（四）社区矫正工作仅流于监控，矫正、教育及执行刑罚的严厉性不足

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

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

而且，社区矫正的本质是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这种刑罚执行的性质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存在着随意性，偏离了法律的轨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矫正部门在执行中存在束手束脚的现象。二是在矫正工作的对外宣传中强调其人性化的一面较多，强调刑罚执行的严厉性的一面较少，使不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受众产生了片面的误解。三是矫正工作开展前，缓刑、假释罪犯在由公安机关监督执行时确实比较松散，在重新规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不理解和阻碍。四是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本身具有抗拒改造的心理因素。多种原因造成了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权威性不足的问题，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了不良影响，也成为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五）社区矫正组织不健全，社区矫正层面单一，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矫正网络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对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在其刑罚执行时均由公安机关代为治理。但是，由于公安机关本身肩负着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侦查等重大任务，在警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对社区矫正人员予以监管改造，就显得力不从心。实践中公安机关仅做到对文件和档案材料上的把关和落实，对于社区矫正的教育转化、心理矫正、监督治理等重要工作内容就处于落空状态。而且，目前在试点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在吸纳社会志愿者、组建专业心理矫治队伍、社区力量帮教方面尚处于构思起步阶段。这样在工作中就极易因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机构和配套的社区矫正体制而出现互相推诿和责任不到位的情况。此外，社区矫正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专业矫正人员少，也直接影响了社区矫正制度作用的发挥。

三、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一）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涉及到把什么样的罪犯放到社区中执行刑罚的问题。从有利于社会稳定，增添社会和谐因素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及范围至少应包括四类:一是未成年犯。对于犯罪的、必须处以刑罚的未成年人，应该优先考虑使用社区矫正刑，尤其是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轻罪犯。对于罪行较轻的、社会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可以使用社区矫正刑。具体范围可以考虑将原《刑法》所规定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增加使用社区矫正刑的刑罚方式。三是过失犯。过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实施的，其主观恶性程度一般不会太大，将他们放在社会上服刑改造，一般不会再危害社会。使用社区矫正刑这一刑罚方式，更有利于他们的改过自新。四是老、弱、病、残、孕犯。各国刑法一般都认为，刑事责任因其责任能力的减弱而有所减轻，应当或者可以从宽处罚;同时还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决非报复，而非凡预防重于一般预防，裁量刑罚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适当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作为犯罪者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较小，因而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细化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假释适用的实质性条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该规定过于原则，弹性过大，未提供具体的评判标准，不利于缓刑、假释的准确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官和监狱在缓刑和假释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立场，从而影响了缓刑、假释的适用率。为此，应对“悔罪表现”进一步细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罪行，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减少犯罪造成的损失，积极退赃，积极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等，都可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或者将假释的实质性条件修改为：在服刑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学习和劳动、一贯表现良好的，或者年老体弱、丧失作案能力的等等，从而为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实质要件。另外，从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会化桥梁这一目标出发，我国刑事立法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执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虑适用法定假释，即对于在监狱执行了大部分时间的刑罚以后，由法律规定予以附重要任务的释放。

为了保证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还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罪犯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即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家庭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以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从而通过这种猜测评估来确定是否能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和假释。缓刑、假释等社区刑罚的适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猜测水平的限制，而提高猜测结果的准确性又有赖于建立科学的人格调查制度。当然，由于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在开放的社区执行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社会治安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同时，必须审慎进行，切不可盲目适用，以避免出现社区矫正的滥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

为了避免社区矫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现管制刑遭遇“灭顶”的风险，对社区矫正应该注重通过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去落实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如英国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从40小时到240小时不等的社区工作即“社区服务”，或者要求服刑人员在宵禁期间不得进入某一特定的场所，或要求其在晚间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6]。我国的社区矫正也可以考虑增加对服刑人员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规定，如在一定条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场所或与特定人员来往，以减少犯罪诱发因素。同时可增设一些义务性规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赔偿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参加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积极承担家庭抚养费用等等。这样，不仅使刑罚的力度加大，同时还可以强化社会正义感，赢得公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体的社区矫正网络

罪犯的矫正离不开社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须以社区力量为依托。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广泛吸纳社区人力、物力资源的立体社区矫正网络。社区矫正网络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主体，具体包括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狱治理局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一整套矫正执行机关，这些机构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第二级是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协助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矫正等方面的专业协助。他们不是矫正机关的组成部分，但通过协议的方式与矫正机关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第三级是具有社会责任感自愿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无偿服务的社区志愿者。只有组建起这三级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强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区矫正网络。要在第一级组织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二、三级组织的作用。要非凡注重培育村级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在监控服刑人员行动上的便利作用，为司法所将工作重心从监控转向教育和矫正提供条件。

通过组建矫正网络，实现地区资源共享，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矫正机关与专业机构、人员的合作关系，由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矫正机关按劳付酬，实现共生和双赢的局面。

（五）改进矫正方式，丰富教育手段

改进现阶段矫正手段单一、效果不显著的现状，做到四个结合。一是个别教育与分类集体教育相结合，既坚持针对服刑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开展个别教育，又针对同一犯罪类型服刑人员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育，如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学习、社会实践等，以节约资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专职教育与兼职教育相结合，矫正工作者作为执行主体，是专职矫正人员，对矫正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矫正方案，确定阶段矫正目标；兼职是指与矫正机关达成合作关系的专业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志愿者阶段性地参与矫正工作，在一些专业领域提供服务，在专业矫正队伍没有完全形成体系前，弥补其专业领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在坚持法规、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尽快建立起从接收到解矫前阶段全面的心理辅导和诊疗机制，包括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定期进行心理测试、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矫正，开展各种形式的辅助治疗等，尽快消除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矫正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归社会。四是课堂式教育与互动式教育相结合，在矫正工作者采取主动的谈话教育、课堂教育之外，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教育，使服刑人员参与进来，通过直观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组织管制、缓刑犯参观监狱、未成年人管教所，与监狱服刑人员座谈，使其感受法律的威严，加强服刑意识、规范意识。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他人的肯定和认同增强服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六）畅通渠道，加强协作

加强沟通协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矫正机关对罪犯实施矫正的判决或裁定参与意见。以假释为例，社区矫正组织通过调查罪犯服刑期间表现、走访罪犯家庭和社区、与罪犯面谈等方式，形成对该名罪犯是否适于社区矫正的意见，在监狱向法院提交假释建议书的同时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础上最终作出假释裁定。这样，矫正组织在矫正前就对罪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随着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矫正机关还可在对管制、缓刑类服刑人员判决前向法院提交参考意见。这样的优点是：作为法院和监狱，只能根据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作出判决或裁定，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罪犯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社区意见等进行调查走访，而矫正机关可利用基层矫正网络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结论，为法院正确地判决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保证适合的服刑人员进入社区，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二是在矫正过程中各司法所与监狱建立协作关系。如针对目前各区县普遍反映的剥权类服刑人员难以治理的问题，可在矫正责任人与罪犯原服刑监狱干警间建立直接联系，矫正工作者可从监狱干警处直接获取许多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对于重点服刑人员的治理可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此外，提高矫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养一个成熟的社区等都是开展社区矫正必不可少的条件。

（七）加强社区矫正的正面宣传，打消人民群众的顾虑对于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要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从思想观念上，消除人民群众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顾虑。在宣传时，可以向群众讲清楚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经过司法部门按照严格的标准予以筛选和鉴别，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区矫正组织的严密监控下执行刑罚的。假如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有违反社区矫正制度的行为，如危害小区居民的生活秩序、脱逃等情况，那么就要执行监禁矫正的刑罚措施。当然，在宣传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宜夸大宣传，要切合实际，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结束语

开展社区矫正，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的本质就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治理、修复，为犯罪人架起再社会化的桥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质量的好坏，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是否真正认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进而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熟悉社区矫正在矫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矫正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在中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1]刘保民，张庆斌，《监狱行刑人道化问题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4，（2）：49-54。

[2]陈士涵，《人格改造论》（下卷）北京：学林出版社，2001。

[3]周国强，《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评估》，载于《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4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