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界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我们1991年轻度的经济衰退和日本长期存在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金融体制是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众所周知所谓的“大企业集团体制”是一个主要以银行为中心，同时使所有公司相当依赖银行信贷的体制。因此，日本银行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长了信用恐慌的时间。一些日本公司的确想通过资本市场来帮它们渡过难关。在银行总贷款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过去十年日本国内发行的公司债券增加一倍还要多。然而由于银行贷款在日本的资金来源中一直占主导的地位，因此这种非银行借贷数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变日本信用恐慌的状况。

日本政府现在正不断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以使它们重新资本化。虽然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体制多样化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这是促进长期复苏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解决日本危机也必然比解决美国危机要困难得多。这同样证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经济动荡的破坏。

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东亚国家不是如此依赖银行作为它们金融中介的话，它们在过去18个月里出现的问题会有多严重呢？人们很容易理解购买不能对冲的短期美元债务并投资于国内的泰铢贷款可能会由于美元汇率的不稳而造成泰国银行停止向外贷款。但为什么停止贷款会造成经济崩溃呢？如果泰国有一个能发挥功能的资本市场并同时拥有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轻得多。

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很少有理由怀疑东亚国家30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提供资金的。经济和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使得无效贷款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较低。缺少可替换的中介形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就象车胎如果没有漏气，缺少后备轮胎并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东亚国家就是没有“后备轮胎”。

处理银行危机

银行作为一个高负债机构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一些危机。银行风险管理经常存在的问题就是它往往要达到一种很难达到的负债程度，这一程度产生适度的资产回报而同时又不出现延期偿贷的威胁。

银行在用本币负债方面永远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银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证，特别是国家政府的保证。但即使这种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别是当这种负债的货币是外币时。人们又不禁会问如果在银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纪，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话，当时美国所发生的大量银行危机的破坏还会有那么大吗？

在恶劣的环境下，现代中央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但现金并不总能减轻人们的担忧。即使流动性增加了，但银行在不稳定时期也不会向外贷款。今天的日本银行体制就是一个例子。比如日本央行尽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它对贷款的热情却很低。但与十年前美国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资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银行危机，与美国八十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以及日本目前的银行危机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尽快解决危机是最好的选择，拖延时间可能会大大增加危机对财政和经济的破坏。由于政府对银行隐含或明确的安全网络保证，解决银行部门的危机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样，增加纳税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难往往会推迟问题的解决。这种拖延当然会增加财政开支并延长信用恐慌的时间。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同时拥有多种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门发生危机的时候保护这个国家的经济。澳大利亚在亚洲金融动荡时的经历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验证例子。尽管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有密切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但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它的经济受到危机国家的影响。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有稳固的银行体制，同时还有发展得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但进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会变得正常。多种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体制在各个方面发生崩溃。

多样化的资本市场除了在紧张的时期作为信贷过程的补充之外，还在一般时期与银行系统竞争从而降低所有贷款人的金融支出。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市场和银行业一起共同创造、发展并推广各种新的提高资本创造和风险承担的方法。大体上来说，银行系统的效率上升了。它从以前不同地对待每一个贷款人变得更加标准化。

在标准化发展完善的时候，这种方法也被推广到资本市场去。由于贸易的作用，资本市场里有更多的贷款人，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期货合同、垃圾债券和资产债券就是这一进程的很好例子。

资本市场和贸易工具一旦形成，它们就可以给银行提供新的特殊风险对冲的方法并可以把银行从持有贷款转变为创造贷款。反过来，银行贸易也可以促进这些市场的发展。近几年兴起的由技术带动的革新也促进了这一进程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这就是所谓的套期保值。

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在这个更新、更复杂的全球系统中，一个国家的国内金融体制不够稳固是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同时，银行系统作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为奇。银行拥有的贷款人的内部信用情况可以作为决定资本分配的指导。加入金融市场可选择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实际资源来进行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时才可能实现。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几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这个进程的启动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一些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发展中国家中。因为它们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报而不是长期的较低的回报率上。

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础设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组成的，它们的运作就如社会的其他部门一样，必须与基本的价值体制相一致。从表面上来看，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好象只关系到技术问题。它包括能明确显示公司状况的会计标准、能可靠保护财产和强制合同执行的法律体制以及能在公司决策出现失误时事先确定索赔方案的破产条款。这些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处理索赔问题时使用标准化的方法。但是这些制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不同文化色彩。当今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有可能无意识地受到过去苏联对个人产权偏见的影响。由于亚洲人害怕“丢面子”，因此很难在这些国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国家的破产制度等。同样在西方国家中，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贷方和借方关系的看法。公司的权力分配反映了社会中最多人持有的对商务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让一个没有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但也一样发展起来的国家采用这种制度是很困难的。同样，想统一各国的国内金融基础设施或统一与国际交易相关的各个组成部份也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亚洲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弱点使得它们的银行系统变得比危机前更加脆弱，并妨碍了随后危机的解决。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时政府对银行暗地里担保，造成了投资者以过低的价格贷给银行大量的资金，造成资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产法和程序使得银行无效贷款的恢复变成一项长期并且昂贵的工作。另外，俄罗斯在强制执行合同和收债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础设施是造成现在俄罗斯金融中介作用瘫痪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怀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确对经济有益的话，在将来推动这些形式统一的压力将会是相当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很有可能会改善银行系统的环境以及它的经营状况。

最近，一个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比银行部门本身发展对经济的作用要大。这一研究结果与以下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资本市场和银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务。如果同时使用两种形式则必定会带来更健全、更有效的资本分配过程。

有些人认为，缺乏足够的会计实践、破产条款和公司管理导致最近几次危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危机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够的上述因素和它们可能支持的资本市场存在的话，1997年初经济冲击的结果将会大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体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前两年金融动荡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欧洲大陆很少发生由房地产的繁荣和萧条引起的银行危机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出现过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为止，欧洲大陆的金融部门仍是由银行主导，它的资本市场也没有美国和英国的发达。这种银行体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一些银行体制有充分的监督并以一个合法、规范的框架为基础的话是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的。但是这种银行体制还有公有银行实质性的参与。这些公有银行往往缺乏私有银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创新。政府的参与往往不能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价格信号的可靠性。但在市场调节不足以阻止银行危机的时候，此类的政府参与可以提供默认的资源保证以使信用持续流动，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动。

例如，德国由公共控制的银行团体的资产大约占所有银行资产的40%.其他欧洲国家的比例虽然不如德国但也是相当大的。简而言之，一些证据表明较低效率地使用资本可以防止出现信用危机。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个原因使欧洲公有商业银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时促进了以往规模不大的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并使欧洲大陆的金融体制向英国和美国的体制转变。

发展资本市场可能还会给欧洲大陆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在国家银行体制不断集中时，整个欧洲银行业也会逐渐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大银行受到异常打击的话，这家银行就有可能会缩减它向外的贷款。如果存在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的话，以上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减轻，因为公司有了其它的资金来源。

篇2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速度，但经济总量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也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现象，储蓄和投资出现失衡，不协调的投资和消费环节，造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内部失衡。而国际收支的增强，提高了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而消费水平却始终较低。我国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扩大内需，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加强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并没有取得相应成效，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使得我国经济无法保持稳定发展。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完善，政府对经济发展过度干预，没有完全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金融市场的完善关系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通过完善金融市场能够加强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分散控制风险，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资本的使用效率，完善储蓄与投资的转换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高储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人们加强了资金的保值增值意识，更愿将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分析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导致金融市场高风险、低收入的特点，大量的内部交易和市场欺诈现象，使得居民更倾向于将资金存入银行，推高了我国的储蓄总量。

（二）高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作为各地的发展中心，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与低成本生产资料相结合，提供了投资所需条件，而我国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资金定价没有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并且受到资本市场功能定位偏失的影响，许多行业出现投资严重过剩现象，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速度极快，造成了我国投资结构失衡。

（三）低消费收入水平是消费的决定因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使得居民工资收入无法增加，中小企业往往通过高留存、低工资的手段进行资金积累，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不发达的今日融市场，也使得居民很难获取财产性收入，我国个人贷款和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并不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金融市场不均衡的分布现象，也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相同金融支持。

篇3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篇4

[关键词]物流金融;现状;业务模式

一、物流金融的主要作用

1.物流金融的概念

从广义上讲,物流金融是指面向物流运营全过程,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实施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有效整合,组织和调节供应链运作过程中货币资金的运动,从而提高资金运行效率的一系列经营活动。从狭义上讲,物流金融是指企业以市场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要求的产品向银行抵押作为授信条件,运用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的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进行结合,向公司提供融资、结算等服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

2.物流金融的作用

物流金融其实就是物流的组成部分。现代物流本身就包括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资金流和信息流,因此,可以认为物流金融是物流业务发展的内在的、客观的需要,同时,物流金融也是物流企业提供物流增值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

融资企业。物流金融业务利用动产质押突破了传统固定资产抵押模式,缓解了贷款企业急需的流动资金;物流金融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模式,有效降低企业50%的融资成本,加快了资金周转率;贷款企业利用银行的资金与物流企业的规范化、信息化管理,缩短了销售周期、降低产品库存,加快了产品周转,提高了资金利用率。

银行。物流金融业务为银行完善结算支付工具,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创造了机会;银行在发展该业务的同时,也开发了新的客户群体,培育了潜在的优质客户;银行通过承兑汇票业务不仅可以快速吸收存款,还通过银承贴现获得了一定的利润;银行通过和物流公司的合作,极大地降低了资金风险,据有关银行统计物流金融的坏账率低于0.2%,大大低于银行现有业务的坏账率。

生产企业。生产商参与物流金融业务,可以提高企业资金回笼速度,加快了资金周转,降低了运营成本;解决了下游经销商的周转资金,生产企业可以稳定并拓展销售网络,有效扩大了产能。

物流企业。物流业与金融业结合,创造了一个跨行业、相互交叉发展的新业务空间,为同质化经营向差异化经营的转变提供了可能;物流企业通过融资物流业务,在获得物流业务的报酬之外还可以得到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报酬,这种报酬通常是与融资金额或与货物价值相挂钩,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盈利水平;利用融资物流业务,物流企业可以快速切入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从核心企业向其上游和下游拓展,延伸服务链条。

二、物流金融发展现状

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物流金融已经成为世界各大物流企业新的利润来源。世界最大的船运公司马士基、快递物流公司UPS等都在大力开展物流金融业务,这些跨国公司依托良好的信誉和强大的金融实力,结合自己对物流过程中货物实际监控,在为发货方和货主提供物流服务的同时,也提供物流金融服务,如开具信用证、仓单质押、票据担保、结算融资等,这样不仅吸引了更多客户,而且在物流金融活动中还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以UPS为例,为了推进物流金融服务,公司于2001年5月并购了美国第一国际银行,将其改造成UPS金融部门。在UPS提供的物流金融服务中,UPS在收货的同时直接给出口商提供预付货款,货物即是抵押,这样,小型出口商们得到及时的现金流;UPS再通过UPS银行实现与进口商的结算,而货物在UPS手中,也不必担心进口商赖账的风险。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借用UPS的资金流,货物发出之后立刻就能变现,如果把这笔现金再拿去做其他的流动用途,便能增加资金的周转率。

国内物流金融业务发展处于探索阶段,但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国内大型物流仓储企业因为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先决条件和较大规模、良好行业信誉和充足资本储备,在物流金融业务拓展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优势。2005年以来,国内多家第三方物流公司和银行携手开展物流金融的新业务。中国诚通集团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近100家大型仓库,占地面积1500多万平方米,库房面积200万平方米,货场面积370万平方米,拥有铁路专用线120多条,存储能力为1000万吨,年吞吐能力为4000万吨,拥有国内最大的仓储企业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广发银行等十几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500多家客户累计提供质押监管融资近200亿元,抵押产品涉及黑色金属材料、有色金属材料、建材、食品、家电、汽车、纸张、煤炭、化工等诸多种类。①2005年12月22日,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开展监管货物、仓单质押、动产质押、指定付款买方信贷(保兑仓)等物流金融业务。中远物流从2006年开始探索物流金融业务,已先后与国内14家银行签订了框架协议,目前开发项目累计达到300多个。业务模式在仓单质押、保兑仓基础上,中远物流还结合自身优势打造了海陆仓操作模式,即银行为进口商开立信用证向国外的生产商购买货物,进口商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其余部分以进口货物的货权提供质押担保的货押业务。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于2006年7月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物流金融战略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在物流监管与商品融资、物流结算、物流保理、物流担保和客户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共同研发新产品,联结双方的服务平台,延伸客户服务范围,为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增值服务。

三、企业物流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

1.代收货款

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将货物送至收货方后,货方收取货款,并在一定时间内将货款返还发货方。第三方物流企业收取现款后,由于时空、技术条件等限制,一般需要滞后一段时间向供方返款,随着不断的收款付款业务的开展,在一定的时间后就会积淀下相当规模的资金,不仅方便了客户,而且也大大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代收货款模式常见于BtoC业务,并且在邮政物流系统和很多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中广泛开展。

2.垫付货款

垫付货款模式是发货人委托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垫付扣除物流费用的部分或者全部货款,第三物流供应商向提货人交货,根据发货人的委托同时向提货人收取发货人的应收账款,最后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与发货人结清存款。这样既可以消除发货人资金积压的困扰,又可以让双方放心。在垫付货款模式中,除了发货人与提货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之外,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还应该与发货人签订《物流服务合同》,在该合同中发货人应无条件承担回购义务。

3.仓单质押

仓单质押分为典型仓单质押模式和综合仓单质押模式。

典型仓单质押模式是仓单质押的基本模式,融资方把货物存储在金融机构指定的仓库后,凭仓库开具的货物仓储凭证即仓单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金融机构根据货物的价值向客户提供一定比例的融资。第三方物流企业根据融资方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质押贷款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仓单质押业务合作协议书,根据质押物寄存地点的不同,对融资企业提供两种类型的服务:一是对寄存在本企业仓储中心的质物提供仓储管理和监管服务;二是对融资方寄存在经过金融机构确认的本企业之外的其他社会仓库中的质押物提供监管服务,必要时才提供仓储管理服务。

综合业务型仓单质押模式。金融机构根据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规模、经营业绩、运营现状、资产负债比例以及信用程度,授予第三方物流企业一定的信贷额度,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直接利用这些信贷额度向相关企业提供便捷灵活的质押贷款业务,由第三方物流企业直接监控质押贷款业务的全过程。这种运作模式把大部分的业务操作集中到第三方物流企业身上,金融机构只要负责对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统一授信,其他的都由第三方物流企业负责。

仓单质押业务通过仓储企业作为第三方担保人,有效地规避了金融风险,既可以解决货主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困难,同时保证银行高利贷安全,又能拓展仓库服务功能,增加货源,提高效益。

4.保兑仓业务

保兑仓业务是仓单质押的延伸。在保兑仓业务模式中,制造商、经销商、第三方物流供应商、银行四方签署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经销商根据与制造商签订的购销合同,向银行缴纳一定比率的保证金,一般不少于经销商计划向制造商此次提货的价款,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专项用于向制造商支付货款,由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提供承兑担保,经销商以货物对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进行反担保。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根据掌控货物的销售情况和库存情况按比例决定承保金额,并收取监管费用。银行给制造商开出承兑汇票后,制造商向保兑仓交货,此时转为仓单质押。通过保兑仓,大大缓解了交易双方的现金压力,提高了资金周转,真正实现了制造商、经销商、第三方物流和银行的多赢。

5.物流保理

物流保理模式是保理市场迅速发展的产物,客户在其产品置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监管之下的同时,就能凭提单获得物流企业预付的货款,货物运输和保理业务的办理同时进行。

ZHONG可指物流企业联合金融机构为其他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服务。从保理业务的服务内容来说,物流保理业务与银行保理业务无本质不同,但是其经营的主体由银行变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使物流和金融流的联系更为紧密。

与金融机构相比,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对客户的供应链管理中,对于买卖双方的经营状况和资信程度都有相当深人的了解,在进行信用评估时不仅手续更为简捷方便,风险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机构保理业务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买卖双方的合谋性欺骗,一旦金融机构在信用评估时出现失误,就很可能财货两空,而在物流保理业务中,由于货物尚在物流企业控制之下,可以降低这一风险。

即使第三方物流企业因无法追讨货款而将货物滞留,由于对该货物市场有相当的了解,与该行业内部的供应商和销售商具有广泛的联系,在货物变现时能够享受到诸多的便利,使货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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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士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现状与风险防范[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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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超级秘书网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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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业加剧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城乡调查失业率远高于登记失业率。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称我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中西部地区的失业率超过10%,其中大中城市失业率约10.1%。而在这庞大的失业大军中,又以农民工和大学生最为严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今年共有2500万农民工就业面临很大压力。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据教育部的统计,从需求方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有明显下降,就业岗位严重不足。

(二)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收入差距问题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制之后,由于社会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经济社会越来越融入全球体系,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高端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低端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劳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城乡差距。中国社科院最近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过去的1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为36.3%,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1%,后者比前者高近7个百分点;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差高达近万元。加上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大量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失业,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冲突加剧

2009年3月9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中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我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日趋严峻。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会更加凸显。可见,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下行,而经济下行则会使中国长期积累的矛盾浮出水面,隐性矛盾显性化,显性矛盾更加尖锐。在前面已经提到,金融危机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从而导致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而当失业潮和土地纠纷、劳动纠纷等各种纠纷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一旦哪个环节没有处置得当,社会冲突就存在加剧的可能。可见,金融危机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多发时期。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一方面,确定“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一个带有普遍性、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就业乃民生之本,是关系国民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是解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键所在。但是,当前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却造就了大量的失业群体的产生。这些规模庞大的失业群体丧失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发生矛盾冲突的风险急速升高,并有可能由经济危机影响社会稳定。为此,必须把解决就业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确定“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就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的。经济的较快增长会推动就业的相应增加,因此在经济增长目标中本身就包含就业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事实证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地促进就业增长。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3%,而年均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90年代,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4%,就业增长率为1.1%,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06,即经济增长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0.106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比80年代吸纳就业能力下降了2/3。[1]这表明,经济高增长并不一定必然带来相应的就业高增长。为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要确定“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关键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扭转经济增长和投资对就业拉动作用日益减弱的现状和趋势。为此,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就业优先为原则,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此来实现就业结构的改善和就业岗位的增加。

另一方面,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死、伤、残、丧失劳动力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的物质帮助,以此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而建立的一种制度。它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救助、扶贫和扶持经济开发等措施,调节收入的过大差距,以缓和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因此说,社会保障是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使社会发展进入良好循环的社会稳定机制的调节机制。享有统一的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但是,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实行,而农民却始终处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甚至可以说,广大的农民是游离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据有关调查显示,占总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着89%的国家社会保障资源;而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11%的社会保障投入。[2]这一现状如果不打破,不仅实现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而且还会进一步加深城乡矛盾,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其一,要切实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重点扩大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其二,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基于公民人权的需要,对特困居民实施的一种无偿救助,它体现的是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国家的当然责任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量的工厂破产倒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人群的存在,当他们基本生活难以为继时,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救助。为此,必须切实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有了这种保底措施,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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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从概念入手，给出这种新型委托贷款的界定。然后再分析它的优势、障碍及解决方法。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贷款通则》第七条规定：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

本文所说的用委托贷款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途径，是指农民作为委托贷款的借款人的一种新型的特殊的委托贷款。此种贷款的委托人依旧可以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任何愿意提供贷款给农民的主体；受托人不再只局限于金融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借款人可以是农民自己，也可以是农村企业。

二、用委托贷款解决农民贷款难的优势

1.三赢局面（微观）。(1)对委托人。首先，对于委托人来讲是收益率的上升，把剩余资金存入银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仅为3.87%（截至07年12月14日），而把钱贷出去每年的贷款利率肯定会比存款利率高。其次，还有利于委托人拓宽投资渠道，分散风险，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2)对受托人。主要是扩大了业务收入。目前，银行的业务收入过于单一，传统的存贷业务的收入占绝对比例，而发展中间业务，是银行扩大业务收入的重要途径。委托贷款的业务收入是手续费，它不受贷款风险和贷款效益的直接影响，因而比利差收入更为稳定，而且成本费用极低，业务收入几乎等同于可实现利润。此外，还有利于分散银行的风险和增加其竞争力。如果受托人是个人，主要也是增加了其收入。

(3)对借款人。主要是贷款可以得到满足。从瑞安市对十个村一百户农户问卷调查得出：瑞安市农户对投入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主要资金来源，有51%选择自有资金，25%为民间借贷，24%为申请贷款。这说明还有49%的农民希望通过借贷途径获得资金，而金融贷款仅能满足不到其中一半的农民贷款需求，农民贷款需求仍有较大空间。从该资料中不难得出，如果针对农民的委托贷款得到推广就可以满足部分农民的贷款需求，从而可以解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促进农村的发展。

2.两个促进（中观）。(1)有助于促进资金从城市到农村的流动。目前，普通的城市企业和广大年的城市居民即使是有剩余资金想投资农村也没有好的途径。如果推广委托贷款这种方法，就能使得原来并不了解的双方成为资金链条的两极，从而打破从城市到农村的资金无通道的局面。

(2)有助于促进农村内部资金的循环利用。委托方当然可以是农民自己，他们之间信息基本是对称的，部分富裕的农民或有资金剩余的农民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有法律保护的途径把钱借给其他农民，从而使得农村本身的资金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利用，缓解农村资金的外流。

3.杠杆效应（宏观）。政府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从各个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如果财政拨款是在给农民输血的话，那金融贷款就是在造血。而在金融贷款中委托贷款和其他贷款相比就在于它很强大的杠杆效应。如果将委托贷款比作一个支点，将政府所作出的工作比作所用的力，那这个杠杆撬动的就不只是原来的那种政策性贷款所带来的微小的资金量，而是整个社会巨大的资金量，其中不仅包括农村自身的也抱括城市的，不仅包括企业、机构，也包括个人的。这是其它贷款所没有的。此外，这一方法还有打压高利贷，制止地下钱庄和地下金融，以及缓解流动性过剩的作用。

三、用委托贷款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障碍（风险分类） 转贴于

虽然这种委托贷款有诸多优势，但是推广它也存在许多障碍。站在委托人的立场上，分析这种特殊的委托贷款实现的障碍，可以从源自借款人的风险和受托人的风险这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1.借款人的风险

目前，国内的各商业银行的委托贷款业务的借款对象主要是针对市政建设、旧城改造、道路开发等项目，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发行的委托贷款则针对的是有相当规模的农村企业，这中间均没农民。农民难以成为委托贷款的主角，主要是源于其贷款风险相对于其他贷款主体的风险更高。主要是以下两点：

(1)是自然风险。其广泛意义上指由于自然现象或物理现象所导致的风险，如洪水、地震、风暴、火灾、泥石流等所致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风险。本文指的是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周期长，受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影响大，导致农民收入不稳定，从而会导致贷款的风险。

(2)是信息风险。这一点主要是指城市资金流向农村的障碍。具体而言，由于地域差异，作为借款人的农民比委托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前者更确切地知道的这笔贷款的风险与前景。委托人由于地域原因更愿意将钱借给相对熟悉的市政部门。

2.受托人的风险。本文指的受托人不再只局限于金融机构，还包括个人。一方面可以使得这种贷款更加灵活便于推广，另一方面还可以是地下金融合法化。但这样做本身会带来受托人的信用风险。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个人非金融机构），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受托人有可能将资金据为己有，也有可能和借款人串通故意制造不良贷款。

四、针对障碍的几点建议

1.开展业务宣传。目前，社会公众普遍对委托贷款都缺乏了解，更不用说针对农民的委托贷款了。这是制约业务发展的关键间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发展客户，委托贷款 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解决这个间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全方位大力开展业务宣传。在宣传过程中应该重点宣传以农民为借款人的委托贷款。

2.建立农村试点。由于该项业务属于创新，应该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农村作为试点，向该村农民详细介绍，对有意借款的农民提供一定的帮助。将其各种情况和建议记录下来，及时的分析并调整政策。待试点取得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鉴于我国农村的地区性差异很大，推广时应该因地制宜，不应一刀切。

3.构建信息平台。鉴于目前我国金融运行体制和当前的有关制度规定，建议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牵头，其它各商业银行参与，定期针对农民的委托贷款供求的相关信息。经办行可先大量收集资金供求信息，汇总后一批一批地定期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介向社会，构建一个促进委托人和借款人能够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信息平台。可以客观公正的借款人的基本情况，委托人所要求的条件和欲提供资金数目等内容，使资金供需双方真正得以相互沟通，以提高签约的成功率。

4.协助设计产品。受托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比委托人和借款人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可以针对不同的贷款双方设计不同的委托贷款的产品。设计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点：抵押、担保和信用的选择，一次性和分期还款的选择，利率的确定，借款期限长短的确定等等。

5.引入保险机制。针对自然风险，可采用在委托贷款中引入贷款保险的方法，让保险公司对这种委托贷款进行承保，降低这种风险对委托人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让农民购买农业保险，避免遭受灾害之后没有收入，造成违约。建议这些保费应该由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出一部分，以鼓励这种方式的推广。

6.进行风险评级。受托人可以仿照西方银行“6C”原则（借款人的品德(Character)、才能(Capacity)、资本(Capital)、担保品(Collateral)、经营环境(Condition)、事业的连续性(Continuity)），设计一种专门针对这种农民作为借款人的风险评价标准。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过去的借贷情况，抵押品情况，年收入情况，家庭成员的情况等等。评价的语言应该浅显易懂，便于农民的理解。

7.进行财政补贴。为了这种新型贷款的发展，就要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同，政府可以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以减轻农民的费用支出，补贴大小可以参考每笔这种特殊委托贷款的费用。建议政府将补贴给与促成委托贷款的受托人，这样一方面可以鼓励银行或信用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避免将补贴直接给委托人和借款人的容易引发的道德风险。

8.监控贷款使用。受托人应积极主动地利用自己的贷款监控系统帮助委托人监控借款人的借款资金使用情况，并将有关信息及时告知委托人。对发现借款资金使用上存在的安全性问题时，应主动及时地协助委托人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将贷款风险降到最低。总之，这种委托贷款的推广虽然有一定的障碍，但是它本身具有的强大优势是其他贷款所少有的。可以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尽量减少其弊端，让它成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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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篇9

面对这一严峻的宏观形势，世界各国政府应该审时度势，果断地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过去20年间治理与防止通货膨胀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对通货紧缩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除了服务品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价水平呈整体下降趋势。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而作为世界经济主要亮点的中国，物价水平也是连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怀念那种以温和通货膨胀为特征的经济运行状态。

在通货紧缩期间，生产过剩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消费者持币待购心理严重，生产厂家失去了定价主动权，利润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进而影响其对未来投资的信心，裁员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此外，物价下跌变相增加了借款的实际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偿债负担。这一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的话，经济衰退将是必然的结果。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货紧缩尽管表现为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但人们不能只从货币供给量乃至货币政策上寻找答案，也不能仅以放松银根为基本对策，这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其他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但同样不容回避的是，货币政策在防止与治理通货紧缩上负有巨大的责任。而且从日本的经历来看，治理通货紧缩要比防止通货膨胀困难得多——这一教训对决策者尤其重要。

2002年11月6日，美国联储第12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了1.25%这个41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次大幅降息行动并没有在市场引起积极的反映，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与1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像之处。日本银行在2000年3月已把利率降到零的水平，而整体物价水平还是连年下降，经济萎靡不振，货币政策似乎失去了调控经济的作用，成为了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典型案例——由于借款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了信心，无论利率降到什么水平，都不愿意借款与投资。

人们难免要问：如果利率降到了无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银行还有什么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为了打消人们的担心，美联储高层人士不断表示：即便是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来刺激经济。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银行可以购买政府债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及长期利率水平（在西方，中央银行所能够控制的只是短期利率，长期利率仍然由市场决定）。联储理事会理事BenBernanke走得更远，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开谈话中，明确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间，美国中央银行购买了大量债券，促使政府债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当于现在的5%）。如果这一手段仍不奏效，中央银行可以接受商业票据为抵押，通过贴现窗口向银行贷款，以此降低借贷成本。Bernanke先生还提出了第二个备选方案，就是由联储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迫使美元贬值。但他同时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财政部的职责范围，而且鉴于美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贬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货紧缩压力。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更为极端，即联邦政府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同时，联储购买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所筹集资金用来弥补减税造成的亏空。这一方案的实质是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发票子。

上述政策建议出于联储高层口里，多少有些让人震惊。在过去20年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一直把防止与治理通货膨胀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货币主义成为了它们的基本理论信条。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把物价控制在认可的范围之内。但到了现在，世界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短期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表现了应有的胆量与勇气，探索非正统的政策工具，驶向了这段没有航标的里程。

日本银行已经率先这样做了。为了刺激经济，维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本银行从2000年3月开始在市场上大量买进政府债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决定把其银行体系往来账户余额的上限提高到20万亿日元（相当于1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每月需要在市场上买入1.2-1.5万亿日元的债券，等于日本政府净融资额的三分之一。日本银行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把长短期利率控制在历史最低位上，由此减轻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资成本（尽管日本政府债务余额达到了其GDP的140%，而其30年债券的收益率只有2%左右）。此外，日本银行在9月18日宣布：它准备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它们所持有的股票，并于12月初付诸实施，以此帮助商业银行清理包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11月份的日本年度报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银行“在没有标尺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

日本国内现在正酝酿着一个更具争议的货币政策——要求日本银行明确确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比如说是3%，然后想方设法达到它。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进一步增发货币，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引导公众及企业的价格预期，以此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对于盯住具体通货膨胀率的货币目标，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有这样做的，如英格兰银行，但它们的出发点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而不是像日本银行那样，设法把负通货膨胀率抬升到既定的目标。

笔者认为，国外中央银行的做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尽管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通货紧缩压力、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财政可持续性等不容回避。回顾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中央银行能够而且应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为此，笔者提出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建议中央银行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用于收购四大国有独资银行遗留的各类政策性贷款。理由是：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购近1.4万亿元不良贷款之后，并没有完全解除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绝对额过大，无法自我消化。这些不良贷款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业银行法》颁布之前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如果不能较为彻底地剥离出去，则难以分清银行管理层的责任，不能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鉴于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地位与国有独资背景，这些不良贷款被看作是中央财政的隐性负债，迟早要由国家解决。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央财政很难有力量解决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问题——注资或者为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等做法，均超出中央财力。鉴于此，人民银行应该模仿国外同行的做法，试探以非正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笔者认为，只要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审慎地设计分步实施方案，确定合理的再贷款金额，这个建议是可以操作的：既能促使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又不至于引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为我们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贻误时机将非常可惜。三、泡沫过后的美、德、日银行体系

在经历过这次巨大的泡沫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次股市暴跌尚没有在美国引发金融危机——这与1929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美国大银行尽管伤痕累累，但它们的资本充足水平仍然很高，信用等级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仍然具备对外支付能力。与此相比较，德国等银行体系蕴含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日本银行体系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们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不错，一个不怎么样，一个是一塌糊涂(Thegood,thebadandtheugly)。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1、美国银行体系经受了考验。上面已经提到，美国股市崩溃所造成的财富损失是史无前例的。在1929年之后的两年里，美国股市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60%，而在2000年3月之后的两年里，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90%。但在近两年里，美国只有11家规模很小的银行倒闭，而在1989-1991年期间将近有500家银行倒闭，在30年代初期更有几千家银行倒闭。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这样的判断：假如此次股票泡沫没有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稳健运转的银行体系为宏观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我们认为美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银行贷款的重要性下降。据统计，在美国整个金融资产中，商业银行（包括储蓄贷款协会）所占的比例：1912年为79.3%,1948年为68.2%,1980年为56.2%,1997年为46.9%。在90年代通讯、信息科技、媒体等如火如荼的时候，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融通从1995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450亿美元，上市(IPO)融资从1995年的303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604亿美元。高收益债券市场也为大量的新电信企业提供了几千亿美元的资金融通。当股市崩溃的时候，损失惨重者并不是银行，而是那些保险公司（尤其是人寿保险公司，它们的股票投资最高可达其资产总额的60%）、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数以千万计的个人投资者。

第二，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大大增强了美国银行体系的资本实力以及消化损失、抵御风险的能力。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9月底，美国最大的25家银行持股公司的资本总额为3807.3亿美元，准备金余额为408.35亿美元，而不良资产余额仅为408.35亿美元。这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为8.7%，总资本充足率为12.24%，远远超过巴寒尔协议4%、8%的最低要求。巴塞尔协议的实质在于以银行资本金限制其资产的盲目扩张，同时鼓励银行采取积极的风险管理措施，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与金融创新的长足发展，美国银行业能够对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进行积极的管理，把不愿意承担的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者。例如，据2002年1月31日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美国证券化资产(Assetbackedsecurities)、信贷衍生工具(creditderivatives)分别从1995年的3150亿美元、1756亿美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10480亿美元、15810亿美元。此外，美国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与创新，能够对风险给予更加准确的甄别、量化与定价，风险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2、德国银行体系处境不妙。二战以来，在严厉监管体系下的德国银行体系一直享有稳健经营的美誉。但在近期宏观经济表现不佳、公司破产处于历史高位等外部环境下，德国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十分糟糕，裕宝银行(HVB)、商业银行、德勒斯顿银行等德国大银行均出现了巨额亏损。2002年9、10月间，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恐慌性地抛售银行股票，银行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上述宏观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全能银行模式暴露出弱点。在德国，大银行与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一方面可能导致银行放宽授信标准，关系贷款增加，造成信贷损失；另一方面，随着所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下跌，巨额未实现损失削弱了银行的资本基础。例如，2002年9月，德国商业银行未实现损失高达19亿欧元。

第二，过于拥挤的银行导致过度的竞争，而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产生了非理性的授信行为。德国共有2700多家银行，每百万人口就有515个银行分支机构，远高于英国（250个）与法国（420个）的水平，银行服务供给过剩。不仅如此，在德国银行体系三分天下的格局中，由州政府拥有的公共银行以其信用等级高、融资成本低的优势，与商业银行竞争贷款机会，导致贷款利差的不断收窄。商业银行被迫应战，不得不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争揽业务，无法根据贷款的实际风险程度制定合理的价格，而一旦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商业银行发现大量的不良贷款冒了出来，而微弱的盈利水平制约了自己核销坏账的能力。

第三，德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有待改善。德国是世界上劳工成本最高的国家，严厉的法律限制了银行节约成本支出的回旋余地。例如，2001年，德意志银行的费用率(efficiencyratio)高达123.21%，高出花旗集团一倍（花旗集团的费用率为63.58%）。

3、总也走不出危机怪圈的日本银行业。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银行业风光无限的年代，而随着泡沫的破灭，日本银行跌进了自己怎样也爬不出来的深渊。据估计，日本银行业累计核销不良贷款折合1300多亿美元，而现在不良贷款余额仍然高达47万亿日元（约4000亿美元），贷款核销的速度总也赶不上新冒出的不良贷款。2002年11月下旬，日本七大银行预计本年度亏损3050亿日元（约25亿美元）。在短期利率接近为零的市场环境下，日本银行业很难依靠自我盈利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少人把日本经济没有尽头的萎靡不振归结于银行体系中介功能的丧失。在过去6年里，日本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连续下跌，银行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大量的存款被投资到收益率极低的国债市场上，或者投资到国外金融市场上，银行难以很好地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尽管日本政府连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达到了GDP的140%，日本经济仍然看不到什么起色。

4、两种银行经营模式孰优孰劣？美国、德国、日本三国银行体系的不同表现不禁使人联想到学术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第一种模式称作“保持一定距离的银行经营模式”(keepatarm''''slength)，它在美、英等国家最为典型。在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下，银行总是与客户之间保持“一臂”的距离——不远也不近。第二种称作“以关系为本的银行模式”(relationshipbanking)，以日本最为代表，在亚洲广泛流行。在这种模式之下，银行强调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同舟共济。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模式的差别：假如银行对一个老客户的贷款余额为1亿元，现在，客户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授信风险开始显现。按照第一种模式，英美银行一般会采取以下行动：立即停止新增授信，采取资产保全措施，尽可能降低已有授信的风险；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风险已经出现，银行不能新增授信，银行应把最大的损失控制在1亿元之内。按照第二种模式，亚洲国家的银行一般不会马上采取过急行动，而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考虑新增授信，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不新增贷款的话，原来的1亿元贷款可能成为损失。但问题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其损失可能会超过1亿元。

经济学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由来已久。鉴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二战之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成就，很多人认为“以关系为本的银行经营模式”优于“与客户保持一定距离的经营模式”，因为前者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而且，银行愿意继续向遇到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及日本银行体系积重难返的现实面前，很多人转变了看法，认为亚洲模式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宏观环境下能够很好地运转，而一旦经济放慢或者步履蹒跚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这是因为银行继续向本应断绝资金来源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其结果是新的巨额资金又跟着损失掉了，致使银行坏账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影响经济增长。

5、应该吸取的教训。通过对三国银行体系的分析，笔者提出两个个人观点：第一，如果按照上述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划分，我国明显属于关系型经营模式，强调与客户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授信行为不够严格，贷款定价也反映不了银行所承担的内在风险。鉴于日本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银行界值得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辙。第二，我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之中，而政策性银行依靠政府赋予的优势（以发债特权筹集长期低成本资金、财政补贴等），与商业银行竞争商业性业务，致使价格战愈演愈烈，贷款利差一再收窄，其损害力是巨大与深远的。对于我国的决策者来讲，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强调利率市场化的紧迫性，而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如何解决市场参与者的公平待遇问题。德国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3、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与价值观的复兴

传奇式的投资家巴菲特有一个有名的论断：“只有当潮水退下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谁在光着身子游泳”。在股票泡沫过后，金融行业流下了很多鲜活的素材值得研究。我们发现：很多当时看来十分新颖的观点、商业模式也不过尔尔，而一度被认为迂腐的传统商业银行模式重新焕发出风采。还有，“新经济”时期那些不拘一格、敢打敢冲的“企业家”思维只是昙花一现，而真正具有持久魅力的仍然是守信、节俭、审慎决策、避免利益冲突等价值观。这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金融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相融合的模式遭遇挫折，传统商业银行模式焕发光彩。鉴于1929-1933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教训，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割了开来。这个法律的初衷是防止银行以低标准的授信条件争揽投资银行业务。60多年过后，这个法律在1999年被取消了，旅行家集团与花旗银行合并、大通银行收购J.P.摩根银行等，建立了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与保险公司为一体的金融集团，并在市场上取得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崭新的经营模式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主流。但好景不长，在股市崩溃之后，这一经营模式遭遇了沉重打击。安然、世通公司等倒闭案件不仅让大通摩根、花旗集团等承受了巨大的贷款损失，而且纷至沓来的种种指控、司法调查（如指控银行帮助公司客户隐瞒债务、虚增盈利；指使分析师发表过分乐观的股评报告，以此争揽投行业务，误导投资者；等等）及几亿美元的罚金严重地损害了它们信誉，致使它们的股票价格暴跌。摩根大通的股价在2002年10月9日为15.45美元，只有其黄金时期的23.5%（2000年3月23日为65.67美元），花旗集团在7月24日的股价为22.83美元，相当于五年来最高点的40%（2000年8月28日为54.9美元）。近期两只股票仍然在低价位徘徊。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汇丰集团、美洲银行等银行的股票表现要好得多。2002年，汇丰控股的股票价格基本徘徊在7-8英镑之间，与199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与最高价格（2001年1月24日为10.92英镑）差别不大。在美国三大银行中，美洲银行是股价唯一上涨的银行。它目前的股价为68美元左右，高于5年来平均水平，与最高价格（1998年7月14日为87.93美元）相差不多。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四家银行的盈利构成中明显地发现各自经营模式的差异。不难发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美洲银行、汇丰银行带来了稳定的盈利，而对于花旗银行来讲，尽管其消费银行业务十分成功，占据半壁江山，但却受到了投资银行业务的拖累，摩根大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可谓是一塌糊涂，全靠零售业务支撑局面。

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布的数字，2002年第三季度，美国三大银行净收益的构成情况如下：

(1)花旗集团：全球消费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59%，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32%，全球投资管理占11%，自营投资业务占-3%，公司业务占1%；

(2)摩根大通银行：投资银行为净收益总额的-79%，零售银行及中小客户金融服务占248%，资金与证券业务占65%，投资管理与私人银行占30%，风险投资业务占-87%，公司业务为-78%。

(3)美洲银行：零售及商业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71%，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19%；其他公司业务占14%，资产管理业务占3%，股权投资业务占-7%。

另据Bloomberg的专题文章，汇丰控股2001年的盈利构成为：公司金融业务占净收益总额的38.4%，个人金融业务占33.4%，商业银行业务占22.7%，私人银行业务占3.9%，其他占1.6%。

我们认为，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以个人为对象的按揭贷款、信用卡、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盈利前景。而且，从亚洲金融危机乃至近两年欧美国家的实际来看，个人信用远比企业信用具备更强的抵御经济周期负面影响的能力。现在，世界各国的大银行纷纷把业务发展的重点转向以个人为对象的金融服务上，并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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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及互联网支付现状

（一）互联网金融的分类

目前互联网金融涉及传统商业银行的多个领域，包括支付、融资和理财等业务。融资类产品可划分为以阿里金融为代表基于交易数据的网络金融和以拍拍贷为代表的众筹融资（P2P）。理财产品包括如余额宝等为代表的各类理财产品。支付结算在今天的互联网金融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商业银行支付结算冲击较大，其中主要支付手段可以分为两大类，包括电子支付（E-Payment）和手机支付（M-Payment）。电子支付（非手机支付）可定义为通过互联网完成的电子商务活动的数字支付，或通过电子手段发起、处理和接受的支付。在国内，电子支付可以分为三大类组成，即基于商业银行基础设施的支付、基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电子支付和基于银联系统的支付，后者在解决电子支付诚信问题的同时，弥补电子支付领域监管的不足。电子支付通常依托于电子商务，其中C2B交易数量占比较高。目前中国具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网上商家，预计在短期内即将升至世界电子商务的第二位（见图4）。手机支付近年来成长非常迅速。在中国，手机支付可以归纳为两类模式：一是基于移动费用账户的支付服务和基于银行卡的手机支付。2013年，中国的个人手机银行用户达到4.58亿户，交易总额12.7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5.5%和248.09%。手机支付主要支付用途包含：1.P2P：个人对个人的转账，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2.C2B：在店消费后对商家的支付，在发达国家增长迅速；3.B2B/B2C:如在非洲地区通过手机支付完成的企业对企业或企业（政府）对个人的支付活动。

（二）国内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是国内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监管制度、支付体系和消费习惯综合作用的结果。以消费习惯为例，个人支票在英、美国家使用广泛而且在收款方中接受程度较高，但在日本手机支付为主的方式受到消费者和商家的广泛接受。同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欧美国家客户可以通过直接借记（DirectDebit）等工具减少由客户主动发起的支付需求，降低柜面业务数量的同时提升客户体验。二是互联网金融有力推动金融拓展（FinancialInclusion）。金融拓展项目不但可以提高社会公平，增加低收入人群的经济和金融参与程度，因此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重视。中国政府正通过多种项目延伸金融触角，逐步覆盖欠发达地区。互联网技术改变传统金融的成本结构，通过网络外向性效应，较大幅度降低单位交易成本。例如，在“大数据”各类“云”的支撑下，小微商户在传统贷款中的矛盾也得到一定缓解。三是互联网金融以自身证明“客户为中心”的真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银行业逐步打破国家对金融体系的隐形保护，充分的市场竞争促进银行间的竞争和兼并，推动金融服务的快速发展。历史上，众多已消失和正在消失的传统行业证明世界上没有所谓的“马其诺防线”，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只有更好满足客户需求的企业才能够长期发展。

三、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支付的影响因素

（一）零售支付业务地位重要，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我国非常重视小微企业和零售支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人民银行推广的二代支付系统中，小额支付系统的各项功能不仅得到进一步完善，而且网上零售支付为主的网银互联系统在支付速度、成本和便捷等方面比传统小额支付系统有更大提高。网银互联系统推出针对第三方支付的业务功能，在支付流程、报文传递、报文回执和轧差清算上充分考虑到网络支付业务对便捷性、可用性和实时性的要求。同时，各国政府已认识到支付结算不充分竞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实物支付工具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借助多种手段加强市场监管，提升支付业务收费的透明度。在这种内外部环境下，商业银行应通过提升支付业务效率和降低相关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在外部监管的框架下，加强支付产品定价管理，提升商业银行在整个支付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并以此带动其他业务发展，提高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

（二）产品和市场多元化对大型商业银行的重要性突出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信用卡部分业务在商业银行中不受重视，花旗银行和纽约化学银行等将信用卡的部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处理商，导致这些银行丧失信用卡业务的主导权。在今天的竞争环境下，聚焦单一市场、产品或渠道可能造成银行业务易受外部环境冲击，大型商业银行应利用自身庞大客户群体产生的规模和范围效益，加强渠道、系统、客户数据的整合，借助产品多元化的市场合力效应，有效控制潜在的市场风险。

（三）交易性银行发展依赖支付结算等中间业务

近年来，随着人工成本日益上升，零售银行中关系型业务发展可能得不偿失，这在大型商业银行中更加突出。部分学者建议在金融管制解除后，银行业存在两类基础策略，一是大型银行应借助其在市场、运营和信贷审查的规模效益采取的低成本策略。在这种策略下，包括支付结算在内的中间业务及收入对银行提升利润率具有关键影响。二是小型银行通过与客户建立的良好关系，提供特色的客户增值服务。

（四）支付创新形式多样，对商业银行影响深远

支付结算创新是设计、发展和实施新的或改良的产品、服务、流程和商业模式，其中客户行为方式和偏好、外部监管和科技发展是支付体系创新的三个主要动力。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都在经历互联网支付手段带来的消费、支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渐进式的支付创新将可能促成整个行业的蜕变。

（五）不同销售和支付渠道的聚合

为了迎合顾客的各种消费偏好，零售商家寻求动用包括实体、电子和手机等不同渠道拓展产品销售。在某种程度上，短期内不同渠道间存在竞争互补的关系，客户可以通过去实体店，手机或者网路查询比对价格，最后完成购买。因此，在大力推动互联网远程支付的同时，零售支付业务也应充分重视银行卡支付和传统支付渠道的重要作用，针对目标客户群体制定支付渠道整体业务发展模式。

（六）临界规模是支付创新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互联网支付与传统支付手段在成本结构具有较大区别（见图5），前者的成本组成中变动成本所占比例较低。因此，在一定交易规模或交易频率下，互联网支付总成本高于传统支付模式；但是在超过一定规模后，互联网支付的成本优势才能显现。因此，互联网支付产品的定价策略考验商业银行的市场分析、驾驭能力和管理智慧。其次，临界规模的实现需充分考虑网络外部性效应，即服务或商品对某个顾客的价值随着使用该商品或服务顾客的数量增加而增加。不同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电子支付结算工具表现出一定的网络外部性效应。最后，互联网支付依托于电子商务，互联网产品的临界规模在考虑网络效应的同时，需注重买卖两方的双边市场临界规模，即只有两方同时到达一定数量，才能实现最终的临界规模，这在一定程度增加互联网创新的复杂度。

（七）客户对支付结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同银行传统渠道和网银支付相比，互联网金融的支付与电子商务紧密衔接、操作便捷和支付成本较低。虽然商业银行均提供网银服务，但是网银操作繁琐，而且多需要类如U盘工具辅助，与互联网支付在便捷性上泾渭分明，对客户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同时，互联网支付服务，如支付宝，在跨行、跨地域的支付成本低廉。除此之外，支付的实时性也对消费者和商户的支付工具选择存在一定影响。

四、应对互联网支付冲击的建议

（一）建立专业机构，制定明确发展策略，加强内部统筹管理

支付结算，尤其是基于新技术的互联网支付结算业务，是商业银行应高度关注的一项重点业务。然而，应对复杂而发展迅速的互联网金融不是某几个部门的职责。从市场数据和发展趋势来看，银联系统和网银互联系统是今后零售支付的主要支付渠道，但在商业银行中这些不同渠道通常散落在多个部门，如果缺乏整体统筹将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在整体组织管理和资源调动上，商业银行应建立跨部门的统筹机构，加强资源配备，研究、制定提升互联网金融竞争能力的整体战略，统筹管理不同支付系统和渠道，在统一规划的指引下，各司其职，促进全面发展。

（二）集中优势资源，突出客户资源竞争和关联密切的业务指标

当今商业银行竞争的焦点是客户资源的竞争，互联网金融更是如此。互联网金融通过自身崛起一方面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了解你的客户”这些至理名言，另一方面提醒商业银行构筑自身基础管理、科技、组织体系和创新能力等长期性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商业银行应加强市场细分和需求分析，评估科技发展、监管变化对客户的潜在影响，在业务外包、前台指标设定等方面切实将客户资源的竞争放在首要位置。

（三）以客户支付需求为核心，突出支付产品的应用衔接性、使用便捷性和价格竞争性等核心特点

同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略有不同，互联网支付主要目的是服务电子商务支付需求，支付产品与电子商务衔接的紧密性部分决定客户对产品的接受程度。2013年，在我国的电子商务营业收入达到9.9万亿元，这个庞大的市场不但孕育着巨大的商机，更是今后商务发展的趋势，是金融机构不能忽视的业务领域。在提升产品与服务便捷性方面，商业银行应通过改进账户管理方式、整合系统渠道等方法，在降低网络和手机支付风险的同时，提高支付操作的便捷性，降低相应的各项成本。

（四）巩固优势，转变风险管理方法，提升支付服务的竞争力

与以科技见长的互联网公司相比，大型商业银行具有自己的突出优势，如庞大的客户群体，专业而全面的金融产品，健全合规的支付网络渠道，以及在客户群体中多年累积的稳健和诚信。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其现有资源，积极借助支付工具、支付系统和账户体系管理，不断提升支付结算业务的客户体验。例如，针对风险程度不确定的创新项目，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加强账户转账限额等不同方式，减少产品创新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失和商誉风险。

（五）密切关注金融支付价值链动态，建立与大型移动供应商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关系

传统商业银行在零售支付结算的地位正在受到冲击，不同利益参与方增加支付结算市场竞争的复杂性，如贝宝（Paypal）不但在P2P领域提供全面、专业的商业模式，而且已取得银行牌照，进军手机支付市场。同时，业内和跨业合作逐渐增多，2010年上海浦东银行已与中国移动通过持股计划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积极拓展手机支付市场。面对这些变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剖析互联网支付价值链条，在统一整体策略的引导下，加强同移动供应商的分工合作，借助不同的手机支付方式，提升在手机支付业务的市场份额；加强同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逐步进入远程支付市场，通过设立伙伴关系或关联企业，稳步推动收支双方的资金管理，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六）提升自动、自助服务水平，增加商业银行客户黏性

随着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各种自动和自助支付方式可以更好改善客户体验，降低柜面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商业银行应加强同水、电、气等各类公共事业单位和国企单位的机构间合作，通过建立三方合作协议，充分利用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和行内系统，实现客户定期账单类业务的自动扣收服务；加大现代电子支付结算渠道的应用推广，引导客户使用如电子汇票等支付工具，降低实物票据带来的风险、成本和资源占用压力。同时，商业银行也应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及配套内部管理措施，避免因客户认知阻碍业务的推广使用。

（七）完善支付体系成本核算，提升支付业务处理效率

提高支付效率不仅为商业银行带来资源节约，而且可降低整个社会的资源浪费，必然成为支付系统发展趋势。支付结算业务成本可划分为实物资源成本和金融成本。传统柜面支付的单位变动成本所占比例较高，因此人工处理时间是此类支付效率的重要衡量指标。但在互联网环境下，支付结算效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非人工单位成本的投入产出比，商业银行应从如支付渠道选择、清算账户的超额准备金管理等方面入手，提高支付服务的盈利能力。

（八）研究产品价格变动的市场反应，统筹规划支付结算定价策略

首先，商业银行与客户的关系是一个价值链条的不同组成部分，传统双边关系的适用性值得商榷。在产品、服务定价时，应从价值链条的整体出发，考虑双边市场对现代支付的潜在影响。其次，对部分小型商户，支付结算成本在其业务成本中所占比例较高，支付结算相关产品具有一定的价格弹性，商业银行应关注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反应，密切注视互联网支付的各类交易收费，全面平衡长短期发展目标。最后，考虑到互联网支付不同于传统支付的成本结构，商业银行应改变原有的定价方式，提升互联网支付工具的推广使用率，实现拳头产品推广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