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商业伦理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货币学派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对信用扩张机制和由此导致的危机的分析仅限于信用只在一国扩张而所有其它国家的银行政策依然保守的情形。这个情形中的反应来自对外贸易的后果。国内物价的上涨鼓励进口阻碍出口。金属货币流失到外国。因此银行面临偿付它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工具（例如无准备金的纸币和现金帐户）的增长的需求，直到它们发现它们必须限制信用。最终外流的硬币引起物价的上涨。货币学派仅仅分析了这个特殊的情形；它没有考虑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国际范围的信用扩张。

19世纪下半叶，这个贸易循环理论失去了影响，而且人们都认为贸易循环与货币和信用无关。Wicksell(1898)[1]复兴货币学派的尝试是短命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奠基人——Carl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对贸易循环的问题不感兴趣。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第二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任务。[2]

发行信用货币——我指的是没有黄金准备的纸币或者没有完全的黄金储备的现金帐户——时，银行就大大地扩张了信用。这些信用货币的创造使它们把信用扩张到其自身资产和其客户信托的资金设定的界限之外。在这种情形中它们作为自己创造的额外信用的“供应者”干预了市场，并且因此使利率降低到比没有它们的干预时更低的水平。利率的降低刺激了经济活动。在利率没有受到银行的操纵的情况下不被人们认为“有利可图”的因而也不会启动的项目现在却显得“有利可图”了并且会被实施。工商业的更加活跃的状态导致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增长的需求。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工资上涨，而工资的上涨又引起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如果银行要避免进一步的信用扩张并只限于做它们已经做的事情，景气很快就会停止。但是银行并不偏离它们的既定方针；它们越来越多地扩张信用，而物价和工资也相应地继续上涨。

然而，这一上升的运动不能无限继续。物质生产资料和可用的劳动力没有增加；增加的不过是在商品流通中与货币起同样作用的信用货币的数量。转移到新的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必须从其它企业中获取。社会没有富足到不必从其它企业中拿任何东西就能创立新企业。只要信用扩张继续，这一点就不会为人注意，但是这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如果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通过创造越来越多的信用造成的上升趋势的突然停止（因此也会产生价格的崩溃），那么就会造成连续的甚至更快的价格上涨。但是通货膨胀和景气只有在公众认为价格的上升趋势将在不远的将来停止时才能平稳地继续。只要公众意识到没有理由期望通货膨胀的中止，而且价格会持续上涨，恐慌就开始了。没有人想留着他的钱，因为拿着钱就意味着一天一天越来越大的损失；每个人都急于把钱换成物，人们甚至不考虑价格地购买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只是为了把钱花出去。这就是在德国和其它国家中在延长了的通货膨胀的政策之后发生的现象，它被称为“向真实价值的飞跃”（flightintorealvalues）。商品价格和汇率都急剧上涨，而本币的价格下跌至几乎为零。货币的价值崩溃了，1923年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相反，银行决定及时地中止扩张以防止货币的崩溃而且因此中止景气，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信用扩张引起的“赢利性”的虚假印象导致了不合理的投资。许多由于人为降低的利率导致的而且由于同样人为的价格上涨支撑的企业或者工商业活动不在有利可图了。一些企业缩减了其经营范围，另一些关门或者倒闭。物价下降；景气之后就出现了危机和萧条。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衰退期是信用扩张带来的不当投资期的最终结果。由信用扩张及其带来的价格上涨造成的市场上的人为条件下显得“有利可图”而出现的那些项目不再“有利可图”了。投入这些企业的资本的被套住的部分损失了。经济必然要根据这些损失及其造成的状况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缩减消费并且通过节约积累新的资本金以使得生产能力符合实际的需求而不是人为的需求——人为的需求由于基于信用扩张的虚假的“赢利性”核算永远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预期。

人为的“景气”是由信用的扩张和银行的干预导致的利率的降低造成的。在信用扩张期，银行逐步地提高利率；从纯粹算术的角度看，最后的利率比景气期开始时的要高。然而利率的上升并不足以恢复市场的均衡并中止不健康的景气；为在物价持续上涨的市场中，毛利率必须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利率——即净利率——之外还包括弥补借贷期间的价格上涨的因素。如果价格持续地上涨而且借贷方因此通过出售他用借贷的钱购进的商品而获得额外的利润，他就会同意比在稳定价格时期支付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资本家不愿意在这些条件下贷出，除非利率包括对贷出的钱的购买力的降低的补偿。如果银行在设定毛利率时不考虑这些条件，它们的利率应该被认为是被人为地保持在过低的水平上，即使从纯粹算术的角度看它比“正常”条件下的利率高得多。因此，在德国，百分之几百的利率在1923年秋由于马克的加速贬值应被认为过低。

一旦工商业循环赛的逆转随着银行政策的变化开始，那么取得贷款就由于普遍的信贷限制而很难了。利率因而由于突然的恐慌而非常快地上涨。很快，它就会再降下来。的确，在衰退期，非常低的利率——从算术的观点考虑——未能刺激经济活动，这是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个人和银行的现金存款都增加了，流动资金积累了，然而衰退依然持续。在当前[1936年]的危机中，这些“非活跃的”黄金储备由于一个特殊原因占了过度的比例。自然，资本家希望避免各国政府计划的贬值造成的损失的风险。如果持有债券或者其它利息证券造成的巨大的货币风险得不到相应的利率增长的弥补，资本家就更愿意以某种方式持有货币，使得他们能够迅速兑换为一种不立即受贬值的前景威胁的货币因而避免最终的贬值造成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不愿意通过永久性投资与一种特定的货币挂钩的非常简单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利息很低他们依然听任银行帐户增加，并且储藏不仅不付利息还需要储藏费用的黄金。

另一个延长了当前萧条期的因素是工资的刚性。工资在扩张期增加。在紧缩期工资应下降，不仅是货币数量下降，而且实际购买力也应下降。通过在萧条期制止工资的下降，工会的政策使得失业成为广泛的和持久的现象。不仅如此，这一政策还无限期地延迟了复苏。只有当物价和工资与流通的货币数量相适应时才能恢复正常的状况。

公众完全正确地看出，景气的终结和危机的出现是银行政策的结果。银行无疑能够把不受欢迎的状况推迟一段时间。它们可以继续坚持一段时间的信用扩张。但是——如我们所见——它们不可能无限地坚持这种政策而同时避免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银行的扩张信用的政策带来的景气迟早必然结束。除非他们打算让他们的政策完全破坏金融和信用体系，银行必然在灾难发生前中止扩张。信用扩张的时期越长，银行延迟改变其政策的时间越长，景气期间特有的错误投资和过度投机的后果越糟糕；因此衰退期也越长，复苏和回到正常经济活动的日期也越不确定。

人们经常主张通过新的信用扩张“刺激”经济活动并且“启动经济”——信用扩张会中止衰退并且带来复苏或者至少回到正常状态；然而，倡导这一方法的人们忘记了即使它可能暂时克服困难，它必然在不太久的未来造成更加糟糕的境况。

最后，有必要理解，通过信用扩张在市场上造成的人为降低的利率只能产生临时的结果，而且初始的复苏之后会发生一场表现为商业和工业的完全停滞的更深的衰退。除非一切干扰由经济要素的自由作用决定的物价、工资和利率的人为因素永久地消除，经济就不能和谐顺利地发展。

用信用扩张来弥补资本的稀缺的后果或者错误的经济政策的效应不是银行的任务。今天，回到正常的经济形势被束缚商业的有害政策、军备和对战争的过分恐惧——更不必说工资的刚性了——耽误了。但是这一境况不应由信贷手段和信用扩张来纠正。

以上我仅仅给出了关于经济危机的货币理论的一个简要的而且必然是不充分的大纲。不幸的是我无法在本文篇幅的范围内深入进一步的细节；那些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可以在我提到的各种出版物中找到更多的内容。

本文原来以"LaTheoriediteAutrichiennedeCycleÉconomique"发表在SociéteBelged''''Etudesetd''''Expansion(1936):459-64。由DavidO''''Mahoney和J.HustonMcCulloch从法文译出。

篇2

【论文关键词】商务礼品；消费者伦理

一、商务礼品引发的消费者伦理问题

随着商业竞争的加剧，如何利用各种场合营销自己、打败对手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各种传统节日就往往成为了企业营销的战场。除了推出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吸引顾客，企业还亲自充当消费者，购买、赠送商务礼品给重要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分销商、政府管理部门、大客户、员工等）促进沟通、营销自我。商务礼品因此在近年来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和市场。

商务礼品作为营销沟通的工具本应起着传达心意、巩固商务联系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商务礼品在中国引起的浪费现象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商务礼品过度包装，这既造成了资源浪费也因大量的包装丢弃物造成了环境污染（韩晓莉，2006）。有鉴于此，政府在2010年出台了国家强制性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食品和化妆品》(GB23350-2009)，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初始包装之外的所有包装成本总和不得超过商品销售价格的20%。

还有一类浪费行为更为隐秘，很难以行政手段进行遏制，即：传统商务礼品泛滥而被收礼人抛弃。每到传统节日，送礼是重要的营销沟通形式。依照中国传统习俗，礼品多选择应时应景的传统食品，这就很容易造成收礼人收到过多同类礼品的情况。送礼人在选择礼品时明知这种礼品可能不被需要却出于“礼轻情意重”购来馈赠，收礼人碍于面子收下礼品，但随后转送他人或是扔掉。这样的馈赠模式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更甚于过度包装。

在第二类浪费现象中，构成浪费行为的主体包括商务礼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送礼人和收礼人都是消费者，共同完成了浪费行为，违反了伦理规范，而送礼人的浪费行为产生动机是营销自我、沟通关系，因此，将这类浪费现象放在营销伦理的框架下讨论是非常必要和合适的，本文即针对此类浪费现象引发的资源错配和伦理缺失问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二、消费者伦理：相关概念与现有理论

作为商业伦理的一个分支，营销伦理研究的是企业营销行为的对与错、是与非。以往研究多从供给角度讨论企业夸大产品效果、欺骗消费者、污染环境等营销行为。从需求的角度探讨营销伦理则着眼于消费者伦理，研究个人（或群体）在挑选、购买或使用某一产品或服务时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Muncy & Vitell，1992）。本研究认为消费者在营销活动中并不单一地承担着被动的角色，而是起着刺激营销行为产生甚至影响营销模式形成的作用，因此，消费者伦理问题同样值得营销从业人员和学术研究者的重视。

本研究选取了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传统商务礼品--月饼和茶叶作为研究对象，针对三个方面的问题设计了调查问卷：（1）商务礼品赠送中是否存在浪费现象；（2）浪费的成因；（3）浪费行为的主体对此的态度。数据采集采取了滚雪球的方式，收回有效问卷83份。受访者有96%受过高等教育，均匀分布于大、中、小型企事业单位，大多拥有5年左右工作经历，职业有销售、记者、律师、私营企业主等，所在行业包括制造、出版、IT、零售、旅游等。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送礼模式、花费、目的和送礼人对浪费现象的认识

就送礼模式而言，受访者选取月饼、茶叶、特别挑选礼品三者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67%的受访者曾将月饼或茶叶作为商务礼品送出；为保证收礼人的最大满意度，有40%以上的受访者使用月饼/茶叶加上根据收礼人的喜好而特别挑选的礼品组合。就礼品的花费而言，本研究所涉的83名受访者一年送出4140份月饼或茶叶礼品，总价值达57.3万元，由此类推，传统商务礼品在中国产生的消费额相当惊人。受访者赠送商务礼品主要是为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和表示感谢，或希望借此 “促成合作”、“让对方想起自己”或“激励员工”。 转贴于

同时，送礼人对可能产生的浪费后果非常清楚，90%以上的送礼人受访者表示知道收礼人可能并不需要月饼和茶叶，但是，迫于别人（包括竞争对手）都在送礼的压力或出于营销自我、沟通关系的动机，不得不送礼。企业以这样的方式用商务礼品进行营销沟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追逐私利、浪费资源的负外部性正在蔓延。

（二）收礼人对商务礼品的认知、消费情况和对浪费现象的态度

多数收礼人受访者肯定了传统商务礼品的沟通作用。一半以上受访者认为这显示了送礼人对自己的尊重和认可，是有必要的；1/3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希望收到不同的商务礼品；19%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只要求合同条款明确、服务好。此外， 54%的收礼人认为自己因此有义务以某种形式进行回报，可见商务礼品给很多收礼人造成了“欠人情”的压力。

月饼的浪费情况最为严重，只有5名受访者亲自消费了全部月饼，其他受访者均有扔弃和转送的行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到过特别挑选的商务礼品的受访者大多将礼品完全自用没有浪费。就收礼人对自身浪费行为的认知而言，44%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参与了浪费行为，但强调是被动参与；其余受访者则否认自己参与浪费，认为这些被扔弃或转送的商务礼品已经起到沟通关系、传达信息的作用就足够了。收礼人的回答往往自相矛盾：他们不能自行消耗掉所有的商务礼品但是却又希望收到这样的礼品；他们扔弃收到的礼品却又不承认这是一种浪费。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或可解释这些矛盾之处。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层次由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同该国经济、科技、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相关，在欠发达国家，生理和安全需求占主导，而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则更多体现较高层次需求。

篇3

1.客户价值主张创新能力。客户是律师事务在市场上直接接触的对象,客户是律师事务盈利的重要途径之一。律师事务所要提高绩效,就要了解客户的各种需求特征。律师事务业务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对对客户价值主张的创新能力和认知能力。一般来说,客户价值主张又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三个基本构成元素:目标客户、提供物和客户利益。因此,对律师事务所客户价值主张创新能力的评价主要表现在目标客户、提供物和客户利益这三个方面。2.关键资源的整合能力。律师事务所对关键资源进行整合,能促进律师事务所对目标客户的价值承诺。对关键资源的考察侧重于律师事务所持有资源的独占性、资源的组织形式以及律师事务所对关键资源的维护活动。律师事务所实现关键资源的整合是有可能的,律师事务所需认识到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因此,对律师事务所关键资源的整合能力的评价主要表现在资源形势、获取方式和维护投入这三方面。3.盈利模式的创新能力。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之间在服务成本和价格上的差异,都是由各种各样的盈利模式造成的。盈利模式背后是一组相互嵌套的经济模型,经济模型为企业赚取利润提供不竭的动力。具体来说,盈利模式包括三个子元素:成本结构、收入模式和盈利边际。故,对律师事务所盈利模式创新能力的评价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综合上述对商业模式创新内容的分析,并结合律师事务所行业的独特性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致性、完整性、可控性和实用性等原则的指导下,本文从律师事务所客户价值主张创新能力、关键资源的整合能力以及盈利模式的创新能力三方面有针对性地建立了适合律师事务所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因素集和评价集的确定

1.本文假设因素集合U={U1,U2,U3}={客户价值主张创新能力,关键资源整合能力,盈利模式创新能力};U1={U11,U12,U13}={目标客户的确立,提供服务的组合,客户利益的重视度};U2={U21,U22,U23}={资源的形式,资源的获取方式,资源的维护投入};U3={U31,U32,U33}={成本控制力度,收入来源的可变性,利润增长水平}。2.评价集的确定。评价集是对各层次评价指标的一种语言描述,它是评审人队各评价指标所给出的评语的集合。本模型的评语共分五个评价集为:V=(V1,V2,V3,V4,V5,)=(优秀,良好,一般,合格,不合格)。

权重的确定

篇4

1)对成本进行管理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为企业创造高效益。企业高效益对于企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和增加员工福利，同时也可以让企业在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

2)可以让企业在经营上管理的到进步。带动了企业发展。作为牵动企业经营管理的“牛鼻子”，成本管理贯穿生产管理、物流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劳动管理过程的始终，起到了带动全局的作用。有效的成本管理可以在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严格控制企业成本和、费用支出，提高企业成本信息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有利于内部使用者进行分析决策，为进一步制定产品价格、进行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二、商业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企业对成本管理的新形势来看,企业的整体发展形势都表现得很好，大多数商业企业也都在新形势下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对企业进行改革和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利于企业成本管理的发展，但是,我国企业成本管理还并非完美无瑕,还存在着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比如落后的成本管理理论、成本管理措施不力、不商业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等,这些问题都束缚着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发展。具体如下:

1.企业对成本意识淡薄

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商业企业的成本发生是从商品采购、储存直到最终销售过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的总和，而目前企业的管理却往往以商品的流通为中心,只注重对企业流通成本的管理,却忽视了商业企业内部流通部门外的费用发生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忽视了在采购储存，销售过程中的管理环节。促销环节等发生的较大的成本费用,对商业企业的价值链更是视而不见,这种传统落后的成本管理观念已难以满足当前市场竞争的要求，商业企业对服务成本的漠视以及大量广告费、开办费等的发生使商业企业无法考虑全面发展的竞争战略,加之不能将生产，批发，零售一体化,致使商业企业面临着产品积压资金沉淀的问题,影响资金的正常运转、商业企业效益等同时也削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2.成本控制措施不力

从当前的形势情况看，大多数企业对于成本控制存在盲目性，没有明确的成本控制目标。有的企业甚至以“拍脑袋”的形式来制定目标，成本控制缺乏具体指标，成本领先带来的收益无法量化。有些企业对成本控制没有时效性，虽然明确了成本控制目标却没有实施。在实际工作中，企业成本目标太过简单粗略未逐层细化分解，也未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个人，无法考核成本责任和目标实施效率。在绩效考核中企业管理层只注重形式走过场，成本控制工作绩效和薪酬等方面相脱节。管理层的失职进一步导致企业员工对成本管理没有积极性，久而久之造成员工事不关己的工作态度，对于成本是否合理的问题既无压力又无动力，位于生产一线员工的创新能力未能受到激发，长期下去则导致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受损。

3.商业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

尽管商业企业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一些成本管理框架,但由于其成本管理定位于服务于存货计价及收益确定不准确,同时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或缺失,因而忽略成本管理的事前预测,缺乏成本管理的事中控制和管理决策,这些使得商业企业的成本控制活动只有形式,而实际效果不理想,更不能实现商业企业成本管理的目标"部分商业企业在制定成本管理制度时,因局限于企业内部的成本管理认识,尤其是只关注产品的流通过程,没有从全面成本管理的角度考虑,没有意识到从商业企业整体进行成本管理控制,使建立起的成本控制制度不健全,因而也难以很好地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决策过程"

三、加强对商业企业成本控制的对策

1.提高成本管理认识

提高对成本管理的认识是突破成本管理的关键成本降低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不能片面地节约、节省成本而应该在战略层面上对成本进行研究分析，充分挖掘成本降低的潜在因素。例如企业可通过推出新产品来拓宽产品的市场需求，而不能在新产品的研发创新上节省投入。为了能在市场占有优势地位、企业应该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开发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增加科技投入，实现提高价格、扩大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又节能降耗的目的。

2.增强成本控制监督力度

由于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有效的成本监督与激励机制，成本管理的执行效果不显著。有的企业成本管理制度不健全，使各项制度形同虚设，比如有的企业不相容的岗位未进行分离，不能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为了打造并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成本管理对企业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成本控制主要通过采用专门的方法获取企业自身及其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信息资料，成本控制手段由原来的简单成本控制转向战略成本控制，制定适合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成本管理规划，并加强成本控制的监督和执行力度，企业应对各部门下达年度成本控制指标，并将成本责任进行分解，最终具体到部门和个人．使相关人员签订责任书，进行年度考核评价。设立激励机制制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行实行奖罚分明制。

3.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企业要树立成本的系统管理理念

商业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被看作是一项整体与全局的系统工程,是把企业成本管理当做全面、综合、持久的系统并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对象、内容、方法进行全面地分析研究的系统理念。商业企业的成本管理不能仅仅局限于商品的购、销过程,而是要将视野扩展到商品的市场需求分析。要严格将商品成本控制到一定的范围，要强化成本系统管理，对成本系统进行细分，以便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要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决策范围的分析,可以保证企业做出最优决策,为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提供可能。

篇5

本文通过对其所处聚酯行业的宏观环境、产业环境等进行分析，同时分析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具有的优势和劣势，指出企业应实施集中化低成本战略。并提出了加快原料配套、发展优势产品；加快企业创新，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内部机制和体制改革，增强综合竞争力等建议，以使仪征化纤股份公司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市场地位。

关键词：仪征化纤发展战略建议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发展历程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征化纤）是改革开放以后建设发展起来的我国最大的化纤和化纤原料基地，属国家特大型企业。公司本部位于江苏省仪征市，占地10平方公里。1978年筹建，1982年组建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1993年12月股份制改组设立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加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2000年改为现名。公司于1994年、1995年先后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14亿H股、2亿A股，截至2003年底，公司总资产120.8亿元，净资产91.3亿元，资产负债率22.6%。实现销售额103.4亿元，销售利润2.9亿元。以聚合能力计，为国内最大、世界第四大聚酯生产商。2001年被国家授予“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并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2002年度中国内地上市企业100强第24位。

（二）主要业务和产品

仪征化纤主要从事聚酯原料和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包括自产产品运输及售后服务等。主要产品包括纤维级聚酯切片、瓶级聚酯切片、涤纶短纤、涤纶长丝、三维卷曲中空纤维5大系列289个品种规格。统一使用“白斯特”商标。

聚酯切片和短纤曾获国家质量银奖，瓶级切片获得美国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公司认证，聚酯切片、涤纶短纤和长丝国家标准样品均由仪征化纤研制。

（三）公司面临的问题

1、市场份额下降，竞争压力倍增

随着国内聚酯工业飞速发展，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迅速崛起，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公司产品市场份额不断下降。

2、效益不断下滑

近年来聚酯工业高速增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原料价格随着世界原油价格居高不下，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滑。

3、科技创新能力不够

与国外大公司相比，仪征化纤在工程化技术、新产品开发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4、机制和体制不适应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决策机制、分配制度等已经不适应以民营化为主体、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

二、企业战略环境分析

环境是机会与风险的统一体。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与考核的过程，是对环境分析、利用的过程，是发现、利用机会，回避风险的过程，因此，环境分析是战略制定的起点。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科学分析，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才能正确把握企业发展方向。

（一）企业宏观环境分析

通过采用PEST分析模型对企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政治法律环境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稳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法律环境也大大改善。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政府积极改善管理制度，加快与国际通行贸易规则接轨。国内资本市场对内外资全面开放，环保、安全、劳动卫生等方面要求日趋严格。随着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将进一步放开项目投资审批权限，纺织企业可根据市场自主进行项目投资建设。同时国家鼓励纺织化纤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增强国际竞争力。

2、经济环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GDP增长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达到11.67万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跨上一个重要台阶。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37.1%，达到8512亿美元，由上年居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3、社会文化环境

我国社会稳定，治安良好，人力资源丰富。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目前我国人口年均增长3000万，仅解决穿衣问题，每年就需增加聚酯需求量14万吨左右。尤其是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农民减负等政策的实施，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将逐步提高，化纤的消费量也将逐步增加。

4、技术环境

目前我国聚酯装备与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产聚酯装置比例大大提高。采用国产化聚酯技术能力占新增产能的65%，最大单线规模达到600吨/日。同时我国聚酯产品差别化开发也在不断进行，高模低缩、细旦、阻燃、吸湿排汗等差别化聚酯纤维产品陆续生产应用，非纤领域如聚酯容器包装、薄膜等也得到广泛应用。

（二）企业产业环境分析

1、产能产量高速增长，中国正成为世界聚酯生产基地。

1990年我国聚酯产能仅为104万吨，1997年为242万吨，1999年为395万吨。之后，在市场拉动、技术推动和机制带动下，我国聚酯产业进入了快速成长期。国内聚酯产能和产量分别从1999年的395万吨和359万吨猛增至2003年的约1380万吨和1030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36.7%和30.1%，远远高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水平。目前，我国正在成为世界聚酯的产销中心，现有聚酯产能分别占全球的32%和亚洲的47%，聚酯产量占全球的27%和亚洲的40%。

2、国内聚酯行业已成为完全竞争性行业。聚酯市场已进入全面竞争时代，民营企业迅猛增长，产业集群趋势明显，行业竞争日益加剧。

(1)我国聚酯行业的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国有及国有控股、民营、外资及合资企业多元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民营企业成为聚酯行业重要的新生力量，其聚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比重已超过50%。

(2)聚酯产能分布的地域集群趋势非常明显，江浙沪地区已成为我国聚酯产品的产销重心。至2003年底，江浙沪三地的聚酯产能占全国的67%，消费量则超过全国的80%。

(3)聚酯企业纷纷扩充产能，企业规模迅速扩大。1998年我国聚酯生产规模在30万吨/年以上的企业只有仪征化纤一家，到2003年底已达到了10家，国内前十名聚酯企业产能之和达到了56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能的40%。

3、产业链发展不协调、上下游产能增长不配套导致聚酯原料的进口依存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进口量有增无减。

目前我国聚酯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不协调，PTA和EG等上游原料产能与下游聚合能力严重不配套，聚酯原料的进口依存度过高，制约了聚酯工业的良性发展。2003年，我国进口PTA约470万吨，进口EG约260万吨，进口PX约98万吨，进口量同比继续增加，PTA、EG和PX的进口依存度分别高达52.8%、71.3%和35.3%。

（三）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通过对企业所处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仪征化纤所面临的机遇：

1、聚酯产品需求仍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市场空间广阔

到2010年，我国聚酯产品需求将净增1270万吨左右，年均增长11.36%，说明我国聚酯产品需求仍处于高成长周期，为仪征化纤进一步以低投资做大产能、摊薄成本提供了机遇。

2、聚酯产品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聚酯需求的增长将很大程度上依赖差别化、高附加值产品

目前，我国差别化聚酯纤维的比重仅为20%，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美国聚酯纤维服用、装饰用和产业用的比例是40∶33∶27，欧盟是44∶20∶36，我国是67∶20∶13。全球产业用纤维在整体纤维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将由1997年的1/3上升到2008年的1/2以上，而我国仅约占1/10。

3、民营企业等竞争对手在开发差别化和高附加值产品方面还没有到位

外资及合资企业凭借产品技术优势寻求扩大市场份额，而民营企业产能基本上是大规模、低成本复制，产品雷同。

4、面临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方面国家对聚酯行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逐步到位，市场竞争趋于规范，另一方面仪征化纤可以依托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和江苏沿江大开发的有利条件，利用产业集聚、市场分工和政策优惠，借力使力，有效发展。

当然，我们看到在良好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1.企业产品市场份额受到挤压

随着我国聚酯工业技术、资本市场对内外资全面开放，世界聚酯产业重心向我国转移，国际大公司加快向我国市场渗透，国内民营企业在完成资本积累后，利用技术和资金壁垒消除带来的契机，大举进入聚酯行业，目前已占据半壁江山。相对于国内民营和外资企业的高速发展，仪征化纤发展步伐相对缓慢，产品市场份额不断下降，聚酯产品市场占有率由1992年的30%，降至2002年的不足12%，目前则不到10%。

2.行业后进入者发展速度惊人

由于我国聚酯发展前景广阔，目前外资和民营企业均已拟订大规模的扩能计划。其中民营企业发展步伐最大，他们想抓住机遇，通过后三年的进一步发展，实现PTA自我配套，扩大规模，抢占份额，增强实力，在目前国有、民营、外资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抢先出头。

3.聚酯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下降

由于新兴的民营企业采用现代国产化聚酯技术，装置规模大，投资省，同时由于没有历史包袱，用工灵活，人工成本低，其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后发优势明显。而仪征化纤聚酯装置始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经过不断技术改造，产品质量有所提高，物耗能耗也不断下降，但由于装置建设早，投资高，装置规模小，人工成本相对较高，产品成本竞争力已显不足。

4.聚酯产品差别化水平不断提高

由于竞争激烈，普通聚酯加工产品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部分聚酯企业已将目光投向差别化、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

5.新型化纤品种正逐步实现工业化规模生产

目前技术含量高的新型化纤品种有PEN、PTT、PLA、氨纶、碳纤维等，这些新型化纤品种生产技术大多在国外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其中氨纶经国内企业多年生产摸索，已基本掌握生产技术，生产规模正在迅速扩大，成为化纤企业新的投资热点。

（四）企业的优势和劣势

仪征化纤是我国最大的聚酯生产基地，也是中国石化聚酯产业的重心，主要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料配套优势

聚酯、合成纤维是中石化的核心产业之一，仪征化纤被列为核心产业的重点企业。目前仪征化纤现有PTA产能85万吨，PX和EG原料由中国石化内兄弟企业的配套供应，有利于提高聚酯产品的竞争力。

2、产品规模优势

仪征化纤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实力比较雄厚。2003年聚酯产能约130万吨，世界排名第四，是世界知名聚酯制造商之一，并有中国石化作为坚强后盾。

3、技术领先优势

产品技术开发和工程化能力较强，是我国最早大规模进入聚酯行业的企业之一，到2004年公司已建成投产20年。产品在国内有较好的声誉，部分产品获国际认证，综合产品质量高于民营企业，属国内一流产品。

4、产品品牌优势

“白斯特”和“康祺”分别是仪征化纤产品品牌和服务品牌。由于产品质量稳定，售后服务好，经多年经营，其品牌在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

5、财务资金优势

仪化财务结构稳健，负债率较低，现金流量充裕。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约22.6%，仅为民营企业的1/3左右，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

6、人才优势

公司培养了一支在生产经营、研究开发等方面优秀的技术与管理队伍，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体系。

7、营销网络优势

仪征化纤地处市场腹地，营销网络健全，产品用户满意度较高。仪化主流产品是聚酯切片和涤纶短纤维，靠近市场，综合物流成本较低。仪化康祺营销网络遍布全国主流市场。公司五大主产品均有稳固的客户群，与重点用户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

8、土地资源、公用工程配套等优势

仪征化纤现有土地为建设初期一次性征用，其中预留发展用地可满足公司今后五年规划发展项目的需要；同时企业配套有热电厂、给排水厂、动力厂等辅助生产设施，为生产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9、产品结构趋于合理

1997年始，仪征化纤结合四期工程建设，对产品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与1997年相比，聚酯切片差别化率从几乎没有提高到57.3%，纤维差别化率从15.54%提高到41%，产品品种由50个增加到289个。

虽然仪征化纤存在以上优势，但我们也注意到，与国内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料资源制约着企业进一步发展

随着聚酯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原料成本已占聚酯产品制造成本的70%以上。由于近几年，我国聚酯发展迅猛，原料供求失衡，价格不断攀升，导致聚酯企业的竞争转向原料资源的争夺，原料资源对企业生存、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仪征化纤两大主要原料PTA和EG，只有PTA部分自给，配套率不到70%。随着公司聚酯产能继续增长，原料自给率还要逐年降低。因此，原料资源配套不足将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2.汽、电等公用工程配套瓶颈将开始出现

公用工程配套齐全并且有一定的富余一直是仪征化纤优于民营企业、保持领先的另一重要原因。随着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公用工程的供应将出现紧张，尤其是汽电需求方面。由于最近各地方均不同程度出现电荒，许多企业被迫限电生产，开工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3.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降低，规模优势已不明显

近年来公司聚酯产能在国内总产能中所占比例迅速减少，调控国内聚酯市场的能力迅速减弱。1995年公司聚酯产能几乎占全国的1/3，1998年下降到1/4，2000年再下降到1/5，到2003年已不到1/10。同时，仪化产业链偏窄，纤维差别化、聚酯专用料生产能力比重偏低。至2003年底，公司瓶级聚酯能力不足全国的10%，聚酯专用料满足不了市场需求。随着民营企业大容量聚酯装置纷纷上马，仪征化纤原有规模优势已不明显。

4.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人均产能和劳动生产率偏低

2003年，仪征化纤人均产能约90吨，人均销售收入约9万美元。而美国KoSa和伊士曼、台湾南亚和远东纺织等公司的人均产能在210－610吨，人均销售收入15－30万美元，差距较大。

5.与民营企业相比，生产成本高

差距主要表现在人工、管理、折旧、维修、包装和仓储运输等成本费用上。据资料显示，优秀民营企业人工成本比仪征化纤低约100元/吨，折旧费低约80元/吨，管理费用低约50元/吨，维修费低约25元/吨。

6.与外资或合资企业相比，产品附加值低，持续创新能力不强

仪征化纤聚酯产品的结构比例，优于国内同行，与台韩公司相当，不过产品的具体规格、用途与量的大小及在质量上存在一定差距。远东纺织60%的聚酯短纤和全部切片已全部实现非纺织用途。南亚纤维产品规格多，仅长丝就有417种规格，其中高附加值规格占77.5%，高于台湾地区39.8%的比率。远纺的工业丝及瓶级切片、南亚的超细纤维和家饰用填充级短纤、汇维仕差别化短纤维领先同行。

7.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灵活，如用工不活，薪酬与市场脱轨，机构庞大，决策机制复杂等等，这些弊端不利于企业降低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不利于吸引优秀人才，不利于及时把握市场机会。

8.国际市场尚未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不利于参与世界竞争

三、发展战略的建议

通过对仪征化纤战略环境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企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和劣势互现。作为尚处于高速发展中的聚酯企业，如何在发展中把握方向，及早甩开包袱，轻装前进，战略选择和实施就显得异常重要。

（一）战略选择

通过采用SWOT分析模型对仪征化纤企业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存在的机会和威胁进行分析（见表2）。

机会

仪征化纤在聚酯行业中市场机会大于存在的威胁，虽然民营企业的冲击和竞争影响较大，但内部优势仍比较明显。因此应当采用成长型发展战略，即采用集中化低成本战略，发展优势产品，特别是国内缺口较大的聚酯原料的发展，以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二）发展战略建议

1、充分依托中国石化的原料互供优势，加快聚酯原料的配套建设

在做好两套PTA装置稳定生产的同时，抓紧进行第三套100万吨PTA装置的规划建设工作，尽快形成年产200万吨的PTA产能，以进一步提高原料配套能力，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同时，通过多种途径与方法，在资源竞争力强的地区，以合资、参股等方式与国际国内石油化工企业建设PX原料与EG原料的生产基地，确保上述原料稳定供应，使仪征化纤的产业链逐步向上游原料推进，以避开与民营企业的低水平竞争。

2、进一步发展聚酯总量

根据我国纤维消费总量与GDP的关系以及纺织纤维本身的成长性，结合英国PCI、美国CMAI和中国化纤行业等相关信息机构的预测，我们预计在2003-2010年期间，我国聚酯产品的需求仍将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需求量将从2003年的113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400万吨，比2003年翻一番多。为仪征化纤进一步发展聚酯产能提供了市场机会。

具体品种主要是进一步扩大有竞争能力的涤纶短纤、瓶级聚酯、聚酯专用料切片等品种，实施大规模低成本发展，通过以较低的投资，迅速提高优势产品的生产能力，保持优势产品的市场份额。通过优势产品产能的迅速提高，进一步显现公用工程的配套能力，可分流富余人员，摊薄固定成本和人工成本。由于公司现有的国有企业机制和体制，在项目规划和建设中，尽量规避劳动密集型项目和技术含量低的产品的项目，降低市场风险。如涤纶长丝及DTY项目等。

3、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抓好产品、技术和产业升级，发展专有技术

研究开发新型催化剂、添加剂和助剂，提高现有聚酯装置生产能力；加大对核心技术、专有技术、优势产品的科技投入，尽快形成一批自己的核心技术、专有技术和优势产品。积极发展附加值高的服装用、产业用、装饰用纤维和瓶用聚酯产品，调优产品结构。对新材料及新型化纤产品开展前期开发的战略研究工作，积极稳妥地向其它纤维(包括PEN、PTT、Tencell等特种纤维)领域拓展。在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开发的同时，要加强技术保密和保护工作。

4、进一步进行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改革

仪征化纤应积极根据当前聚酯产业高度民营化的市场状况，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改革，通过激发人才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进行企业的三次创业。新建项目可通过与国际、国内著名厂商合资合作建设，利用其技术、品牌、市场和机制，使项目具有综合竞争能力。

5、重视资本运营

资本经营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企业或资产并购实现低成本、超常规快速发展的有效手段，它寻求生产经营能力的快速扩大和资本增值。资本运营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投资、参股、控股、购买、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国际国内资本运营的案例很多，成功的、失败的都有，是一把双刃剑。“八五”及“九五”期间，仪化股份公司及集团公司曾通过资本运营，先后兼并了佛山化纤、扬州合成化工厂、常州大明和无锡大通公司等单位，但兼并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内市场经济机制尚不完善，公司又缺乏这方面的管理人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完善，我们可以考虑对市场腹地的优质资产进行资本运营，达到占领市场的目的。因此，一方面公司新项目的建设要与新体制、新机制相结合，通过与国际、国内著名厂商合资合作建设，引进其技术、品牌、市场和机制，使新上项目具有综合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新装置可以采用合资或参股等方式，在市场腹地进行建设。同时随着国内聚酯业竞争的加剧，我们可以在市场腹地择机收购一些有潜质的聚酯企业，以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换取竞争优势。同时也要重视品牌运营。

6、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随着国内聚酯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将建设成为世界聚酯工业制造基地。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扩大国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要以发展的眼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把仪征化纤打造成为国际一流聚酯企业，跳出国内聚酯企业低水平价格竞争的泥潭。

总之，加快结构调整与发展战略的实施，是仪征化纤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是实现集中化、低成本战略的必由之路。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崛起，产能不断膨胀，必须上下一致，增强危机意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压力中求发展，在竞争中求生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当然，讲发展，不是一味地追求低水平产能的扩大，而要同经济效益相结合，大力发展优势产品，发展有竞争力的产品，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要放大优势，培育特色，差别竞争，错位发展，迅速增强公司综合经济实力。要把发展战略作为第一要务，万众一心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齐心协力抢市场。通过持续的结构调整与发展，把仪征化纤培养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综合竞争能力和赢利能力的化工化纤企业。

参考文献：

1.常桦，《迈克尔·波特-完全竞争战略》，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

2.[英]RONSEWELL著，姜法奎等译，《核心竞争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篇6

一、内部控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回溯

20世纪40年代以后，内部控制实践与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突飞猛进的发展，内部控制完成了其主体内容的构建，其各项构成要素和控制措施也零星可见，散布于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和实务中，但未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把内部控制当作管理的附属。1949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审计程序委员会在《内部控制，一种协调制度要素及其对管理当局和独立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的特别报告中，承认内部控制超越了与财务部门直接相关的事项。1958年10月，该委员会的第29号审计程序公告《独立审计人员评价内部控制的范围》，对内部控制的定义重新进行了表述，将内部控制划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两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西方学术界在对内部控制理论进行研究时，亦已认识到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联系性，但重点逐步从一般含义向具体内容深化。这一变化的标志是1988年4月AICPA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规定从1990年1月起以文告取代1972年的《审计准则公告第1号》。该公告的颁布和实施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它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一词代替原有的“内部控制”。指出：“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为提供企业特定目标的合理保证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并明确解释了内部控制结构的三要素，即控制环境、会计制度、控制程序及它们的具体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由美国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国际内部审计人员协会等组织参与的“发起组织委员会”（简称为COSO）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6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审计准则公告第78号》，全面接受COSO报告的内容，并从1997年1月起取代1988年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公告中指出内部控制是由一个企业董事会、管理阶层和其他人员实现的过程。旨在为实现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等目标提供保证。将内部控制结构分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5个要素。

纵观内部控制的产生和发展历史轨迹，其理论和概念的演变就本质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形成阶段和发展与完善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对内部控制的认识源于内部牵制的理论假设，这一阶段的特点为：在企业内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内部控制措施、程序和方法，基本上形成了业务处理程序化、业务分工标准化、企业员工间协作与制约制度化，以及与经营目标关联化的理论格局。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理论在于以内部会计控制为主，重点集中在如何防弊纠错上，使内部控制在面对企业管理实际时显得过于消极和狭窄。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影响，以及90年代信息产业和高风险行业兴起的冲击，学术界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内部控制结构和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两种观点。虽然二者存在有一定的差异，但这一阶段的理论特点则反映了人们对内部控制研究重点的转移，即逐步从一般向具体深化，并将内部控制“要素化”，体现了内部控制源于管理阶层的经营方式与管理过程相结合的特点。

二、内部控制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根源

（一）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理论是企业内部控制建立的方法论

20世纪40年代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生产技术的空前提高，其结果导致了生产迅速增长。一方面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形成了跨越地域的经济垄断集团；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规模扩大，内部职能部门增加，更需要从企业内部进行协调，以达到节约资源、防止差错和舞弊、提高经营效率等经营目标。因此，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建立包括组织机构、业务程序等在内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机制。而此时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的形成恰好为内部控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持。就控制论而言，它是一种研究由各种耦合元素组成的系统的调节和控制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尤其是以研究系统和经济过程如何发挥其功能、如何控制经济过程为目的的经济控制论，成为内部控制的理论依据之一。这是因为内部控制理论在研究每个具体组织的内部经营管理过程，研究每个单位如何发挥它们应有的管理功能及如何对管理过程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时所设立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机制和控制的方法与手段，正是依照控制论的一般原理。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信息论也是内部控制的理论基础。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控制实质上就是一个通过收集、筛选、加工、传输的信息反馈的过程，以指导物流和资金流，按预定目标运行的有效调控机制，其中信息是控制的源泉和依据。它的真实性、及时性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之一。系统论的诞生，不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而且给人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引起了管理方式的巨大变化。依照这一理论观点，把企业当作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若干要素组成的系统，而内部控制则是这一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二）委托理论是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和完善的内在根源

按委托理论涉及的领域来分析，它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人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其授权范围内，以人的名义进行相应的活动。从这一理论形成的现实背景可以看出，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企业从个体业主形式转向合伙制，最后变成公司制形式，是委托———这一问题产生的源头；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资本高度聚集和经营职能的高度专业化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该理论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从企业总体发展的趋势及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公司制企业是一种最高的企业组织形式，即，投资人或股东将企业资产的经营活动权交由经营管理阶层承担，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特别是它们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委托———关系存在成为必然。可见，企业作为一张由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契约组织，是多种委托———关系的集合，为使企业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建立健全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是解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内部机理。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实践也证实了委托理论是其发展和完善的内在根源。

（三）审计方法的改变和审计人员法律责任的增强是内部控制理论发展的推进器

在审计发展的初期，审计方法主要采取详细审查，详细检查企业全部会计凭证，计算复核所有账户余额，进行账证、账账核对。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业务活动日趋繁杂，无疑于对传统的审计方法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抽样审计的方法便应运而生。抽样审计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增加的审计任务带来的难以进行详细审计的问题，但却带来了由于审计人员主观判断而形成的审计结论可信度下降的现实情况。另外，如前所述，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净资产的拥有者（投资者和债权人）迫切要求企业管理阶层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为此，许多国家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来督促企业外部审计人员更加注重内部控制的审查，一系列案件的发生和有关法令的颁布，在增强审计人员法律责任的同时，也使企业注重自身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以尽量避免注册会计师拒绝接受委托审计或提出保留性的审计意见。

（四）政府是内部控制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从内部控制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之所以如此迅速，除企业内部管理要求的一系列因素外，政府是推动其发展的一种主要外部力量。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内部控制的实施。如1977年的《反国外行贿法案》中规定了每个企业应建立内部控制制度；针对80年代美国出现的一些舞弊性财务报告和企业“突发”破产事件，招致了国会一些议员对财务报告制度提出了质疑，其中所关注之一，是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恰当性。为此，成立了“反对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内部控制标准和指南，其工作成果就是著名的COSO报告。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既对以往内部控制定义进行了修正，又为设计更广泛的内部控制系统提供了指南。我国政府于1996年12月，由财政部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和审计风险》，以及199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等一系列规定和通知，在推动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实践的同时，也大大地推动了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高建兵。委托关系与会计控制权浅论[J].财会月刊，2000（4）。

[2]马崇明，贾成。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的发展与完善[J].当代财经，2000（12）。

[3]史金平。现代企业的委托[J].经济史，2000（2）。

[4]吴水澎，陈汉文，邵贤弟。论改进我国企业内部控制[J].会计研究，2000（9）。

[5]李风鸣，韩晓梅。内部控制理论的历史演进与未来展望[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1（7）。

[6]周晓蓉。我国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探讨[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7）。

篇7

城市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商业问题，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统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就汉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及其制约因素等相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江南地域范围与城市建置若干特点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但“江南”者何?其空间范围有多大?古人对此解说殊异，各有所云。

考诸《史记》、《汉书》，有时往往将“江南”指为某一特定而具体的地域。据《史记·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越王勾践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各家在对《史记》作注时，解释也各有歧义，如裴駰《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而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汉书·地理志》称：南郡“夷道县”，“莽曰江南”。这里，或将“巫郡”与“江南”、“江南”与“泗上”并列，或以“江南”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并列，甚至将“江南”或释为“丹阳”，或释为“豫章、长沙”，或谓之曰“夷道县”。于此诸多事例说明，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县，似无可疑。

但文献中，有时又将“江南”泛指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②的统称。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同书又云：“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根据地理条件、物产分布等，把当时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以南的许多郡国，当很显然。③

古人地理观念尚欠精审，加之文献记载的着眼点有别，所以有关“江南”的地域范围也就说法不一，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吴郡(东汉)、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汉代荆、扬二州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④至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列国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险要之地及交通要冲皆普遍设城。正所谓：“御外之道，莫若设险；制胜之方，莫若因形。重门纛折，设险也；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得到迅速发展。《战国策·赵策》云：“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则寥若晨星，仅有吴城、郢都等几座较大的城市。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推行郡县统治，江南地区已出现了会稽、闽中、南郡、长沙、黔中、九江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可考的县治大约有38个左右。到西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国。”⑦加强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汉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在江南，先后增设了豫章、丹阳、江夏、武陵、零陵、桂阳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长沙和会稽等三个郡级行政区，共有九个郡国，县治140个。东汉时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垦辟，又在会稽北部分置吴郡，县城进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郡县级城市体系业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状况与黄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发展也与之有着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较为稀疏。为说明问题，我们把荆、扬二州长江以南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扬州之会稽、丹阳、豫章三郡，总面积44588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31％，县级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为7310平方公里一城；荆州之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等六个郡国，面积42660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0．82％，县级城市79座，平均密度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国103，县邑1314，道32，侯国241，合计县级城市1587座。而荆扬二州之江南城市，西汉140座，占全国城市的9％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期的淮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情况又如何呢?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以州部为单位，列置各州部城市分布密度表如下：

综合上表各项数据，江淮问之豫州、徐州总面积160236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4．05％，有县级城市240座，平均668平方公里一座；黄河中下游的司隶部、兖州、青州、冀州，总面积为352649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8．98％，有县级城市496座，平均为711平方公里一座，平均密度远远高于长江以南的荆、扬二州。

城市分布密度，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农村，经济上却依赖农村。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而言，要做到朝令夕至，一个县治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保持在方圆数百里之内；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业税的条件下，维持一个县级政权至少要控制几千户纳税农民。这样，在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内，至少要有数千户居民方可划为一县，建立一个县级城市。在地域与居民两个条件中，居民数对设县立治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践祚之初，面对户口耗减，不得不“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⑨便是例证。在中原，由于地狭人众，县的辖境一般只有数百平方公里，县级城市分布密度很高。而江南“地广人稀”，县的辖境自然较大，城市分布密度也就很低，一般在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设一县。

2、就江南内部而言，其城市发展也极不平衡。江南北部沿长江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流域的城市密度又比江南南部要高一些。如会稽南部，面积158568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11326平方公里一座；而会稽北部，面积68835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5295平方公里一座，其密度高出会稽南部一倍以上。同样，在豫章郡的18座城市中，有110处于鄱阳湖之滨，其密度远远高出豫章之南部。城市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江南地区，地貌构造多以丘陵为主，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开发极为不易。而地处长江沿岸的江汉平原、鄱阳湖、太湖冲积平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发，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口也相对较多，所以城市发展较快，密度相对要高。而江南南部，原多为越族所居。《汉书·朱买臣传》称：“越，非有城郭里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开发程度不高，城市密度也就很低。

3、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江南城市除吴城等极少数城市有一定的规模外，大多数城市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下。如丹阳郡之春谷县城面积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县城面积为0．39平方公里，芜湖县城面积为0．12平方公里；⑩豫章郡之枭阳县城，面积接近1平方公里，⑾昌邑古城面积为0．24平方公里；⑿福建崇安县城村汉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面积约0．48平方公里，据初步推测，城村汉城是汉灭闽越之后的冶县县治“冶城”。⒀

城市规模的大小，与人口密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四万户以上的县有长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阳翟、彭城等。而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据东汉应劭《汉官仪》称：“荆扬之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县令”。⒁按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荆扬之江南七郡仅临湘、南昌、吴三县超过万户，可见江南之县户口稀少，所以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江南城市分布稀疏、呈区域内不平衡发展，城市规模普遍较小，这些都是由江南经济发展及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就整个南方而言，从秦38座城市到西汉140座，东汉144座，增长了近3倍，其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也和秦汉时期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二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

毋庸讳言，两汉时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为行政统治中心和军事镇压基地，有着强烈的政治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在逐渐增强，这突出表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日趋频繁。

(一)区域性商业都会出现

城市是商业活动集中的场所，因而也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两汉时期，地理要冲城市业已成为区域性商业都会，如吴城和江陵。

吴城(今江苏苏州市)，又名姑苏城，是春秋吴王阖闾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所修建。作为当时的都城，其城区规模较大，周围23．5公里，开水陆门各8个，城中又有小城，周围6公里。至秦统一后，为会稽郡治，汉代因之，东汉为吴郡郡治，长期为吴越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肥沃的太湖流域，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吴王刘濞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国用饶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说明其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交通便捷。《越绝书·吴地传》载：“吴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漅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长江，南通过江南河沟通钱塘江。《史记·河渠书》也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陆路，可北循陆道直抵无锡历山，西循九曲路达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吴越之地的盐、铜、越布等产品通过这些商路输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国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基础。特别是商业更为发达。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⒃《战国策·楚策》记：“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这里，楚国当指郢都，说明郢人口众多，所以尽管当地是出稻米之区，食、薪仍然昂贵。而行人车辆拥挤，正是人口密集、市场繁荣、贸易发达的具体表现。后来郢都虽被白起所焚坏，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陵仍然是全国重要都市之一，所谓：“江陵亦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说明江陵腹地资源丰富。据司马相如《子虚赋》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参差，日月蔽虧；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榩梨梬栗，橘柚芬芳”；“西通巫巴”，证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经济区保持联系；同时北上陈、宛(今河南南阳市)和中原可以往来；东通江、淮，和吴越经济区交往。江南所产梓、梗柟、姜、桂、金、锡等物品通过江陵行销各地。而各地物产，亦通过江陵，散销江南腹地。

(二)商业形态多样

汉代江南商业就其性质而论有官营和私营；从形态上讲，又分贩运贸易和店铺零售等几种形式。

1、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买卖的一种商业形式，它是以官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汉代官手工业已在江南部分郡县有所出现，如下表：

从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来看，主要包括煮盐冶铁，生产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官营手工业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们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银铜器等；其二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等；其三是一些特色产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产品大多投放市场，进人流通领域，形成官营商品。

官营商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盐铁专卖。在江南主要是通过分布于上述的盐、铁官实行统供调拨，控制经营。其二是均输平准。均输平准实行于桑弘羊受任为大司农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这是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的一项商业国营措施。《盐铁论·本议篇》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可见，均输、平准把贡物商品化；同时，利用国家雄厚的财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部分地取代商人贩运贸易的职能，使利润归于国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为赋，而相灌输”。

当然，官营商业虽然控制了国计民生的商品销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这也为其他商业形态存在提供了条件。

2、贩运贸易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在秦汉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舨”、“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它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

江南地区贩运贸易起源甚早。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⒄战国时楚国鄂君长途贩运，舟车路线达十几个城，范围遍及三楚地区⒅。可见贩运面之广，路途之远。

至汉代，在统一局面下，江南贩运贸易进一步发展。参与贩运的不仅有富商大贾，而且也有小股资金的合伙经营。江陵凤凰山汉简就有“中舨共侍约”，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十人相与为贩，约人贩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舨，即贩直行共侍(持)。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庸(佣)贾，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以器物，毁伤之及亡，贩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贩吏令会不会：(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贩吏，枲(集)器物及人。贩吏秦仲。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民间合伙经营的资金很少，人均仅200钱。但其规定却比较细密，对因病不能参预买卖者，对器物不备或器物损坏者以及不参加聚会或虽去聚会，但财物账目不清者均要处罚；而且设有贩长、贩吏具体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这足以证明，当时江陵一带民间商贩合伙经营形式比较普遍，发育得比较成熟。

3、店铺零售

贩运贸易主要是调节地区间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还多依赖店铺零售。这在秦汉文献中称为“坐列贩卖”。如《汉书·食货志》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师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时)市中卖物行也”。在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专门记载从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帐单。据有人考证：“(丁)组简所记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人，从张母称呼看，似非雇佣关系，应是合股经营商贩，由贩长统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贩卖’”。⒇

(三)区域商品交流频繁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江南，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区域，亦介入其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内腹地区商业交流。司马迁在论及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的关系时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把它们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经济圈。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过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阳而行销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则通过宛、江陵再散销江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有一简就记载：“上官乙人圣二户贩马郃少一日。”[21]这是江陵贩马之记事，马产于中原，其购销渠道主要是通过较北的宛而输入的。湖北之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当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记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当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素”、“市府”、“市府饱”、“市府草”等戮记。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记。据有人考证：“‘成市’和‘南乡’、‘北市’戮记的性质既明，便能判断马王堆一号汉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输入路线，据有人考证：“江陵等南方楚地通过南北交往问最大的商业城市宛市与长安沟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楚地”。[23]另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京师贵戚死后制作棺椁“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贵戚豪门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销京师洛阳，其北上路线估计是从江陵经陈至宛而行销洛阳。

2、吴越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商业交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基本上把吴楚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划为一体。当时东楚的重要商业都会吴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广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联系起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过江北之重要的商业市场寿春、合肥与淮河流域保持联系。“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之铁器，多是通过这种渠道输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汉代的制农具铲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铭，证明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4]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东阳田器志”中记载的铁臿、鉏(锄)，也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71件，农具18，其中铁犁一件，它的形制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估计也是通过淮河流域的郡县输入。

3、江南与岭南商业联系。江南和岭南毗连，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南越时，就与长沙国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工具铁器及牛、马、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以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因此发兵攻打长沙国，便是例证。至武帝灭南越，设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岭南与江南贸易往来就更为频繁。《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岭道和灵渠等。在海上，则是通过会稽的东冶上下往来。《后汉书·郑弘传》云：“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在东汉，为了更好适应日渐频繁的商业往来，当时毗邻岭南的桂阳郡太守卫宏在含涯、浈阳、曲江三县“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26]章帝时“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27]桓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开辟水路，繁盛商业：“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28]“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29]这些道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江南与岭南的联系。同时。岭南又是中国与东南海上各国的前哨，外国商品传到岭南以后，又能从江南传入中原内腹地区。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与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发岭南所需的“金铁器马牛羊”等；而岭南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白壁、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珊瑚树、荔枝、岭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还存在一定的海外贸易。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时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数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数万家，其志土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州者”。证明江南同东南海上贸易的存在。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国看到巴蜀物产邛杖、蜀布，而当地人说系由商人从身毒国(印度)贩运而来；东汉时为与掸国、天竺、大秦等进行铜铁、毛织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贸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两汉看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30]

三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及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江南虽然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活动。但同中原及关中地区相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较低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江南自给自足性经济成分仍然很高。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从城乡市场的联系来看，为广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非家庭所能制作的盐铁两项。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商品意识，故“千金之家”还是少数。

其二，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手工业作坊较少。当时全国设在各地的工官有8处，而在江南没有一处；设铁官49处，而江南仅有耒阳1处，占2％；设盐官37处，而江南仅有巫、海盐等2处，占5％。我国考古工作者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各地发掘汉代冶铁遗址30余处，有的规模十分宏大，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却没有在江南发现一处。同样，民间手工作坊亦相对较少，致使江南作为商品交换的多为方物特产。

其三，商业市场相对较少，且规模较小。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二十个，其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区，江南仅有江陵和吴二处，占10％左右。而且规模亦较小，象长安九市，临淄“市租千金”的商业市场，江南没有。江陵、吴城和成都仅是区域性的小市场。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的发达，北方确实远远超过南方。经济重心在北方，商业中心亦在北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诸因素制约着江南商业的发展。

其一，自然资源丰富，人们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人们缺乏开拓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为：“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其二，地广人稀，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少。江南地域面积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22,13％左右，而人口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时仅有3，444，947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97％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3．95人／平方公里；到东汉，虽然有大量人口南迁，但至顺帝时也仅有7，307，675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26％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8．3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不高，很难分离出富余人员去从事商业买卖。

其三，远离政治中心，开发程度不高。两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之地。汉王朝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开发。国家的农业、手工业投资亦多有偏重，使得其整体经济环境良好，市场机制活跃，为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广大的江南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且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政府尚无暇顾及这一的开发，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自然不会很高。

其四，城市分布稀疏，且规模较小。传统社会，作为商品交换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其消费对象主体并不在农村，而是城市中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所以，商品经济发达与否，与其城市分布密度及城市中的消费人口的多寡休戚相关。江南地区，由于城市分布稀疏到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也增加了运往市场的商品成本。再加上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消费人口相对较少，扩大不了商品的需求量，商品经济很难繁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60《三王世家》。

③王子今：《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战国策·赵策》。

⑤《玉海》卷174。

⑥《汉书》卷1《高帝纪》。

⑦《汉书》卷28《地理志》。

⑧详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⑩张南等：《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第6期。

⑾《枭阳城址初步考察》，《考古》1983年第7期。

⑿《江西新建县昌邑古城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

⒀《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1期。

⒁《续汉书》卷25《百官志》注引。

⒂《汉书》卷35《荆燕吴传》。

⒃《北堂书抄》卷29引。

⒄《史记》卷61《货殖列传》。

⒅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85页。

⒆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

⒇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

[21]见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页。

[22]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23]《关于凤凰山168号汉墓座谈纪要》，载《文物》1975年第9期。

[24]《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车器和汉代铁器》，载《考古》1965年第6期。

[25]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6]《后汉书》卷76，《循史传》。

[27]《后汉书》卷23，《郑弘传》。

篇8

《办法》的颁布要求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必须重视网上银行系统的建设，重视网上业务的拓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网上银行系统，尽快实现与人民银行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对接，更好地为企业提供电子商业汇票服务，增加自身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一个稳定、安全、可靠、便捷的网上银行系统，可以提高银行在业界的竞争力。在建设网上银行系统的过程中，要注重运用新的技术，保证与企业的资源计划系统完美结合，提高管理手段和水平，加快企业和银行间的信息共享。在建设完善网上银行系统的同时，还要注重营销手段运用[1]。《办法》颁布必然会促进电子商业汇票市场的繁荣，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会变得越来越大，闷头搞建设容易丧失战略发展机遇，所以，银行在扩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时应注重营销手段的运用，加快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推广，吸引在交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成为我们的客户。这是因为交易核心企业的选择将会促使周边企业选择同一家银行办理电子汇票业务，继而减少接收、转发、存储电子商业汇票的流程。

2.促使银行对汇票业务进行调整

相对于纸质商业汇票，电子商业汇票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电子商业汇票可以节省大量的的印刷、登记保管、远距离交付等成本，并且唯一的票据号码和严格认证的电子签名使得电子汇票更加的安全，减轻了管理负担，缩小了业务成本，从这一方面来看，银行有足够的动力开展电子汇票业务，引导企业减少对纸质商业汇票的使用。对于企业而言，电子商业汇票更容易申请，申请材料和成本少，能有效地避免损毁、遗失、被盗、被抢等意外状况的发生，电子商业汇票的手续费更低，尤其是《办法》把电子商业汇票延长至1年后，电子商业汇票更加实用，从这一方面来看，企业对电子商业汇票持开放态度，能有意识、主动地减少纸质商业汇票的使用，增加电子商业汇票的使用。综合这两方面，商业银行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所以银行应对自身的汇票业务构成进行调整，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及时规避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中存在的风险。

3.对银行的经营收益提出了挑战

《办法》把财务公司承兑的电子汇票调整为银行承兑汇票，这一调整很大程度地释放了财务公司的功能和作用，对整个金融市场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利用电子商业汇票，财务公司可以克服没有分支机构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财务公司系统能直接接入人民银行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成为电子票据市场的直接参与者，签开银行承兑汇票，使得财务公司有能力取代商业银行向其所属集团下的各企业提供电子商业汇票的开票、承兑、贴现和集中结算等服务。在这之前，这些集团企业都是银行优质客户，大量电子票据流动为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并且，财务公司所属的集团公司为了降低内部融资成本和财务管理成本确定会逐步减少对商业银行贴现和贷款、结算等业务的依赖，建立自身内部金融系统。所以说，银行的承兑、贴现、贷款、结算等业务将会有所减低，银行相关的经营收益会有所下降。

4.引导银行强化风向管理

随着电子票据市场的发展，银行的电子商业汇票的业务将会逐步增加，尽管电子商业汇票本身具有很高的安全性，但从整体业务上来看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相对于企业金融业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起步较晚，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说，企业应强化风险管理的理念。首先，应培养银行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除了严格执行现有的电子票据的规整和流程外，还应有计划有目标地把风险管理意识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尽可能避免风险的发生。建立对应的风险及评价体系，鼓励员工参与到企业的风险管理中。其次，构建健全的风险控制制度，对各个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优化，提升银行资金的流动能力，拓展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调控的能力[2]。再次，创新中间业务，提高待用资产负债的流通程度，加强与理财、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进行合作，扩展中间业务。最后，积极引进风险管理人才，随着电子票据的市场细化和分工，该领域的风险管理人才将非常紧缺，除了积极从外部引进风险管理人才外，还应注重对银行内部人才的培养，因为原有员工更熟悉银行现有的业务，对内部的风险认识的也更加深刻。

篇9

近年，世界风力发电如雨后春笋，逐年以二位数速度迅猛增长，截至1998年，全球装机9689MW。装机容量前10名的国家是：德国2874MW、美国1890MW、丹麦1400MW、印度968MW、西班牙834MW、荷兰364MW、英国331MW、中国223MW、意大利180MW和瑞典174MW。

我国风力发电起步于80年代末，集中在沿海和新疆、内蒙风能带。1986～1994年试点，1994年新疆达坂城2号风场首次突破装机10MW(当年全国装机25MW)，4年后，全国装机223MW，增长9倍，占全球风力发电装机的2.3%。

2各国政府的激励政策

2.1美国

a)1978年通过“公共事业管理法”规定电力公司必须收购独立发电系统电力，以“可避免成本”作为上网电价的基础，对包括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实行抵税政策，即风力发电投资总额15%可以从当年联邦所得税中抵扣(通常投资抵税为10%，由此风力发电投资抵税率为25%)，同时，其形成的固定资产免交财产税。在此基础上，加利福尼亚州能源委出台“第4号特殊条款”，要求电力公司以当时天然气发电电价趋势作为“可避免成本”计入上网电价，签订10年不变购电合同(每千瓦时11～13美分)。这段时间加利福尼亚州风力发电发展迅猛，出现该州风力发电占全国风力发电的80%，1986年取消优惠政策，发展速度立即下降。

b)1992年颁布“能源法”，政府从鼓励装机转到鼓励多发电，由投资抵税变为发电量抵税，每千瓦时风力发电量抵税1.5美分，从投产之日起享受10年。

c)1996年美国能源部“888号指令”，发电、输电和供电分离，鼓励竞争。

d)美国能源部围绕2002年风电电价降到2.5美分／kWh、2005年风力发电设备世界市场占有率25%、2010年装机10GW等目标，拔专款支持科研和制造单位进行科学研究。

e)推行“绿色电价”，即居民自愿以高出正常电价10%的费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电量。

2.2德国

1990年议会批准“电力供应法案”，规定电力公司必须让可再生能源上网，全部收购，以当地售电价90%作上网价，与常规发电成本的差价由当地电网承担。政府对风力发电投资进行直接补贴，450～2000kW的机组，每千瓦补贴120美元；对风力发电开发商提供优惠的低息贷款；扶持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业，规定制造商在发展中开发风力发电，最多可获得装备出口价格70%的出口信贷补贴。

在政府激励政策推动下，1995年德国投产风力发电495MW，1996年364MW，跃居世界之首。但是，实施风力发电差价完全由当地电网承担的政策，引发一些电力公司上诉到联邦议会。

2.3印度

a)设立非常规能源部，管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低息贷款和项目融资。

b)政府提供10%～15%装备投资补贴，将风力发电的投资计入其它经营产业的成本，用抵扣所得税补贴开发商。5年免税。整机进口关税税率25%，散件进口为零税率。有些邦还减免销售税。

c)电力电量转移和电量贮存政策：开发商可以在任何电网使用自己风机发出的电力电量。电力公司只收2%手续费。风机发出电量贮存使用长达8个月。开发商也可以通过电网卖给第三方。

d)为风力发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提供联网方便。

e)设最低保护价，一般为每千瓦时5.8～7.4美分。

印度扶持政策是在严重缺电的情况下形成的。1995年印度风力发电投产430MW，1996年投产251MW，是发展中国家风力发电发展最快的国家。

2.4中国

起步晚，发展快，但扶持风力发电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政策。

a)政府积极组织国外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贷款，在一定条件下给予2%贴息；风力发电项目在还款期内，实行“还本付息＋合理利润”电价，高出电网平均电价的部分由电网分摊；还本付息期结束后，按电网平均电价确定。

b)1998年实行大型风力发电设备免进口关税，发电环节增值税暂为6%。

c)地方对征地及电力部门在联网上给予优惠。

世界各国扶持力度各异，进程不一，

3影响中国风电商业化的因素

当前，风力发电商业化的突出问题是：单位造价偏高(国内“双加”工程9800～10500元／kW)，风资源特点决定设备年利用小时仅2500～3400h，再加上其它原因，使上网电价偏高。影响上网电价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3.1工程费用

以某一实施中的工程为例，各项工程的费用所占百分比为：机组61.1%，塔架6.4%，土地3.0%，勘测设计1.8%，风场配套24.0%，输电工程3.2%。其中机组占极大的比例，如果降低其成本，能大幅度减少工程造价。

3.2资金渠道

风力发电成本中85%取决于建设工程费用。工程投资中除了法定资本金外，大部分由各种信贷解决，贷款条件(利率、还款期和手续费等)对项目财务评价影响很大。外国政府优惠贷款，还款期长，利率较优惠；国际金融贷款，中长期，利率较优惠；国家政策性贷款，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贴息2%；商业银行贷款，还款期短，利率高。

目前，政府对风力发电没有投资补贴，优惠资金渠道不多，如果政府不采取扶待政策，恐怕风力发电建设资金渠道会较长时间影响风力发电的规模发展。

3.3税收

1998年起免征大型风机进口关税，这对风力发电建设是很大的扶持。(在未免征之前，关税率24.02%，提高整个工程造价15%)。

发电环节增值税：风力发电成本电价本来就高，又没有进项税扣减，不论征收6%或17%，都会使上网电价按比例上升。

对于所得税，可再生能源项目目前没有任何优惠，不论对经营者收益或上网电价核算都有很大的影响。

3.4投资合理收益率

以审议中的一个项目为例：总装机15MW，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占66%，资本金20%，国内配套贷款14%，计算如表1。收益率越高，上网电价越高。

3.5业主(开发商)的经营管理水平

开发经营者对项目全过程的管理水平，不仅影响项目的成败，而且直接影响到风力发电能否顺利进入市场竞争。

4商业化势在必然

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各国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出台，为风力发电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特别是风力发电技术经过30年实践日趋成熟，设备的工业化可以提供性能可靠、价格逐步下降的大型风电设备，显示出风力发电参与电力市场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以美国为例，80年代初风电上网电价40美分，90年代中降到5美分，见图2。1996年美国各州平均售电价水平4～12美分。其中，4美分2个州，4～5美分4个州，5～6美分12个州，风力发电装机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平均售电价为9.8美分。

美国风电场建设可以做到每千瓦造价1000美元，上网电价5美分。荷兰、丹麦每千瓦造价1000～1200美元，上网电价5.5美分。我国目前每千瓦造价大体是1200美元，可上网电价高达12美分。

综上所述，我国风力发电进入商业化是必然的，问题是如何妥善解决与商业化相关的因素。

5结论

风力发电是清洁可再生能源，蕴存量巨大，具有实际开发利用价值。中国水电资源370GW，风能资源有250GW。广东省水电资源6.6GW，沿海风能可开发量(H=40m)8.41GW。也就是说，风能与水能总量旗鼓相当。大量风能开发不可能靠某个部门或行业的财政补贴就能解决，商业化不仅是市场的要求，也是风力发电发展的自身需要。所以，风力发电商业化是必由之路，可行之路。

商业化关系到市场各方面，需要政府、业主(开发商)、电力部门和用户一起支持和配合，共同努力方能见效。

6建议

政府、业主(开发商)、电力部门和用户各施其责，或称之为“四合一”方案。

6.1政府

制定可再生能源的财政扶持法规、政策性银行优惠条款等激励政策、税收减免或抵税规定，政策上支持风力发电技术开发和设备国产化。

6.2业主(开发商)

精心选点，规模开发，优化设计，降低造价；争取优惠信贷，减轻还本付息成本；加强管理，保证设备可靠运行率高，降低运行成本；自我约束，获取合理的投资收益率。

6.3电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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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的银行依旧是利差主导型的盈利模式。2013年五大行一共实现利息净收入1．62万亿元，从利息净收入占银行营业收入比重来看，除中行占比69．59%相对较低外，其他四家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占银行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在75%以上，农行更是高达81．3%，这充分说明我国商业银行依然固守着利差主导型的盈利模式，利息净收入依然是银行业务收入的绝对主要来源。

4．非利息收入占比在逐步提高。虽然利差收入依然是我国银行业收入的绝对主要来源，但这一收入占比在近几年来是呈下降趋势的，而非利息收入占比在逐步提高。从2013年来看，除农行非利息收入占比18.7%外，其他银行这一比例均在20%以上，其中中行最高位30．41%。这反映出我国银行的收入来源结构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中间业务成为银行业务的主要增长点，而这一改变是符合市场化方向的。5．我国依然是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融资体系，融资风险高度集中在银行系统。从2002年到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由2万亿元扩大到17．29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由91．9%下降为51．4%，其他融资占比由8．1%升为48．6%，这些数据有力说明了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在明显增加，多种融资形式得到了发展，融资结构有所改善。但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信贷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013年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的社会融资规模占比合计仅为11．7%，而同期人民币贷款，加上外币贷款和委托贷款，仅这三项就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79．5%，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由银行主导，银行不仅承担了短期流动性融资功能，而且承担了长期资本性融资功能，全社会的融资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系统。

二、银行高利润形成之原因分析

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银行业盈利能力较强、利润较高是客观存在的，但高利润并非来自高利差，也并非垄断造成的，而是具有很大的周期性因素。周行长虽然认为中国银行业确实存在高利润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回答高利润的来源或原因。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认为，银行赚钱多，同银行规模扩展快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认为，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银行赚钱多有一个阶段性过程，目前银行业整体盈利水平还是合理的。但今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盈利也将面临挑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认为，中国银行业不存在垄断，也不存在“暴利”，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是合理的、健康的。他认为，这些年银行的利润增长主要来自银行资产总量的迅速扩张、资产质量的相对稳定、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以及经营成本的严格控制。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就比较高，大量国际资本、国内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在千方百计争取进军银行业，投资银行业最赚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他认为，银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二是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徐策认为，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实体经济乏力的情况下，银行业利润继续“高歌猛进”，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经济发展和运行中存在着深刻矛盾，银行业的垄断性质是获得高利润的重要原因。他还认为，应该从理论关于平均利润率规律中探求把握银行高利润现象的科学视角，一是尽管各个行业利润率在具体的时点上存在一定差异，这是由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但总体趋势是向平均化的方向发展，过高的偏离是不可持续的，也必将造成对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关系的严重破坏;二是平均利润率形成是不同行业间资本竞争的结果。按照平均利润率规律，金融资本持续高额利润同样是不可持续的。综合专家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当前银行业的高利润是个不争的事实，是各种因素错综交织带来的必然结果，主要原因在于:

1．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反映，银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第三产业，其利润的增长必定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即使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08年后降为1位数以内，但依然保持7．7%以上的增长速度，实体经济发展为银行盈利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对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剥离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实施注资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措施，并逐步实现国有银行的上市。这些举措改善了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其转换经营机制，提升了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银行的资产质量显著改善，利润率水平自然相应提高。3．居民储蓄缺乏弹性。目前，我国养老、医疗、就业、教育以及住房等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居民的预防性货币需求较高，居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即使是通货膨胀也不放弃，这就为银行获取高利息提供了低融资成本的方便条件。

4．银行规模的扩张。我国一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2．75%，最高上浮到3．3%，而一年贷款基准利率5．6%，即使不上浮也存在着2．3%的利息差。在利差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收入则主要依赖于存贷款规模的扩大，只要银行保证一定的扩张速度，利润的增长也自然得到保证。从数据上看，2013年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为151万亿，是2004年31．6万亿的近三倍，规模的扩张为银行利润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5．行业准入的限制和利率的管制。近几年来，虽然银行业的的集中度在下降，竞争程度有所提高，但低成本存款利率的管制，放开的贷款利率，银行准入的高门槛，对民间金融的严格控制，这些政策因素使银行处于供不应求和相对垄断的经营环境中，为银行获得高利润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6．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体系。如前所述，我国依然是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融资体系，绝大多数企业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来进行融资，只能高度依赖银行。这就导致了企业和银行地位的不平等，银行拥有绝对的定价权，银行在信贷过程中有能力通过加大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收取费用或搭售理财产品等方式实现较快、较高的利润增长。

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