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法律法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研究背景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广义上的法律援助主体并不限于政府，社会各界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均可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经过不断的摸索和总结后，我国已经形成了政府与社会混合型的法律援助运作模式。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晚，援助力量薄弱，法律援助供求严重失衡，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支撑。而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出现一方面对于缓解供求矛盾、补充政府法律援助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对于高校的法学教育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可以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实务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在现阶段，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还远不成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机制来规范，法律援助的效果也受到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高校法律援助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对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现状

高校的法律援助活动与诊所式法律教育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由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让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职业责任感；另一方面，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出现和普及也为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铺平了道路。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起步则相对较晚，直到21世纪初才引进这种法学教育模式。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并依托其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截至2012年12月，我国已有151个高校的法学院或法学系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这为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武汉地区的高校为例，武汉大学1992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中南民族大学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诊所法律教育中心，并依托该中心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华中科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后与社区居委会有机结合，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活动。

（一）武汉大学的法律援助

武汉大学是我国最早一批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高校之一，其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来，不断加强自身发展优势，在武汉群众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二十余年来，中心面向全国为社会弱者义务提供法律服务，许多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又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依法讨回了公道，走出了绝望和无助的困境。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已接待咨询约50000余人次，回复信件近21000余件，电话咨询约38000余次，通过中心的网站提供法律意见1000余次，诉讼案件达18650余起，胜诉率达78%。现在的社会弱者权利与保护中心已经不依托于武汉大学，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社会团体，其发展模式在我国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中独具一格，特色鲜明。

（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律援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0年5月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作为学校服务社会的窗口，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社会提供法律咨询和案件。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共接待来访者9000余人次，回复电话、信件2000余件次，写作法律文书3000余份，各类案件1200余件，其中包括创中国民间法律援助标的额之最的阳新县8岁儿童石某某高压电电击人身损害赔偿案；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湖北某船厂150余名职工房屋纠纷集团诉讼案等重大案件，受益人群遍布全国各省市。中心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实现了尽最大努力，为最需要法律服务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以实现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稳定的目标。

（三）中南民族大学的法律援助

中南民族大学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诊所法律教育中心，它与中南民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通过法律援助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是中南民族大学法律诊所的特色之一。中心截至2012年12月已接受咨询2000余次，承办案件70余起，到社区服务8次，社会调查2次。其中办理的案件以劳务纠纷、合同纠纷、相邻权纠纷等案件居多。目前，中心已经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洪山区人民法院一起，就“少数民族及其他少数人语言法务翻译诊所援助教学法探索”课题进行调研，并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四）华中科技大学的法律援助

华中科技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起步相对较晚，其最大的特色是依托于社区居委会开展法律服务，服务对象也仅限于该社区居民。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设立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与华中科技大学社区居民委员会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遴选课业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居委会为据点，为寻求法律帮助的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写作法律文书等服务。该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案件及接受咨询40余次，其中20余起为家庭和财产纠纷。该校法律援助中心运作资金主要是由该校法学院与居委会共同负担。由于资金短缺等限制，该中心遭遇了不能扩大受众、进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的尴尬。

三、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的问题

尽管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在补充法律援助资源，扶助弱势群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高校援助机构在诉讼中存在局限性

第一，目前我国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补充，却没有在立法上得到确认和支持，这一状况使得某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遭遇诉讼时身份不明的尴尬和运作不畅通等问题。

第二，高校学生在提供法律援助时并不具有律师身份，他们只能是以一般公民的身份来办理具体案件，因此学生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一定限制。由此可见，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要想像律师一样开展法律实践，无论在法律规定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状况势必会影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对法律援助活动的顺利开展形成巨大的障碍。

（二）对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机制不健全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其依托的是高等院校，因而其首先要受高等院校的领导。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全国法律援助工作，故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又应受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监督。这种双重管理模式有可能造成因管理权限不明确而带来的管理缺失或管理冲突。其负面效应在于，一方面使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运作缺乏合理规制，导致无序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管理和监督的不明确，会导致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缺乏社会支持，而生存艰难。

（三）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缺乏资金支持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遭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资金不足问题。这一问题在不同的高校存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可以获得外来援助，但是相关基金会对于受资助的高校法援组识的审查非常严格，因而获得资助的高校比较少。其他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学校团委、院、系资助（如中南民族大学获得学校专项拨款）；社团会费；商家赞助（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拉外援的方式曾得商家赞助）；各种基金会资助；律师事务所资助；社区组织临时性赞助（如华中科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依托于社区居委会）；律师赞助等等。经费不足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负担不起进行案件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不得已放弃了一些原本可以办理的援助案件，这直接影响了高校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长足发展。

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础上。就我国目前而言，法律援助缺乏系统明确的法律法规。除《法律援助条例》之外，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一般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尤其是在民间法律援助方面，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对民间法律援助组织进行规范。因此，这就需要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立法，为高校法律援助确立法律依据。

首先，应对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像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与保护中心这样成功注册的案例并不多见。只有立法确认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合法主体身份，进行统一注册登记管理，才是高校法律援助组织迈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其次，开展法律援助的高校学生的资格问题应当明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从法律职业化教育的角度出发，承认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的“准律师”身份，使其在真正地从事法律职业之前，充分地参与法律实践，同时也为法律援助的高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高校与司法行政部门双层管理体制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高校内设机构，应当在日常工作、人事安排、行政管理等方面接受本校职能部门的领导，以便正常运转，获得支持。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司法行政部门加强沟通，在人员资格、场地、工作范围等问题上服从其管理，接受其业务指导和监督，从而保证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质量，杜绝低质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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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与传统教授型的教学方法不同，案例教学法不仅专注于“教”，更强调“学”，这就要求教学双方角色的转换，真正做到由学生做主体，教师退回到辅助的角色。(1)案例的主导地位。案例教学法中强调案例的主导地位，一切教学内容均是以案例为中心而展开。师生在课前均需对案例的相关内容有充分的准备，包括资料搜集，案例阅读，初步思考等;教学过程中就案例中涉及核心问题教师应做出适当的引导，提供学生充分讨论的空间;课后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做出结论，由教师做出点评。由此可见，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从案例的准备、引入、讲解、分析、结论，都要求师生双方的积极参与，每个教学环节都是通过案例实现了某个教学目标。(2)启发性及实践性。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不会给出唯一的或是确定的答案，只在恰当的时候给出适当的启发，这就给了学生充分思考大胆假设的空间，其根本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探究该问题。真实案例的引用，让学生可以将已掌握的知识融会贯通，通过理性的分析，相互间的讨论，做出自己的判断或得出自己的结论，以实现理论知识向专业实践的转化，这也很好地弥补了校园中的学生无法很好地接触现实社会的缺憾。(3)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及动态性。案例教学中，教师仅负责案例的筛选及准备，并做出适当的启发和引导，在各个教学环节中均由学生做主体，积极地参与到实践教学过程中，这是一个师生共同学习的过程。同时，案例教学也是一个动态教学过程，强调的是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案例资料之间的交流，在小组讨论和总结发言的教学环节更加强调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不断交流。(4)强调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案例教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案例中极为丰富的信息量对学生理解分析能力的提高，以及学生对已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技巧的灵活应用，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各种教学组织模式的优化过程，使学生在学识之外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学生通过选取有用的信息，策略地分析判断，从而使认知能力得以提高;小组讨论中，学生学会了彼此交流学习及合作;在小组陈词阶段，学生体会到了小组之间的良性竞争;在教师点评的环节，学生学会了如何做出有价值的评价。在这样一个个体行为和小组行为交叉进行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激发，提高了自身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也学习到了珍贵的团体合作和竞争精神，人格发展更为健全。

3如何选择适合的案例

作为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核心和载体，案例的选定尤为关键，如何才是一个好的案例呢?笔者认为应当具备如下的几个特点:(1)一个好的案例应该讲述了一个好的故事。好的案例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应该具有吸引人的情节，但这个故事是发生于真实世界的，也是与学习者的个人经历相关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这个故事也许并没有既定的结局，却经得起研究和学习，能提供给学习者充分的发挥空间。(2)好的案例应具有时效性。好的案例要反映当下的现实状况，通常应发生在过去5年以内。当然，一些经典案例无论过去多少时间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更多的真实案例应该是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正在发生的，这才能让学生充分体会到此案例学习研究的必要性及价值性。(3)好的案例应与学习者息息相关。一个好的案例所涉及的场景或情节应该是学生们所熟知的，或是很有可能直接面对的，这能有效地激起学习过程中的共鸣感，更加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

4以《消费者法》为教学内容的教学实践

为了更为直观地体现案例教学法在法律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笔者以《消费者法》作为教学内容进行一次教学实践，具体教案如下。教学内容:消费者法。学生人数:55人。教学目标:(1)让学生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合法权利。(2)培养学生在消费者权利纠纷案件中对相关法律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包括词汇、句型、口语表达及书面撰写能力。(3)提高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及义务意识，能够做到合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主动践行自己的当然义务。教学重难点:(1)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各项权利义务。(2)如何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消费纠纷。(3)相关英语语言应用能力的训练。教学资料:(1)充分利用教材。(2)多媒体辅助。教学实施:(1)课前准备:学生分为8～10人一组，共6组，课前要求每小组准备两个有关消费者维权的案例，并做出简要的分析。教师将12个案例进行分类筛选，并选出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两个留作课堂备用。(2)课堂导入:以提问方式引入本课教学内容:Ifyouboughtanewbookinthebookstoreanddiscoveredafewmissingpages，butthebossrefusedtochangeanewforyou，whatwouldyouliketodo?1)Youacceptthelossandwillneverbuybooksthere．2)Youreasonwiththebossandinsisttoreplaceit．3)YoucomplaintoCommerceandIndustryBureau．4)Youasksev-eralfriendstohitthebossanddemandthereplacement．在学生作为选择后，以简单的问题引起学生对消费者权益问题的思考:1)Whatrightsdoconsumersentitledtoenjoy?2)Whatorganiza-tionsinourcountryprotecttherightsofconsumers?3)Whencon-sumers’legalrightsareviolated，whatshouldtheydo?4)Ascon-sumers，whileenjoyingrights，whatobligationsshouldcitizensper-form?(3)案例引入:案例1:暖瓶水爆炸伤人案件。案例2:旅行社虚假宣传欺骗团友案件。(4)小组讨论:要求学生就以上两个案例做出分析讨论，给出解决建议并作发言。(5)教师总结:1)点评各小组讨论情况。2)总结教材要求掌握的消费者各项权利与义务及维权途径。3)强化相关英语词汇、句型。(6)强化练习:提供一案例，要求学生就本课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和英语语言技巧做出对该案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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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卫生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安排不合理

卫生法学的教学内容以医学和法学并重为教学特色，但在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上，医学与法学的比重却有着较大差别。一方面，医学院校对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十分重视，一般安排有较长时间的专业实习和临床见习。另一方面，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在医学院校中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与医学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学时设置相比较存在很大偏差，大部分医学院校没有开设专门的卫生法学实践课程，仅采用一些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方法，此种做法并不能体现学科特色。

1.2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资源匮乏

目前，在卫生医学实践教学的场所安排方面，一些医学院校缺乏政法类院校所必备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场所。加之，医学院校对于医学专业的重视程度较高，而对非临床专业的教学在经费投入方面支持力度较低，这就注定了卫生法学在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上不会轻易获得学校的高投入，使得医学院校建立的法学实习基地也仅仅是与当地公检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另外，就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而言，具有医法交叉知识背景和医法专业实践经验的高层次人才较少，目前卫生法学的大部分教师来自于各政法院校的法学专业，其中也不乏非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的开展。

1.3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手段形式化

卫生法学实习原本是学生培养实践技能、提高理论服务于实践的主要教学环节，但基于就业、考研、考公务员的情况，大多数学生对待实习的态度是敷衍了事，只为获取一纸实习证明。加之，学校和实习单位对学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实习其实已流于形式。另外，在实践教学中，大多数医学院校采用案例教学，而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流程为教师讲授—引出案例—学生回答—教师评析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并没有进行讨论前的准备工作，在分析案例时也没有激烈的言辞辩论，只是由教师评析案例后便宣告结束。案例教学法过于注重对法条的解释，缺乏生动性，尤其是缺少对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各种非法条解释问题的演练，而模拟法庭教学法是建立在已知案情基础之上，相关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都事先已确定，仅是审判人员、原被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角色事先已拟定，而且学生早已将模拟法庭的全部过程事先演练多遍并形成了剧本，学生在模拟法庭演练时根本不会遇到真实案件中可能出现的突况，这就无法锻炼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模拟法庭教学法逐渐演变成一场表演剧，致使模拟法庭的功能也逐渐在异化。

2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诊所法律教育的优势在于着重培养法律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以真正实现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3］。因此，一方面法律诊所可为那些承担不起高额诉讼费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帮助。另一方面，诊所法律教育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将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融合，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法学实践教学模式，而且为法律援助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诊所法律教育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亚洲、欧洲和澳洲等很多国家的法学教育中，国外诊所法律教育对我国的法学实践教学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国内很多法学院校都开展了诊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既包括“训练守法精神”，也包括“扶植法治”。诊所法律教育在医学院校卫生法学课程中的尝试，对于那些将来走进医疗机构的学生来说意义重大。诊所法律教育所处置的案件具有真实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涉及卫生法的现实情境总是伴随着医疗救助的全过程，案件的复杂性、针对性、现实性较强，即便指导教师面对此情形有时也难以应付。因此，这对学生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学生通过亲自案件、了解案件事实、调查取证和参与庭审，能够快速提高他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力、独立办案能力和法律逻辑推演能力。另外，诊所法律教育也能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其以法律专业服务人员的视角观察社会和思考社会，以医生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的医患关系。卫生法与社会、医患权益与社会公正、卫生法与医药卫生事业等新的课程教学内容都体现了诊所法律教育的价值趋向，这将有利于培养人格健全的、具备丰富法律专业知识的医学人才。

3诊所法律教育在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3.1诊所法律教育与卫生法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

卫生法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着眼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即培养具有医法交叉知识，擅长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服务人才。这一培养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依靠课堂理论讲授，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一种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思维方式。因此，法律教育不是单纯的法律知识传授，而是一种法律职业训练。而传统的法律教育只注重理论层面的讲授，这种纸上谈兵的做法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要求来看，它对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具有极大地帮助，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真实案例，并以主体的身份去解决问题，全权负责整个案件，学生通过运用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对调查收集的证据进行独立的分析判断，使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司法文书写作能力等都得到了较大地提高。这既克服了案例教学法易被条文化的缺陷，也解决了模拟法庭虚拟化的难题。

3.2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方式已日渐成熟

我国开始启动诊所法律教育始于2000年，当时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4所高校陆续开设了该课程。2002年7月28日，上述11所高校共同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该会目的在于与国内外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加强合作交流。截止到2013年7月18日，全国640多所法学院中已有163所加入了该专业委员会。目前，国内著名的法学院几乎都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并在不同院校中开设了各具特色、有所偏重的专业性法律诊所，例如:诉讼法律诊所、弱者权利保护法律诊所、妇女权益保护法律诊所、民事法律诊所、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诊所、公民权利保护法律诊所、刑事法律诊所、环境法律诊所、公益法律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这些富有成效的法律诊所可作为卫生法学课程的实践教学场所。

3.3诊所法律教育能更好地确保实践教学的效果

卫生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特色的新兴医法交叉学科，目前卫生法学教学工作大多由更易获取医疗卫生资源的医学院校承担。由于医学院校向来注重医学生的见习和专业实习工作，而医学院校对实践教学的重视和支持又是开展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基石。然而，鉴于卫生法学课程在医学院校中的办学地位，现阶段医学院校对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支持力度不够，而诊所法律教育实际上是借鉴了医学实践教学的模式，这更易为医学院校所理解和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一套独特的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

4提高诊所法律教育实践教学质量的建议

4.1加强卫生法律诊所基地建设

医院学校，一方面可以积极申请参加“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暨中国卫生法法律诊所专业委员会”，进而以会员的身份接受该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以加强与其他医学院校的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医学院校教学医院丰富的资源，加强与教学医院医务科等医患服务机构的合作，建立有特色的卫生法律诊所，这样既保证了医疗纠纷案件的来源，又能发挥卫生法学的学科优势，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卫生法律诊所在实施教学功能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因而就其设置模式来看，它可以是附设在校内的内置式，也可以是附设于校外的外置式。内置式可考虑将卫生法律诊所设在模拟法庭，使其起到律师事务所的作用，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模拟法庭会见当事人，提供卫生法律咨询，司法文书等。当学生积累起丰富的办案经验时，还可以代为调查取证和参加庭审，学生承办的案件数量应以1－2件为宜。外置式可考虑加强与一些社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比如当地卫生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法院、社区基层组织、检察院等，将卫生法律诊所附设于上述机构中，以便共同构建卫生法律诊所。

4.2开设卫生法律诊所教育课程

鉴于卫生法律诊所教育实施的现状，医学院校应当增设卫生法律诊所教育课程，明确其课程性质、授课学时、课程学分、开课对象等。可考虑将该课程设置为限定选修课，具体学时可参照各医学院校的教学计划而定。在课程时间安排方面，该课程可以考虑在大三年级的学生中开设。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受师资力量和教学成本所限，不能在所有学生中启用诊所法律教育;二是，该课程只有在学生完成了法律和医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并基本掌握了医疗卫生法的相关知识，才能真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另外，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应涵盖卫生法律诊所教育的目的与意义、卫生法律诊所教育的基本方法、会见当事人的基本流程、律师职业的基本技巧与策略、提供卫生法律咨询的技巧、司法文书的写作、案件前的准备工作、谈判的策略、民事案件的策划方案等内容。在考核方式上，应重点对学生的综合办案能力进行考核，不宜采用传统且机械的纸质笔试结业考试，应当探索出一套科学的、富有人性化的、灵活多变的考核方式。

4.3多途径解决经费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卫生法学的教学经费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鉴于诊所法律教育需要较高投入和卫生法学课程在医学院校办学规模较小的现实情况，医学院校应为诊所法律教育多途径的筹集经费。一方面可积极寻求同类型院校联合办学，以降低办学成本;另一方面要积极寻求社会组织的支持，如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卫生行政部门、附属医疗机构、妇联、法律援助中心、工会、消费者权益保障协会等建立联系，通过学生的案件工作，既可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层地区的开展，又能在锻炼学生办案能力的同时，获取一定的工作报酬。

4.4加强卫生法学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力度

目前，在卫生法学课程的师资队伍中，相当一部分教师只具备了法学背景或医学背景，具有医法交叉知识背景的教师较少，甚至有些专业教师还没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缺乏处理医疗卫生纠纷案件的经验，这些因素都制约着诊所法律教育在医学院校的开展。对此，一方面要积极鼓励教师通过各种方式外出深造，加深对医法交叉知识的学习，激励教师在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基础上，通过外出兼职，提高其实践能力，使其成为教学和实践的双师型教师。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外聘的方式，邀请一些资深的卫生法学专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更多地了解社会，掌握法律流程运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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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教育体制中，各高校采取的主要教育模式是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向学生传授一些浅显的法律理论知识，严重缺乏实践教学环节，法律实践能力得不到正确锻炼，无法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对法律知识的渴求。针对上述情况，笔者以西安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就大学生法律素质的现实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分析。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高校全日制大学本科生，采取随机抽取方式共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900份，其中有效问卷780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6.67%，按照性别、就读年级、政治面貌和所在院系进行调查，满足了问卷分析的基本要求。本问卷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高校学生对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的认知程度分析。问卷根据百分比来表示问题的回答程度，最后对获取的数据作出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大学生提高法律素质和高校制定法律素质教育方案提供合理化建议。

2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问卷情况及分析

大学生法律素质认知程度调查分析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认知主要包括对法律规范、作用、体系的认知，法律按照立法程序被制定实施，成为一种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强大武器，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是培养法律素质的社会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说，法律素质的内涵应当包括法律人的职业素质和普通民众的基本素质，它所体现的是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在法律知识层面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熟悉;二是法律意识层面尊崇敬畏法律、树立守法意识;三是法律信仰层面将法律尊为至上行为规则，这是对法律素质要求的最高阶段。当然法律素质的层次是一个渐进过程，一般要求普通民众所具备的法律素质就是能够熟悉并遵守法律规范。关于“当前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选项，大学生选择“伦理道德”(48%)超过“法律规范”(34%)，其次是“家庭教育”(13%)和“风俗习惯”(3%)，“”最低(2%)。由于我国数千年来深受儒道思想为主的道德伦理文化的影响，内在的道德约束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深刻，但伦理道德竟然超出法律规范达14%，此现象需要我们关注并认真思考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辩证关系和法律普及教育存在的问题。即大学生对法律社会作用认知单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反映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在保障社会安定和惩治犯罪上，应当而且必须依靠法律强制作用来保证实施。然而法律的社会作用不止于此，我们实行依法治国目的在于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通过高层次的法律引导来促进公民遵守法律，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已经建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针对大学生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了解程度的问卷调查中，大学生了解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达到66%，然而不了解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人数也占有很大比例，了解和知道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学生占到98%，这是令人欣慰的。针对了解和知道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大学生，本问卷又针对宪法深入设置了几个问题:我国的根本大法、我国宪法宣传日、我国宪法修改次数，我国宪法规定的国体与政体等问题。从问卷调查反映的情况来看，没读过宪法文本的比例高达52%，完全不了解宪法的比例也高达9%，说明我国大学生对我国根本大法宪法文本内容严重缺乏了解和学习。从上述比较细致的调查中，不难发现，当代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自我性格缺陷和学习内容欠缺是形成这些问题的内因。而高校在法律普及教育中，教学目标教条化、教育内容陈旧化、教学方法单一化以及专业师资队伍不稳定等问题，是大学生法律素质问题的重要外因所在。

二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途径

根据高校法制教育的特点，笔者认为法律素质教育必须树立创新意识，从自身意识、教育模式、校园环境三方面着手。

1加强自身法律意识教育，实现知行统一

大学生提高法律素质，不仅要贴近现实生活掌握基础法律知识，而且要重视自律，提高自身法律意识，这种自律的核心就是实现日常行为与法律规范的统一。一方面，日常行为活动对大学生而言是一种自律与他律的结合，而更多时候需要通过自律来实现。如果大学生自身能够树立正确合理的法律意识，就能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活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强法律基础知识学习，用法律眼光客观认识日常生活中的他人行为，能够有秩序地生活;加强自我保护，学会健康守法的日常行为方式，自觉抵制各种侵权行为;通过法律学习加强自我反省，经常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提醒和告诫自己在日常行为中要以法律为准绳，不能随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自我教育，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2改革法律普及教育模式，提高教育质量

大学法律普及教育要根据各高校实际教学状况和学生接受程度合理安排。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性质及个人兴趣选择相关专业法律进行学习，如可根据理工科学生特点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学习，根据经管会计专业学生特点加强商法及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学习，以拓宽法律知识面。师资力量较强的学校还可开设法学辅修专业，让有精力、有条件的学生接受系统的法学教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丰富教学内容，结合社会热点法律事件，从现实生活中广泛猎取案例，进行案例评析和讨论，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的浓厚兴趣。同时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在老师指导下，组织学习实践活动，如法制讲座、旁听案件、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法律辩论赛，让大学生能切实体验法律、感悟法律，内心真正接受法律、信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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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逻辑学教学应实现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的互补

关于逻辑学的定义，以下几种观点具有代表性。1）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科学；2）逻辑学是研究推理的有效性的科学；3）逻辑学是研究区别正确推理与不正确推理方法与原理的科学；4）逻辑学是研究区分好论证与坏论证的方法与原则的科学。从法律专业教学要求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前述第四种关于逻辑学概念的表述更为可取。逻辑学作为法学体系中的一个工具性的学科，其中的非形式逻辑不仅是法律逻辑学中的一个分支，并且是法律逻辑学中的一个重点。因此，那种认为非形式逻辑不是逻辑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凡是以思维的基本形式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都属于逻辑学的理论。在法律论证中，一直存在着两种逻辑方法：一是形式符号的方法，二是论辩的方法。前者强调的是其论证的正确性、可控性和确定性；后者则强调意见冲突、选择评价和理性抉择。实际上，法律论证是非形式的，法律逻辑学的使命就是要为这种非形式论证的有效性确立起一种理性的标准。这样，与其说非形式逻辑研究的兴起是对形式逻辑的“去形式化”，还不如说非形式逻辑是把形式逻辑能把握的逻辑法则用另一种形式运用于实际论证的过程之中而已。历史地看，逻辑学一直在关心论证和推理。但自100多年前开始，它开始转向专注于数学。在整个20世纪，逻辑学中“哲学性的成分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少，而技术上却越来越精致”。逻辑语言因此也在高度技术化，也完成了它从自然语言到人工语言的巨变。然而，法律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法律思维必须面对的恰恰正是这种复杂性，所以企图人为地用某种形式之义的思维方式或处理方式将之消除是不可能的。另外，事实上，包括一些数学家在内，任何人都是不可能放弃其母语的，而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教师脱离自然语言与符号泛化也是使学生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作为逻辑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也要求学生应掌握其中的符号技术和工具的使用方法。但是，在将其应用于法律实际的论证时，却会困难重重，因为学生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其中的符号化的语言后，却无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人工语言中的逻辑形式与自然语言中的语句有明显的区别，以数学形式出现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不讲或不愿讲、不能讲的语言，会让他们觉得法律逻辑不是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学生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求能学一门真正的关于推理和论证的课程。形式逻辑明显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曾屡次听到过学生的抱怨，即抽象的逻辑演算对他们认识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没有帮助。前提的可接受性、前提与结论的相关性及结论的可接受性等，这些法律论证过程中的问题，形式逻辑几乎都不能给出回答或无法对之有回答。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在特定的领域中很有价值，但它不适合法律领域。随着逻辑学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也就越来越脱离我们的生活，以至于会使学生谈逻辑而“色变”。法律逻辑学作为一个应用性学科，必须立足于实践，必须能发挥它的推理和论证的功能。法律逻辑学作为一门“临床”逻辑学，如果将之建立在一种“纯粹”逻辑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就会失去应用价值。波斯纳曾说：“法律总是吸引并奖励那些善于运用非形式逻辑的人们而不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谓词演算之类的；那是吸引另一类人的逻辑。”

三、法律逻辑学教学应强调法律论证的合理性

逻辑学首先是一门形式科学，它首先关心的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但是，将形式逻辑中的数学式的推演方法应用于法律实践有根本上的局限性。人们无法通过逻辑性的演绎来得到具有强制力的自证性的结论。法律逻辑学应以法律论证的实践为导向，否则就只能是一种“大众逻辑”或“普通逻辑”。法律推理的重要特征是其“似真性”，即法律推理不是演绎推理，而是似真推理，是根据不完全的前提所进行的可修正和可废止的推理。“随着举证事实数量的增加，推理中得出的结论就可能被改写、被证伪、被废止”。在法律实践中，面对某个被演绎出的有效的论证，具备理性思维品格的人对之都必须予以承认。承认了前提，就要接受结论；如果承认了前提却拒绝接受结论，那就必然使当事者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尤其在民商法领域，对证据的要求是要以其“盖然性占优势”，而并不提出必然性的要求。即使在刑法实践中，对证据的要求也是正确性与可靠性，远不是逻辑学所要求的有效性。在法律实践中，有效的逻辑推理可能产生的条件及其适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三段论是以真前提为前提的，但“真”在衡量是否存在谬误时却并不是一个有用的标准，对“真”的终极确立是不可能的。法律对话中的参与者必须先接受某些承诺，必须以这些已被接受的承诺而非命题的真伪来展开对话，这种承诺是不适合用“真”或“假”来评判的。况且，法律规范本身也只有有效与无效之分，而无所谓“真假”之别。在法律实践中，人们更关心的不是某种论证或推理在逻辑关系上是否严格而有效，而是其前提能否对其结论提供足够的支持。法律思维要同时关心思维的形式和内容，但形式逻辑只涉及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对可接受性却缺少关注。法律论证的合理性除了形式上的标准以外，还要求要有相应的实质上的标准。法律逻辑不仅应有推理形式上的有效性，并且还应有推理前提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四、法律逻辑学教学应关注法律逻辑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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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国法学研究有所起步。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背景，所引借的国外法条与法学理论面临本土化过程与问题。当时法学理论研究状况是部门法学的研究主要关注法律规则与解释，而法理学的研究则主要包括一些政治性和道德性的问题，并且研究水平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靠法理学者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来对法理学研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些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使法学开始注重本土的司法实际运作知识和理论，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际严重脱离状况有所改善，法治转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包括依法治国、法制建设等主题受到关注。然而，在学者研究报告中，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问题的总结仍然是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状况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改观。

二、法学理论的“无用”论

对理论“无用”的说法既来自法律实务工作者，也包括一些学者本身。法律实务者总抱怨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的时候，总是找不到相应的理论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实务工作者对司法实践中所做的理论研究能否产生有效的作用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些学者直言：“中国当代法学院所提供的理论知识有许多不是法官所需要的，而法官需要的又并非法学院所能提供的。”近三十年来学者的理论研究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法学教授与法官各自为营，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对于理论“无用”的偏见，我们应谨慎看待。

导致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出于多种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的法律移植背景。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主要是翻译，中国近现代法学在理论知识生成过程中忽略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法学理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断裂，法律的理论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不相适应。与其他学科相比，当代法学研究更缺少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因为法学不能深入社会，以及缺少对社会其他学科的了解等，显得比较落后。即使是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状况。有人认为，理论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书面的资料，而不是出于对现实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这是发生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首要原因。

导致理论“无用”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法律实务工作者要求的理论与法学学者面向实践所做的研究存在一定距离。有实务工作者认为法学理论不能为法律实践给出明确的答案，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时没有具体理论指导，因而更加轻视法学理论，甚至对法学理论产生抵触。甚至更有学者认为，理论只有与实践相分离，才能保持学术独立的品格。法学理论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法学理论如果不高于法律实践，那就不能称为法学理论。虽然法学理论来自法律实践，但并不一定都面向法律实践。第二，理论“无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学理论素养不高有关，也与法学理论比较高深有关。比如，法律方法论书籍，几乎没有几个法官能真正读懂。这使部分法官怀疑理论研究的实际作用。此外，法学学者的研究也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所研究的法学理论不一定能满足法律实践需要，是导致法学理论“无用”的客观原因。

上述对法学理论的批评说明：我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法学理论难以在法律实践中发挥作用，法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受到了轻视。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必定导致法学理论的实践功能被贬低，甚至把法学理论视为无用的，最近有学者呼吁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要加强沟通，将学者们的理性思维变为法官的办案经验。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年会把人民法院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理论与实践作为主题，说明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我国已开始关注法学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因此，从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关系的角度，对法学理论的实践品格给与肯定，对于改善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的情况，发挥法学理论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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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平法重内容轻形式，受到罗马法的影响)

1） 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

2） 1789年宪法，首部成文宪法

3） 英国法院系统的最高法院是上议院

4） 美国的司法审查权：联邦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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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义性法律精神在西方文学中的体现

法律的目标是实现正义，法律的内在精神也是为了彰显正义，然而并不是一切法律都能够体现正义，甚至与此完全相反，现实社会中的部分法律不但无法凸显正义，反而与正义背道而驰。但是，文学作为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能够将这些现象以文学的方式真实且到位地表述出来。以《安提戈涅》这部文学作品为例，故事中的克瑞翁身为一方的执政者，其自身就是法律的代表，他颁布了禁止安葬吕涅刻斯的法令，虽然此条法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城邦的安全与和平，体现对人民统治的公正性，但是遭受到了人民的质疑以及安提戈涅的不满与反抗，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从正义原本的价值体系去分析，这条法令违背了基本的人性需求，换句话讲就是对人性的践踏和不尊重，无法满足人们对理想社会状态的期冀，显然也是与正义相背离的。再如《威尼斯商人》这部作品，故事中的夏洛克明明持有契约本，应该受到法律的支持，判决结果却与之截然相反，同样从正义原本的价值体系去分析，会发现这份契约在正常的、理性的、文明的人类社会中是不会执行的，虽然契约从各方面来看都合法有效，但对其执行的结果是安东尼奥必死无疑，从人性角度去看是既无人性又失公平的做法，很明显是与法律的正义精神相背离的。通过文学作品的展示，大家可以看到现实中的法律并不是完美无瑕的，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世俗性，促使人们更加理性地去认识、去思考、去理解法律。透过以上两部著作的法律精神研究，可以发现，当人们站到法律角度去探讨作品所彰显的法律精神的过程中，思维通常会陷入逻辑化与机械化的模式之中，从而更多地关注法律条文而忽视隐藏于法律之后的本质精神，致使出现对法律过于浅层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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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和谐——学校发展之本

学校的管理需要制度，制度是学校发展的根本。北师大褚宏启教授认为：“如果我们还尊崇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理想，如果我们还认同人的价值，如果我们还有更高远的教育追求，如果我们不再像现在这样浮躁和急功近利，我们就需要一个人道主义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真正的现代学校制度。”因此，管理制度的合理性、人文性是我校的当务之急。学校管理必须实行民主化、阳光化，这样既可以改善干群之间的关系，又充分体现民主管理的策略。为此，学校采取了以下措施：

1、实施扁平化管理模式。

首先校长把权利下移，不能事事都管，让学校分设的各个科室都有自己的主动权和职权，提高中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可以提高管理的效能，也使管理显得更加民主、科学。

2、健全各种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管理对于提高学校的管理效能是有效的，但过分强调制度，忽视人的情绪、道德的因素，反过来会导致干群关系走向另一极端。针对以前学校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职工大会的形式，让大家献计献策，然后综合出比较人性化的，符合人之常情的条规，从而切实提高学校效能。

二、竞争和谐——学校发展之力

学校要发展，教师的素质是关键。素质的提高一方面靠自身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来自于竞争。有竞争，才有动力；有动力，才有热情。让教师在竞争中得到提高，在竞争中得到锤炼，在竞争中不断反思，不断升华。

1、利用校本培训为自我发展的平台，开展师德论文演讲活动。

在活动中让教职工人人参与，既展示个人的风采，又汲取他人的精华，把师德师风融入到演讲活动中，使教师不断完善自我。

2、开展师徒帮扶结对学习，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学校每星期选派两名教师外出学习，并要求做好名师的随堂笔录，结合自身的领悟，写出学习体会。返校后开一节公开课，互相交流探讨，共求进步。全体教师学习一轮结束后，公开交流学习体会。由于每位教师的自身经验有别，教学体验不同，自然而然交流的话题也会不同，这样的探讨形式，更易产生有价值的学习内容。让教师在交流中学会表达，学会反思，不断自我构建，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

3、鼓励个人超越自我。

学校设立《三年教师目标实施计划书》奖励措施，教师如在三年内完成其中的目标，学校将给予丰厚的奖励，目的是为了教师走永无止境的终身学习之路，不断创新与实践，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建立一支追求超越自我，互相协作，不断增强学习力和创造力的教师队伍。

三、文化和谐——学校发展之魂

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更是学校发展的内在源泉。目前，学校提出了“让生命洋溢快乐，让生命充满活力”的新的价值观念，提高生命的质量。

1、注重校园环境文化的提炼。

各班教室的布置以“五认真”教育为基础，以《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准则，将橱窗作为精神文明的宣传阵地，把教室装扮成为学生求知与学会做人的自由天地。办好班、校板报，使学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定期开展优秀板报比赛和学生书画作品展览，促进学生的竞争意识，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与生活，同时也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位。

2、开展快乐的休闲日活动。

玩是孩子的天性，如何在玩中让学生体验快乐，学到真知，这将是我校教职工对学生在活动时所提出的新的要求。我们就因地制宜，双休日的时候，教师闷在海岛觉得生活无聊枯燥，就和学生一起开展快乐的休闲活动，如海边拾贝、野外烧烤等，并在活动中有意识地融进环境教育内容，使学生在活动中不仅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树立环境意识，自觉成为环保的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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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责任承担机制的设计，首先要考虑学生受伤能够获得必要的赔偿，其次在督促学校消除事故隐患的同时，避免让学校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归责原则就是确定侵权/，！/行为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它是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确定侵权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1]按照我国侵权行为法的理论，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分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排除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根据法律规定均应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7 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它是一种基于法定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其目的在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有效弥补受害人因特殊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这一原则的适用将严重地加重一方当事人的责任，各国的民事法律制度对其适用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提供个人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人损害的，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因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污染者承担无过错责任；高度危险责任中，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者，高度危险物品的经营者、占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不属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案件类型，因此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意在于促使行为人能够以足够勤勉谨慎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尽量保障周围群众与环境的安全，以免对他人造成损害结果。"[2]在特殊的侵权领域，行为人的勤勉和谨慎程度不容易判断，过错也不容易判断，所以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要损害结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就应当承担责任。但在学生公共安全事件领域中并不存在上述困难，一般来说，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完善而严格的制度来对学校及其教师的职责作出明确的要求，因此，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学校而言，确实是一种过于严厉的责任规定。从境外关于学生公共安全事件的归责原则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学校必须对学生的人身伤害承担无限风险，各国普遍采取的观点是学校的有限责任论。要求学校承担过于沉重的责任，会造成学校的负担，会使学校丧失开展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终将损害广大学生的利益和我国的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无过错责任是以保险制度为基础，通过保险制度分配损害，法官和陪审员"只要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投有保险的事实，就会相应地影响到他们的判决。"[3]目前，我国的学校责任保险制度尚未全部建立，学校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保险基础上不具备，要求学校承担无过错责任，既不符合国际惯例，学校也无法承受。

（二）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

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法律又无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以公平考虑作为标准，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对于公立学校而言，也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但是，在赔偿标准和范围内可以适当减少。因为公立学校是国家财政拨款，而且我国的教育经费原本就不足，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如果赔偿很多这势必会造成学校己经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被用在无过错时的补偿中，使教育改革和发展在物质保障上更加步履维艰，这极大地违背了教育规律，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大相径庭。对于私立学校而言，其对学生的义务一般是高于法定义务的，故应按其承诺的义务承担责任，但这不是说私立学校就不负有法定的义务，如未成年人的受伤是在其承诺义务之外的，其仍应按法定义务承担责任，这也是学校这类公益法人所必须遵守的最低规范。学校承担责任，最终却由保险公司给钱，责任实际是通过保费的收取，由全社会来承担的。所以，适当给予受害学生补偿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并没有实质的损害，不致因承担责任而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活动。我国一位学者认为, "公平责任可以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失, 维护当事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平衡, 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体现了富者对穷者救济这一社会主义道德规范。"[4]

(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第39 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在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中，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应区别对待，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幼儿园和学校来证明自己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没有过错，如果幼儿园和学校不能证明自己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则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发生的学生公共安全事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学校存在过错时，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学校没有过错，就不必承担责任。过错推定原则时过错责任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因此，从整体上看，学生公共安全事件所采取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1．学校过错的认定标准

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符合法律赋予学校保护学生的义务和学生的监护人委托学校对被监护人的教育、管理、保护责任规定，有利于学校履行其职责。对于学校来说，在此处，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分析学校是否有过错，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分析。法律上的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 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过失包括两种：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学校已经预见到自己在安全保卫工作方面尚不到位，但却存有侥幸心理而认为可以避免，或者认为在短期内不会发生但结果却出现了学生公共安全事件。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学校应当预见本校的某些安全隐患可能导致学生会受到损害，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结果导致学生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在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中，学校因故意而造成公共安全事件的情况比较少，大部分公共安全事件是由于学校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引起的。过错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在对学校主观方面进行确定时，有两种不同的标准。第一种是主观标准说，"主观标准是指通过行为人主观心理来判断其有无过错。倘若行为人主观上无法预见自己的行为将会发生的后果，那么他对该后果不负责任；相反，倘若行为人主观上可以预见损害结果，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5]采用主观标准说有利有弊，虽不致加重行为人的责任，但却会不适当地放纵行为人的某些责任。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主观标准说依赖于对每个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这对法官、对相关当事人来说都并非易事。每个人的认识能力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受到各自的智力状况、各自所处的客观环境、各自所掌握的业务技术与专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能力不同，同样预见能力也各有差异。即便对于同一种后果，这个当事人能认识，但是对于另外的当事人就不一定会认识或预见到了。第二，主观标准说只注重行为人个人的预见能力，并没有考虑行为人应当预见的问题，也没有考虑行为人是否必须深思熟虑作出合法合理的行为选择来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因此会导致那些应该预见而未预见其行为后果的行为人被不适当地免除责任。综上所述，如果一些特定行为可以反映出对学生的生命和健康权利较为明显地不注意，可是因为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和预见能力迥异，如果司法实务者不可以清晰地判定该行为人是否能够预见到其行为后果，就不能合理地认定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也就不能让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行为必然会纵容该行为人已经实施的加害行为，并使受害学生本来可以依法获得救济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无疑给受害学生造成"二重侵害"。由此，我们主张对学校过错的认定应采用第二种标准--客观标准说。"客观标准则认为，虽然过错是一种主观活动，却要通过客观行为来判断，因此只能依据客观事实来认定过错。"[6]

之所以说客观说更符合实际，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学校绝大部分是基于过失而对学生公共安全事件承担赔偿责任，采用客观标准检验这种过错更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第二，学校是法人，若采用主观标准来确定法人的过错势必会牵涉法人的主观意思，法人是自然人的组合体，法人的意思与个人的意思不易区分，而且个人的认识能力受到各自所处的客观环境、各自所掌握的业务技术与专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所以采取主观说来判断法人过错难度更大。

2．学校的注意义务标准

认定学校过错还应当以学校是否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标准。认定学校过错责任应当以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保护的职责为准。首先必须要明确学校职责的来源。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负有的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来源于《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的规定。学校是否尽到职责，应当以其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以及是否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尽到了谨慎勤勉的注意义务为认定依据。方益权教授从"合理而谨慎的人"出发，提出"良家父"或"中等偏上标准说"的注意义务是较为科学的，从而对学校的过错进一步作出认定。笔者认为，结合学生的年龄、智力状况来认定学校的过错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在面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学校所应承担的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的程度也随之不同，要区别对待。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所应尽的注意义务程度要高于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的注意义务又要高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学生。这一点在《侵权责任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关于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责任承担是规定了过错推定原则，这主要是考虑到由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心理和生理上的特点，难以对事故发生的情形准确地描述，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来处理显然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方有失公正。《侵权责任法》第3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关于学校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责任承担上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相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学校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注意义务程度要减轻了。这类学生具有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具有额一定避免和消除相应危险的能力，所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应在其所能辨认和控制的维度内承担相适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学校也就在相应的范围内减轻了自身的注意义务。

四、学校的补充责任

（一）补充责任的含义及基本规则

1.补充责任的含义

《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学校的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同一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受害人享有的数个请求权有顺序的区别，首先行使顺序在先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时再行使另外的请求权的侵权责任形态。"[7]补充责任最大的特征，就是产生的数个请求权存在顺序的区别，权利人必须首先行使顺序在先的请求权；在行使顺序在先的请求权时，第一顺序的责任人不能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导致请求权不能满足时，才能行使剩余的请求权，以此来保障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得以顺利实现。具体到学校而言，学校首先是负有安全保障责任的。安全保障责任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人的人身安全依法 承担的保护义务，如果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主体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保义务导致他人受到损害的，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安全保障责任包括独立责任和补充责任。就学校而言，独立责任是指学校对自己管理范围内的各种安全设施疏于管理或者没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致使学生遭受人身损害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学校的补充责任即是指学校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让学生在自己管理范围内活动的人受到第三人的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在补充责任中，学生的损害是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学校仅仅是没有及时有效地防止和制止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其直接的责任主体是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学校仅仅是在"能够防止制止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2.承担补充责任的基本规则

第一，在补充责任的形态中，即构成直接责任与补充责任的竞合时，受害人应当首先向直接责任人也就是直接侵权行为人要求赔偿，直接责任人应当接受受害方的请求，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满足受害人的权利要求。如果直接责任人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后，补充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就不存在了，受害人不可以再向其请求赔偿，直接责任人也无权向其追偿，因为直接责任人才是真正的侵权人。第二，受害人在直接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赔偿能力不足，以至于不能行使第一顺序的赔偿请求权时，可以要求补充责任人赔偿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直接责任人没有能力赔偿的范围就是补充责任人需要赔偿的责任部分。换句话说，如果直接责任人赔偿能力不足，补充责任人只须承担直接责任人不能承担的赔偿责任；如果直接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补充责任人就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三，补充责任人对直接责任人享有追偿的权利，这是在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得到的法定的权利。补充责任人有权要求直接责任人承担其赔偿责弥补自己的损失。直接责任人应当满足补充责任人的权利要求，一旦有履行能力之际就必须赔偿补充责任人因承担补充责任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综上所述，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是依据直接责任人的最终履行情况和实际履行能力。有可能是直接责任人没有履行能力时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也有可能是直接责任人赔偿能力不足时的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当然，这也必须与补充责任人的过错程度与应尽的注意义务程度相适应。

（二）学校承担补充责任存在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对于"相应的"补充责任，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呢？第一种理解为"如果学校有过错，就应当承担由此的补充责任。"[8]第三人也就是直接责任人若不能承担责任或不能完全承担责任，学校作为补充责任人就要承担直接责任人的全部责任或者赔偿不足时的不足部分责任。学校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直接责任人追偿。但是，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中往往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直接责任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担责任时，那就只能由学校全部承担责任。学校在履行全部赔偿责任后，也没有办法从直接责任人那里得到追偿。这样对学校而言，是显失公平的。因为学校设立的宗旨毕竟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与文化，这样必然会造成学校资金短缺以致无法正常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第二种理解是"让学校在其过错行为的限度内承担补充责任"。[9]这可能会与实际损害赔偿原则相违背。因为如果按照实际损害赔偿的原则，那么责任人的责任应该是明确的，即损失多少，赔多少。但是承担补充责任的基本规则，补充责任人要承担的补充责任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尽管法律明确规定补充责任人只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责任，但是还会与直接责任人的承担能力挂钩。若直接责任人毫无赔偿能力，那么学校必须在全部赔偿责任的基础上根据过错承担补充责任；若直接责任人有百分之三十的赔偿能力，那么学校需要在剩余百分之七十的责任上根据过错承担补充责任；若直接责任人有百分之九十的赔偿能力，那么学校只需要在剩余百分之十的责任上根据过错承担补充责任。

由此可见，按照这两种理解方式去追究学校与直接责任人的责任都有一定的缺陷，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学校、直接责任人对受害学生承担的侵权责任呢？笔者认为，规定学校承担补充责任是考虑到了直接责任人实施的行为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和直接的责任，而学校主要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这相对而言是次要的责任和间接的责任，这其中没有重视过错程度对责任承担所起的作用。

（三）过错轻重与原因力大小分析

在数人分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共同责任如何分担，有两个标准，一是过错轻重，二是原因力大小。其中过错轻重对于共同责任的分担起主要作用。在安全保障义务中的补充责任中，我们除了必须充分认识到承担补充责任的依据之一--过错外，还必须认识到学校的过错的不同程度，因为学校的过错程度不同，那么导致它承担的责任也会有所区别。

1.过错轻重

在共同责任轻重的过错等级上，一般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故意。故意所为的行为，是最重的过错，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是最重的。在故意中，直接故意的过错程度重于间接故意。第二等级为重大过失。因重大过失所为的行为，是中等的过错，应当分担的责任轻于故意但重于一般过失。当法律要求负有较高的注意标准，该行为人非但没有遵守这种较高的注意标准，而且连较低的注意义务也未尽到，就是重大过失。第三等级为一般过失。一般过失是最轻的过失，应分担较轻的责任份额，低于重大过失的责任份额。确定一般过失的标准，是负有较高注意义务的行为人虽未尽此义务，但未违反一般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就是一般过失。笔者认为，在学校与第三人的侵权案件中，不存在故意的可能，没有哪个学校会故意让第三人进至本校内行凶伤害学生。通常情况下学校表现为重大过失或者一般过失。根据过错轻重的大小，若学校根本没有尽到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则为重大过失；若学校尽管尽了一定的教育、管理、保护义务但没有很好地履行，存在疏忽和遗漏，则为一般过失。在数人侵权中，过错轻重有大有小，对侵权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2.原因力理论

在侵权构成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多种原因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即为共同原因。共同原因中的各个原因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起着不同作用，就产生了原因力大小的问题。何为原因力？杨立新教授认为"在构成损害结果的共同原因中，各原因对于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10]单一原因对于结果的发生，其原因力为百分之百。只有在共同原因中，考察原因力才有现实意义。

一般认为，原因力的大小取决于各个原因的性质、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的距离以及原因事实的强度。主要原因是对损害结果的或扩大发生起决定性作用，次要原因是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不起决定性作用。直接原因是指没有介入其他人的行为而直接引起结果发生或扩大。间接原因是指介入他人的行为而直接引起结果发生或扩大。间接原因的原因力低于直接原因的原因力，原因事实距损害结果远的原因力低于原因事实距损害结果近的原因力，原因事实强度小的原因力低于原因事实强度大的原因力。在共同侵权行为中，原因行为的原因力大，行为人应承担较多的责任；原因行为的原因力小，行为人应承担较小的责任。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在顺序上有差别，就是由于直接责任人的行为是造成受害人损害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而补充责任人的行为是造成受害人损害的次要原因、间接原因。但如果单纯地采用补充责任去处理学校与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又会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将过错轻重与原因力大小结合起来解决问题。

3.过错轻重与原因力大小理论综合说

学者对原因力与过错之间有这样的评价："在所有的案件中，义务、因果关系和原因力的远近性这三个问题都相互交叉。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11]根据过错轻 重和原因力大小的比较，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第一，当加害人过错程度大致相同时，确定各自责任的比例应根据各自行为的原因力大小。第二，当加害人过错程度有很大差异时，根据其过错来判断承担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12]此时，双方当事人各自行为的原因力起着调整衡平的作用：原因力不相等的，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的比例按照原因力大小来调整，以此来确定赔偿责任；原因力相等的，按照过错程度轻重来确定赔偿责任。从《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7 条和第11 条规定看，学校应当履行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学校的管理层面和工作人员应当履行的职责内容。学校应当研究本单位的治安隐患和紧急事故处理机制；建立适应本学校的治安保卫制度和治安防范措施；确定本学校的重点保护场所和范围；积极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教育；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治安防范巡逻和检查；督促落实单位内部治安防范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等。如果学校根本没尽到上述义务，是典型的不作为，存在重大过失，根据过错轻重及原因力大小，学校和第三人都是直接的侵权行为人，学校也应当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因为学校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侵权行为。对此，应根据按份责任来划分学校和第三人的责任，根据过错的大小来划分学校与第三人的责任，学校只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如果学校没有很好地履行上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学校存在一般过失。此时，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和学校没有很好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都是导致受害学生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是原因力结合产生作用。但是学校没有很好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间接的，起次要作用，是间接原因，也是次要原因；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直接的，起主要作用，是直接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在分担损害责任方面，学校和第三人应当按照原因力大小，根据比例分担各自的责任。这样，就避免学校为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买单"，即承担全部责任。同时，第三人实施加害行为，造成受害学生的损害结果，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原因力，构成侵权责任；校方由于其未合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间接的原因力，结合上述分析，应当先由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在第三人无力承担责任的时候，再根据学校对自己因过错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

学生公共安全事件涉及家庭、学校、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关系。随着近年来类似血案频频发生，侵权损害赔偿已成为司法实务界遇到的难点。学生公共安全事件地妥善处理涉及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教学模式的采纳，影响深远而重大。由于我国教育立法的滞后和学生公共安全事件研究上的边缘化，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结合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和法律现实，笔者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加以区分，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教育、管理、保护的关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护关系。并且排除了学校在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中承担无过错责任原则，确立学校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另外，笔者还确立了学校的过错认定标准和所负义务的注意义务标准，结合学校的安全保障义务说明学校承担的补充责任的情形。

参考文献：

[1] 邹文国："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载《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__年第4期。

[2] 孙仲波："浅析中小学校校园侵权的学校责任性质及归责原则"，载《三峡大学学报》20__年第31卷。

[3] 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4] 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5] 方益权："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过错的认定"，载《教育评论》20__年第3期。

[6] 方益权："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过错的认定"，载《教育评论》20__年第3期。

[7] 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__年版，第310页。

[8] 韩晓磊：《学校侵权补充责任之反思》，载《湖南社会科学》20__年第1期。

[9] 韩晓磊：《学校侵权补充责任之反思》，载《湖南社会科学》20__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