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环境伦理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西方环境税的理论最早起源于英国现代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近年来又发展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效应理论，这些理论主要针对环境及资源的认识及税收的参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我国，更多的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扩大了对外部性的研究，认为生产中的外部性不是外部性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外部性还包括消费中产生的外部性、当代人对后代人产生的隔代外部性及同代人之间的跨国外部性等，对这些不同的外部性应用不同的环境税收来解决。在环境税的研究上，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认为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税制，但对环境税建立的时机和体系有不同的看法。

一、环境税的理论渊源

环境税，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绿色税，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目前环境税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1、庇古的外部性理论

一般认为，庇古（1877～1959）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最早开始系统地研究环境与税收的理论问题。庇古提出了社会资源适度配置理论，认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那么该种生产要素在各生产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值都相等，而当产品的价格等于生产该产品所使用生产要素耗费的边际成本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达到了最适宜的程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因此，政府就应该采取征税或补贴等措施加以调节。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这两种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纠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这种纠正外部性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庇古税”方案。①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是指资源应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人）进行平衡，它特别强调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强调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条件和全球共同财富必须受到特别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内涵相对应，绿色税收的理论也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绿色理论从科技的角度认识可持续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应是废物排放量的减少或不排放。广义的绿色理论包含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思想，尊重自然的思想,当代与后代兼顾的伦理思想,效率与公平目标兼容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解决，必须辅以非市场机制的手段，其中税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必须以绿色税收制度取代现行的税制模式。

3、自然资本理论

这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属于公共产品，且是天然生成的，缺乏明确的产权主体，谁都可以用，这样必然导致人们滥用资源、环境恶化。当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时，又很少有人过问。事实上，天然生成的环境和资源，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也是一种资产，是自然资本向社会提供着它独特的环境和资源服务。这种资源的提供，也应得到相应的资本权益，因此，应该由政府代表社会作为自然生成的资源和环境的产权主体，以征集环境污染税的形式，从经济利益上建立起保护环境的机制。②

4、外部效应理论

这种理论从数量上提供了开征环境保护税的依据。它认为，微观主体对资源环境的运用，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即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从而构成一种社会成本和代价。这种社会成本和代价是在市场体系之外发生的，市场机制无法对此发挥作用，即产品的真实价格不包括因环境污染和资源减少而带来的社会成本。比如，造纸厂生产每吨纸的市场价格，只包括生产这吨纸的实际生产成本，而没有包括因生产纸张而导致周边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和代价，这样就会产生额外的边际利润，从而刺激造纸厂增加产量，继续污染。外部效应理论认为，环境污染是市场体系产生的一种外部不经济现象，它不可能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地加以解决，而是必须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干预时应利用市场型机制即经济利益的减少引导人们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政府可以以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形式，把被忽略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提高微观主体的生产成本，降低其边际利润，促使人们改变以往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减少污染的技术开发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减少污染性产品的生产经营，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环境的恶化。③

二、环境税收的基本含义及分类

税收手段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环境税的确立。环境税，简单来说是据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征收的税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关于税收与环境的报告中认为环境税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初始即为实现特定环境目的而设立和征收的，并且被明确确认为“环境税”的税收，如排污税等；二是最初并非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设立，但是对环境保护有影响而后从保护环境的立场修改或减免的税，如能源税、燃料税等。

广义的“环境税”还包括税款减免和税收差别。税款减免指用于鼓励消费者和企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活动的各种税款减免，如对投资于削减污染物事业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对污染削减设备和再循环物品免征销售税等。税收差别指根据物品和服务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损害环境的轻重课加不同的税率。税收差别手段在西方国家被广泛采用。

环境税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一）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征收的税收，即排污税，如污水税、噪声税、垃圾税、二氧化硫税和废物税等，有些国家的排污税以排污费的名义出现；（二）对产生环境影响的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如能源税、碳税、汽车税、化肥税、农药税、一次性用具税等；（三）对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而征收的税收，即资源税，如石油税、煤炭税、有色金属税、水资源税、盐税等，资源税是为了节约合理使用资源,进行环境恢复，补偿资源价值等目的而课征的税。

三、环境税收的作用

环境税收的产生拓宽了税收的调节领域，不仅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1、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20世纪80代被明确提出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联合国于1992年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很多国家也相继定出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⑤。由于环境的污染和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保护环境就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保护问题是无法靠市场本身来解决的。因为市场并非万能的，对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环境保护等“外部性”问题,它是无能为力的。其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他们往往既不从全局考虑宏观经济效益，也不会自觉地考虑生态效率和环境保护问题。因而，那些高消耗及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或产品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盲目发展，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率。对此，市场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矫正的，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除通过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来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之外，还应采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课征环境保护税是保护环境的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会加重那些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或产品的税收负担，通过经济利益的调节来矫正纳税人的行为，促使其减轻或停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课征的税款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环境保护。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制度设计中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的生产经营行为或产品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可以引导和激励纳税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税收是政府用以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手段。

2、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平等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但是，如果不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个别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需要用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进行治理，而这些企业本身却可以借此用较低的个别成本，达到较高的利润水平。这实质上是由他人出资来补偿个别企业生产中形成的外部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将税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可以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各类企业之间进行平等竞争。由此可见，建立环境税收制度完全合乎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环境税收的产生，既是源于人类保护环境的直接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动主体所拥有的独立经济利益和独立决策权利又是环境税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环境税收首先诞生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3、促使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

根据“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开征环境保护税，把由于环境污染和对自然资源消耗而形成的社会成本反映到商品和服务中去，使那些对环境带来危害的污染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从而把环保和有效利用资源与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作用下，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选择有利于环保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消费者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也就选择无污染的商品进行“绿色消费”。这样，企业只有加强治理污染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才能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不仅减少了污染的排放量，还有利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据OECD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通过开征汽油税，促进生产者减少了汽车废弃物的排放。通过对生产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消费税，促进生产者减少在泡沫制品生产中对氟里昂的使用，净化了空气和环境。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很好地利用环保税收政策，促进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4、有助于筹集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

治理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只依靠国家财政投资进行治理，既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又不利于控制污染。主要是因为这种作法没有触及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就会继续以资源的高投入、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失衡换取自己的超额利润，所以开征环境保护税既可以从经济利益角度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又有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据统计，芬兰政府2004年征收的与环保有关的税收总额为239亿芬兰马克，其中70%以上为能源税，仅能源税一项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⑥。有关专家甚至认为，环境保护税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税种，它可以和流转税、所得税并列逐渐成为主体税种。以环境保护税筹集到的资金专门用于环保项目，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资金来源。

5、有利于技术创新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

西方各国在制订环境保护税时，利用税收的差别税率，对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破坏环境的物品或服务课以重税，而对有益环境保护的生产和消费课以轻税；同时，有效运用减免和优惠贷款等政策，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加强治理污染、综合利用资源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并及时运用到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发展经济和治理污染不可相提并论的难题，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企业非常注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对废物资源的循环利用，也有利于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论*文*网]

注释：

①②③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10-50.

篇2

二、万物平等原则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坚持所有生命出自一源，万物生于同根。无论是道家、儒家、道教、还是“元气”论者、“气一元论”者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因此，主张尊重生命、爱护生命。除了儒家主张有差等的道德关怀外，道家、道教和佛教都主张万物平等原则。

在道家看来，“道”乃“天地之根”，“万物之母”，天地万物都不过是“道”之子。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是“道”之子之间的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因此，庄子在《庄子·秋水》中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认为，人之所以贵己而贱物，就因为他仅仅站在人的立场，而没有达到道的境界。如果达到道的境界去看待万物，则“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还认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乃是至德之世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在庄子设想的理想社会里，人类过着无欲、朴素的生活，山林、湖泊还未被人开发，动植物自由生长，人与鸟兽杂居，互不伤害、友好相处，根本没有人与物的区分。万物平等是道家的一贯思想。道教对万物平等思想作出新的贡献，提出了“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以一切存在物都具有“道性”的理论假设，阐述物种平等观念。

佛教也主张万物平等原则，佛教认为佛性存在于一切生命之中，一切众生都具有相同的佛性，主张众生平等。禅宗不仅肯定人和动物具有佛性和价值，而且肯定一切生物如草木等低级生命也有佛性和价值，因而明确要求人类要像爱护动物一样爱护植物。天台宗则认为天地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具有佛性，甚至连尘土、石头等都是佛性的体现，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因而主张众生平等，生命平等，万物平等，要求人们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平等地尊重所有的事物。主张物种平等，反对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是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特点；道家、道教、佛教的万物平等、众生平等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思想有相似之处。

三、泛爱原则

“泛爱”的概念首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的“泛爱众”，是指广泛地爱一切人，从而使“仁者爱人”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孔子这里所说的“泛爱”的对象主要是人，但开了一个好头，为后世儒家学者留下了发挥的余地。儒家学者明确提出“泛爱一切”观点的是唐代孔颖达和韩愈。孔颖达提出“泛爱一切，是容众方”的思想。最能体现“泛爱一切”的是“仁及草木”的传统，“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譬如西周的历史文献《诗经》和《周易》中就有“仁及草木”的思想。“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后来被孟子发展为“仁民爱物”，从理论上把儒家的仁爱关怀扩大到禽兽、草木。到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又提

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对爱的内容作了高度的概括。博爱是对儒家的“仁民爱物”的扩展。宋代周敦颐“窗前草不除”，把“泛爱”思想发展为对一切生命存在物的道德关怀。张载不仅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思想，而且一反儒家的一贯态度，主张“兼爱”，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也就是说，天地万物的本性来自共同的本源，而非我一人所独有，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顺应自然的本性，以尽其责，人若要自己生存，必须让万物生存，人若要爱自己，必须兼爱他物，人若要成就自己，必须同时成就万物发。“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思想相当深刻，爱己必爱人、爱物，成己必成人、成物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程、朱等理学家虽然也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传统思想，程颐还提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的观点，但他们非议韩愈的“博爱”思想，反对墨子的“兼爱”思想，强调儒家有差等的爱，对“泛爱”思想没有大的发展；而王阳明则把“仁”扩大到“瓦石”，把“瓦石”也纳人道德关怀的范围，发展了“仁及草木”的思想境界。古人认为“泛爱”不只是有益于物，而且有益于人的道德修养，有益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孟子开始，古人一直把对动物有“不忍之心”，关爱动植物看作是“养仁之术”。

“仁及草木”的“泛爱”传统美德对一些王朝制定环境保护法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宋徽宗就深受其影响，他在大观元年(1107年)下诏说：“先王之政，人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今有司立法禁之。”可见，“仁及草木”的“泛爱”传统，对古代环保法律的制定和动植物的保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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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下环境审计的目标与特征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环境审计工作不断取得进步，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环境审计工作更应明确目标，使之深入到社会领域和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与绩效审计、管理审计、质量审计和社会审计相关联。

(一)环境审计的目标体系

环境审计的本质目标在于保护受托环境与管理责任得到全面有效的履行，其具体目标要依据本质目标的要求，结合国情和区域经济、自然生态特征，对环境会计报告进行检查与审计，并对环境管理系统的有效性与充分性进行评价，同时，还要对环境管理活动绩效进行研判，以保证被审计单位在提高环境管理效益的过程中，使现行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标准等得到贯彻执行，并以此为契机，揭示在经济活动中违反政策、法规和标准的行为。环境审计的项目目标指的是依照其具体目标，对审计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设计，使具体目标更加细化，管理层认定的内涵更加丰富。

(二)环境审计目标的特征分析

1.毋庸置疑，环境审计目标是作为一个开放、有机、多层次的系统存在的。在较高层次上，环境审计目标不但要解释环境审计的本质内容，还要保证其能够与各类、各时期的环境审计相适应;在较低层次上，环境审计目标的设定要能够反映出不同类型环境审计的要求，并保证其能够随着环境审计类型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呈现出动态调整趋势。从这个角度讲，基于循环经济的环境审计就应该构建一个与层次直接相关的动态性的目标体系。2.在可预见的将来，环境审计都将具有实际运用性，都会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起到指导和引导作用。因此，环境审计目标的制定(尤其是较高层次环境审计目标的制定)不但要对环境审计中的环境政策审计和环境资金审计予以重点考虑，还要对环境绩效审计加以关注。在制定环境审计目标时，不仅要考虑审计目标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环境审计类型，还要考虑目标是否适用于将来经济环境的变化，以满足审计目标变化的诉求。

(三)循环经济下环境审计的本质要求

在循环经济模式下，以管理层受托为基础的环境保护与管理责任具有了新内涵，除了要求管理层严格遵守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等原则外，还要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节约降耗，最大限度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以实现减量化。同时，要对生产环节中产生的废弃物加以综合利用，并使之延伸到废旧物资回收与再利用的环节;按照资源条件与产业进行布局，充分延长与拓宽生产环节，以实现产业间的共生与耦合。而在宏观层面上，要充分调整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把循环经济理念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各环节渗透，以此构建与完善循环经济体系。这样一来，环境审计就必须体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在面对人口数量增加、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生态蜕变之不可逆形势，审计人员更应该及时更新观念，本着提高人类福祉的意愿，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加以客观研判和评价，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提升。

(四)循环经济下环境审计的目标分析

随着环境质量问题的不断涌现，加之审计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展，环境审计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并呈现出了不同特征，单纯的环境绩效审计与项目审计已经很难概括这一事实，其具体项目与审计范围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比如:对废弃物审计的目标并不在于废弃物的产生过程或产生环节，而是要直接表述为如何加以处置，使之符合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审计过程中，要考虑废弃物的可塑性，即能否将其最小化、再循环或者最终消除，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环境与废弃物之间完成交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环境审计还要考虑在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存在和使用的能源的规模，要对能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细致和长期的核查，以发现何种资源被浪费，何种能源被循环使用，何种动力来自于循环经济，何种能源具有潜在的节约性等。

二、新时期环境审计与循环经济共同发展机制的构建

经验表明，环境审计具有显著的影响力与较强的敏感性，从审计计划实施一直到审计报告完成，都要选择适当的审计方法，通过收集严密的证据，最终为完善环境审计机制出具客观公正的审计报告，以此实现环境管理的效益审计目标。在新时期，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生态环境的维持和进步，都需要全社会为此倾注更多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更多充足的动力。而为了实现这一点，本文认为，需要构建循环经济与环境审计的互动机制，通过完善环境审计的程序、深化环境审计的内容、明确规范环境审计的方法，加强审计监控，构建环境审计指标体系，拓宽环境审计的途径。

(一)明确规范环境审计方法，加强审计监控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中有相当比例来源于国家投入，国家在公益性环境建设方面投入巨大。而为了保证国家在环保项目的资金投入更加可靠和高效，需要依照环境审计报告使用者所关注的重点与项目管理的内容、特点等对审计方法进行设计和选择，以体现环境保护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使环境保护资金能够真正地落实到位，达到应有的使用效果。比如:环境审计要借助对审计企业开出的环境报告，对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进行审查，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进行评估，如果审查企业未能体现经济节约与对能源的高效率使用，低效运用受托环境资源，就要公布其环境审计结果，构建其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高效运行。

(二)构建环境审计指标体系，拓宽环境审计的途径

大量环境审计实践表明，环境设计评价体系的创新和完善能够决定环境审计的进步方向。因此，在循环经济视角下实施环境审计需要考虑审计工作的合规性、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三个方面，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环境审计指标体系，拓宽环境审计途径。为此，在开展环境审计时，要明确可以量化的指标，提高操作便利性;在环境绩效审计方面，要考虑其不确定性的影响，给予更多关注，降低操作难度。此外，在环境绩效审计环节中，要对被审单位或项目的环境管理活动进行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审查，全面评估环境管理的现状与潜力，以提出能够改善环境管理和提高环境管理绩效的建议和意见，完善审计活动，提高审计绩效。

(三)完善环境审计的程序，确定审计对象的环境状况

为了构建循环经济与环境审计之间的互动机制，促进环境审计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完善环境审计的程序，确定审计对象的环境状况。为此，需要明确审计项目中的环境因素，对环境产生或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加以研判;依据相关法规和规范，对环境管理行为予以评价，以此规范环境审计程序。此外，还要对审计对象的环境问题加以调查，并及时反馈信息，以此掌握审计对象的环境管理运行条件，在收集到相关证据之后，确定环境问题和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当然，在环境审计的基本程序中，还要进一步提高环境审计的信息披露质量，让社会公众和审计组织能够全面获知企业消耗资源的数量和规模、影响环境的合法性和环境保护信息的真实性等。

(四)深化环境审计内容

在完成了环境初步审计后，要进一步搜集相关审计证据，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审计前后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完成对环境审计程序的测试与检验。这样一来，初步审计结果将得到确认，审计结果也相对可靠和有效。此时，应进一步深化环境审计内容，对资源消耗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对那些影响环境计量方法和标准的选择进行综合分析，同时，要对环境资本、环境资产、环境成本和费用以及环境效益计量的准确性与完备性进行全面审核，以保证环境披露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比如:在实际操作中，要对与环境相关的信息予以强制性披露，对环境污染恢复和修复的处理成本要严格审核，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环境标准。

三、结束语

环境审计势必以循环经济为背景，在合规审计和财务审计的基础上，优化环境审计过程和效果，使循环经济也能够参与其中，通过转变经济管理理念完成审计体制的创新，使之最终成为体制创新的先行力量。

循环经济理论论文范文二：循环经济内涵及有关理论问题探讨

1中国循环经济内涵容

1.1定位问题

循环经济理念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纵观世界以及中国的发展全局，循环经济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缓解生态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严重矛盾，最后能够彻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因为现阶段，资源环境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很大的阻碍，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产生了致命的破坏，基于此，我国的循环经济应该是二维定位，换言之，就是生态环境以及经济增长。有些学者在对中国循环经济进行定位时，认为应该进行三维定位，这实际上只是二维定位的一种延伸，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添加了社会进步。笔者认为延伸之后的理念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三维定位包含自二维之中，简单的定位容易使人理解，同时也能够反映出现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矛盾。

1.2外延问题

因为上述定位的问题，使得中国循环经济理念的最明显的外延就是经济，而循环是其最明显的特征。这里所指的经济，不仅仅单纯的包含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模式。站在经济学角度来说，经济活动，主要包含了两项内容，一是社会生产，二是社会再生产活动，具体的划分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生产、交换、流通以及消费等环节。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循环经济的外延。按照给国外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我国的循环经济外延应该注重生产、消费，如果站在产业划分来考虑这个问题，无论是交换，还是流通都可以看作是消费领域的范畴，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生产领域范畴。

1.3表征问题

所谓的循环经济主要是使用低资源获得高经济产出，而且在这一过程只有少量的污染，这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差别非常大。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最大的差别，因为有很多方式可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如果要阐释循环经济的内涵，其必须要有独特的表征。

1.4根本性特征

传统的经济学强调的是线性物质流动方式，其显著的特征是资源、产品、废物，但是循环经济却有很大的不同，其是循环模式，即资源、产品、再利用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避免使用物质闭路循环方式的说法。闭路循环是相对的,分系统的大小而论,开放是绝对的。例如,整个地球物理大循环是闭路的,但企业、行业、甚至一个国家和区域都不可能实现物质闭路循环,是开放的。这就是日本现在开始研究物质国际大循环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有些物质如溶剂和涂料是无法进入循环利用过程的。另外,从技术经济可行性来看,现阶段不可能完全将所有的废物进行成本有效地再利用,甚至也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总会有废物要最终排向生态系统,这就需要无害化处置技术。

2中国循环经济有关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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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常规性的环境监测主要是监测影响环境的污染物的排放量。在通常情况下，对这些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进行监测主要是通过长期、定点的监测方式，再利用相关环境监测高科技仪器设备对追踪到的环境信息数据进行记录和分析比较，得到环境污染排放物的趋势，以便在后期的环境治理下采取有效的措施。

1．2定点性环境监测

这种环境监测的方式主要是用于在污染事故发生的情况下，对该环境污染的区域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采取该种监测方式能够有效定位污染源具体的位置。与此同时，当环境污染中发生有害物质的扩散等现象的时候，通过使用这种定点性的环境监测方式能够对有害物质具体的扩散方向以及速度进行掌握，从而为后期环境污染区域的治理提供很好的基础。

1．3研究性环境监测

这种环境的监测方式主要应用于科研方面，为相关的环境课题研究提供一些可靠的依据，因此在进行研究性环境监测的过程中，其标准和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从而保证后期的环境治理能够正常的进行。

2环境监测对于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分析

环境监测在整个环境治理的环节中占用重要作用，通过选择及时、适当的环境监测方式能够有效的促进环境治理工作的展开。整个环境监测的过程是相对比较复杂和繁琐的。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环境监测对于在数据分析中所采用的化学知识越来越频繁，重量法、色谱分析法、容量分析法以及电化学分析法都对环境的监测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使用这些方法对采集到的环境数据信息进行分析，从而得到环境污染中准确的污染源和污染物的具体信息。具体来说，环境监测对于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使环境治理的目标更加明确。在进行环境监测的过程中，根据具体问题的不同其环境监测可以分为多种不同形式，在对这些具体不同的环境问题进行监测的过程中，必须采取合适的监测形式，从而提高环境监测的针对性。具体到环境治理的过程中，由于有环境监测在前期具有针对性的监测和管理，使得整个治理工作能够进行明确的范围、功能划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环境治理中的各种问题。

（2）环境监测的区域区别对待性能够促进治理工作的展开。根据区域的不同的环境监测可以分为厂区环境监测和区域环境监测。在面对具体不同的区域来说，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在落实到环境监测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区域性的差别化处理。这就使得在后期环境工作的处理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抓住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从而顺利地展开环境治理的工作。

（3）环境监测促进治理工作的有序展开。在通常情况下，在进行环境监测的过程中都是提前设计和规划具体详细的监测步骤，保证环境监测的有序进行，在后期的环境治理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制定和规划与之相适应的步骤展开工作，从而促进环境治理工作的有序性展开，提高环境治理的效果和环境质量。

3环境监测在提高环境治理效力上的措施分析

环境监测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管理过程，所以对于环境监测在环境治理上的效益上的发挥，需要从多方面加强努力从而提高环境治理的成效。具体来说根据现阶段环境污染的具体现状和环境治理的目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加强环境监督检查

在环境监察的过程中，通过严格要求相关环保工作人员对污染源、举报地区以及具体的受污染环境进行长期的监测和检查，从而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制止非法排放现象的发生，同时通过采用现代化高科技、高标准的环境监测设备等仪器，严格按照监测的实际情况制定和规划所在行业环境监测的具体标准和规定，从而发挥其对环境监管的作用，更好的建设高质量的环境。

3．2制定和规划环境相关的法规

21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逐渐颁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最高人员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相关的法律使得在进行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能够有法可依，与此同时通过将生态文明建设明确纳入到我国五大文明的建设之中，更加提高和加强了环境治理的我国法律层面的重要性。

3．3公民环保意识的提高

可以说现阶段很多环境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所以通过提高公民在环境治理上的相关意识，这对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可以在每年的中国环保日举行相关的生态保护活动，可以借助相关网络新闻媒体的宣传提高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认识；当然也可以在每年的世界环境日，联系当年的世界环境主题和重点，为鼓励和引导公民的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进行有力的宣传。

3．4加强生态净化绿色治理

对于环境的治理是一个很繁琐和大规模的工程，除了要对污染源进行减少和消除之外，还需要借助生态系统对环境进行改善处理。在进行生态净化绿色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利用生物科学的相关技术，设计和研发具体的绿色治理措施，如通过生物体的吸收、分解以及转化等功能对环境污染物的浓度以及有害性物质进行降解处理。

3．5减少工农业商等领域的污染

在进行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打破以环境作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研发和应用生态、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高科技的污染处理设备，促进无污染、绿色、高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从而减少环境的污染和提高对环境治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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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网络营销的作用

网络营销是基于网络环境进行的企业商品销售，网络营销的根本目的与现实营销一样，都是通过销售手段实现产品价值的过程。与现实营销所不同的是，网络营销在实现多对一的销售和不同时空的销售上具有优势，这使得营销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1.2网络营销的几种方法

网络营销为销售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除了建立网点和企业网站承接订单、进行销售活动之外，由于网络环境的多样化和便利性，营销的宣传方式也得以扩展，例如营销软文、在浏览率高的网页上放置广告、利用信息交流平台产品信息等。

1.3考虑到网络环境对现代体育场馆建设的重要性

现代体育场馆的建设和投入使用不仅是公共设施建设的一种，也是产业经营的一种，除了赢利之外，体育场馆要维持正常的运转也必须向使用体育设备和场地的人收取必要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将为场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提供经费。人们在网络上获得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消费的大环境，使体育场馆要实现自身的商业价值，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进行体育场馆建设。

2利用网络环境经营现代化体育场馆的方法

现代化体育场馆的经营是娱乐休闲场所经营的一种，按照第三产业的经营模式，分析消费者的爱好，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项目改造和修建、进行功能宣传、寻找体育场馆使用的可能性并营造与人们文化心理相符的环境，获得人们对体育消费的认同，是目前体育场馆进行建设和经营的主要目的。

2.1通过网络了解消费者需求

网络活动因为其跨时空的独特性质，是产业经营中“消费者需要调查”一项活动变得更加简便。编制问卷、将问卷发至网上，请消费者进行消费意图的表达是目前获得消费需求方面信息的主要方式。由于网络问卷表达形式便捷、非实名，因此获得的信息会更加真实有效。现代化体育场馆为了使馆内设施更符合消费者需求，或者需要获得体育馆配套设施建设的建议时，可以选择网络问卷的方式取得消费者需求方面的资料。另外，通过观察消费者网购的内容、分析消费者年龄和消费目标的特点，也能够为现代化体育场馆的建设和经营提供帮助。例如，某城市的新建城区欲建设一座体育场馆，投资者在体育场馆的规模和内部设施方面一直举棋不定，于是营销策划部门进行了一次消费者需要调查。以“体育设施”、“健身时间”“、为健身花多少钱”、“希望配套的服务和设施有哪些”为主要内容进行了一次消费者调查。通过与小区、公司和学校联系，将问卷在小区业主QQ群、公司的企业文化网页上，并且采用微信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经营者不仅得到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对体育健身的基本需求之外，还确定了大致的体育健身配套服务的范围，为体育场馆的经营指明了方向。

2.2利用网络进行体育场馆功能宣传

体育场馆的功能已经不局限在体育运动会的举行或者是提供给人们基础的体育健身场地。目前，大型现代化的体育场馆不仅为各种球类比赛提供场地，也为各种文化展览和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提供场地、设备和技术上的支持，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鸟巢巨型，而开幕式当晚，作为体育场馆的鸟巢实际上承担了一个大型文艺演出的舞台的任务。可见，现代化体育场馆在功能上有更多的可能性。体育场馆的经营者应该以体育场馆功能的开发为经营目的之一，通过体育场馆的多种形式的利用实现经济价值。鉴于人们对体育场馆的认识大多数还保留在“健身”的层面上，通过网络进行体育场馆功能的宣传十分必要。适合于体育场馆功能的宣传手段，有广告软文、平台宣传、视频宣传等多种形式，这些宣传形式均以网络环境的信息流通速度快、信息承载量大为基础。例如，体育场馆可以将已经承接的大型演出活动的布置现场拍摄成录像，并设计“使用感受采访”，请参与活动的人对场地和设施进行评价，将这些资料剪辑成视频在网络上，还可以建立企业微博或博客账号，通过分享承接的活动相关照片和介绍场馆设施等进行宣传，还可以鼓励体育场馆使用者通过博客、微信、QQ等方式分享使用心得，或者对体育场馆的建设及经营提出建议等。一次微博的转发可能会使一条信息增加至少20000多阅读者，这是网络时代能够提供给体育场馆经营的宣传环境，也是体育场馆展现自身魅力的途径。

2.3通过网络扩大体育场馆经营范围

网络的使用还能够促进体育场馆经营范围的扩大。一般的体育场馆的经营者多认为体育设施和相关设备、服务的消费群体仅限于体育场周围的小区或者企业等人流集中的地区，经营范围也不会超过一个或者半个城区，事实并非如此。网络销售因为减少了推销成本，因此能够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低廉的价格和更加优秀的服务，电影院、餐饮业、美容业的“团购”活动就是使用网络营销方式提高实体店的客流量、达到盈利目的的手段之一。

2.4利用网络在体育馆内建设文化软环境

网络能够为现代化体育场馆经营带来的益处不仅在于体育场馆的宣传和扩大经营范围两方面，同时也能够为体育场馆的软文化环境建设提供帮助。体育场馆经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同时提供给人们舒适的健身和活动的环境。根据2011年全国体育健身调查的结果，在“体育健身的目的”这一项中，40%的参与体育运动的公民认为健身的目的在于维持身体健康，30%的人则认为体育健身的目的在于休闲、放松、缓解工作压力。继续追查这30%的参与体育运动公民的群体特征，则发现这些人基本都是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的中青年。观察目前体育场馆的消费者特征，不难发现，以“休闲、放松”作为健身目的的人与现代化体育场馆的服务对象实际上是重合的。这就意味着，体育场馆的任务除了“提供健身场地和健身器材”之外，还需要提供优雅、舒适、轻松休闲的环境。肯德基、星巴克、哈根达斯等店铺都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的wifi以供上网之用，咖啡馆和酒吧为消费者提供数字电视作为休闲项目，大型购物商场通过网络为消费者提供播放电影和音乐等附加的服务，甚至连医院、图书馆等公众服务场所都注重网络形象的建设，现代化体育场馆为了更好的发挥公共职能，应该在场馆内配备与上网相关的设备、并且使用相应的软件为体育健身者提供更加贴心和便利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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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景观环境是多种景观元素与和人结合，具有一定的秩序、模式和结构。校园的建筑园林、绿化工程、生活设施、教学设备以及这些要素的相互组合，皆蕴含着巨大的潜在教育意义。良好的校园景观能给人一种精神感召，陶冶人的情操，制造一种整体的环境氛围，构成一种整体的育人气氛，为广大师生的学习生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流的校园景观，可与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学术水平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走进校园的你不由自主地被那独特的氛围所感染，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点缀校园的自然景观：路旁成荫的树木、碧绿如茵的草地、房前屋后的山石，北京大学的湖光塔影、清华大学的荷塘月色、中山大学的树影婆娑、武汉大学的山水相宜、厦门大学的滨海风光……这些或是自然生成或是人工巧琢而成的校园景观，是自然和谐的美景，净化了空气，美化了校园，同时也陶冶了性情。

同时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又将大学的文化氛围推入了新的境界，而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校园建筑。这些建筑或是体现地域特征、或是展现民俗风情、或是沿袭历史传统、或是尽露前沿锋芒，是优美环境的画龙点睛之笔，是校园文化的经典之作。优秀的校园建筑既实现了建筑功能与环境的统一，使人产生多种美的感受，又用建筑组群形成的和谐韵律以及与道路、树林相融合的空间序列，体现了建筑特有的人文关怀。

洛阳大学新校区设计中，设计师就试图让人深切地体会到两者结合的力量。在校园建筑端庄、古典的立面下，是严整的秩序，漫步其中学生们深深感到扑面而来的书卷气。四栋教学楼和图书馆通过连廊联结在一起，在增加合堂教室的同时，不仅方便了师生在教学区与图书馆间的活动，还把图书馆、教学楼A、B、C、D有机的连成一体，从空中看构成一把钥匙的形状，寓意为“开启智慧的金钥匙”，成为校园景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也是丰富的、变化的、宜人的多场景的综合：楼梯上下、大台阶与花坛旁、过街楼上下，都是校园“蒙太奇式”的生活片断。同时校园环境对开放、自由、人文的“场所精神”的体现不仅仅停留在所谓空间关系、功能、结构组织的层面上，而是在开放的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空间私密性，有其内在秩序而在空间层次上展现其丰富的变化（图1）。

图1洛阳大学校园景观中的辟雍碑与教学楼连廊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环境，人文的和自然的，不论学校大小。关键在于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感受。

二、校园景观环境应作为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

校园文化建设是教育部三个规划之一，也是一个学校文化长期沉淀、积累的体现。除了建筑实体外，外部景观空间作为校园中最有活力的地方，是校园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在校园道路上偶遇，在大树下读书聊天，在草地上弹吉他唱歌，在水边沉思，在球场上挥洒汗水……，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创造丰富的校园生活。

比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园景观规划中，为了体现“立足地方，以人为本，崇尚品味，办出特色”的办学理念，在结合顺德的城市空间和地区风格的基础上，发挥高校校园文化优势，突出高品味的休闲、校园文化甚至旅游观光功能，以及“以人为本”、“生态体系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创造高品质的亚热带校园文化景观。保留地域文化固有的风格，与城市景观紧密结合，在不同区域，不同节点等主要视觉焦点进行重点设计，形成多组景观群和景观兴奋点，有效地利用外部空间营造精湛、统一的景观，真正地让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具有自身文化特点高职院校（图2）。

图2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广场与智慧门

校园环境的美化和建设是一项包括社会学、美学、心理学、建筑学、教育学在内的综合性学科，其最高层面的价值在于在满足环境基本使用功能前提下的文化素质教育价值。良好的校园环境，可以对学生施以经常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化、濡染和熏陶。从美学角度分析，对环境美化的过程就是对环境中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各种美的潜在客体进行精神化再创造的过程，进行对其文化价值挖掘和升华的过程。校园环境是承载大学文化精神，展现其美的意境的客体，审美是学生和校园环境沟通的语言。通过审美，学生得以解读校园环境中蕴涵的精神，校园环境又通过美的可感性、可愉悦性陶冶着学生的情操、加深着生命的体验，传递着大学文化精神的韵律。因此，可以说，校园环境的美化和建设是校园文化精神的物化形态，它构筑并丰富着校园的审美空间，为大学生的审美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使其通过直观感受、耳濡目染、审美训练和自我陶冶，形成特有的思维模式、心理定势、生活哲学和处事方法。因此，可以说，校园环境美化和建设的过程就是对大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

三、校园景观环境的文化意义探究

大学校园环境是一个城市环境的缩影，又是城市环境最精华的所在。它既是满足人类“可居”需要的物质产品，又是满足人们“可赏”需要的精神产品，具有其独特的美学个性和艺术规律，是技术和艺术、实用和审美的统一。但应注意的是，校园环境在体现其审美特性时，重要的是通过综合运用其艺术语言，结合学校的自然和人文背景，充分发挥环境的抽象性、象征性特点，表现出大学作为科学殿堂的一种神圣、崇高且震撼人心的科学美，一种与环境相和谐的自然美，一种展示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美。使大学文化精神在校园环境中得以流露，得以涵养。这是校园环境美化和建设的重要方向。

在校园环境美化的总体规划设计中，几乎不可能不考虑公共环境部分的重要性。它蕴涵着社会美，同时又兼容和扩延着科学美、自然美和艺术美等多种其它美的形式。它呈现出的是大学文化精神所倡导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具体地说，是人与人相互包容、尊重、合作、团结、互助的群体精神，是自尊、自立、自重、自强的独立精神，是公平、公正、守约、诚信的道德精神。把这种中国大学优秀的文化精神体现出来，校园公共环境是理想的载体。通过拓宽建设理念，精心策划，校园公共环境可以别具特色地让我们的大学校园处处洋溢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气息，留存下历史的自豪和科学的感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学子对学校几栋现代建筑围起来的精致的小型广场与其上的建筑小品情有独钟，更不必说那带有一种严肃的沧桑感的古老建筑。漫步在校园中俯仰可见的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景观和大师雕塑等建筑小品……无不激励着学校学生践行“自强、笃实、求源、创新”的承诺（图3）。

四、校园景观环境应注重其建设的品位与内涵

在古典美学领域,“品味”一直是核心范畴之一,其含义极丰富。西方古典美学认为,品味是主体经由想象而产生的辨识美丑善恶之能力,它既有因时代、民族和个体差异不同而导致的相对性,又有源于主体内在一致“自然本性”的一致性。康德指出,品味乃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力,是人类先天普遍共有的“感觉力”。总的看来,品味作为一个整合的概念,标志着主体的某种审美品鉴能力和判断力，它不仅体现在生产主体的行为之中,同时它还广泛地反映在接受主体和流通主体等更加广阔的领域里。根据上述解释,大学既是社会中一种“主体”或“生产主体”,它必然就有自己内在的价值观和精神取向；因此,大学应该是有“品味”可言的。正是大学的教师、学生的工作方式、精神风貌、建筑风格、制度文化决定了大学品味的高低，而这其中校园的景观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文化是在大学校园这一生态环境下,由一定数量的个体行为形成的一种共存文化现象。它以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反映“大学人”这一社会群体的特有的生活状态和独特的文化心态。大学的品味不仅体现在知识生产、传授、流通的主体教师、学生身上,还广泛地体现在学校管理、后勤等方面,它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大学校园良好的景观文化氛围对学生形成共同的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风景优美的校园、古朴典雅的建筑、博学的师长、高雅丰富的校园活动等等,这些因素的教育影响或许是缓慢的、不经意的,但却能够持久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一些著名大学的实践证明,高品味的大学文化对大学生人格的完善和智慧的增长大有助益,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会更加持久、深刻。

五、启示与思考

在跨入新世纪的今天，在对人才素质要求更为苛刻的今天，校园建筑设计中的文化职能的体现不应再被忽视了。校园环境的美化和建设工作是学校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仅仅意识到它的基本物质保障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而忽略了其文化素质教育价值。虽然校园文化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但校园精神是一个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象，提高学校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校园精神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任何专业课程所无法比拟的。高等院校的文化品位主要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来提升。健康、向上、丰富、有序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个性品格形成具有渗透性、持久性和选择性。

参考文献：

[1]周逸群宋泽方高等学校建筑·规划与环境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2

[2]龚兆先潘安教育建筑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8

[3]刘滨谊著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4]翁剑青著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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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环境；青少年；心理发展

一、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

我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我们的社会由单一、保守走向了多元、开放，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政治方面，我国进入了一种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过渡的转型期［1］。

在经济方面，我国从供给型经济转向需求型经济，从封闭和半封闭的经济转为开放型的经济，从温饱型经济转为小康型经济［2］。

在文化方面，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文化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迅速与国际接轨，文化的功能、形式、内涵、传播等由单一走向了多元。

二、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人的一生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在青少年时期(处于11、12岁到17、18岁的个体)［4］，这种发展变化是暴风骤雨式的，个体的生理特征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个体的第二性征在这一时期出现显著的变化)，由此伴随着明显的心理发展。

(一)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表现

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心理发展主要表现为随着生理特征的剧变，个体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情绪情感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这决定着个体的社会化发展。［4］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的生理发展为社会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最大的特点是生理上蓬勃发展、急剧变化。这一时期，个体的身体外形更具有自己的性别特征了，个体的体魄更加强健；内脏的机能健全了，大脑的发展已基本成熟，心脏等器官的功能加强，个体的精力更加旺盛；性的发育成熟使青少年开始意识到自己已向成熟过度，同时给个体带来对性的好奇心和新颖感。［4］

2.认知能力的发展与社会化的发展

青少年时期个体的脑机能发展迅速，趋于成熟，大脑皮质的沟回组织已经完善，神经元完善化和复杂化，传递信息的神经纤维髓鞘化已完成，保证信息传递畅通，不相互干扰。［4］个体在大脑和神经系统上的一系列变化大大促进了个体心理的发展特别是逻辑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个体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独创性、批判性在青少年时期逐步发展起来，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在看待事物时渐渐地由表象深入到本质，开始喜欢探究事物的本质属性，开展系统的理性活动，能变通思维方式，能用新异独特的思维观点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能够比较自觉地对待自己的思维活动，能够有意识地调节、支配、检查自己的思维过程。思维能力的发展使个体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开始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逐渐由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转变为社会化的个体，开始学习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逐步适应社会的要求。

3.情感发展与社会化的发展

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情绪情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稳定性，易出现极端情绪。他们时而唯我独尊，时而又沮丧万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对这种不断增加的需求时而感到满足与认可，时而又否定，使得他们的情绪出现摇摆不定的状态。

(二)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

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心理发展表现出以下的特征。

1.过渡性青少年处于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独立性与依赖性错综复杂的时期，充满矛盾的时期。2.动荡性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思维比较敏捷，他们的情绪发展更为激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感染与影响，因此在行为、情绪上表现得很不稳定。3.闭锁性青少年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仍处于发展之中，因此青少年只会向外界展示他认为的对他的社会化有利的内容，而将一些矛盾的、迷茫的心理困惑等他们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心理特征隐藏起来，因此他们具有较多的心理问题，这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烦恼。4.社会性青少年的这些特征归根到底是因为个体必须经历由单个的人向社会的人的转变过程，青少年发展中的危机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则是个体的自我成长与社会环境共同决定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开放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

(一)开放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积极影响

1.经济的蓬勃发展为青少年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国家大力发展经济，让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创造出大量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这为青少年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和丰富的学习资源。

2.开放的社会环境能够促进青少年思维能力的发展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被调动起来，多种思想都会在社会中交汇、碰撞；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让青少年可以便捷地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丰富的信息，对思维能力正处于发展中的青少年十分有利，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思维的深度，拓展他们思维的广度，让他们在看待问题时不易盲从与偏激。

3.先进的社会文化能够激发青少年求知欲望和发展意识

青少年时期个体的社会性需要得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探求外在事物的能力也会得到极大的发展。开放的社会环境满足了他们的这一需求。大众传媒能及时地将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传播给青少年，向青少年展现多元的文化现状，丰富的知识、精彩的技艺能满足青少年的求知欲，让他们获得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习的自主性。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也为这种自主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4.多元的社会文化能够促进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文化信息有助于青少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社会，正确地评价社会，学习到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具备的社会文化规范；有助于激发个体的社会意识，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有助于个体正确的评价自我，帮助个体找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再盲目地乐观或绝望。

开放、多元的社会能为个体提供更为优越的成长环境，能有效地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发展，对个体一生的发展都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开放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不良影响

1.良莠不齐的社会信息与青少年过渡性的心理发展特点

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得青少年不再为衣食担忧，奢华的物质生活对于青少年存在极大的吸引力，容易使他们迷恋物质生活，使他们缺乏进取心。有些格调不高或不健康的文化内容会让青少年意志消沉，耽于享乐，不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与健康的人格。

2.多元的社会文化与青少年动荡性的心理发展特点

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心理发展呈现出动荡性的特点，他们思维比较敏捷，对社会的看法容易极端与片面，容易受外部环境的感染与影响。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各种价值观、思想观念都会通过大众传媒来争夺市场，如果缺少必要的引导，相互矛盾、冲突的社会思想观念就会给青少年带来困惑或迷茫，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这些对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时期的青少年有不良的影响。

3.虚拟的社会文化与青少年闭锁性的心理发展特点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不用面对压力的文化空间。在这种相对安全的文化空间里，社会被用高科技手段或多元的形式表现得唯美浪漫或黑暗恐怖。这种表现手法容易吸引逐渐将内心世界关闭起来的青少年，而沉迷于虚拟文化中的青少年会看不到真实的社会，失去对现实社会的感受力，失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化进程，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

四、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措施

(一)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的认识

开放的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环境下的青少年所面临的问题是前人所不曾遇到的，旧有的一些经验对青少年的成长不一定是有帮助的。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一生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发展的过程拥有独特的规律，这需要教育工作者积极开展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研究工作，能够了解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规律，还需要教育者和家长积极与青少年一起了解社会环境，站在青少年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感受问题，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二)教育工作者要加强社会文化的研究工作

教育工作者要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构建起抵御社会文化中负面影响的“防火墙”。这需要教育工作者积极地了解社会，对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社会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认真地思考与探索，即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对青少年中可能出现的失范现象和经常出现的偏离行为进行预防性研究，做到未雨绸缪；社会、学校和家庭都要共同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形成一股合力，尤其是学校教育，显得格外重要。

(三)社会文化管理机构要加强对文化传播的管理

加强文化传播的管理，主要是实施文化管理的监督职能、引导职能、规范职能、惩戒职能。同时要加强对社会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方式的研究，以及加强对社会文化传播的伦理、道德的研究。对传播文化中出现的偏离行为、一般性误导行为进行合法跟踪和监管，对违规行为进行公开的处理。推进法制化进程，就是要对信息的生产、交换、传递、消费进行单独立法，即使初始阶段不很周全，但可以逐渐走向成熟。历史经验值得借鉴，贻误了青少年就贻误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参考文献：

［1］沈立新，吴新叶.中国政治转型的理论研究：综述与评价［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

［2］李曙光．中国的经济转型：成乎?未成乎?［J］.经济战略，2003(3).

［3］何少林.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及发展趋势［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4］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2～374.

［5］续冰.网络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J］.山西师大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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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在网络环境下可以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上网查阅资料，既可增进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又可拓展学生的课外阅读量，还可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一、帮助理解课文。有些文章的内容背景性很强，通过上网查阅有关的背景资料，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海上日出》中，巴金在描写了日出的壮观景象之后，发出了由衷的感慨和赞叹：“这不是伟大的奇观吗？”海上日出本来是一种自然景观，作者为什么赋予它强烈的感彩，称之为“伟大的奇观”呢？这就得了解巴金写这篇文章的思想和时代背景。学生通过上网，查到了许多有关的资料，如《热情如火的巴金》、《巴金简介》、《巴金自传》之《文学生活五十年》……他们明白了，那太阳的光亮不仅照亮了天，照亮了海，也照亮了巴金的心，使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使他热血沸腾，使他胸中燃烧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此刻，巴金已把自己与海上日出的景观、祖国的命运三者融为一体了。于是，海上日出在巴金的眼中就成了“伟大的奇观”了。这样，学生既进行了课外阅读，又理解了课文内容。

二、增加知识储备。语文学习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大量语感积累获得的。我不仅立足于教材，更是千方百计利用教材提供的契机，将课堂学习延伸到课外。如在学习《只有一个地球》之前，我布置学生上网查阅有关的资料。学生了解到，人们不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破坏了地球的植被，出现了地陷。他们了解到，石油的储量是有限度的，按目前的生产速度，100年后我们将无石油可采。他们了解到，人们破坏了森林，造成了水土流失；人们把工业废水流入河中，造成了鱼虾死亡，酸雨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一切，使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在学完课文之后，有的学生写了对全校少先队员的建议书：建议大家分类丢垃圾；尽量使用一次性用品；不摘花，不踩草；不吃口香糖……有的学生编了有关环保的手抄报。有的学生写了保护地球的宣传语：“还大地绿色，让天空蔚蓝”；“精心保护地球，造福子孙后代”；“为了我们的地球母亲，请不要向她的血管里注入废水”……有的学生写下了读后感：美丽的湖泊正在不断萎缩，道道水波，好像在诉说它深深地悲哀；水草丰美的草场正在不断恶化，这里已没有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令人心醉的美景……大自然一次又一次向我们敲响了生态警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让我们保护好眼前的一山一水，多留下一片森林和绿地，为人类的发展留下一点空间吧。如果没有上网查阅有关的资料，没有增加学生知识的储量，学生能有如此深的触动吗？又如学完《赤壁之战》后，我引导学生上网查阅有关的资料。有的学生在网上读《三国演义》，有的学生读对赤壁之战的分析，有的学生读关于周瑜、曹操的评价，兴趣盎然。

三、帮助形成知识链。学生一方面学习课本知识，一方面通过查阅资料获取相关的知识，久而久之，知识量不断增加，不知不觉形成了知识的联系。有如串串珍珠，提起一根线，一连串的知识就被串起来了。由一些课文的背景知识能够连接出中国革命的历史。如学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倔强的小》、《舍身炸暗堡》、《飞夺泸定桥》、《丰碑》、《金色的鱼钩》，并上网查阅了有关的资料，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学生就有了感性的认识。

篇9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研究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目前，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文献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政治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

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历史文献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自然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治疗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社会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问题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经济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

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时代，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应用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方法，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社会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

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文献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影响；而所谓经济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时代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研究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篇10

【关键词】循环经济;住宅;产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宅建设发展迅速,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全国城乡住宅每年竣工面积达到12-14亿平方米,每年全国城乡住宅投资额约2万亿元左右,有效地拉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但在全球资源空前紧张,环境保护迫在眉睫的大环境下,我国住宅产业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严重制约了住宅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住宅产业化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能省地型住宅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住宅建设和消费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1我国住宅产业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住宅产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进入了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我国住宅产业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低、施工周期长;施工工艺落后、住宅部品的系列化产品不到20%;住宅产业化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5(我国为15%);建筑节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企业规模小,经营管理粗放等。

上述问题中最为紧迫的是我国的建筑能耗问题。住宅对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巨大,住宅建设耗用的钢材占全国用钢量的20%,水泥用量占全国总用量的17.6%,城市建成区用地的30%用于住宅建设,城市水资源的32%在住宅中消耗,住宅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20%左右。如果与当前国际先进水准看齐,在不降低文明生活水准的前提下,根据我国住宅的物耗水平,住宅建筑至少还有节能30%~50%、节水15%~20%的潜力。因此,住宅业及其相关产业能不能切实贯彻“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环保”(简称四节一环保)的要求,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环节。

2循环经济与住宅产业化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实现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最小的污染获取最大的发展效益。循环经济以“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行为原则(简称3R原则),其中又以“减量化”为首要原则。

住宅产业化是指通过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住宅产业,实现以工业化的建造体系为基础,以建造体系和部品体系的标准化、通用化、模数化为依托,以节能、环保和资源的循环利用为特色,以科学的组织和现代化的管理为手段,通过将住宅生产全过程的开发、设计、施工、部品生产、管理和服务等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从而实现住宅的生产、供给、销售和服务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形式。住宅产业化的内涵有四个方面:一是住宅建筑标准化;二是住宅建筑工业化;三是住宅生产经营一体化;四是协作服务社会化。包括住宅基础技术体系、成套的住宅建筑体系技术、住宅部品集成化体系、住宅质量保障体系、住宅性能评价体系五项目标体系。联合国提出的“住宅产业化”的6条标准是:生产的连续性,生产物的标准化,生产过程的集成化,工程建设管理的规范化,生产的机械化,技术生产科研的一体化。

3发展住宅产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3.1住宅建设任务繁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和住房消费的上升阶段。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将大大加快,城镇人口的比重也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住宅的需求将是巨大的,住宅建设任务将十分繁重。根据有关部门预测,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7亿,我国城市化将以每年1~1.5%的速率发展,城市人口会达到849亿。城乡人均住宅将达到38M2(城镇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达到35M2,农村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达到40M2)。照此推算,从现在到2020年,累计需要新建住宅130亿M2。

3.2住宅产业是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

住宅产业是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近年来,近年来全国城乡住宅每年竣工面积达到12~14亿平方米,每年全国城乡住宅投资额约2万亿元左右,且这样的势头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住宅建设对资源的占用和消耗是巨大的,住宅的使用对环境的负荷也是相当大的(相关数据见前文)。可我国现有资源不可能长期支撑粗放的住宅建设生产方式,如果按目前住宅建设的资源和材料消耗水平发展,势必对资源的利用产生影响,亦将成为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障碍。面对巨大的住宅建设任务和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住宅产业现代化的途径,彻底改变目前的住宅建设落后的现状,走资源节约的道路,处理好我国人居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真正实现人类的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住宅产业是走资源循环型经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的载体。通过住宅建设的资源节约必定会对我国的经济与社会、人居与环境协调发展做出积极的影响和贡献。

3.3住宅产业化是发展住宅产业循环经济的根本途径:发达国家住宅产业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化形成的初期阶段,重点是建立工业化生产体系;第二阶段是推进产业化的发展期,重点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价格比;第三阶段是产业化发展的成熟期,重点是进一步降低住宅的物耗和对环境的负荷,发展资源循环型住宅。由此可见,利用住宅产业现代化的生产手段是实现住宅建设低消耗、低污染,达到资源节约目标的根本途径。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依靠住宅产业现代化,才能实现住宅建造达到资源节约,建立循环经济社会的总体要求。

4发展住宅产业循环经济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