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多元系统理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按其说法，异化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以原文文本为指导，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化，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韵味。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多采用归化策略，但更见功力于语言、艺术的再创。由此看来，读者可以从杨译本中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在西方霍译本却更流行［2］。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对象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孰优孰劣很难一语判定。只能说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杨译与霍译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并且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有的系统处于中心，有的系统处于边缘，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处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也在进行着更替［3］。

在佐哈尔看来，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究竟是占据“强势（primary position）”还是位居“弱势（secondary position）”，具体要视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当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占主要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时就占据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与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会为原来的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会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的途径。相反，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已经发展完备处于强势地位，那么翻译便会居于下风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也会随之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

佐哈尔（2000）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译者又会据此来选择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常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而定。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译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还是很大的。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这时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常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即便以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而对于霍克斯这个西方人而言，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文化是母语文化；相比之下，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所产生的快乐传达给本民族的读者，让他们在顺畅、有趣的阅读中领略名著《红楼梦》的魅力。这种翻译目的就势必使霍克斯在翻译时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采取归化策略。再加之旧中国时代，汉文化在西方国家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对于霍克斯来说，在翻译时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翻译定位为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的情况却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彰显本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亚非拉等国家），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采取了异化策略，将《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下面我们通过译文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比较。

例1.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似的……（《红楼梦三回）

译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译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而英美国家的宗法关系却不及中国这么严密。例1中霍译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同时也并没有表达出言者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译则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明确地交代了贾母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了读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色。

例2.“潇湘馆”

译文（1）：“Bamboo Lodge”（Yang）

译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潇湘”意指绿竹，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因此杨译本在地名的处理上会让读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而霍译中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由此来看，霍译在翻译时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译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译文中，杨译使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源语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译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做改动，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读起来更自然顺畅、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应用

虽然许多文学翻译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屈居劣势，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伯仲悬殊的情况下，仍可以看到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现两种翻译策略并存、两种翻译派别明显对立的现象，是用多元系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的“主观认识”，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认识在对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仅于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更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而这正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它只考虑了目标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并以此来判断译者的文化态度，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态度及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实际上，翻译策略具有很强的译者的主观意识。尽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可能出于边缘地位，但译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文化态度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由此可以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在其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它把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观点，拓展了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五、结语

不言而喻，翻译的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目标文化和地位决定翻译策略，译本读者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伦理观念标准也会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不但要熟悉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篇2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着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篇3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着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篇4

一、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和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0世纪末，埃文-佐哈尔的同事图里（Gideon Toury）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描写性的翻译研究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这一描写性的方法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由于能有效地避免评论者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审美期望的干扰，可真正昭示每一个翻译作品的特征和价值。因此，这种方法可以为《伤寒论》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

1.文化负载词。不同民族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环境，由于各自特殊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节程中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这是产生文化负载词语的根源。按照纽马克的定义：文化负载词是能集中反映或表达某一民族风俗习惯，气质情感，历史典故，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心态等特有事物的词、词语和习语。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语言既折射着民族文化，也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并在一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各自政治经济氛围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所有这些都会以浓缩了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进入民族生活习惯。

2.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伤寒论》专业术语纷繁复杂，是全文的核心，参照魏杰对中医术语的分类，本文按如下分类：

1）按中医病证名：如“中风”，“伤寒”，“风温”，“厥”等一类病名；

2）按中医症状名：如“恶风”，“往来寒热”等，十分准确和形象地描述了病证的特征性及表现；

3）按病因病机名：如“汗家”，“淋家”，“酒客”，“虚烦”等反映疾病特点的词；

4）中医哲学类：如“阴阳”等。

按其他类术语分类：主要用于描述特定类概念，比如方药名：“如苦酒”，“法醋”，

“白粉”，“清浆水”等特殊的煎药方法：古代文字及器物名：如“博棋子”，“索饼”等。

三、《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举例

罗希文译本（以下简称罗译）：Treatise on Febril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中医上的“伤寒”与西医学的“伤寒”名虽相同，但实际所指却大相径庭。“伤寒”有三层含义，一为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二为感受寒气而引发的病症，三指冬季受寒。而西医学中的“伤寒”则指的是因伤寒杆菌而引起的病症。所以，中医中的“伤寒”不可译作typhoid。中医院校规划教材《伤寒学》把伤寒分为广义的伤寒和狭义的伤寒。广义的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狭义的伤寒为风寒外感感而即发的疾病。罗译“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回译为“风寒造成的发热性疾病”这种译法没有全面译出“伤寒”的含义，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它只强调了外感发热，而广义的伤寒可以表现为发热也可以因患者年老体弱、正气衰微不能与邪抗争表现为不发热；二是广义的伤寒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而不单只有热病一种。所以，“伤寒”的译法在形式与实质的等值上有不尽人意之处。因为理解上的障碍和对应语的缺乏，在目前翻译实践条件限制下，为了保持特有的文化内涵，音译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较好翻译手段。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中联，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等主持的中医用语英译国际标准化（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IS TTCM）审定工作的研究成果《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以下简称《术语标准》）中，《伤寒论》书名的翻译采用音译，即译为“Shang han lun”相信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Shang han lun”最终会成为代表一定意义的中医专用术语。

中药方剂数量十分庞大，其名称的翻译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拉丁语翻译到英语翻译再

到音译的过程，如“桂枝汤”以前译为Decoction of Ramulus Cinnamomi（罗希文），除decoction外，全部为拉丁文，冗长难念，后来英译为Cinnamom twig decoction（黄海），虽有简化但仍然拗口。目前基本上采用音译法翻译，以利统一。

中医的药物剂型，有些与西医相同或接近，如丸、散、膏、片等，可以直接译作pill， powder， ointment， tablet等。但更多的却是中医特有的，在西医里没有相应的概念，如汤、饮，丹等，这些中医特有剂型的翻译，国内外比较统一，如“汤”译作decoction，“丹”译作bolus.

四、《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1.强调对自然对应语的使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在文化、语言和民族心理等方面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异，但其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体验，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对一些疾病的感受和体验，对一些病理表现的认识和分析，中西方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就有了一些较为致的概念和用语。对这些中医概念，可采取相应的西医术语予以翻译，而不必逐字对译。例如“失眠”：insomnia；“头痛”：headache；“呃逆”：hiccup等等。

2.简明扼要，再加注解。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医最初在西方医学文化中是作为一种弱势文化而存在的。要想让中医在西医强势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间，让外国人了解并接受中医，早期的中医翻译中，有些术语的确比较冗长，不太实用，但是在中医翻译刚刚起步，中医文化进行推广的最初，这样的翻译探索己经是开创性的壮举了。如罗希文将“奔豚”译为a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a feeling of gas rushing up through the thorax to the throat from the lower abdomen。在中医翻译初期，这样的解释性翻译是历史的必然，是无法逾越的。

多元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也会因时间的推移相互转化。随着中医对外交流开展得日益广泛和西方人对中医理法方药认识的更为深入，虽不能说中医文化已在西方医学文化中处于强势，但足以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医文化更加认同、更加热衷。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目前的翻译，便会感受到中医英译简洁化的趋势。

中医用语的突出特点是简明扼要，因此在翻译时理应保持这一特点。如目前对“奔豚”的翻译，合理的做法应是先将其译为较为简洁的术语running-pig syndrome，然后加以注解，以利读者理解。

3.保持民族特色和独有概念。中医学具有特殊的认识体系，在思想原则、概念等方面都有自身独到的规定性，在理论系统与操作程序方面，也与现代医学有着强烈的不可相通性。就文化特征而言，中医学只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学体系，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一点在翻译时也应予以充分体现。这主要体现在“异化”与“音译”筛龇矫妗

“异化”，就是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结构和语义特色，医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概念和用语是中医所特有的，在翻译时应该努力保持其原有特质，过分“归化”的翻译往往使译文失去原文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如早期将“风寒咳嗽”译作cough due to wind and cold。现在更多的译者选择了更为“异化”的方式，按原术语的结构将其翻译为wind-cold cough。

4.形神兼备，音意结合。在中医语言中，有些用语的前一部分是具体的，而后一部分却是抽象的。如五脏、肾气等。以前多将“五脏”译作five solid organs，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脏器的结构特点，但并不准确。近年来人们逐步采用音意结合的方式将“五脏”译为five zang-organs. “气”，虽统一音译为Qi，但与其相关的用语可采用“音意结合”法予以翻译。如将“肾气”译作kidney Qi等。

5.强调回译。回译，又名翻译还原，就是例如原来是中文，被译成英文，现在再把英文还原成中文。在中医翻译上强调“回译”是为了使英译的中医名词术语在结构上应与中文形式相近，更好地实现在国际交流中信息、的双向传递。如“伤寒”曾被广泛翻译为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意思可能是准确的，但相对于原文较冗长；另外，从翻译方法来看，属于意译，与原文缺乏回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向交流。所以，目前逐步被cold attack所取代。

五、结论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不同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和历史因素对翻译者的翻译倾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中医英译，单个译者在专业性和语言能力等层次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译者之间应加强交流和沟通，甚至合作，协调好不同译者间的主体性，将各自对原文不同的理解及不同的翻译风格融合到同一翻译工作中，尤其是中医专业术语这种科技类的译作中。对已有的相关国际标准，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完善、制订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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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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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4.

[5]魏酒杰.汉英英汉中医词典[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6]奚飞飞.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伤寒论》英译的比较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

[7]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闭[J].外国语，2003.（4）：59-66.

[8]杨红英.文化负载词语在《围城》翻泽的处理仁丁[J].科教文汇，2008（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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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19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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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 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二、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 佐哈尔与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他认为语言、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体，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元系统。这个多元系统是动态的、异质的、系统的。他描述了动态分层和系统产品，还强调系统的历史性，不能把历史事物错误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本土化，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2004）继续发展了多远系统理论，他认为图里的规范提醒我们，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同一，译者的介入无法避免，无法被清除。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随后张南峰（2002）、谢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张南峰教授认为“多远系统理论是跳出文本外对翻译进行研究”，谢天振教授评价说，“该理论对中国汉译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辜正坤,刘宓庆结合该理论形成了新的翻译理论假说。该理论摆脱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角度解读翻译的缺陷，翻译活动推向了前台，放在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探讨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有极个别的作品，如《福乐智慧》《江格尔》等被外译，也是由他国人根据他们的需要节译的。新疆外宣英译在新疆翻译史上处于边缘地带。

直至90年代，随着国家倡导以开发新疆的旅游资源带动全区的经济发展，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福乐智慧》。随着新疆英语教育和对外的发展，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新疆电视台也有了自己的英语频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与2001年起本土化，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语言与翻译》，《新疆大学学报》及全国其他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译初出茅庐，在中国外译系统中还处于边缘地带，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新疆外宣英译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而发展起来。

2．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国发展新疆的以旅游为先锋带动全疆经济发展（邓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和错误的解读。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而整句话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识形态对新疆心怀叵测的政治意图。而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自己的家乡的立场上清楚明了地给以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译者在进行外宣英译时，应了解外国人对我国外宣英译的普遍的态度.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我国读者喜欢的华丽抒情性的文体，在外国人看来只能是减少传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认为是空洞和冗长，夸大宣传。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还不如直接告诉那一年的时间为好。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与汉语的随后有一定的差别，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将读者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萨义德），这样就不能按照尤金·奈达所谓的“译者必须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来进行翻译，而是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译是杨宪益在英译《红楼梦》时保留的风格，他认为宣传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就要如实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其一来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让的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想从边缘走向中心，还需处理好在原文与意识形态，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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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余言，向京.中国新疆事实与数字[M]. 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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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朝末年这一时间点，对于中国翻译史而言有着特殊意义。虽然国门大开有着被迫的意味，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时期。大量的西方书籍被翻译，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各种文学应有尽有，特殊的历史时期导致了翻译文学的空前繁荣。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现，加上动荡的时局，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库资源。本文旨在运用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清末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说明该理论的局限性。

一、多元系统理论之追根溯源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一词是佐哈尔将自己的一系列论文集结成集――《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后提出。埃文・佐哈尔将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视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动态系统，系统中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单一但并不独立而是错综复杂、相互依存且部分重叠的多元大系统，该系统作为整体有组织的运作。虽然整个多元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但是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系统处于中心当然就有其他系统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该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系统之间会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从而使整个大系统一直处于动态：边缘系统可能占据中心，中心系统被挤到边缘。虽然该理论着眼于多元文化并未过多提到翻译，但是翻译理论家们最早将其运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作品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很大影响，如果其处于中心位置，那么译者就不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有文学样式，而是借鉴源语言文本模式进行创新，翻译方法大多采用异化，此时译文能最大程度的保存原文的意境；若翻译文本处于系统边缘，译者会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现有的文学样式，采用归化手段，译文更易使目的语读者接受，但对原文保留程度不够充分。

二、从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选择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想要研究清末的翻译文学，自然无法脱离此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清朝末年，随着的失败，古老中国紧闭百年的国门被迫打开，面临民族危机，很多志士把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关注西方的科技。然而的失败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打击，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人们将向西方学习的重点转向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

小说翻译是此次文学翻译热潮的主要载体，即使清末的翻译小说并没有在今天广泛流传，但其出现时间最早、作品数量繁多，且小说类型、情节和题材的多样无一不对现代小说产生影响。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在此时产生的，而且侦探类小说的作品数量和翻译范围都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翻译小说。在清末侦探类小说的翻译之所以如此风行，自然与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故事可读性分不开，故事中充满悬念，情节曲折离奇但最终仍会惩恶扬善，而且侦探小说中的逻辑推理、新鲜事物和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都令国人十分仰慕，所以侦探小说的翻译无论是就作品本身，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十分相得益彰。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攻势之下，清朝末年的中国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中国文化面对如此“危机”，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应该处于边缘或是弱势，按照多元系统理论，此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各种翻译文学应该按照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创作，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的手法进行翻译，侦探小说这一类似新生的文学形式更应该如此。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清末社会动荡，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客观上我们属于佐哈尔理论中，多元系统的边缘。但是国内的文人心理上仍然有绝对的文化优越感，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认为西方的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在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时，仍然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这样的观点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体现了出来。在清末的侦探小说翻译作品中，译者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原则，不仅用文言文描述故事情节，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比如：将西方的章节小说结构，改为国内的章回体小说，在每章节添加自己的评判；在翻译中改变叙事模式，将主人公的第一人称换为明清小说中惯用的第三视角；将原文中的心理分析、景物描写删去不译，只保留与故事情节发展相关的细节等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局限性，因为该理论只考虑了影响翻译策略的客观因素、文化大环境，而忽略了整个翻译活动中最有主观能动性的部分――人。文化的优劣本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这种认识针对人而言更是一种主观的看法，最终的选择权在译者本人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决定源语和目的语的强弱。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翻译理论中突破了固有研究视角做出创新，也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当然这些优点值得我们借鉴。但基于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绝对普适性，所以它无法充分解释清末侦探小说翻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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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47年创立的，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的新理论。系统论是指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系统是指相互间既区别又联系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能够达到目的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系统都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构成的整体，每个子系统又都由各要素所构成，系统中的诸多要素必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和谐有序，才能使整个系统保持它的正常运转。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用系统方法来描述。[4]现代系统论注重整体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和开放性原理。

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于1983年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是当前教育心理学中最新的理论之一。加德纳于1993年在《多元智能》一书中把智能定义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会活动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5]”在《多元智能新视野》一书的“有关术语”中把智能定义为“从本质上说，智能是我们人类按照特定的方式，在处理特定种类的信息时的一种生物心理潜能”。[6]多元智能理论打破传统的将智能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认识，而认为人的智能是由加德纳最初提出的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和新确认的博物学家智能以及虽然有一定的把握但尚不能最终确定的存在智能这“八又二分之一[6]”种智能构成，并且每种智能都是由构成它的“亚智能”组成的。不仅如此，另有证据表明，亚智能是能经常一起运作、相互支持的。[6]在此基础上，多元智能理论从新的角度分析和阐述了智能在个体身上的存在方式以及发展的潜力等。

二、赏析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

虽然系统论是一门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横断科学”理论，多元智能理论是教育心理学中最新的理论之一，但两者之间的一些观点确实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且运用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多元智能理论的视野。

（一）整体性原理与智能构成

整体性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任何事物都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也就必须遵循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规律：首先，在认识事物特性时，应该坚持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而不应从部分出发去认识事物，否则就会陷于谬误；其次，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又应努力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通过部分去改造事物整体。[7]

多元智能理论把智能定义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会活动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是我们人类按照特定的方式，在处理特定种类的信息时的一种生物心理潜能”，打破传统的将智能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认识，而认为人的智能是由音乐智能等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构成。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系统论整体性原理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时必须遵循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以及坚持把“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特性”与“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和改造事物整体”相结合的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多元智能理论提示我们，在认识人的智能时也理应认清“人的智能这个整体”与“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的辩证关系，坚持把“从人的智能这个整体出发去认识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与“通过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去认识和改造人的智能这个整体”相结合的认识智能的科学方法。

（二）有序性原理与智能组合存在方式

系统论认为，凡系统都是有序的，它是系统有机联系的反映。系统是多层次、多等级的，由横向联系、纵向联系、纵横联系构成立体交错的网络模式。系统内部之间稳定的联系构成系统的内部结构，保障系统的有序性。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同时拥有上述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只是这些智能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存在，使每个人的智能具有各自的特点。

如果我们把人的智能这个整体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则是该系统的子系统。人的智能这个系统与构成这一系统的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必然有着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纵横联系，通过稳定的有机联系构成智能系统的内部结构，保障智能系统的有序性。不同的智能组合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根源，尊重每个学生智能组合存在的特点是实施多元智能理论最根本的核心所在。

（三）开放性原理与智能发展

开放性是说一个系统如果与外界有物质、能量、信息等方面的变换，它就不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开放性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即系统与环境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都必须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否则，就不能保证自身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每个具体的系统都是从普遍联系的客观事物之网中相对地划分出来的，与外部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要素或分系统与外部的直接联系，更有系统作为整体与外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形成系统特有的规定性是必要而且重要的，称为系统的外部规定性。系统的完整规定性由内部规定性和外部规定性共同构成。

多元智能理论在强调“最好以纵向方式把智能看作一组能力[6]”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对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多元智能理论认为，除遗传因素以外，后天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受教育经历，对儿童的智能发展也有重要作用。个体智能的发展受到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的极大影响甚至制约，其发展方向和程度也因环境和教育的差异而表现出差异。

如果我们把人的智能看作一个系统，而把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看作该系统的子系统，那么，构成各智能子系统的“亚智能”则是各智能子系统的要素。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智能系统及其子系统都必然是开放系统。智能系统的各种智能子系统之间和各种智能子系统的要素之间必然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以保证智能系统自身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各种智能子系统的要素、各种智能子系统和智能系统与外部之间必然存在着广泛的直接联系。这也是《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8]的意义所在。

三、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教育就是要帮助每个学生运用整体性原理理解和掌握智能构成，运用有序性原理认识自己的智能组合存在特点，运用开放性原理认识到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对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选择适合自己智能组合存在特点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充分运用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来促进智能系统的发展，实现在学生优势智能得以充分发展的同时，带动其弱势智能的发展，通过各种智能子系统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而实现智能系统的“整体涌现”，进而通过智能系统的整体涌现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实现学生“富有个性的发展”与“全面发展”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注释：

[1]陈伟，谢铁丽.系统学习法的学习方法指导――基于系统论的学习方法指导[J].学园（教育科研），2012，（11）：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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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7.

[5][美]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译.多元智能（修订本）[M].第2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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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208-01

埃文-佐哈尔( Itama Even -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作为许多描述性翻译理论的基础被广泛应用，研究者们也对其的局限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梳理各家所谓局限性的同时，认真研读多元系统理论，并且将其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系统，从这一角度对它的局限性做一个辨析。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直到90年代末，该理论才被真正介绍到中国学术界来。佐哈尔吸取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客观描述翻译文学在主体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以期有效揭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与规律。

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静止的对比中解放出来，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对译本进行研究，而是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超脱的纯学术研究；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也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还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问题。（谢天振：2003）

如上所示，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过程中，研究者们认识到了其对翻译研究的贡献，而与之相对的，也有不少批评之声出现。

二、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梳理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对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的讨论。根据各类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将对局限性的讨论分为以下三类。

（一）忽视了译者主体性

许多学者撰文指出，多元系统在解释某些翻译现象时显示出不充分性，其原因在于忽略了译者主体性。王东风在其文章中写道：“这一理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王东风：2000，谢世贤：2002）。很多学者认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仅由出发语文化在世界文化大系统里所处的地位决定，同时也深受译者对译语文化主观判定的影响。（吴耀武, 张建青：2010）

例如，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处于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根据佐哈尔的理论，翻译中应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然而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在译介外国小说时多采用归化策略，译作中多有删节、改写，并采用中国文学传统形式和结构。1915年，庞德的《华夏集》问世，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半殖民社会，而美国则处于强势地位，据佐哈尔理论，此时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英文时，应采取归化策略，而庞德作为处于强势文化中的人，在译介中国古诗时却采用了归化策略。

以上例子说明了多元系统在解释翻译现象时只考虑到了宏观的客观文化因素，忽略了译者本身的诗学观和主体性。

（二）对超文本因素关注不足

有人认为，在研究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地位时，佐哈尔对影响经典与非经典、中心与边缘，一级与二级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等因素缺少深入分析。

正如根次勒所言，佐哈尔很少将文本与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形”联系起来，而只是将文本与那些假设性的结构模式和抽象的概括加以关联。因此超文学因素在佐哈尔的分析之中明显缺场。（Genztler, 1993, 123）

（三）概括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

苏珊・巴斯奈特认为佐哈尔对文学系统状态的描述“有些粗糙”；赫曼斯认为佐哈尔对“弱小”、“边缘”的评价性的陈述“并不明晰”，对系统演进的描述不仅非常抽象，而且给人决定论的感觉，似乎系统的演进是自主和周期性的。最后，佐哈尔将系统内部的变异完全局限于二元对立的因素，忽略了“所有那些模棱两可、混杂、不稳定、流动易变和交叉……的因素”。（廖七一：2004）

三、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辨析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辨析：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立论原则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子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同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观察。（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2002）也就是说，多元系统在本质上是“异质的”、“动态的”。佐哈尔强调，他创造“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就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和共时主义划清界限。（廖七一，2004）

第一，多元系统理论在归纳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时也指出，翻译文学自身也是有层次的，自身也有经典和非经典，中心与边缘，一级和二级的不断斗争。“这意味着当一部分翻译文学可能取得中心位置的时候，其余的翻译文学仍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其异质性的理论本质本身就能很好地解释由于译者本身诗学观和主体性，在同一社会同一时期出现不同翻译选择和策略的情况。

第二，多元系统理论在其立论和思维方式上也潜在地包含了大系统中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佐哈尔在做出理论假设后，以文学系统为对象进行分析，他在《多元系统论》中说到，“必须承认，由于研究开放的系统比研究封闭的系统困难，十分详尽的分析有可能做不到。”（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2002）但这并不说明他将其他系统的影响排除在外。佐哈尔用以描述文学内部系统的规则也同样适用于描述文学与超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廖七一，2004）

第三，如果对多元系统理论所强调的动态性多加关注，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理论是将各系统的运动以及之间的张力和斗争作为研究对象的，如经典化文化和非经典化文化之间的张力，动态的经典性，一级与二级模式的斗争和相互转化。

因此，佐哈尔是充分认识到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运动和变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而出于理论论述的需要，对研究结果做出了归约性的概括，并不能说多元系统理论本身屏蔽了各种现象的纷杂性。

（二）多元系统理论的自我扩展

多元系统理论的优点在于留下自我扩展的空间。

佐哈尔于一九七七年修正了多元系统假设，使其能进一步容纳文学与社会内部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廖七一：2002）还有一些学者对系统概念进行了重要补充，如图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赫曼斯的操控理论和勒弗维尔的重写概念（归纳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因素的制约），以及韦努蒂的文化翻译观（凸显译者主体性）。国内的香港学者张南峰也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精细版”，对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中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和翻译相互作用方面做出补充与完善，并在专著中演示了其应用。

四、结论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将翻译与译作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广阔的研究领域。（谢天振：2003)应该指出的是，在看待多元系统理论时，不仅仅将其看作单个人（Even-Zohar)的理论，而应视为一种动态发展、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23：19-25.

[2]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2：59-65.

[2]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8-52.

[3]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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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理论理论的提出

1978年，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

这一理论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是该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二是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中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多元系统把翻译放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这些宏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三、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文学

1924年，梯尼亚诺夫在论文《文学事实》中提出，文学事实是一个“关系实体”；1927年，在《论文学进化》中又提出，文学的进化在于“系统的变异”，即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被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所取代。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从共时角度，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从历时角度，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

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四、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分析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社会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五、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4］刘阁.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中国近代翻译史时的意义与局限性.华东师范大学，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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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1　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om theory)是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Even-Zohar)1972年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个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些系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多元系统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

根据佐哈尔的观点，在以下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可以从边缘转而占据其所在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第一，当一个新兴的年轻文学多元系统正在建立或向年长的文学寻求已有的既定模式时。第二，当一个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状态，它要引进其所缺少的文学形式时。第三，当一个文学多元系统在其发展历史上进入转折时期，且已确立的文学模式被认为不足时；或当这个国家的文学出现危机或真空时。

2　林译作品和归化异化

2.1　林译作品简介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又自号冷红生，福建闽县人。康有为曾经说过“译才并世数严、林”，即严复和林纾。韩洪举认为林纾是“我国近代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小说翻译家。”另外，林纾是我国古文翻译的第一人。

自1897年翻译第一部外国小说到1919年前后，林纾共翻译了百余部小说，其中大部分是长篇或中篇。近代史上，他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

“林译小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林纾通过与合作者完成的译作，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另一类迥然不同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

关于林译小说数量的说法不一。旅美华人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1984)的统计，林纾的译作总数是184种。由于他考定了译作的原书和书名，翻检了原书或书影，应该说这个数字是较为可信的。但马泰来的书目有4种为非小说作品，还漏列的1个小说，故林纾翻译的小说应为181种，约一千二百多万字。

林纾翻译的基本全是小说，尤其是前期政治小说居多。而且，林译小说使当时的中国人认识了许多欧洲著名作家，比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斯威夫特、欧文、托尔斯泰等等。

2.2　林译作品中的归化现象

归化和异化这对术语在西方是由LawrenceVenuti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归化翻译是采用透明的、流畅的风格为译文读者把陌生感降到最小的翻译策略；而异化的翻译通过保留原文的某些成分有意地打破目的文化的规范。

根据以上Venufi的观点，林译小说中归化策略的应用非常明显。首先表现在林纾对翻译语体的选择。虽然在林纾所处的时代一清末民初，已经出现的白话文，但是林纾却选择使用文言文即古文来翻译。其次，林译小说中大量存在用中国当时的思想或宗教观念来替换小说中西方的宗教概念。比如，他用中国佛教中的“主持”来替代基督教中的“主教”。通过归化策略的运用，可以降低中国读者对西方小说的陌生感，接受起来比较容易。

2.3　林译作品中的异化现象

林译小说中也存在大量的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林译小说中大量而如实地介绍了西方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仪式、历史人物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在林纾所译的《圣诞夜宴》一文中，这样写道：“中有十三岁女郎，散发披肩，奔走趋避，色赧而膊露，胸衣半驰，而蹀躞西门尤酷。”这段话就如实地描述出西方女性的开放。再如，林译的《基督生日》一文中出现这样几句话“时时人见老人至诚，皆禀去苛礼，人人咸倜傥不羁。”这里译出了西方社会里老少平等的现象。尽管以上翻译中的内容并不符合中国当时的伦理道德标准，译出来就有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林纾还是忠实于原作的内容。第二，林译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外来语和音译词也是异化策略的很好体现。比如“布丁”、“便士”、“星球”“礼拜”等。《离恨天》第十章：“人生地球之上，地之沐阳光者亦仅有其半。”《块肉余生述》第四章；“余译其意，即专制之别名。”另外，林译小说中还有大量外来名词的音译，如“佛郎”、“马克”、“卢布”等等。

3　林译作品中的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文化背景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在林纾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使用。下面作者将尝试使用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别分析林译作品中异化归化的文化背景。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都可视作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虽然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该与各个系统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下面本文作者将具体从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等角度分析林译作品种的异化和归化现象。

3.1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林译作品中归化现象的文化背景

林译作品中大量出现归化现象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很大的联系。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接受的都是私垫教育，他们学的都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教科书如《四书》、《五经》、《史记》等等，都争取能够通过八股文考试入仕当官。在他们眼里，八股文是写文章的最高标准，其他的文学形式都是不登大雅的，尤其是小说。而且，在当时小说的地位和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人们最不屑的就是写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林纾作为一个译者，思想上的斗争或多或少都是有的，为了实现自己通过翻译“开民智”的目的，使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林纾选择了用古文翻译，这样译文读者就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译作。另外，清末民初时，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已有二百年，严格限制和禁止对外交往和贸易，这样不但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对西方了解得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林纾选择用中国特有的概念来替换一些“陌生的”西方宗教观念也是可以理解的。

3.2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林译作品中异化现象的文 化背景

林译作品中的异化现象是很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林纾使用这一翻译策略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政治状况，以及当时文学所呈现的新状况，还有林纾本人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写作手法等的青睐。

3.2.1　清末民初的历史和政治状况

林纾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清朝末期，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具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放眼看世界的必要性。失败以后，以粱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但进行了政治改良，而且要求传播西方文化。作为一个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的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的传统知识分子，林纾也参与了传播西方文化的活动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林纾在其译作中大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如实地介绍当时西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节庆仪式等都是为了中国人能更多地了解西方。

3.2.2　清末民初的文学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林纾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走向尽头的最后阶段。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八股文这时已经逐渐失去其在中国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位置了。人们不再满足于八股文这种一成不变的文学样式了，迫切地希望能够有新的文学形式出现。用佐哈尔的话说，就是当时中国的经典文学已经转入“弱势”，它需要通过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来引进一些自身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林纾，作为当时译坛上一员强将，就顺应了大众的要求，把小说这一全新的文学形式介绍给了当时的中国文学界。

3.2.3　林纾本人对西方文学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