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科技研究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提出，这种叙述方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生产力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一，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做出了过度的诠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然而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回》中区分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断言现代技术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负面的因素。既然现代技术的革命功能受到质疑，也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新的叙述体系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二，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甚至连阿尔都塞也把理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然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那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出叙述。此外，晚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也暗示我们，由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正确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谈论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来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眼光叙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要使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叙述体系。

其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基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属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者又都是有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实际上，生产者既是社会存在的担当者，又是社会意识的担当者，正如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启示我们，应当避免用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基本命题，即不要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抽象地对立起来。

篇2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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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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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篇3

我国实行以后，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是制约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因素。日本农村也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但是日本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效率较高。完善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是提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条件。研究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的特点，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特点

1.日本政府重视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农村的通讯、广播、电视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乡镇级以及地方综合农协在信息通讯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日本农村除了有线电视和电话、报纸等媒体很普及外，计算机也很普及。日本农户购买微机可得到一定补助，政府所派的普及改良员除了教农民农业技术以外，还举办各类培训班，承担了面对农民的微机教学工作，促进了农村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日本农民获得信息的媒介渠道主要有以有线电视、计算机、传真机为主3种形式，适应于不同经济实力、人口密度、距离的不同地域。1994年，日本开始实施一项称为“高度信息化农村系统”的计划，直接服务于农民。目前，日本农林水产省正在制定一项名为“21世纪农林水产领域信息化战略”的计划，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大力充实农村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建立发达的通信网络。

2.日本政府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

日本政府很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平均每个县至少有一个与网络相关的农业信息中心。跨入21世纪后，日本积极实施农业IT战略，推进农业信息数字化，开发普及了气象、病虫害防治、农技、栽培等各类基础数据库。90年代初，日本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日本现在已将29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381个地方农业研究机构及571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全部联网，其中，571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与农协或农户之间可以进行双向的网上咨询。

3.政府从法律、政策、资金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法律先行，政策配套，资金扶持。日本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方面的法律，如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高度信息通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简称“IT基本法”)，旨在通过建设高度信息化的通讯网络和公共服务体系，为实施农业领域的IT战略和加快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提供了法律保障。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村信息化的政策，如在农村尽快普及因特网，向农村开放提供国立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成果等信息。在资金方面也予以大力扶持，日本各地域的农村信息服务系统由政府投资。

4.重视农民的信息素质教育

日本农民继续教育体系完备，包括民间研修教育机构、农林水产省农业大学校、就农准备校等，这些院校对提高农民信息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日本农业科研机构都承担了对农民进行计算机及网络知识等信息素质培训的职能，政府每年在全国各地经常举办面向所有居民的网络与计算机培训班。

二、对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借鉴

1.加强我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强我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农村的通讯、广播、电视等信息传播的硬件设施。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如日本般在农村普及电脑及因特网尚不现实，但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经济条件及地域信息化水平的不同，形成以计算机、有线电视、广播、电话等为主的各种传播形式，是切实可行的。

根据我国国情，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是个很有效的途径。很多农业类电视节目，本应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可是由于条件所限，农民仅靠接收天线收看不到此类有线电视才能收到的节目。有线电视能不能通到农村，是农业科技信息能否有效传播到农民手中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农民买电脑，上宽带网络还只能是极少数富裕地区农民能办到的事，绝大多数地区农民尚难以接触，即便能去网吧，又因为缺少相应的计算机应用及网络知识而不能得到相关农业科技信息。报纸在农村的订阅率也很低，农民只有极少数是通过报纸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的。农民接触最多的传播媒体就是电视和广播，相比较而言，电视的受欢迎率又远胜过广播，因此，通过电视这一最有效最普及的媒体传播方式，把适用农业科技信息及时告知农民，是很有可行价值的。地方市县电视台由于技术及信息的限制，很难制作出较高水平的农业类电视节目，而有线电视中央七套及各省电视台的农村频道节目制作水平很高，信息来源较广，且有价值的新信息较多，问题在于农民接收不到。因此，解决问题的症结就在能否让有线电视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从而使一些优秀的农业类电视节目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扩大农民接触农业信息的视野，为农业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创造条件。

目前，农村已能安装有线电视接收系统，但门坎较高，且收费不一致。据调查，豫北某县有线电视初装费是150元，年使用费100元；安装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所收台比接有线还要多，机顶盒的价格是200元左右，年使用费是120元。豫东某县有线电视初装费是298元，年使用费100元；安装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机顶盒的价格是400元左右，年使用费是100元。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农村的有力支撑；农民是弱势群体，收入较低，因此，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尽量减免初装费及年使用费，并严格要求各地费用统一，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不使一些地方部门为了牟利，而随意提高费用，影响有线电视的普及率，从而影响农村科技信息的传播效率。

2.加强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

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资源大多掌握在各级政府主办的科研或普及机构手中，政府应协调这些机构间的数据库资源建设及联网，做好资源集成及共享工作，建立气象、病虫害防治、农技、栽培等各种农业科技信息数据库。

目前，我国农业信息网络发展很快，专业性农业网站越来越多，要按照国家“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信息化总方针，加快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统筹规划全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系统，特别是县乡（镇）级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系统。我国可将各级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信息中心及各地农业推广中心全部联网，取经日本，建立我国的农业科技信息实时管理系统，设置大型计算机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农业科技信息。在各县乡设分中心，农业从业者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重视政府在政策、完善法律、加强资金投入方面的扶持力度

我国的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分散经营，他们需要政府在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方面给予政策、法律、资金方面的支撑。借鉴日本的经验，制定一系列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政策，如信息标准化；农业科技信息免费提供；加强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的集成共享；农业科技信息人才的培养、待遇、培训政策；提高农民信息素质等一系列政策。同时，抓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相关法制、法规建设，结合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的实际情况，从农业科技成果信息的采集到、传播以及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人员的培训等方面出台一套完整的法律，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保证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积极改善我国农业通信基础设施及网络化建设。

4.重视我国农民信息教育，提高农民信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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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医学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的作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医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行业,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之中,为人类的健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带来了福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科学技术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220“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医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高新医学技术在医疗工作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强调:“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3]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为人类造福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4]“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1]54防病治病,促进人们的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医学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医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操作、运用高新医学技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为病人服务的崇高品德。因此,应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从而有利于医务人员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克服医学技术主义至上的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贯彻和落实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

因此,在发展、运用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中又强调:“生物技术,尤其是对基因的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1]

三、尊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医学科技工作者是发展医学科技的主导力量,他们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人格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其成果应受到保护。

这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多次要求对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1991年10月8日,他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一些科学家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摩尔根对遗传学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在医学科技和卫生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高度赞扬。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伦理的一项内容。“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217加强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加强了国际合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与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伦理原则。由于各国基础、自然环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状况等的不同,科技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国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科技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

至于遗传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是在该原则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搞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问题。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特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工程科技的国际合作来促进解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1]227-228。

四、诚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诚信,是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保证。诚信,在科技领域,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垂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超级秘书网

[6]同样,一个人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必须“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要作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光大。”

具体来讲,“求实是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公关。”[1]60-61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科技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等不正之风,科技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1].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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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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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7]转引自刘兵.克里奥眼中的科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6,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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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北京:商务引书馆,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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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引自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2).

[10]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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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库恩.跛子与瞎子:科学史与科学哲学[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1(2).

[16]杜赞奇.历史为什么是反理论的[A].参见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

[18][19][23][28][29][30]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4,106,48,38,29,122-123.

[20][21]萨顿.科学的生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0,24.

篇6

随着我国改革步伐的加快，电视采、编、播技术领域进行了现代化的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给电视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和设备，由于计算机技术在广电行业的应用，专业电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将缩短，电视节目制作的手段、模式、工作流程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广电技术人员必须主动掌握新技术、新设备，捕捉最新的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动态，比较各种电视设备的性能优劣、价格高低，深入了解新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情况，为持续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

一、科技情报工作的步署与实施

电视技术科技情报工作是一项提高业务能力、把握专业领域的最新技术，是开拓视野的有效途径，它将随时跟踪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技术依据。科技情报工作包括：收集、管理和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三方面。

（一）收集

范围：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中心、相关视听技术为周边，以数字主模拟为辅的现代电视采编制作的技术文献、视听产品等。主要类型包括：技术说明、产品说明、产品操作手册、技术标准、产品宣传品、相关科技工具书、技术期刊、技术会议文献、技术论文以及光盘录像资料等。主要内容包括：音频、视频、计算机技术。收集方法：

1.随机资料。这部分资料是随着买进的设备一起附送的，既各种已引进设备的说明书、操作手册及附本等。

2.订购。每年通过邮局期刊预订或汇款邮购，收集电视技术专业期刊、会议论文文献及各种标准等。

3.索要。通过与厂家联系，直接索要某一产品的详细资料。

4.网络下载。定期上网搜索，访问各个电视技术网站，下载、收集电视技术领域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5.现场收集。通过参加各种产品展示会、技术交流会，集中收集某一技术领域最新、具有发展性、趋势性的技术资料及介绍。

（二）管理

收集工作在专业范围内开展，分五个部分：

1.验收盖章。每份收集来的资料都必须验收盖章，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2.登录。每份资料都必须在入藏前登录，包括时间、来源、类型、价格、出版单位等。统计按入藏时间为序，统计所得的报表结果是技术资料财产清单，可作为转手、交接的凭据。

3.分类。将所有资料分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个领域，每领域分不同种类：设备说明书及副本、技术性期刊、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产品宣传材料和音像资料。

4.建立查询系统。根据分类，将每一份资料都制作一份检索卡，建立简易方便的查询方式。

5.保管。科技情报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管理技术资料的整理、分类、清点工作。

（三）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这项工作为定期总结、专题服务、资料提供。定期总结报告：以一年或半年为一个终结周期，用报表概括整个电视技术的发展最新动态和预计发展趋势。专题服务根据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专题或领域进行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归纳、分析与终结。为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资料查询系统。

二、科技情报工作的实施

科技情报工作是根据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经监委会审批之后，由技术部专人管理，收集各种技术资料、期刊、工具书等。根据电视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收集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设备技术说明书、技术期刊，专业论文、系统图和业务交流录像带等，内容涉及视音频工程、计算机视频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维修和艺术灯光等。

在科技情报的收集方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标准、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方进行的技术交流。在管理上，采取现代化微机管理、查询系统，每册书刊在频道的内部办公网络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记号，并保存有著者、出版社、价格、出版年月、摘要和备份检索信息，以提高工作效率，方便技术人员查询。

1.验收盖章。每份资料应加盖“科技情报”负责专用章，将技术资料与其他节目资料区分开。

2.登录。每份资料都以唯一的9位数字登录号登录在办公网络上，左4位数为收集年份，右3位数为序列号。并在微机中录入收集时间、来源、类型、技术领域、摘要、价格、出版单位等。

3.分类。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分9个种类：设备说明书及副本、技术性期刊、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产品宣传材料、音像资料。

4.建立查询系统。利用现有办公网络的检索功能及与每一份资料都对应电子检索表，只要输入关于所需查询资料的任何一个信息，可以快捷地查询每份资料的内容摘要、备份情况和借阅情况。

5.保管。科技情报站的管理与保管工作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科技情报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专业知识，以对资料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管理。

科技情报工作为员工创造了一个自觉学习业务、集体交流和提高的业务学习环境。科技情报为员工日常技术保障、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提高、系统设备的升级，以及技术交流论文的写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资料和信息。以前设备说明书由个人保管，时间长了资料一多难免有丢失现象。开展科技情报工作对所有的技术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进行集中的闭架管理，中英文分开保管，注意保留适当的备份资料，有利的保障了设备维护、新来技术人员对设备熟悉的资料要求。每月在节目制作之余，涉及视频、音频、计算机等专业技术方面的技术期刊，为技术人员的业务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踪服务和资料选择，并为技术人员撰写论文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查询。

三、应注意的问题

1.设备技术资料与普通的技术分开管理

普通的技术是满足技术人员的自我业务提高和论文写作的需要；设备技术资料是一个设备一份资料的独立本，丢失后无法补订。

2.互联网搜索

内部办公网的科技情报，专门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简讯板块，是专为下载互联网上的信息而设。科技情报有一个板块是设置为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的，其他板块只有管理人员才有写权。全体设置写权是考虑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台大，不是个人能完全承担网上业内信息的搜索与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无论谁在上网时“网”到了有价值的业内信息，把它放到科技情报的简讯上可以共享。

3.管理人员的时间统筹安排

篇7

关键词：三线表；辅助线；贯穿；栏目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20-03

表格是记录数据或事物分类等的一种表达方式[1]。在科技论文中，三线表以其形式简单、方便比较而被广泛使用，三线表通常只有三条线，即顶线、栏目线和底线。但三线表在必要时也可以添加辅助线，只有通过灵活添加辅助线，才能使三线表达到几乎所有卡线表所能表达的内容，从而显示出三线表简单明了，容易排版的优点。添加了辅助线的三线表，仍称之为三线表。对于三线表的规范，已有许多作者进行了探讨[2-8]。本文选取近年来农业类期刊已中几个三线表的部分，针对其辅助线的添加情况进行分析，以引起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关注，促进农业期刊的规范化。

一、顶线与栏目线间的辅助线

1.单层变双层

（1）明确栏目属性

由表1A表题可以看出，表格要说明的是不同处理对不同生育期蚕豆株高的影响，表中数据的共同属性为株高，且其共同的单位也已经放在了表格右上角。该表设置了“苗期”“开花期”“结荚期”等多个横向栏目，但表身信息所对应的栏目实质上应为“苗期株高”“开花期株高”“结荚期株高”等。可见，该表横向栏目和与之对应的表身信息特征或属性并不相符，该表缺少一个实质性的栏目词“株高”，故该表可以改为“表1B”。对于这样的修改，可能会产生一些异议，有的观点认为“‘株高’与表题中的‘株高’相重复，可以删掉”。之所以会这样认为，主要还是没有弄清三线表对表题与栏目的要求[1]：三线表表题是指表格的名称，应准确得体（能确切反映表格的特定内容）；栏目才是该栏的名称，反映表身该栏信息的特征或属性。对于表格自明性的表达，表题与栏目并不是互补说明的关系，而是有着不同的说明对象。

（2）明确隶属关系

表2A在栏头右侧有7个栏目，表达的内容为：在“CK”“0.2%NaCl” “0.4%NaCl” “0.6NaCl”处理下，叶片Tr的变化，以及后3种处理与“CK”处理相比较的结果。但该表的7个栏目在同一层内，使得栏目“较CK下降百分比/%”重复出现，造成栏目隶属关系不清，表身数据混乱，况且将单位放在了表格右上角，这就表示表格中的所有数据的单位相同，均为“mmol・m-2・s-1”，这显然与表格中“较CK下降百分比/%”一列的数据单位不符。可见，此表格所表达的内容较为复杂，不应设置为一层，需要增加分层，将7个栏目按其隶属关系分组处理：CK处理单独设置，“较CK下降百分比/%”分别归类于其相应的栏目之下，将表2A修正为表2B，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表格要表达的内容。当然，“较CK下降百分比/%”的表达也不确切，将其规范为 “较CK下降/%”。另外，此表还有别的修订方法，如把“较CK下降”的值置于Tr值后的括号中，然后加表注说明等。

2.多层栏目的层次设置

表3A将横向栏目分成了2层，第1层有“单株成铃数”“果枝成铃率%” “果节成铃率/%”3个栏目，一层栏目下又有若干二层栏目，但其二层的栏目不明确，没有指明“07-05”“08-10”“09-05”等的属性，据三线表中上层栏目为下层栏目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共同属性的规范，可知此表的栏目层次不清，应增加分层，标明其属性，否则“07-05”“08-10”“09-05”等的信息就难以读懂，影响表格的自明性，故建议将表3A改为表3B的形式（同时对“果枝成铃率%” “果节成铃率/%”2个栏目进行精简）。这样的表格更合乎逻辑，读者一看就明白。

二、栏目线与底线间的辅助线

1.添加贯穿全表的横线

表4A的栏头为“采样地点”，但其包含不了“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三个竖向栏目，可见此列信息虽有联系，但其特征或属性并不完全相同。

该表身信息实则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采样点的实测数据，一部分为据实测数据的分析结果，此两者虽有区别，但联系密切，不宜分成两个表格。对于此类表格，就须添加辅助线。此表首先应在“东方城下”加一贯穿全表的横线，这样，就将实测数据与计算数据区分了开来；“变异系数”一行的数据，按照表格的竖读性，其单位应由横向栏目给出，但据实际情况，其单位应由竖向栏目得出，看来，此表在添加了一条辅助线后，还是显得不太明了，故还应在变异系数一行的上方再添加一条横线，以示区分，当然，表中的含量应用质量分数的量符号来表示（如表4B所示）。

2.添加不贯穿全表的横线

表5A表注说明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但表格的层次设计欠分明，使表格中数据混为一片，弄不明白是品种内比较还是品种间比较。为正确显示比较结果，明确显示由于比较而分成的若干个实质小块，应添加辅助线，明确其隶属关系。据该表的实际情况，添加一不贯穿全表的横线（如表5B所示）。之所以不进行贯穿，是因为栏头“品种”可以包括其下的所有竖向栏目，故只须将其右边的数据区进行区分。区分之后，可将竖向栏目置于与其有导出、限定等关系的右面边几行数据的中间，起“统揽全局”的作用[3]。

3.特殊表格处理

表6A（原表中没有竖向的虚线，虚线系笔者加入）为一倒置表，其表身中数据单位由竖向栏目给出，但此单位仅适合于横向栏中“平均值”“标准差”“变幅”三个栏目下的数值；最后一栏“变异系数”有自己的单位（%），其单位由横向栏目给出。这样在同一个表中，其表身中的数据单位，有的由竖向栏目给出，有的由横向栏目给出，显得比较乱。若性状值少，将表格中的纵横栏目进行倒置（如表6B所示），最后一列的变异系数，就会在新表中最后一行出现，可以采用“2.1”节加入一条横的辅助线加以区分。但像表6A这样，原表中性状有24个，采用以上的倒置法处理，一则表太大，二则不利于对变异系数进行直观比较，故笔者建议，可以在变异系数左侧加上一竖线区分（表6A中的竖向虚线），因据文献[1]有关辅助线的说明，并没有说明是不可以加竖的辅助线。当然，此表也可以将变异系数值加括号置于变幅数据之后，然后用表注加以说明，但总没有将变异系数单列进行比较直观。

三、小 结

三线表顶线与栏目线间添加辅助线是为了分清栏目的层次和隶属关系；栏目线与底线间的辅助线则是为了区分多组别的实验数或是统计学处理结果。对于添加的辅助线是否需要贯穿全表，已有许多文章进行过探讨[9-11]。

笔者以为：要不要贯穿，应区别具体情况，分别对待，若栏头不能包括所有的竖向栏目，即竖向栏目的属性不完全相同，需将竖向的栏目分组，则需加一贯穿全表的横线（如表4B所示）；若栏头可以概括所有竖向栏目的所有属性，只是区分竖向栏目右侧对应的数据，则需加一不贯穿的横线（如表5B所示）。对于顶线与栏目线间的辅助线，所有的期刊均用正线，但对于栏目线与底线间的辅助线，有的期刊采用了空半行，有的采用虚线，这都是可以的，均可以达到表达清楚的目的，对于同一种期刊，最好选用一种添加方式，以保证体例的统一。对于三线表中竖向的辅助线能不能添加，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陈浩元.科技书刊标准化18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金永勤.医学论文中三线表的规范化问[J].肝胆胰外科杂志，2008（5）.

[3]卢萍，蔡群.医学论文表格的审读及三线表的使用[J].广州医学院学报，2004（1）.

[4]刘祥娥，林琳.三线表使用中常见的2种错误[J].编辑学报，2006（4）.

[5]马奋华，倪东鸿，王小曼等.三线表设计中栏目设置的探讨[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5（6）.

[6]李兴昌.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7]秦和平，周佩琴，邢宝妹.两种特殊的科技期刊表格技术处理方法[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6（1）.

[8]宫福满.对“关于科技期刊表格规范的商讨”一文的商榷[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1（5）.

篇8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推广不是靠农业技术人员向农民说教，而是通过示范使农民购买作为科技载体的产品（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以及把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民依靠多项新技术新产品组装生产，实现高产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开展农技培训，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开展农技培训，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农技培训中心建设，各市县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培训中心，让这些培训中心成为培训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校；二是开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动，分别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把科技致富能手组织起来，组成科技致富大王讲师团到各地进行科技致富宣传，使农民在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广绿色证书制度，通过培训合格后取得农民技术员职称，使这些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技术、培育和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技术咨询的带头人；四是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以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实行3+1体制的普通中学和各类技术培训中心为阵地，对农民进行较系统的培训，使农民职业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五是结合实施星火计划培训人才，优先考虑星火计划的实施，按计划要求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2进行技术组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益

技术组装重点是从2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粮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猪）、水产（中小水面）、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效益。例如在农作物新品种方面，围绕水稻、大豆、玉米三大优势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耕作方法、病虫害防治）开展系列攻关，取得像水稻大棚盘育、水稻育苗床土调酸综合技术、盐碱地种稻技术、大豆综合丰产技术、玉米早熟丰产综合技术、玉米抗旱保苗技术、玉米大面积机械化综合高产技术和赤眼蜂、黑光灯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与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以及与病虫害防治的配套技术。二是合理组装，全力组织推广。把各单项技术组装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大力推广。

3积极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源

在农业科技示范工作中，重点抓“三区”建设。一是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主要产粮区和城市郊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实事求是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和与之相配套的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对园区的科技培训，大力转化推广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强化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二是重点建设几个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技术密集区是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地，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树县，自建立星火技术密集区以来，连续几年实施了以转化推广玉米丰产、耐密型玉米高产、工业应用的良种玉米栽培、米麦间作及长白杂交瘦肉型新猪种、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养猪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星火计划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把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和农业生态区结合在一起、健全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体系。结果显示：示范区内农民纯收入比辐射圈内的农民同期年平均增长60%；示范区内粮食每年增长1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产1050kg/hm2，提高了60%以上。4切实加强基础建设，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

基础建设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形成以省为主渠道，以市为重点，以乡为骨干，以村为基础，以民间科技组织为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和以农业站、畜牧站、园艺特产站、农机站、林业站、经营站、水利站等为主体的横向网络的农技推广组织体系。②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成果推广的全程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促进科技成果向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例如，为了转化肉食鸡高产综合配套技术这项科技成果，在养鸡的重点乡成立科技服务公司，对养鸡行业进行全过程服务，做到“七统一到户”，即统一贷款到户、统一送雏到户、统一送料到户、统一培训到户、统一防疫到户、统一回收到户、统一结算到户。③抓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召开成果转化交流会、大力宣传科技成果等4个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尽快送到农民那里。④从3个渠道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一是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建立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二是采取“四包一挂”的形式，即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尝实行责权利挂钩；三是以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骨干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到农村去搞技术讲座，现场传播技术知识。

5有效行使政府职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1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意识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所作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总识。一是成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领导小组，二是建立科技进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积极选派科技副职。

5.2制定优惠政策

篇9

现在，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农业也随之发展得更加先进，所以，对于农业科技期刊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期刊论文中存在的一丁点儿瑕疵都会影响到期刊的质量以及读者对农业科技期刊的评价。因此，在论文编审的过程中，一定要细心、仔细，不错过可能存在问题的一点点角落，将农业科技期刊编辑得更加标准，更加规范。 

二、农业科技期刊编审论文修改实例 

（一）修改论文题目 

论文的题目是点明文章核心内容的简明扼要的词句，是论文定内容的组合，以最少数量的词来充分表述论文的内容。在编审论文题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论文题目太长、范围太大、使用的词语不合适等问题。所以说，论文的题目要准确、简洁、清楚。 

1、题目太长 

题为“电子从<100>比从<111>晶向Si隧穿快速热氧化SiO2膜的电流增强现象及其理论模型解释”的论文，陈述了实验时电子分别从<100>和<111>两种不同的晶向Si隧穿热氧化二氧化硅膜时的电流变化，总结出实验的结果，结合现有的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出现电流增强现象的原因。文中虽然写到了理论模型的解释，但是在题目中并不需要直接写出来，显得很冗长，所以将题目改为“电子隧穿二氧化硅膜电流变化的实验探究”，这样的题目与所写的内容更加符合。 

2、题目范围太大 

题为“关于幼儿园班级活动区域设置的研究”的论文，论文通过对活动区域设置的材料投放、环境设置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在提出相应的指导策略。但是，这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太过于泛化，幼儿园的班级活动区域可以有很多种，例如生活区、益智区、娃娃家、建构区、美工区、数学区等，并且幼儿园也分别有小班、中班、大班，如果说直接写幼儿园班级活动区域的设置，那么这个题目所包含的内容就相当大。因为每个区域的材料投放、环境设置以及指导策略是不一样的，只是它们所遵守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题目可以改成一个确定的年龄组以及区角活动，这样写出来的文章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实用价值也比较高。 

（二）关键字选取不合适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科技工作者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手工检索的方式，主要依赖于计算机，通过检索关键字，从数据库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关键字的作用越来越大。论文关键字的选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文献被检索的概率以及成果的利用率。 

1、用动词、形容词作关键字 

题为“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研究”的论文，关键字为“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策略”。这几个关键字就有一个是动词——“改革”，这个词就不能用作关键字，因为关键字必须是名词或者是名词性的词组。所以将这篇论文的关键字改为“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策略”，这样才是最合适的。 

2、用字或句子作关键字 

题为“论死刑的存废”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关键字是“死刑”、“存”、“废”。这篇文章的关键字里面就存在两个单个的字——“存”、“废”，这就不具有关键性，不能够将全文的内容串联起来，所以说，应该将关键字改为“死刑”、“中国死刑制度发展史”、“死刑存置论”、“死刑废除论”、“中国死刑命运”、“死刑废除建议”。 

3、关键字太少或太多 

题为“关于父母教育态度的一致性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的论文，它的关键词是“父母”、“教养态度”、“一致性”、“幼儿”、“社会性发展”、“影响”、“现状”、“问题”、“建议”。这篇文章的关键字一共有九个，太多，如果用关键字进行检索的话，可能就会检索到很多检索者不需要的文献，在信息的获取方面会比较麻烦，浪费的时间较多。规范规定，每篇论文的关键字一般可以选择3到8个，这是为了保证从多个渠道检索到该论文。 

（三）量和单位使用不当 

我国从1985年9月开始推行国际单位制，并从1991年1月起，不再允许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非法定计量单位是指国际制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 

1、使用已废弃的量名称 

已经废弃的量名称主要有比重、比热、原子量、质量百分比浓度等等。不少关于“百分比浓度”的科技论文，把“质量分数”写成“质量百分比浓度”或者是“重量百分比浓度”。很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是一个纯数字，表示的意义就是用0.01乘以某一个值，把它与物理量结合起来做单位，这是极其不科学的。 

2、以非单位符号的“符号”做单位符号 

比如说，将ppm、ppb、ppt三个英文缩写为单位符号使用。这三个缩写并不是专门的数学符号，仅仅只是表示份额的英文名词的缩写，而且，其中的ppb、ppt在不同的国家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新国标规定，不能够再使用这三个符号作单位。但是，要把它们改成规范化的表示，第一步就是要弄清楚它们表示的是什么量，然后才能够以相应的单位表示它们。例如，15ppm表示的是质量分数，那么就应该写成ω=1.5×10-5，它的单位是1，如果15ppm是水中Mg2+质量浓度，根据习惯的计算方法推断，应该改写成ρ（Mg2+）=15?g/L。对于ppb和ppt这两个缩写，还得弄清楚它们是在哪个国家使用的（ppb：在美国和法国表示10-9，在英国和德国表示10-12；ppt：在美国和法国表示10-12，在英国和德国表示10-18）。

3、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例如，标准大气压（atm）、千克力（kgf）、卡（cal）、马力、高斯（Gs）等，它们的法定计量单位依次是：帕（Pa）、牛（N）、焦（J）、瓦（W）、特（T）。在使用计量单位时，一定要注意。在农业科技期刊的论文中，经常使用“亩”来表示土地的面积单位，“亩”是我国的市制单位，是应该停止使用的非法定单位。从1992年1月1日开始，我国就已经开始使用公顷、平方米来表示土地的面积单位。根据相关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农业科技期刊主要读者是农民，所以在写作时可以在页脚写一下脚注：1亩=10000平方米，1公顷=15亩，1亩≈667平方米。在国际交流中，“1亩”均改为用“667平方米”表示。 

（四）错别字 

论文中出现错别字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要将出现频率较高的错别字进行对比分析，理清楚什么时候是适合用哪个字，理解字的真正含义，用对字。 

1、对与兑 

在农业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经常需要配置各种化学试剂，用两种物体混合产生新液体。比如说，“农药30ml对水20kg”，其中就很经常出现将“对”误写成“兑”的情况。虽然说两个字的读音是一样的，但是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兑”是交换的意思，所以说，不能将“对水”写成“兑水”。 

2、杆与秆 

在农业期刊中，经常有关于稻、麦、玉米等这些农作物的描述，在描述作物的茎秆时，作者就会错误地将“秆”写成“杆”。这两个字字形相近，读音相同，均是上声，所以出错率特别高。“秆”是名词，读三声，表示作物的茎，不能做量词使用。“杆”是一个多音字，可读一声和三声。读一声时，可以组词为电线杆、旗杆；读三声时，表示像棍子一样的细的那部分，作名词时，比如说，枪杆、秤杆作量词时，比如说，一杆枪。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农业科技期刊编审论文修改的实例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改变作者在写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提高期刊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林海，王志刚，庞乾林；农业科技期刊论文中几组易混淆和用错的常用字词辨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3年 

篇10

目前，同工酶标记和贮藏蛋白标记在栝楼种质研究中比较常用。

1用于亲缘关系的判断

不同品种、产地栝楼的蛋白电泳图谱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31]。孙稚颖等[32]采用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对山东栝楼农家栽培品种、野生种以及湖北栝楼的种子蛋白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山东优质农家品种仁瓜蒌、牛心瓜蒌的种子蛋白电泳谱图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小光蛋与野生栝楼的蛋白电泳谱图最相似；湖北栝楼与各山东品种在蛋白电泳图谱上有明显差异。这些结果结合性状特征从蛋白水平上说明：仁瓜蒌和牛心瓜蒌属于优质品种；小光蛋与野生品种较接近，品质稍差；湖北栝楼与栝楼是同科同属不同组别的物种。

2用于栽培品种的鉴定

同工酶电泳图谱谱带发生多态性变化，反映了生物在蛋白质水平上的多型性，可作为生物遗传变异的证据[33]。孙稚颖等[34]以过氧化物酶同工酶及酯酶同工酶分析为手段，以山东栝楼的各农家栽培品种以及野生种的幼苗为实验材料，进行了同工酶电泳分析，结果表明，各农家栽培品种间及与野生种之间的酶带数量、带级、位点及活性强度等的差异可作为品种鉴定的依据；根据其同工酶谱图的相似程度判断，牛心瓜蒌与仁瓜蒌，野生栝楼与小光蛋，大瓜蒌、八棱瓜蒌及地瓜蒌彼此间亲缘关系较近，这与贮藏蛋白电泳图谱相结合可以更准确的判断各品种亲缘关系的远近。

3用于雌雄性别的研究

栝楼种植时雌、雄比例对瓜蒌的产量起着关键性作用，在雌、雄植株区分方面生物技术优于传统的鉴别方法。于凤池等[35]对栝楼雌、雄不同器官进行过氧化物酶同工酶活性和电泳分析，成熟雌株叶片的过氧化物酶同工酶谱带比雄株多了第5条谱带（Rf=0.643）；在成熟器官（叶片、卷须）中，雌株中的过氧化物酶同工酶活性比雄株强，但在幼嫩器官中两者差别不大。另有研究表明[29]，雌、雄株的叶片、叶柄、卷须、茎尖的各种同工酶图谱均存在不同程度差异。过氧化物酶同工酶图谱分析：叶柄的图谱中出现了4条相关谱带；多酚氧化酶同工酶分析：幼苗叶柄、茎尖图谱中雄株各出现1条特征谱带，卷须、叶片、茎尖图谱中雌株各出现1条特征谱带。雌雄株的酯酶同工酶图谱、雌雄株不同部位的同工酶含量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细胞学标记技术

细胞学标记技术主要是指染色体核型和带型分析，是细胞遗传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用于物种的鉴定

根据传统的理念，栝楼染色体的核型对称性、随体大小和数目等方面的差异可以作为分析栝楼不同基因型材料的亲缘关系及种质鉴定的方法。黄璐琦等[36]对国内栝楼属的8个物种进行了形态学观察和鉴定，发现了中药瓜蒌和天花粉的染色体特点为表现为八倍体，二倍体一般不能入药或甚至有毒副作用；并且，多倍体与器官特化以及地理分布尚未发现有规律的联系。

2用于染色体倍数与次生代谢物质相关性研究

杨福红等[37]人研究了人工诱变不同倍性染色体栝楼的生长发育及果实糖、酸含量变化，结果表明四倍体栝楼的长势、叶片中叶绿素含量、果实中总糖和总酸的含量明显优于二倍体；四倍体栝楼果实大小、质量、结实率和百粒重明显小于二倍体，差异极显著。黄秋波等[38]以五个不同产地的9种栝楼品系为实验材料研究了染色体倍性与物质积累之间的关系，9个品系中一类是染色体数目为2n=6X=66的六倍体，另一类是染色体数目为2n=8X=88的八倍体。八倍体栝楼在整个生长发育时期其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均高于六倍体，在盛花期时的差异达显著水平；二者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无明显差异，总体来看，以盛花期为限，之前，六倍体栝楼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高于八倍体，之后，八倍体栝楼叶片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相对更高；八倍体栝楼叶片叶绿素含量都低于六倍体，不同发育时期的相对差异幅度为4％～10％。这为栝楼优良品种的培育和多倍体育种提供了指导依据。

种苗快繁技术

1外植体选择研究

在已有的关于栝楼试管苗快速繁殖体系[39]和外植体取材研究[40]的基础上，杨晓伶等[41]以栝楼茎段、叶片、块茎幼苗的茎尖和带芽茎段进行了快繁外植体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培养基MS+2mg/L苄氨基腺嘌呤（BA）+0.5～0.05mg/Lα-萘乙酸（NAA）可诱导块茎幼苗茎尖及带芽茎段产生丛生芽，在培养基MS+0.1mg/LNAA+0.2mg/LBA作用下生根，能够在移栽后实现快速繁殖，而茎段和叶片可形成愈伤组织，但不能形成根。

2最佳快繁条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