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4 17:46:26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服饰与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社会文化包括一个社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宗教、习俗、道德标准在服饰上的折射。
(1)宗教在酉阳地区土家族、苗族的一些民俗活动中,传统的原始宗教仪式在特殊的日子里仍然被保留着,在服饰的式样和服饰图案中也蕴藏着一些宗教意识。反映在服饰上的宗教意义,其形式各不一样,从服饰中可以看到,有的是以图案形式对宗教意识加以记录,使人们在着装时通过图案代码被唤起一种熟悉的情感,进而思考它的宗教意义,正如贡布里希所说“对符号的使用,是人类克服不完善的回忆发展出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服饰图案中有表现“有超自然威力”的动物、人物纹样,如苗族的“祖灵”和“万物有灵”的图案,在当地苗族服饰中很常见,并与口头传说故事相结合,这便使图案被保留得更完整,加强了苗族人对崇拜物的感情,使图案与意义紧密相连,再加上在有宗教意义的节日里,音乐、舞蹈、牺牲等内容渲染着宗教气氛,引起情感的兴奋以增强宗教的信念,更加强了苗族人对图案的记忆。
(2)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标志指的是社会中不同性别、不同地位、不同支系、不同职业的人,用服饰来加以区别。性别不同,服饰就不同,这是服饰中最普通的现象,而且最显而易见。酉阳地区土家族、苗族传统服饰男女装在材料的使用上区别不明显,而在服装的造型装饰和佩饰上,男女服饰各有千秋。男装造型比较简洁、整体,以宽肩、直线外轮廓造型为主,强化男性的体型特征。女装的件数较多,上装、下装、裙子、围腰,层次丰富,变化多样,以塑造柔美、婀娜的女性形象。从服装的装饰上看,有些男装运用了一些装饰材料,如图案、穗子、宝石、金属片等,而几乎所有的女装都使用各种不同的装饰,如花朵、图案、穗子、宝石、金属片等。服饰的社会角色标志还反映在不同支系服装的区别上,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在服饰上整体风格一致,局部造型、装饰、色彩、材料有些不同。形成民族不同支系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历史上的大迁徙。在民族迁徙过程中,部落被分散、割裂,以致定居点不一样,不同区域文化影响加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习俗和服饰。酉阳地区的苗族由于支系不同,其服饰、语言、习俗就不完全相同。据清朝史籍记录,苗族服饰由82个支系组成,现在统计的苗族服饰有130多种,分黔东型、湘西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四大分支,各分支里又有一些小分支,可谓支系繁多。
(3)民俗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就是民俗。从它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来看,“民俗是文化系统中组织层面的非强制性的组成部分,它通过文化的自然延续去节制社会成员的生产、消费和人际关系的协调”。①服饰根植于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是毋庸置疑的,民俗生活对服饰的创造和传承有直接的关联,民俗生活中也不能缺少服饰的参与。在苗族民俗中,刚出生的小孩用绣着蝴蝶图案的布包裹,而蝴蝶是苗族的“祖灵”象征物,用绣有“祖灵”的布作襁褓,是希望孩子得到“祖灵”的保佑。在民族的风俗中,遇上过本民族传统节日,人们都会特意打扮,着节日盛装,以增强节日的喜庆气氛。同时,节日活动也是人们展示服装的最好机会,如苗族女子过节时会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绣有各式图案的盛装。在当地一直保留着这样的民俗——“谁的刺绣图案精致,缝制的衣服美丽,表明她就是一个心灵手巧能干的姑娘”,能得到人们的赞美,甚至得到异性的青睐。
人们通过服饰的创造、变革,表现个性的释放和对美的追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提出“艺术的努力是由它的整个过程或者它的结果来引起审美感情”,其观点对后人的影响较大。说明服饰的艺术性应该从服饰审美和艺术创作两方面来考察。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中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识是从社会学层面和心理学层面反映出来的,即人创造服饰的行为一方面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一方面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审美意识在心理学方面的反映是指个人的动机与需求、自我概念、印象、知觉与个人服饰行为的关系。人们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去改造、利用其生存环境,从生存环境中获得自身所需的物质和精神营养,来维持本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巴渝地区少数民族服饰是历史上形成的以整体民族为概念的统一服饰外观,服饰的创作并不涉及或很少涉及自我概念等个人需求,即使是适应人的需要而创造,也是指有共性的人的身体的需要。所以反映在服饰审美观念中的个人愿望不占主要地位,反映在服饰审美观念中的社会性特征最明显,是社会背景下的审美。人们通过对服饰的创造、变革表现对美的追求和对社会规范的认可,反映在服饰的造型、色彩、材质以及人的整体着装形象上,便是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规范或某一民族群体保持一致,便穿着某一民族认同样式的服装,于是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统一的民族服饰面貌。另一方面,从服饰制作上来看民族服饰的艺术性,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制作包括对原材料的加工和服饰制作工艺两方面的内容。传统服饰面料由棉、麻、丝、毛纤维纺织而成,传统服饰的制作工艺手段非常丰富,包括服装定型工艺(做百褶)、百纳布工艺、扎染、蜡染、印染、刺绣、镶花、织锦、编织、编结、首饰制作等,不同的工艺技术均产生出魅力不同的效果。
符号学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巴渝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从传统服饰的符号化中进行符号解读,构成对符号的诠释过程。巴渝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的样式、色彩、材料、细节、装饰等方面无疑是一个符号系统,并系统地指涉该民族传统文化。
“符号学”是20世纪初由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到20世纪60年代,才成为一门科学受到重视。“根据符号学的理论,人的思维和语言交往都离不开符号,而人的意识过程,就是一个符号化过程,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组合、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②“符号学”是研究人类交流的一种方式,它构建了语意的三角关系,并研究语意的性质和规律。语意的三角关系是:符征(signifier):是形式,可感知的;符旨(fignfied):是符征所指涉的意义;指涉物(referent):是符旨所指的物。
从语意的三角关系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具体的形式一方面传达该形式代表的物,另一方面传达该物所表达的寓意。符号是传承和负载信息的媒介,是认识和表达事物的中介,它表现为有意义的符码。符号概念的外延很广泛,设计中的符号是一种非语言符号,但是它与语言符号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符号学理论不仅被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也被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如产品设计、音乐、舞蹈等领域。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理论把符号分为三类:一是图像性符号,即利用符号形式和所表达的意义有共同特征,来指涉对象。如酉阳地区土家族织锦中的“老鼠嫁女”图案,图案中,“老鼠嫁女”的场景直接来源于生活,指涉民间的婚俗,表达该民族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二是指示性符号,即利用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存在“必然实质”的因果逻辑关系,构成指涉作用。如苗族人着节日盛装时佩戴的各种银饰,表达福贵、吉祥之意义。三是象征性符号,象征性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无必然或内在联系,但社会约定俗成使其具有意义并互相传承。如,土家族织锦的“万家八锦”几何图案象征福贵;苗族服装刺绣图案中的“蝴蝶”象征祖先;等等。
对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设计与创意,展现区域性文化元素,这是在全球化高度竞争下胜出的关键,即通过新的思考,将传统文化资产里的元素转换到现代生活中。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袍衫为主要形式,以H型、A型轮廓为主,上装配下裙、多层衣、多层裙、连衣裙、上装下裤、上装下裙再配围腰等的服装外轮廓,其细节变化比较丰富,我们首先可以从款型中得到一些启发,与当代设计手法结合,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如图1(作者:唐雪芮)。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装内部构造的方式较多,从形式来看,各具特色的领型、袖型、袖头、腰线、门襟构造、内部分割线、下摆、口袋、裤腰、裤臀部造型、裤裆、裤腿、裤脚口、细节等元素,都可以被当做设计资源,重点是把这些元素与设计个性、设计理念结合起来,如图2(作者:尹立)中的服装是借鉴传统服装的领型、袖型,经过一定转换设计的女装。
二、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通过指标体系衡量得出北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
建立指标体系的目的是量化测度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未来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值。这里按照指标体系,分别衡量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1.公共图书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世界3个,北京0.1个)、平均服务半径(世界1.35千米,北京14.46千米)、人均馆藏量(世界3.62册,北京2.5册)、人均新购藏书量(世界0.21册,北京0.06册)、每万人拥有计算机数(世界6台,北京1.4台)、人均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世界0.03平方米,北京0.007平方米)差距很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的数量需要增加,空间布局还要更加合理,在体现均等性和便利性上尚需下大功夫。人力资源方面,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专业馆员(世界5.4名,北京1.41名)差距很大,而专业馆员占总员工比例(世界为33%,北京为34%)差距不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专业馆员总量不够,内部结构也需优化。服务质量方面,主要体现为注册读者占常住居民比例(世界为45%,北京为3.08%)、年人均借阅量(世界5.85册次,北京0.4册次)、年人均到馆率(世界3.81人次,北京0.58人次)、居民对图书馆的满意度(世界67.5%,北京41.2%)差距很大。这说明提高服务质量是北京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突出问题。
2.文化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文化馆及类似设施数量(东京为2.9个,北京为1.7个)存在一定差距。人力投入方面,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从业人员数量(世界为2.88名,北京为1.2名)存在较大差距。服务质量与效能方面,主要体现为参与活动的人群比例(世界为27.2%,北京为24.7%)、居民满意度(世界为67.5%,北京为40.8%)存在一定差距。这说明北京文化馆的服务质量还需提高。
3.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世界为1.6个,北京为0.8个)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北京博物馆数量还需要不断增加。服务质量方面,由于数据缺失,目前来看主要体现为参观者对博物馆/美术馆的“满意”和“很满意”比例(世界为79%,北京为29.7%)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北京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服务质量还需要提高。
(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把握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实际情况,准确找出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到首都图书馆,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垡头地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与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基本吻合。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
1.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首都图书馆,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均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虽然近年来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增加,但以实物形式的配给较多,直接拨付资金相对少,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不仅文献购置经费增长缓慢,而且员工的工资待遇低。密云县文化馆建筑面积为2724平方米,有60名员工(其中35名在编),其设施和文化活动情况在区(县)级馆中属一流,深受群众欢迎。但是县财政每年给其拨付的经费只有130万元到140万元,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群众文化需求,导致他们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各场馆和设施轮流开放,未能达到应有的利用率。
2.重设施建设轻服务管理
调研中反映,近年来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场馆设置率不断提高,但是场馆建成后由于缺乏后续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设备维护更新、文献和藏品购置等经费不足,导致设施使用率不高,影响了服务水平的提升。如一些场馆为了节省开支,只在上级检查和兄弟单位参观时开放,平时则闲置;一些乡镇文化活动中心有很好的电影室和放映设备,但缺少群众需要的影片,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一些区(县)公共图书馆和街道、乡镇图书室的图书得不到更新,即使有些地方有更新,但是更新的图书基本为上级配送的不受群众欢迎的书籍,导致利用率不高。
3.设施分布不均衡
调研表明,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分布有以下特征:北城相对密集,南城相对稀疏;三环内相对密集,三环外相对稀疏;核心城区相对密集,远郊区县相对稀疏。以公共图书馆为例,北京目前根据行政区划建公共图书馆,这就导致有些人口高度密集的小区,如天通苑、西三旗,由于没有一级政府而没有公共图书馆(室);行政级别相同的朝阳区和石景山区尽管人口规模差异很大,但同样都只有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有的财力雄厚而较重视公共文化建设的区,如朝阳区,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初步建成了200座“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网络,实现了43个街乡的全覆盖;还建设了覆盖五乡一街的垡头地区文化中心,该中心有剧场、图书馆、展厅、影厅、培训学校、文化志愿者俱乐部、工业遗址图片资料库、老年活动室等设施与相关服务,但是就全市而言,公共文化设施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4.缺少专业人才
首都图书馆反映该馆缺少图书馆专业人才,专业人才只占总员工的10%左右,低于全市的水平,更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些非专业人员通过关系调入该馆,影响了员工整体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另外员工收入低,不仅难以吸引专业人才,而且导致既有专业人才流失。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也反映了类似问题。溪翁庄镇文化站反映乡镇级文化站普遍缺少专职人员,一些有专职人员的文化站其专职人员也不是专业人才。从全市看,核心城区的专业人才状况好于远郊区县,人才方面的城乡差距较大。
三、存在差距的原因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
由于忽视对公共文化产品样式与服务内容生动多样性研究,造成公共文化产品数量见长但精致度不够,文化活动数量增加但吸引力不足,文化服务项目增多但质量不高等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较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诉求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除了要最大限度的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直接运用于文化建设,同时还要最大范围的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公共文化建设的领域,使社会资源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这方面需要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公共政策,要注意发挥好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公共文化服务做到资源的最大化和支持的最大化。
(二)资金投入机制单一
由于一直以来对政府保障公共文化利益的职能认识不够清晰,公共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建设非常薄弱。通过调研,北京一些区县多年来只保证文化部门基本的人头经费,而业务经费和文化设施建设经费严重不足。由于投入不足,造成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得不到充分体现。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文化需求从原先的隐性、附属的位置逐步进入主流生活层面,成为公民的权利诉求和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需求的结构已经发生改变。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各种文化权利的实现,已经成为现代政府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和公共责任。从公共需求和基本福利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一开始就要体现公益性原则,即公民可以免费获得,其所需的费用已经由公共财政实现转移支付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只有加大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公共文化服务的免费空间才能逐步扩大。从发展的趋势看,一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公共财政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二是拓宽融资渠道,让企业参与进来,形成良性互动。
(三)文化设施配置规律把握不准
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但是随着北京城市化发展加快,城乡融合过程中,如何科学布置公共文化设施是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目前还缺少全市性的文化事业或者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规划,还不能从宏观上科学把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功能缺少和浪费的矛盾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北京有近1000万外来人口,流动性较强,公共文化设施的供求配置成了制约基层加强公共设施建设的困难。
(四)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直接或间接提供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但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按行政区域或行业条块分割设立的现状,使原本就极为有限的公共资源因为管理权的分离而被人为浪费和闲置,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和方针,这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但是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办,而且从资源特点来看,政府文化资源是有限的,但社会和民间蕴藏着巨大的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来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大量的文化传播公司以及实力较强的文化企业,都拥有大量的人才资源、创作资源和节目资源等,应该成为政府关注和利用的重点。因此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要大胆创新服务机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引导、吸引和调动社会文化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对策建议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市情,推进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一)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一定基础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公共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制度保障水平明显提高,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行业管理更加规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效提升。北京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不乏现代文化元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向世界发达城市学习、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1.基本实现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
北京市基本形成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文化演出、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在内的市、区县、乡镇、社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且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全覆盖。其中有市、区县图书馆、文化馆45个,街道乡镇文化中心(站)322个,建有率100%;城市社区文化室2465个,建有率89.28%;行政村文化室3884个,建有率98.55%。市、区县图书馆均为国家一级馆;区县文化馆中除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文化馆是国家二级馆和通州区、昌平区文化馆在建外,其余15个馆均为国家一级馆。不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五达标”和“一村一品”扶持工程,基本完成城乡“四网合一”工程建设和500个文化社区创建工作,全市4165项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实现“村村通”,提前4年完成国家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十一五规划目标。
2.数字化社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北京市已建成100个数字化文化社区,拥有300万册电子图书、万余种电子报刊以及首图讲坛、北京记忆等多种音视频、数据库资源。全部完成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和无线应用子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并在数字文化社区中应用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挂接的视频资源有376部13963分钟,图片资源总量40余个,电子图书5000本,电子期刊50种。首都图书馆还建立了“数字文化社区”、“市民学习空间”网站,通过网站更多的数字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种获取数字文化资源的途径。
3.公共文化资源的品牌和特色效应逐步显现
具有品牌效应和北京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增多,“相约北京”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两个综合性国际艺术节之一,也是具有全球范围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形成了以26个奥运文化广场活动为核心的全市广场文化活动体系,已成为具有北京特色、展示城市形象、丰富文化生活的公共文化平台;“北京记忆”网站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化馆藏,为公众提供丰富的北京历史文化资料和多媒体资源,已成为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高端项目。
4.政府对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大
“十一五”期间,全市各级财政对公共文化总投入45.5亿元,年均增长12%,公共文化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0.76%。2012年全市16个区县共获得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文化资金2.3亿元,用于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各馆(站)和各类活动的补助经费均比上年大幅增加④。
(二)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路径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重点解决资金投入不足,设施数量特别是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数量不够,设施分布不均衡,服务质量不高,缺少专业人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国内外有关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公共立法,使政府和社会对公共文化的投入机制在法律的保障下长效运行。法律体系是一个由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作为首都整个法律体系的一个分支,公共文化法律内部也应有自己的体系框架。我们认为,北京公共文化立法应当在两个层次开展。第一层次是公共文化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它们是发展文化事业,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要求的具体化。主要是公共文化事业促进法,文化事业促进法的宗旨是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公民的文化权利和义务等法制化,确立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二层次是公共文化专门法,一是保障文化领域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的法律。具体有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如《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是促进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法律,可以考虑的有《图书馆法》、《博物馆法》和《公共文化捐赠法》等。
2.构建“三体联动”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
构建政府主导、行业管理、企业参与的“三体联动”公共文化管理模式。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这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更应该在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在依法管理公共文化事业的基础上,允许企业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加公共文化活动、支持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建设公共文化的良好局面。具体来说,可以先由政府牵头成立“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协会”,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管理,以行业协会为载体,打通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渠道;以行业协会为纽带,通过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协调,调动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参与北京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行业协会为平台加强管理,使企业有序的参与北京公共文化建设;同时,通过行业协会调配民间建设北京公共文化的资源。待行业协会发展的较成熟时,政府撤出行业协会,将行业协会交由企业自治管理,政府只起宏观调控的职能。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如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等,对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企业给予支持和帮助,鼓励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形成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公共文化投入机制,最大限度弥补因政府财力有限而导致的投入不足。构建这种多元化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是解决公共文化建设中突出问题的基础条件,是提高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水平值得探索的重要路径。
3.完善绩效评估与问责评估机制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必须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既是反映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监督管理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证公共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率,发达国家都有一套健全的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机制为保障。因此,建议北京完善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机制。设立一套科学完整、尽可能量化、且专业的评估指标体系,以问卷、电话等调查方式面向公众开展民意调查,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动态式管理,了解公众对政府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工作进行数据分析、量化考核、绩效评估的统计指标体系,是规范管理的科学依据,设置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发展规模指标、政府投入指标、社会参与指标等,监督评估结果要与相关责任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业绩报酬和升迁挂钩,通过问责和奖惩机制,确保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不满意情况进行问责、提出质询、要求改进等权利。
4.多措并举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北京公共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应当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选人聘用考试内容和方式。公共文化领域是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北京公共文化的发展要着力培养一支热心基层文化事业、专兼结合、相对稳定、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基层文化工作队伍。在考试内容上,就必须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选人标准上改变以往“不同部门一张卷,不同岗位一张卷”的局面,应该改为专业科目测试,测出作为公共文化领域专业人才该具备的专业素质。在考试方式上,可通过毕业生分配、在校生实习、举办定向群众文化艺术班、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和文化事业单位未聘人员,以及从获得社会艺术考级相应资格的优秀年轻人员中视情录用等方式,为基层配备业务人才。二是要对现有人力资源优化组合、岗位培训。要建立健全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街道)文化机构的工作岗位规范,逐步实行工作人员从业资格认证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基层文化骨干培训网络。通过采取办培训班、挂职锻炼、人才交流、远程培训、送高等院校学习深造等多种办法,加强现有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基层文化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四是要大力培养和发展民间文化队伍。对那些植根民间、活跃于基层的各类民间艺术团体及艺人,要积极鼓励扶持,使之成为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5.积极拓展志愿者参与渠道
拓展沟通渠道,建立信息对接交流平台。广泛招募信息,让社会各界人士获取文化志愿者岗位需求情况。精心设计文化志愿者报名表,包括专业、服务意向、服务目的等,掌握文化志愿者的各项情况,便于公共文化服务单位根据情况安排相应的志愿服务岗位、时间。建立“文化志愿者交流平台”,为文化志愿者提供休息、联络交流的场所。加强文化志愿者管理工作,建设高素质的文化志愿者队伍。抓好文化志愿者日常管理,做好文化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登记、活动开展情况登记、文化志愿者人员情况登记等工作。开展文化志愿者培训工作,组织各区文化志愿者培训班。建立文化志愿者骨干队伍,各个公共文化单位设文化志愿者工作负责人,负责本单位文化志愿者的招募、管理等各项工作。同时,在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中,选拔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工作认真负责的文化志愿者作为文化志愿者骨干,协助开展文化活动。落实文化志愿者工作经费,在示范区创建经费中安排文化志愿者工作经费。研究制定文化志愿者激励制度,鼓励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文化志愿服务。
6.逐步实现社区文化中心连锁化、个性化和形象化
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的显著特点就是统一产品,统一服务,满足各门店群众需求。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总部可以统一创新文化产品,统一设计特色文化服务,然后推广于各门店;反之,各门店可以及时反馈群众信息,连锁管理总部综合各门店的优秀意见进行文化产品和服务改进或创新,及时推出群众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连锁管理各个文化中心共享,这样有利于加强和提高社区文化中心的服务效率和效果。由于连锁管理模式实现管理的规模化,规模化就会带来若干规模效益。连锁管理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管理理念的统一、识别系统的统一、产品与服务的统一,三方面内容统一于各门店,覆盖不同区域,不仅使连锁社区文化中心在视觉上冲击各区域的公共文化参与者,在理念、产品、服务方面也给群众以强大的冲击力,形成一种品牌优势。另外,把将一切工作都尽可能地细分,表现在总部与各社区中心门店的专业分工,也表现在各个环节、岗位、人员的专业分工上,既有纵向专业分工,又有横向专业分工,实现“专业化”管理;同时要求一切工作按照规定的标准去做,使每一个部门、环节、工作人员、门店都按统一的标准执行运作,实现“标准化”管理。在建立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时,要做好标准化的管理。标准化经营理念的内涵是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以让群众满意作为服务的标准。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政府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另外,所有的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区文化中心要更好地适应社会,与时俱进,更新标准,但不能随意改变,一切都应以社会和群众的需求为准。建立标准化的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信息管理的系统化,连锁管理跨地域和实体的多门店协调依靠信息管理标准化。
福建闽南地区盛产茶,闽南人对茶情有独钟,且闽南人饮茶,从茶具、水质、用茶种类到斟饮的各个程序均备极考究。以乌龙茶铁观音为例,其茶艺表演程序甚至有十八道工序:焚香静气、叶嘉酬宾、火煮山泉、孟臣淋漓、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韵、玉液回壶、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龙护鼎、喜闻幽香、鉴赏三色、初品奇茗、尽杯谢茶,环节一道接一道,每一道都体现出“纯、礼、雅、和”的文化精髓,每一个动作都讲究规范的操作和程序。而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服务正是航空服务人才的起码要求,同时在进行程序化的服务同时还要兼顾展示性和艺术性,这也是航空服务人才之所以成为服务行业内人才标杆的原因。通过对茶艺展示程序化的学习就能够使学生在校内有相应的载体体会服务流程的艺术性,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按程序有条不紊、准确到位艺术化地进行服务流程的展示。同时这也是航空公司、地勤公司等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
1.2闽南茶文化中的“五境之美”茶艺气质营造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学生美感培养的目标相耦合
闽南茶文化重在围绕着茶元素,通过茶叶、茶水、茶具、火候、环境等展示国人生活之美。以环境中的茶席之美为例,闽南茶文化讲究透过一席茶的布置有机平实、源远流长而生命力不减的方式来体现文化,把茶席当成以生命自身的哲学体现之场。茶席不仅是单纯的视觉美感,更要求符合泡茶逻辑,这个逻辑包含了对茶的解读。种种细节的妥帖安排,会幻化出天然的中澹闲洁。各个因素,如品茗的时令节气、身边的一景一物、水质水温、茶的性情,由此而砧敠拣择的用那把小壶还是这只盖杯,每一个选择都是那么的用心别具,但在决定前又不是只有唯一的选择,每一个用心就体现在选择的过程里,最后汇聚成一种特殊的气质。航空服务人才美感的塑造也不仅是外表的,训练有素的专业素养,对于美好形象和美好环境的创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航空服务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给人带来毫无做作的舒适感,把女性的柔美优雅、男士的绅士帅气演绎得恰到好处,有一种增一分则过,少一分则不足的美感。因此在茶艺课中可以达到对航空服务专业学生进行气质的培养、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于“美境”的创新能力。
1.3闽南茶文化中的茶艺礼仪要求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礼仪的高要求相耦合
礼仪是茶艺的核心部分。闽南传统茶道表演其实就是待人迎客的过程,它每一个环节都寓意着一种东方待客礼节。而服务礼仪更是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服务过程中的礼貌和礼节。包括服务过程中的仪容仪表、迎来送往、互相交流与彼此沟通的要求与技巧等内容。这两者的耦合之处更是不言而喻。
这种思想在很多教师中都存在着,化学教师也不例外,特别是岁数较长的化学教师。在化学的课堂教学中,化学教师基本都是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的讲解,没有尝试着走到学生中间位学生讲解。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教师没有摆脱“师尊生卑”的观念。其中还有一些教师认为要做演示实验与书写化学方程式也没有那个必要走向讲台。这些化学教师在课堂上抱着这种观念,将化学课堂变成自己的“一言堂”。他们很少给学生提问的机会,而提问也多是“对不对”、“是不是”一类的,给学生的形象也是十分的威严,让学生感受不到一点亲切感。
(二)课堂教学方法上缺乏服务意识
虽然课改在执行,但是在化学教学的过程中仍然是“填鸭式”的方法用的较多。“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服务意识融入其中。例如在做演示实验的时候,教师在讲台上自顾自的做实验,偶尔插上几句解说,中间没有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而学生在做实验的时候也是自己做自己的,不与同学交流、也不与教师交流。而教师也不走到学生中间对学生进行指导,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没有主动的对学生进行指导的服务意识。
(三)师生之间缺乏交流
随着社会对知识层次要求的提升,社会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值在无形之中增大。教师为了达到教学效果,逐渐倾向于使用高压的教学方法,最后组建使得学生产生厌烦的情绪,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交流,从而产生情感上的隔阂。不管是从课堂上还是课外,化学教师与学生的交流都非常的少。课堂上,教师采用“一言堂”的方法将各种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知识。课后批改学生作业时,不分析学生对错的原因,不与学生进行交谈了解学生知识的漏洞。
二、提升化学教师服务意识的对策
面对教师的服务意识的缺乏,应该积极的进行改变。但是中考、高考这些制度我们无法改变什么,我们中有从我们身边想办法。
(一)转变观念,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质
教师缺乏服务意识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的落后与保守。因此,应该从思想观念上着手,改变传统的观念,特别是“师尊生卑”的观念,确立全新的“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的服务意识。学生应该尊敬老师,但是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而不是表面上所表露出来的畏惧。在教育中教师必须用自己优质的服务来满足学生的需要,这是教师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教师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有着过硬的专业知识的人,所以要注重服务理念和职业伦理,也就是要特别强调服务或奉献的专业道德。特别是在一些概念性的化学教学中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例如在“走进化学”的教学中,教师不能够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而应该试着转变自己的观念,让学生去感受化学的魅力。
(二)改变对学生的“服务态度”
光有理念还不行,还需要实际的行动。这就好比一个宾馆,只有好的服务意识还不行,还必须将服务意识渗透到行动中才可以。学生到学校学习,并不仅仅是为了成绩和名次,他们还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欣赏等等。例如化学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微笑;将一些有趣的化学小实验引入到课堂中,让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当学生对某个化学概念或者是某个化学反应等不了解而提问时,化学教师应该不管这个题目的深浅程度都耐心的倾听;对于学生的作业要仔细的批改,如化学反应方程式的条件是否正确,化学反应的现象描述是否正确,方程式的书写是否存在未配平的现象等等。
(三)让学生有选择的权力
作者简介:古志华(1974-),男,广西鹿寨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讲师。(广西 柳州 5450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2AGL003)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7-0134-02
作为现代文化机构,文化育人是高校履行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的基本途径。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文化育人最重要的一线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的文化育人能力如何直接影响着高校文化育人的效果。各高校必须深刻理解高校辅导员文化育人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探索提高辅导员文化育人能力的方式和途径。
一、文化育人能力是辅导员工作上台阶的重要条件
广义上的教育被认为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活动,如果也从广义上来看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教育的实质就是传承文化、促进文化创新的活动。教育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活动,但是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层面统筹教育事业,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落实文化育人目标,则是一项仍然需要努力推进的工作。为此,一方面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文化育人工作,另一方面则需要不断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文化育人能力。
辅导员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师队伍中地位特殊,承担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学习生活指导等多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教育和指导工作对学生的学习提高、人格健全与素质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需要辅导员自身具有丰富的知识、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综合素质,也就是辅导员自身对人类文明成果必须要有了解,对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有着正确地把握,能够较好地运用人类文明成果教育、指导学生,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辅导员要具备一定的文化育人能力,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育人能力,辅导员才能适应新时期高校育人工作的要求。
高校辅导员的文化育人能力在辅导员个体能力结构中具有统领作用。长期以来,高校辅导员由于工作任务和目标的综合性,一直被要求要具备较为综合的工作能力,如组织协调能力、宣传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调查分析能力、应变能力等。从更深的层次看,组织协调所运用的知识和方法、面向学生开展宣传教育所需要统筹运用的内容、与人沟通所用的素材、调查分析所关注的对象等,都与人类文化成果有着密切联系,应变能力实际上也是充分学习和运用人类文化成果的效果。可见,辅导员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运用文化资源作为教育内容和手段,对学生施加影响,从而实现育人目标。相对于其他具体的能力来说,文化育人能力实际上是更为综合、全面的能力,文化育人能力在辅导员能力系统中具有统领作用。如果说原来要求的综合能力只是把辅导员能力分散成组织协调能力、宣传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调查分析能力、应变能力等多个方面来看的话,现在要求的文化育人能力则是把高校辅导员的能力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把辅导员的工作和能力提到了更高的层面。
在新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和竞争已经成为国家与民族生活的重要方式,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文化传承与创新又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办学的开放性与多元文化的渗透、社会转型期各种不良思想和观念的侵袭并存,学生在思想文化、伦理观念、道德意识等方面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外部因素,学生的成长不再单纯表现为思想观念的成长,更需要辅导员从更宽、更高的视角开展教育和指导工作。文化育人视角的引入,是辅导员在新时期开展学生工作的新要求、新视角和新台阶,辅导员应该与高校管理者一起,不断地研究与探索新形势下开展文化育人工作的途径和方法,总结文化育人的实践经验,把握文化育人工作的规律和要求,提高文化育人的能力。
二、辅导员文化育人能力的基本结构
文化育人能力是辅导员运用文化成果教育和指导学生,培养学生文化创新意识和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相关文化元素和知识的理解、运用和创新能力上。具体来说,辅导员的文化育人能力应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已有文化成果的学习能力
对已有文化成果的学习能力是指辅导员在正式学习或非正式学习环境下,通过自我学习,丰富文化知识,掌握文化理论和方法,提高文化育人水平的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文化发展迅速,相对时间内的文化增量非常巨大,这就要求辅导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能够紧跟文化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地以快捷、简便、有效的方式准确获取对自己的成长和工作有用的文化知识、信息,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能把新的文化知识融入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改变已有文化知识结构,从而具有更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因此,从开展文化育人视角上看,良好的文化成果学习能力是辅导员整体文化能力的基础。
2.具备较强的文化意识
文化意识是辅导员对待文化的观念和态度,并非一般概念下的“能力”因素,但是由于文化意识与文化行动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本文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能力因素来看待。只有对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才能对其产生相应的认识和态度,因此文化意识应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学习能力和学习过程的基础之上。但并不是只要学习就一定会形成正确的文化意识,仅仅对人类文化有所了解还远远不够,辅导员必须重视先进文化理论的学习,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才能形成健康的文化意识。辅导员只有具备了较强的文化意识,才会在工作中自觉开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自觉坚持文化育人的原则和方法,逐步丰富自身的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运用文化的力量为工作服务。作为文化育人的组织者、执行者的辅导员,较强的文化意识既是自身文化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做好文化育人工作的重要前提。
3.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对不同文化间差异性的正确认知、跨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认同,特别是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已经成为人们适应社会生活需要和工作要求的重要表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均具有自身特殊的文化,同一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区域也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高校学生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共同生活在同一校园,跨文化交流成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交流的常态,辅导员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组织者、管理者、指导者,拥有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意味着辅导员能在日常工作中保持着较强的文化敏感性,能够敏锐地感觉并客观地观察、评估和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正确运用不同民族、地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展教育,发挥自身在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主导作用。
4.较强的文化成果展现力
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成果在一个人身上的展现方式体现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辅导员是学生的导师,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善于把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展现在自身的言行之中,是辅导员运用文化成果能力的重要标志,也会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产生促进作用。同时,文化源于社会生活,不同的文化成果往往对应着相应的文明规范和风俗习惯,这些文明规范和风俗习惯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需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对于辅导员来说,良好的文明规范执行力体现的正是自身良好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和交际能力,能够在言行中很好地展现出良好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和交际能力,既能够向学生提供良好的行为示范,也有利于赢得学生的尊重,提高自身文化育人工作的效果。
5.文化成果的综合运用能力
学习能力、文化意识、跨文化交流能力、文化成果展现力都是辅导员文化育人的重要方面,这些能力都是指向辅导员自身的,要想使这些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达到文化育人的要求,辅导员还必须具备指向学生的文化成果综合运用能力。从广义上讲,所有教书育人的活动都是教育者对文化成果的运用,辅导员文化意识、文化学习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文化成果展现力的形成,只是为辅导员开展面向学生的文化育人工作准备了条件,形成了被动的文化影响力,而要达成文化育人的目标,辅导员必须有目的、有计划、有方法地主动开展文化育人工作,这就需要辅导员具备文化成果的综合运用能力。
三、辅导员文化育人能力的养成
辅导员的文化育人能力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能动水平,但它的形成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均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内部因素上看,辅导员文化育人的能力表现在自身的文化育人过程之中,是在文化知识和育人技能基础上的发展。因此,从辅导员自身角度来说,培养文化育人能力必须要加强文化知识和理论的学习,理解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一定程度上掌握文化发展和文化育人的方向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文化育人能力提升的目标,制定并努力执行自身的行动计划,然后确定自己文化育人能力的新目标,由此进入学习提高的良性循环。行动计划包括实践文化育人的行动计划,确定以何种形式向学生传播何种文化内容,组织开展什么样的文化活动,对学生文化素质的提升效果如何开展评估,如何进一步改进行动计划等。
从外部因素上看,辅导员所在的高校是辅导员文化育人能力提升的最主要推动主体。这就要求高校的领导者必须要有文化育人的观念,重视文化育人工作和辅导员队伍文化育人能力的提高,把辅导员队伍文化育人能力的提高纳入工作日程。在全面加强文化建设,为辅导员文化育人能力的提高提供良好环境的同时,还应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将文化育人能力的提高纳入辅导员培养计划,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学习方案,落实相应的学习培训活动,同时研究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切实鼓励辅导员积极开展提升文化育人能力的学习、锻炼和研究活动,适时开展辅导员队伍文化素质培养工作的评估和改进工作,增强相关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杨连生,肖楠.大学学科文化育人的机理、机制与辩证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11,(3).
2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
体育公共服务是一种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是为了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的产物。它主要集中在有形的、基础的、群众性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文章主要是从体育公共服务中的资金供给、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公共体育教育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角度进行研究。四川藏区包括甘孜州藏族自治州18个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3个县和凉山州木里1个县,总面积24.97万平方公里,约占四川省总面积的51.49%,总人口187万,其中藏族人口124万,是全国第二大藏区(康巴藏区)。其中甘孜藏区总面积约15.2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藏区的主体和核心地区。
2.1资金供给现状
体育财政支出是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物质基础。从四川藏区来看,体育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体育财政拨款,地方财政收入与社会资助资金占比均较少。如2009年大部分县经济发展水平如下:有15个县的人均GDP为8146元;有8个县的人均GDP只有6974元;有3个县人均GDP达8470元。2010年四川藏区的经济状况为,四川省藏区实现生产总值270.68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4.83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3177元。从上面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纯收入少,这都决定了来自该区域的财政收入相应也少,地方财政用与建设本区域的支出就很有限。
2.2体育公共设施建设现状
公共体育设施是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内容。据有关文献统计,1995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0.05m2,2003年底上升至1.03m2,《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指出,至201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1.5m2。而美国等国家在80年代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4m2,到2015年美国为16m2/人,日本为19m2/人。从这些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在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上的差距。下面我们再看看四川藏区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情况。甘孜州的体育场馆主要包括:康定新建的拥有标准跑道和球类场地的体育场、九龙县体育馆、当前州里重点打造的康东环贡嘎山旅游圈,海螺沟的温泉游泳馆正在建设中,以及普及到各个乡镇的“健身路径”等健身器材。阿坝州的情况如下:截至2012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建成124条全民健身路径,169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并抓住灾后重建机遇,建成13个标准体育场馆(地),目前阿坝州人均拥有体育场地达到0.8m2。2013年,省体育局将继续加大对三州地区的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在体彩公益金中安排资金5000万元,除建设1000个村级农民健身工程外,还将投入建设9个县级少数民族健身工程,并补助三州建设老年体育场地设施、牧民定居点体育设施、彝家新寨体育设施。此外,还将争取国家体育总局投资1100万元建设4个“雪炭工程”。到2015年,全省可望实现50%以上行政村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设施。由于资料的限制,笔者未能统计出四川藏区的人均场地面积,但我们大概可以推理出目前阿坝州通过灾后重建,应该是四川藏区中目前人均占有场地最多的州,从他们的人均占有0.8m2来看,与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5m2(2015年)还差距较大,与国家上发展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
2.3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现状
从调研得出,截至2012年7月,阿坝州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到986名,力争到2015年,全州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000名以上。阿坝州全州户籍人口90.7万人众,基本上达到900人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甘孜州从2010年开始才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到目前共计开展了3期。目前,甘孜州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500人左右,其中国家级有3人,都集中在四川民族学院体育系教师中,而且500人中大部分是在校学生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能在一线从事体育指导的人寥寥无几。甘孜州共有约100万人众,平均2000人1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根据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规划(2011年—2015年),城市达到每千人至少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农村达到每2000人至少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目标来看,四川藏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不足。如果从能够在一线从事体育指导的角度看,四川藏区的实际可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就少的多了。
3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在近年得以改善,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然而,横向比较,四川藏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仍然不足,还需继续加强。究其原因,这与我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系统建设不够完善,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不强等有关。
3.1公共财政对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过低
1996—2006年统计资料表明,体育事业经费、人均体育事业经费东部一直是西部的2~3倍,东西部差距较大。根据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在全部体育场地中,有接近一半的场地和面积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左右的场地和面积在西部,特别是体育建筑面积和投资金额只有1/10左右集中在西部地区。体育场地数量最多的是广东省,有77589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9.1%;最少的是自治区,有1057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0.12%。由于资料的限制,四川藏区的体育场地数量未能统计,但是从人均拥有场地量可以看出(如阿坝州目前的人均0.8m2,这还是经过阿坝地震后体育设施大发展后的数据),在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肯定是不充足的。
3.2体育公共服务系统建设不够完善
随着民生在政府服务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跟进便日益重要。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相应的制度、技术、人员等方面的配套建设,若没有这些配套因素的跟上便无法完成,这些配套因素的建设需要过程与相应的环境支持,任何一方面的落下都不利于体育公共服务系统的建设。目前,我国的环境与发展条件还不够成熟,仍然制约着体育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得我国当前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与完善。
3.3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缺乏
从调查得知,四川藏区民众对体育的认识不多且不深入,更上升不到权利意识的层面。他们中除极少一部分人对体育的认识有锻炼身体的成分外,其他大部分都觉得是好玩,还有一部分人就没有认识。觉得好玩的人仅仅就觉得好玩,规则意识缺乏,权利意识缺乏,他们不会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认识体育问题,去体会体育活动。他们从事的现代体育活动几乎仅为篮球活动,其他的为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仅仅在节庆时进行。无论他们从事怎样的体育活动,甚或他们做的扔石子活动,他们都不能上升权利意识的层面。所以他们的体育活动处于“自发”的“天然状态”。
4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途径
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发展依赖于国家为社会每一个个体提供的均等化服务,同时也离不开该区域民众在体育文化权利方面的自觉。两者的有机结合方能实现四川藏区体育的良好有效发展,具体推行途径探索如下。
4.1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大四川藏区体育公共制度保障
随着2012年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中央对西部的定位更高,支持力度更大,在财政、投资、人才、帮扶等10个方面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中央实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四川藏区体育文化的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应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制度保障,使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公平、合理与有序,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简练过程,突出效率,加强过程监管。
4.2加大资金投入,为四川藏区提供充足的体育公共服务资金保障
把资金比喻为体育事业发展的血液毫不夸张,尤其是在四川藏区。四川藏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各项事业发展都需要资金投入,为保障体育事业发展所需充足的资金,(1)首先要设立四川藏区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府要统一规划、加大投入、突出重点、集中使用,特别要加强监管审计力度,并定期评估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第2,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四川藏区因为承担生态区生态保护的功能,致使工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低,因此,国家应对四川藏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广泛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提高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保证体育事业支出。第3,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出台优惠政策,形成多渠道、多元的资金来源形式,共同发展四川藏区的体育事业。
【关 键 词】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5)06-0101-03
幸福与德性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价值。教师幸福是教师在职业生涯中的价值追求,是在教育工作中实现职业理想的教育主体状态,也是实现自己职业理想和人生价值相统一的心性能力。这种心性能力是基于德性的心性能力,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
一、教师幸福的伦理内涵:基于德性
教育是关涉人幸福的事业,它影响着人的活动。教人怎样向善,怎样追求幸福的生活,怎样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为人类的幸福事业做出贡献。而教师在教育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要想教会别人怎样幸福,教师首先要具备一定追求、享受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因此,教师幸福影响着教育幸福的实现与否。伦理文化中的幸福与德性有内在的统一性,德性是我们获得幸福的内在品质,德性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手段,因此教师的幸福也是一种具有德性的心性能力,有其内在的德性要求。
(一)教师幸福以教师伦理为前提
涂尔干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自身存在的职业伦理。”①教师要在社会伦理规范、道德规范、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范围内追求幸福。首先,教师在追求幸福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需要基于德性的价值判断。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需要什么,哪些是幸福生活所需要的,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可以放弃的,这些都要基于教师个人的价值判断。其次,教师在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同时,要注重精神需要的满足。教师不仅有物质需要、社会性需要,还有精神需要,教育幸福的获得是建立在这些需要满足的基础之上,只有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都得到满足时,才能体验生命价值的意义。而且教师在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性需要的同时,要将自身统一与教育之中,用教师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断加强教师道德修养,不断内化和升华自身德性幸福能力。
(二)教师幸福以德性为内核
教育是教人追求幸福的精神事业,人的精神性事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道德生活的追求和完善,教育工作者在这项精神事业中承担着维护最高伦理标准的责任。②所以说,道德教育从始至终都应是教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教育则是一种德性的教育,是教人向善的教育,是教人获得幸福品质的教育。③
以德性为内核的教师幸福要凸显公正原则。教师公正是教师伦理生活的重要原则,其有两个层面的德性内涵:一方面是指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平和正义。它表现在教师对学生的公平、教师对同事的公平等人际关系中。教师在对待他人尤其是学生时,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另一方面是指教师政策对教师自身所体现的公平原则。“当人们生活在一个基本公正的社会中,不懈努力、奋发进取、创造有为、立德立功时,人生幸福就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实现的”。④以德性为内核的教师幸福不仅仅需要教师自身凸显公正原则,还需要社会和国家政策对教师体现出公正原则。国家教师政策的制定要以公正原则为基本价值取向,要让教师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更加自由地行使权力,享受幸福,从而保证教师幸福的实现。
以德性为内核的教师幸福强调:教师要担当拥有的道德责任。石里克指出:“责任感像是自己被欲望驱使一般而开始自由行动,有了主动去行动的动机,并且情愿因行为有错而受到责备。”⑤教师只有意识到自由承担的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时,才能不遗余力地去做好自己的教育工作。一旦教师有了自觉的责任意识,就可以在没有任何外力约束的情况下,自觉地去完成教育工作,还能激发教师创造幸福的动力,提升教师的道德修养水平,促进教师、社会和学生德性幸福的共同实现。
二、教师幸福失落的根源:德性缺失
当前,社会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把教师当作“完美”人物的化身,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在教师身上体现。并且伴随着教育复杂程度的加深、社会与家长要求的提高、教学压力的增大、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等,这些外在的原因逐渐阻碍了教师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导致教师幸福的失落,但更深层的伦理根源也值得我们去探寻。
(一)教师缺失追求内在幸福的心态
罗素曾指出:“人生活在世界上,总会出现种种不幸,这些种种不幸的根源,一部分可能源于当下的社会制度,而另一方面则源于个人的心理。”⑥个人心理对个人的幸福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个人的不幸就是因为自身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对待职业所体现出来的错误态度。教师幸福是客观物质需要和主观精神需要的统一,教师幸福是在正确的世界观、伦理观基础上的一种积极追求,消极的、不合理的追求只会使得教师离幸福越来越远。
一些教师奉行享受主义,认为教师职业不能让自己得到物质的满足,从而忽视了教师职业带给自己的精神享受。一些教师奉行节欲主义,他们选择教师职业的初衷是因为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对职业意义和生命意义的体悟能力不高。一些教师渴望幸福,但是他们只是消极地等待幸福的到来,他们在现有的条件下等待着外在政策的变化,等待着与自己内在尺度相符的条件和对象的出现,以使自己不需努力就能获得利益,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些教师之所以不幸福,就是缺失了追求内在幸福的积极心态,他们奉行着享乐主义的幸福观、节欲主义的幸福观以及消极等待的幸福观,而这些都是被动的、外在的、即用即无的,都不能促进德性修养的提升。因此,教师在教育生活之中,只感受到了各种压力或仅有的一时幸福,而没有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体会不到真正的幸福和长久的幸福。
(二)教师缺失以德性为主体的幸福能力
教师幸福能力包括广义幸福能力和狭义狭义幸福能力,广义的幸福能力主要是指教师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以及较高的文化素养,这是教师追求幸福的客观条件。狭义的教师幸福能力主要是教师内在的主体性心性能力,即德性幸福能力,它要求教师要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品味。⑦伦理文化中,幸福是一种德性幸福,只有具备德性能力的人,才能真正感到幸福。虽然在全面的人性观下,德性不是幸福的前提,也不是幸福的全部。幸福也不是万能的,但是一个人如果缺德或者无德,他的幸福将是空洞的,他也会因为缺乏创造和享用幸福的心性基础,逐渐丧失追求幸福的主体性能力,不会真正感到幸福。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师德问题,比如幼儿教师的虐童事件、小学校长的事件、大学教师的论文抄袭事件等等,不同层次、不同待遇、不同的教育对象,但他们都同样因为道德的缺失而犯下不能弥补之错,对他们而言,幸福太遥远。而且实践也表明,物质需要的不断满足、工作报酬的不断增长、教学技能的提升不一定能让教师感到幸福。由此可见,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影响着教师追求幸福的能力,教师德性能力的缺席也成为制约教师幸福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教师幸福的回归路径:重塑德性
通过探寻教师幸福失落的根源,在伦理文化中,我们需要通过确立积极的教师幸福观、提高教师基于德性的幸福能力这两个方面来从内部提升教师幸福感,还需要构建以幸福为取向的师德建设体系,为教师提供一个进行师德修养公正和谐的环境,从而切实提高教师幸福。
(一)确立积极的教师幸福观
教师的职业特性赋予了教师积极追求幸福的莫大权利,只有教师积极追求幸福,才能引导学生积极追求幸福,才能最终实现教育的幸福。因此,教师要树立积极的教师幸福观,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的教师幸福观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统一起来。教师只有通过自觉履行职业义务、承担道德责任,以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为重,才能实现自己对幸福的高层次追求。其次,不仅要注重物质生活,还需要注重精神生活。教师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要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树立远大的教育理想和责任使命,把教书育人看成是一个幸福的事业,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教育事业,发挥师爱的德性能力,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幸福生活。再次,既要关注当下幸福,又要领悟教师未来幸福的意义。教师幸福寓于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具体表现在学生成才之后,而且这种长远的幸福的获取,是教师幸福的最终目的。最后,既要做一名会享受幸福的教师,又要成为一名会创造幸福的教师。石里克曾提出:“任何时候都要为幸福做好准备的道德原则,他认为人们应力求成为值得享有幸福的人。”⑧教师职业本身就蕴含着莫大的幸福,教师要做的就是学会享受幸福和创造幸福,教师要在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人生价值。
(二)提高教师的内在幸福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成长着,追求幸福是一个人生命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内在生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教师幸福能力的提升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教师要充分认识教师职业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是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劳动职业,那么只要我们选择了它,就应该不会为任何沉重的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整个人类幸福而做出的牺牲。”⑨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充分认识教师职业意义,自觉承担职业使命即引导学生的精神成长,启迪他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引导学生领会爱、希望、公正和善良的价值,给予他们追求幸福人生的精神食粮。其次,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和境界。教师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从古至今,教师就与清寡和奉献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教师职业不能让你发财致富,让你物质上很富有,但是教师职业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树立德性情怀和人文情怀。因此,教师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走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自觉提升自己的德性修养,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发展。第三,教师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追求幸福、享用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德性的获得不是道德知识直接转化而来的,而是在道德实践中将自己的价值理想、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内化而来的一种心性品质。所以,教师要不断提升主体实践的能力,并在创造性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体验对工作的乐趣,从而获得幸福的感受。
(三)构建以幸福为取向的师德建设体系
构建以幸福为取向的建设体系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师德建设要将教师的置于主体地位。在师德建设中,不管是目标的确立还是制度的制定,都要体现教师在教育生活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关注教师的需要、愿望、利益,确立其主体性地位,激发教师主体性力量,从而帮助教师实现职业理想和,体现生命价值。第二,师德建设要将公正和民主作为基本的价值选择。教师幸福的获得,不仅需要自身做到公正原则,还需要外在的政策和制度对教师体现公正原则。在师德建设中要实现教师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体现公正、民主、透明的原则。这种公正和民主精神将会成为影响教师道德行为的规约力量,为教师幸福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持。第三,师德体系建设要注重对教师的关怀、理解和尊重。师德建设的本意是为教师道德成长和专业生活质量提升服务的,而不应该成为教师的负担,要体现出对教师的人文关怀、理解和尊重。师德体现建设要内涵于教师的真正理解和尊重,这样才能让教师自觉进行德性的培养,自觉地在实践中内化道德知识、情感、意志,从而逐渐提升追求幸福的能力。
幸福的追求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程,教师幸福也需要在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和享受。在物欲化的今天,教师幸福逐渐失落和迷失,感到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教师一定要认识到教师职业本身所具有的幸福意义,正确认识教师职业与教师幸福的关系,自觉抵制不良习气的影响,积极追求幸福,学会享受幸福,不断提升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进而引导和熏陶学生德性的养成。
注释:
①[法]涂尔干.付德根,译.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2.
②檀传宝.走向新师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
③冯建军,回归幸福的教师生活[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26.
④高兆明.幸福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55.
⑤石里克著.伦理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9.
⑥罗素.走向幸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5-7.
把强化“高考意识”融合在化学复习教学过程之中强化“高考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教师来说,有利于在复习教学中紧紧把握住学科复习的范围、深度和重难点,根据高考要求,按识记、理解、分析、应用和综合各个不同层次的知、能要求组织复习活动,提高备考的质量;对于学生来说,能增强迎考的紧迫感,激发备考的信心和斗志,根据高考的要求从知识、能力和熟悉高考题型题量、提高做题速度等方面,做好适应性的准备。
那么,怎样强化“高考意识”、并使其贯穿于化学复习过程的始终呢?归纳起来,我们的做法是发挥了如下“五个作用”。
一、发挥“考纲”要求的主线作用
《考纲》是高考命题的依据,强化“高考意识”理所当然地应当使“考纲”成为教师组织学生复习的主线。由于“考试说明”仅是很简要的目录式提纲,为使学生对高考要求的领会明确具体,我们在开始系统复习之前,就把“考试说明”各个项目化解、组编成六个专题,每个专题又划分成若干单元,形成了《中学化学复习知识体系表解》发给学生。这份“表解”实际上成了教师进行复习教学的提纲;复习进行到哪里,学生就阅读到哪里,从中一目了然地明确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内容,哪些是考点,各考查点之间有何内在联系,使学生在整个复习过程中,头脑里有“考纲”这根“弦”,发挥了它在高考复习中的主线作用。
二、发挥历届高考题的示范作用
高考题是高考要求的具体体现,它既反映了高考的范围、重点,又展示了题型、特点,成了复习教学的“无形指挥棒”。纵观近年来全国的化学高考题一直保持了相当强的连续性,所以,让学生以它们为范例,把握来年高考的尺度,这对于强化“高考意识”十分必要。如何发挥历届高考题的示范作用呢?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布局:
首先,把近五年高考题收集起来,按中学化学知识的“六大块”--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又细分“物质结构与元素周期律”、“化学反应速度与化学平衡”、“电解质溶液”三部分)、元素的单质及其化合物、化学计算和化学实验,组编成八组“高考题专题汇编”,印制出来,复习进行到哪个专题就将与之相关的“高考题汇编”同步发给学生,进行配套训练。
就像是我们做服务产品一样,我们得了解到我们所面对的大家最紧急、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了解到了这些我们才能吸引大家。社会的快速发展让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稍事即纵,很多人开始追求个性,想让自己不一样,当然我们的图书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无视读者的这种心理。小孩子一般喜欢的少儿读物,青年朋友喜欢的青春刊物,中老年人喜欢的哲学刊物,还有技术人员喜欢的科技刊物等,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读书需求。了解读者的需求,我们就可以根据他的这种需求为他提供特殊的服务,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的体现。高科技的加入让我们的图书馆更具有了个性化,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是下载或者链接网络,就像是教师经常说的一句话“要想交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自己就得有一桶水”一样的道理,我们要把图书馆就变成这样,改掉以前的“图书馆有什么就读什么”的思想,逐渐的变成“读者想读什么,我们就能提供什么”的观念,这样才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阶级,不同学历的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
就读的环境
看电影或是歌舞剧,一进门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醒目的标志,那就是“请将您的手机关闭或者静音状态”,现在这句话我们在图书馆里也经常看到,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标示是为了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氛围,这是首先。其次就读的书桌或者内部的格局是否合理也能够影响到读者的心情,宽敞明亮、环境优雅、卫生整洁、空气清新,这些问题对于图书馆的建设或者管理来说会认为是个中等的问题,但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安静、舒适的读书环境,读者选择在图书馆读书的目的就是想远离喧嚣的城市,能够在一方净土里走进书的世界。因此,就读环境对于读者来说是选择是否就读的重要因素。
贴心的服务
“以人为本”的服务态度就是为了尊重读者而提出的服务理念,这个理念不仅包括图书馆的内部设施,还在于图书馆内部的人工服务或者是温馨的提示,图书馆管理人的素质高低能够完全的表现在服务是否的人性化,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的不是一种硬性的服务,我们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在精神文明的社会里我们学会更多的是用态度做事,不管是服务还是办事,我相信今后的图书馆会是一个呼唤精神文明的发源地,这也是当代乃至今后图书馆发展的一个趋势,这样才能建立文明的图书馆服务文化。
现在很多的高校图书馆管理已经成为了一门专业的课程,它的授课范围不再是简单的对图书馆内惊醒整理,编辑,分类等简单的知识。随着科技的进步,图书馆管理也逐渐的走向信息化,已经出现很多的新型行业像是电子图书馆等衍生行业,这也就为了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很好的就业机会。但其实就我们国家的图书馆管理体制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133—02
前言
幸福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时代的人们普遍关注并为之苦苦探求的。幸福最早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范畴的话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甚至是柏拉图时期。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对幸福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幸福”一词现在应用非常广泛,而且围绕幸福的研究领域也十分广,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文学、哲学、精神卫生、心理学、生活质量以及老年社会医学等领域。近些年,文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成为了重要的研究主题,其原因是幸福感的定义当中包含有内在的文化根源,没有超越文化价值观的幸福感判断和评价。
一、主观幸福感概述
心理学是主要从人的内心体验来描述、测量人的主观幸福,并研究幸福发生的内在规律等。心理学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逐步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热潮。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备受重视。研究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从哲学层面上升到了科学层面,先后形成了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心理发展三种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取向。其中,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界定,Diener(1984)和Argyle(1989)等人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正性情感超过负性情感,占据情感体验的优势地位,从而使个体能从整体上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心理状态。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与心理健康息息相关。许多研究者都已经证实,主观幸福感包含三个独立的维度,即认知维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美国心理学家Diener总结了主观福感所具备的三个特征:评价者内定标准的主观性的特征,认知判断及情感反应评估的整体性的特征,以及对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进行长期测量的稳定性的特征。
研究者发现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非常多,有环境因素、遗传因素以及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因素。环境因素又包括家庭环境、学习环境、工作环境、社会关系及社会支持。研究者发现,青少年所感受到的家庭氛围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学习和工作环境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会因为年龄层次的不同而不同,中学生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与在校学习过程中所受到的挫折和困难以及获得的愉快和满足关系紧密;青年人的幸福感与工作学习的负荷量和从中获得的满意情绪关系紧密;中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只与工作学习的负荷量关系紧密,从中获得的满意情绪对他们的幸福感影响不大;而老年人,尤指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不受工作学习环境的影响。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的性格上,性格外向的人相对生活满意度较高,积极情感较多,因为他们性格开朗、活跃、好交际、喜欢融入集体当中,有良好的人际关系。遗传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被研究人员证实,研究者们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同卵双胞胎即使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他们的幸福感水平都会高于在同一家庭中成长的异卵双胞胎。性别对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体现在不同的维度上,对美好的生活女性的积极情感体验强于男性,对于生活的不如意或挫折等女性的消极情感体验也强于男性,但是女性和男性的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是相当的。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程度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者通过个体研究发现,青年人在主观幸福感的多个维度上都高于老年人。人格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经历和体验积极或消极的生活事件,人格也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态度,被研究人员认为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有力指标之一。
二、文化概述
(一)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通常包括文字、语言、地域、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大致上讲,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
不同的学科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能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则认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文化是对个体或群体存在方式的描述。人们存在于自然中,将时间作为重要平台,同时也存在于历史和时代中,社会、国家和民族是其重要平台。因此文化就是人们在这种存在过程中的言说或表述方式、交往或行为方式、意识或认知方式。不仅描述群体的外在行为,也描述个体的心灵意识和感知方式。
(二)文化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