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需求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货币需求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货币需求函数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焦点，从费雪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的古典学派，到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托宾－鲍莫尔的存货模型，直至弗里德曼和梅尔茨的货币主义学派，投身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计其数，所获得的成果也是相当可观。货币需求函数模型的建立也是政府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人们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起点。进一步讲，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本文的出发点。

1.理论和研究方法回顾

1．1国内理论的回顾

由于国外的货币需求理论汗牛充栋，各类文献都有涉及，故本文不给予回顾，而是主要着眼于国内理论的新近发展。从国内的有关文献看，近年来的货币需求理论大多是在国外经典理论上的修补，部分学者看到国外发达市场上发展出来的货币需求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货币现象，从而引入了制度变量。易纲（1991）提出旨在突出经济货币化因素的货币需求函数，他认为，中国转轨经济中货币化因素促使了超额货币需求的产生。根据其模型的推断，随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化指数的影响程度必然会逐步缩小，货币化进程对超额货币需求的吸收能力也将逐渐变小。秦朵（1997）经过实证分析发现，用一般的货币数量论来解释我国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过于简单，仅仅构成Goldfeld和Sichel（1990）货币需求理论的一个特例，她对通用货币需求模型进行扩展时考虑了与中国经济制度有关的三方面因素：一是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资需求，二是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三是市场化改革引起的对货币的超常需求。李成（2002）在对易纲、秦朵、张杰等人的理论进行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在不同改革阶段，货币需求函数中包含的主要因素不相同，处在制度转轨期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需要做出不断修正和扩展，才能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加以解释。改革初期货币化进程是促成货币超额需求的主要因素，90代国家控制能力又成了促使货币供应量超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90年代末期迄今则需要新货币需求函数的出现。

另外，在选取制度变量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有：郭浩（1999）从金融资产积累角度考察了货币需求。李恒光（2000）对美国和亚洲九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货币定义，而且也使货币需求动机和货币需求目标变量发生变化。谢富胜（2000）和焦瑾璞（2002）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货币需求函数之间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王平权（2002）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研究了人口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王松奇（2003）通过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内涵的重新解释，理论上解释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对货币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影响。

1．2国外研究方法的回顾

90年代以来，对货币需求的研究大多采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货币需求与相关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LastrapesandSelgin（1994）运用向量自回归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短期持有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对货币供给量变化的反应；Darrat（1996）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做出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长期和短期货币需求函数，值得注意的是他引入了外汇作为其中的一个因变量，以代替该国的国内资本市场收益。

H.Fujiki（1998）利用季节调整合成数据（paneldata）的方法，估计了日本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检验结果是强有效的。MichaelFunke（2001）利用1980～1998年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欧元区的货币需求长期有效性和短期有效性之间的联系。JunNagayasu（2003）通过对货币需求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发现标准货币需求模型无法解释1992年以来（即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衰退现象。

1．3国内研究方法的回顾

我国目前对货币需求函数建模的方法与西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黄先开和邓述慧（2000）利用1980～1996的季度数据给出了Johansen检验结果，得到两个协整向量，分别对应货币市场和和商品市场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然后建立了误差调整模型。陆金海和陈浪南（2000）运用了协整分析和误差调整(ECM)分析方法，考察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发现我国的货币需求同样存在长期均衡，货币需求量受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呈显著水平。汪红驹（2002）根据误差修正（ECM）模型估计了中国1979～2000年的货币需求函数，结果表明M1和M2的实际金额与实际GDP和一年期存款利率之间存在同积关系，说明长期的货币需求与实际GDP以及利率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2.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在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回顾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那些参考国外的经典理论并用较为现代的计量方法建立的模型，尽管在统计意义上看是成功的，但他们建模时大多忽略了制度变量，这些制度变量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货币需求；而那些对制度因素感兴趣的学者往往无法测度出制度变量或者建模技术过于陈旧，难以给出较严格的货币需求函数。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利用1998～2002年的月度数据，选取了能够代表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信贷活动规模两个方面的制度变量，通过Johansen检验，试图找出长期稳定关系，并得出经过向量误差调整（VEC）的货币需求函数。本文的贡献就在于对若干制度变量的选取和测度，使得模型更具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本文之所以只选取代表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信贷活动规模两方面的制度变量，是因为我们在选取制度变量时，主要考虑到目前经济运行中较为突出的现象，比如经济结构转型，这是贯穿于中国经济现象的长期命题，不可忽略；而企业信贷活动扩张恰好是当前中国市场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分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银行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对国有企业仍然有着体制性的“软预算”机制。正是这些现象，它们对货币需求影响程度有多大，把它们引入长期的货币需求函数中是否合理，就成了本文要考察的问题了。影响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因素复杂而且广泛，除了以往经典理论里出现的解释变量外，要想对货币需求函数精确建模，还需要现在和后来的学者们不断挖掘尚未发现的解释变量。

以下是对本文建模所包含的变量以及数据的说明：

2.1因变量：

实际狭义货币MR=M1/P：中国人民银行将M1定义为现金+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我们采用M1作货币指标，而不采取M0和M2；原因在于：一、M0已经无法反映实际货币需求；二、M2包含的货币存量部分与国民生产总值这类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不相匹配，通常，存量与流量之比例总是时变的，但这并不反映理论隐含的规律性。另外，我国的M2统计口径在不同年份有较多差异，从数据的可采取程度来看，也不倾向于采取M2。这里的P我们取较常用的消费价格指数。

2.2规模变量：

实际消费品零售额YR=Y/P：一般代替财富的规模变量可选用GDP,GNP，国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民货币收入等，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取了消费品零售额，在实际操作中是反映国民永久性收入的一个比较好的变量。

2.3机会变量：

2.3.1实际利率RR：等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减去通货膨胀率INF

2.3.2静态预期通货膨胀率INF：即INF=P(-1)。

2.3.3实际证券市场市价总值VALUE：

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里，债券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是货币持有的机会成本，但由于我国的债券市场较晚开展，而且交易量较小，其对货币需求影响不大，另外，债券收益率数据在中国是相当难采集的；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由市价总值来度量，是以往的文献里较多出现的测度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市场总量的急剧扩容有可能是影响货币需求量的因素。

2.4制度变量：

2.4.1国有工业产值比重RATIO：

即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它是反映我国经济结构转轨过程的常用变量，把它归入制度变量，目的在于考察市场化程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对于为什么选取这个指标，秦朵（1997）给出了论证，我们这里直接采用。

2.4.2企业信贷活动规模CREDIT：

谷京萍（2001）曾重点阐述了企业信贷需求过度扩张的成因，她认为企业信贷需求过度扩张在于国有企业的微观机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改革的滞后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企业的投资饥渴与个人收入的超分配，企业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来维持正常的生产以及过度的投资需求和收入分配需求，而银行信贷约束的软化使企业过度扩张的信贷需求得以实现。她由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构造一个新的指标衡量企业信贷需求扩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这涉及到各个企业混乱的微观财务状况，统计意义并不明显。1998年，构成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中，对银行债权仍占78.4％，构成金融资产总量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银行存款贷款；而银行的资金运用中，信贷资金占到了70.4%。企业在贷款取得后一部分存在企业活期帐户和少量现金持有以待扩大投资，另一部分一般是弥补亏损，我们要测度的是这部分企业信贷占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变化程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程度，所以大致上取CREDIT＝【（金融机构存款－居民储蓄）＋企业亏损额】÷金融机构贷款。

2.5随机因素：

随机变量u，包含其他制度变量以及数据观测误差等等，除本文选取的两个制度变量外，其他的变量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挖掘。

相应的，以上变量取对数形式后，分别为LMR=LOG(MR)，LYR=LOG(YR)，LRR=LOG(RR)，LINF=LOG(INF)，LVALUE=LOG(VALUE)，LRATIO=LOG(RATIO)，LCREDIT=LOG(CREDIT)；上述变量都经过了从名义变量到实际变量的转换，且不考虑对上述变量进行季节调整。

从而函数表达式为：

LMR=F（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u）；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等，数据从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60个样本，这次考虑只是做1998年至2002年的函数形式，原因在于：一、以往的文献证明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1994年以后的货币化程度可以在模型中忽略掉，这样做可以减少模型的复杂性（谢富胜2000）；二、满足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第三季度起定期公布季度数据，而月度数据在1998年以后比较容易计算和获得。三、我们认为5年符合中国5年发展计划的宏观调控周期，可视为中长期时间跨度，在这个期间内，制度变量是不可忽略的。

3.计量方法与实证分析

3．1计量方法：

由于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容易出现伪回归（SpuriousRegression）现象。因此在建立计量模型之前要对所有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序列的平稳性和整形阶数。本文采用增广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对变量进行检验。

对于1阶差分稳定的时间序列变量，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可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关于协整检验研究已经发展成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二是Johansen（1988、1991）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Johansen极大似然法可以精确地检验出协整向量的数目r，因此我们采用Johansen方法。

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利用向量误差修正（VEC：VectorErrorCorrection）模型对函数进行估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不同于误差向量调整模型（ECM），是因为它对诸变量施加了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VEC模型只能用于有协整关系的序列建模。

3．2中国的实证：

我们利用计量软件SPSS10.0对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即对LMR=F（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u）建模。

3.2.1ADF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长期的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考察它们是否具备同阶整形的条件，这也是进入协整分析的前提。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ADF检验值检验类型（c,t,n）临界值(5%)

LCREDIT-2.314544（c,t,3）-3.4904

LCREDIT-5.620754（c,o,1)-2.9127

LMR-3.068633（c,t,3）-3.4904

LMR-7.944472（c,0,1)-2.9127

LYR-4.586632（c,t,3）-3.4904

LYR-4.920526（c,0,1)-2.9127

LRR-2.580948（c,0,3）-2.9137

LRR-7.757722（c,0,1)-2.9127

LINF-3.187362（c,0,3）-2.9137

LINF-5.890185（c,0,1)-2.9127

LVALUE-0.879052（c,t,3）-3.4904

LVALUE-4.635321（c,0,1)-2.9127

LRATIO-0.366660（c,0,3）-2.9137

LRATIO-7.611158（c,0,1）-2.9127

注：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表中所列临界值为5％置信水平下的ADF检验Mackinnon统计值。

我们可以看到在95％的置信区间里，上述7个变量全部是1阶整形；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分析。

3.2.2Johansen检验：

通过Johansen检验发现，第五个似然比统计量大于99％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第五个原假设被拒绝，即至少有4个协整关系。我们关心有一般经济意义的协整关系式，故取经过标准化的协整系数表，如下：

表2Johansen检验结果

EigenvalueLikelihoodRatio5%CriticalValue1％CriticalValueHypothesizedNo.ofCE(s)

0.756385221.3992124.24133.57None**

0.529316140.905794.15103.18Atmost1**

0.45029497.9522568.5276.07Atmost2**

0.42446163.8450647.2154.46Atmost3**

0.34331132.3555329.6835.65Atmost4*

0.1279038.38445215.4120.04Atmost5

0.0101890.5837653.766.65Atmost6

注：*(**)表示在5%(1%)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3标准化协整系数

LMR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C

1.0000001.168161

(0.36872)0.301516

(0.06185)3.514679

(0.83901)0.109613

(0.10296)2.413601

(0.39713)-2.832221

(0.57258)-37.75279

写成数学表达式：

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该方程式反映了序列间的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另外，令

VECM＝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在0附近上下波动，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需要注意的是，VECM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核心部分。

从协整关系看，

1、实际消费品零售额的系数为1.168161，接近于国际上的检验结果，即实际消费品零售额每变化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变化1.168161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实际货币需求的弹性收入大于1，说明经济中的货币化进程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但模型中的弹性系数并未偏离太多，可以大致认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结束，这与以往学者们的结论一致。

2、利率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利率每变动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变化0.3个点。但要注意到，中国利率尚为市场化，利率的变动并真正不能反映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均衡，人们在持有货币时并未十分考虑利率因素，认为中央政府一旦将利率提高就意味着要紧缩经济，反而持币观望。

3、通货膨胀率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且弹性系数相当大，将近3.5。我们知道，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为了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宏观经济状况，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大幅增加。

4、股票市值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说明投资者更愿意在股市上冒险赚钱，而不是分散风险。但0.1的弹性系数并不是太大，我们尚无法推断出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孰大孰小。

5、市场化程度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相当高2.4，这也表明了市场化程度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影响相当大，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因素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应该忽略，这也是学者们在从事货币需求理论研究时不能绕开的问题之一。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渐减小，实际货币需求量将大幅的减少。

6、企业信贷扩张与货币需求量呈相关系数相当高，接近于市场化程度弹性，这与我们对企业信贷扩张对实际货币需求影响的估计相符合的。这反映了近5年里，现行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冲动”仍然存在，随之而来的政府对国企资金的“软预算”和对银行的特殊“安全”准则继续存在。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任重道远。

3.2.3向量误差调整模型：

最后在协整关系的约束条件下，建立货币需求函数的向量误差调整模型，观察在长期均衡中的短期波动。采用Hendry的从一般到特殊的原则，去掉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得到向量误差调整模型。

D(LMR)＝－0.4710102847×D(LMR(－1))－0.4330927203*D(LMR(－2))＋0.1503427887×D(LYR(－1))－0.8126287334×D(LINF(－1))＋0.053675543×D(LVALUE(－1))＋0.05528580046×D(LVALUE(－2))＋0.1052109636×D(LRATIO(－1))＋0.1682600795×D(LRATIO(－2))－0.3706352754×D(LCREDIT(－1))＋0.02635528142－0.153780584×VECM

其中，VECM＝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从拟合度、AIC和SC等统计量上看（如附录之表4所示），模型是成功的。

从结果上看，长期系数是－0.154，修正幅度并不太大，而短期冲击值得关注，这说明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时既要看中长期的稳定，也不能忽视短期内的波动。我们发现：

1、短期的滞后一期的收入弹性继续存在，且影响较大，即短期内实际消费品零售额波动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波动0.47个百分点。

2、模型中忽略掉利率变量，这与中国的利率非市场化有关，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坚持2～3年利率不动，短期内利率期限结构曲线是条直线。:

3、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关系，且弹性较大，这既符合传统理论，也较好的解释了居民更愿意采用通胀率而不是利率来预期未来。

4、证券市场短期对人们的持币量影响很小，说明投资者短期内对中国证券市场不信任，容易用脚投票，短期内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性很强。

5、滞后一期和两期的市场化以及滞后一期的企业信贷扩张，它们在理论上是假设短期内不变，但我们还是将它们引入了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影响不大，这也与理论假设相符合。

4.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了1998年1月～2002年12月间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结果表明研究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时既要看中长期的稳定，也不能忽视短期内的波动。我们发现，实际货币需求与实际消费品零售额、利率、通货膨胀率、实际证券市价总值和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及企业信贷活动规模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在短期内利率、证券市值波动以及制度变量等一些解释变量不会对实际货币需求产生大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结束，利率市场化必须加快，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因素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应该忽略，以及现行体制内政府对国企资金的“软预算”的现象继续存在。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建模是个复杂而又必要的工作，特别是对制度变量的挖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郭浩，1999，“从金融资产积累角度对货币需求的考察”，《城市金融论坛》，第5期，P16-22.

【2】谷京萍，2001，“企业信贷需求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易纲教授.

【3】黄先开、邓述慧，2000，“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共同均衡下的货币需求建模与预测”，《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5期，P46-53.

【4】焦瑾璞，2002，“股价变动对货币供求影响增大---关于中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完善》课题组.

【5】李成、赵鹏，2002,“货币需求实证分析和区域货币政策建议”,《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P27-33.

【6】李恒光，2000，“金融创新和货币需求函数变动的相关性分析”，《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第4期，P5-12.

【7】陆金海、陈浪南，2000，“中国货币需求函数长期均衡实证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P63-68.

【8】秦朵，1997，“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经济研究》，第10期，P16-25.

【9】汪红驹，2002，“用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中国货币需求函数”，《世界经济》，第5期，P55-61.

【10】王平权，2002，“人口和货币需求论”，《人口与经济》，第5期，P59-63.

【11】王松奇，2003，“中国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西南金融》，第4期，P9-13.

【12】谢富胜、戴春平，2001，“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1期，P24-29.

【13】易纲，1996，“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12期，P21-26.

【14】Ali-F.DarratandSulimanMOsman,1994,VolatilityofMoneyGrowthandtheU.S.VelocityPuzzle:SomefurtherResults,JournalofBusiness,May.

【15】EngelRF,HendryDF,andRichardJF.,1983,Exogeneity.Econometrica51,277-304.

篇2

一、 理论背景

在15―16世纪，发现新大陆后，随着美洲大量的财富流入，欧洲的物价快速上升，J.博丹认为物价快速上升的原因是白银的大量流入，货币增加，而商品数目不变，导致货币贬值，商品价格上涨。随后，意大利经济学家B.da万萨蒂、G.蒙塔纳里、以及大经济学家D.李嘉图也对这一历史现象做了类似的分析。

直到近代，货币数量论，注重对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及货币价值关系的质的认定础上，进一步开始量的分析，并有美国的天文学家 纽科姆提出了初始的方程式：

其中R为货币流通量，V为通货总量的流通速度，K为通过货币交易的商品量与劳务量，P为物价水平。美国经济学家凯默勒认为上述公式存在一个缺陷，货币是特殊的商品，在流通速度，那么其他的商品也应该存在“周转速度”，1907年，凯默勒将公式演变为：

其中，M为商品数量，S为商品周折率。随后，费雪对上述方程做了进一步的改进，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

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其值等于现金和活期存款，T为交易总量。在假定V和T在短期内不变的前提下，对上述等式两边取对数求导，就可以得到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结论。随后，马歇尔提出了剑桥方程，凯恩斯提出了“真实余额”数量方程。虽说上述方程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通胀行为，但是缺乏了人们行为和预期的因素。随着市场结构的完善，人们的行为和预期对经济的影响增大，上述方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经济研究的需求。

在1952年，弗里得曼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方程：

其中，M表示货币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货币量，d表示货币流动流动速度，P表示平均物价水平，y表示永久性收入；w表示非人力形式的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r表示一组预期收益率，例如股票债券预期收益率；1tEπ+表示预期通货膨胀变动率；u表示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如个人偏好等。弗里德曼理论描述的是个人对货币的需求影响，除了考虑商品和服务之外，还纳入了能力和知识等无形的财富，具有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并且其认为将上述变量改为全国平均值，则能够反映全国人们对货币需求。基于此，将一国所有的居民的货币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居民对货币的需求，将一国所有企业对货币的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企业对货币的需求。

二、文献综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一个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反映了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度量了社会通货膨胀率。但是对中国通货膨胀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研究则较少。

Scheibe（2005）运用适应性和理性的菲律普斯曲线分别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性质，其研究表明较之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更加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Funke（2005）的研究则表明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很好的解释力，随后，王洪涛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说上述作者得出的结论相近。但是也不乏质疑之声，王少平（2001）的研究显示，适应性预期不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而王曦与陈淼（2013）则利用同业拆借数据分析了拆借市场通胀行为，其结果显示：该市场符合预期性假设，理性预期则未能通过模型检验（虽说这只是拆借市场的结论，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结论仍然值得重视）。

从同一个经济主体、数据采集、模型分析，不同的学者研究研究中国通胀行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后，笔者总结了3个原因：其一，从计量经济模型考虑，计量模型都是从假设的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越复杂，其假设也越多或者越严格；而假设则是从现实中精简提炼出来的，小部分主体并不符合该假设，其隐藏着不符合现实的一面，而这部分由假设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的误差算入模型中随机误差项是不合适的，因为模型设置中的随机误差项只是包含了除模型之外的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次要自变量。因此，越复杂的模型往往伴随由假设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误差也就越多，甚至这些误差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实际情况而相互叠加，脱离实际而形成理论空中楼阁，贾文（2003）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到此类；其二，杨继生（2009）在其论文中提到的部分论文中没有考虑到市场中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其三，现阶段研究通货膨胀的工具主要是菲律普斯曲线，从原始的菲律普斯曲线到现今的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曲线愈加完善，也更加符合经济实情，尤其是在新凯恩斯曲线中加入了厂商主观折现因子，融入了厂商企业家的心理因素，使其说服力更强，但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4个部门，排除企业之外还有居民，政府，国外部门，就算考虑封闭的济，不考虑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有居民部门，居民的最终消费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从需求方拉动通货膨胀（Opper，1997；HUh和Jang，2007；范志勇，2008），所以，仅仅考虑菲律普斯曲线来研究中国通胀行为是不足的。

因此，本文尝试采用经典的VAR模型，基于现代货币数量论，分离通货膨胀的两个主体，从居民（需求）和企业（供给）两个角度研究中国通胀行为，以便取得简单且可靠的研究成果。

三、正文

1.模型与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VAR模型进行分析。VAR具有很强的通用性，是时间序列模型中的经典模型，但是其不以金融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特性，使得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任意添加其它的解释变量，削弱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所以本文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选择主要分析变量，克服了上述的缺点，使本文中VAR模型回归系数同样具有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的作用。

在回归模型中， 1tEπ+为预期通货膨胀，选用居民消M价格指数（CPI）度量；在张思成（2008）《中国通胀惯性与货币政策启示》一文中选择了几个度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进行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指标除了具有相同的趋势之外，分别纳入模型后研究的结果也几乎一致，因此并不需要太过拘泥于对通货膨胀度量指标的选择。所以本文选择了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CPI作为通胀的度量指标。

做VAR模型分析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人们检验序列平稳性一般以是否具有单位根作为判断标准，本文以ADF检验结果为分析依据，如表1所示：RET、INV，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故可以用于模型分析，但是CPI不能拒绝原假设，存在单位根。根据VAR模型的特性，必须使3个变量同时处于平稳状态才可以进行模型分析，因此需要对3个变量做相同的处理，使得3变量同时处于平稳状态。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网，从2008年1月到2016年8月共104个样本，且模型的拟合以及所有的检验都运用R语言处理。

2.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2给出了模型中所有的特征根的值，结果显示所有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具有研究的价值。

在居民与企业货币需求方程中理性预期系数估计值分别为3.719和6.21，适应性预期参数估计值为-6.762（-2.446-4.316）和-11.143（-5.531-5.612），且检验系数均显著，这表明中国通货膨胀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其中理性预期系数估计值为正数，适应性预期系数估计值负数。适应性预期减少货币需求，理性预期增加货币需求。这是由于过去的通货膨胀，已经减少了人民的财富值，现期为了自己增加财富，只能将手中部分的货币投入银行或用于投资，进而减少对货币的需求；而预期的通货膨胀，会在未来减少人民的财富值，为了减少财富的损失，只能在现期将手中的货币消费出去或者购买物品保值，从而增加货币的需求，符合经济理论中理性人的假设。

且上述数值还说明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对居民和企业货币需求的影响强于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并且适应性预期是理性预期的两倍左右。这一结果除了表示我国通胀行为存在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的典型特征之外，还进一步说明了人民银行公布并切实执行货币政策，只能减缓通胀速度，并不能消除通货膨胀。

最后，从整个模型分析，无论是由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还是有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都会同时增加企业居民这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货币需求量，进而通过2tLCPI+方程的机制，成为引起下一轮混合通货膨胀的原因。且通胀预期对企业货币需求的影响几乎为居民的2倍，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过程中，企业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是居民货币需求的2倍。那么，通货膨胀经过几轮螺旋上升后，企业将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主力军

四、结论

本文基于现代货币数量论，利用VAR模型，中国简化为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具体讨论了中国通货行为的特点，结合本文中通货膨胀对居民和企业货币需求影响的实证结果，得到了三点简单可靠的结论：第一，中国通货膨胀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第二，向后的适应性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强于向前的理性预期，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第三，通胀率引起企业对货币需求的增长率是居民货币需求的两倍左右。 注（0～0.001’***’，0.001～0.01’**’，0.01～0.05’*’，0.0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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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中，无论是实物商品、劳务商品还是金融商品，它们都以货币为核心形成循环或对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业越发达，金融商品种类越丰富，交易越活跃，这一特殊商品所吸引的货币就越多，投机性货币需求在各个微观主体总货币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因此，在对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货币需求进行分析和估量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以一定的经济发展初始条件为考察基点，注意其经济金融化过程中金融商品与传统的实物商品、劳务商品之间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总体货币需求规模和结构性因素进行较切合实际的估计，为货币政策的调节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在现实生活中，实物商品是由企业提供的，劳务商品是由家庭部门提供的，而金融商品是由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提供的。政府部门提供的政府债券也是金融商品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但鉴于本文的论题因而在后面的分析中将其省略，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考察除政府债券之外的其他金融商品的供给主体――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二、货币需求理论概述

货币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各部门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对货币需求量的总和，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决策依据。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主要经济学家对货币的需求都做过自己的研究，如费雪、马歇尔、庇古、凯恩斯、弗里德曼和麦金农。本文简要介绍凯恩斯的流动性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的永久性货币需求理论和麦金农的引入金融深化的货币需求理论。

凯恩斯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对货币有需求，是因为持有货币可以给人们带来流动性偏好，而利息便是人们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他认为人们在得到收入时要进行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根据时间偏好确定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即在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之间进行选择；第二次是在储蓄总量确定后，对具体储蓄形式的选择，即流动偏好的选择。他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三种动机：交易动机、防御动机和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和防御动机都和人们收入有关，收入越多，人们由这两者而持有货币的数量便会增加。而投机动机却和利率成反比，当利率升高时，人们便会把货币投入到资本市场，获取投资利益。因此，对货币的需求就会降低；反之，当利率降低时，人们担心利率升高会造成其证券价值损失，便会把证券换成货币，从而对货币的需求升高。因此货币需求与人们的收入和市场利率之间有如下关系：

M=MI+M2=L1(Y)+L2(r)，其中M1为由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是收入Y的函数；M2为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函数。其后的凯恩斯学派在此框架内，对于货币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作了进一步的扩展。在前人的基础上，凯恩斯不仅将利率的因素引入了货币需求，而且明确了将货币的两大功能结合起来，即交易媒介和贮藏手段。

1956年弗里德曼发表《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著名论文，提出了自己的现代货币数量论模型。这个现代货币数量论模型认为个人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取决于：持久性收入，它具有高度稳定性，所以该模型所表示的是一个相当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这个比例愈小，则对货币的需求愈大；各种非人力财富的预期报酬率，它包括货币、债券、股票各种金融资产和各种物质财富(资本品、不动产、耐用消费品等)等各种有形资产的预期报酬率；其他不属于收入方面的因素。弗里德曼认为，以上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是就个人实际货币需求来说的，如果去掉Y、W在各单个财富持有者之间分配上的影响，这个货币需求函数也可运用于整个社会。弗里德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需求主要受实际持久性收入的影响，受利率的影响不明显，货币流通速度随着货币供给量的波动而发生变动。

麦金农认为，靠自身积累的储蓄一投资者，购置实质资本扩充生产，必须将实际现金余额积累到一定规模。这表明，投资倾向将会明显地影响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而且，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同实际产量的增长率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它们也要受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的强烈影响。

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分析中，主要从宏观方面讨论了经济中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而很少涉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麦金农在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对货币需求理论方面则做出突出贡献，分析不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所造成货币需求的影响。而现实社会，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多，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不断丰富，金融业务越来越广泛，金融对人们的经济生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有必要在分析货币需求时，着重考虑金融业务活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讨论银行、证券、保险业务活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三、我国金融业务活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证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和交易都要求一定的货币与之相对应，证券发行规模越大，市场交易越活跃，这类金融商品引致的货币需求就越多。对资本市场与货币需求中间联系的研究，经济学家主要从三条路径对股市状况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一是财富效应，股市上涨，人们收入增加，相应地货币需求也会增加；二是交易余额效应，股市交易越活跃，交易量越大，需要的媒介货币也就越多；三是替代效应，股票价格上涨会使得人们对自己的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作为非生利资产的货币在人们资产组合中的相对比重将下降，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的货币需求。无论股市行情是好还是坏，财富效应和交易余额效应的货币需求强度总是大于替代效应产生的货币需求强度，正是由于这一点，可以认定：证券市场的状况同货币需求是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由于证券市场不完善，证券法律不健全，证券产品单一，投资证券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投机，因此随着股票交易量的增加，人们的投机欲望和投机行为就会增强，这时货币需求和股市状况主要表现在第二种，即交易余额效应，而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则表现得不太明显。这也说明了现阶段，在我国特定的国情条件下，证券业务活动和货币需求是成正比关系。

保险公司发行保单，保单实际是预防性货币需求的集中化、社会化表现。在一个发达的保险市场环境中，讲信誉、高质量的保险服务会产生理赔支出同保费收入大体相抵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保险公司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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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且越来越密切。股票市场的发展深刻影响着货币的供给需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而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变化、利率变化等调控手段也在影响着股票市场。在我国股市深刻变化的今天，对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调控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关于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调控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关注。

(一)在关于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关系方面

陆蓉(2003)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脉冲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度量了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效应，她认为货币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楚尔鸣(2005)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作用于股票市场的效应明显，但传导过程中的“q”渠道和“财富效应”渠道等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宋宸刚、谭晓蓉(2001)还对股市泡沫的产生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影响作了分析，这个研究对当前股市或许具有现实意义。

具体深入到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方面，苟文均(2000)分析了资本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条件，探讨了货币政策变革的基本方向。栾怡(2001)开始注重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江其务(2001)、许祥秦(2001)在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失效问题时提到股票市场的因素，进而陈柳钦(2002)系统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重点阐明了我国资本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阻碍因素。刘志阳(2002)则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提出货币政策的股市传导机制模型并进行检验，得出结论：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相关度在逐步增强，这使得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较大冲击；当局应对现有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调整，重点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利率取向和最终目标的股价参考。刘岭(2003)进一步通过分析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讨论了QFII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许崇正(2003)则详细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低效的原因，并且与陈建新(2003)提出了扭转中国股市传导货币政策低效的对策。

(二)在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关系方面

1．与最终目标的关系研究。Borio.C(1994)认为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央行没有理由去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只有当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时，货币政策才应干预资本市场。而国内学者钱小安(1998)在研究了资产价格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后指出，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执行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应在确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Friedman(2000)通过对美国股票价格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股票价格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我国情况，谢平、焦瑾璞(2002)认为1999年下半年开始的货币政策机制紧缩效应与股票市场的关联在增强。央行为提高稳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当关注股票市场的发展。同期，易纲等人(2002)借助模型分析发现，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股市。当股市价格偏离稳态越来越远时，经济运行将是不安全的。因此，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应同时考虑股市价格和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但是央行的根本目标仍是维护币值的稳定。较权威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2002)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对股市波动央行应关注但没必要盯住。

2．与中介目标的关系研究。货币需求方面：Friedman(1988)认为股票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交易效应和替代效应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Friedman&McComac(1991)分析了美国和日本的股票价格与货币需求的关系，结果显示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具有负向影响。国内学者易行健等人(2004)实证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估计了包含股票市场成交额的季度货币需求函数，得出我国股票市场成交额减少了各个层次货币需求的结论。进而赵明勋(2005)实证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综合效应，结果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倾向于减少狭义和广义的货币需求，且对广义货币需求的影响小于对狭义货币需求的影响。

具体到股票二级市场，据石建民(2001)、高莉、樊卫东(2001)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二级市场对货币需求具有统计显著性，为正相关关系。股票二级市场对M1需求的影响要大于对M2的影响。

货币供给方面：周英章、孙崎岖(2002)对中国1993—2001年股市价格波动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股市价格波动明显领先于货币供应量且对货币供应结构的稳定性构成较强的正向冲击，从而加大了央行货币调控的难度，削弱了宏观需求管理的有效性，故建议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股价波动。在股票价格对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影响方面，王维安、杨靖(2003)通过对中国1999～2002年的实证分析认为，股价变化引起的替代效应和转换效应是存在的，替代效应作用于短期，而转换效应会在一段时滞后显现。金德环、李胜利(2004)则进一步研究了中国股市价格和货币供应量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股市价格和M0、M2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它可以用货币供应量M0和M2来解释，但股价变化不是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原因。

(三)在股票市场与利率手段的关系方面

Rigobon＆Sack(2001)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标准普尔500指数每升降5％就可能导致利率升降25个基本点，利率对股市波动的反应强烈。国内学者王军波、邓述慧(1999)通过分析央行利率政策对股票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发现利率政策在短期和长期上对股价波动幅度、股票成交量等都有显著的影响，只是对股票市场的短期影响有反常现象，而长期影响则是稳定的。但是高俊峰(2004)在分析利率政策对我国股市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后，则认为我国利率政策对股市的短期效应非常明显，但长期效应与理论分析有出入。他认为长期效应还要受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完善程度、相互间沟通程度以及长短期证券工具的丰富程度的制约，而这恰是我国的不足。具体到利率调整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方面，李敏、金光(2004)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该影响存在时滞，这一时滞约在15到30天之间；而且利率调整不对股票交易量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二者的互动分析

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二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一)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

1．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传导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它们所成立的前提是：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一体的，没有阻滞。也就是说，要具有充分发展的金融市场，这样的市场资金配置效率高，现实中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接近于此。

近两年我国股票市场成功地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了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全流通，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股市规模进一步扩大，股市发展态势良好，这是有利因素。但种种制约因素使我国的证券市场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来响应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互分割，一体化程度不高，货币和证券两种资产自身的联接效应以及两种资产价格的联接效应还有市场之间市场交易的非对称信息对称化效应不明显。②我国股票市场投机性太强，股票价格易纵，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市场信用体系并不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急需完善。③市场规模尚需进一步扩大。

2．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影响。传统意义上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只关注实体经济价格水平，不顾及虚拟经济资产价格的目标取向，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尴尬和无奈。事实证明：股票价格已不能再排除在货币政策视野范围之外。随着资本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流通市值占GDP比重日益提高以及股指和GDP的相关度日益加强，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必然会日益加深，这其中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股价波动对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完善已提出迫切要求。

3．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中介目标的影响。我国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定为货币供应量，与其相应的操作手段是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多少和货币乘数的大小。股票市场的发展将深刻影响货币供应量。因为伴随其发展，大量社会闲置资金将进人股市，银行、企业和居民的原有货币需求将发生变化，从而基础货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比例也将改变，这将影响基础货币的创造能力。而且由于股票价格的上涨，居民会减少现金持有，更多地进行证券投资，从而造成流通中现金漏损减少，货币乘数增大。股票市场的发展还将使居民、企业、机构投资者和商业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资金配置的互动加强，这将影响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稳定性，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在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上更多的采用利率手段，因为货币市场的利率变化将通过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帮助央行实现货币政策意图。

(二)货币政策调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调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股票价格的变动上。上文提及的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手段，实质上就是央行通过利率变化来改变货币和证券这两种资产的相对价格，从而吸引资金由货币市场流向资本市场，最终影响股票价格。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同样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当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将增加，货币的边际收益下降，而就短期看居民出于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变化不大，投机需求则会出现较大变化，于是股票价格将被推高。

四、政策建议

为了实现我国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的良好互动，政府应在如下三个方面调整完善政策：

1．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关注股价波动

2006年来我国股市发展迅猛，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愈发重要，股指与GDP的相关度也在加强，这意味着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会日益明显。而央行将股票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视线将适逢时机。

2．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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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比例法成本一收益法储备需求函数法

一、经典外汇储备规模决定理论

20世纪6o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卡包尔提出的描述法，特里芬等提出的比例法，海勒和阿格沃尔提出的成本一收益法，货币主义提出的货币需求决定法及弗伦克尔等提出的外汇储备需求函数法。这些经典的储备规模决定理论为研究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1．描述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卡包尔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外汇储备规模的描述分析法，认为影响一国外汇储备需求的因素有六个方面：一是储备资产质量；二是各国经济政策的合作态度；三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效力；四是政府采取调节措施的谨慎态度；五是一国所依赖的国际清偿力来源及稳定程度；六是国际收支动向及其经济状况。这一方法的缺点是难以建立较为精确的量化模型，只是简单地定性分析外汇储备规模。

2．比例法。比例分析法是根据外汇储备与某些经济变量的比例关系来计算适度储备规模。常用的比例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储备／进口比率，由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把满足进口贸易需要作为衡量外汇储备的标准，该比率的适度值是在20％～40％之间。从时间来看，最低外汇储备应能支持至少三个月的进口需求量，标准值是能满足3～6个月的进口需要。二是储备／短期外债比率，反映了一国的快速偿债能力，国际警戒线为100％，如果低于这一标准会打击投资者信心，引起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如果外汇储备超过短期外债余额的5倍，则会因大量资源闲置而带来经济损失。三是储备／外债余额比率，反映了外汇储备对全部外债的清偿力，警戒线为30％，一般以30％～50％为宜。四是储备／广义货币比率，由约翰逊等(1958)提出，他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顺差表示本国货币需求过度，逆差表示国内货币供给过多，一般该比率以25％为适度。五是储备／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法，反应一国经济规模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量。比例分析法的优点是初步建立了衡量外汇储备的量化指标，但指标过于简单，不能全面反映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多种因素。

3．成本一收益法。这一理论应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认为当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时即达到最佳储备规模，以海勒和阿格沃尔的研究为代表。海勒(1966)认为，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即一国调节国际收支时付出的调整成本，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是将这些储备资产换成其他资产时可能带来的投资收益。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即是持有储备的边际调整成本和边际机会成本相等的点。在海勒模型的基础上，阿格沃尔(1971)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储备需求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要既能在固定的汇率上融通国际收支逆差，又能使该国持有储备的收益与成本相等，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外汇储备。在他的模型中成本和收益都用产量表示，即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指用储备购买进口必需的投入后能生产出来的那部分国内产品，持有收益指一国出现收支逆差时由于持有储备而避免的不必要的调节所节省的国内产出。成本一收益法对于机会成本的计算很难精确量化，很难进行具体的操作，而且这一方法仅考虑了预防性及交易性付汇需求，未考虑偿债性及平抑外汇市场波动的储备需求，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4．货币需求决定法。该理论由货币主义学派布朗和约翰逊等经济学家提出，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国内货币供给超过需求时会引起多余货币外流，形成国际收支逆差，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会引起国际储备的减少，因此，外汇储备需求主要由国内货币增减决定。

5．储备需求函数法。储备函数法的关键是要合理地构建储备需求模型，而构建模型的方法也是逐渐完善的，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均衡研究到非均衡研究。弗伦德斯较早地用多元回归法详细分析了出口收益率的不稳定性、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收益率及变动率、政府改变汇率的意愿及收入水平等十大因素对储备／进口比例的决定作用，建立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发展中国家的储备需求函数，但这一模型在实证检验时未能取得理想结果。英国学者弗伦克尔(1974)建立了储备需求的双对数模型，根据这一模型，一国的外汇储备需求由进口倾向、国际收支的波动及进口额决定。这两位学者的模型都以静态分析为主，未能反应储备需求和相关因素的长期动态关系。为弥补这一不足，埃尤哈(1976)采用滞后调整模式建立了发展中国家的动态储备需求函数，主要选取的变量为经济体的开放度、外汇存款的利率、出El创汇的变动率和预期的出口收入。2o世纪70年代末，国外学者开始采用非均衡方法来研究外汇储备需求问题，即事先并不假定外汇储备的实际持有量等于需求量(许承明，2001)。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弗伦克尔和艾德沃兹(1983)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利用非均衡模型研究外汇储备规模，弗伦克尔用动态调整模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外汇储备的需求函数以及外汇储备实际持有量向需求量调整的速度问题；艾德沃兹研究了一国货币市场非均衡对外汇储备需求及其动态调整的影响。储备需求函数法不再拘泥于影响外汇储备的单项因素，对各类因素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也做出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且引入了动态分析过程。这一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无法克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且当变量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时会出现伪回归，容易形成错误判断。2o世纪90年代，格兰杰和恩格(1987)提出的协整理论提供了一种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长期均衡的有效方法，此后，西方学者开始用这一方法重新构建外汇储备的动态需求模型。

二、我国学者对适度储备规模的研究

1、我国~1-9-储备规模的描述分析。王国林(2003)参考了IMF判断储备不足的五大标准，用描述法研究了我国当前的外汇储备状况，这五个标准为：国内利率的高低；对国际交易的限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汇率的稳定性；新增储备的主要来源。王国林认为，考虑到通胀因素，我国当前的实际利率并不算高，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的深化，对外交易的限制不断放松，外汇市场相对稳定，外债在1999年出现净流出，而外汇储备则稳定增长，因此，新增储备不可能主要靠信用安排的外债，我国也从未把累积储备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所以我国外汇储备是充足的。

2．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比例分析。王元龙(2oo3)、陈德胜(2005)对我国的储备／进口比率、储备／短期外债比率、储备／外债余额比率进行了研究，从计算结果看，这三个比率在2o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处于适度区间内，中期以后开始猛增，2OOO年已远高于上限，此后，除了储备／短期外债比率在2002年降至5．4倍，已接近安全区间外，其他两个指标仍有增大趋势。陈德胜(2OO5)认为如果以25％作为储备／广义货币(M2)比率的安全警戒线，我国1985—2004年的比率基本在警戒线以下，但在2OO4年已达23．8％，大有突破警戒线的趋势。储备／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适度值也没有统一的标准，(2004)认为外债总额占GDP的比例在8％以下是安全的，而外汇储备应保持在当年外债余额的2o％一30％，这样推算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上限为2．4％；胡智(2006)认为适度的比例区间为2．4％～4％，我国的外汇储备在1994年以后远超过了按这一标准计算出的适度储备区间。比例法分析的研究结论说明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适度规模。

3．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根据阿格沃尔模型，吴丽华(1997)计算出，我国1996年外汇储备的理论值应为670亿美元，而当年实际外汇储备为1050亿美元。(2004)计算得出，2OO2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应为492．04亿美元，而实际值为2864．0r7亿美元，实际值和适度值有很大差距，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阿格沃尔模型主要反映了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所需的交易性和预防性外汇储备需求，未考虑其他需求，因此用该模型计算出的外汇储备适度值偏低。高丰(2OO3)运用引入偿债需求后的阿格沃尔模型计算了我国从1990—2OO2年适度外汇储备值，结论是：在1996年前，我国外汇储备实际值低于理论值；1997年后则高于理论值，且差距逐渐增加；到2OO2年高出理论值1137．212亿美元。苏红(2004)对阿格沃尔模型进行了更为全面的修正，除了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偿债需求等基本需求外，还引入了进口依存度、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国内外实际利差、对外融资能力、财政赤字率、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等因素，计算得出我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小于实际规模，且差值逐年增大。如果考虑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及加入wro等因素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外汇储备的制度性需求后，我国2OO2年的外汇储备实际值仍高于理论值，但差值有所减少。直接运用阿格沃尔模型计算出的我国外汇储备理论值远低于实际值，但在我国学者引入其他因素对模型进行修正后，外汇储备的实际规模仍高于理论规模，因此，根据成本一收益法的计算结论是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偏高。

4．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货币需求分析。根据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主要由国民收入、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等因素所决定，因此我国学者的研究思路是先结合上述变量建立货币需求方程，再将估计出的货币需求量值带人外汇储备需求模型中，通过回归分析确定模型中各变量的数量关系，若货币需求变量解释显著则说明货币因素会对外汇储备规模产生影响。许承明(2001)和刘振彪(2004)分别用误差纠正方程和协整系统方程估计出货币需求量，代人外汇储备的需求方程中，都得出了和货币主义观点相一致的结论：即从短期动态看，中国的国际储备需求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货币市场的非均衡对外汇储备的数量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货币的过度供给将使外汇储备向下调整；过度需求将使外汇储备向上调整。

5．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需求函数分析。在经典外汇储备函数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用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外汇储备及相关变量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显著因素，围绕这些因素构建了外汇储备的静态及动态需求模型。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描述了我国外汇储备实际规模和适度规模的偏差及这种偏差的调整过程。

三、基本结论

1．分析框架和方法的差异。2o世纪6o年代的定性分析法对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没有量化估计，只是一种定性判断；比例法仅把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外债规模及货币需求等单一因素作为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标准。这两种早期理论都没有采用均衡的分析方法。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储备决定理论开始引入均衡的概念，认为影响储备的各类因素达到均衡时所确定的规模才是适度规模，但对均衡的理解出现分歧。成本一收益法认为当持有储备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即达均衡，而储备函数法则认为当储备的供给等于需求时才会达到均衡状态。由于国际储备的供给主要来源于国际收支顺差，所以确定储备适度规模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其需求。以后的学者顺着这一脉络继续进行研究，通过计量模型寻找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主要因素，并准确描述其影响方向和程度。早期的储备需求理论暗含的基本假设是外汇储备的持有量等于需求量，这样实际得到的是外汇储备持有量函数，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外汇储备需求，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需求函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学者突破了这一假设，认为适度储备规模的实现需要经过～个动态调整过程，结合动态调整方程和持有量函数，他们运用非均衡的方法确定了外汇储备的需求方程。协整理论产生后，决定外汇储备规模的各种因素的长、短期均衡关系又在协整系统方程和误差纠正方程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可见，不同的分析框架方法所确定的国际储备适度规模存在着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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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中国也未能幸免。在经历长达5年的经济超过两位数高速增长、低通胀之后,2007年初中国的物价开始持续攀升,CPI从2007年1月份的2.2%,上涨到2008年4月份的8.5%,2008年2月份更是高达8.7%,创11年来月度数据新高。

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在现有研究中,一般都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对此政策意义极强的基础性问题,从客观上提出了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度量问题的必要性。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局限于通货膨胀的指标分析,如通货膨胀变动率、隐形通货膨胀率等。到90时代中期,逐渐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或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总量和结构分析,测算相关政策变化对国民经济、部门价格水平以及价格总水平的影响。

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利用龚和邹(2001)的框架,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基于美国1900～1994年和我国1978～2000年的数据,计算了当消费者对社会地位或财富的看重程度不同时,经济增长率分别以收入度量和以消费度量的福利损失,指出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愿望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数据,得出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显著。欧俊和李花采用Bailey(1956)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半对数型货币需求下通胀福利成本为GDP的0.5%,双对数型货币需求下该成本为GDP的0.9%;二是若通货膨胀率由1.2%上升到2%,人民银行保持实际利率0.05%不变,即名义利率从1.25%调整到2.05%,则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GDP的1.3%和1.15%。

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谢赤,2002)、混合型通货膨胀的生成路径及其社会福利成本(王再文、李刚、李远富,2004)等方面,这些都只是提出了理论思路,未给出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从负利率问题入手,细致地研究了通货膨胀等因素对百姓金融资产造成的影响。在其向《证券市场周刊》提供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居民资产减少了7000亿。

陈彦斌、马莉莉用消费者剩余、MIU 模型及CIA 模型这三种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得到在中国10 %通胀率的福利成本约为产出水平的4%。Lucas使用美国经济数据得到10%通胀率的福利成本约为收入的1.64%,说明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大。蔡万旭利用McCallum-Goodfriend模型,求解出1992～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99%～1.8732%之间,利用Bailey的方法,得到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35%～1.8055%之间。从其研究中看到,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并不大,完全没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过于紧张。

二、未来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思路

1.现有研究中没有涉及我国的现状。我国目前仍处于市场化的转型阶段,美国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简单的模型套用是否行得通,能否加入市场化水平指标或者我国特有的国情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到对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

2.在货币需求模型中,采用了M1作为名义货币量,与Lucas的分析一致。用M1作为估计量是否恰当,是否可以用加权的货币总量来代替M1,即给各种货币资产赋予不同的权重,加总后作为新的名义货币量进入模型,重新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估计,这也是将来可以继续进行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龚六堂,邹恒甫,叶海云.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损失[J].财经问题研究.2005(8)

[2] Robert E.Lucas.JR.Inflation and Welfare[J].Econometrica, 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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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2－019－06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Post Keynesian Economics)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代表了强烈反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综合派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努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可供选择的多种研究方法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其在美国的分支(又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发展了凯恩斯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不确定性、货币非中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思想，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在于不确定性和同货币――信用有关的那些问题，将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思想发展为一种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来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经济中的种种问题。20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以及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的理论观点，因此，这一学派的影响力必将进一步扩大。

一、生产的货币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均衡的世界里，产量、就业及收入的实际水平是由真实部门的各种因素(资本、劳动、资源和技术等)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只决定各种经济变量的名义水平，而不能决定其实际水平。这就是说，货币是中性的，它充其量也只是罩在实际经济部门之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分成两个部门，即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实际上，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种经济变量的实际值；在货币部门，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流通速度(货币数量论)决定了各种经济变量的名义值(价格水平)。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抹杀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它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如果有货币的话，也只是作为交换的媒介在事后引进的。在新古典的没有货币(或者货币只是买卖的中介)的确定性世界里，经济体系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遭到凯恩斯的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要打破这种两分法，而使物价论与社会全体之产量及就业量发生密切接触。在《通论》绪论中，他这样写道：“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的严重分歧使凯恩斯主张以微观和宏观两分法代替新古典的两分法，他提出了生产的货币理论，用以解释有效需求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世界中的波动。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凯恩斯关于货币非中性的观点。他们提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都是影响真实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是从凯恩斯关于分析使用货币的企业家经济的方法演变而成的，该理论强调，资本主义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信用――货币经济中运行的。因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实践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与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保罗・戴维森指出，企业家经济“是一个有着两项显著不同的特征的体系”。首先，组织生产的是“一群企业主，他们付钱雇佣了生产要素，然后期望从产品的销售中得到金钱补偿”。第二，“不存在自动的机制保证付给生产过程中的投人要素的货币将被花费在工业品上。因此，企业主永远无法确定他们能收回所有的货币生产成本。”维多利亚・奇克也指出：“《通论》代表着一个生产经济模型，它使用货币，在时间中穿行，受到不确定性和出错的可能性约束。”

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不同，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贮藏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把现在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资本家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货币就是投资和生产得以实现和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非物物交换的经济中，由于不确定性不间断地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储存货币就必然成为抵御不确定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是因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虽然具有零收益，但同时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其他资产所不具备的。所谓货币的流动性，是指货币无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还是作为一般的法定支付能力随时随地(包括即期和延期)都能进行支付和偿还债务。由于其材料的属性(如体积小、自然损耗少等)，保藏货币的费用很低，甚至微不足道的，货币的这一特征与流动性结合在一起，使货币成为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货币之所以被用来作为贮藏手段，主要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那么就无需在交易需求之外再保持一定量的现金，所有的闲置现金将自动地转化为长期的盈利性资产，而货币作为财富贮藏手段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不是因为存在不确定性，凯恩斯问道：“为什么在疯人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想把货币当作财富贮藏手段呢?”英国后凯恩斯主义者乔治・沙克林也指出：货币由于其所提供的流动性，可以推迟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货币是不确定性世界中的购买力的短期寄居所。

一旦货币作为贮藏手段退出了流通领域就存在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已指出过。后凯恩斯主义者则发挥了凯恩斯在《通论》第17章所讲的关于现代货币的两个特征思想，说明了为什么货币会影响真实部门的实际产出和就业，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通常情况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的第一个特征是：其生产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说，货币不是生长在树上，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其需求增加和价格提高会使其供应量增加。在不兑现纸币流通或者实行管理通货的国家，纸币的生产或发行都由国家严密控制，对于私人企业来说，绝对没有生产纸币权力，货币的生产弹性只能等于零。货币的第二个特征是：其替代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说，货币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其需求增加和价格提高会减少自身的需求量和增加其替代品的需求量。货币的替代弹性等于零是由于货币本身并无效用，它的效用来自于交换价值。作为一般购买力的代表，它可以换回任何其他商品，但其他商品中却不具备这种效用。因此，人们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代货币，货币的交换价值越高，人们越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换货币，从而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货币的这两个特性对解释有效需求失灵的起着决定作用：对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对灵活性需求的增加，即货币需求的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会导致货币的价格――利息

率――上升；另一方面会导致非货币生产及相应的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都会对实际产出和就业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货币是以一种实质性的和特殊的方式进入经济体系之中的。”

后凯恩斯主义者不仅强调不确定性世界中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他们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不确定性世界中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问题上。从货币的这一职能产生的信用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根本上是一种信贷经济。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以及生产着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欠债，货币资本的借贷关系，弥漫于每一个角落，从而形成一个接着一个的支付的锁链，一旦个别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这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必然的，这个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支付锁链就会从某一个环节中断，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就是建立在货币经济的信用和债务关系基础上的，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该假说既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模型，借以说明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发展的内在联系；同时，它还表明金融危机是与金融自身内在的特征紧紧相关的，即不稳定性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巴伯拉将明斯基的观点总结为这样两句话：“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使人们愿意去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许多人进行风险赌博时，一丝沮丧之情便可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他将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暴跌列为“明斯基式危机”的一个经典案例。他指出，1966年至2002年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这反过来使主流经济学家和房主们以为，房价永远不会下跌。随着房价上涨，人们在房地产市场里加大赌注，其形式就是次级抵押贷款、抵押再融资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从2004年6月开始，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决定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达到5.25％。贷款利率提高后，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下降，导致价格回落。与此同时，拖延还款的现象显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贷款就是所谓的风险贷款或次级贷款。在贷款市场繁荣时，许多银行利用抵押贷款发放担保债券。当房屋价格下跌、消费者开始拖欠还贷时，投资者发现最好的做法就是抛出手中的债券。这样一来，问题在短时间就转移到银行方面：它们没有充足的资金应对这股抛售浪潮。许多银行成为牺牲品。与此同时，债务成本提高，资产贬值使得许多家庭受到财产损失，从而造成消费、投资和信贷活动的相应缩减。

二、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利率由投资和储蓄这两个实物因素决定，并调节投资和储蓄使之相等，货币的供求不会影响实际利率，因此，货币是中性的。在《通论》中，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率理论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全新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认为，利率不是由投资和储蓄决定的，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需求由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组成。其中，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主要和收入相关，投机动机主要和利率相关。货币供给是由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数量。利率是一种价格，它使得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量恰恰等于现存的货币量。因此，货币的供求变化使利息率发生变化，而后者的变化通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传递到实际部门中去。后凯恩斯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在《通论》中的这些观点，特别是对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发表一年后的几篇论文提出的观点加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新说。

早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就与货币数量论作了彻底的了断。他明确区分了工业和家庭这两个部门为交易动机所持有的货币量，并指出两者持有货币的动机不一样，家庭部门主要是为消费的目的而持有货币，而工业部门持有货币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和投资。马歇尔的“剑桥方程式”只适合于前者，因为它是相对稳定的，且与收入保持固定的比例，这一方程式被凯恩斯形容为是一种“坐着的货币”。而后者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就是说，两者的流通速度是不同的。凯恩斯因而否认了货币数量论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一个主要信条，即在货币量和国民收入的名义水平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因此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或是可预测的。在《通论》中，凯恩斯没有提及这一观点，这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从《货币论》上的一种倒退。然而，在《通论》发表的一年之后，凯恩斯在《就业通论》、《利率的替论》和《利率的“事前”理论》等3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的概念，将其作为传统的交易需求之外的一种货币需求。他说，“我现在认为，当初我在分析货币需求的各种源泉时，如果能更加强调这一点就好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理论没有受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重视，但却被后凯恩斯主义加以大大的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强调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将其称之为“第四种货币需求”。西德尼・温特劳布甚至提出了货币需求七动机说。他认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需求的动机可以扩展为七个：(1)产出流量动机；(2)货币――工资动机；(3)金融流量动机；(4)还款和资本化融资动机；(5)预防和投机动机；(6)弥补通货膨胀损失的动机；(7)政府需求扩张动机。其中，除了第5项和第7项外，货币需求的其他动机都与融资动机有关。而一旦将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引入未来不确定性下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框架，就会得出货币非中性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结论。

所谓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是指企业家在进行投资决策和实际完成投资这一时间间隔内产生的货币需求。这是发生在实际投资进行之前对货币的需求，它同计划的投资有关，因为在进行投资之前，必须确保相应的资金供给，它是为了当前的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一笔预先提供的现金。对出于融资动机的货币需求似乎适用暂时或非常短的时期，但是这种旨在为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暂时性”的货币需将会特别巨大，特别是在经济高涨期更是如此。事前投资的急剧增加造成了对事前资金需求的显著增加，而除非银行愿意按现行利息率提供更多的资金――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资金需求是不可能在不导致利息率上升的情况下得到满足的。这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企业家筹措资金的时候和实际进行投资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空位期，在这个空位期，存在着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但是却不存在着它的额外供应”。利息率上升最终会导致实际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在灵活偏好理论中加入融资性需求，这意味着在存量货币中加入流量货币，这样就必然导致存量和流量的矛盾，从而造成利息率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保罗・戴维森指出，在“融资动机”存在的情况下，IS－LM模型是不稳定的。因为由于“融资动机”的存在，投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相互联系的，IS曲线和LM曲线也是相互影响的，当融资动机导致IS曲线移动时，LM曲线也随之移动。

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的，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而只能被动地适应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如果中央银行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对于货币需求的增

加――这是更为可能的情况，那么，发生在货币部门中的变化就会通过利息率的变化外溢到实际部门中去。在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中，货币供给被视为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对货币数量论以及货币供应量与名义收入水平之间联系的强度有不同的解释。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理论完全是与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货币数量论对立的。正如斯蒂芬・罗西斯指出的那样，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需要毫不含糊地在三个方面直截了当地拒绝货币数量论：(1)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于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概念；(2)拒绝关于货币需求是人均实际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函数的论点；(3)拒绝货币数量论中的由货币供应量到名义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因果链的箭头。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代表是温特劳布－卡尔多模型。

温特劳布模型是以他著名的工资定理为基础的。根据这一定理，工资率的任何过度增加都将通过某种在单位劳动成本之上的事先决定的和稳定的加成而导致物价的上涨。由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所导致的名义收入的增加将造成在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上的交易货币(信贷)的需求的增加。温特劳布假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那么要维持实际产出和就业水平，就必须完全满足对货币的需求。因此，箭头的指向是这样的：货币工资上升成本提高利润加成价格水平上升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完全不同于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后者认为，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造成了价格变动，所以箭头的指向完全是相反的。

如果中央银行断然拒绝增加货币供应，过度的货币需求就会引起利息率的上升，并导致预料之中的凯恩斯式的结果，即通过乘数的作用，投资的减少将导致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减少。在较低的实际产出水平上，货币需求将会减少，这就迫使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实现相等，这一调整过程是通过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减少来完成的。同样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能部分地满足货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产出和就业就会下降，但下降程度比货币供应完全不增加时为少。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由于货币供应没有或部分地满足了货币需求的增加，物价水平将会提高，而产出和就业减少。这是温特劳布对滞涨问题的解释。在这里，滞涨是由温布劳特的工资定理加上中央银行的顽固态度所造成的。

尼古拉斯・卡尔多认为，在信贷――货币经济中，任何时候货币供给量是由货币需求来决定，即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货币供应是内在的和受需求驱使的。他提出了决定货币供给变化的两个因素：货币收入变化率与工资膨胀率。货币收入变化率是建立在比温特劳布的单一工资理论广泛得多的基础之上，它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1)需求压力；(2)国内投资；(3)出口：(4)财政政策；(5)工资上涨率；(6)公共部门借贷需求的变动，等等。货币收入率和通胀率的变动使名义收入发生变动，从而导致货币需求量发生变动。如果不想引起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货币当局除了满足由名义收入变动引起的货币的交易需求的变动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另一方面，利息率(贴现率)不是由竞争性金融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而内生决定的，而是由中央银行确定和管理的外生决定的货币的基本价格。利息率不是一个因变量，而是一个完全处于中央银行控制下自变量。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确定利息率，而不是货币存量。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实际上并没有控制能力。总之，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利息率则由中央银行决定。货币需求的变化是利息率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变化的结果，利息率对“持有货币的愿望”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因收入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间接影响。换言之，由贴现率变化所导致的利息率的变化对投资有直接影响，通过乘数――加速数模型，它又对收入造成了影响。因果关系的链条是这样的：利息率下降投资增加收入按倍数增加货币需求增加。由此引出的货币需求的变化必须由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予以充分满足。

卡尔多的模型假定，在中央银行所制定的和维持的任何利息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是无限大的或是水平的。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创造了自己的供给，而这种供给能完全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是对萨伊定律在货币部门的反用。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如果内生的货币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金融部门的行为就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仅是被动地适应实际部门发展的节奏而已。但实际上，在未来不确定性的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供给往往不能完全适应信贷货币的需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和金融市场是非均衡的。由此必然会爆发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并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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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旭（1974-），男，北京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E-mail：

摘要：

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思路与实施效果，因此需要我们给出清晰的回答。目前，对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问题虽然已多有论述，但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外生说”缺少实证检验，“内生说”虽有大量的实证检验，但所采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包括：（1）它偏离了经济学关于判断货币供给内生或外生的标准；（2）它在确定解释变量时具有太大的随意性。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判断标准；其次使用TSLS方法对我国货币的供求函数同时进行了估计。按照明确后的标准，估计的结果显示我国货币供给在现阶段依然是外生的。最后澄清了关于货币外生供给的一些误解。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单位根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052-08

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一个内生变量还是一个外生变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思路与实施效果。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就意味着央行可以主动地、相机抉择地控制一国的货币数量，进而影响一国的整体经济。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则意味着央行无法单方面地控制货币数量，因此单纯的货币政策无法产生可预计的结果，对经济的干预需要央行与政府共同综合运用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显然，如果央行主观认为货币是外生的，但客观上却是内生的，那么货币政策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甚至对经济体产生有害的影响。所以，需要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文献综述

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里，任何一种商品，其均衡价格与数量都是由其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的。货币也不例外，它的价格（即利率）与数量（货币余额）也是由它的需求与供给决定的。但比较特殊的是，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大多认为，货币的供给是外生的，即货币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1]-[2]。

然而，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决定的信条是来自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与货币主义的宗师弗里德曼，由此二人在经济学的地位不难理解为什么“货币外生论”能够成为主流观点；与此同时，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学者也是为数众多，这包括：银行主义学派中的图尔、威尔逊、富拉顿等；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熊彼特以及撰写《货币论》时的凯恩斯本人也持有此类观点；后期有卡尔多和“拉德克利夫报告”、格利、肖、托宾以及后凯恩斯主义者戴维森、温特劳布、明基斯、摩尔、罗西斯等[3]。当然，在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各种理论之间也有区别，例如，后凯恩斯主义者中有些学者认为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种观点被称为“适应性内生供给说”（accommodative endogeneity）[4]。而同学派中的其他学者则认为货币的供给曲线是具有正斜率的曲线，这种观点则被称为“结构性内生供给说”（structural endogeneity）[5]。

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广泛的探讨，同样也有两种观点。

1.认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外生的

这部分学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类则是以隐含的方式表明着自己的立场。前者如，史永东[6]使用Granger检验的方法检验出我国的M1或者M2对于GNP是外生的；魏巍贤[7]使用由Engle等[8] 提出的关于“弱外生性、强外生性，以及超外生性”的检验方法（简称EHR方法），检验出我国的货币变量是经济活动的弱外生变量。

以隐含的方式表明着自己立场的学者则包括了目前所有试图估计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学者（虽然他们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因是，这些学者对货币需求函数的估计都采用的是单方程的估计，而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那么用单方程进行估计就是错误的。

因为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即货币供给曲线是倾斜的，那么用单方程估计就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所以，目前所有估计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学者们，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属于货币供给外生论者[9] -[16]。

2.认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

这部分学者，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可以分为两类：（1）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包括：巴曙松分析了我国经济转轨期间货币乘数的内生机制[17]；孙伯银认为，我国“1997年前货币供给是政治内生性为主，1997年后货币供给转向市场内生性”[18]。崔建军的分析则说明货币供给内生与否取决于货币的发展形态、相应的供给机制，以及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而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19]。王国松论证了我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存在制度内生性，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性，从而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20]。（2）以定量分析为主，或定量定性相结合。如一些学者等使用Granger检验方法检验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21]-[23]。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外生论者”的研究，还是“内生论者”的研究都有较为严重的缺陷。首先，对此问题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定性分析，因为有些通过定性分析确认的作用机制（如内生性的机制）即使存在，也还有一个作用力是否显著的问题。其次，无论是“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目前的定量分析大多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但该方法在检验货币供给内外生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具体原因是，使用该方法进行检验是遵循如下一个基本的逻辑：一个变量X如果是某个系统A的内生变量，则在系统A中，一定存在某些变量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因此如果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在“系统A”中，找出了一些变量确实能够“格兰杰引起”变量X的变化，那么就说明变量X是系统A中的内生变量。这一逻辑虽然不错，但在研究货币供给量内生与否的问题时，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系统边界”是一项关键而困难的工作。因为一个变量是否为内生变量，主要取决于该变量所处的系统边界在何处。如果把整个地球作为研究系统，那么所有的经济变量都将是内生的。而在研究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时，应该将其放置于一个多大的系统中才恰当？并没有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障碍，所以导致了在这一类研究中，在确定哪些变量是“格兰杰引起”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任意性，例如，李晓华等检验出“物价和投资”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原因[21] ；宁咏用“经济增长率”作为外生解释变量来检验是否“格兰杰引起”了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22]；黄武俊和陈漓高用“汇改后净国外资产增量变化”来检验是否“格兰杰引起”基础货币增量变化[23]。此外，魏巍贤使用的EHR方法[7]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种对系统边界确定的随意性导致上述检验结果差异很大。例如，史永东[6]、魏巍贤[7]检验的结果是货币供给是“弱外生”的。而其他人，如，宁咏[22]、李晓华等[21]的检验结论却是相反的。

笔者认为对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有许多文献将中央银行能否完全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样的定义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关于什么是“完全控制”？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实际上，即使是“内生变量”也是可以控制的，比如，某商品的市场价格（这是一个标准的内生变量），也可以通过税收、最高限价与最低限价等方法来控制。所以，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不恰当的定义与判断标准，才使得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观点林立、纠缠不清。关于货币供给是否是内生的，笔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学最基本的观点出发给出判断条件。这个条件的内容就是：在“利率—货币数量”的系统（坐标图）中，供给曲线是否垂直。或者说，货币供给是否与利率有关，如图1所示。

本文即是按此逻辑，利用我国的季度数据，以联立方程回归为工具，同时估计出我国的“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之后通过检验“货币供给函数”中的“利率”与“货币数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方法，验证我国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三、货币供求函数形式的确定

要进行联立方程的回归，首先需要确定货币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具体形式。

1.确定货币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

在笔者所阅读的文献中，所有试图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估计的工作中，无论是采取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学派的理论，引入的变量都可分三类：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以及制度变量。用公式表示：

其中，MP表示实际货币余额；S表示规模变量；OC表示机会成本变量；IN表示制度变量。

只是在选择具体的指标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易纲引入的是“实际GDP、利息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货币化指数（城市人口比例）以及国际收支余额”[9]；易行健引入的是“实际GDP、一年期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麦金农的金融深化指标”[13]；蒋瑛琨等使用了“实际GDP、存款利率、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三个指标[15]；王晓芳与王学伟使用的是“实际GDP、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利率、股市市值、预期通货膨胀率”[16]。

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去评判到底谁的选择是正确的。李少斌与刘朝阳考察了五种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认为效果都不错，但变量越多，“协整关系”的可能形式也就越多，因此不建议使用变量过多的函数形式[24]。本文的主要目的只是探讨货币供给的外生与否的问题，因此本文采取的策略是：先确定一个基本的函数形式，然后尝试几种变形，以期待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结论。具体的工作如下。

本文在选择货币需求函数所需引入变量的问题上，持以下观点：

（1）所选变量均采用“名义量”。这包括：被解释变量选择的是名义货币供给量“M1”，规模变量选取的是“名义GDP”，以及名义利率等等。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不用单独考虑价格因素，从而可以减少解释变量的数目，增加自由度；另一方面，由于是做联立方程的回归，有些变量是同时被引入到两个方程，因此在考虑两个方程的变量选择时，名义量更合适。

（2）对于规模变量的选择，本文认同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应该引入“持久性收入”更合适。具体的处理，见后面的计量过程。

（3）对于制度变量，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引入。因为所有的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都已经体现在货币收入的大小里了。例如，原来我国的货币化程度低，家庭不用自己买房子、看病统筹医疗等等，这些因素对货币需求显然是有影响，但其作用机制并不是独立的，而是首先使得家庭的货币收入低下，然后影响货币需求的行为，所以没有必要单独加入制度变量。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何运信[25]。由于本文的计量研究使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在较大时间范围才起作用的制度因素也不应被引入。实践中，许多人加入此类变量，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使得回归的拟合程度更高。但从本文后面的计量研究的结果看，没有这个变量，回归的拟合依然很高，甚至是更高，因此有理由认为不需要引入制度变量。

（4）对于体现机会成本的变量，本文尝试三种选择：一是只引入利率；二是同时引入利率和上证指数；三是引入利率和上证指数的滞后值。具体的利率指标，本文选用“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而不是其他学者经常使用的“一年期国债收益率”或“一年期存款利率”。原因如下：

①不使用“国债收益率”的原因。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在解释利率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时，犯了“合成谬误”的错误。具体而言，布兰查德[1]与多恩布什[2]的教科书是这样解释的：当债券收益率提高时，人们会放弃所持有货币，转而购买债券，从而货币需求下降。因此，利率与货币需求是负相关的。这个结论对于个体而言是正确的，但对于整体就不一定了。因为如果一个家庭所购买的债券是从其他家庭或非银行机构的手中购买的，那么总体的货币需求量没有改变。只有当家庭或企业是从央行或银行手中购买债券时，总体的货币需求才会下降。所以，只有当一国货币当局所进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用债券收益率来做货币需求的解释变量才是合理的。而我国央行目前对债券买卖的规模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大。所以本文没有使用“债券收益率”

②不使用“存款利率”的原因。

首先，考虑到“利率变量”是要同时被引入到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这两个方程之中的。而在货币的供给过程中，显然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直接的是与贷款利率相关，所以在供给函数中没有理由引入存款利率。其次，在货币的需求方面，引入贷款利率同样可以解释得通。例如，当贷款利率上升时，企业与家庭的贷款就会下降，从而造成对货币需求的下降。反之亦然。所以，本文认为利率变量使用“贷款利率”更合适。

③引入“股票指数”的原因。

近年来，股票已经成为我国家庭与企业重要的金融资产保存形式，2007年沪深股市的总市值更是超过了我国当年的GDP，因此，买卖股票的行为与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之间应该存在着很大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并未做深入研究，因此无法具体说明二者应该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虽然已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张笑冰[26]、王晓芳与王学伟[16] 等，但结果并不一致。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本文尝试两种情况：引入当期股指、引入滞后一期的股指。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确定以下三种货币需求函数形式：

其中，M是名义货币需求量；Y是名义收入；r是银行贷款名义利率；SI是股票指数；SI（-1）是滞后一期的股指。“+、-”分别表示理论上已明确的Y和r分别与M之间的关系方向；因“股指SI”与M的关系不明，所以标为问号“？”。

2.关于货币的供给函数

根据上述论证，本文认为“货币的供给函数”可构造为如下的一般形式：

3.货币供求函数的计量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所构造的货币的供求函数方程组的一般形式可表示如下三个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对于实际的计量分析，需要给出具体的函数形式，本文将具体的形式设定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四、计量分析

本文将以联立方程组（6）—（6）″式为基础，使用2004—2009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数据处理

第一，对于“名义收入（Y）”，由于是季度数据，所以该序列呈现明显的季节波动，该波动将严重影响回归的质量，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季节性调整。本人使用X11对原序列进行调整，之后再进行对数处理。

第二，对于“利率r”，本文使用“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由于该变量没有现成的季度数据，所以本文先构造该变量的月度数据，然后再构造成季度数据。在构造月度数据的过程中，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比如，2006年8月份，前19天利率为5.85，从第20天开始变为6.12，那么该月的平均利率=5.85×19/31+6.12×（1-19/31）≈5.95。从月度数据向季度数据转换时，使用Eviews的自动转换功能（加权平均）。

第三，法定准备率（ ）也需要进行手工处理，方法及过程“利率”的处理方法相同。

第四，股票指数。本文选用上证指数在每个季度的最大值。

第五，货币数量使用M1。

数据总结如表1所示。

2.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3.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估计供求函数的各项参数

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估计结果如表2、表3所示。

4.模型残差的平稳性检验

经检验，三个模型的需求函数及供给函数的残差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说三个模型都不太可能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当然三个模型拒绝“伪回归”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模型三以更大概率拒绝。同时考虑其他的显著性指标后，笔者认为模型三最可靠。因此，如果要估计我国货币的需求函数，可以考虑使用模型三中需求函数的形式（这里只给出结果，如需检验过程，请与作者联系）。

5.计量结果

首先，三个模型的拟合度都很高，主要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常数项除外），各项系数的正负号也与理论预计的相一致，而且残差经检验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认为这些模型的建立是成功的。

其次，计量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三种模型都显示出：货币供给函数中利率系数的估计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无法拒绝“利率前的系数是零”的结论。换言之，在（r，LnM1）的坐标系中，货币供给曲线最有可能的形态是垂直的。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我国的货币供给依然可视为外生变量。

6.对可能的批评提供的补充说明

（1）三个模型中的货币供给曲线的常数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如果去除掉结果会怎样？笔者对三种情况都进行了尝试。结果是利率同样不显著。

（2）如果表示机会成本的变量中引入“通货膨胀”变量，结果会怎样？本人对三种情况都进行了尝试。结果是：通货膨胀变量本身都不显著，而且利率依然不显著。原因是，上述研究使用都是名义量，价格变化的因素已经包含其中了。

（3）如果使用其他利率变量，结果会怎样？笔者使用一年期存款利率，结果是一样的，而且显著程度均有所下降。

（4）货币的供给曲线会不会是非线性的？有可能，但笔者没有进行研究。

由于篇幅所限，上述计量的过程省略。

五、总结

根据本文计量分析的结果，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依然是一个外生变量。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直接原因显然只能是：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对利率不敏感。因为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即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那么就意味着，当利率上升时，商业银行会多提供贷款。而现实中，一方面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一定意味着“利差”的扩大；另一方面，贷款利率的上升在提高了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贷款的风险。因此，两方面原因导致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对利率并不敏感。此外，在我国，存贷款利率还不能完全反应出市场的供求，这也是我国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意味着，在短期内我国的央行依然可以通过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但与此同时，一些关于“货币外生供给”似是而非的论断也需要做出澄清：

1.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应该选择货币数量

一个变量是否适于作为央行的中间目标与该变量是否为内生变量没有关系。在许多国家中，作为中间目标的“利率”本身就是一个内生变量。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利率（而不是货币数量）作为中间变量，但主要原因是货币数量的信息不容易获得，决策者在得到该信息时会有较长的时滞与信息失真，因此控制起来难度很大；相反，对利率信息的获悉则非常便捷，因此调控起来相对容易得多。所以，本文在论证了我国货币供给依然是外生变量之后，并不认为应该将货币数量作为中间目标。

2.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并不意味着一国的央行在货币供给上可以“为所欲为”

央行在决定货币供给量时一定有自己的目标，如通货膨胀率目标、经济增长目标、汇率目标等等。因此，绝不可能在货币供给上“为所欲为”。但这样一来是否出现矛盾？因为通常许多人认为“货币供给外生论”等同于认为央行可以任意移动垂直的供给曲线。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判断一个变量的外生与否，取决于我们考察的系统范围。经济学将判断货币供给外生与否的定义确定为货币供给量是否与“利率”相关，即明确了考察的系统边界是“利率—货币供给量”。而如果我们扩大了这个边界，比如考虑整个经济系统，那么货币供给量当然就是内生的，因为央行的决策一定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验证了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因为他们检验出的实际上是在更大的系统中，类似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经济变量内生引起了货币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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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他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76～1960）》。《货币的祸害》（Money Mischief）可以当作《美国货币史》的浓缩精华版，该书是弗里德曼晚年对自己半个世纪货币研究的总结，也是对货币主义最明晰的表达，为大众了解弗里德曼的货币思想提供了可能。

弗里德曼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国际价格水平和货币的联系。从雅浦岛上的石币到今天广泛使用的纸币，从希腊、罗马的铸币经验到英国16世纪格雷欣时代的“劣币驱逐良币”，从18世纪法国约翰・劳一手炮制的“密西西比股灾”到20世纪早、中期美国的白银采购计划加速了中国政府的，弗里德曼用历史事实展现了一系列货币的“祸害”。

弗里德曼讲历史并非常见的叙述方式，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有力地支撑了他的论点，并且对计量经济学和小型模型的建立带来了有益影响。比如，弗里德曼重新定义了一度被经济学界抛弃的货币数量论，他建立了一个真实的货币需求函数，着重研究货币需求和名义收入之间的关系，它包括债券收入、股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这项非常专业的数学评估显示了弗里德曼一再强调的论点：货币存量的变化给予经济活动水平强有力的影响，尽管伴随一个很长而且可变的滞后期。这点被凯恩斯忽略了。

弗里德曼深刻意识到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蕴藏的通胀风险，他强烈主张建立一个严格的、量化的货币政策，就黄金在货币基础上的价值制定严格的指导方针，通过这种方式避免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不大被人认识、但是很根本的命题是，他认为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期对于现阶段的行为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命题使他在分析货币需求和消费函数时着重使用了持久收入的概念，并在解释通货膨胀时强调价格预期的作用。弗里德曼一生都致力于通过实证方法深入研究通货膨胀率及其变性与政治经济后果的联系问题。

篇10

一、静态一般均衡分析

巴廷金的静态一般均衡分析是其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他的一般均衡模型具有若干基本假定：1．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充分的灵活性；2．经济行为的主体不具有“货币幻觉”；3．不存在“分配效应”；4．政府不发行付息债券和不进行公开市场的活动；5．不存在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6．不考虑预期的影响；7．充分就业。在此基础上，巴廷金构造了一个由商品、货币、债券和劳动（力）四个市场组成的模型。其结构方程组为：

ko是固定资本设备数量，为一常数；r是利率；yo是实际国民总收入，等于实际国民总产量，为一常数；Mo是名义货币供给量，为一常数；

从模型设定的角度看，巴廷金的一般均衡体系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把实际余额引入消费函数和其它市场的供求函数。巴廷金消费函数分析的基础是凯恩斯的收入支出分析。他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同样把消费者的支出水平视为其收入水平的函数，假定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他同时认为，消费者的支出水平也决定于消费者的财富存量。在巴廷金看来，在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所谓“货币经济”中，代表财富存量的实际货币余额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消费者总是希望在他的现金余额与他的计划开支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比例，这种比例的确定，“客观上决定于随机支付过程的特点或处罚成本（Penalty cost）①，主观上决定于消费者对不便利或现金短缺风险的评价。”②如果现金余额的存量超过了消费者认为是必要的水准，他就会增加消费支出；反之，将减少消费支出。而消费者借以判断其货币余额是否充分的标准，就是所谓实际货币余额。实际余额对消费需求的这种影响，被巴廷金称为“实际余额效应”。他认为，这是财富存量影响消费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在“通常的消费需求理论中”，却“被忽视了”（第18页）。这种实际余额效应是巴廷金一般均衡分析的主要作用机制。

2．否认货币需求对利率的下降具有无限弹性。巴廷金的货币需求分析是以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分析为基础的。他根据凯恩斯关于人们持有货币动机的假说，也把货币需求归结为所谓“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作用的结果，从而把货币需求视为国民收入、利率以及实际余额的函数。但是，他认为，货币需求曲线虽然对利率具有负斜率，但并不存在所谓“流动陷井”。其原因在于，利率的变动引起了经济体系中其它市场的变动。具体地说，利率的下降将引起：（1）居民对消费品计划总支出的增长；（2）企业对投资品计划总支出的增长；（3）居民对企业发行的债券持有量下降；（4）居民自己发行的债券总量增长；（5）企业发行的债券总量增长。而只要利率的下降所引起的货币流入量（第4、5）大于货币流出量（第1、2），则不论利率等于何值，货币需求量都是继续增加的；反之，都是减少的。从而就货币市场而言，不存在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无限弹性。

3．提出均衡利率的水平是以一般均衡的方式在所有的市场上同时被决定的。他认为，利率是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居民选择财富保存形式的重要因素。由于利率水平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只有在所谓“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大于或等于利率时，企业才出售债券；而同时，利率又是反映消费者的所谓“时间偏好”和“测度保存一单位货币而不持有生息资产的机会成本”③的标准，从而利率也必然影响消费者在消费与储蓄、债券需求与货币需求之间的选择。因此，“当整个经济社会处于均衡时，利率必然同时等于流动（liquidity Service）、资本的生产力和时间偏好三重边际（threefold margin）”④。从而均衡利率必然是在所有的市场上同时被确定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债券市场决定利率的可贷资金学说和凯恩斯关于货币市场决定利率的流动偏好学说，从瓦尔拉斯定律（Walras Law）的角度看，实际上是等价的；从而完整的利率决定分析不可避免地要以一般均衡的方式在所有的市场上同时进行。（第375—377页）此外，利息率的变动存在着一个下限，这是由于在低于一定的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人们宁愿保存“具有流动性”的货币和购买商品，而不愿持有“缺乏流动性的债券”（第69页）。因此，债券需求函数的特点决定了在债券市场上存在着一个虽非常数但总是存在的最低利率。

巴廷金静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核心，是通过把绝对价格水平引入商品需求方程，提出价格水平的变动会通过实际余额的变动影响商品需求，而把绝对价格水平的决定和商品的供求联系起来；从而试图论证，由于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他所设定的经济模型存在着一般均衡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均衡具有唯一性和稳定性。

巴廷金采用了计算方程数和未知数数目的“传统方法”①来论证其一般均衡体系具有唯一的均衡解。他推论，由

尔拉斯定律，结构方程组线性相关；所以，只有三个方程独立。因此，根据线性方程组解的判别定理，推出方程组解存在且唯一。即p=po，

巴廷金进一步假定，劳动市场的货币工资率对超额的劳动供求存在着足够迅速的反应，其均衡值不受其它变数变动的影响。因此，均衡的稳定性可从两个市场（例如商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分析推出。他认为，当商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同时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如果价格小于均衡价格水平，利率大于均衡利率水平（反之类似）。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价格的下降将使消费者的实际余额增加，从而产生实际余额效应；提高商品需求曲线，产生使价格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利率的上涨，在减少债券供给的同时，引起了债券需求增加。其结果，导致利率开始下降。但是，利率的下降，由于提高了债券的价格，从而会使消费者的一部分购买力转向商品需求，和价格下降产生的实际余额效应一起影响商品市场，增加商品需求，推动物价上涨；而价格的上涨，由于刺激了投资品的需求，又会反过来影响债券市场，增加债券供给，减少债券需求。这样，经过反复的调整，依靠市场的相互作用，当所有消费者和企业的实际余额达到理想状态时，整个经济将重新实现一般均衡。

由此可见，巴廷金的静态一般均衡分析突出地强调了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及所有价格、供给和需求量的同时决定。他认为，上述一般均衡分析具体地再现了瓦尔拉斯的“尝试过程”（the process of

每种价格又都影响所有市场”（第376页）的“货币经济”中，绝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可能脱离各个市场的供求状况，而所有市场的供求函数也不可能不受到绝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从而“任何非均衡状态的存在，都会自动地引起校正力量（correct force）的作用，而最终消除这种状态。反之，一旦均衡实现，市场力量的作用，将使进一步的变动停止”（第234页）。因此，他认为，在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他所设定的经济模型存在着所有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均衡具有所谓唯一性和稳定性。

二、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巴廷金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货币数量增长的动态效应。货币数量的增长对于均衡价格和均衡利率究竟具有何种影响，一直是新古典货币理论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重要分歧点。巴廷金关于货币数量增长的动态考察试图通过实际余额效应的分析，重新肯定货币数量说的传统结论。他假定，政府增发的新货币是一次性的，它通过两条途径进入经济体系：（1）政府直接把印发的新货币投放商品市场以增加政府的购买力；（2）通过银行系统把新货币注入经济体系。

巴廷金认为，当第一种情况出现时，在商品市场上将有两种力量对商品需求产生上涨的压力：第一，总需求中的政府需求将增长；第二，由于总实际余额的增长，在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下，投资和消费需求也将增长。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将使总需求曲线偏离原有的均衡位置，导致通货膨胀缺口的出现。但是他认为，商品市场通货膨胀缺口的存在将会引起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商品市场出现超额需求时，价格将开始上涨；从而在负的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下，减缓商品超额需求的压力。当价格的上涨比例小于货币数量增长的比例时，实际余额将继续大于货币量增长以前的水平，从而通货膨胀缺口继续存存；反之，将会导致衰退缺口。而只有在价格与货币作同比例上涨，即“经济中的实际财富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时”（第238页），商品市场才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

在巴廷金看来，新货币注入商品市场，也会引起债券市场的波动。由于实际余额的增长，债券的供求曲线都会向上偏移，从而使利率下降，并引起所有市场的进一步调整；刺激投资品的需求增长，加剧价格上涨，引起利率回升。“当价格的上涨完全吸收了增长的货币数量时”（第239页），利率重新回到原有的均衡水平。当新增的货币量通过第二条途径注入经济体系时，虽然银行本身不作为买者或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但新货币的注入使银行存款增加，从而导致债券需求增长，利率下降。因此，会产生和第一种情况类似的动态调整过程。

巴廷金的结论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长都将引起“均衡价格水平的同比例上涨”，“但使均衡利率的水平保持不变。”（第238、241页）换言之，由于货币量的增长不影响经济体系的“实际状态”，货币数量增长的效应是“中性的”。但是，他强调，利率的不变性是作为动态过程的结果来看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利率不仅是可变的，而且这种变动构成了动态调整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第239页）。因此，巴廷金关于货币数量增长效应的分析，可以看成是一种重新表述的“动态”货币数量说。从比较静态的角度看，它与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是一致的；但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看，又同时吸收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而他整个货币数量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是实际余额效应。

2．“扩大的”流动偏好分析。巴廷金认为，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分析是一种狭义的分析。他把流动偏好变动的效应仅仅归结为影响人们对货币与债券所做的选择；实际上流动偏好的分析可以扩大到一种“更为一般的”（第244页）情况，即人们对货币、债券与商品三者进行选择。他假定，在动态分析中，流动偏好的变动效应“中性”，即它只影响以货币为一方，以债券和商品为另一方的财富持有形式的选择，而不影响人们在商品与债券之间的选择。

巴廷金认为，流动偏好的增长最初将产生两方面的效应：（1）商品需求曲线下降以及随之产生价格下降；（2）债券市场的需求曲线下降、供给曲线上升以及随之产生利率上涨。随着价格的下降，实际余额效应将会把商品需求拉上，并使债券供给下降、债券需求增长，从而使利率的上涨发生逆转。他认为，这种动态调整过程最终将终止于新的均衡重新实现。在新的均衡点，价格水平低于初始状态而均衡利率保持不变。在新的均衡价格水平上，累积的实际余额效应将足以弥合商品市场的衰退缺口，并使债券市场的利率回到初始状态。因此，流动偏好的变动不影响均衡利率的稳定性。从而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关于流动偏好变动效应的不同观点，并不是来自他们分析中的差别，而是来自他们对这种变动的性质所暗含的假定的差别。”（第248页）因此，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是否能作为“对古典与新古典货币理论的根本性的挑战”（第374页），他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3．模型设定条件改变的动态影响。巴廷金的一般均衡分析是建立在七项假定基础上的。只有这些假定条件发生了变动，均衡利率的动态稳定性才可能受到影响。

在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刚性的情况下，由于排除了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当经济处于“失衡”状态时，劳动市场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商品市场的需求无法充分回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长虽然对均衡的重新实现具有促进作用，但动态调整的过程将改变均衡利率的水平。如果在任何一个市场（例如在债券市场）存在着“货币幻觉”，由于债券需求只决定于名义货币持有量，不存在实际余额效应使货币量增长引起的利率下降过程发生逆转，从而利率将不受阻碍地持续下降，直到在某一个低于初始均衡利率的水平上才能重新实现均衡。在分配效应存在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长所产生的价格上涨将引起实际收入的重新分配，如果“由于价格变动而使收入增加的人比收入减少的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和借贷倾向”（第285—286页），“强迫储蓄”的出现将会导致均衡利率水平的下降。如果考虑政府发行的付息债券，私人部分的净债券持有量将不再等于零。因此，在货币数量增长引起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将小于初始状态。在实际金融资产效应（Real-Financial-Asset-Effect）的作用下，商品市场必然出现衰退缺口，债券市场出现超额需求，从而为重新实现均衡，利率的均衡水平必然低于初始状态。

此外，巴廷金还分析了在考虑通货膨胀预期，引入私人银行系统和存在非自愿失业的情况下，经济模型的动态过程。他认为，由于上述因素的引入，改变了模型运行的基本条件；从而均衡利率的动态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因此，巴廷金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结论是，由于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只要若干假定条件得到满足，货币数量说的传统结论仍然是可以成立的。

三、模型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从巴廷金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中可以看到，巴廷金的一般均衡理论具有一些独自的特点，它反映了当代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

1．融合传统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中，货币因素与实物因素、绝对价格与商品市场的供求是完全无关的。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划分经济理论的传统方法——两分法，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以商品需求函数表示的实物部分和以货币需求函数表示的货币部分。前者构成了价值理论的研究领域，后者构成了货币理论的研究领域，从而使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截然分开了。这种两分法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代表实物部分的商品需求函数对绝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不发生任何反应的假定；它被新古典经济学家称为商品需求函数不具有“货币幻觉”，或称之为所谓“齐次定理”（第174—175页）①。

巴廷金的一般均衡分析则试图完全否定齐次定理；通过把绝对价格水平引入商品需求函数，以及相应地把实际余额效应引入一般均衡分析，融合传统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在绝对价格影响商品需求的情况下，所谓货币部分的货币量或价格水平的变动，会通过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影响实物部分的商品需求；而商品市场的供求变动又会反过来对绝对价格产生上涨或下降的压力；从而通过实际余额的作用，来沟通经济中的货币部分与实物部分。通过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的相互影响，使绝对价格成为一个和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同时确定的量，从而对新古典经济学截然分开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进行了融合。

2．财富存量的影响和实际余额效应分析。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论点：（1）消费函数仅决定于国民收入，即所谓关于消费函数的绝对收入假说；（2）货币数量的变动所引起的社会实际余额的变动，仅对债券市场的利率产生影响，即所谓“凯恩斯效应”的假定。但是，在巴廷金看来，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强调了收入流量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却忽视了财富存量，特别是流动资产的实际价值对消费支出的作用。与此相联系，他认为，凯恩斯对于货币作用机制的分析，只强调通过利率的变动对总需求的“间接影响”，而忽视了通过实际余额的变动对总需求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