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名师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基础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奠基工程，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才培养的生命线，而这根生命线的给养质量与生命力又取决于是否具有一大批中小学名师(以下简称“名师”)。因此，在教育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呼唤教育，教育呼唤名师，学生渴望名师。

一、新时期名师的主要内涵

“名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深化。传统意义上认为，名师是指在教育界影响广泛并拥有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杰出教师。通俗地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他们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希望名师具有与时俱进的素养，诸如成为教育理论的建设者、教育事业的探索者、教育实践的改革者和教师发展的引领者等。本文认为新时期名师有五种共性特质、五种个性特质及四个成长特点。

五种共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把握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教育本质的能力；二是以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基本内涵的丰富知识；三是对教育原理进行实践分析与应用的能力；四是把文化判断力与信息整合力相结合的教育能力；五是跨越“高原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种个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区域风貌(经济、文化、自然风景)与教育教学的结合能力；二是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个性化认知与亲和能力；三是对教材等教学资源的个性化分析与应用能力；四是掌控课堂教学的个性化组织与交流能力；五是用独特的人格气质感染并影响学生的能力。

四个成长特点主要有：一是时空性，即名师个体素养的成长具有时间的延续性，既是“现在时”，也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其影响范围具有空间的扩张性；二是竞争性，即在一定的时空领域，同一个层次和不同层次的名师是以一种竞争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竞争性，既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常态，也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动因；三是递进性，即不论是不同层级的名师，还是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在其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都是以递进的方式生长的；四是差异性，即在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方面，不仅同一层次的名师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同学科、同层次名师之间的个性风格也有明显差异，并使名师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不断完善的空间。

“名师”的素养是多元动态的，以上十种特质特别是个性特质不一定都具备，其发展状态和水平也不一定平衡。而且各种特质不是孤立割裂的，其发展层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二、新时期名师的重要品质

名师的品质众说纷纭，涵盖甚广。本文经过研究与实践认为，名师的主要品质有以下六种。

一是崇高的精神力量。他是基于对教育事业的社会历史价值的深刻感悟与认同，基于对教育事业的钟情挚爱，基于在教育事业中个人成长及价值创造的幸福追求，并从这些方面生成、建构的一种生存情怀与灵魂振奋。名师的精神力量主要包括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向“真”的力量、向‘“美”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名师所共有的人格特征，比教师职业道德更深地渗透、融通于教师的所有职业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之中。

二是精深的专业知识，包括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全面准确的教育知识、系统精深的专业知识。新时期名师尤其要具有组织化、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体系，对专业知识的学科架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能做到了然于胸、稔熟于口。广博而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名师的坚强支撑。

三是扎实的教学功底，包括教师必备的技能性因素(可称“硬功”，比如教学语言、操作技能等)和非技能性教学因素(可称“软功”，比如教育机智、课堂的调控能力等)。“软”“硬”之功是名师成长的核心依托和重要基石。新时期名师的闪光点尤其表现于“软功”，他是展现名师超群的教学艺术、创造性的教学能力、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的汇聚点。

四是精湛的研究水平。教学与研究是成就名师的“双翼”。“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浮。教学是研究不竭的源头活水，研究是教学富有生命与活力的有力保障。新时期名师要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才能把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科学地转换为科研任务，通过教育科学研究，实现对教育问题及其规律的开拓性认识和探索，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是较强的引领能力。新时期名师要善于挖掘潜力、磨砺自身，通过带教、带学、带研等方式来传播先进的教学理念，传授精良的教学经验，指导其他教师不断地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使自己真正成为教师群体发展的“辐射源”和引领者。

六是强烈的合作意识。名师在博采众长之中成长，应该不断地汲取同行、专家的教育教学智慧，是为“合”。同时，名师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的教育功能，还要重视多学科教育功能的整合，需要与其他学科同行协作，共同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全面发展。

三、新时期名师的成长途径

教师的成长途径是指以教师个人为能动主体，以不断强化主观进取心为目的，有意识设计的、促进自身素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学习与实践的路径、方向。笔者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初步总结出新时期名师成长的六条途径。

(一)专业规划——设计自我发展道路

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划，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各方面、各阶段及其步骤的设想与规划，是教师对自己专业成长进行研究、定位和推进的过程，是一种理性的向往和成功的期许。例如，重庆市巴蜀幼儿园以“制定适宜的专业成长计划”为突破口，帮助名师培养对象分析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不足，找准专业成长的定位，并用《名师成长手册》具体呈现专业成长计划，以“发展愿景与规划”“专业学习与发展”“教育设计与实践”“教育研究与总结”“自我总结与反思”等具体项目，规范教师的行动步骤，记录教师的成长足迹，调控名师培养对象的发展方向。此外，由于名师成长的专业规划往往凸显于一道道“关隘”的攻坚，特别是在创新学习、主题归纳、思想提炼、风格塑造等方面，因此还需要拟定并执行更为详尽的计划。

(二)专业学习——修炼深厚教育功底

新时期名师的专业学习主要包括“练功”、读书和“阅人”三种方式。

其一是“练功”，包括“四练”，即练心、练脑、练口、练笔。“练心”，就是不断锤炼对教育教学的情感体验，保持责任心与幸福感，克服随时会产生的倦怠之心；“练脑”，就是锤炼教育教学的创新型智慧，提升教育教学机智，使课堂交流更迅捷、更有针对性；“练口”，就是锤炼自己的教育教学语言，使语言风格多样化、蕴含丰富化；“练笔”，就是锤炼自己教育教学策划设计、反思总结、提炼归纳的动笔能力，让“动口”水平与“动笔”水平和谐发展。

其二是读书。阅读经典，与教育大家对话，是名师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例如，重庆市沙坪坝区育英小学为了提高教师研读名著的实践效益，提出并践行了“对话名师读出思想点、读懂文本找出设计点、量身订做找准参与点、课后比较引出反思点、厚积薄发提炼创新点，从而再造‘我的课堂”’的研读名著新要求，促使名师培养对象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其三是“阅人”，包括学习同行经验和学习专家思维。学习同行经验，指通过拜师、听课、研讨等形式，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汲取他人的教训，做到博采众长，扬长避短。学习专家思维，指学习和领悟专家的教育思想、研究方法、治学态度等。例如，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充分利用西南大学专家导师团队的力量，通过“聆听专家讲座，领悟专家思想；参与专家课题，学会反思研究；实践专家思维，现场诊断课堂”等措施，引领名师培养对象的教育思想向纵深发展。该校的名师培养对象陈维礼、张晓等就是在这样的“阅人”过程中，分别成长为重庆名师、特级教师的。古人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阅人”则更进一步：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三)教育实践——磨砺教育实践智慧

教育实践是名师生存与发展的沃土。名师教育观念的树立、教育精神的养成、教学方法的创立、教学风格的形成、教学个性的张扬、教学业绩的彰显等，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在与教师团队的协作中完成的。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构建了“三人六步”磨课法，即由同学科的三位名师培养对象担任主角，通过六个步骤：一研——深入钻研课标教材，设计教案；二议——分学科组集体评议教案的科学性、实效性；三试一由三人之一的主讲教师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上课；四评——学科组评先行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五比——由另两名教师分别再上课，在比较中进步；六献——在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主讲教师给全校或全组成员献汇报课。“三人六步”磨课法师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秉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智慧，立足课堂教学这一教育实践的主阵地，体现了“理念共生、智慧共享、协作共赢”的团队合作文化。

(四)教育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开展教育研究是名师强劲的“腿脚”。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教师的工作就其本身的逻辑、哲学基础和创造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可能不带有研究因素。小学名师的教育研究主要包括课题或问题研究、典型案例研究、自我叙事研究。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立足课堂教学，以学期为研究周期，开展微型课题研究，并通过优秀课题的评选、交流、推广，凝练名师培养对象的经验，促使其在研究中成长。近两年来该校名师培养对象在公开刊物上19篇，论文获国家级奖项38人次，硕果累累。该校的郭洪老师正是在这样的校本研究土壤中，一步步成长为重庆市特级教师的。实践表明，没有教育研究，名师必然半途“夭折”或者昙花一现。:

(五)总结反思——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

篇2

2取得成绩——赢得体育同行的认可

取得成绩：就是体育教师在立足教学岗位的基础上，积极参加体育教学竞赛和体育运动竞赛。(1)坚持参加教学竞赛——争取外出学习机会，积极参加教学竞赛。职业学校的体育教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体育教学竞赛。培训和竞赛是教学业务提高的最佳手段，也只有参加培训和竞赛才可能促使自己研究教学业务。现在，职业学校体育骨干教师培训的机会比较多，省、市、学校都会组织，特别是在教研组进行业务学习教研活动，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教育部门举办的各种培训更是业务提高的难得机会。如果职业学校的体育教师能够参加教学竞赛那更是磨炼自己的好机会。江苏省教科院组织的“两课”评比，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创新杯”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大赛，是体育教师展示自己教学水平的一个良好平台。因为在参赛的过程中，体育教师必须要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在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2)坚持带队训练——名体育教师不能够带好一支运动队，不是一个“名”教师。体育教师教育工作的另外一个主要任务是：做好运动队的训练工作。职业学校的体育教师不愿意做运动队的训练工作，原因是运动队训练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有时候，短时间内的训练是出不了好成绩的。他们恰恰犯了训练学中的常识性错误，那就是训练学中要求的系统性、不间断性原则，对于职业学校的体育教师来讲，做训练工作确实是对他们考验，而只有经受过这种考验，才能够积累丰富的训练经验，取得更好的体育运动竞赛成绩。江苏省教育厅联合省体育局每年定期举办省职业学校篮球、健美操、田径等传统比赛。在参赛的过程中，是对职业学校体育教师的一次全面的检验，取得优异成绩的体育教师能够获得体育同行的认可和赞誉。赢得体育同行的认可：就是通过自己在教学竞赛和体育运动竞赛中脱颖而出，取得比体育同行更好地成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把自己的参赛经验毫无保留的传递给自己的同行，并对体育同行的参赛起到指导作用，带领大家共同进步。

3读书写作——赢得专家的认可

篇3

以学为中心，不是教师轻松放手，而是更需要教师精心预设，因为只有精心预设，才会有精彩的生成。虽然贲老师总是很谦和的说，我还没有看学生的研究单，还没想好如何上课，但课早在他心中进行了勾勒，课的大致环节，课的细节处理，课的核心环节等等内容早就有了思考。这是这样精心的预设，才会让我们充分感受到课堂的精彩。

以学为中心，不是没有课堂结构安排，而是从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以前的课堂教学，我们更多的是采用教师讲授，学生练习的方式进行教学，现在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学，才能有效进行指导，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课堂会调整一些教学环节，但更多的是找到了一种“使教师可以少教，学生多学”的方法，安排这样的环节，更多的是有利于学生的学，支持学生的学，促进学生进行深度的思考和成长。

篇4

自孟綮《本事诗·高逸第三》以诗史之称评价杜诗后，这一说法便成为后代诗论家考评杜诗的重要层面。观孟綮所论，“毕陈”、“推见”、“殆无”表明叙事详尽，而“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指明所叙事类，由此而论，诗史意应为杜诗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实，接近似《史记》列传体的诗。晚唐时，李肇的《唐国史补》，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康骈《剧谈录》等书多引杜诗以证史事，如《悲陈陶》、《悲青坂》、观水涨》、《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以时事来申述孟綮语“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已将杜甫个人的历史置换为当时的社会历史，依据是杜诗多处涉及当时事，且多首杜诗直叙时事，或叙议时事。而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云：“……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来处。余谓杜子美诗史亦然。为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姚宽《西溪从语》云：“或谓诗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类，故名诗史。”此解释方法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史注杜诗。刘克庄《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云：“盖杜公歌不过唐事，他人引群书笺释，多不咏着题。禹锡专以新旧唐书为按，诗史为断，故自题其书日：‘史注杜诗’。”在他们的论述里，诗史的意义变为杜诗中语言的实际可考了。诗史中史义的变迁，可视为进一步阐明杜诗的必然结果，然时事与一人之史差别巨大，且以时事义诠释诗史，值得商榷。

明人对宋元诗话，多作省悟、反驳。他们不拘泥于前代论述，多有发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为理论基点，对杜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博涉世故”、多叙时事的杜诗，比、兴少而赋体多，与《风》诗传统相背，不合诗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对“诗史”说辨证尤力的首推杨慎。他紧承二人路数，对诗史说作了更细致的驳斥。《升庵诗话》卷四《诗史》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隋句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何谓诗史?“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史记言，纪事，诗多不纪时事，应各司其职，这是体例的区别要求；且诗以含蓄为旨，杜诗直陈时事，怎能含蓄?这两点共同奠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实践中，以韵语纪时事的诗已经存在，由于诗不可兼史，后世就不应用诗史之名来称道和概括这样的诗，此显示着诗学理论的规范。然如胡应麟对杨慎此论指出的一样，诗史不首出宋人，应以孟綮为先。据上分析，孟綮诗史中“史”并非指时事，应指杜甫一人之史，杨慎反驳了宋人之见，但没有反驳孟綮诗史之义；且他没有对杜甫诗史诗作细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实质的例证；以“韵语纪时事”概括诗史的意义，显其浅陋。继他之后的王世贞对此论述作了修正，《艺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遗’，劝乐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讥失仪而日‘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述情切事”与“韵语纪时事”或“直陈时事”区别显明，且赋不以时事发之，以此来驳杨慎“诗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杨慎论含蓄，《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尝有……字也”、“未尝有……句也”可知，杨慎的含蓄意义就是诗中所寓美刺褒贬不应用语言直接说出。这样的观点在评论杜诗中也有表现。《升庵诗话》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诗‘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读者忽之耳。陈后山衍之云：‘当年不嫁惜娉婷，传粉施朱学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盖士之仕也犹女之嫁也，士不可轻与从仕，女不可轻与许人也”；又云：“‘锦城丝管纷纷，半人江风半人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诗意多采比兴手法，以达到讽诫的诗教目的。王世贞认为“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反驳杨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诗皆含蓄”的论断，又得出了“诗不皆含蓄”的结论，还不能说明“以韵语纪时事”的诗便可以被称为好诗，且进一步推论为诗可以兼史，诗史之名可以称论杜诗。不能杨慎第一论点，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论。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能证明诗可以这样写，有历史传统可依，然与诗史无涉。他仅以单例(赋相对比兴言，“语荒”等相对刺言)反驳杨慎，未能把握杨慎理论核心，故此论还不能为诗史提供深入而恰当的阐释。

及至许学夷，其《诗源辩体》对杜诗诗史说的论述，为诗史说提供了新的阐释意向。许氏云：“愚按：用修之论虽善，而未尽当。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等，虽若有意纪时事，而抑扬讽刺，悉合诗体，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蕴藉虽子美所长，而感伤乱离、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为快，是亦变雅之类耳，不足为子美累也。”闭诗与史体旨分辨明晰，诗不可兼史固然正确；杜甫诗史诗抑扬讽刺，虽纪时事，然不离诗体，不应将诗与史合称赞颂杜诗；述情切事为快的杜诗，皆感伤乱离，耳目所及，非史家笔录史实，为变雅体。他肯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观点，立论却与其不同：杨慎认为史主纪事，诗不记事，故诗不可兼史；许氏认为诗能抑扬讽刺，史不能抑扬讽刺，故诗不可兼史。可见，许氏更关注杜诗诗的特征。他在《诗源辩体自序》中云：“汉魏六朝，体有未备，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广；自唐而后，体无弗备，而境无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拟议以成其变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呜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证予言乎。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日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他认为诗应分体与境或体制、声调与词意，在论述杜诗诗史说时，自然也将杜诗的体制和词意区分开来论。“抑扬讽刺”不是诗体，是诗旨，杜甫诗史诗合诗旨，不能以史称；纪时事诗，为诗人亲身所历又出于感伤乱离，不失《毛诗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此而出的诗体可视为变雅体，合诗体，不能以史称，故杜甫这些诗不应以诗史之词命名。许氏集中论述了杜诗本身的特征，从诗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杨慎所反对的“以韵语纪时事”的诗，说明它既合诗旨又合诗体，最终认为杜诗不应以诗史来称，可谓与杨慎殊途而同归。然而，此论还不能驳倒诗史之名的成立。许氏承认诗史之义应指杜诗纪时事，其合诗旨，合诗体，对这些诗因纪时事引起的争论作了新的解释。在杜诗评论上，他不囿于宋人观点，对诗史名篇的艺术特征作了尽情的发挥。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无家等，叙情若诉，皆苦心精思，尽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笔所能办也”，“子美五言古，凡涉叙事，迂回转折，生意不穷，虽间有诘屈之失，而无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诸诗及新安、新婚、垂老、无家洎七言律声调浑纯者，为甚精细”，“如《哀王孙》、《哀江头》等，虽稍人叙事，而气象浑涵，更无有相类者”，“谢茂秦云：‘长篇最忌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苏子由云：‘老杜陷贼时有《哀江头》诗，予爱其词其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论，妙绝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独《哀江头》也”。杜甫诗史诗多用叙事，涉及时事，但并未伤害诗意的表达，诗艺的创造，其原因一是杜诗皆作者苦心精思所为，非史实录；二是杜诗皆迂回转折，气象浑涵，表现出作者个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论述具体而充分地阐释了杜甫诗史诗的诗学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诗人能比。纪时事，“不足为子美累也”，不应构成杜诗阐释的中心，杜甫个人的语言创作，杜诗的独特风格才是阐释的重心所在。许氏的这番论述巧妙地回应和深化了孟綮诗史说的本源意义，有关杜诗的具体阐释也证实了“以韵语纪时事”的诗皆是“杜甫个人创造实践”的结论，使杜诗诗史说的讨论本然回归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时事人诗而引起的诗与史的辨证，以及诗与史能否合一问题的讨论，许氏没有作深入的阐释。

论述诗史说，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吻合，这是许氏留给后人的阐释方向。谢肇浙《小草斋诗话》云：“少陵以史为诗，以非风雅本色，然出于忧时悯俗，牢骚之声犹不失三百篇遗意焉。至胡曾辈之咏史，直以史断为诗矣。李西淮之乐府，直以史断为乐矣。以史断为诗，读之不过呕哕。以史断为乐，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恶道，莫此为甚。”嗍“胡曾辈之咏史”中的史，相对胡曾辈，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故据上下文可知，“以史为诗”中的史指过去的历史；“忧时悯俗，牢骚之声”指杜甫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当时的心境和情绪，前后史义显然存在矛盾。谢氏的矛盾述说，透漏出了诗史说阐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诗史”中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两《唐书》等史书中史，同形而异义。依孟綮所言，诗史之名的核心是诗，在他的论述中，前半为诗之内容，后半为诗之效果。

诗中“推见至隐，殆无遗事”的正是“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之事，诗史中史的含义很明确，指“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的事，史字为此现象的符号标识。然而，这样做在理论上很容易造成意义含混。宋人将诗史中史落实在时事上，使史脱离开诗；杨慎基于宋人论断，完全将诗史分开来论，说明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诗不可兼史”的驳论；这些均可视为诗史中史字带来的负面效应。许学夷更关注诗史说名下杜诗自身的特征，多少回避了诗史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仅论到“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谢肇浙依循许氏的视角(不注重诗史概念本身，只注重杜甫和杜诗的特征)，便将此视角存在的矛盾凸显了出来。论述杜诗诗史说必须首先辨明诗史概念，否则便造成了诗史说与杜甫诗史诗的双向背离：杜甫诗史诗在诗艺上阐释越显明，诗史之义越模糊，混乱。因为对二者的任何阐释都只是为了阐明一个问题：以诗史之名指称这些杜诗特征合适吗?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云：“叩于汝阴李遐年，李日：‘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及梅，正《春秋》法也。”’诗寓讽谏，多褒贬当时，与《春秋》等史以史事纪录来经世资鉴，虽方式不同，社会功能却是相同的。这可为诗史之名的成立寻找到一定根据。此观点在宋代还不昌明，至明代则甚多。如程敏政云《诗》美刺于《春秋》褒贬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后世词人遂有以诗咏世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绝古今，号诗史。第其，且多长篇，读者未能遽了。”闱以诗咏世，求美刺，与史寓褒贬一样，可达到匡正时政，教化子民的目的，这只能说明诗与史在此点上是相同的，不能就此断定诗可以与史合一；以诗咏世，也并不能说明记录时事的诗便可以称为诗史；“所识者皆唐事”和“史记录的唐事”存在本质差异。杜诗诗史说的内涵和诗史中史的内涵不应简单地因诗与史在某点上有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就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在这一点上，王文禄则另辟蹊径，为诗史说的成立找到了更为可信的根据。他在《诗的》中云：“杜诗意在前，诗在后，故能感动人。今人诗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动人。盖杜遭乱，以诗遣兴，所以叙事、点景、论心，各各皆真，诵之如见当时气象，故称诗史。”“当时气象”指诗中事景情的接受性再现的景象；以诗遣兴，合《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旨。兴或意才是诗创造的唯一源泉，这样，诗才能做到事景隋真实的表达。诗史中史由“诗应以意为先”、“作真实的表达”这一论断衍出，应为诗中再现出来的过去事实。具体而生动的事景情并非一般的史能够囊括，若用史字统摄它们，难以让他人接受。然而，王文禄明确指出杜甫创作的基本原则，为“意在前，诗在后”、“各各皆真”，这为诗史说的阐释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杜甫意在前，诗在后，故能真实的再现出当时的客观事实，他的诗也因此具有了史的价值，“如见当时气象”。宋人胡宗愈《读杜工部诗集序》所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阿是此论最好的延伸阐释。

篇5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死人的信息，往往对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情绪等，冲击刺激最大。在社会越来越关注民生的大背景下，有关死人的新闻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其中一些新闻，对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生死观，确立尊重爱惜生命的意识，注重生活中的自我防护，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一些价值不大，社会意义不强，过多展示恐怖、暴力、压抑、心理不健康，有可能对某些人群特别是青少年具有暗示作用，容易引起他们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有关死人的新闻，也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在我们应对这些现象引起足够重视的同时，我们不能不呼吁：电视人要有生命意识，电视新闻要报道好有关“死”的消息和它的价值所在。

生命意识，就是充分地尊重生命的意识。生命意识带给新闻人的是在自己的传播活动中自始至终保持对生命的尊重。电视新闻由于具有直观的画面，更应该从每一个画面每一段文字细微之处着手，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保持对人性的关怀。而在目前的电视新闻（主要是民生类新闻）中，恰恰就是由于生命意识的缺失，导致有关死人的新闻出现了过多过滥，画面过于直露，文字过于轻率的不良倾向。

一、“死讯”过多过滥，“死讯”价值开掘不深，把握不准

虽说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但是媒体传播什么样的“死讯”，如何传播“死讯”，却值得三思而行。在一些电视台，现在随便打开一档民生类的电视新闻栏目，进入眼球的少不了由事故、凶杀、自杀、疾病等引发的，或者是还没有查明原因的“死讯”，还有就是“惊现”一类的报道。几乎到了死人即新闻，每档民生类电视新闻必有“死讯”的地步，有的一档节目里甚至多达几条。（顺便说一句，有的以“贴近”“人文关怀”的名义，把事故受点小伤，喝醉酒摔伤诸如此类的“伤讯”都当作新闻传播，也有小题大做之嫌）

当然，关注生命是新闻人的天职，但是在关注生命的过程中一旦忽视生命意识，那么它的传播也就变得毫无价值，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死讯”过多过滥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充其量我们关注的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与否的浅表象，说通俗一点，就是采访报道一些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不大的“死讯”；更重要的，过多过滥的“死讯”，往往会谈化或弱化对相关生命与个体尊严的新闻事件报道，或者无视新闻当事人及新闻受众的感情和需求；在事关个人隐私或情感的报道中，不注重尊重和保护当事人，或由于叙述角度、语气等的不当，造成对新闻当事人情感的伤害和隐私的侵犯；甚至，在文字解释中将新闻娱乐化，以调侃的口吻对待一些本该严肃对待的“死讯”等等。

一个外地拾荒人，在拆迁工地被倒塌下来的房梁压死了，画面血淋淋，惨不忍睹。记者在报道这件事时，批评拾荒人“要钱不要命”。这件事曾在本地网上引起了热议。网友们认为，记者批评嘲弄拾荒人是缺少人文关怀，与心何忍，更多的应该关注拾荒人为什么“要钱不要命”和拾荒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拆迁工地的管理等等。事实上，在这新闻事件里，苦难不仅没有被同情，反而成了被嘲弄指责的对象，自然，与拾荒人之死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也就难以得到发现或关注了。

可以说，“死讯”的传播实际上对活着的人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命教育。毫无疑问，过多过滥，少有新闻价值的特别是把握不准的“死讯”，将有可能影响到人们的感情情绪、生活工作和生死观人生观的正确培养，甚至对社会主流的判断，更令人担心的是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如青少年自杀的消息。青少年生命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生命信仰的教育。一旦引导不当，极易产生偏差。而电视媒体对青少年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二、“死讯”画面过于直露，画面屡有鲜血和恐怖的现场。

有这样一条新闻片：某年夏天，一个小女孩不慎溺水身亡。记者在赶往事发地拍摄时，女孩的遗体已经放进了殡仪馆的冷柜里。大概记者为了强调女孩落水身亡的真实性，竟然请工作人员把女孩的遗体拉出来又拍摄了一通。还有一条片子，把人们打捞一个溺水身亡者的全过程，用长镜头裸的展示出来。而大量车祸中的血淋淋场面就更多了。这种冠以“记实手法”的自然主义表现手法，且不说缺少对死者和死者家属起码的人格尊重，和对他们的情感伤害及隐私侵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画面也缺乏对受众的情感尊重，给人以厌恶、恐怖的心理感觉。因此，拍下真实的死亡画面固然不违背新闻人道的伦理要求，但选取这样的画面放到新闻中播出，则理应首先考虑对死难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以及是否存在过度渲染死亡的滥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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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向功能: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认识生态问题，使其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作为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大自然美好风景的展示和对破坏生态平衡后果的描述充分反映了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学生在观看生态文明影视作品时会受到精神上的启迪，这样不仅加强了对社会主义优秀意识形态的宣传，同时，也对建设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影视文化根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创作一些反映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作品来对观看者进行视觉和心理的刺激，从而激发其内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影视文化的机制对于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天安门广场上播放的宣传片———《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对祖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相关问题所提出的最新战略部署，突出了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像这样通过对以生态文明保护为题材的宣传片的播放，将其中的正面价值观日渐融入大学生的民族气质里，使每位大学生在观看此类影片后都能对生态问题产生正确的认识，并体会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

(二)激励功能:激发大学生的生态保护责任意识，使其形成生态道德观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形成，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态观来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保护的责任意识，从而使其形成正确的生态道德观。例如:影片《鄱湖浪》描述的关于鄱阳湖退田还湖以及建设生态经济开发区的曲折过程，讲述了潘阳湖近半个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展示了人们对生态文明保护观念的认同与保护生态文明的努力实践。

(三)实践指导功能: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层面、价值观层面的教育。运用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从而指导学生的实际行为活动并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纪录片《守望》就充分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该片细致地描述了福建人怎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保护大自然的平衡发展以及与大自然和平相守的感人故事，也提出了今后我国环境将面临的生态难题，以此来警示众人。通过此类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的大学生将其所接受的思想认识、道德内容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稳定的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继而将这种优秀的品质转化为现实行动和行为习惯。

二、生态文明影视作品的发展方向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必须积极配合高校做好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平台，将影视作品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课中去，这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增强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现实需要。

(一)倡导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

大学生是当今社会弘扬生态价值观的主要力量，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来提高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对于将我国建设成为美丽、文明、和谐、无污染的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高校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摇篮，应该将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这一主题贯穿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一味地采用传统的、单一的书本式教学，非但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反而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在创作影视作品时，要想达到完美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的主旋律，积极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念，促使学生主动关心生态问题，主动参与生态文明活动，充分发挥影视作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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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现场布置图必须根据场地实际合理地进行布置，设施设备按现场布置图规定设置堆放，并随施工基础、结构、装饰等不同阶段进行场地布置和调整。

1.1.2道路与场地道路畅通、平坦、整洁，用混凝土浇捣，不乱堆乱放，无散落物；建筑物周围应浇捣散水坡，四周保持清洁；场地平整不积水，无散落的杂物及散物；场地排水成系统，并畅通不堵。建筑垃圾必须集中堆放，及时处理。凡市区沿道路的建筑工地周围，应设置不低于2.5m的围墙，围墙两面刷白。外面涂上建筑物名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内容。

1.1.3班组落手清班组必须做好操作落手清，随作随清，物尽其用。在施工作业时，应有防止尘土飞扬、泥浆洒漏、污水外流、车辆沾带泥土运行等措施。有考核制度，定期检查评分考核，成绩上牌公布。

1.1.4大堆材料砂石分类、集成堆放成方，底脚边用边清。砌体料归类成垛，堆放整齐，碎砖料随用随清，无底脚散料。灰池砌筑符合标准，布局合理、安全、整洁，灰不外溢，渣不乱倒。

1.1.5周转设备施工设施设备、大模、砖央等，集中堆放整齐。大模板成对放稳，角度正确。钢模板及零配件、脚手扣件分类分规格，集中存放。竹木杂料，分类堆放、规则成方，不散不乱，不作它用。

1.1.6水泥库袋装、散装不混放，分清标号，堆放整齐，目能成数。有制度，有规定，专人管理，限额发放，分类插标挂牌，记载齐全而正确，牌物账相符。库容整洁，无“上漏下渗”。

1.1.7构配件及特殊材料统一堆放混凝土构件分类、分型、分规格堆放整齐，楞木垫头上下对齐稳定，堆放不超高（多孔板不得超过12块）。钢材、成型钢筋，分类集中堆放，整齐成线。钢木门窗框扇、木制品分别按规格堆放整齐，木制品防雨、防潮、防火，埋件铁件分类集中，分格不乱，堆放整齐。特殊材料（包括安装、装演、装饰、保温及甲供、自购）均要按保管要求，加强管理，分门别类，堆放整齐。

1.2生活卫生:①生活卫生应纳人工地总体规划，落实卫生专（兼）职管理人员和保洁人员，落实责任制。②施工现场须设有茶水亭和茶水桶，做到有盖加配杯子，有消毒设备。②工地有男女厕所，有便溺设施，落实专人管理，保持清洁无害。④工地有男女更衣室，有防窃措施，保持室内清洁。⑤工地设简易浴室，保证供水，保持清洁。⑥现场落实消灭蚊蝇孪生承包措施，与承包单位签订检查监督约定，保证措施落实。⑦生活垃圾必须随时处理或集中加以遮挡，妥善处理，保持场容整洁。

2文明施工检查措施

2.1检查时间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每周对施工现场作一次全面的文明施工检查。公司生产技术部门牵头组织公司各职能部门（质安部门、劳资部门、材料部门、动力部门等）每月对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2.2检查内容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执行情况。

2.3检查依据前面所述“文明施工管理细则”。

2.4检查方法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定期对项目进行检查。除此之外，还应不定期地进行抽查。每次抽查，应针对上一次检查出的不足之处作重点检查，检查是否认真地作了相应的整流改。对于屡次整改不合格的，应当进行相应的惩戒。检查采用评分的方法，实行百分制记分。每次检查应认真作好记录，指出其不足之处，并限其责任人整改合格，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落实整改的情况。

2.5奖惩措施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应当对每次检查中做得好的进行奖励，做得差的应当进行惩罚，并敦促其改进。由于项目文明施工管理采用的是分区、分段包干制度，应当将责任落实到每个责任人身上，明确其责、权、利，实行责、权、利三者挂钩。奖惩措施由项目根据前面所述自行制定。

3结束语

文明施工已经提到了企业是否能够生存的高度，我们所有的管理人员只有深刻的认识到文明施工的重要性，人人重视文明施工、人人关注文明施工、人人参与文明施工管理，让文明施工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才能使我们的文明施工管理上一个新台阶，从而切实改善施工环境、施工秩序，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让企业可持续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佩建.浅谈建筑施工企业的文明施工管理[J].建材技术与应用.2007.(02).

[2]黄勇.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J].四川建材.2009.(01):308-309.

[3]陈永良.试论如何加强建筑企业文明施工管理[J].大众科技.2007.(03).

[4]付先波.建筑企业文明施工管理探讨[J].中州煤炭.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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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一个影响力逐渐扩大的而且是全世界观众都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对全世界各国人民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的途径。一部优秀的电影要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取得成功，电影片名的作用举足轻重。为了更好地突出电影片名上述的作用，译者往往费尽心思，在两种语言及文化中寻求一个交点，或者是平衡点，使二者可以合理转化并被广大观众所接受。

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电影片名的特征

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外语电影，其中以英语电影居多，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广受欢迎，这其中一个好的片名翻译功不可没。不同语言影响下的电影片名的特征也不尽相同，现简要论述。

（一）以英文为主的西方电影片名的特征

1.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表现

西方国家的历史相对较短，而且由于西方国家近代以前很少形成较大的统一的国家，没有一个被广大人民接受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以及思维方式，所以西方国家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而且各成一派。由于各个方面的研究历史不长，所以思维方式比较注重表象特征及其规律。这样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表现在电影片名上就是比较简明扼要，也相对比较随意。傅雷认为“西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1］。西方文化更加倾向于强调细节，看重局部要素的精度和细度，从分析局部进而扩展到全部，重分析、重局部的思维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文化导向反映在片名上就是经常采用人名这个极具个人主义特色的线索作为电影发展主线。个人主义在英文电影中得到了极大的反映，例如SUPERMAN（超人）、SPIDERMAN（蜘蛛侠）、BATMAN（蝙蝠侠）和007等各种一个人拯救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西方国家经久不衰，整个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为了主角而编写，除了男女主角和主要的配角外，很多其他配角基本难以在电影中表现自身性格和特点，无法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2.英文片名结构相对随意

英文电影的片名相对比较随意，短则一个单词（如Avatar），长则一句话（如The Englishman Who Went up a Hill but Came Down a Mountain），而且很多电影以人名命名，如果观众在看电影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人的故事，那么就会有很多疑惑，直到看完电影才知道电影所讲内容。

（二）以中文为主的东方电影片名的特征

汉语经过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往往透过所谓表象深入本质，更加注重意合。因此，中文电影的片名形式多种多样，并不拘泥某种形式。汉语电影片名有时喜用动词词组，使之更具有动感和气势，像曾经获得奥斯卡奖的《卧虎藏龙》和最近大热并且票房很高的《让子弹飞》。同时，中文电影的片名有时喜用类似于成语的短语，形象生动并且深入人心，便于记忆，朗朗上口，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表达庄重、喜感等不同的情感，如《霸王别姬》《河东狮吼》等。所以，在我国近些年来比较成功的电影案例中，除了极个别情况，如《叶问》，以人名命名的很少。

二、在英文电影片名翻译过程中

需要着重考虑的影响因素电影是一种特别的艺术表达形式。如果过分注重其艺术性，就会忽视其商业性，进而无法保证票房，这不利于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无法保证其内在的艺术性在观众之中的传播和影响。但是如果反之，过分注重其商业票房，就会容易形成肤浅的电影业的风气，只看重票房，忽略了电影业应尽到的社会责任。因此，要二者兼顾。这样的情况下，电影片名的翻译就要考虑较多的影响因素。

（一）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历史、地理、自然和社会等因素多方影响。东方注重内涵，西方注重表象；东方注重综合，西方注重分析；中国人重感觉，西方人重实证。［2］在电影片名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影响。中国人对题目的要求是概括，对影片的主题有提炼和点睛的作用，同时兼顾艺术性，如《非诚勿扰》《倩女幽魂》等。欧美人更加倾向于强调细节，看重局部要素的精度和细度，从分析局部进而扩展到全部，崇尚简洁、随意，喜欢以主角或者主要事件等为片名。如Forrest Gump、 Mr.and Mrs.Smith、Avatar等。

（二）不同文化之间的审美观念中的侧重点差异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审美观念的载体，审美观念对民族语言活动具有导向作用。［3］中国传统美学中不可忽略的一种表现即为对称，这种表达手法在我国的建筑业、书法文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受我国诗词等古代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喜欢用对偶这种表达形式，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种文化形式在电影中的表现也很多，如《东邪西毒》。东方以意合为美，西方以形合为美。所以，在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过程中就要考察不同的文化中的不同美学侧重点。例如，英文电影Youve Got Mail、 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 Speed等分别翻译成《网络情缘》《廊桥遗梦》《生死时速》,堪称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经典之作。

（三）电影本身的特点

电影要想吸引观众来看，创造高票房，片名的重要性有时会大于其他各种宣传手段。这是受电影本身的特点即商业性制约的。因此，电影片名的翻译要适当地考虑其商业特性，不能一味地忠于原文，要学会融会贯通，使之可以实现其宣传的作用。这种特性就要求译者在原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能力，译出合适的片名。英文电影Hilary and Jackie译成《她比烟花寂寞》就被广大观众大呼贴切、到位。题目非常具备吸引力，又因为和著名作家亦舒的作品同名，具有强烈的中文特色，最大限度地吸引了中国观众。

三、英文电影片名翻译过程中使用的主要策略

现在对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策略主要有两种，即归化法和异化法。韦努蒂认为,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4］。也就是说,以读者的角度为主要侧重点。而异化法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4］。即译者更加倾向于从电影原本语言的角度。

（一）归化策略及其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归化法主要使用意译、补译和创译等方法，在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过程中，从中国观众和汉语习惯的角度出发，立足于东方文化、审美和思维方式，从而使电影片名更加贴近观众的生活和心理，尽最大的可能缩小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以此为基础提高电影的吸引力。

归化策略的应用可以将影片的内容最大限度地介绍给观众,并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让观众迅速记住并回味长久。［5］下面简要列举一下用归化策略翻译的并且传播较广的英文电影，Waterloo Bridge译为《魂断蓝桥》、Die Hard译为《虎胆龙威》、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具有很强的东方味道。另外，除了简单的四字短语，还有部分归化法翻译的电影片名是使用的非四字短语，例如Mission Impossible译为《碟中谍》、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

（二）异化策略及其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在英文电影的翻译过程中，异化法就是保留原有的英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述特点，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陌生感可以给观众一种“洋气”的特殊体验，因为它主要采用的翻译方法是直译、音译等方法。

异化策略在英文电影片名翻译过程中也不乏经典之作，例如，RainMan和《雨人》、God Father和《教父》、The First Blood和《第一滴血》、The Lord of Rings和《指环王》、Chicago和《芝加哥》、Gladiator和《角斗士》、Crash和《撞车》、Da Vinci Code和《达•芬奇密码》、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和《加勒比海盗》，等等。

（三）两种策略的相互关系

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两种方法具有辩证统一的相互关系，在翻译过程中具体使用哪种方法取决于观众的文化和审美需求。归化策略翻译的英文电影相对比较深入人心，因为中国观众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例如看过《埃及艳后》的中国观众，通过对汉、英版的电影片名的理解，这部电影讲的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Cleopatra的故事。

异化策略则更加侧重于西方文化和语言的表达。异化策略可以直接性地向中国观众呈现西方文化和语言特色，提高其领悟能力。例如经典电影The SevenYear Itch的内容是一对夫妇在结婚7年后的婚姻危机，被译为《七年之痒》。后来中国观众总是使用“七年之痒”这个词来形容婚姻危机，源自于此。所以不得不说，从某种角度来看，异化策略除了让汉语披上了“洋气”的外衣之外，也增加了部分原来汉语没有的内容。

文化是全球性的，是不断传播的，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翻译也没有严格的答案，在两种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的改变。所以在两种策略的选择上，需要兼顾电影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不能过度重视商业价值，为了吸引观众而随意乱译，但是也不能直接异化，不考虑中国观众的接受和理解能力。

四、结 语

英文电影片名翻译是一种传承和创新相结合的工作，难度很大。翻译工作者要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不要仅仅拘泥于方法的选择之上。每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异化翻译就要给观众充分展现异域文化，归化翻译就要注重传达影片的内涵和文化。译者还要做到尽量与其他电影工作人员尤其是编剧的心态和理念相近，并且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内涵进行再创新，从而翻译出广受好评的经典之作。相信随着文化全球性的进程和我国电影片名翻译的水平不断提高，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一定会更加频繁，世界性的文化背景会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 李琴.英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1(03).

［2］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 钱冠连.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篇9

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历史地名往往更换无常。根据地名学的研究，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政治变动、军事征服、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意识形态的作用等。如灭元后明成祖将大都改名为北京，将江宁更名为天京，独立后的刚果将奥波得维尔改名为布拉柴维尔，这些都与政治变动有关；又如殖民扩张中英国占领津巴布韦后将其更名为罗德西亚，军事侵略后沙俄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都是军事征服引起的变化；再如随着地理知识增长而来的西洋更名，反映了文化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此外，因避晋愍帝名讳而将建邺改名建康，因朱元璋登基而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因信仰佛教而将逻些改名为拉萨等，则是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所致。

历史地名的演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趋于稳定，从而变成一直延续至今的名称。但不可否认，有许多地名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都或早或迟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动之快和次数之多是令人惊异的。在这类地名中，如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白下、上元、集庆、应天、南京、江宁等名称；又如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蓟、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师等名称。

总的说来，探索历史地名的起源和演变，弄清今名由来，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是掌握历史教材中的相关知识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学的探明的有关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词语性、地理性、社会性、民族性和相对稳定性，对于史地教学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学实践的真实、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体来说，其教学价值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从语言学角度看，地名系由语词构成，属于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语词，它除了有口头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具有一定的词义。地名的语词性特殊，主要体现在它的词义上。其内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间位置上的某一处所，一是指它展现出来的某种确定的含义。如作为地名的华盛顿，它标志着美国首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地方，还表现着这是为纪念华盛顿其人对美国所作贡献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国的尚志市、左权县、志丹县等，也属同类情况。明确了地名词语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据，就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清地名。如此，则能便史地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充实，而收其真实、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据地学的理论，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态而言。从构词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来表示所属类型，以专名来表示相互之间的区别的，即对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态的地方，是通过地名的不同称谓来表示的。如果说地名的词语性赋予了它音、形、义的话，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则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类性的特征。同时，它还以自己的专名部分，反映着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构成其标志地理形态的基础。讲解历史地名时尤其应将这两点体现出来，如太平军大败湘军的湖口，就应指名是鄱阳湖汇入长江处的一个狭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它不是某个特定地点本身，而是该地点的代号或指称。一个地名的产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来并认可，后来在频繁交往中才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使用，这样它就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方式传播开来。它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要求简明易记并便于读写，于是又不断向简化方向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遂对地名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历史教学还是在地理教学中，都是应予注意的，因为象长安、安西、镇南关、绥远、绥化、怀远之类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篇10

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迄今仍显得比较神秘和朦胧，它的隶属关系、设置地点、内部结构和机关性质等，都没有集中而系统的记载。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考订。

第一，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有具体的管理权，但无决策权。

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翰林院是起草诏书、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注：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设文翰、文史二馆。太宗立，废之，复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屡有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学史也向我们证明了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如洪熙元年闰七月修《仁宗实录》时，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诏书是要求“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史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没有改变。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太宗虽然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的格局，但事实上保留了修史的机构——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如文震孟《孝思无穷疏》指责改修本《光宗实录》有五条“尤悖谬者”，要求崇祯皇帝“即敕史馆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实录》卷五十四载：进呈《宪宗实录》前一日，“设宝舆、香亭于史馆”。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这两处对应的史料说明，翰林院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因此使明代的整个翰林院也有了“史馆”和“史局”的别称。如朱瞻基在《幸史馆》诗中道：“退朝史馆咨询处，回视文星烂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诗》，《国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这里的史馆显然是以备咨询和顾问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这则史料还表明，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然而，史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内阁本是翰林院设在禁中文渊阁备皇帝顾问和为皇帝起草诏敕的机构，由于“预机务”并接近皇帝，所以地位日渐升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反过来凌驾于翰林院之上。加之史馆与翰林院相隔悬远，而与内阁相毗邻，因此史馆的修纂活动常常受到内阁的左右。其一，史馆修纂与否，都由内阁决定，据《寓圃杂记》卷六载，成化初，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陈鉴等“会饮于王廷尉概家”，论及前史，认为《新唐书》体例不一，遂决定重修。只因为在所举的总裁人选上有分歧，事才告吹。明代史馆修纂的主要史书《实录》，便是由内阁大学士作出修纂决策的。如英宗时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人便上疏请修《宣宗实录》。神宗时，“大学士张居正等请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乙巳。）。其二，重大修史活动如《实录》修纂，均由内阁首辅为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多只能当副总裁。其三，修史的史料按规定由礼部采辑后径“送翰林院纂修”，但内阁常常插手，要求经由内阁转发史馆，如张居正在其《议处史职疏》中曾提议，内阁所藏的文件，由“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同时各衙门章奏，“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这就越过了翰林院。然而，内阁对外没有独立的印钤，它的文移关防，又是用的翰林院印。这样，史馆从名义上来说，仍然属于翰林院管辖。史馆与内阁的这种暖昧关系，使史馆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

第二，史馆设置的地点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

明清各种关于明代制度的史书都记载了翰林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史馆。因为明代的翰林院与史馆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明代的翰林院职责比较冗杂，制诰、史册、文翰等事均属其职掌，因此，翰林官员工作的地点和机构不可能都在翰林院内，有的与翰林院在一起，有的则远离翰林院，“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二，《史八》。）。根据赵洛所绘的明清翰林院的平面图，可知翰林院中有署堂、编检厅（即上述之检讨厅）、讲读厅、待诏厅和典籍厅，但无史馆（注：赵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说明史馆是单独开设，与翰林院公署不在一处。另据清代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的案语称：从明代起，由于“图籍文史移之翰林院，于是翰林始有馆阁之目”，但是明代翰林院中并无馆的建置，所以明代“虽有此称，而并无其地，于名实仍不相副”（注：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永瑢案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但是，这并不是说史馆就不存在，只能说史馆与翰林院不在一处。

明翰林院的位置与清朝一样，在北京承天门（清称天安门）以东的东长安门（清称长安左门）外、御（玉）河桥西南。据明代对翰林院十分熟悉的孙承泽称：“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侨，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始建为院。”（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从翰林院的位置来看，它显然处于午门外的外朝之地（注：翰林院原是萃集文土、画家、御医诗人以为皇帝供奉顾问的内朝机关、到明清时才逐渐转为外朝官，处理国家之事。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词目》中有关“翰林院”的解释云：“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然而，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却设在午门内的皇宫中。确切地说，明代史馆距翰林院的内署机构——内阁相距不远。关于史馆的位置，明代未见有专门而集中的介绍，但从很多零散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考证出史馆的大致方位。从午门进入皇宫，迎面相对的是奉天门，奉天门后面便是明代最主要的朝堂奉天殿（嘉靖后改为皇极殿），午门—奉天门—奉天殿这一南北轴线的东面，有一排平行的庑房，庑房的正中有一门，坐东朝西、这便是左顺门，它与午门及奉天门相垂直。进入左顺门后的东南处，便是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据明代内阁大学士彭时称“文渊阁在午门之内之东，文华殿南面”，“凡十间，皆覆以黄瓦。”（注：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国朝典故》卷之七十二，第1586—15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又黄佐：《翰林记》卷二同。关于内阁的方位，还见于黄瑜：《双槐岁抄》卷四，宜庙御制文渊阁铭序；杨士奇：《杨文贞公文集》卷一，“御书阁颂”；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宫殿规制”；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明内阁有象牙棋”。）。具有“内阁私门”之称的东阁，则是内阁的诰敕房。焦竑指出：“东阁在六馆之下，……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专管文官诰敕事。”（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六，《事例》。）。而修纂了实录等众多史书的史馆，便与东阁相连。《明会要》载：“东阁在左顺门，廊接史馆。虽有大学士官，其职在文渊阁，而司诰敕官多坐东阁。”（注：龙文彬：《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宰辅杂录》引王圻《通考》。）据曾为史官的尹直讲，景泰间某日，帝驾从对面的右顺门过，正在史馆修史的“左顺门诸公（史官）多踦东阁门争睹之”（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足证史馆在禁中的左顺门附近，距东阁不远。更有说明力的是，黄佐在《翰林记·史馆》中明谓“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由于史馆紧邻东阁，所以史官若旷工，史馆的负责人便会“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史馆总裁陈循曾为此写了一幅对联：“朝参未到，荷圣朝恩有覃时；纂述不来，奈史馆书无成日”（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明实录》的修纂就是在史馆中进行的，据其进呈程序，也可以发现史馆的确切方位。《宣宗实录》卷六十一载：“（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前一日，设实录案、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及香亭于史馆。是日早，监修官英国公张辅等率总裁、纂修官皆朝服，捧《实录》置舆中……鸿胪寺官朝服引《实录》舆……从左顺门东廊出，由金水桥中道行、监修等官皆后随至奉天门下。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捧《实录》置于案。”送《实录》的宝舆设在史馆，说明《实录》是在史馆修纂的；史官迎《实录》的路线，正是从左顺门东廊经过，然后到奉天门进呈，说明史馆的方位就在左顺门附近的内阁及东阁一带。

第三，明代史馆共分为十馆，其中东面四馆主编纂史料，西面六馆主修纂史书。

明代史馆的内部结构，据前引黄佐之说，分为十所（十馆）。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尹直曾称，成化间编纂《宋元通鉴纲目》时，是“各馆分修”而“通行校正”的（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三。）。这表明史馆内部并非只设一馆。对此，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有进一步的记载：“（成化九年）十一月，命纂辑《宋元续纲目通鉴》，亦亲为序。时纪事纪言之制不复，凡修史取诸司奏牍，分六部即十馆成之，总裁主删润……”这里明谓史馆分为十馆。关于这点，费宏的《进武宗实录表》也可以证实：“臣宏等发金匮之秘藏，萃皇华之咨度，义例准乎前史，笔札给于尚方。十馆星分，礼乐政刑之不紊。”十馆星分，既证明了史馆下设十馆，也说明十馆不全在一栋房子里面。张居正的《议处史职疏》向我们提供了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他说：“照得东西十馆原系史臣编校之所，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今合用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注：《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又《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十五。）张居正明确指出史馆共有东西十馆，是史臣编纂校正的场所，离朝堂奉天殿很近，这种描述，与我们上面考证的方位大体一致。十馆分为东面四馆与西面六馆，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区别：西面六馆一般是修纂史书的场所，如修《武宗实录》时，检讨陈寰曾提到过“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纂修》。）。上六馆，意思是将政府六部的公文档册交史馆中的西面六馆编纂。六棺与东阁相连，所以才有“东阁在六馆之下，廊接史馆”的记载；至于东面四馆，则可能曾经用来编纂和整理史料，所以张居正才建议将此四馆用作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的编校场所。

第四，明代史馆是虚体和实体相兼的修史机构。

所谓“实”是指它有固定的场馆，并有相应的设施，如图书资料等；“虚”是指它没有固定的官员，平常关闭，依靠项目才维持运转。正如黄佐所说：“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藏列圣《实录》、古今书史，每被命修书，则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时公会后，恒扃钥之，无复载笔于其间者。”（注：黄佐：《翰林记》卷一，“史馆”。）可见，明代史馆虽是常设机构，但并非常开，而是根据修史任务来决定开馆与否。我们知道，清代的修纂机构书馆分为常开、例开和特开三种，“由于清廷修书任务日益增多，常设书馆不能满足需要，往往是每修一书，经奏准特别开设书馆、书一告成，即行停馆”，结果所设书馆名目繁多，如实录馆、圣训馆、上谕馆、明史馆、通鉴纲目馆、会典馆、古今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等等，遍及紫禁城中，甚至延及禁城之外（注：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第29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明代情形有所不同。明代例修的史书主要是《实录》、《宝训》和《玉牒》，其他如《会典》和《永乐大典》、《宋元续通鉴纲目》等都是特开，修史任务没有清代那么繁重，仅只史馆已能应付，所以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遍地设馆修书，明代也从没有“实录馆”、“会典馆”、“续通鉴纲目馆”等名目。据史载，上述明代著作均是在左顺门附近东阁旁的史馆修纂的。由于史馆比较单一和固定，所以明代修史往往要按先后顺序排队进行，据《謇斋琐缀录》载：景泰间，朝廷打算修《续通鉴纲目》，但当时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伫俟志书完日开馆”（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另据前引《寓圃杂记》的记载，彭时、商辂等内阁大臣，鉴于“今馆阁无事”，才决定将《新唐书》重修的。说明只有当史馆没有纂修项目时，才会想到修纂其他史书。当然，也有一些史书是同时修撰的。如万历初年修世宗、穆宗《实录》，本来打算“俟《实录》完日”（注：《穆宗实录》卷二十一，隆庆二年六月庚子。）修纂《会典》的，但因故提前，与实录同时修纂。不过，会典与实录的修纂人员多相互兼任，如张居正、汪镗等既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又同时担任《大明会典》的正副总裁，“时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大明会典》）”（注：《神宗实录》卷五十一，万历四年六月乙酉。），这表明它们仍可能是在同一史馆中修纂。因此，明代修史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史馆一家。

二、史馆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隶属翰林院，因此修史虽然是各衙协作，具体管理仍由翰林院实施。据黄佐《翰林记·修书升赏》载，每次史书修成后的奖励和升擢，都是吏部根据翰林院开报的名单“具题请旨”的，反映了翰林院在史馆修史中具体组织的地位。翰林院学士常兼副总裁，凡“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同时负责史馆平时的日常管理工作。史馆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供给、门禁、考勤，修纂和奖惩等等。

第一，人事制度。明代史馆的人事制度是一种松散而临时的制度。它依据开馆修纂的需要而组织人力，搭建班子，一旦史书修竣，修纂集体便告解散。史馆自身没有人事权，监修、正副总裁等由皇帝钦命，纂修官以下的史官，有时出自钦命，但一般是由内阁提出人选。据《大明会典·翰林院》载：“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翰林院）学士等充副总裁，皆出钦命。纂修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题请，誊录、催纂，制敕诰敕房官皆预。”入居史馆的史官，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和检讨等法定史官为核心，扩及翰林院内的所有官员。事实上，翰林院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分工并不明确，正如陆容《菽园杂记》所说的那样，翰林院“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那些作为法定史官的修撰、编修和检讨，常兼司他职，如“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等等（注：《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翰林院》。）；而那些并非史职的翰林院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侍读等，一旦史馆运转，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史书的修撰之中。第二个层次是与翰林院相关的在京政府机构的官员，如詹事府、春坊、国子监、司经局、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各衙门的官员，每临修史，也常被征调入馆。第三个层次是外地官员，如知州、知县、王府官员等，也曾于开馆时被征入馆中。这一层次的史官不稳定，早期较多，后期较少。正如焦竑在《修史四事》所说的那样，“国初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虽然史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担任副总裁的翰林院学士，但人事权却在内阁。内阁辅臣挂名总裁，较少直接处理史馆事务，但史馆的人动却一直由他们掌握。一般而言，参与史书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人员，在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赏赐，因此，史馆修纂人员的调入，常常成为内阁大臣扶植亲信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结果有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人讥为：“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史馆人员，除监修、正副总裁以原职兼任外，其他人员自到馆之日起，即由原衙开缺，以原品级在史馆供职，由史馆分配修史任务。史馆虽无权升降在馆人员的官职，但可以向其所属衙署提供考勤、考绩情况和参考意见，以间接影响其地位的升沉。

由于史馆没有人事调动及升降权，因此造成了一些运作弊端。根据史馆操作的实际步骤，一些史官可以在修纂后期再征召入馆，以避免人员浪费，但由于入馆人员事先已由内阁决定，史馆对此无可奈何。焦竑曾针对这一现象指出：“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搜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倖少抑。”（注：焦竑：《修史四事》，《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更为可笑的是，有的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誉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举一笔”，仍照常获得升赏，“曾无一人举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

第二，供给制度。史馆并没有独立的财务权，所需办公用品都实行供给制。史馆的供应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神宗实录》卷五十二载：“（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砚、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此外，史馆还由政府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会典》时，张居正还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史馆官员的酒饭，例由光禄寺负责供给，“凡翰林官内府供职，日给光禄黄封，内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后渐省过半。然有承命内馆教书者，则两给之。或兼纂修时，又倍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说明明代对史官担任纂修任务期间的酒饭供给，是比较丰厚的，超过了在内府教书和入值的翰林官员。

第三，门卫制度。由于史馆是机密单位，常常修纂《实录》这样事涉宫闱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的。万历间史馆总裁张居正要求“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注：张居正：《议处史职疏》，《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太宗时曾与修《太祖实录》的史官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即着便服）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徒役，乃自称‘修史人’”（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八，《谐谑》。）。这则记载说明明代史馆的门卫——“阍人”是比较负责的。此外，史馆还设有校尉负责守卫。修《大明会典》时，就有“校尉照旧应用”。

第四，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馆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倘若迟到或旷工，则进行登录，并将其名字公布出来以通报批评。景泰间，史馆纂修《环宇通志》，“馆中诸公日多不至”，史馆令“门吏每晨会后具报到否，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第五，纂修制度。它是史馆的业务管理制度。明代史馆依据修纂项目的需要，设立监修，以勋戚充任，对史馆进行政治监督；业务上设立正副总裁，由内阁辅臣和翰林院学士充任，进行业务领导和规划，由纂修官具体编纂，同时设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后又有校正官进行文字校正和史实核订，最后由誊录官进行缮写。在史官进行修纂的同时，还设有收掌典籍官，负责档案邸报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做到分工合作，行之有效。史书修完，还要进行统一体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国史，每分为十馆，……十馆所修不能统一，则择人总勘。”（注：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七，“开局”。）然而，纂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积弊，使得史籍的修纂久拖不成。万历时，首辅大学士兼总裁张居正鉴于《世宗实录》迟迟未能修完的局面，提出了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专任责成，定期完成的目标管理制度：“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辛亥。）这种修纂制度上的改革，使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得以顺利完成。

第六，奖励制度。史馆每完成一部史书都要实行奖励，其形式是赏赐和升擢。以纂修实录为例，监修和总裁在明代前期各赏赐白金一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罗衣一袭，马一疋并鞍一副；纂修官各赏四十两白金，后期略少。赏赐对象是所有参加实录修纂的史馆工作人员，甚至裱背、军校、匠役、吏员等。除了病故或受处分的外，可谓人人有份。赏赐钱物外，明朝政府还要对实录修纂人员进行升擢。升擢一般都是晋升一级官职或升俸一级，且都为京官而不外升。那些位极人臣的监修、总裁官已极品，无法再迁，便加授荣誉职衔如少师、太保、太傅、柱国、光禄大夫等。那些位低职卑的官员，实录修成后并不升其职，而是升俸一级。史馆的奖励制度对史馆修纂活动的正常进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史馆并非完全的实体机构，没有人事权，对来自各衙门的史官难有有效的管理和约束，所以有时候史馆管理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史官常常散漫无纪：他们随便请假不来上班，在外面租私寓“逍遥宴饮”（注：《熹宗实录》卷五十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他们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执笔”，以致于景泰帝看见后，还以为是收拾笔墨并负责锁门的匠人（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他们甚至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斯文扫地。景泰间修《寰宇通志》，史官丁＠①与宋怀“忿怒失色，詈言于馆中”，有人写诗讽刺道：“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这些管理上的缺陷，使史馆的修书活动常常出现懈怠弛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