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纠纷合同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房产纠纷合同，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后,国家出台新的房地产贷款政策调控楼市。被告属于“三无人员”,不符合新出台的房地产贷款条件,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导致无法履行合同,原被告双方因此引发纠纷。原告诉被告违约要求没收全部订金三万元。

    二、争论焦点

    国家出台新的房地产贷款政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被告主张,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按照合同签订时的银行贷款条件被告可以获得银行贷款,但就在几日后国家出台新的房地产贷款政策,导致被告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以被告的经济能力无法履行合同,这种情况属于情势变更并非被告故意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主张合同中虽约定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但同时约定了买方如果不能获得银行按揭贷款则应在十日内付清余款,即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经预见到了买方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并就此作出了相应约定,因此国家出台新的房地产贷款政策不属于情势变更。

    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否已经解除。被告主张,双方已就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签订了解除协议,该房地产买卖合同已经解除,应按照解除协议的约定归还一半订金(即一万五千元)给被告。原告主张,解除协议已经作废,理由如下:一、解除协议附有生效条件,即以双方解决中介费问题为前提。因买卖双方都不愿支付中介费用,解除协议并未生效。二、解除协议已被中介撕毁,也说明它已经作废。被告反驳,合同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即生效,即证明双方达成合意,不因合同书的撕毁而无效。

    三、思考

    本案涉及的法律知识:情势变更、合同效力。

    1、情势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之一是签订合同时的不可预见性。在本案中,房地产买卖合同已明确约定买方不能获得银行贷款时须在十日内付清购房余款的义务,这表明签订合同时双方已预见到买方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所以此种情况在本案中不属于情势变更。

    2、解除协议签订后的效力和效力终止问题应从合同法理论去分析。合同签订后的效力分为生效、效力待定、无效三种,合同的效力终止则由合同法作出明确规定。“合同作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合同法根据没有这个术语,原告用“作废”这个词来形容合同的效力显然是非专业的,不能清楚表述原告的主张。同时,原告一方面主张合同附有生效条件,条件未成就时合同未生效,另一方面又主张“合同作废”,这两种主张自身又是相互矛盾的,既然合同未生效又何来“合同作废”一说。因此,主张未生效或者主张失效,两者只以选其一。

    由于旁听无法见到解除协议的内容,笔者无法判断解除协议是否果真如原告所言附有生效条件,此在仅作理论分析。如果解除协议已经生效,原告所主张的撕毁合同书说明“合同作废”显然是不成立的。

篇2

(一)二手房合同纠纷作为民事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诉讼的方式予以处理。

(二)如果二手房买卖的当事人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二手房合同纠纷，那么，就只能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来处理二手房买卖纠纷。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上诉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违约金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20xx]和民合初字第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xx年11月28日立案，由审判员白云良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高子丁、审判员王大鹏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投资公司委托人徐驰、王昱，被上诉人李世公司委托人栾严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投资公司诉李世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结算纠纷一案于20xx年11月12日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投资公司要求返还投资款743.1万元、迟延履行违约金及利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3月15日作出(20xx)沈民(2)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生效。关于李世公司的违约金责任，该裁判文书作出了如下论述：由于20xx年协议书明确约定，如李世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投资公司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投资公司支付违约金，因此李世公司应向投资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且当事人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李世公司虽提出最高法院有关于违约金标准的司法解释，应按司法解释标准给付违约金，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均是指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而依据的“计算标准”，而本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不属于没有约定违约金“标准”。

故李世公司以按司法解释确定违约金标准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当事人的前述违约金的约定属于迟延履行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的规定，李世公司承担违约金责任后仍须继续给付合同价款。由于双方约定的是分期付款，故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亦应分别计算，即其中247万元的违约金从20xx年5月21日起计算，另247万元从20xx 年6月21日起计算，其余249.1万元从20xx年7月21日计算。由于投资公司起诉所主张的违约金系计算到20xx年10月30日，诉讼中投资公司亦未增加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本院对发生在20xx年10月31日后的违约金不予处理，即根据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日期为20xx年10月30日。最后判决李世公司给付投资公司743.1万元的迟延履行违约金482700元。上述事实，有投资公司向法庭提供的(20xx)沈民(2)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副本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卷佐证，经开庭质证，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投资公司要求李世公司基于违反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给付迟延履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已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李世公司在该次诉讼中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理由虽未得到法院支持，但并不能据此证明投资公司可以依据该判决的认定增加违约金数额另行诉讼，投资公司在该诉讼中请求的违约金标准及期限、数额是在诉前预知诉讼风险前提下的选择，在法院支持其违约金计算标准后另行增加违约金数额进行诉讼，不符合相关法律对违约金性质、目的的规定，也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性原则，投资公司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10元由投资公司负担。

上诉人投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投资公司与被上诉人李世公司间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已由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该判决确认李世公司确系违约，在判令李世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同时，对违约金部分以双方合同约定的“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标准。由于投资公司是于20xx年10月末提起诉讼，所以对20xx年10月以后被上诉人是否仍继续违约等事实难以确定，因此在诉讼中仅主张了截止到20xx年10月30日的违约金，而对该日之后新产生的违约金在当时无法主张。

因此，沈阳中级法院判决：“由于投资公司起诉所主张的违约金系计算到20xx年10月30日，诉讼中投资公司亦未增加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本院对发生在20xx年10月30日后的违约金不予处理，即根据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日期为20xx年10月30日。”对上述判决显然可以看出，沈阳中级法院仅仅是因为投资公司对 20xx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违约金未在该诉中同时主张，因而未加以审理，这并不代表投资公司对20xx年10月31之后产生的违约金已经放弃，更不是沈阳中级法院对新产生的这部分违约金已经进行审理并予以驳回。正是由于投资公司对这部分新违约金“未告”，沈阳中级法院对新产生的违约金“未理”，所以投资公司完全有权通过另行诉讼对产生的新债务加以主张。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本案中，投资公司在沈阳中级法院诉讼中对20xx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在诉讼当时还难以确定的违约金未予主张，是当事人依法有选择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处分民事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与违背民事诉讼效益性原则的恶意“缠诉”、“拆诉”、“分诉”有本质上的区别。沈阳中级法院的判决中一再强调其判决确定的违约金截止到20xx年10月30日，对当事人当时未主张的后产生的违约金未进行审理，本身就体现了对当事人依法选择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的一种尊重，也是对当事人有权依法选择通过另行起诉或其他途径来主张后续违约金的一种肯定。投资公司对新产生的违约金(新债务)另行起诉，正是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合法行使。一审法院以效益性原则为由驳回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对投资公司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无理剥夺，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违约金是对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等违约行为的一种惩罚，其产生的事实依据是违约、产生的法律依据是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有效约定。本案中，双方约定如被上诉人未在约定期限内付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给付违约金。这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且该违约金计算标准已经为生效判决所肯定。如果被上诉人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上诉人全部款项，上诉人就有权按上述标准计收违约金。

因此，从20xx年10月31日至今，被上诉人李世公司仍然未向上诉人支付欠款，其违约行为一直继续，上诉人对新产生的这部分违约金作为该合同的新债务加以主张，既有事实依据，也符合合同的约定、更有法律依据，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违背法律对违约金性质和目的的规定”的问题，一审法院据此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明显错误。在本案中上诉人投资公司在起诉中所主张的20xx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违约金仍然是依据合同约定的上述违约金标准计算出来的，所以在被上诉人李世公司至今未还清欠款的情况下，其违约天数在增加，就必然会产生新的违约金。这当然不是对法院已经认定的计算标准的擅自增加;相反，恰恰是依据和执行了法院所认定的标准。因此，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在法院确定了违约金计算标准后，新增加违约金数额另行起诉”的问题。

因此，上诉人依据已经为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也为被上诉人所承认的继续违约的事实、依据双方合同明确约定的、已为法院生效判决所肯定的计算标准对由于被上诉人后续违约所新产生的违约金(新债务)依法起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从20xx年10月31日至实际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的违约金(至20xx年5月30日的违约金为780225元)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答辩称：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20xx年10月12日，辽宁华厦饭店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世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20xx年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将饭店土地使用权作价1716万元(占地面积2332平方米)和前期工程款2760万元(含甲方已付工程款1360万元，四建二公司执付工程款1400 万元)，总计4476万元作为同乙方合作联建辽宁华厦大酒店工程的投资。对乙方的合作投资，在工程结束后，以甲乙双方认可的审计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并明确双方的投资比例;二、对补办、续办工程手续发生的费用，均由乙方垫付资金。其中应由甲方负担的部分，从甲方的投资额中抵减;应由双方共同承担的部分，作为乙方的工程投资;三、对乙方已替甲方偿还的债务，经甲方与债权单位确认后，可以抵减甲方的投资额;四、本协议签字盖章后，即为生效，对以前就本工程与乙方在20xx年9月1日签署的《联合投资续建辽宁华厦大酒店协议书》、20xx年12月1日签署的《联合投资续建辽宁华厦大酒店补充协议》、20xx年12月28日签署的《协议书》等有关协议同时废除。

20xx年12月10日，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辽宁华厦饭店共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世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20xx年协议书)，约定：一、双方同意将甲方在辽宁华厦饭店主体工程的投资额认定为4476万元;二、由乙方替甲方垫付的甲方原工作人员工资款79万元，市四建二分公司工程款1400万元及甲方自建期间尚欠的工程款15.1万元，共计1630万元，由乙方承担支付，抵顶甲方投资;三、甲方原欠的电费13.8万元，水费 10.4万元，电费滞纳金50万元，共计74.2万元，由乙方负责支付，抵顶甲方的投资;四、在后期补办手续过程中发生的土地出让金、公房拆迁补偿金以及其它费用等，由甲方承担400万元的费用，并从甲方的投资额中冲减;五、综上，甲方尚余投资额计2371.8万元，由乙方偿还甲方，偿还方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由乙方用现在开发建设的富通花园的14#楼房产作价偿还，每平方米4300元，偿还面积为5516平方米，乙方协助甲方为购房者办理按揭贷款，并将银行贷款逐笔随时转入甲方帐户。乙方不负责在办理按揭贷款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

20xx年3月24日，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辽宁华厦饭店共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世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20xx年协议书)，约定：一、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对20xx年12月10日所签《协议书》中的第五条作如下修改：乙方偿还甲方尚余投资额计2371.8万元。共中一部分以位于和平区抚顺路66-13号富通花园小区的14#楼23套共3039平方米商品房，以每平方米4300元作价支付给甲方，该部分金额为 1306.77万元。乙方协助甲方为购房者办理按揭贷款，并将银行贷款逐笔随时转入甲方帐户。乙方不负责在办理按揭贷款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乙方保证甲方购房者于20xx年6月末前进住。剩余投资余额乙方以贷币资金743.1万元偿还甲方。

具体支付时间如下：20xx年5月20日前支付247万元; 20xx年6月20日前支付247万元;20xx年7月20日前支付249.1万元。如乙方未在以上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二、原协议其他条款继续有效;三、该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李世公司未按该《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投资公司于20xx年11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李世公司给付欠款743.1万元、利息12.5937万元及截止20xx年10月30日的违约金 50.5082万元。本院于20xx年3月作出[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判令李世公司给付投资公司743.1万元，截止20xx年 10月30日的迟延履行违约金482700元。该判决于20xx年3月18日送达于投资公司及李世公司，20xx年4月2日系双方上诉期届满前的最后一日，由于该日为星期六，次日为星期日，均为法定休息日，故上诉期应依法顺延至20xx年4月4日。20xx年4月5日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自20xx年 10月31日起截止20xx年4月4日止，李世公司尚欠投资公司743.1万元，应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579618元。

另查明：辽宁华厦饭店亦系独立的企业法人，与本案投资公司所诉争之权利有直接利害关系，但辽宁华厦饭店表示所有权利均由投资公司行使，其不再主张对李世公司的合同权利。

还查明：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于20xx年经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更名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事实，有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辽宁华厦饭店《关于不参加诉讼的说明》，当事人陈述等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认为：

1、关于投资公司在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是否有权再向李世公司主张20xx年10月31日后的违约金的问题。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已明确认定20xx年协议书的效力并依照该协议书作出裁判，具有既判力。该协议书明确约定，如李世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投资公司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投资公司支付违约金，因此李世公司应向投资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且当事人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且该违约金标准已被本院生效判决所确认。

由于当事人的前述违约金的约定属于迟延履行违约金，只要债务未清偿或迟延清偿，该迟延履行违约金就继续发生。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违约金系基于当时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计算截止到20xx年10月30日，因此，就本院生效判决未审理的在20xx年10月 31日后实际发生的迟延履行违约金，李世公司负有继续支付义务，原审判决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

2、关于上诉人投资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的终止日期。上诉人投资公司所主张的迟延履行违约金系基于与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而发生，其产生的基础为协议中约定的743.1万元债务，即自然债务。只要该自然债务未清偿或迟延清偿，即发生迟延履行违约金。但由于投资公司曾向本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给付743.1万元，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已判决李世公司向投资公司给付743.1万元，自本院 [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于20xx年4月5日生效后，投资公司与李世公司在协议中约定的自然债务业已转化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及强制执行力的强制给付之债。

在20xx年4月5日之后，李世公司如未给付743.1万元，则属于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而不是违反投资公司与李世公司签订的协议，其法律后果是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规定，由李世公司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存在再行依据原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条款继续计算违约金的问题。因此，上诉人投资公司要求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给付20xx年4月5日之后(含5日)的迟延履行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上诉人投资公司所主张的计算违约金所依据的债务金额。投资公司与李世公司系合同关系，李世公司的合同义务为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李世公司对付款负举证责任，但李世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20xx年4月5日之前向投资公司支付过款项，因此，本院确定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的基础债务金额仍为743.1万元。

4、需要说明的是，辽宁华厦饭店与本案投资公司所诉争之权利有直接利害关系，应作为本案一审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但辽宁华厦饭店明确表示与李世公司合同中所有权利均由投资公司行使，不再向李世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投资公司有权单独主张对李世公司的合同权利。

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xx]和民合初字第47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付上诉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743.1万元的迟延履行违约金579618元[自20xx年10月31日至20xx年4月4日，计算方式为：743.1万元×0.0005×156天]，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篇4

委托人洪新敏，海南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肇庆酒家大厦（以下简称肇庆酒家），住所地三亚市鹿岭路。

法定代表人曾维彬，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房地产管理局三亚房地产管理处（以下简称三亚房管处），住所地三亚市大东海海韵路。

法定代表人邢楚丰，处长。

上诉人宏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肇庆酒家、原审第三人三亚房管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亚民初字第8一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宏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宏友、委托人洪新敏，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曾维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

原判认定，宏发公司和海鲜城（肇庆酒家前身）与三亚房管处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合作建房合同书》、《补充协议》及宏发公司与海鲜城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建房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应有效。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付原告押金20万元。原告称其已付给被告投资款200万元，在被告提出合理反驳的情况下，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佐证其已履行了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约定，故对其主张已投资20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原、被告在履行开发合同及联合开发协议书过程中，曾达成口头协议，由双方各付给第三人房屋造价款135万元，并得到第三人的同意。据此，被告是否按约付完其应付的房屋款，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原告不能因此主张被告违反了双方所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约定。本案中，被告已依法平整出双方的合作用地，虽然其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平整出第三人的用地，但也不构成对原告的违约。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宏发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宏发公司称：上诉人支付200万元投资款是合同签订时已完成的投资款，包括已支付的投资款、搬迁原酒家、家具厂补偿款及其他工程前期费用。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条款中已确认，原判认定＂未能举出相应证据佐证其已履行了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约定＂错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投资500万的义务，导致了上诉人前期投资落空。原判认定双方约定各方各付第三人房屋造价款13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320万元；被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已履行了全部负责垫资该项目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的200万元是被上诉人当作利润确认的，上诉人并没投入，上诉人没有损失。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没有答辩。

经审理查明：1994年11月28日，宏发公司、肇庆酒家海鲜城（肇庆酒家大厦前身）作为乙方与甲方三亚房管处签订了《大东海（4465）座落合作建房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其位于三亚市大东海海鹿岭路＂六Ο＂高地（4465）座落6.5亩土地与乙方合作开发。合作期限50年。乙方负责在1996年3月31日前为甲方建造3600平方米的公寓，并补偿甲方65万元。剩余土地全部由乙方自行经营使用。合作期满后该土地上全部不动产归甲方所有。同日，宏发公司与肇庆酒家签订了《大东海（4465）座落建房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一号台块土地（75米×35米和二号台块土地（60米×25米）沿山坡上下方向划分为两等份，双方各使用一份。该项目的规划、设计、平整台阶土石方基础设施配套及给第三人建房的全部资金，由肇庆酒家负责垫资（500万元），工程结束后双方平摊，后由宏发公司按季退还垫资款。宏发公司负责工程前期投资200万元，该款已支付，应打入1995年的工程款结算。肇庆酒家在合同签订10日内付宏发公司押金20万元。上述合同签订后，肇庆酒家于1994年12月5日付给三亚房管处补偿款65万元。同年12月8日付宏发公司押金10万元。1995年间，肇庆酒家投资212万元对该项目土地进行了平整。并于1996年3月建成了肇庆酒家大厦开张营业。1996年1月，宏发公司和肇庆酒家作为乙方与甲方三亚房管处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不再由乙方建造公寓楼，改由乙方按每平方750元的造价，付甲方270万元造价款，由甲方自行建房。付款期限自1996年1月起，每月付款30万元，至付清止。逾期三个月不付清款项，甲方收回土地。补充协议签订后，肇庆酒家付三亚房管处建房款65.95万元，肇庆酒家以三亚房管所所欠就餐费130876元充抵造房款，二项合计83.0376万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的合同、补充协议、进账单、收据、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为证，并经庭审质证，本庭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宏发公司和肇庆酒家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合作建房合同书》、《补充协议》，宏发公司与肇庆酒家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建房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范，鉴于海南房地产开发的实际与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房屋开发已完成的现实情况，应认定上述合同有效。宏发公司前期投资200万元，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签订合同前的事实确认，应予认定。被上诉人辩称是当作利润理由不充分。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了给付给宏发公司押金10万元的证据，已经宏发公司质证，可以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口头约定各向第三人交建房款135万元的事实，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及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条款不符，被上诉人在诉讼中亦无提出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原判的这一认定错误，本庭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先投资500万元的合同义务，致使上诉人的开发不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被上诉人应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原审适用程序法的规定作出实体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三亚民初字第8一2号民事判决；

二、宏发公司与肇庆酒家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建房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有效，予以解除；

三、宏发公司、肇庆酒家与三亚房管处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合作建房合同书》、《补充协议》有效，应继续履行。宏发公司和肇庆酒家的共同权利义务由肇庆酒家继受；

篇5

针对婚姻中的法定夫妻，国家在法律上界定了夫妻婚后所有财产的共有权，这体现了双方在婚姻生活中具有等值贡献，理应对财产进行公平、平等的分配。但由于实际财产在关系上的复杂性，其财产在离婚事件中的分割涉及了各自切身的利益。根据《婚姻法》的新修订，财产分配在离婚时应该遵循均等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照顾双方子女的利益，对离婚损害实施赔偿、以及经济补助等重要原则。但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受到限制，不能切实落实好公平分配的原则。尤其是在传统思想的束缚下，夫妻结婚的房子需要由男方进行采买，其房产属于不易消耗的固定财产。女方在离婚时理应对财产的分割给予一定经济补偿，方能突显财产分配的合理性，其真正的财产纠纷在房产上纠纷比较严重，这是以上原因导致。因此，婚姻法论文应对财产的分配进行明确的分配界定。 

二、现今离婚事件中房产纠纷表现显著 

面对经济因素的影响，其购房已经成为夫妻结婚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可见房产在婚姻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而在后期离婚中其房产成为最瞩目的纠纷事件，其双方最显著的纠纷就是房产。例如：婚后由男方家长投资购买的房屋，而后将房产过户至夫妻双方的共有名下，随后在落实离婚诉讼程序中，女方要求对房产进行平等分割。根据《婚姻法》的第十七条条例规定，法定夫妻若在存有婚姻关系中继承财产是归双方具有共同拥有权。因此，在办理离婚程序当中，应对房产进行合理、平等的分割。针对该离婚案件进行浅析，男方父母在婚后投钱购房并过户至夫妻双方名下，实属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一定的房产赠与行为。因此夫妻二人在离婚程序中有权平等分割房产。根据当前夫妻结婚形势，基本由父母购买房屋。在房产权方面普遍存在忽视赠与行为的现状，在离婚中涉及了较多纠纷。从道德角度思考，对父母财产权益构成了法律威胁，从侧面也展现了房产分割的不合理性、不平等性，不利于维持社会群众生活的稳定性。 

三、研究亲属法的财产基本问题 

（一）对亲属法中财产缺少本质、规律研究 

现有的亲属法研究成果一直停留在微观的角度、层面，而对其本质、规律没有进行宏观性研究。这样的研究导向必然会导致婚姻法的立法界定不够清晰、明确，应该运用婚姻法学的研究会进行高层次的研究，它在学术界中所发表的文章并没有从本质上研究亲属法在内容上涉及的基本原理。直至2010年在学术界发表的相关性文章并没有超过10篇，这样的研究数据表明亲属法涉及的财产基本问题没有收到研究协会的高度重视。 

（二）对亲属法中法律问题缺少内在关联性研究 

在现今的亲属法研究方法中，没有与相关部门的法学进行关联性研究，导致其法律问题在研究方面缺少内在关联性，致使司法在解释有关婚姻法法律问题时，急切想通过有效手段解决婚姻生活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因此，应该通过《物权法》等对其实施关联性解决法律问题的方式。这也体现了物权法在婚姻法中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关联性，因而解决婚姻纠纷问题应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运用法律法规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以此明确现行婚姻法在立法中的范围及界定。 

四、基于民法视角分析婚姻法相关纠纷问题 

婚姻法根据法律效应对法律制度进行了详细、具体、明确的划分，法律效应的差异性需要借助人类进行准确性划分。因此，它在法律关系方面、法律制度方面的构建又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与联动性。部分学者对《债法》、《物权法》划分进行批判，它分割了婚姻经济、伸过的完整性。例如：《合同法》从第一百三十五条条例之后，对动产的交易行为、滋生的义务进行相关性界定，其动产在交付方面应履行的义务需借助《物权法》进行规范性界定。虽然没有构建专门法律进行专一性界定，但在解决、处理婚姻纠纷问题中，法官可以根据有观法律作为判决的重要依据，其《债法》、《物权法》在解决该问题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综合所有法律去解决婚姻事件的纠纷问题，更能彰显法律约束的全面性、谨慎性。 

基于夫妻在婚姻生活关系中的复杂性，在法律中也涉及了重大的纠纷，尤其是对不动资产的纠纷。在面对离婚事件过程中，其财产纠纷必然会引起民众的重视，仅靠《婚姻法》去解决婚姻纠纷问题会在法律上暴露出不具全面性的问题。因而，需要结合其它相关法律对其实施解决策略。若夫妻在法律中的关系不涉及离婚、房产纠纷的双向问题解决条例，会导致婚姻法失去保护权益的法律效应。但在实践上，中国的单项法律虽然不具完整性，但其法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在解决民事纠纷问题时，能够突显法律的叠加效应，进而运用综合法律的全面性去解决现今离婚、房产纠纷的双向问题。因此，在涉及离婚、房产纠纷的问题中，其财产分割应选用《债法》、《物权法》进行支配性处理。

如果该项纠纷问题用较为单一的《婚姻法》去处理，不仅是法律条例失去合理性，还会却是一定的法学秩序，譬如：运用综合法益、法价值构成的法律秩序会缺失合理性，因此，法益在人格方面具有较高的法律阶面，尤其是财产涉及的利益问题。在许多离婚事件中，会牵扯至人格平等权在法律面前的冲突，体现了权利、权益牵涉的歧异性，难以作出抽象性的区分及比较。其《婚姻法》在相关立法中，没有明确界定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判断，而只能结合实际事件去权衡当事人的婚姻利益关系。 

五、解决与处理相关房产纠纷的有关保障 

（一）利用借贷关系 

为了使夫妻双方在离婚事件中得到有效、合理的权益保护，基本采用和谐的方式完结相关纠纷问题。因此，房产纠纷应该利用借贷关系作为保障。对父母、夫妻间构成一种借贷关系，父母在投资房产过程中，应有夫妻双方出凭借贷字据。在构成借贷关系之后，当在离婚程序中女婿、儿媳分得平等的房产产权，父母可凭借贷字据在法律中进行诉讼，向他们追回投资房产的部分财产。因此，运用借贷关系会在未来离婚程序中构成一种全新诉讼方式，保障父母的房产资金，但其房产产生增值利润部分与父母无关，也无权作出申诉行为。 

（二）明确房产的赠与对象 

为了在房产纠纷中维护自身的法律权益，投资购买房产者应该进一步明确日后房产的赠与对象。根据国家对《婚姻法》规定，其中第十八条指明：遗嘱书、赠与合同如果明确阐明了归于夫方、妻方都属于夫妻单方的私有财产。其司法对其解释为，夫妻在婚后有父母投资所购买的房产并将其落户在自己子女的名下者，根据社会道德的解析，由于父母指定了房产赠与的单独对象，不属于夫妻婚后的共同不动资产。因此，该策略的实施又是在保障父母、夫妻单方的婚后权益，体现了财产在法律中的公平性。 

（三）结婚时进行协商、约定 

夫妻各方在达成结婚共识时，应该事先对资产进行协商、约定，以免在日后生活中涉及纠纷，尤其是对房产的纠纷。对财产进行约定去解决未来纠纷问题，应该依据双方结婚时的约定，有利于解决房产产权的纠纷现阶段问题。特别是在和谐社会的构建道路上，其法治建设是核心部分。因此，一切纠纷问题都要依据法律进行判决，通过协商、约定去解决各种纠纷问题，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具合理性的权益保障，有利于维护婚姻在社会中和谐、稳定发展下去。 

六、对婚前的按揭房产归属进行界定探讨 

在现今多数离婚事件中还涉及了还钱的按揭房产归属的纠纷，实际上是夫妻单方在婚前进行的个人首付行为而展开的按揭付款购房交易，并将其登记在私人财产的名下，但婚后由双方共同实现还款活动，其对最终归属进行界定探讨如下： 

（一）夫妻双方财产在制度上发生的变化 

原有的婚姻财产在制度上为基本的共同财产所有制到结婚后的共同所得制，但是截止2001年国家对婚姻财产的相关制度作出了调整，重新归类了个人财产、共同财产的归属问题，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在法律效应上优先其法定制度下的财产归属权。该制度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婚姻关系、现实生活而制定的，有利于夫妻双方经营婚姻的和谐关系。但近些年的婚姻关系，受经济影响发生了转变，在财产方面表现出独立的特征，对财产而作出的约定使夫妻在后期财产纠纷中削弱了法律指定财产归属权的职能，进而对其财产的支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与法律性。此外，在新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相关制度的界定进行了部分修改，在共同财产方面进行了完善与改进，使其制度更具合理性、紧密性、公平性，有力保护了婚姻关系中弱势一方，但其保护的财产范围变小了，旨意在强调夫妻不是同体的原则，设立了约定财产的合法制度、个人财产的合法制度。而通过书面形式完成约定财产事项，足以体现夫妻双方的自愿性、自治性，这对双方的财产进行了约束。其中夫妻单方的债务信息若被泄露，并且告知第三人对财产实施的约定，应由该方偿还对外债务。该制度的建立在法律中提升了相应的地位，在财产规定方面得到完善；此外，运用个人财产的合法制度对夫妻的个人财产实施法律性保护。其财产的法定制度、夫妻特有制度、夫妻约定与协商制度等在形式上完善了夫妻在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制度及关系，从而形成具有完整性的体系。在财产判决方面，法律完全优先依照夫妻约定制度，对其财产进行依法处理与判决。而在夫妻财产的法定制度中，需要明确特有财产、共有财产，根据实际情况及法律进行判决。 

（二）夫妻涉及婚前的按揭房产纠纷归属问题 

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条文一中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单方具有的财产不会受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发生改变，这不包括已经约定的财产部分。例如：夫妻单方在结婚前所签订的房产合同，以及各银行之间签署的按揭还款合同，该房产在产权上归夫妻单方所有，属于个人财产部分。如果经过夫妻双方进行有效性约定，可将其划分为共有财产的行列中，否则依旧属于夫妻单方的私有财产，但其在离婚纠纷中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这主要体现在婚后按揭还款上。婚后所履行的按揭还款行为，实际上是属于花费了夫妻双方的公共财产。 

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条文三中第十条规定，将该房产问题进行细化、具体化。针对以上按揭房产实施离婚程序后的房产分配问题，此不动财产理应由夫妻双方进行协议形式处理。根据法律条款夫妻双方没有达成约定，就不能构成公有财产，因此法院会将其房产判决给夫妻单方。其未经偿还的部分款项为个人债务，而在婚后经双方共同偿还的款项属于公共财产部分、以及归属增值部分，在办理离婚程序时法院应该根据并借鉴《婚姻法》中的39条条例第一条款项中所规定的法律原则，其产权登记为夫妻单方并对夫妻另一方实施补偿。离婚程序在处理房产纠纷事件时，当在夫妻没有对财产分配进行法律约定的情形下，法院会默认为该房产的产权归夫妻登记一方所有，这有效保护了夫妻单方在结婚前个人财产权的利益，也间接损害了夫妻另一方在结婚后的相关财产权益。 

自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第三条例在婚姻生活中实践以来，其在学术界内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并将争议的重点以及焦点都放在了婚后财产纠纷中的分割、补偿等方面上。其中第十条条例在婚姻法中规定：如果是离婚的非财产所有者，夫妻单方就会在此房产纠纷中净身出户，在实际婚姻生活当中，具有非产权的夫妻单方基本上是弱势方，但在婚姻生活中却付出了较大的努力，而在办理离婚程序时，如果贸然从事上诉的判决就会突显法律的不公平性。如果单纯是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后共同偿还按揭房产的房款、以及对应在财产对应增值部分进行补偿，会严重削弱了夫妻非产权当方在经营婚姻方面、夫妻关系方面、所得财产方面的积极态度。其中婚姻关系体现为身份关系以及财产关系，身份关系作为财产关系的基础保障，而其财产关系主要是由身份关系演变而来，所以身份关系直接影响着婚姻当中的财产关系，单纯使用《物权法》解决婚姻关系中夫妻的房产产权纠纷，就会将夫妻共有财产赋予市场经济性，遮蔽了夫妻身份的复杂性、特殊性。因此，要想处理好夫妻财产产权关系不能只参照基础财产法，应该理清财产纠纷涉及的《婚姻法》在内在关系上的逻辑性与关联性。然而在国外处理婚姻纠纷时，房产产权归夫妻单方所有。但法院会根据夫妻另一方在婚姻期间对房产产权作出的贡献进行依法判决，并赋予其房产权益。因此，我国在立法上应该承认女方是非产权者对婚姻生活的过程，并用法律的界定去对该夫妻单方进行财产补偿。

（三）对房产增值财产部分纠纷的处理 

根据国家《婚姻法》的司法相关解释，投资的房产在获取收益、增值之后，在法律上实属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而彰显法律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其在争议上将焦点锁定在房产的资金方面。其资金的获取在房产增值合法范围之内，是夫妻双方共同维护房产所获取的收益，间接体现了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在这部分设计了夫妻双投入的问题，将租金的收益定义为个人财产、共有财产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按揭房产涉及的增值问题，应综合夫妻单方为还房款作出的贡献程度，进而对其进行合理性财产补偿。如果将该房产硬性定义为个人财产、共有财产，不仅破坏了夫妻财产权益，还制约了对婚姻关系的维系。因此，房产产权的纠纷应该借鉴国外法律，其判决在法律上应该尊重夫妻协力的重要原则。 

七、总结 

房产问题自古以来是社会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对离婚纠纷的处理，房产的纠纷涉及了夫妻双方利益、社会和谐发展。由于我国部分区域法院存在一定的处理、解决问题，其在原则、方法上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因此，解决房产纠纷相关问题还应完善法律、法规，对房产归属判决形成可行性依据，为婚姻关系、房产产权等纠纷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以公平、公正的态度维护房产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 参 考 文 献 ] 

篇6

    一、凡以房产为标的买房、租赁、典当、建筑承包（包括勘察、设计、建筑等）、合建、、居间、使用、转让、确权等民事行为发生的纠纷，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将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二、因单位内部分配公房使用权而产生的纠纷，如果是单位职工对单位分房决定有意见的，不属法院受理范围，不能向法院起诉；如果是受配人（或其他原旧房内应一并迁出的同住亲属占住旧房）分得新房又无理占住旧房或非受配人以单位分配不合理为由而强占公房，被侵害人（包括单位和合法受配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单位分配给职工住房使用权并订有分房合同的，职工由于本人原因而离职、辞职，或被单位除名、开除的，单位根据合同要求收回公房使用权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四、单位之间因行政调拨等原因引起的房屋纠纷，不属法院受理范围，当事人应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因历史原因由行政划拨房屋使用权的，现房屋产权人要求收回房屋自用或要求明确租金的，可以向法院起诉，法院一般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篇7

一、双方当事人同意解除房地产转让合同，本院予以准许。

二、防疫站退还总工会已付的转让费37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一般基建贷款月息7.5‰计算，自总工会付款之日起至收款之日止。

三、长沙市卫生防疫站支付总工会赔偿金275万元。案件受理费51260元、财产保全费41770元全部由防疫站负担。以上应付款项，防疫站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付清，逾期不付，拍卖该站在长沙市火星开发区新站址的12.9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所得价款偿付总工会，多退少补。防疫站不服一审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1.双方签订的《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因没有按双方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尚未生效，法院不应保护。2.对方在履行协议中也有过错，不应由上诉人承担275万元赔偿金和已付的370万元转让费的利息，以及全部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3.上诉人新站址的房地产是经长沙市人民政府规划的，法院无权将其拍卖。总工会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生效；上诉人违约给被上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上诉人新站址的房地产，是用被上诉人支付的转让费建设的，应将其作价抵偿给被上诉人。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防疫站经上级批准，决定迁址新建，以适应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总工会为解决直属单位住宿、办公用房决定征用防疫站的旧站址建房，得到全国总工会的批准。双方就旧站址的房地产划拨转让进行了多次协商，在经长沙市政府及其土地管理局、城建局等有关部门办了手续后，于1991年6月22日签订《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防疫站将长沙市民主西街8号6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7259.9平方米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作价550万元划拨转让给总工会。协议生效后30天内，总工会付给防疫站转让费250万元，1992年5月31日前再付100万元。1993年2月底防疫站交付3栋住宅楼（3563平方米）后，总工会于同年3月10日前付给防疫站120万元；余下80万元待防疫站1994年3月底前将全部房地产交付总工会，经验收双方签字认可后半个月内，总工会一次付清。协议还约定两项违约赔偿条款，即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履行协议，也不得提出协议以外的要求，不论哪方违约，不划拨转让或不接受划拨转让上述房地产，均按转让费总价格的50％向对方交纳赔偿金。如果总工会逾期付款，每逾一日，按已付款数的3％向防疫站交纳赔偿金；如防疫站逾期交房，亦按对等条件向总工会交纳赔偿金。

协议签订后，总工会按约定于1991年7月21、22日分别付给防疫站150万元、100万元；1992年5月26日又付100万元；1993年1月8日应防疫站的请求，提前给付20万元，总共付给转让费370万元。按协议的约定，防疫站向总工会移交了房屋档案材料，总工会于1992年12月26日向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在协议履行期间，防疫站于1991年11月5日经长沙市政府批准，在长沙市火星开发区征地12.9亩作为新站址，并于1992年4月开始动工建设。同年10月至1993年2月，防疫站以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承包合同变更、资金严重缺短、工程难以继续、不能按期搬迁交房为由，先后6次致函总工会，要求增加转让费。总工会口头通知防疫站要严格执行协议，不同意增加转让费。防疫站未按约定在1993年2月底向总工会交付3栋住宅楼，总工会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防疫站全面履行合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在诉讼中，根据总工会的申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防疫站新站址房地产进行财产保全，即未经法院许可，防疫站不得擅自转让新站址的房地产。在一审庭审中，总工会以防疫站违约使合同继续履行成为不必要为由，要求终止合同，防疫站亦表示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并经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又在长沙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办理了房地产划拨转让手续，因此所签订《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防疫站主张的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即总工会未领取房屋产权证，协议尚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一日，按3％交纳赔偿金的违约条款，参照有关合同违约责任的法律规定，显属过高。因此，原审法院撤销了协议中的这一条款，确认其余部分继续有效，是正确的。协议订立后，总工会按约定向防疫站交付了转让费。防疫站不能以建筑材料涨价，建筑承包合同变更，资金严重短缺为借口，不按期向总工会交付3栋住宅楼。防疫站违反协议，给总工会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本案的处理有不当之处。

篇8

    1.房屋买卖争议,包括房产买卖合同、价格、优先购买权等;

    2.房屋所有权争议,包括所有权归属、份额、变更、析产、交换等;

    3.房屋使用权争议,包括租赁、租金、强占、返还、占有、交换、转租、转让、转倒等方面的争议;

    4.他项权利与相邻关系,包括通行、典当及与相邻房屋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5.房屋修缮的争议,包括房屋修缮的工程项目及安全检查的鉴定、各项工程费用的承担等。

    二、哪些房产纠纷不能仲裁?

    下列纠纷不能仲裁:

    1.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审理办结的房地产纠纷;

    2.涉及离婚、收养、监护、继承、析产、赠与的房地产纠纷;

    3.涉及落实政策问题的房地产纠纷;

    4.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公证后发生争议的房地产纠纷;

篇9

    1.房屋买卖争议,包括房产买卖合同、价格、优先购买权等;

    2.房屋所有权争议,包括所有权归属、份额、变更、析产、交换等;

    3.房屋使用权争议,包括租赁、租金、强占、返还、占有、交换、转租、转让、转倒等方面的争议;

    4.他项权利与相邻关系,包括通行、典当及与相邻房屋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5.房屋修缮的争议,包括房屋修缮的工程项目及安全检查的鉴定、各项工程费用的承担等。

    二、哪些房产纠纷不能仲裁?

    下列纠纷不能仲裁:

    1.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审理办结的房地产纠纷;

    2.涉及离婚、收养、监护、继承、析产、赠与的房地产纠纷;

    3.涉及落实政策问题的房地产纠纷;

    4.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公证后发生争议的房地产纠纷;

篇10

委托人：徐猛，北京市劳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京工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甘棠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冯长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蒋历，北京市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信实业银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因与被告北京市京工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京工公司）发生保证合同纠纷，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原告贷给北京金辉灯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50万美元，被告是这笔贷款的保证人，同意当金辉公司违约时，代金辉公司偿还全部应付款项。借款期限届满后，金辉公司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也未履行保证责任。现金辉公司已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资产、人员均不知去向，被告应依法承担保证责任。故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 50万美元及利息、罚息，并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辨称：1、金辉公司虽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应追加其为本案被告。 2、原告给金辉公司提供贷款并开立外汇账户，违反了外汇管理的法律法规，该贷款协议应属无效。 3、本案所诉贷款事实已被北京市公安局立案审查，故本案应中止审理。 4、本案的立案时间为 1996年 7月 8日，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审查立案的时间为 7天，故原告向法院起诉的最早时间应是 1996年 7月 1日。被告早于 1996年 5月 23日就致函原告，要求其主张诉讼权利。而原告于 1个月后才向法院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以下简称“有关保证的规定”）第 11条中关于“债权人在收到保证人的书面请求后 1个月内未行使诉讼请求权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被告依法不再承担保证责任。5、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是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6个月。原告超过了 6个月的保证期间以后才起诉，被告依法也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4年 11月 10日，原告中信银行与金辉公司、被告京工公司签订〔94〕银贷字第 305号贷款协议（以下简称“305协议”），约定：中信银行向金辉公司提供贷款 50万美元，用于购买原材料；本贷款采用浮动利率，年利率为每次提款日前两个银行工作日中国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六个月浮动美元贷款利率上浮 5％，以后每年 6月 20日与 12月 20日各调整一次；金辉公司应自第一次提款之日起，每年 6月 20日与 12月 20日用美元现汇向中信银行支付应付利息；本贷款自签约之日起至 1995年 11月 10日期满；金辉公司未能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还本付息，中信银行有权加收相当于原定利率 20％的罚息；京工公司作为担保方，同意当金辉公司违约时，在接到中信银行书面索偿通知 15天内，代金辉公司用现金或现汇偿还全部应付款项。

“305协议”签订后，原告中信银行按约履行了放贷义务。1995年 11月 10日借款期限届满，金辉公司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京工公司亦未履行保证义务。1996年 5月 13日，中信银行致函京工公司，要求京工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同年 5月23日，京工公司回函称：贵行致我司的函件收悉，我司的责任已解除，请贵行主张诉讼权利。

另查明，原告中信银行是于 1996年 6月 21日向法院起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中信银行与金辉公司、被告京工公司签订的“305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第三款规定：“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适用担保法和本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自 1995年 10月 1日起施行，京工公司的担保行为发生在“担保法”施行前，应当适用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有关保证的规定”）。

“有关保证的规定”第 7条规定：“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证人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应当首先请求被保证人清偿债务。强制执行被保证人的财产仍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由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也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305协议”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因此被告京工公司应当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这是法律赋予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的先诉抗辩权。“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同时规定了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的三种情形，其中之一是：“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有关保证的规定”中，对先诉抗辩权问题未作规定，故本案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参照适用“担保法”的这一规定。由于借款人金辉公司已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人员也不知去向，致使原告中信银行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故被告京工公司作为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这种情形下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中信银行有权直接请求京工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有关保证的规定”第 11条关于债权人在收到保证人的书面请求后 1个月内行使诉讼请求权的规定，应当以债权人诉至法院的时间为准。原告中信银行在收到被告京工公司 1996年 5月 23日的回函后，已于同年 6月 21日提起诉讼，故中信银行的起诉未超过时效。

被告京工公司辩称本案所涉贷款合同已由公安局立案，法院应中止审理。对此，京工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故不予采信。

“305协议”履行期限届满，金辉公司未按时还款，被告京工公司也未按约定履行保证义务，均属违约行为。原告中信银行起诉请求京工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50万美元及利息、罚息，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支持。

综上所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1、原告中信银行与金辉公司、被告京工公司于 1994年 11月 10日签订的〔94〕银贷字第 305号贷款协议有效。

2、被告京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中信银行借款本金 50万美元及利息（自 1994年 11月 10日起至1995年 11月 10日止，按中国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六个月浮动美元贷款利率上浮 5％计算）、罚息（自 1995年 11月 1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中国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六个月浮动美元贷款利率上浮 25％计算）。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京工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1、“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金辉公司的贷款于 1995年 11月 10日即到期，而中信银行在 1996年7月才起诉要求金辉公司还款并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中信银行的起诉已超过 6个月的保证期间。 2、一审认定中信银行是在 1996年 6月 21日起诉，没有任何证据。中信银行的起诉时间，确实超过了“有关保证的规定”第 11条规定的一个月期限。故保证期间已过，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对京工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中信银行答辩称：1、本案的借款及担保行为均发生在 1994年 11月，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对本案应适用“有关保证的规定”。2、“有关保证的规定”第 29条规定：“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的，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根据这一规定，京工公司认为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 6个月的保证期间，理由不能成立。 3、被上诉人于 1996年 6月 21日提起诉讼，有人民法院的收案登记证实。京工公司不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应当认定这一事实。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

“305协议”中对保证部分的约定原文是：“保证人同意当借款方违约时，在接到贷款方书面索函通知十五天内，代用现金或现汇偿还全部应付款项，包括逾期罚息及其它费用。如违反本条款规定的义务，则逾期一天，贷款方即对担保人收取相当于全部应付款项 0.1％的罚金，直至上述款项全部还清为止。”

1997年 1月 20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京工商处字（1997）439号《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北京金辉灯饰工程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金辉公司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企业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北洼村路 32号。2002年 5月 13日，北京市恩济庄派出所出具证明：“本派出所辖区内无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北洼村路 32号该地址。”金辉公司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方投资者是北京金宝精细化工新技术公司，投资额为人民币现金设备 60％；外方投资者是伟来实业有限公司（香港），投资额为设备美元现金 40％。 1998年 9月 18日，金辉公司的中方投资者北京金宝精细化工新技术公司被注销营业执照。除此以外，二审确认了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

上述事实，有“305协议”、借据、处罚决定书、金辉公司营业执照、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销证明、派出所证明、往来函件及庭审笔录证实。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305协议”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已经依约发放贷款，金辉公司应到期偿还贷款，上诉人京工公司应按照约定承担保证责任。“305协议”于 1994年 11月 10日签订，根据协议实施的借款和担保行为发生在“担保法”施行前，应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一审适用“有关保证的规定”处理本案纠纷，是正确的。

“305协议”中没有约定保证方式，对保证期限的起止时间也没有明确界定，属保证责任期限约定不明。“有关保证的规定”第 11条规定：“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是自其借款期满后的两年。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这两年，也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保证期间是除斥期间，它与诉讼时效不同，不发生中止、中断的问题。本案被保证人金辉公司的借款期满日是 1995年 11月 10日，因此上诉人京工公司承担一般保证责任的期间是从 1995年 11月 11日起至 1997年 11月 10日止的两年内。在此期间，只要作为债权人的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向作为保证人的京工公司主张权利，京工公司就应承担保证责任。事实证明，中信银行在 1996年 5月 13日向京工公司主张权利，并于 1996年 6月 21日以京工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由此可见，中信银行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两年的保证期间。“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六个月保证期间，对本案不适用。京工公司上诉称中信银行向其主张权利已超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间，与法律不符，不予支持，京工公司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本案的保证责任。

上诉人京工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依法享有先诉抗辩权。只要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一般保证的保证人都可以对债权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但是，先诉抗辩权在遇到法律规定的情形时，不得行使。本案中，被保证人金辉公司的住所不明、营业执照被吊销，其中方投资者的营业执照也被注销，外方投资者的情况不明。这种情况，使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向金辉公司请求清偿债务发生很大困难，符合“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因此，京工公司的先诉抗辩权不得行使。一审认定京工公司不再享有先诉抗辩权，判决其向中信银行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京工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 2002年 5月 20日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