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传播模板(10篇)

时间:2022-04-28 03:05:26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地域文化传播,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地域文化传播

篇1

一、形象展示客观环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使得人类必须认识环境,与环境保持和谐的状态。人与客观环境的关系时常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内容。《焦点》涉及的客观环境既包括湖北的地理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北气候温润,山川雄奇,物产丰富,以“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著称。《焦点》的报道包含着对湖北地理环境的一种情感抒发。它笔下的地理环境不但为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活动背景,而且在特定条件下烘托人物性格、心理。突出了地理环境与人的互动。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千鸟飞来,沉湖不冷》,展现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恩施模式:深山唱响生态曲》。主题鲜明,画面简洁,文字优美,融情于景,给人一种如临其境、赏心悦目的感受。

湖北地域辽阔,风俗习惯、历史遗迹、生产关系、社会意识等社会环境的发展现状与变迁,也成为《焦点》的报道内容,因为它们与人物的思想、行动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是人物感情的外化,通过地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反映到社会环境的构建之中。如《影子新娘的7000次婚礼》关注了土家族著名的“哭嫁”习俗。《青砖青瓦诉沧桑》,展示的是宝石河南北两岸保存完好的百余栋明清古民居,既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是对当今一些地方盲目扩建而损毁古建筑之风的无声批判。《一个乡村的美丽嬗变》,则从建设宜万铁路让火光村旧貌换新颜的角度入手,揭示了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可喜成就。

传播学中有一个观点叫“视野制约效果”,即公众对于事物的印象依赖于大众传媒的报道。《焦点》描述客观环境,实际上为公众了解湖北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在营造寓意深刻的文化氛围的同时,用视觉图像更新或者强化着读者对湖北的思考。

二、突出表现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体现了文化形态的动力性,反映着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理想的追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等内容。周积明在《文化分区与湖北文化》中提到,2003年5月在一次关于湖北文化精神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归纳出湖北文化的“四大精神”:创新、爱国、开拓、兼容。湖北地处九省通衢,承南接北、牵东连西的环境,造就了湖北文化的包容性。《焦点》坚持“三贴近”原则,以人为本,以小见大,记录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的新闻事件。

《“寒冬”里,乡村年味浓》,表现的是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湖北通山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势必受到影响,而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也带来了传统年文化和亲情的回归。《青春创业正当时》讲述了武汉大学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发挥聪明才智,自主创业的故事。在《五种皮肤,创造生命奇迹》中,恩施女孩接受猪皮、父亲、母亲、自己以及欧洲皮库捐赠的五种皮肤移植,而延续生命,画面展示了文字难以描述的生命奇迹。《苗语:一个人的守望》,通过鄂西大山的苗语老师冯万清为了保护民族语畜,传承苗族文化殚精竭虑,孤独坚守的精神风貌。

三、注重传播核心价值

篇2

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会在不同范围通过各种形式、途径进行不同程度的交往与碰撞,在保持文化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促进人类文化互相理解和彼此尊重,进而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实现文化的繁荣。而在这一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铭刻着民族血脉和精神的民族文化无疑会成为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焦点,一种文化想在“他者”开花结果,必须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互动,这就涉及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实质就是“谁在对谁行为?谁的文化在跨谁的文化?在汉语的解读中,跨有超越、跨骑、凌驾的意思,那么谁的文化可以超越、跨骑、凌驾谁的文化呢?或者换句话说,谁的文化在对谁的文化行为呢?”随着‘她球村”的出现,武术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既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又能同异质文化实现良好互动是所有武术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在跨文化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参与者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得通俗些,“跨文化”交流就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线的文化交流。由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变动性,使跨文化交流活动表现得异常丰富和复杂,而且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动态过程,既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圈之间(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如中美、韩日等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包括同一文化圈之内不同地域、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如英法之间的交流);还包括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

在人类文化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以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随时随地在发生,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表现得较为剧烈,而且难度也较大,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则相对表现得比较平稳,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产生跨文化交流的前提首先是有这种交流的需要和相互的认同感。“不向世界开放,不经常与其他文化联系,就不可能有积极或产生好结果的认同感”。全球文化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进步的。“文化认同即是人类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而跨文化认同则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并超越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人类普同文化的共识”。文化认同使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们能够接受“他者”的文化为己所用,促进相互间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中国武术在其发展历程中秉承了祖先的包容心态,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拓展了武术的外在表现形式,丰富了武术的内涵,使得中国武术绵延数千年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时过境迁,人事俱非,武术与“他者”交流的内外部环境早已今非昔比,信息技术和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每天能够获取和拥有的信息量剧增,各种信息之间的交流会更加密切,而且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于文化具有“终极竞争力”的作用,因此在和平环境下,各种不同文化间的竞争、渗透与演变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杰出代表之一的武术,如何与异质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并发挥先锋作用将是武术跨文化交流所必须面对的。

一、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在学习中国地理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谈及中国武术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源远流长”,诸如此类的词汇使得我们对其认识平添几分优越感,进而导致对其缺乏全面的认识。历史越悠久的同时也说明其劣根性越多,其弊端愈加顽固,因此,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应保持平常心。“余秋雨认为,跨文化传播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了解我是谁,也就是我背后的文化是什么”。跨文化传播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面临着许多困难,除了要了解跨过去那端的情况,同时也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

武术的自我中心主义即是对武术发展的盲目乐观、过于自信。“今天武术的发展,不仅不是需要‘转型’、‘进人’,而是需要回复传统和净化的问题。我反对‘武术现代化转型’、‘武术进人奥运会’之类的口号,这是对民族、民族文化犯罪的真正的‘全盘西化’。武术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是在世界体育大舞台上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平分秋色、交相辉映。我个人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或将来,武术将以不同于奥运会的另一种体育盛会的方式,聚会全世界的东方武术、中国武术精英与爱好者,并同样举世瞩目”。还有就是对于竞技武术现展与转型的批判,认为竞技武术是“舞术”、“东方体操”等。实质上,竞技武术是在汲取传统武术养分的基础上,接纳西方体育的竞技思想而形成的一种运动形式,它只是武术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武术运动的全部,尽管这一新生的武术运动形式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传统武术如果不经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不孕育出竞技武术这一新的武术运动形式,仍保持师徒传授、庙会献艺与擂台打擂等传统的竞技形式,武术就不可能进人高等学府的大门,乃至享受硕士、博士教育的礼遇,社会武术的发展将是怎样一种局面也很难想象。

对于武术发展的盲目自信实际上“是文化自卑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弱势文化的精神法。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这种文化自大感是非常危险的,它会使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成为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从而导致亨廷顿所预言的那种‘文明的冲突’。更糟的是,这种文化自大感会造成拒斥对外开放和交流,从而减缓中国为了自强而向一切先进文化学习的努力。而另一方面,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和挤压却一点也不会因此而放缓,结果,中西之间的现实国力(首先是经济实力)将会拉开更大的差距,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和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时的力度就会减轻,到头来,中国文化也就不会得到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中国武术要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良胜互动应该尽量避免自我中心主义情结,因为中国武术目前在世界上仅仅处于“边缘体育”的角色,尽管存在着国人引以为自豪的130个拳种,但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武术究竟该如何发展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而且国内的武术开展现状并不理想,也不必硬要把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平分秋色,任何盲目的自信都将为中国武术的健康发展制造前进的障碍。因此,中国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应秉承中国文化的极强包容性,根据武术只是发展的需要,借鉴、吸收他者的成功经验为己所用。实质上,中国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多种文化的主导,既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有运用西方科学而展开的选材、训练、疲劳恢复等措施与手段,“当今的中华武术的技法和训练方法中,就有许多是来自他邦异域的。近亲繁殖、营造排他性的所谓‘纯中华武术圈’,只能使中华武术学术资源日渐枯竭”。

二、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

“文化自卑意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孔子就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国文化的自卑情结自乾隆年间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开始,“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1840年魏源在《》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遂成为洋务派的共同思想纲领,李鸿章即说过“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张之洞同样强调:“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遂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自此,中国文化自信的根基彻底动摇了。的惨败和的夭亡后,国人强烈主张政治改革;“五四”运动前后则全面实行“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致使中国文化饱尝断梗之痛和断根之忧,致使年轻人对数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起码的敬意和必要的信心;“”期间不尊重传统文化的行为,致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数千年来的最大劫数。这是中国文化自卑情结的体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来在‘体用取向’上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定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老师总是欺侮学生’的无数事实时时告诫国人,对于外来文化要十二倍地小心”。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

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前的中国武术与他国武技一直是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交流与融合,由于经济实力的衰退、落后使得中国在世界上丧失了话语权,西方世界的强势崛起使得中国不得不奋起直追,而“拿来主义”无疑是学习、赶超的有力武器,由此导致“拿来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武术作为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产物,有着自己固有的运行方式,而为了适应“拿来主义”的改造需要,中国武术开始在同类项目的借鉴中寻求发展的“短、平、快”,而这却失去了武术的特质和固有形式,无形中失却了武术本身,这在竞技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舍本求末,谋求暂时的发展无疑是不可取的下策。因为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太着急没有用,即使我们慷慨地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送给别人,也取决于别人意识到它的价值并乐于接受,否则也只能是“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在武术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摒弃自大与自卑情结,坚守自信,构筑武术跨文化交流的全新体系。

三、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种族、地域的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和内在基本需求,但是不同的外部生存时空环境又决定了其到达目的的手段不尽相同,这种外在的物化形态经过长期的积累逐渐在文化形态上留下了深厚的烙印。因此,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总有其特殊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需要。同样,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又总有其共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此处所指的文化同一性并不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并不一定包含数量上的一致,而是指一种主体性的或阶段性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欲望。我们对于文化同一性的承认,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向的肯定,而不是对具体思想行为的强调”。各国武技作为人类抵御外界动物及敌人侵袭的一种格斗搏击术,尽管由于各民族的生存背景和文化观念千差万别,其外在表现方式也迥然不同,但是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早期各民族间缺乏文化交流,但随着各个民族的生存竞争的发展,都产生了各自的攻防技击技术,我们可将其统称为武技。仅从这种意义上看,这些武技和中国武术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虽然不同人种的人在其人体结构上各有其特点,可人体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所以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也相同,这种共同的人体运动基本规律,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人都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攻防技击技术”。因此,各国武技总体而言具有格斗搏击术的共性,这使得各国武技具有了交流的平台,但是中国武术与其他武技的最大差别无疑是讲求“打”而不追求“打”,将人类的各种攻防格斗技术“在传统文化的牵引和道德规范的主宰下,在不自觉中走向了从本质上有别于‘原始’武技的发展境域。技击被赋予理想化,中国武术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将讲求“打”的技术、效果艺术化处理后,产生了有别于他国武技的独特运动形式—套路。

文化的共性与特殊性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可能与需要,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其技击性使得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具有可能,而中国武术通过技击的艺术化—套路,使得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需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这既为武术的发展带来机会,也使武术的发展陷于艰难的抉择。首先,人类结构的相似使得不同种族的人类学习格斗技术较为容易,但是套路使得异质文化对于中国武术的理解与掌握增添了些许难度。武术套路向来以含而不露的技击韵味、抑扬顿挫的演练风格、纷繁复杂的肢体展现、变化多端的运动路线而著称,这使得西方人对中国武术平添些许畏惧,使得武术在跨文化交流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次,西方人究竟喜爱中国武术哪些内容,这应该是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首先需要面对的。目前国家大力发展竞技武术,利用国家力量进行武术的跨文化传播也是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竞技武术无疑是用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阐释的产物,但是西方人对我们不遗余力地传播竞技武术并不“买帐”,因为他们从竞技武术中看到了曾经熟悉的体操化、舞化倾向,他们更加偏爱传统武术,由此而造成了传播理念的错位,人为制造了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加拿大爱特蒙顿基宏太极拳学院的罗红元、古岱娟两位院长告诉笔者:竞技武术在加拿大开展并不理想,因为现在的跳跃、平衡对人体的伤害太大,传统武术尤其是太极拳更加符合西方人健身、休闲、养生的需要。

四、武术的“误读”

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国饮食和中国功夫。而对中国功夫的了解则主要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该片的全球热映带来了中国武术的全球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武术扶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动了中国武术的流传,但是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电影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使得习练武术者可以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排山倒海,大大突出了武术防身、攻防的一面,为武术包装了太多光怪陆离的“现代观念”、“新潮情感”,添加了神奇的特异功能或妖术鬼技,动辄腾飞万丈,潜地千尺,或者搞一些连名称都吓人的“阴阳大法”,伪化的武术使得西方人对武术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对武术的“误读”。等待“热”过之后无疑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尽管是被武打片骗了,与武术没有关系,但这笔帐最后要记在谁的头上、让谁买单?长此以往,必将会影响中国武术的良性发展。

生活中的武术是实实在在的,影视中的武术是加工后的艺术武术,是宣传武术的一种手段、途径。电影与武术的结合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享受,宣传了文化,但是对于武术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要透过虚幻的表面看到真实的武术本身,我们不能改变电影对武术的艺术创造,但是我们能通过我们喜欢武术的人们将武术的真实、武术的精神表达出来。中国传统武术包括术、技、理、意、道等含义,我们不能仅仅限于术与技的纠缠中,“技击”只是中华武术练习层面的有形表达,是中华武术中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签蹄”,强身健体是中华武术的外在依附和载体,其核心和形而上的应该是对“道”的体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个人修炼过程,是中国人自己存在的文化方式,因而赋予了中华武术无限的文化内涵和魅力。“我想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和兵法、武打和变脸、权谋和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央视武林大会的举办揭开了传统武术的面纱,涤荡传统武术的污泥,人们真正认识了中国武术,给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理性的空间,这条道路泥泞而艰辛,但是我们正在努力。

五、中国武术注重“道”的追求

篇3

为了深入细致地阐述“人文齐鲁”的地域文化传播特质,笔者搜集了“人文齐鲁”自创办以来所登载的文章以及相关资料,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按照历史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以及风物文化四个方面分别分析其传播特色。诚然,齐鲁文化的构成元素远不止这几个方面,之所以选择它们,一方面是综观“人文齐鲁”所刊登的文章,总体上是以介绍这几类文化元素为主,同时也因为它们有着鲜明的传播特色,可以作为创办地域性文化副刊的借鉴。

历史文化:寻找与时事的结合点

这里讲的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与山东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人文齐鲁”传播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与时事热点相结合,在时事新闻与本地区人文地理的结合点上挖掘历史,而这也与“人文齐鲁”开篇词中所言“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今日”相呼应。

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8年8月,青岛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承办了帆船比赛,“人文齐鲁”刊登了《青岛栈桥——昔日的水上赛场》,介绍1933年第17届华北运动会游泳比赛在青岛栈桥举办时的情况,还刊登过追忆青岛第一体育场建成经过的文章,传递青岛体育文化,照映当时的奥运主题。

此外,“人文齐鲁”在传播地域历史文化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推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专版

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人文齐鲁”都会适时策划并推出相应的纪念专版或栏目,回顾当年事件中山东人所展现出的精神品格,传承和弘扬山东精神,激励读者。

例如,“人文齐鲁”于2012年5月初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 其中《93年前新华门前的哭声——中的山东请愿团》,记述了1919年爆发前后山东人民为捍卫国家和举行的一系列示威请愿活动,体现出山东人爱国爱民、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

同年“九一八”纪念日,“人文齐鲁”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1931年“九一八”之后,济南14所学校2500名学生大联合赴南京请愿的纪念文章,提醒读者勿忘国耻。在“刊前絮语”中,编辑还联系新闻热点,结合当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保钓”斗争,奉劝读者深刻反思,理国。

2008年3月5日是总理诞辰110周年,2月27日出版的“人文齐鲁”即为纪念专版,选取《总理在青岛》《邓颖超泰安行》《、邓颖超的曲阜情结》等文章,生动反映了和邓颖超同志对山东的亲切关怀,记载了他们在齐鲁大地的足迹,表达了山东人民对总理的无限怀念和衷心爱戴之情。

2.结合热门电视剧话题,推出反映深层文化内涵的专题

2008年初,随着电视剧《闯关东》热播,“人文齐鲁”特别推出了“闯关东”专题,刊登了《浮海与陆行:山东人的闯关东之路》《2500万人闯关东》《“闯关东”:299年的移民史》等文章,通过对山东人“闯关东”的路线、人数、历史背景以及部分人物事迹的介绍,为读者解读了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其中有一段话讲山东人“闯关东”的原因: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山东人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传统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描述了山东人的文化品格,在令读者产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同时,也鼓舞着他们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开拓进取,努力生活。

“人文齐鲁”在随后几期中还陆续刊登过几篇“闯关东”主题的稿件,其中有透过郑板桥笔下的《潍县竹枝词》解读清乾隆年间潍县百姓“闯关东”的文章,角度新颖,追根溯源,通过文学作品解读历史,既反映出报纸副刊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其他还有寻访《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老家朱家峪的文章,以及作者讲述自己的祖辈闯关东的故事等,这些都作为电视剧的纵深与扩展,全方位、多角度地为读者还原了“闯关东”这一历史事件,有力地弘扬了齐鲁地域文化和山东精神,加深了读者对于地域历史文化的认知。

此外,在电视剧《牟氏庄园》以及《南下》等反映齐鲁地域文化的作品播出时,“人文齐鲁”也适时推出相关专题,为读者还原与解读其历史文化。

节日文化:展现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

节日,又被称为“时空以外的时空”,主要指的是民间传统的周期性的集体参与的事件与活动,具有很长的历史传承性。①人们常说,节日是传统文化的表演场,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在节日当中找到自己的表现场所。人们为了庆祝节日,年年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而由于长期以来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受区域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人们的节庆习俗也不尽相同。山东各地庆祝节日的民俗活动是齐鲁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

每逢岁时节日,“人文齐鲁”都会刊出文章介绍山东各地的过节习俗,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并且范围不仅限于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就连二月二、三月三、七夕、寒衣节、中元节、腊八等这些相对而言并不特别为人们所重视的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在“人文齐鲁”的文章中也会有所涉及。

这些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节日习俗,有些如今只能留存在文章作者的记忆中。珍贵的文化资源,经由作者灵活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一方面开阔了当代读者的眼界,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有机会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例如2011年端午节刊登的《老潍县分香面》一文,讲述的就是明清时潍县城里的药铺免费分香面,让女孩儿们做荷包的端午节习俗。如今这一传统虽已不复存在,读者仍可通过这篇文章的记载想象当时人们过节的场景。

“人文齐鲁”的文章在介绍岁时节日习俗时,还较多地穿民谣民谚,以凸显地方文化特色。其中有直接反映节日民俗的内容,例如《老济南忙大年的记忆》一文中就有一段作者家乡的民谣,将从小年到春节每天的主要事情做了通俗明了的概括总结。其他还有诸如“六月六,看谷秀,七月七,染豆蔻”“冬至饺子夏至面”“七月十五鬼开门”“九月九喝杂面”等体现岁时节日习俗的民谚。在介绍节气的文章中出现的大多是农谚,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例如与小雪、芒种、霜降、夏至、处暑等节气有关的天气谚语,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民谣和民谚在表达方面有着通俗凝炼、朗朗上口的优势,同时内容上又贴近生活,直白地呈现出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期待,令读者对于齐鲁大地的节日文化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饮食文化:寓情于食,雅俗共赏

民间饮食指的是人们传统的饮食行为和习惯,主要包括食物本身,以及食物的属性、范围、制作过程和仪式、餐桌上的礼仪、节日和仪式食品,以及食物的名称、保存、禁忌等。②

在人类生活中,饮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而是包含着丰富社会意义的重要文化活动,它不仅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命,解决人们的温饱,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反映着人们的性格特征、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山东各地的特色饮食不胜枚举,然而“人文齐鲁”介绍饮食文化的文章并不是纯粹为吃货介绍美食,文章不仅用简练通俗的语言叙述食物的制作方法,还饱含着作者对故乡和亲人的热爱与怀念,既充满浓郁的怀旧风情,又不忘观照当下和现实。

从内容上看,“人文齐鲁”传播饮食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寓情于食,以情动人。“寓情于食”中的“情”,主要是亲情与乡情。

以2012年4月12日“饮馔琐忆”中的《野菜情怀》为例,作者在介绍完野菜的吃法之后,又回忆了在时期自己吃野菜的经历,最后感慨道:“原来野菜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我喜欢挖野菜、吃野菜,原来不单单是为了品尝野菜的清香,还因为心中始终装着那份难以割舍的浓浓的乡情。”又如《什香面》一文,作者开篇就说:“什香面是临清特有的一种美食,2007年曾被评为‘山东省名小吃’……临清是我的家乡,是我一直生活、工作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总觉得什香面最好吃,是天下第一等美食”,对家乡的赞美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此外,在《端午节的南瓜水饺》、《香气诱人的鲁南黑咸菜》《夏天的山韭花酱》《隆冬一碗红汤面》等文章中,作者在介绍美食的同时,都流露出对故乡、亲人的眷恋和对旧日生活的感怀。

这些介绍齐鲁饮食文化的文章,或通过向读者讲述食物背后的亲情故事,以真挚朴素的情感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令读者在了解美食之余收获感动,或抚今追昔,表达对旧时淳朴生活的怀念,让当代人在整日的奔波忙碌之后找到些许心灵慰藉,滋养他们的精神家园。

从表达方式来看,这类文章多为短篇或中篇散文,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既传播了地域文化,又展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在用语上,文章注重兼顾不同的读者群,寻求雅与俗的平衡点,力求实现雅俗共赏,如《冬储大白菜》一文中就运用了不少口语:“要么有么”、“有些还是菜帮多菜心少的‘咣咣镲’”、“怕菜焐了烂了,还经常来回倒腾”……这些通俗口语的运用,使得文章更加接地气,也方便了本地读者的阅读。而《三更风雨采菱归》的作者则引经据典,引用《本草纲目》《红楼梦》等古籍中关于菱角的记载,以及历代诗人吟咏菱角的诗句,将饮食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

风物文化:讲述“凝固的历史”

“风物”是指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此处既包括自然风光,也包括人文建筑。

“人文齐鲁”中写风物的文章,并非单纯介绍建筑艺术和描绘自然风光,而是将游记、风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与自身感悟相融合,记叙、描写与议论相结合,抚今追昔,就像一部“风物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呈现中,展现齐鲁地方风物的历史变迁与文化魅力。

不少文章追本溯源,讲述了风物背后“凝固的历史”。以《赏不够的趵突泉》为例,作者在描写漱玉泉的景色时还提到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漱玉泉的渊源:“这个清可鉴人的漱玉泉,相传是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对泉梳妆、赋词吟诗的地方。”在观赏濯缨池时又提到其名称的由来:“‘濯缨’取之于战国孟轲《孟子·离娄上》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一句。”随后还写到了古代典籍中对趵突泉的记载以及古代文人墨客对趵突泉的赞美诗句。作者对历史掌故和文学知识的引用,不仅使趵突泉的历史文化得到了生动呈现,也使泉城济南的文化魅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倘若只是描写趵突泉的美景,天下美景多得是,也不差这一处,而其蕴含的齐鲁大地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才是独一无二的,是别的区域文化无法复制和超越的,这也正是写齐鲁风物的文章真正值得书写之处。

《济南贡院的变迁》则将贡院在清朝、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发展历程做了大致介绍,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淄河边有座马鞍山》一文,作者旁征博引,介绍了历史上众多名人与淄河的渊源,展现了淄河地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并且讲述了时期马鞍山上的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敌的动人事迹。文章最后作者故地重游,深切缅怀当年的抗日烈士,文章末尾的一段景物描写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那次,从山上下来时,正是黄昏时分。在淄河边漫步,恰好看到硕大的太阳正被远处一座孤零零的山头遮住,绚烂的夕阳之光就从山周边透射过来,整座小山几乎成了金山。也许,这是一种巧合的象征吧。山脚下,缓缓流淌的淄河水被映得通红。”

作者们在描述风物时,还会穿插讲述一些与风物相关的历史故事或传说,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例如《章丘保留完好的唐代古刹》中有一段讲述“水母娘娘”来历的传说,为文中介绍的水母娘娘大殿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透过《公冶长书院及其传说》中公冶长懂鸟语的故事,读者可以对公冶长这个历史人物的为人略知一二;《吕后与地名的变更》一文围绕着单县境内因吕后而改名的两个地方,讲述了与吕后相关的历史故事,尽管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单县作为吕后的故乡,也反映出其悠久的历史与文明。

读者阅读这些介绍风物的文章,在欣赏美妙的自然风光与宏伟的建筑之外,还可以从中了解相关的历史典故,感受到风物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齐鲁风情。

结 语

“人文齐鲁”不仅在记录与传承齐鲁文化、提高当代读者的文化修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受到新媒体冲击和新闻同质化困扰的处于发展“瓶颈期”的纸媒提供了有益启示。纸媒的专副刊充分利用差异化优势,实施本土化战略,增强地方报纸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挖掘身边的本土文化资源,反映当地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展现不同地域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拉近媒体与读者距离的同时,拉近了传统文化与读者的距离。这既是地方性报纸传播与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纸媒突破发展瓶颈、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有效手段。

篇4

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传统文化对于保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活力的重要性日益被世人所认同,各国、各地区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努力。尽管所选择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成为共识:那就是要将传统文化保护活动的触角,延伸到普通大众和青少年儿童之中,让大众能够经常接触、感知传统文化,培养他们对自身所拥有的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意识,营造一种良好的保护氛围。因此,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而言,最大的保护不是将其收藏在博物馆,为世人留下一份可供观赏的标本,而是要培养更广泛、更大众化的欣赏群体。

一、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动画传播与困境

起源于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的动画影像,通过工业化大生产和多种大众媒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作为一种与现代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实践活动,动画是艺术,是商业,也是文化和价值的载体。通过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精密加工,动画媒介及其传播方式不仅能够大大拓宽文化的传播空间和渠道,同时,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及其艺术样态上的差异,也孕育出更为多元的美学特质。纵观近20年以来国内外各逞风采的动画作品,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地域性传统文化元素介入到动画的艺术生产中。诸如改编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狮子王》,取材于《圣经・旧约》的《埃及王子》以及由迪斯尼公司根据我国南北朝诗歌《木兰诗》改编而成的“花木兰”,等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经由动画作品的二度演绎,被转换为易于为现代人接受和喜欢的艺术形式,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种子播种到大众的心田。一些动画作品也因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特魅力获得商业成功,一个基于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特色的动画创作热潮似乎已然到来。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动画片以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最大卖点风靡全球的同时,有学者认为作品所呈现的东方文化元素只不过是个噱头,是东方外衣下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的亵渎,而商业化的手段才是吸引大众的根本核心。从认知角度上说,地域性传统文化作为曾经的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载体,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同时亦能展示出“我们从哪里来?”与“我们往哪里去?”的深层意义。因此,地域性传统文化保护的实质和终极目的都应归结为“本体真实”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原汁原味的“本真性”原则乃是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的核心价值。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动画媒介作为现代消费文化存在的物质性基础之一,早已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尽管在以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中,形式各异的传统文化资源构成了创作的重要元素,但是,现代社会市场逻辑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使动画创作本能地受到大众趣味的潜在制约,传统文化的“本真”属性在与动画产业“商品”属性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显然,在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目标的动画创作实践中,文化传承“本真性”所体现的精英意识形态与动画传媒相互借重的初衷在这里出现深刻的分裂,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艺术生产受到了“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双重制约。理清文化传承中“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关系,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二、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承中的“本真性”与“市场化”

(一)文化资源的“本真性”与动画作品的“本真性”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转贴于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 释:

篇6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 释: 

篇7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缘起

赫哲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渔猎文化渗透在赫哲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是赫哲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渔猎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合理利用渔猎文化元素,不仅有利于实现赫哲人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有利于实现我国东北边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文化繁荣。[1]近十年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赫哲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各级政府部门和当地民族社区均发挥了积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实地调研发现,虽然政府有所作为,民族社区也积极保护本民族文化,但是实际效果仍然有待提高。通过对赫哲族文化现有的传播途径分析,笔者认为赫哲族文化的传承之所以一直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赫哲族文化的传播一直局限于狭小的圈子,由政府所主导,只有一些专家学者以及文化保护工作者才有所认识,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众所周知,文化只有植根于大众,才能代代传承,历久弥新。所以,要想在赫哲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征途上走得更远,必须摆脱固有的陈旧思维,将它从“井底”拉出来,放在大众的视野下。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探讨将赫哲族渔猎文化置于微信这一广泛的大众交流平台之上,借助微信来宣传赫哲族文化,使其为大众所熟知,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二、赫哲族渔猎文化概述

(一)赫哲族渔猎文化的起源

俗语有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条件,营造了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性格,孕育了不同的历史文化。赫哲族的渔猎文化就是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的滋养下,扎根于东北这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上。赫哲族渔猎文化起源于三江冲击形成的三江平原地区,素以“北大荒”著称于世,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广袤的森林,物产富饶、自然地理环境优越,这为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

(二)赫哲族渔猎文化在当展的局限性

1.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形成主要依托于三江流域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历史上,赫哲族捕鱼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他们使用传统的捕鱼工具,捕鱼的效率较为低下。再加上赫哲族人信仰萨满教,敬天惜物,对自然界怀有敬畏与感激之情,从不过分索取,几千年以来,赫哲族人一直和自然和谐相处。[2]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捕鱼工具越来越先进,捕鱼效率越来越高,三江流域的鱼类资源大量减少。渔业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和无休止的捕捞,严重破坏了三江流域的生态资源。水体污染的加重使水生资源面临灭顶之灾,致使赫哲族渔猎文化受到极大的威胁。此外,赫哲地区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大量流动人口也加剧了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2.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他们开始追求物质层面的享受。然而渔业资源迅速减少,物价大幅上涨等客观原因导致依托于传统的渔猎生产方式的赫哲人生活越来越贫困。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脱离贫困,他们不得不寻求改变,打破赫哲族传统的单一的渔猎经济结构,形成渔猎、农耕、商品交换等多元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赫哲族渔猎文化也随之而逐渐淡化。3.外来文化的影响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中国境内目前生活着大约5354人,他们分散地居住在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中间,与汉族交往密切。根据历史经验,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融合杂居后都容易受先进民族文化的影响。赫哲人在与汉族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受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和优越的生活方式的吸引,他们与汉族通婚,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在无意识中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日渐式微以致消失。

(三)赫哲族渔猎文化的重要性

1.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依托一个民族可以没有自己的文字,可以没有自己的语言,却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也必然会消失。只有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才能生生不息。赫哲族语言的逐渐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后继乏人、年老的民间艺人的相继去世,这些赫哲族文化的流失也预示着赫哲族的不断衰落。而赫哲族要想在未来走得更加长远,就必须传承好本民族的文化。2.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繁荣的必然条件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不同民族文化在互动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使中华各民族文化在互补中得到繁荣和发展。[3]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少数民族文化所占的比例远远超出他们的人口比例。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鱼皮文化无一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赫哲族渔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三、大众交流平台“微信”概述

(一)微信的概念

微信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一个为智能手机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它可以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同时,也可以使用基于位置的“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公众平台”等服务插件。

(二)微信的主要功能

我们要利用微信平台来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扩大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面,就必须了解微信使用的基本功能。功能一:查看附近的人。它是以地理位置为参考,用户通过点击“附近的人”,搜索到附近所有的微信用户,然后借此条件来宣传自己想要分享的信息。功能二:漂流瓶。微信用户可以通过扔或捡漂流瓶来进行简单的互动。因为漂流瓶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通过这种模式来宣传自己的文化,增加知名度。功能三:扫一扫。目前,这是微信的主打招牌。人们可以把自己想要被他人知道的信息制作成二维码,用户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知道信息,享受制作方的服务。功能四:朋友圈。微信允许使用者在开放平台上放入自己的应用,将信息进行推广,用户对其进行传播,从而扩大商品知名度。朋友圈通过发表文字和图片等分享功能,给用户提供了情感交流、分享的机会,也让信息的传播多了一种途径。功能五: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公众号,平台方可以向用户推送新闻资讯、产品信息、最新活动等消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用户咨询、客服等功能。

四、微信对赫哲族渔猎文化的传播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微信的五个功能逐一分析赫哲族渔猎文化在微信平台上的具体宣传途径,通过微信使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影响范围扩大,从而达到传播、传承赫哲族文化的目的。

(一)通过“附近的人”宣传赫哲文化

使用这一功能搜索到附近的微信用户,以此来传播赫哲族文化活动信息,然后通过层层扩散的方式使更多的人获悉相关信息,达到扩大活动影响范围,促进赫哲族文化宣传的目的。通过这项功能可以吸引文化爱好者关注赫哲族文化,激发他们探索、了解赫哲文化的兴趣。比如,可以在朋友聚会等人际交往场所,通过“查看附近的人”寻找到“志同道合”者共同关注、宣传赫哲族文化。也可以在其它一些重要的活动场所,比如乌日贡大会、开江节、河灯节、大马哈洄游节等一些与赫哲族文化息息相关的民族节日,以及学术会议、民族聚会、民族文艺汇演等重要场所中使用这一项功能,对赫哲族文化相关资讯进行广泛推送,不断增加其传播的范围,扩大活动的知名度。

(二)“漂流瓶”的文化互动

“漂流瓶”的传播具有随机性,很多用户觉得在茫茫人海中收到你的漂流瓶,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所以他们愿意接收漂流瓶,打开瓶子看看瓶中的信息。这样第一步推送信息的目的就达到了。第二步要进行追踪回复,组织专门的赫哲文化宣传人员通过“漂流瓶”活动与微信用户互动,有回复时跟踪回复,逐步引导他们进一步浏览赫哲族文化信息,引发他们对赫哲族文化的兴趣。由于“漂流瓶”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广撒网,多敛鱼”,持之以恒,持续不断的扔漂流瓶,让赫哲族文化活动的消息不间断,不过时。

(三)文化产品推广新模式———扫一扫

“扫一扫”这一功能为赫哲族工艺品、独具赫哲特色的商品创建了一个交易平台,通过不定期赠送赫哲族小艺术品的活动,吸引用户参与赫哲艺术品二维码“扫一扫”活动,引起公众对赫哲族文化的关注。“扫一扫”这一微信主打招牌,由于其线上线下的完美转换效应,许多景区抓住机遇,为景区的营销开创出有别于传统营销模式的新的形式。例如“绍兴旅游”公众微信平台在各景区内铺设了二维码地图、微信导览图,制作了一批微卡,专门向游客介绍、指导微信服务。游客只需关注“绍兴旅游”微信号,根据指定提示,即可获得相应的免费语音讲解服务。这一举措使游客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旅游体验和无处不在的旅游服务,让游客在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旅游方式中流连忘返。微信“扫一扫”功能在众多景区营销上的成功运用让我们看到了赫哲族文化推广的一种新的模式,我们可以在赫哲族旅游区、民族博物馆、民间工艺品商店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设置二维码,公众可以通过扫二维码了解这些景区、景点以及手工艺品的具体情况,让手机成为游客的专属导游,以此弥补赫哲族景点导游、讲解人员缺乏的遗憾,增进公众对赫哲族文化的认知。

(四)名人效应推动文化宣传

微信朋友圈功能在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推送中的作用早已为人所熟知,借助它传播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关注度也必然会有极大的提高。近年来通过名人效应的宣传活动层出不穷,名人的微信关注度使他们在舆论宣传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宣传效果立竿见影。例如在西安申遗的过程中,面对兴教寺的拆迁问题,名人六小龄童、李开复等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呼吁保护,相关信息不断被转发,使得众多网友参与到兴教寺拆迁事件中,兴教寺的拆迁最终在众多呼声中暂时告一段落,暂时保护了这座千年古刹。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名人效应这一优势,通过名人的关注、转发、评论赫哲族的重要事件,比如节事活动的成功举办,来正面传达赫哲族文化的最新信息,利用明星的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人关注赫哲族文化。

(五)文化推送平台———公众号

公众号是很好的资讯推送平台,微信上有很多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公众号,比如“为你读诗”“、非物质文化博览园”这一类公众号无疑是文化宣传较为成功的案例。它们推送的资讯总是图文并茂,更新速度快,具有趣味性,而且总会寻找到切合时事的动态来宣传自己的文化。2015年暑假,电视剧《花千骨》热播引发热议,“为你读诗”巧妙地将剧中引用的“越人歌”放到“为你读诗”公众号中,并请来女一号花千骨的扮演者赵丽颖来读这首“越人歌”。这样就快速地扩大了“为你读诗”的知名度,也使它所宣传的诗歌文化为大众接受和喜爱。由此可见,只要公众号做好了,宣传的效果可想而知。我们可以打造赫哲文化的公众号,推送赫哲族渔猎文化方面的相关资讯。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关于赫哲文化的公众号,例如“中国赫哲族”,但其内容较为单一,一般发一些政府的新闻稿件,在一些重大节日或活动时会消息,更新速度较为缓慢,有时甚至长达几个月杳无音讯,这样一来用户就会取消关注公众号。当然也有一些在宣传方面取得较好效果的公众号,比如“赫哲八岔”、“乌苏赫哲”,虽然它们都是由当地政府申请的公众号,但是相对于“中国赫哲族”这一类公众号而言,其趣味性、更新速度等都有较大的提高。它们在保持对赫哲族时政消息进行宣传的情况下,时常在平台上推送一些赫哲族文化的小故事,趣味性十足,引人注目。此外,公众号不仅仅可以用于赫哲文化的推送,它还可以更接地气更贴心。比如,我们可以在公众号上旅游资讯(如旅游攻略、美食、工艺品等)、会议(如赫哲族研究会的学术会议、与赫哲族相关的会议)、活动(如伊玛堪说唱比赛、手工艺品大赛、乌日贡节与河灯节等节日活动安排等)、演出(如乌日贡大会期间的歌舞表演等)等消息,让文化更加贴近生活,让大众亲近赫哲族文化。

五、结论

以赫哲族渔猎文化为例,微信这一交流平台为依托,简要介绍了赫哲族渔猎文化发展的局限性以及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着重介绍了微信对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宣传途径,以此来探讨一种新的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方式,寻求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学军,曹薇.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构建———以赫哲族为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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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广播电视中心位于济南城中千佛山—趵突泉—泉城广场—大明湖的景观轴线上,是山东省省级广播电视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成为青年东路这一城市文化轴线上以媒体文化为主导的城市节点。建筑设计用“巨石”隐喻外部形象,体现了山东的地域性和文化底蕴,这一手法在室内设计中得到延续,形成简洁、富有力度的空间氛围。

大厅抬头仰望,一卷长约百米的天书长卷漂浮空中,书文为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这幅“长卷”不仅内部巧妙暗藏了大厅屋面排水,同时也减少了整个大厅的玻璃屋顶面积,在建筑节能方面发挥了作用。夜晚时“天书”可以为大厅提供舒适的照明光线,满足了整个大厅的基本照明需要。

大堂一层设一方水池,叠水缓缓漫入地下一层展厅,池中蚀刻遒劲豪放的书法文字是源于泰山的“经石峪”,显示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超乎寻常的威势,它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气魄与空间相得益彰。流水冲刷着文字,也隐喻着齐鲁文化的源远流长。

地下一层休息候播厅同时具有展示功能,成为中庭空间的焦点。片片发光的玻璃体展墙展示着广电的时事信息,并便于时常更换。休息候播厅地面的青黑色石材仿佛流淌着的文化长河,其上也阴刻了企业的发展和圣贤的教诲。地下展厅东侧尽端的多功能厅入口上方设置了铜管组成的隐喻礼乐音韵的抽象雕塑,成为大厅的装饰焦点,富有现代艺术气质。

山东广电中心建筑与室内是一个完整的空间设计作品,巧妙加入的几个主题节点也反映出山东的地域文化特点。同时,通过LED屏、数字夜景电视、印刷玻璃等现代材料和技术手段展现了媒体之城的特殊魅力。

2福建广电——充满活力的媒体之城

福建广播电视中心坐落在青山如黛、风景宜人的闽江一畔,建筑形态秀美雄浑,如同一片风帆,直插云端,即将远航。

我们希望通过室内设计,体现出一个简洁、现代、充满活力、宜于使用的媒体之城。一方面提炼地域文化和能引起共鸣的生活、文化符号,如福建民居的建筑元素和材质,惠安青石雕的技法和质感,成为室内设计的一种装饰语言;沿海地区的船、帆、云等意向性元素,也成为室内的设计元素;选材上则尽量采用当地材质,在体现地域特性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施工周期和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将声波、振动等声学原理视觉化,展现媒体特色;采用变化的、富有节奏的柱或墙,使人产生传播的联想;引入超大屏幕、动感投影等科技手段,来体现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主流媒体形象。

入口大厅是一个三层高的开敞空间,成为展现电视媒体形象的窗口。透过两面玻璃幕墙,室外与室内的界限模糊了,材质和色彩连贯起来,室外的建筑材质延伸至室内,相同的模数和色彩,使室内自然成为建筑的一部分。设计将1~4层共享空间的片墙与屏幕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甚至还设想了将大厅中行动的人影,通过摄像头取像后经计算机处理,再反映到屏幕上,形成变幻的影像,也达到媒体性质的一种体现。

电视中心长廊是一个富有节奏和韵律的交通联系空间。一侧联系着各演播室长廊,另一侧联系着一个个共享空间内的竖向楼梯。在楼梯一侧,白色的墙面穿过采光天窗直接落入室内,近人处肌理细腻的饰面使大片的墙面生动起来。而演播室一侧墙面上连续的色彩渐变犹如电视光谱一般,进入不同演播室如同走入了不同的电视频段,既具有导引功能又体现了电视传播工作的特性。

广播中心三层高的大厅墙面上罗列的音箱,把不同界面整合在一起,增加了空间的聚合感,并清晰地传达了广播中心的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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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蒙广电——内蒙古草原的色彩

内蒙古广播影视数字传媒中心位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区,地势平坦、环境优美。建筑设计由内蒙古大草原上高低起伏的朵朵白云得到启发,采用错落有致的体量组合手法与建筑顶部的圆拱造型,形成极富韵律感的建筑轮廓,同时建筑的白色调也与周围青山绿水的优美环境相得益彰。

室内设计方案的创意起始于内蒙古地区悠久的民族文化、地域特色,从内蒙的自然、建筑、色彩、人文和纹样图案上提炼设计元素,如吉祥、美好的白色,坚贞、忠诚的蓝色,幸福、胜利的红色,华丽、灿烂的金色和银色,将这些色彩与纹样图案结合作为整个建筑的标识系统,每种颜色代表一个功能分区,一目了然。经过彩色墙面过滤的漫反射光带着不同区域的色彩进入白色的大厅,形成一种自然而微妙的光线效果。

白天,大厅内充分利用自然光线,明亮高效;夜晚,近人的灯具营造出温暖舒适的空间氛围,同时还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照明及投影手段,在浅色空间的基底上营造投射出或媒体、或节日、或自然的环境。除满足基本的照明需求外,设计将光转变为一种不可触摸的材质,使空间变化带来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同时也充分结合展示与宣传方式,利用光使建筑空间成为传播的载

体,展现出一种新媒体的建筑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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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文化特色的提炼与形象传播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投入专门的资源,借助专家学者的力量,着力挖掘本地文化底蕴,并形成响亮的口号对外进行传播。像云南的“彩云之南”,贵州的“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四川自贡市“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等,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一媒体渠道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报媒上征集文旅宣传语,进行大篇幅报道的个案也越来越多。通过活动营销策划带活一个景区,成为政府部门的共识。地方文化特色是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重要资源。事实上,无论是举办体育赛事还是文化活动,都离不开对当地文化元素的介绍,特别是对核心文化的强调。同一个省市,其辖区不同,地方的核心文化则不相同,需要根据当地文化传承与发展方向进行不同的提炼。以重庆为例,渝东北、渝东南及渝西的核心文化特色是有区别的。比如永川是“渝西枢纽与休闲游乐文化”,江北、渝北拥有机场及港口等便利,是重庆市“次中枢、主门户”,沙坪坝则是“抗战科教文化”,奉节是“诗城”,秀山是“边城”,忠县以“忠义”为核心文化。同是主城区的组成部分,九龙坡的核心文化是“西部休闲与旅游文化”,而北碚则是“开拓创意与农业园林文化”。地方文化特色的提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定位准确的特色文化有利于其快速传播,深入人心。而游移不定的定位则容易让受众认知模糊,无法准确识别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近些年,“名人故里”之争在不少地方上演,因为通过名人之名,容易让受众对当地的文化特色产生深刻的认知。著名的历史人物一生中会与许多地方有交集,有时会通过对建筑的命名而形成当地的文化元素,如西湖的“苏堤”“白堤”,便是杭州独特的文化元素之一。其所代表的城市形象不仅在国内有广泛影响,通过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特别是通过2016年举办的G20峰会,还产生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二、新闻媒体传播强化地方文化特色品牌

在新闻媒体的日常报道中,地方文化特色的传播是重要组成部分。逢年过节,当地的文化特色都会得到充分的展示。比如重庆新闻媒体报道热闹的年节活动经常会出现火锅的画面。众所周知,火锅是重庆的一张“城市名片”。通过新闻媒体(本地媒体与中央驻渝媒体)的传播,火锅这一地方饮食文化符号在受众与外地来渝游客中强化了印象与认知。城市品牌是通过大众传媒、人际传播、个人记忆以及物质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构建起来的。显然,要使城市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创造实际效益,传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城市形象推广便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公众对某个城市的内在实力、外显活力以及未来前景产生具体、生动的感知。上海交大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北京、西安、南京为最具历史文化底蕴的3个城市。而在西部,受访者认知中,西安位列最具历史文化底蕴城市之首,北京排在第二位。基于保护、传承地方特色文化的思路,城市发展的确不应该是“千城一面”的,因为各地的文化特色不一样。以一些地区发展旅游经济为例,当地文化特色使游客慕名而至。比如重庆市的巫山、巫溪,除了三峡这一特色,其核心文化以“神秘”为特点,与新闻媒体进行合作时,可以着重强调其神秘的一面,增加其文化特色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在黄金周、春节等重大节点,新闻媒体往往对各个地方旅游市场进行盘点类报道。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可以主动出击,向媒体提供相关报道资源。央视的节日直播,往往也会直接聚焦一个地方的文化与习俗,这类报道对于强化地方文化特色品牌相当有帮助。

三、新闻媒体与地方政府加强传播互动策略

当下,新闻媒体进入了“融合”转型发展的变革时代,对地方文化特色的传播仍是不少区域类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有人说,区域媒体自身就是当地文化符号的代表,东方卫视的时尚特色源于“海派文化”,浙江卫视立足于“钱塘文化”,湖南卫视的娱乐特色源于“湖湘文化”,华西都市报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成都的休闲文化。过去,地方新闻媒体对地方文化特色的传播往往局限于完成任务式的被动报道与浅层次的信息传播。要变被动为主动,挖掘信息的深度,制作出含金量高的节目与版面,媒体必须重视事前系统策划。在融合发展的新媒体时代,媒体还必须摒弃用单一手段传播地方文化特色的方式,在传播手段上积极创新,适时利用文化“智库”资源,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2017年元旦,重庆两江新区民国影视城开街前几个月,重庆晨报全媒体中心就开展了积极的策划与专家访谈等前期准备,并就全媒体传播的风格、方式、进度等具体内容反复与管理部门、建设方协调沟通,形成了厚达数百页的操作手册,细化到入场几十名记者的现场分工、采访细节与点位。开街前一个月,除了重庆晨报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还有上游新闻一个专门的摄像团队制作开街宣传短片和VR,另有作家采风团队等强大阵容入驻。上游新闻与重庆晨报对民国元素的深挖和全媒体传播,引发了游客强烈的怀旧情结。开街第一天,游客达到10多万人次,远超预期。媒体通过对民国影视城内系列“老重庆”建筑与文化的深度报道,以及对民国元素与“老重庆”民俗文化进行的全景式重现,使传播效果相当显著。地方政府与新闻媒体的互动,还可以通过战略合作的形式,提前引入新闻媒体参与事前策划。地方特色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品牌,在传播中应遵循系统性原则,追求长远的品牌效应。特别是一些需要较长时间传播的文化特色品牌,可提前将其交给媒体进行运作。比如进行宣传语的征集与评选,在评选过程中,文化专家的点评就自然而然地融入新闻报道,这是一种广泛运用的策略。新闻媒体不仅具备传播功能,还有“智库”作用。华西都市报与雅安碧峰峡的合作与互动,直接打响了“碧峰峡”这一品牌。最近两年,南方一些媒体集团“智库”收入大增,体现了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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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文化是贵州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如何挖掘和传承阳明文化,受到和贵州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是当前我省的一项重要课题。据了解,贵州师范大学牵头成立的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正是对阳明文化研究与传播的进一步深化。

韩卉:2014年“两会”期间,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指出:“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希望继续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创造出新的经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贵州阳明文化精神,根据指示,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由贵州师范大学牵头,依托贵阳孔学堂,整合海内外研究力量,成立了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为什么会考虑由贵州师大牵头成立?

韩卉:主要是考虑到贵州师大有着良好的人文社科基础。早在1987年,在吴雁南先生的带领下,贵州师大主持召开了“全国王阳明学术讨论会”,开了新时期贵州有组织研究王阳明的先河。此后,张新民、刘宗碧、余怀彦等先生,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不断进行学术求索,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营造了浓厚学术氛围,为今天乃至今后的学术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贵州师大2013年获批了两个一级学科文科博士点,实现了贵州文科博士点零的突破,这对于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十分有利。

在筹建阳明文化研究院过程中,我们组织邀请省内外阳明学研究名家如浙江省社科院吴光、武汉大学郭齐勇、浙江大学董平、中山大学陈少明、贵州大学张新民、贵阳学院王晓昕、贵州省社科院王路平等多次参加论证,于2015年1月16日正式成立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研究院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韩卉:研究院成立以来,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入驻孔学堂开展学术研修活动。2015年3月31日,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和阳明文化传承与美德养成协同创新中心在贵阳孔学堂挂牌,并选派博士研究生导师和研究人员入驻孔学堂开展研修活动。双方全方位合作,优势互补,把孔学堂的环境、资源、政策优势与我校的学科和人才优势充分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贵阳孔学堂弘扬、传播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成功申报一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和孔学堂重大项目。由我领衔的《阳明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研究》课题获批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由我校校长李建军教授领衔的《阳明文化与现代社会治理》获批2015年孔学堂招标课题重大项目;由贵州师大特聘教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员兼职研究人员刘金才领衔申报的《日本阳明学经典著作译注与研究》获批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由我校罗筱霖教授领衔申报的《现代中华礼仪的研究与推广》获批2015年孔学堂招标课题重大项目。

开展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由贵阳学院教授、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王晓昕领衔的专家团队在孔学堂研修园多次召开讨论会,对阳明后学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最后形成了10万字论证报告。

组织阳明文化研究课题招标。2014年以来,我们将阳明文化有关课题作为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基地课题面向全省公开招标,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刘宗碧教授《阳明先生集要三编(黔南本)点校》等13个项目获批立项。

理清思路 汇聚力量

:成立不到一年时间,研究院取得了良好开局,未来的发展定位是什么?

韩卉:我们提出了研究院未来的总体目标,力争用五至八年时间,把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基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性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成果产出高地,传播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

围绕总体目标,接下来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成阳明文化文献资料中心。整合海内外相关研究力量,通过对王阳明原典文献、阳明后学文献与阳明文化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汇编,以及域外阳明学的翻译等,将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建成阳明文化的文献资料中心。

二是建成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依托孔学堂,整合海内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资源,在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基础上,成为贵州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三是打造阳明文化研究高地。协同贵州省阳明文化研究机构,积极争取海内外阳明文化研究者的加盟和支持,加强学术研究,形成以学者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高地。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以中国的视野探究中国。在学术研究上,拓展阳明学的研究视野,与国际学术对话。

四是建成文化传承智库。联合海内外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机构,共同打造“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智库”,为国家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提供智力支撑。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研究,将突破以往思路,引入社会视野。研究院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建设“中华传统文化传习实验区”,以实践行动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

:当前贵州阳明文化研究存在“山头”较多、力量分散等问题,打造阳明文化研究高地,需要破解这一道难题。

韩卉:我们将通过研究院这一平台,构建灵活的体制机制与学术建制,加大力度引进和培养阳明文化研究方面的领军人才、研究团队和后备力量,形成一支数量足、结构优、有活力的研究队伍。创新机制,加强合作,整合校内、省内、国内乃至国际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分合有序的学术共同体。以统筹规划、资源共享、协作联动的原则,研究院将整合汇聚贵州大学、贵阳学院、孔学堂、修文阳明洞、阳明祠以及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人才、资源优势,建立健全动态、灵活的人才引进、管理、评价、激励、交流等机制体制。研究院拟实行固定与特聘结合的人才队伍建设模式,吸引海内外著名学者到研究院进行短期或长期访问,引导本院研究人员及驻院研究人员、访问学者等围绕某个主题分工协作、集体攻关。

深化研究 服务社会

:在深化阳明文化研究方面,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

韩卉:一是阳明学文献资料整理研究。包括王阳明原典文献整理汇编;阳明后学经典文献整理汇编;与阳明文化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收集整理汇编;阳明学文献及研究名著的翻译出版。

二是王阳明及阳明后学思想研究。包括王阳明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思想等研究;阳明后学思想研究;王阳明思想与中国其他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王阳明思想与西方、东南亚等外国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

三是阳明学与地方文化发展研究。从历史学、哲学、民族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角度,研究阳明学在各地的传承发展,包括阳明学在中国各地的传承发展和在海外的传承发展,侧重研究阳明学在贵州的传承发展及对贵州文化的影响。

四是阳明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研究。包括阳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影响;阳明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如阳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阳明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研究、阳明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阳明文化与旅游发展研究等,特别要在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研究方面重点探索。

:如何将阳明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韩卉:阳明文化研究成果要做到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研究院将建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实践基地”,组建阳明文化“传习团”,为贵州乃至全国社会经济文化服务。目前已经启动了国培计划(2015)项目首期380名中小学教师“传统文化”培训工作。接下来,具体将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服务社会工作:

开展“教育传习”活动。举办“阳明文化专题讲座、论坛”,“中小学生暑期‘知行合一’夏令营”、“中华优秀经典名著诵读展演”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