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政治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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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着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着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着作。但政治学经典着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着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着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着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 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政治观与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

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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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点明确，坚持科学发展观教育。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体现了新时期我们党的科学执政理念。在学习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教育亦应以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切实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由以外延发展为主向一内涵发展为主转变。自觉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统一对教育持续快速发展的认识，以创新的精神培植教育发展新优势，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增强加快发展和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全校形成想发展、谋发展、快发展的浓厚氛围。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正视学生个体差异，尊重学生人格，张扬学生个性，关注学生情感需要，因材施教，为每一个学生一生的发展和幸福奠定基础。积极推动学校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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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六成最有钱的民营企业家年过六旬，中国家族企业集中进入了接班季。接班绝非一蹴而就，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系统工程，即使设计精密仍可能难免出轨，其中涉及无数细节安排。

比如，富一代如何从小栽培子女，使得江山代有人才出？有多名子嗣时，企业股权要不要平分，管理权传长还是传贤，如何选择更匹配公司运营的“贤者”，并把握传递权杖的最佳时机？女婿和儿媳能否跻身传承行列？如何完善家族治理体系，避免家族与企业内派系林立、内斗消耗？家有子嗣却不愿继承家业时，如何界定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的职责？当富一代不止一段婚姻时，如何在包括前后任配偶及其子女的复杂大家族中恰当分配权力？无论上阵亲兄弟，还是打虎朋友兵，那些共同创业、股权相当的富一代，能否把无间的合作、信任传递到下一代？通过股权激励致富的打工皇帝，要不要另起炉灶打造传承平台？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大比例捐赠回馈社会的示范下，富人们要不要在慈善和传承之间寻找平衡？代际差异之下，接班的富二代如何与父辈磨合，并赢得企业内强势的叔伯老臣支持？他们应当牺牲个人情感，达成商业家族的强强联合，还是满足自我追星欲望，抑或给草根精英逆袭的机遇？

无论对于富一代还是富二代，传承都意味着耐心与智慧的考验。接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族最大的政治，并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30后、40后富人在创业时可能未必考虑交班事宜，但50、60后富人往往在继承人进入教育期之时，就把培养他们接班纳入了计划。

企业交接班，殊非易事，更非小事。对成熟市场的研究显示，交班往往会拉低企业经营指标和在资本市场的估值。尤其是在这经济转型、增长停滞的特殊时期，接班成败不仅关系企业家族兴衰，一众民企的集中交班，更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势。引导民企顺利完成代际交接，意义重大。

尽管每个家族都有特殊性，交班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但诸多海外老钱家族传承的案例显示，其中亦非无学问可循。《新财富》本期联手国际知名学者，对中国富二代接班问题进行了迄今最为全面和扎实的研究，希望在基本面与方法论上为国内企业家族提供指引，助力他们再创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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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明确教学内容重点，突出知识疑难点，使学生领会重点，化解难点。还有，知识体系合理。教师根据教材的特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编排出合理的教学知识体系。最后，教学方法灵活。教学过程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采取灵活地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习效果最大化。人教版经济生活中《神奇的货币》的学案导学设计应符合学案设计的基本要求，突出对商品的含义及基本属性、了解货币的产生、本质及基本职能、掌握纸币的含义、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等概念，同时要设计灵活地教学方法，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例如：小组讨论、ppt制作等形式。只有设计合理的学案导学才能使课堂教学更合理，调动学生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有效组织学案实施

学案导学的实施是高中政治学科学案教学的关键环节，也是教师考验教师教学智慧的挑战。学案导学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教学过程，其中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教师展示教学学案。教师采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将本节课需要掌握知识点呈现给学生，使学生明白本课的难点和重点。同时教师给学生充足的时间通过查阅教材，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其次，教师组织班级讨论。教师在课堂上留出时间给学生自由讨论，教师也要参与到讨论的规程中。班级讨论时，学生可以各抒己见、互评互议，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加深对问题的思考，同时也能了解别人的思维方法。

通过讨论，学生也锻炼自己语言表达能力和领导能力。通过讨论，能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发表独立见解的勇气，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有，教师要正确解答学生的疑惑。班级讨论后，教师要重新掌握班级主动权、发挥主导作用，对学生仍存在的疑惑进行点拨与启发，使学生的疑惑能在课堂上得到解决。使学生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学习效果。

通过敬爱偶是的启发与点拨，促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向积极有效的方面发展。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一《多变的价格》的学案实施过程，教师要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供求对价格的影响等知识点向学生展示，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课本的方式解决问题。教师还要有效进行组织讨论，例如：供求关系与价格的关系。最后，教师要对学生的疑惑进行解决，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合理、效果更好。

三、重视学案知识的课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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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学术话语体系中,人们通常将博弈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严格区分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这两个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提法。然而,国外学者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就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博弈论化了的“升级版”的理性选择理论。鉴于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对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区分,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从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中抽取出来做一相对独立的系统梳理与评析,仍然不乏积极意义。这样,一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凸显出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继承又发展的事实,二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用语比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的用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出其作为一种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政治学研究的真实意涵和内在精神。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化与杂化”和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日益发展〔13〕,政治学研究这一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难严格界定。宽泛地讲,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政治学者所从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针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议题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层涵义,即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数理模型而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样,一来可以将本文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二来也能够将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道德习俗演化等跨学科研究议题纳入视野,以真实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现状。

    (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政治学研究从属于或单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过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对博弈分析范式的丰富与完善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而有必要加以单独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阶段并侧重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进行扼要评析。

    1.试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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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起并逐渐成为哲学主流话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世界”，强调其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拒绝那种超越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从而“理念”一词在学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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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当前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

当前的社会稳定问题表现多样，集体上访和是其中一大焦点。学界通常认为，集体上访的起源在于民众群体的物质利益的被侵害。但事实上，民众对于物质利益的被侵害尽管非常敏感，但这种敏感一般不会直接反映为集体上访的出现。在相当多的情形中，民众持续地卷入集体上访常常与被强加的高压、被压抑的情绪、被伤害的情感、被侮辱的人格有关。但值得注意的，集体上访又并不是完全由情绪来主导的。上访者一般在目标上是相对有限的，在手段上是比较理性的。只有在中，我们才看到情绪完全失控的情况。

社会冲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性冲突，即那些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或正在失去的目标的冲突；另一种是非现实性冲突，即释放紧张情绪的冲突。①我国当前的集体上访兼有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的特点，人格的冲突、情绪的对抗是集体上访得以发生和持续的关键动力，但其上访目标却往往限定在物质利益上。

我们可以借用中国文化中一个常见的概念——“气”——来把握我国当前集体上访和的发生过程。②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四到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气”的凝聚。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到民众集体上访起源的累积性特点。由于在市场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部分民众的权利有时会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些侵害虽然不会都直接引起民众的政治行动，但却不断加大当地的政治气压。

第二阶段：“气”的初始释放。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到民众集体上访爆发的机缘性特点。不断积累的高气压以集体上访的形式爆发，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的，包括激起民众不顾一切代价去冒险的情形，以及开展集体上访所需的最基础的资源、传统和人力条件。

第三阶段：“气”的再次加压。这个阶段是集体上访整个持续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气在前一阶段初始释放出来时，还基本上是在围绕利益展开，事情远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只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某些基层政府对集体上访的积极分子所采取的严厉的、有时甚至是非法的打击，严重侵害了这些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由此，民众和基层政府在物质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平添了人格的冲突和情绪的对抗，并由这种人格的冲突和情绪的对抗统领了物质利益的冲突，从而使集体上访获得了持续的、坚决的动力。这就是一味采取高压手法带来的反面效果。

第四阶段：“气”的导引。尽管集体上访此时因涉及到了人格的冲突和情绪的对抗而具有了顽强性的特点，但这种行动却并不具有激进性的特点，相反地，这种处于高压状态的“气”在被释放时得到了精心的导引，集体上访无论是在具体目标上、还是在手段上都受到了相当的限定。但这种导引并非都能持续下去。因此，民众的这种行动有时还很可能进入第五阶段。

第五阶段：“气”的失控。在集体上访的积极分子被彻底打压下去、而上访者的物质利益问题又未得到真正解决的情况下，群龙无首的民众在行动上可能变得更加激进，有节制的“气”可能演化为失控的气场，这就是迭出的缘故。

我们从“气”演化的这五个阶段可以看到，基层政府的反应在维稳上的确居于关键环节。但是，这绝不是说，基层政府的反应越强硬、越敏感，维稳就越能实现。恰恰相反，目前维稳面临的一个基本困境正来自基层政府的过敏反应。

当群众的“气”因为某些因素进行初始释放时，基层政府的本能反应常常是把集体上访的组织者视为“刁民”或“别有用心者”，常常对他们采取种种严厉的整治措施。然而这种“枪打出头鸟”的做法往往只会激化已有的矛盾。如果是原来的矛盾还只是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可以谈判、妥协的话，那么，当“气”被再次加压时，上访者的行动重心已经转向了反抗基层政府对他们的整治，这时他们的行动常常被逼入了绝地，坚定了与基层政府抗争到底的决心，哪怕是鱼死网破，也要将整治他们的官员拉下马。因此，基层政府对上访组织者滥施高压，横加打击，本来是为了遏制集体上访的势头，没想到正是这种打击成为集体上访新的动员因素，使这种行动不断再生产出来。

如果基层政府始终坚持对上访组织者实行持续的高压，集体上访的行动的确可能一时被强压下去，但事情可能会出现更坏的结果。因为，在集体上访进行过程中，尽管上访者与基层政府的对抗是持续的，但上访组织者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一般并不主张激烈的、非法的行动。也就是说，上访组织者的存在恰恰使上访行动得到了某些限制，他们往往寻求的是“踩线不越线”的行动效果。但是，当上访组织者被彻底打压下去后，有组织、有节制的集体上访很可能向无组织、无节制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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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从来就不仅仅具有经济学的涵义，可以说税收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政治体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税收取代别的收入方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时候，当税收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时候，当一个政治体系决定一定时期内的税收总额的时候，当采取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的时候，对政治的深远影响就开始了。当然，政治体系的结构也会对税收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制约和影响，决定着一个国家税收政策的走向以及演变路径。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前者。

一、以税收取代“自产”意味着什么

按照Campbell的观点，根据收入来源不同，历史上主要存在六种财政国家：领地国家、贡赋国家、关税国家、税收国家、贸易国家、自产国家。自产国家和税收国家在历史上占了主导地位。所谓自产国家，是指国家控制着社会中的绝大部分财产，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家自有的财产形成的收入，国家自己生产财政收入。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则主要来自于非国有部门的税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税收国家在取代自产国家，那么这种转化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变化呢？普遍的研究认为以税收国家取代自产国家是英国体制得以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1978年以后，现代税收开始在中国兴起，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由此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变。当然直到现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因为中国的税收收入也就是预算内收入只占据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预算外收入以及制度外收入也占据了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甚至可能更多。但由此可以说明纳税人意识却已经开始在中国形成，所以马骏认为，为了有效适应财政国家转型后的社会环境，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实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中国必须探索预算民主之路，逐步推行以人大预算监督为核心的预算民主。其他一些人也认为中国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其实质取向就应该是民主财政。

税收国家的出现不仅意味着预算民主的出现，而且意味着当代人权利的保护和实施。任何权利的实施都是需要成本的，因为“实施权利是费钱的，特别是统一而公平的实施；到了法律权利还没被实施的程度，那它就是空有其名。”无论是积极的权利还是消极的权利，没有政府的保护和干预都是无法实施的，税收国家条件下纳税人所期望的私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更是要依赖于一个征税和花钱的政府。

二、分税制带来的变化

税收国家也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各种税种应该如何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哪些税要由中央政府征收，哪些税要由地方政府征收。理论上来说，存在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征收全部税收的可能，但是无论从经济效率来说还是从政治稳定来说，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分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方面公共产品理论的影响最大。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代表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必须赋予国家以特殊的垄断权力――征税权，国民将自己的部分财产权让渡给国家，以使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而积极提供公共产品所必须的资金。公共产品按其收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另一类是地方性的公共产品。

从积极的层面来讲，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越来越明显，在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方面，也更加贴近民众的需要，在提高民众的参与性方面部分地方已经取得了突破。比如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发展。整体来说，分税制给地方自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能力的建设，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出现了各种重大和复杂的变化。

消极方面也是存在的，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差距扩大，二是地方政府被俘获现象增多。地区差距扩大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由于分税制开始之时各地基础大不一样，为了使改革能顺利进行，中央最终承认地方税收基数全部返还，增收进行分成，也就要“保地方利益，中央财政取之有度”。其实这种不彻底的分税制是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在2000年前后，广东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甘肃青海等省份的36倍以上，与其临省江西、安徽、湖南相比差距也有2-4倍。那么为什么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被俘获的现象增加了呢？对政府俘获最简化的理解就是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结合，双方互相利用，政府不再以公共的利益为目的进行公共管理。比如拆迁问题，企业排污问题，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等等。分税制的改革并没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也没有明确转移支付的标准，在行政集权的体制下进行的财政分权，很容易就造成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方的情况。

地方政府愿意被俘获除了支出的压力之外，还有直接的利益诉求。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预算内支出之外的不必要的支出，或者说无法列入预算内的各项支出，如招待费、超编人员费用、无法列入财政预算的基本建设费用、无法列入财政预算的政府固定资产扩展费用等等。扩展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晋升不足所造成的心理失衡。比如在一些发达地区，通过扩展性支出，可以建豪华办公楼、招待所、高级轿车和提供不受政策约束的各种在职消费，如提供高消费式的公务旅行、高消费的来宾招待等。

三、税收总额和代际公平

税收收入当然不能是无限制的，肯定是有一个限额，不管这个限额是比例制（比如规定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还是绝对的数额制（以一定量的货币）来表示，限额肯定都是必要的。当然，一般的考虑都是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但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理由当然不止如此。如果说各种税负负担考虑的是当代人之间的公平问题，那么税收总额的多少其实还涉及到了代际公平的问题。

代际公平是公共管理者必须要考虑的价值问题。那么为什么说征税多少和代际公平有关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各级政府都负债累累，那么这些债务应该由我们的后代甚至后代的后代来偿还吗？支持者当然会认为公共财政的支出所带来的益处对于当前和后代都是有益的，比如环境保护、教育投资、道路桥梁的修建，研究和开发的投入等等。但是这是比较笼统地说法，如果再详细思考下去，结论就不是那么确定了。所以，当考虑利用征税来满足我们当前的需要目标时，把后代的需求也考虑进来是有益的，尤其是远期后代。由此来说，税收和支出即使不平衡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支出总额应该受到限制，不能无限制的提升税收总额来满足当前支出的需要，马斯特里赫特标准规定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民总值的3%，除了经济原因的考虑之外，我们也可以把之视为代际公平的考虑。平衡预算的理念就应该是当代人需求的成本不应该由后代人来承担。

四、直接税、间接税与财政幻觉

征税必须要对税种进行分类的，比如财产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等。从政治的角度来说，采取不同的征税方式，对纳税人的心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进行会影响纳税人的意识和行为，纳税人的意识和行为是预算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对于这方面的分析，以布坎南在《民主财政论》中对“财政幻觉”的分析最为出名。

他分析到，由于税负转嫁，使得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究竟负担了多少税；由于财政支出审查在详尽程度上的有限性，使得公民不知道自己从公共支出中究竟受益多少。所以公民就没有依据，不能在进行客观的成本收益比较基础上做出科学的选择。他还证实，不同税收制度（直接税和间接税）、不同征收方式（预扣或结算）对纳税意识的影响不同，直接税下的影响强，间接税下的影响弱，即在直接税下人们较多地知道自己负担了税收和负担了多少税，而在间接税下人们不太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纳了多少税，甚至不知道哪些是征税商品、哪些是非征税商品、主要征税商品的税率是多少。在预扣制度下，人们也更不容易了解自己缴了多少税。调查中还发现，低收入者常常高估自己的纳税义务，而高收入者常常低估自己的纳税义务。可以有这样的分析结论：直接税制下倾向于使人们要求减少征税（减少公共产品的提供量），间接税下倾向于要求增加税收（增加公共产品的提供量）。中国目前纳税基本上都是代缴代扣的，间接税占的比重依然很高，仅消费税每年都能占到流转税总额的10％以上。很多人在间接税的体制下即使已经缴纳了很多税，却并没有觉得自己为国家纳了多少。从好处来说，国家征税相对比较容易，因为纳税人一般不会有大的抵制行为；不过间接税为主的纳税体制会制约纳税人意识的增强，纳税人进而对国家征了多少税，这些税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也就没有动力去关注，从而影响预算民主的发展。预扣税款也会起到类似作用，预扣税款本身也会减少所得税的意识。所以说，“财政幻觉”会影响公共选择的效果，影响民主财政的实现程度。

五、结论

关于税收对政治的影响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这些，比如由谁来确定征税权利会对政治体制产生什么影响，税式支出的政治影响，税负对公平的影响等等，这里不想对税收的政治影响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只是想提供一个经济学之外观察税收的角度，从而对一个国家税收行为进行更为全面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马骏：预算民主：中国预算改革的政治基础[A].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 马骏：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理性化与民主化[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 [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毕竞悦译）：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篇9

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学生：讲授新课时，状态极佳，反应也快，但不能“温故”，一到这一环节，便会败下阵来。如今面对新课改，很多学生更注重理解，而忽视了记忆。殊不知，在学习中，无论何时记忆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关记忆和理解在考试时的重要性，美国的肯尼希比博士曾经作过一个调查报告，有76%的大学新生和96%的高中生认为在中学考试中良好的记忆力与高层次思考如推理、分析、理解等一样重要。可见，在高中政治学习中，记忆这一环节是十分重要的。如何记忆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我们必须讲究一定的方法，并遵循认知规律。

一图示记忆法

图示记忆法的主要特征是形象性强。它比文字记忆效果要好，它通过象征性的图形展示法，使人直观地感知识记材料，并以简单的线条、简洁的文字使复杂的、不易表述清楚的识记材料变得直观明了，一目了然，便于记忆。它特别适用于学习一单元后，构建宏观知识网络时使用。

具体方法：用图表的形式建立一个框架结构，先从整体上把握，再从微观上具体深入地把握知识。

设计图示要注意以下问题：

1.要有严密的科学性，所设计的图示一定要准确地反映所要识记的内容。

2.要有直观、形象性，以使大脑留下深刻的印象。

3.要鲜明生动，线条的粗细、虚实，图形的大小、形状一定要醒目，易于回忆。

4.要简明扼要，文字要简洁，线条要简单，使人一目了然，易于记忆。

二、提纲记忆法

即对识记材料提纲进行记忆的方法，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直观性、概括性和条理性。一经过目，印象深刻，这是其直观性；化繁为简，转多为少，这是其概括性；井然有序，层次分明，这是其条理性。写提纲就是要写出材料的主要脉络。编写提纲就学习内容的分析、综合、概括、表述。

具体方法是三步走：分析―综合―表述。先了解需要识记的内容，然后概括出主要脉络，最后用自己的语言把经过分析、综合而印在头脑中的提纲表述出来。

编写提纲进行记忆时要注意：

1.有些提纲是别人编好的，当然可以借为己用，但最好还是自己编写。这样印象更深刻。

2.运用提纲进行记忆，要多看几次，多读几次，才能牢记不忘。

三、列表记忆法

这是一种以表格的形式，把容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对比，从而记忆其特点的记忆方法。列表记忆法的主要特点是条理清楚，一目了然，印象深刻。列表记忆法是帮助我们将识记材料恰当贮存、方便提取的一种好形式。它可以提纲挈领地显示相关材料的各自特点，便于进行比较分析，加强理解和记忆。这样，大脑的记忆潜力将会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有益于加深理解和提高记忆的精度和强度。

具体方法：首先，查找和归纳材料的主要特征、特点，比较不同材料的异同点；其次，按不同类型表格的形式编制表格；最后，按照编制的表格，逐一把材料的主要内容填到表中。

运用列表记忆法不必专门死记硬背，因为往往一张图表整理出来，脑子已形成深刻的印记。

四、联想记忆法

利用事物间的联系通过联想进行记忆的方法，更确切地说是把需要记忆的内容与自己体验过的事物联结起来。有人说平常的东西不易记，奇特的东西不易忘。联想是由头脑中想起的一件事物，又引起想到另一件事物。由于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各种知识也是相互联系的，因而在思维中，联想是一种基本的思维形式，也是记忆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政治课堂中，每框所学的知识点都有具体的典型事例来佐证，书中的典型事例不仅有利于知识的理解，而且有利于我们由例到理的联想，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运用联想记忆要注意以下两点。

1.要选择好联想的中介物(即选择好联想的通道)。因为这是记忆的关键，选择得好，会“豁然开朗”，一下子联想到某个事例或某个故事，从而记忆深刻。

2.要注意知识的储备和经验的积累。因为联想是新旧知识建立联系的产物，先学的知识应成为后学的知识的基础，旧知识积累得越多，新知识联系得越广泛，就越容易产生联想，也就越容易理解和记忆新知识。

有关记忆的方法很多，以上都是我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的一些比较有效的记忆方法。其实记忆除了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外，还要遵循一定的记忆规律。法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研究认为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而且遗忘的进程并不是均匀的，最初遗忘速度很快，以后逐渐缓慢。这就是著名的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线。它告诉我们：学习要勤于复习，而且记忆的理解效果越好，遗忘得越慢。针对这一点，有些专家提出了“过度记忆法”，就是在刚好记住的时候，再多记几遍，以取得最佳的记忆效果。

记忆是学好政治的基石，良好的方法则给它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有关记忆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两本书，有时间看一下，对学习一定会有益处的。一本是美国人布拉德・乔伊斯的《超强记忆力训练》，另一本是我国阎国利的《记忆策略》。

参考文献：

篇10

君子具有完美的政治人格，君子的存在能使社会安和、人性趋善，正如《论语•里仁》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重“德”懂“礼”，让“仁”、“义”行于天下，天下有“道”，自然秩序井然。《论语》重在扬善，而《政治学》则重在止恶。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试图用法律来遏制人的贪婪，从而保证城邦达到“至善”。他说：“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惟独崇尚神和理智的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命激情自会扭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即是摒绝了欲望的理智”。亚里士多德崇尚法治，并认为“恰当的法律可以拥有最高的权力”，因为“意愿并不是安全可靠的东西”。多数人制定的法律体现着多数人的智慧，他坚信多数人的智慧会比少数人的智慧或一个人更高明，用不带感情的法律可以抵抗常人的偏私、或，从而能够克服人性之恶，能够克服政治腐败的弊端。因此，如果在政治上考虑德性和邪恶，要止恶扬善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法治为手段，以防止统治者感情用成文的法规更具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听任激情的支配。“寻求正义的人即是在寻求中道。约定俗成的法规比成文的法规更具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重要，所以人治也许比依据成文法的统治更加可靠”，在将成文法作为统治纲领之时，亚里士多德具有明显“中道权衡”的政治取向，这种合乎正义而毫无偏私的政治价值观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政治哲思如出一辙。如果说《论语》吸收了尧、舜、禹三代及周朝的君主专制文化养分，那么《政治学》则吸收的是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养分。东西方自然地理、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已决定了政治秩序构建结果的分殊。孔子彰人性之善，从亲情伦理关系的角度，看到了家、国、天下的政治关系。他鞭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由“陪臣”执国命的无道社会；他希望通过千千万万的君子，事事讲“礼”，无论是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还是君臣之际，从约束个人到约束社会，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他期望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优良秩序，他疾呼“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论是政治权威的塑造还是政治合法性的获得都在这“礼”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逻辑也似乎在当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