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2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体制适应性

2.1管理机构

大黄石地区的联邦土地在行政区划上由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共同管理，前三者隶属于美国联邦内政部，而国家森林局隶属于美国联邦农业部[7]。1964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2个部门通过“理解备忘录(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达成共识，合作共管大黄石地区，并成立了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reaterYellowstoneCoordinationCommittee，简称“GYCC”)。之后，美国野生动物局和土地管理局分别于2002年和2012年相继加入GYCC。GYCC作为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管理的协作平台，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上四大政府机构官员与当地利益团体、商业团体、非政府环保组织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商议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事务。大黄石地区的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组织机构和利益团体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大黄石生态系统的分析评估、决策机制、项目实施等事项通过委员会进行统筹协调，各部门力图找到交叉的任务，寻求共同管理大黄石地区资源的机会。其任务是：1)提供公众服务和维持大黄石地区资源方面的领导策略；2)协调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土地管理行政区规划和监测；3)设置大黄石生态系统为优先考虑对象，并分配资源来实现目标；4)提供联邦、州、地方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之间互动论坛，鼓励在联邦单位和合作伙伴间的协调和共享；5)确定并解决持续出现的新问题，运用相互协作的战略思维；6)减少重复工作，寻求共享信息、资源和数据的机会；7)在法律允许和机构使命的范围内，制定大黄石地区统一的规则、要求、程序和公众信息[8]。在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统一合作战略目标下，进一步设立多个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实现主要生态系统议题的分项管理，包括水生入侵物种合作社、陆生入侵物种小组、清洁空气合作伙伴、防火安全管理团队、渔业团队、水文团队、白皮松委员会、可持续经营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成员来自与大黄石地区相关的联邦、州立、县机构的管理者和专家。其他还有一些专业组织在GYCC统一协调下参与到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中，如1983年成立的跨部门的灰熊委员会(InteragencyGrizzlyBearCommittee，简称“IGBC”)，其成员组成包括了联邦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森林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地质勘探局，州立政府的相关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他们在GYCC的协调下进行灰熊数量的监测和保护[9]。由此可见，目标统一、职能细分的管理形式使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兼具综合化和专门化的特点。

2.2当前管理内容与形式

2009年，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联邦政府机构管理者、美国地质勘查局和来自高校的科学家共同确定了威胁大黄石生态系统的三大外部力量：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变化和入侵物种[10]。参与者总结大黄石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解大尺度的压力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动力及其服务功能的，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决定管理景观的最佳途径。”他们确定了研究的需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系统是如何响应气候变化的？尤其是水系统，高原和林木群落的变化，雪和土壤湿度的改变，以及诸如干旱、洪水、火灾、昆虫骚扰和疾病等干扰过程；2)人类如何影响生态系统？例如如何管理人类聚居才能最小化野生动物生态的影响？放牧、采矿和能源发展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使用和生态系统的？3)是什么促使入侵物种的传播？入侵物种如何影响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和土地使用的变化如何影响入侵物种以及它们的管理？这3部分的议题可归结为对生态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属性、程度、机制和规律的研究，在此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设定指标、确立阈值、风险分析等步骤实现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起生态科学研究和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针对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物种保护、土地使用等问题，各小组通过制定清单普查、监测评估、战略计划、实施计划、管理导则、管理手册等文件落实管理，并定期汇报完成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管理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对生物物种或自然灾害在尺度、范围、结构和功能等属性上进行普查、制作清单，评估其状态并建立监测机制；2)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进行生态系统的维持、保护和修复；3)制定物种管理或灾害防治的管理战略(表1)。管理内容细致地考虑了地质、水文、生物资源、气候以及人为要素对于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旨在生态系统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共享生物资源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有以生物、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规划，如《大黄石地区灰熊管理指导方针》《大黄石秃鹰管理计划》《大黄石地区空气质量评估》《大黄石地区白皮松策略》等；又有将人类及文化的多样性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进行的管理规划，如《冬季游客使用管理：多机构的评估》《春秋季大黄石地区游憩评估》等(表1)。

2.3管理途径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特别是国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等，如何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法律与制度是重要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森林局与国家公园局官方就达成了大黄石协调管理共识，围绕野生动物问题、火管理计划以及装备政策等开展对话协调，也制定了合作计划与实施方案，但效果不佳，直到1988年国会进入干预，制定促进协调的法案，加快大黄石协调管理政策的改革，促进国家公园局、森林局等部门捆绑政策的制定，1988年大黄石协调委员会成立区域领导团队，负责机构内部以及区域之间长期目标、计划与管理战略的协调等，这样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才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6]。

3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特征和借鉴意义

3.1战略上：跨边界的生态系统管理思路

国家公园边界常常是一个理想的和考虑实际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后妥协的结果，边界的修订与公园游憩特征和机会、操作和管理上的议题有关，例如可达性、地形测量、自然特征、道路等，同时也受到管理授权的影响，如管理可行性、尺度、配置、所有权、成本和其他因素[9]。黄石国家公园的边界虽然已经包含了地热资源和多种野生动物栖息地，但生态格局的演变和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边界，野生动物的迁徙和捕食路径不会局限在此边界内，边界之外的气候、地质、水文变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都对国家公园边界内的自然资源产生影响。黄石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运用生态系统的思想，从单独的边界内的物种保护、恢复扩展到区域景观的尺度；在管理上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以黄石国家公园为核心，针对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扩大管理边界。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均有明确的边界，但由于公园内部及其周围地区管理目标的不同导致了2个或多行政区域在边界处的管理特别脆弱，城镇化、工业化促进保护地边缘地带土地性质转变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11]；另外，目前国内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在进行资源调查分析时对区内资源要素与环境属性描述较多，但从生态系统角度对生物体、环境和人为因素之间相互长期的影响规律和分析明显欠缺。黄石公园这种从区域生态系统角度思考国家公园资源有效管理的思想对于我国目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保护地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即从区域角度构建保护地生态安全格局，这种格局是基于保护地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而建立的。

3.2制度上：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跨部门合作协调主要由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YCC)来实现。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64—1991年建立统一框架阶段；2)1992—2005年内部成员扩大和管理内容细分阶段；3)2006—2012年现状成果评估和完善分项规划阶段。从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形成历程来看，其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同美国和加拿大共管的五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管理框架非常相似(图2)。框架揭示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基本过程，其步骤是针对达成共识的生态系统问题制定战略框架、实施行动计划；其特色在于监测评估反馈和利益相关者间协商的反馈。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同美国国家公园的中央集权垂直管理模式要优于我国保护地分权管理模式的观点[13]。实际上美国国家公园的垂直管理模式并不是单向的管理，同样存在多部门协调如同农业部、森林局、土地局、地方利益相关者等，如何有效协调实施是该制度的关键，大黄石生态系统的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制度与政策提供了参考。针对生态系统问题建立统一的战略框架，建立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机制和平台，加强协调和反馈，政策与法律赋予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权力，保障发展计划的实施。

3.3决策程序上：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

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决策以大量的科学评估和监测为依据，通过适应性管理框架把科学知识和管理行动统一起来(图3)，通过科学监测和分析能够证实或潜在地改变管理行动[10]。由于生态系统时空尺度变化的多样性，使得生态系统监测的结果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确定性，导致生态系统管理措施可能会根据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科学家一方面通过设计监测模型帮助管理者理解管理行动及其成果，使管理者和科学家互动；另一方面，在生态资源评估时，管理者可能要求科学家给出更多信息，使科学家重新设计数据收集计划，建立监测模型，这就要求科学人员与管理者保持合作，对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管理，目的是指导科学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管理者，从而不断完善基础数据清单和长期监测项目，揭示更有意义的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现象和所受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前黄石国家公园猎杀灰狼以增加鹿和野牛的数量使灰狼濒临灭绝，引进外来树种培育风景林，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严重破坏[14]。这是由于规划决策只注重人的观赏体验需要，忽略生态系统的自然运作规律所带来的后果。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一个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管理实践的框架[15]。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黄石国家公园的教训以及今天在生态系统保护上的成功揭示了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的重要性，我国保护地的规划管理应该在动态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应依靠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生物资源的专项分析，从而避免管理中的盲目性。

篇2

大兴安岭经过50年的开发建设，森林的覆被率由开发初期的75．7％，增加到81．37％，但是森林资源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大兴安岭林区现有的天然林资源情况与开发初期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林区活立木总蓄积下降，已由开发初期的7．2亿m3减少到5．5亿m3，减少了23．6％。有林地单位面积蓄积下降了21．3％，疏林地单位面积蓄积下降了27．5％，而近成熟林的面积比重由解放初期的65．7％，下降到现在的12．1％，蓄积比重由79．4％下降到现在的15％。

1．2森林质量下降，生态系统趋向脆弱化

大兴安岭开发建设50年，长期超负荷利用森林资源，加上过量采伐致使林相破损、火灾频发，天然林逐步减少，林缘回缩，逆向演替加剧。一是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处于低水平，全区商品林平均每公顷蓄积量为77．26m3；二是林分低龄化，中幼龄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83．1％；三是树种单一化，针叶树比重下降，阔叶树比重增加，优势树种兴安落叶松与白桦蓄积比值发生了重大变化，由7∶1变为1．29∶1；四是一些地方林地流失严重，形成越来越多的低质低产林，大兴安岭林区特有的生态功能弱化，已经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

2森林经营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2．1掌握实据，科学规划是森林经营首要安排和解决的问题

摸清底数，科学经营。目前我们的森林资源数据，是在每十年一次对林业局的资源二类清查基础上调查累计的结果，同时也因资源管理和木材生产中存在的一些实际情况，使统计数据与现实森林资源状况存在差距，有些还有较大出入，所以当务之急，应对大兴安岭整个森林资源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真正地摸清家底。家底清了，才能做到措施得当，实现“永续利用”；才能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目前的森林资源科学安排、规划各项森林经营（如天然幼中龄林抚育、造林、人促、低质林改造、母树林经营）目标和措施。原则是要彻底改变目前各项木材生产计划安排体制，不以产量为依据，给森林“松绑”，一切按照森林资源现实状况进行规划与生产，即要经营好、培育好、利用好，又要切实保护好森林，走在保护中经营，在经营中利用，在利用中发展之路，让森林自身不受“过劳”之害，从而才能真正使林区经济和森林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2．2明确培育方向，实施分类经营，保证森林经营目标和效果

因地制宜、因林规划、分区施策。一是对生态脆弱、森林植被稀少、恢复难度大的生态公益林，实行严格保护、合理补偿，科学经营，对宜林地和林中空地，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恢复森林植被，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促进森林群落的正向演替。二是对生态功能低下的疏林地，要进行合理补植和封育，改善林分结构，逐步增强森林生态功能。三是对一般生态公益林要按照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和“近自然林”的经营模式，实行可许经营管理，严格执行森林经营管理的规程、规范，加强对现有林的抚育和残次林的改造，合理调整树种、林龄结构。四是对立地条件好的商品林区域，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珍贵树种、大径级用材林的培育。五是对可采资源濒临枯竭、森林质量急剧下降、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的区域，全面停止木材采伐。

2．3推进林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和全面综合经营转变，保障森林健康发展

森林经营要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经营、全面综合经营过渡。全面综合经营核心就是实现森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模拟森林的原有生态系统，恢复森林的顶极群落。因此，在森林经营的全过程中，我们必须拼弃原有的经营模式，在森林资源恢复上从单纯营造纯林向针、阔、草相结合方向转变，宜阔则阔、宜针则针、宜草则草，使广袤的林地得以充分利用；在调查规划中从单纯看现状转向看现状和历史相结合，要认真研究原有森林的生境，了解原有森林群落的特点、立地条件、树种组成及与周围环境和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恢复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模拟原有森林群落，以其达到恢复原有生态位的目的。在营造林上从单纯重视造林质量（成活率、保存率）向重视营造林的全过程上转变，首先要从种子抓起，在育苗方面必须加大力度。其次，要注重林地质量，在今后营造上在贯彻适地适树原则基础上，更要注重后期林地的经营，促进林地增温、培育林地肥力、调节林地旱涝等。

2．4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使用新技术，统筹兼顾的开展森林经营工作

推广和使用先进的科研成果及生产技术，是提高林分综合质量的关键，在衡量营造林质量上不能只靠成活率、保存率等数量指标，而必须考虑该林地的整体功能，对现有森林经营规程及技术规范要做到及时修改和完善，保证其时效性。对森林经营的技术人员定期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及时更新知识，要加强森林资源的动态信息管理，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共享信息网络体系。

2．5探索多种森林经营模式是脆弱生态系统恢复的有效途径

探索适合林区特点的森林经营模式，其一，划小经营单位，以家庭或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家庭成为森林经营的最小主体；其二，划小经营单元，根据森林资源分布特点，按林班、沟系区划经营单元，在一个经营单元内，采取立体经营、综合经营等具体措施；其三，在荒山荒地造林上，则可鼓励个人投资或引资造林，在保证国有林地不流失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签订中长期造林合同，成林后，国家按其林分质量进行回收；其四，在森林抚育上，在严格核定原有林分立木蓄积和质量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签订15～30年的长期经营合同，经营期满，国家按其经营成果，按立木蓄积进行回收。

2．6改革创新体制和机制是林业发展重要举措

林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直接影响着林业生产力发展，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是林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和创新是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深化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改革试点，实现森林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责权利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办事高效、运转协调、执法严明、监管有力的森林资源管理新体制；进一步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的完善，逐步建立“产权归属清晰、经营主体落实、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到位”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

篇3

利基企业对整个系统表现出或强或弱的绑定效应.这种绑定效应可能源于技术标准或商业模式的耦合性，也可能源于某些关系专属性投资.例如，基于Windows系统开发的flas软件不能在Linux平台上运行，这是技术标准耦合性的表现;与某地区整车生产企业配套的零部件生产商要转为与其它地区整车企业配套，将面临巨大的转换成本(因为生产运营设施大部分是不可迁移的)，这属于关系专属性投资绑定效应.正如行业可能消失一样，商业生态系统也可能灭亡.导致系统灭亡的原因很多，但从商业生态系统属性来看，有两类原因非常突出.

(1)不同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技术竞争.针对消费者的同一种需求，通常存在多种完全不同架构的技术.当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成为主流时，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就战胜了另一个系统成为市场主导者.2006年以前，Symbian曾是占优势地位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该系统平台上聚集着诺基亚、爱立信和LG等大批手机制造商和应用软件开发者.Symbian的优势在于节省硬件资源，但随着硬件能力的提升，这一优势已不再具有吸引力.Android和iOS等操作系统虽然耗费硬件资源，但其友好的应用开发接口(API)深受第三方应用开发者的欢迎.丰富的应用吸引了大量手机用户，使Symbian的市场占有率从2006年的72．6％下降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0．6％.2014年1月1日，诺基亚应用软件商店停止了基于Symbian系统的应用软件更新.

(2)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协作关系瓦解.系统内部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会导致某些系统成员破产或离开(如果可能的话)，而一旦有大量成员消失，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也就失去了繁荣的基础.安然公司破产，表面原因是爆发了债务危机，而根本原因在于其采取的价值主宰者战略.安然利用其核心地位和信息不对称，尽可能多地从新兴市场攫取价值，造成系统成员生存状态恶化，并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灭亡的情况下，与系统绑定越紧密的企业损失越惨重.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手机操作系统案例中，诺基亚手机部门作为Symbian系统的坚定支持者(实际上还是拥有者)于2013年底被微软收购.

1．2被核心企业捕食的风险

Iansiti的核心企业分类(骨干企业、价值主宰者、实体主宰者)是对极端情况的抽象，现实中的核心企业可能表现为3种极端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可从两个维度测量核心企业的战略取向:价值共享维度和企业边界维度.当核心企业致力于平台建设并与利基企业公平地分享系统创造的价值时，它们是骨干企业;当核心企业倾向于扩大企业边界或掠夺利基企业价值时，它们则分别向实体主宰者或价值主宰者过渡.由于自身业绩压力，骨干企业总有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掠夺利基企业的冲动，如果这种冲动失去了系统思维(掠夺利基者最终将导致系统枯萎)的约束或外部力量(如政府规制)的制衡，骨干企业将演变为价值主宰者.在本世纪初的头十年，家电销售主要通过传统连锁零售渠道完成，家电连锁零售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为了在销量增加的同时保持利润增长，连锁零售商利用其掌控的零售平台以各种名目向制造商收取进场费，让制造商不堪重负.最后，商务部不得不出台零售商与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进行干预.实际上，管理办法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直到近几年电子商务平台(如苏宁易购、国美在线)逐渐兴起，零售商的角色从流通管道变为交易平台，其与制造商的关系才趋于缓和.受某些利基位发展前景的诱惑或出于控制生态系统发展方向的需要，骨干企业总有亲自从事利基业务的冲动，它们或建立新业务单元与利基者竞争，或试图兼并利基企业.20世纪90年代，微软看到网络浏览器的广阔前景，先是谋求与网景公司(网络浏览器Netscape的开发者)合作，而后又推出IE浏览器与之竞争，最终控制了浏览器市场，使网景公司被美国在线收购.

1．3与其它利基者竞争的挑战

骨干企业为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快速扩张，通常会开放平台接口，这就意味着同一个利基位上可能生存着多个小企业.苹果公司通过开放iOS操作系统接口并建立应用软件商店，吸引了大量独立软件开发商，以满足消费者所能想到甚至想不到的每一种需求.在极大丰富手机功能的同时，也造成了应用软件开发商之间的过度竞争.以手机地图为例，经常受到媒体关注的应用软件不少于10种，其中大部分都具备搜索、导航、路况信息、商家信息等功能.同质化竞争的结果就是商家投入巨大却无法实现收入.这种状态已经促使业内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追求差异化定位，如百度近期推出了“百度身边”手机客户端，用户可以根据商家信息查位置，也可根据位置浏览商户;而搜狗则了“搜狗路况导航”和“搜狗公交”为顾客提供出行参考，前者专门针对自驾用户，后者专门针对公交用户.追求差异化定位既丰富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又避免了企业间恶性竞争.然而，并非所有利基位都可进行有意义的细分，手机天气预报软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尽管一些软件增加了“天气实景”、“机场天气”等信息以追求差异化的卖点，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功能只是一种装饰，不能与基本的天气预报服务构成实质性差异.如何实现差异化是利基企业参与竞争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2Porter战略定位理论及其在商业生态系统情境下的适用性

Porter战略定位思想的精髓在于避免竞争和防止进攻，该思想适用于利基企业应对上文提到的“被核心企业捕食的风险”和“与其它利基者竞争的挑战”.PorGter理论将对象企业置于行业背景中，但商业生态系统却是一个跨行业的企业网络，因而Porter定位理论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利基企业的战略选择问题.

2．1Porter战略定位理论基本观点

Porter认为，企业致力于改进运营效率的一切努力(如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缩短交货期)都是在追求“把事情做好”，其效果是让企业更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当所有企业，即整个行业都达到可能性边界时，企业的运营效率优势就会消失，无差异的竞争会将企业利润率拉回到低水平竞争时代.用于提高运营效率的决策不能称之为战略，真正的战略是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即在价值链中选择一组独特的活动(Porter称其为定位，Positioning)，这些活动相互匹配、相互强化，最终形成基于系统(而非基于关键资源或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优势.培育基于系统的竞争优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与学习，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学习过程构成了一道进入壁垒;对于从其它定位扩张过来的企业而言，其原有活动也会成为一种羁绊.

2．2商业生态系统背景下Porter理论的适用性

Porter所说的价值链局限于采购、生产、销售等活动，活动的主体是某个特定企业.当分析问题的背景扩展到不同行业的众多企业时，仍可将跨行业的、相互配合的活动(如电动汽车生产与充电设施的运营)称为广义的价值链或价值网络———它们协同解决最终消费者的问题(而非简单地交付产品)，该价值网络就是商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定位与狭义价值链中的定位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在活动链中选择一组相互匹配的活动.因而可以说，利基企业的战略问题就是在商业生态系统中选择一组独特的活动，即选择一个生态位.当然，商业生态系统背景下的战略决策，仅有生态位选择是不够的，因为这里多了一种可能性———生态系统可能灭亡.在Porter发表战略定位理论(1996年)之前，毁灭性技术创新只是偶尔出现，在战略管理理论中忽略行业灭亡的可能性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毁灭性技术创新成为常态，每一次毁灭性技术创新都带来了一批商业生态系统的灭亡.利基企业选择一个好的生态位仍无法消除随整个生态系统灭亡的风险.因此，商业生态系统背景下的战略决策应包含生态系统的选择.

3利基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战略

基于以上分析，利基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是生态系统选择和生态位选择.选择生态系统的目的是规避随整个系统灭亡的风险，选择生态位的目的是应对核心企业捕食风险和与其它利基者竞争的挑战.当然，战略决策的内容与目的并非简单对应关系，下文将对这些“交叉效果”予以讨论.

3．1生态系统选择标准

利基企业在选择商业生态系统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生态系统的核心技术应具有生命力.每一项新技术发明都会吸引企业(未来的核心企业)探索基于该技术可提供的顾客价值.定义了顾客价值后，由于自身行业技能的限制，核心企业通常不会从事价值网络中的所有活动，而是积极寻找供应商、渠道商、互补产品(或服务)提供商，共同打造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为了实现产品或服务的相互协同，合作伙伴的技术必须与核心企业技术(即系统核心技术)保持一致.由于所有成员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关联了同一种技术，系统表现出一损俱损的属性，当系统所依赖的核心技术被另一种技术取代时，整个系统便会被其它系统取代.与商业领域中企业的相互竞争类似，技术领域中功能相似的技术也存在相互竞争，利基企业在选择商业生态系统时，必须考察其核心技术是否存在或将会存在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的优势是什么.上文以SymGbian为核心的手机生态系统的灭亡，正是由于随着硬件能力的提升，Android和iOS系统成为了主流技术.

(2)系统定义的顾客价值应具有实质性.同一种技术可衍生出多种产品或服务，不同产品或服务代表不同的顾客利益，有些顾客利益具有实质性，有些顾客利益则可有可无.判断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是否具有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其顾客价值是否具有实质性.例如，近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云计算技术，其核心功能是集成分散在互联网上数以万计的计算机冗余资源(即“云”)供用户按用量计费使用.云计算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用户无需频繁升级硬件和软件，无需掌握日益复杂的硬件和软件技术.我国电视机行业意欲利用该技术，提出了“云电视”的概念，其基本理念是由电视机厂商构建一个云平台，电视用户可以把个人数据(如照片、视频)存储于该平台并随时访问，平台还集成多媒体视讯以及各种应用软件供用户选用.但经过3年多的市场推广，“云电视”并未产生预期轰动效果，原因在于电视机不是电脑终端，用户不指望也不方便用电视机与外界互动，他们最在乎的是良好的视听效果和丰富的节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互联网公司推出的云存储服务(如百度云、金山快盘)很受用户欢迎，据速途研究院统计，到2013年上半年，份额排在前6名的云存储企业用户总数已接近3亿.用户认为，网盘带来的最大利益是他们不必再随身携带U盘或移动硬盘，也不必在不同电脑上频繁地拷贝文件.

(3)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倾向于采取骨干战略.核心企业采取骨干战略，不仅消除了利基企业被捕食(价值掠夺或吞并)的风险，更有助于通过骨干平台推动整个系统长期繁荣.天猫商城和京东商城都是B2C电子商务网站.从成立时间来看，天猫的前身“淘宝专卖街”成立于2005年12月，是淘宝网中的一个频道，而京东成立于2004年1月，比天猫大约早两年，比天猫母体(淘宝网)的推出也仅晚半年.天猫专注于打造服务平台，即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交易支撑系统，包括商品展示、广告宣传(通过阿里妈妈广告交易平台)、在线支付(支付宝)、客户和订单管理(阿里旺旺)，京东则专注于自营，即自己进货、自己销售、自建物流体系.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统计，2013年上半年，天猫销售额占B2C市场的50．4％，而京东只占20．7％.天猫凭借完善的服务体系吸引了5万商家和4亿买家，而京东的注册会员只有1亿.实际上，在2010年12月，京东也开始引入“第三方卖家”(即除京东以外的卖家)，但这种既做舞台又当演员的模式引起了商家的强烈不满，商家抱怨在与京东自营品类的竞争中受到了歧视，消费者也频繁指责京东对第三方卖家管理不善.

(4)较大的机会－风险净值.Moore将商业生态系统的寿命周期划分为出生、扩张、系统内领导权争夺、自我更新(适应新技术)或死亡4个阶段，在这4个阶段中，系统将依次经历定义顾客价值、(与其它系统)争夺领地、争夺系统控制权、吸收新技术4种挑战.一般而言，在出生期和扩张期，系统内存在大量生态位有待填充，新进入企业机会较多，但由于核心技术前景不明朗、所定义的顾客价值有待市场检验等，系统夭折的风险也较大.而过了扩张阶段，系统的商业版图基本确定，各种生态位上的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新进入企业的机会已经不多.利基企业应评估系统所处的寿命周期阶段，衡量当前生态系统的机会与风险以决定是否进入.当然，上述一般规律并不排除任何阶段利基企业进入的可能性.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微软通过与IBM谈判，获得了向IBM以外的厂商销售PCGDOS操作系统的权力(微软将其命名为MSGDOS).由于个人电脑架构具有透明性，一旦获得了操作系统，生产和销售电脑整机并不存在技术障碍，大量小厂商开始生产基于MSGDOS的个人电脑与IBM竞争，而微软实际上变为个人电脑生态系统的领导者，台湾众多电脑厂商则成为这场生态系统领导权转移的受益者.

3．2生态位选择标准

选择生态位的目的是避免与其它企业(包括利基企业和核心企业)竞争，或在竞争中拥有明显优势.本文秉承Porter的战略定位思想，提出利基企业选择生态位的原则如下:

(1)生态位具有独特性.即该生态位从事的活动和发挥的功能与其它生态位存在核心差异.例如，在智能手机生态系统中，定位和导航服务是地图软件的核心功能，收支管理是个人理财软件的核心功能，而时钟是任何一款软件都应附加且容易附加的功能，因而专门提供时钟服务不构成一个独特的生态位.又如，随着互联网虚拟社会的形成，在线即时通讯已经成为一种基本需要，用户可能在查看地图软件时需要向朋友咨询，或在查看股票行情时需要与朋友商量，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如Web2．0)使得任何一种软件都能轻而易举地附加即时通讯功能，因而早期曾红极一时的专业聊天网站(如碧海银沙)的最终消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2)生态位具有可持续性.即居于其它生态位的企业或系统外潜在竞争者若要模仿本生态位的活动需付出高昂的学习成本.该学习成本可能来自行业默会知识，也可能来自活动系统(由不同的工序或职能构成)内部的匹配性.例如，小米手机与其它Android手机定位不同，它仅为购买力有限的发烧友提供中低价位但品质尚属精良的智能手机.三星GT19300(4核1．4GHz，4．8吋，1GRAM)售价4599元，而性能相当的小米MI2(4核1．5GHz，4．3吋，2GRAM)售价仅为1999元.推出不到3年时间，小米手机已占国内智能手机销量的12．7％，仅次于三星(34％)和苹果(13．8％)，且在2013年度实现了盈利.小米的成功靠的是一系列活动的内部匹配性:①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小米与三星、苹果使用相同的代工企业，采购正品零部件;②它每次只开发和生产一两款手机(主流厂商一般同时生产几十款)，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固定成本(如研发和模具成本);③小米手机销量的70％是通过网上实现的，节省了大笔渠道费用;④其操作系统MUMI是以互联网为平台与发烧友协作在Android系统基础上深度开发的，可以认为，小米手机的操作系统是目标顾客自己制作的;⑤小米并不指望靠手机硬件赚取利润，其战略是用手机绑定目标客户群，然后通过互联网服务赚取利润，之所以不急于赚钱，是因为小米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它只需赢得有战略眼光的投资人认同即可获得运营资金.对竞争者而言，假设模仿上述某一作法的可能性为0．8，则同时模仿上述5项作法的成功率只有0．33(即0．85).

(3)生态位具备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利基企业面临被价值掠夺者压榨和被实体控制者兼并的风险，因而它们必须选择相对于捕食者有谈判力的生态位.这种位置的特征之一是与不止一个核心企业存在业务关联，以减少对特定核心企业的依赖.例如，手机应用软件开发商会同时在苹果应用软件商店和三星应用软件商店推出同一款应用软件.有谈判力的生态位也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小的商业生态系统枢纽.例如，英伟达公司依赖台积电提供的制造平台生产图形加速卡，是该生态系统的利基者，但英伟达同时构建了图形软件编程平台，成为一个小生态系统的骨干企业，从而拥有了相对于台积电的讨价还价能力.生态位的谈判力还可能来自于自有品牌知名度.在很多商业生态系统中，利基者只与特定的核心企业存在交易关系，因而从未建立自己的品牌或品牌知名度不高.当他们遇到核心企业侵害时，想另外开避市场却苦于没有影响力.我国汽车配件企业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它们实际上仅相当于主机厂的一个车间，对主机厂依赖性很强.但欧洲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如海拉、佛吉亚、法雷奥，其知名度甚至超过很多整车生产企业.可见，欧洲汽车工业呈现出与我国完全不同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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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

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水利生态项目的实施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价值，并认识和把握生态研究服务系统的价值。国际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和商品。皮尔斯、麦克尼里、特纳等人的研究是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理论的基础。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使用和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产价值的存在和受损生态系统的价值、生态系统恢复的服务价值的评估。也有一些国际性的研究，LoomisJ等运用了这样的评价方法（CVM），来对恢复美国普拉特河流域的水自然净化条件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研究。但是CVM主观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调查目标作为追求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此外，国内外生态农业也进行的生态、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例如GolamRasul等进行的综合分析。根据生态系统的过程和诸多不确定因素职能的认识，生态系统的定价理论和评价研究，例如缺乏必要的研究信息资料，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一定的量化难度。其价值评估发展的趋势是利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结合创新的学科有机集成的组合，进行生态、经济、社会体制的综合分析。根据R.KerryTurner的建议，创建生态分析、经济分析、经济评价、综合分析、用户分析，并结合多目标决策，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生态配水研究

水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对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确保生态用水，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类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目标。研究生态用水分配与水资源有关，合理的水资源配置机制包括内部配置、模式和方法以及实用、合理的评价研究。国际河流流域的配置行为，内部机制取决于边际成本，可划分为水资源的分配（MCP）、对公共（行政）水量分配（P/AWA）手段的管理、以水市场（WA）自来水分配机制和水资源用户（UA）等四个方面的分配，而生态系统配置的构成部分主要是行政和市场方式。按照生态经济学的方法，Giannias和Lekakis提出，从政策的角度来确保水问题的生态分布。在明尼苏达州，通过立法生态用水实施，根据水权的优先级、水务部门进行配置。有的非洲国家是经过供水能力和水权许可制度来确保水资源的分配。现在我国仍是以行政职能配置为主的水资源配置机制，也存在市场配置和用户参与型的配置，例如东阳的部分水权交易，还有一些小规模的非市场水交易。一般来说，水量的分配模式包含市场配置、行政配置、用户参与式配置和综合配置模式。生态配水的问题是近年来在生态水这一热点领域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课题，提出要保护生态系统和改善生态环境，旨在合理配置水资源。现在按照水资源的分配模型和方法，认识到生态系统、生态研究的特征，主要是根据从水分配系统的配置中，优化内部结构和协调配置。制度配置通常是按照非科学技术手段对生态用水进行的一系列配置。

4启示

生态水利工程是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过去的水利建设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很严重，水利建设管理的改善要以生态技术为立足点，科学、合理地促进生态水利建设。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定向，以全面协调为主，认识到生态系统本身需要水的分配关系，平衡所涉及的各种利益，使水利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与其他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制度保障的影响，如何建立供水系统，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水利生态系统的保障。

4.1水利生态项目的实施

增强功能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从目前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准确评估是很难实现的，怎样体现和提高生态系统的评估造成的生态、社会和经济表现是研究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4.2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制度体系

进一步研究相关制度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制度，研究系统成本的影响，创建和完善相关制度针对政府的补偿、绩效考核的制度体系，协调各方利益，实现水利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3建立水利生态库

最好的水利生态系统需要一定量的数据来支持，所以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以收集和整理信息。水供应系统基本信息，例如水可用于不同的频率和其他径流量。相关的生态系统数据，例如珍稀动植物、湿地系统的生态多样性监测、住宅周围的生活条件等，通过收购和改进基本信息，逐步建立节水生态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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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James F.Moore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概念，随后在1996年《竞争的衰亡》一书中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商业生态系统概念产生的灵感来自于自然界。商业生态系统模拟了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物种相互依存，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共同进化。商务生态系统是指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包括客户、供应商、主要的生产厂家、中间商、资金供应者、行业协会、政府及其他关联组织或群体，如图1所示。

按照商务生态系统理论，各企业应当适应环境的变化，确定共同的愿景，依照各企业个体的不同贡献，组成商务生态系统，并追求共同品牌。各企业个体相互依存并共同进化，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共同抵御来自系统外部的竞争，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Sanjiv Gossain et al.，1998）。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理论

（一）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企业

所谓核心型企业，是指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中枢位置，为系统其它成员提供共享资产，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并与系统其它成员分享价值的企业。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管理者关注的中心问题转移到整个商务生态系统的发展及企业在系统中的地位。基于商务生态系统视角，电商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企业所属的商务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以及企业在其所属的商务生态系统内的领导地位的争夺（徐博艺等，2002）。对于核心型企业来说，其企业战略制定主要应当聚焦于新商务生态系统的建立，重点问题包括基于本商务生态系统的技术标准、商务模式、知识共享模式等的建立。另外核心型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在商务生态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根据阶段特征以及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来培养企业自身核心能力。未来的竞争是商业生态系统和商业系统之间的竞争，更加强大的商业生态系统能够使对方的生态系统萎缩和瓦解从而使对手企业失去价值。

（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网商”群体

“网商”指运用电子商务工具，在互联网上进行商业活动的个人，包括企业家、商人和个人店主。其来源之一是网民，随着对网络价值的深入认识，他们开始利用互联网资源来创造财富；另一个来源就是传统商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意识到电子商务可能带来的机会，大批传统商人也迅速成为“网商”。

初期的“网商”之间是孤立的，面对日渐恶化的竞争环境，“网商”逐渐自发结成较为紧密联盟，一般包括供应商、客户、投资商、渠道商。联盟内部的“网商”之间是共生的关系：有共同的远景、相互信任、遵守规则、密切沟通协作、分享利益、共担风险。联盟的形成增强了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创新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联盟中的“网商”自然要比孤立的“网商”更有竞争能力。在互联网环境下，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大量有效的信息、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结成企业联盟而抗御竞争的机会，吸引了大批“网商”，依附于电子商务平台形成的“网商”联盟成为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叶秀敏、陈禹，2005）。

（三）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

随着消费者要求的提高，依靠单一企业的力量已经无法更好满足，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此时显示了其卓越性：一方面，系统内部成员整合力量，能够更加快速灵活的组合资源，通过系统成员高度相关整合形成的系统价值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另一方面，系统将消费者也融合进来形成一个共同进化的体系。成为系统成员的消费者在为系统创造价值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自身需要的动态变化发展的价值。

（四）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政府部门和其它准政府组织

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规范电子商务交易，创造公平的竞争秩序和商业环境；颁布行政政策引导微观主体的投资导向或规避市场风险。另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回收期长，单纯依靠厂商的力量无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普及，电子商务的用户群体基础急速扩大，网络购物市场的增长呈现积极态势。

但同时，我国电子商务在各用户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表现出较不均衡的状态。电子商务的主力为大学生和办公室职员两个群体，所占的比例大于其他群体。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则明显偏低。一方面，通过这种不平衡可以看出我国的电子商务整体发展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才会出现主要用户仍集中于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中。另一方面，也可以预知，未来几年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会逐步从城市群体向城市郊区及农村群体扩散。

从技术角度观察，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活动模式，是以信息的互联网络为载体的。因此，其发展首先受制于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水平，但我国的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水平地区间差距仍较大。同时，我国对应于网络经济的社会法律、诚信环境状况不甚完备，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更直接、深层的因素。

（一）缺乏明确的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及相应支撑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已提出了多项发展电子商务的专项规划，但从整体上来说显得过于散乱，并没有从全局的角度明确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并加以有效部署。在电子商务相关法规方面，多年前即已开始起草框架，至今仍未能完善并在全国范围推广，现在仅有的行政法规也没能得到及时修订，其适用性值得商榷。同时，国家和各级政府缺乏针对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明确和有力的配套政策。

（二）企业信息化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我国多数企业计算机和网络基础建设初具规模，但从整体上讲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还处于落后状态。集中表现在我国的人多数企业只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忽视了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企业的管理尚未真正实现信息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所有者或高层管理人员的意识不足，有关专业人才缺乏，导致企业在导入电子商务系统的过程中忽略了对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及应用建设。

（三）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性问题

各类调查显示，对于电子商务安全的担忧是影响网络交易的最主要问题之一。交易双方关心的问题包括：如何保证网络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如何保证参与交易各方身份的真实性，以及在网络交易中传递信息的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从技术角度来看，关于安全的标准、协议和算法已经较为成熟，不存在技术上的瓶颈。我国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更多的是管理和观念上的，例如建立、规范统一的信息安全标准、密码算法并加以应用推广，对各层主管部门和企业管理者、消费者的网络安全知识普及与培训等。

（四）多层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问题

电子商务所需的人才并不仅仅只限于技术服务人才，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活动模式，电子商务将逐步融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电子商务的持续发展会受到原有各层次人才知识水平和意识的制约。为保证我国电子商务的持续高速发展，对各层主管部门、企业一般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乃至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教育均不容忽视。

基于系统论的电子商务组成结构及应用模式

（一）电子商务的组成结构

系统是指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集合性、目的性、整体性、环境适应性等特点。作为一个系统，电子商务内部各要素的协调问题是产生整体绩效的首要问题。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支付、认证、安全等系统，对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在于他们之间的集成优化程度。其次就是环境问题，一方面，环境为系统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资源、支撑等条件；另一方面，环境对系统的发展具有约束和扰动影响。一般来说，电子商务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前者为电子商务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包括网络技术、安全技术、标准化技术等，后者包括法律、信用体系、社会信息化程度等。环境问题在电子商务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二）我国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模式

第一，大型企业的电子商务。国内大型企业的传统线下销售渠道一般都很成熟，电子商务应用主要是作为一种辅的手段出现。国内大型企业通常建立有自己的网站，通过这一平台企业和产品的相关信息，主要目的是为了企业品牌形象考虑，部分承担与外界交流的功能。第二，中介服务类。一些公司，如淘宝等，通过建立中介网站，在网络上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交流的平台，和提供商品、信用等信息，甚至参与其资金的流通，促成交易。一般这类中介平台还通过广告获取一定利润。第三，网上服务类。与传统的实物交易提供者不同，这类电子商务企业大多提供数字产品交易或者通过一个平台提供一些虚拟服务，比如网络游戏、付费电影等，属于电子商务新兴产业。第四，特色网站类。特色网站也属于电子商务新兴产业，依托电子手段，提供特殊服务来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特别需求。从实质上看，这种电子商务应用模式同网上服务类企业一样，也是通过提供一种服务来获利。

基于商务生态系统视角的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第一，重视核心企业的重要作用。核心型企业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丰厚的资金建设和运维的公共平台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成员们必不可少的依附主体。另外，核心型企业积极倡导和规范网上信用体系等环境建设，在吸引用户、防范交易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整体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第二，发挥网商群体的内省力量。“网商”的形成完全是网民和传统商人的自发行为，核心的驱动力就是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自身价值的实现，“网商”群体的内省力量会主动推进生存环境改善，进而推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第三，重视消费者的力量。共同进化强调的不单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结果的高度整合，还包括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结果的高度整合。随着电子商务生态化的形态由“网商”联盟到网络社区、虚拟社会等的演变，消费者的力量将会日益突出。

第四，正确认识政府的作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仍有许多规律尚待探索。应密切关注政府部门和其它准政府组织行为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否会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存在反作用？如果是，又有可能存在哪些反作用？政府和其它准政府组织应该如何规避？

参考文献：

1.James F. Moore.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J]. Fortune， April 1996，4

2.Sanjiv Gossain， Gajen Kandiah. Reinventing Value：The New Business Ecosystem [J].Strategy & Leadership，（Nov/Dec）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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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古语有云：“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现在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成为主要的养老方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大都以务农为生，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也缺少养老院，加之农村老人观念较为保守，老了更愿意留在家里，不会选择去养老院生活。因此，子女就成了他们步入老年后的物质和情感寄托。但上世纪80年代国家颁布了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那就意味着，一旦这个孩子遭遇不幸离开人世，对父母来说将是毁灭性打击。这时候，很多问题就会突显出来，例如；有没有能力再要一个孩子、将来生病住院谁来照顾、怎么弥补精神打击、人际交往面临问题等。

二、目前我国农村失独家庭的现状

（一）失独家庭的定义及数量

学者王泽宁对于失独家庭是这样界定的：（1）1933 年1 月1日以后出生；（2）女方年满49 周岁；（3）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4）现无存活子女。[1]据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二）中国失独家庭现状

我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社会交往、心理层面。从经济方面分析：青壮年劳动力在一个家庭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父母面临退休，经济收入下降，或者在农村家庭，父母年迈已干不动农活，这种情况下，家庭的负担就会落在子女身上，如果唯一的孩子死亡，那这个家庭物质生活质量可能就会下降；在社会交往方面，由于很多农村地区思想观念较为传统，失独家庭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上辈子造了孽”或者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都不愿意接触外面的人，与外界隔绝，他们在社会交往上就会出现问题；心理层面，“白发人送黑发人”，子女离世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人生失去精神支柱、失去生活的意义。

三、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成因

（一）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系统理论开创者是bertalanffy，他认为研究者不应只是用物理的方法做研究，也要考虑人和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应去把握研究对象的层级特征，用广泛的视角去考虑问题。布朗分布伦纳提到，个体出于一个环境和几个环境的嵌套之中，每一个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交互作用，影响着个体发展的方方面面。生态系统理论就是把人放在他所处的系统中去考虑，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联系。

（二）从生态系统理论看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成因

布朗芬布伦纳在其理论模型中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他主要是对儿童进行研究，列出了儿童的几层系统（如下图所示），该系统分为4 个层次：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我们将利用布朗分布伦纳的系统结构图，来分析并探讨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产生的原因：

1.微观层面：家庭结构失衡

首先，核心家庭，即一对父母和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孩子是维系婚姻的关键，一旦独生子女死亡，父母难以很快将这种情感依附转移到配偶身上，这会导致他们难以从丧子的悲痛情感中走出来，从而对日后夫妻关系产生影响。其次，家庭系统和其他系统类似，会对其他家庭成员有角色期待，以满足家庭和社会的需求，若一方在丧子之后选择消极避世、逃避家庭责任，则会使另一方无法获得这种满足，以至于双方关系会僵化、已破碎。

2.中观层面：人际交往受阻

中观层面涉及到失独家庭的社会交往方方面面。思想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很多人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思想。这种观念使得很多失独父母会选择远离周围环境，拒绝与外界交流。在行为方面，父母凭借孩子，会扩大自身的交际网络，因为要满足孩子们的需要，通过会与学校、医院、社区等建立联系，形成较为持久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他们扮演者各自的角色，一旦唯一的孩子离世，他们这些角色也会消失。综上，失独家庭的人际交往会受到阻碍，社交圈子在慢慢缩小，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他们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与社会的交集越来越少，逐步远离社会。

3.外层层面：社会政策及服务不完善

“家庭B老”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一旦唯一的孩子去世，失独老人就会面临无人照料的困境，与此同时，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和相关基础设施又不够健全，在现阶段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失独家庭养老保障并没有形成专项制度。新农保、新农保、五保供养等制度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独老人的生活困境，但缺乏针对性。此外，在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监管体系的不健全、管理机构的不完善，致使社保资金的发放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农村失独老人在内的受保障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2]。

另外，当前国家出台的制度较为单一、模糊，在实施的过程中缺少灵活性，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联结不够，导致实施效果欠佳，这些都是失独家庭养老成为问题的原因。

4.宏观层面：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

宏观方面，就涉及到整个大环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亚文化的层面。就失独家庭而言，首先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很多父母有这种“养儿防老”的思想，辛辛苦苦把子女拉扯大，为了自己老了能有人照顾，失去独生子女之后，很多老人精神上会陷入崩溃、抑郁，不想说话，害怕别人谈到子女的话题，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因此选择逃避社会等，这会使得他们的精神问题加重，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四、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一）生态系统影响模式概述

美国威斯康星―怀特沃特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查尔斯・扎斯特罗提出了有关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影响模式，他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影响模式反映了各种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及相互影响。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不仅要与案主、而且是要与许多同案主相关的其他大系统一道解决案主的问题。更确切地说，系统影响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必须代表他们的案主，经常与现行的机构和组织协同工作，其目标常常是去改变或改进服务的提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这是一套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下面将此模式为指导简要叙述失独家庭社会工作介入的具体策略。

（二）社会生态系统影响模式指导下农村失独家庭社会工作介入

1.引入专业社工

我们知道，物质帮助对于失独家庭都是暂时的慰藉，真正能帮助他们走出来的只有他们自己，而社会工作者的理念是“助人自助”，是通过专业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帮助他们走出阴霾、重获自信，而不仅仅是给予他们物质支持，社会工作者能够通过心理辅导，比如个案治疗、小组工作等鼓励失独父母发泄情绪、勇敢的面对今后的人生，激发起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热情。从这方面讲，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是尤为重要的，政府应该重视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给予他们工作和晋升空间，让更多的学社会工作专业的人能够参与到社会服务中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复杂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2.恢复案主自身功能

案主自身是问题的核心，社会工作介入后，重点要放在帮助案主建立正确的认知、实现案主自身增能的方向上，本着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相信案主有能力依靠自己解决问题，重新站起来，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对失独父母一对一的个案辅导帮助案主疏泄情绪、觉察自身的非理性认知，从而引导案主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学会调节自身的情绪，发展出更多的可能。

3.强化组织系统支持网络

社会工作介入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比如发动志愿者对失独家庭开展入户帮扶，在生活上给予他们物质照料，精神上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比如可以组织大家自发捐款，为经济困难的失独家庭提供资金赞助；还有，社会工作者也可以联系相关的儿童服务机构，对于那些物质相对宽裕、有领养意愿的老人，可以帮助他们联系领养一个一个孤儿，然后定期对老人的领养情况进行回访等等。

4.增强社会服务功能

在社会服务方面，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建言献策等方式，倡导政府开办专门面向失独家庭的养老机构，把具有相同经历的老年人组织到一起尽心照顾，这样也可打消老人的顾虑，相对愿意去到福利机构接受照料；在社区里，可组织有能力、行动较方便的失独老人参加红色旅游，走出家门到外面的环境下散散心，放松心情，让他们逐渐明白，除了子女，他们的人生还有很多意义，还能做什么事情，从而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5.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念

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办讲座等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问题，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期待着我们去理解、信任和帮助的。我们应让自己挣脱传统不良观念的束缚，以一种积极理解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五、小结

失独家庭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因为在这样的家庭背后会突@出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不能仅仅想到“只是一个家庭失去了孩子而已”，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想到，为什么这个家庭失去了孩子之后会面临重创、整个家庭为什么会因此而垮掉，这跟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不成熟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应该以系统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仅是着眼于一个人，要联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大的历史背景去考量。需要社会工作者、政府、福利机构、社区等都相关系统通力合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持久而有效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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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濒临东海，水网密布，河道总长度为6万多km。独特的浙江水乡风貌为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河道建设主要侧重于考虑工程的安全和人类需求，较少考虑河道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河道生态环境问题仍比较严重，河道环境质量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综合应用环境科学、生态水工学、美学等相关理论，试图研究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河道的构建体系，以指导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建设，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传承河道水文化。

1现状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历史保护型河道进行调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荡新河；嘉兴杭州塘、平湖塘、苏州塘、长水塘、老环城河、九里溪；宁波西塘河；温州温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台州、丽水等22条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积、水系分布、水生态状况、人文水景观资源、驳岸情况。

通过调查与分析，目前问题主要表现为：(1)人文水景观资源虽然丰富，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的开发利用。以水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城镇大多时过境迁。如衢州的鹿溪渠，嘉兴的杭州塘，台州的始丰溪等，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缺乏对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单一，缺乏生物多样性。按照《欧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态要素的标准“对以上河道进行生态评估，评优河道只有2条。(3)景观工程方面，传统方式造价高。在随机调查的22条河道中，有19条河道在规划、设计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为现浇混凝土、浆砌或干砌石块、抛石等硬质不透水材料，施工及养护成本较高。(4)缺少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加强河道生态建设，制定一个在河道建设中加强生态保护的技术规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规范应涉及面广泛、内容全面，符合科学性、操作性、经济性要求，并且满足工程建设的地方标准。

2构建生态河道管理体系的措施

2．1保护性措施

由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遭到破坏。作为文化遗产的城镇河道不仅仅包括古城镇、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包括历史上因河道发展而形成的船闸、河埠头、桥梁、堰等水利设施。对于这些已有的历史人文景观，应作为古代水文化的载体，通过综合整治加以维护与保护。

在设计时要注重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考虑具有场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使用当地材料和物种，体现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将国家历史公园中的四个历史街区相互联系起来。在南段德埃斯帕达水坝附近，修复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为文化和教育场所。对于南部河段的4处建于18世纪的教会遗址，规划将教会遗址现有的道路系统与滨河步行道相连接，以避免局部过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过生态工程与生态恢复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促进整个河道生态系统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构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异质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种异质性很强的生态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这种条件对于生物群落的性质、优势种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产生重大影响。(2)营造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在河道治理规划中，构建深潭和浅滩，营造多样性水域栖息地环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场和流速，适于不同生物发育和生长需求。(3)构建生态驳岸时，要考虑生物栖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或者采用新的结构型式，如石笼、鱼巢砖、生态砖等。岸坡砌护尽可能采用透气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长，为鱼类、两栖类、昆虫、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栖息提供从水域到陆地的连续空间。

2．3低成本景观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如何权衡短期投资和长期收益，如何不以牺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态为代价。在设计时尽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筋、水泥等硬体传统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养护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砖石等)。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态条件。

2．4制定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

对于历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强立法，各地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以建立新型长效的生态河道管理体系。

3整治案例

3．1项目概况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处于仙霞岭腹地，由浔里、枫溪、花桥三个自然村构成。廿八都镇历史上是军事要冲，是商贸集镇，留有丰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穿镇而过的廿八都溪在境内流程10km，流域面积73km，承担沿河地区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补充的功能(现状图见图l～3)。

3．2生态河道规划

组景序列是体现中国传统景观欣赏与表达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续“枫溪八景”这一文脉，借鉴传统中国画长卷做法，根据现状把枫溪沿河景观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桥、百花涧、青溪坊、秋霞圃、枫影滩。分别以山、路、水、村居、田园、植物景观为名，构成全景山水长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园画卷，突出枫溪之美。具体措施如下：

3．2．1保护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种类多、数量大，其风格融浙、皖、闽、赣干一体，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枫溪村的水安亭桥，原为木结构跨桥，清康熙五年毁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桥，桥上原有亭阁18问，现尚存14间，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浔里村的清文昌阁，也是保留下来的重要古亭阁。除此之外，还有枫溪桥、河埠头等古建筑物，在枫溪河水道设计中都应给予保护，现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特色。另外，从依存古镇空问构成来分析，枫溪如腰带，其急缓开合的动态恰和古镇人文景观耦合，构成古镇景观意象(规划图见图4～6)。

篇8

近日在一些期刊和网络上，人们在关注一个有关孩子教育的有趣争论，这一论争的主题是――在孩子的发展与教育中，是“穷孩子”有利于孩子的发展还是“富孩子”有利于孩子的发展？争论者认为，所谓“穷孩子”就是家境较困难的儿童，“富孩子”就是家境较富足的儿童。对此，双方都提出了相应的现象和理解。

一、关于儿童教育中的“穷”与“富”的争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城镇居民也大多走上了富裕之路，富裕之后如何教育孩子，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而教育中“穷”与“富”的争论就由此而生。

（一）“富孩子有利观”的论点

1.富了当然要富孩子，富孩子天经地义，符合中国国情。“再富不能富孩子”的论点有违中国人“为子孙造福”的传统幸福观，不合历史常理；有违所有中国父母都认可并坚持的“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观点，不合人之常情；有违富起来的家庭让孩子好好生活的现实，不合生活常态；“富了当然富孩子”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2.“富孩子”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其需要得到了必要的满足，有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接受更好更多的教育，受到更多更好的帮助，有利于智力的充分发展。因此，发展前景必然会更好。

3.“富孩子”的父母接触到更多的成功人士，在潜移默化中模仿成功人士的成功人格、为人处世做事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式等，更利于其成长。

4.所谓“富孩子的问题”其实更多是一种偏见，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相对来说“穷孩子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很多人关注贫困生问题就是例证。

（二）“穷孩子有利观”的论点

1.“富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衣食无忧，不知生活的艰辛，狂妄而不知谦虚，自私而不知感恩。

2.“富孩子”有需要很少得不到满足，很少经历挫折，容易产生“骄娇”二气，很难正确对待挫折，意志薄弱，心浮气躁，遇事半途而废。

3.“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孩子”更能设身处地理解别人，处事更成熟，意志坚强，吃苦耐劳。

4.“穷孩子”由于家庭经济支持更少，往往学习主动性和独立性更强，有利于学业成就的取得。

5.有人提出，所谓“穷”与“富”是相对的，存在“穷家富孩子”和“富家穷孩子”。“穷孩子”是指学习生活条件较为俭朴，只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其中包括“穷家”孩子与家庭经济状况一致的物质条件和“富家”孩子避免生活上的奢侈与教育上的过度投资。“富孩子”是指学习生活条件极为优越，包括“穷家”孩子追求生活上的奢侈与教育上的过度投资和“富家”孩子不加限制的物质满足。

应该说，儿童的发展，是家长们和教育家们关注的永恒话题，但是，以这种方式关注和争论，却能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众多家庭教育的现状――一切以孩子为中心，折射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子孙造福”的幸福观。家长们“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爱子之心和社会人士的“再富不能富孩子”的忧虑之心，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心理学上看，两者都承认客观条件对儿童发展和社会化的影响，也都看到儿童是处在相应的环境中的。但是，两者都没有看到儿童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包含家庭教育环境的大生态系统，其发展固然受家庭客观物质条件的影响，也受到儿童教育大系统其他部分的影响和家庭环境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没有看到环境与儿童个体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没有看到儿童具有主动性，他们能自觉地建构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正是生态系统学理论告诉我们的。

二、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

（一）生态系统学理论强调儿童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环境，任何脱离具体的环境而孤立地探讨儿童的发展问题都是缺乏科学性的。对此，生态心理学家克力克认为，环境对孩子行为的影响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①生活的空间及空间的事物对儿童的影响要远超成人。作为儿童生活经验中最为基本的部分，生活空间和空间的事物对儿童动作和感知觉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②物质环境是儿童获得知识的重要一环，通过主动对物质环境中各事物的作用，儿童获得其他领域中的知识。③游戏环境对儿童发展起特殊的作用，在诱导和鼓励孩子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方面，良好的游戏环境不可或缺。④游戏活动是幼儿的最基本的学习形式，物质环境会影响到儿童游戏活动的种类。儿童认识外部世界，主要通过动手操作，在与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实现的。具体的物质对儿童发展和成长是不言而喻的，其重要性会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相对减少。因而，不管是“穷”家还是“富”家的孩子，都是家庭的重要成员，都是受家庭保护的未成熟个体，从一出生就处在家庭生态环境的影响之下。家庭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当然会对儿童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生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组成个体发展的行为系统，这些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系统构成了个体发展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呈现出同心圆式的层级结构，从里至外依次为――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前者逐个被后者包含，与个体的活动频率和密切程度依次降低。

1.微系统(microsystem)。位于环境层次的最里层，是儿童活动、交往及体育的直接环境。微系统是儿童从事活动、承担角色、发展人际关系，并亲身获得真切的感受和经历的环境系统。家庭、学校、同伴关系等都是儿童的微系统环境。“穷”与“富”最终必须直接通过微系统的物质、互动、关系等形成影响。如儿童之间的对“穷（富）孩子”的排斥；成人对“穷（富）孩子”的区别对待。

2.中间系统(mesosystem)。位于微系统外层，是指微系统环境之间的彼此联系与相互作用，是由微系统环境间关系所组成的系统。如家庭和学校的关系、学校和社区的关系、家庭和同伴的关系等，都会影响到生活在其中的儿童的心理发展。“穷”与“富”在此时表现为受其影响之下的各种关系。如学校对“穷（富）家孩子”的不同待遇。再如，“富”孩子在家受溺爱，在外却不一定享受这种待遇，从而带来不平衡，进而影响到与同伴的关系。

3.外系统(exosystem)。位于中间系统外层，是个体并未直接参与其中，却影响儿童成长的环境及其作用与联系。发生在外系统环境中的事件会影响个体所生活的环境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间接而必然地影响到个体的发展。如父母的工作环境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的性质、要求、条件等因素，导致在家庭中的行为方式和态度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对子女的养育质量，因此，儿童虽未参与其中，却仍间接地受到父母工作环境的影响。如外出农民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4.宏系统(macrosystem)。位于生态系统的最外层，是指个体所处的文化、亚文化或整个社会环境的背景（蓝图）。微系统、中系统和外系统都涵盖在宏系统中，并受到影响和作用。“穷”与“富”亦表现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如一定时期人们的嫌贫爱富。

5.历时系统(chronosystem)。在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中，时间的变化是贯穿所有系统的长线，历时系统是指在儿童成长环境中产生影响儿童发展的新情况的时间变化。如多年以前留守儿童可能觉得受到歧视，而现在留守儿童可能受到关注。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在儿童发展过程中，不能静止而孤立地考察单一的环境或即时的环境，而要放眼于各类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进一步了解这些情景根植的更大环境，在多个层次关系尤其是大系统的关系层次上解析儿童的发展尤为必要。

简而言之，家庭的“穷”与“富”必然影响了儿童，但如何影响，应该考虑到“穷”或“富”通过各大系统具体对儿童施加的影响。如，有些家庭或许“穷”，买不起玩具，却可以自制丰富多彩、非常别致的玩具，既满足了儿童的智力与技能发展的需要，又满足了儿童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父母对儿童的关心比单纯的物质给予更能让儿童体验到积极情感。

（三）儿童对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儿童的发展固然受到环境的影响，儿童的主体因素会融入到儿童发展的环境中，会对环境发生相应的作用。儿童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变更。改变某种活动的性质和内容，是儿童影响环境最常见的方式。譬如，“富”家为孩子学习买来了一台电脑并接通网络，孩子却沉迷网络游戏而荒废学习。

2.建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智力发展的核心是儿童通过自己的动作作用于物体，并将经验组织到自身的认知系统中，这是一个对外部适应的动态建构过程，环境也会受到知识建构过程的影响。儿童的建构活动改变和创造了新的活动情境，如以水代替墨水在纸上写字，进而可以重复练习。

3.非参与性。精心设计的教学环境或活动环境，儿童的参与是其发挥教育功能的前提。因此，兴趣是环境设置必须考虑的因素，否则，儿童会以不参与表达自己的要求，这是对已经设置的环境最有力的影响方式。儿童对活动（学习）的非参与性，意味着改变环境设置的必要性。

因此，可以认为，作为生态环境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儿童不是仅受环境影响的发展主体，而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儿童的发展与环境之间相互交织，关系复杂，不是简单而机械地谁决定谁的联系；对儿童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环境与发展主体――儿童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单独的环境或发展的主体因素。比如，有的“穷”孩子生活节俭，学习勤奋，赢得教师和同学的尊重，充满自信，更加严于律己；有的“穷”孩子生活奢侈，无心学习，让老师和同学费解，极不自信，放纵自我；有的“富”孩子谦虚勤奋，大方友善，充分利用家庭的有利条件，获得了应有的发展；有的“富”孩子恃宠而骄，娇气蛮横，以自我为中心，和同学和伙伴很难相处，自然不利于发展。

参考文献：

［1］邓赐平，刘金花.系统发展观：儿童社会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倾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1）.

［2］席居哲，桑标，邓赐平.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家庭生态系统特点研究［J］.心理科学，200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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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

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学术范畴而被严格界定和科学论述，严格地说是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人们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新途径、新方式、新模式和新机制的探索开始的。在学术界，诸多专家和学者对政府管理创新问题有着研究兴趣，并撰写出相应的理论成果，对于指导政府管理创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但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政府管理实践活动层面上，没有突破政府管理学的理论境遇和思维逻辑，难以摆脱传统政府管理创新理论的羁绊与禁锢，认为政府管理创新就是管理理念的革新、管理方法的改进和管理内容的变更和管理手段的变换,将政府管理创新视为外在于管理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实践活动。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主题转向了理论分析的方法论层面。生态学强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共生和持续演化，其所内涵的动态、多样、平衡和有序的思想使得其逐渐成为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有效工具。如果将政府管理创新置于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内加以审视，可以发现：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其与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和共生关系；不论在构成要素方面，还是在要素之间关系方面，乃至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方面，政府管理创新都处于一个构成要素多样、环境因素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可以将这个系统理解为“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典型形态，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必须由人和人围绕的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组成。人和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既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最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实际载体。第二，基本构成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机制。第三，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是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组成要素的新功能，这种新功能是由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结构决定的，而单个构成要素则不具备，一旦特定功能被取代，系统就会面临升级转型或者解体消亡。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才是所谓的生态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任何条件的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都会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活度。

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认知。认知是行动的先导，认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行动过程及结果的绩效水平。目前，一些地区政府在进行管理创新时，既不充分了解自身的管理实践情况，也不全面顾及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外环境，进而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过程的不通畅和创新绩效的不明显，严重影响了政府管理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通过营造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梳理政府管理创新要素的内在关系，规整政府管理创新的各种环境条件，实现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的动态平衡与协调统一，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主体的生态认知，使其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既注重要素、环境条件的客观性，也强调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利用的差异性和整体性。

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生态文明的不断崛起和生态意识的渐入人心，使得生态理念逐渐成为指导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理念，人们在评价实践活动价值时，不仅考虑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越来越考虑到实践活动的生态价值。对于政府管理创新而言，生态价值也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每个政府管理创新活动都可以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构成这一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例如创新主体、创新对象、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机制等，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有所差异，因而这些构成要素的生态位也各不相同。论文参考，意义。每个要素生态位的错位都会直接影响到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有序发展。这也正是目前部分政府管理创新绩效不明显的原因所在。论文参考，意义。通过营造生态系统，来实现政府管理创新要素功能和要素关系的最优化，进而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

最后，有利于增强政府管理创新的竞争优势。对于政府管理创新主体而言，对自身情况和内外环境条件的准确认知是其合理利用内外环境因子，充分发挥管理创新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要有效调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关系，使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要素和要素之间关系的重叠竞争，要素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无序紊乱，都会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的功能妨害与效能内耗，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竞争优势的提高。为此，在内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关系的有序稳定，在外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内外层面的有机结合形成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使得政府管理创新过程得以持续开展，竞争优势得以有效提高。

三、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在持续不断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内外环境关系，体现出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动态性和自校性等基本特征。

1.整体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空间形态。它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在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空间形态既可以表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也可以反映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未来发展取向；既可以为政府管理创新目标的确定、创新方向的把握和创新战略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也可以为相关

主体了解政府管理创新的本质和规律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参考，意义。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空间形态主要由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自然空间组成，社会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政治空间、教育空间、文化空间、科技空间和制度空间等；经济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价值目标的主要指向；自然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空间范围。自然空间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直接性和客观性。三个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统一的空间形态，共同制约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存发展。论文参考，意义。

2.层次性。结构是要素之间关系的结合形式和联系状态。系统结构是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比例特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形式以及各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形式。论文参考，意义。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既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功能和发展演化规律的有机系统，因此，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既表现社会生态系统的部分性质，也表现有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特征。从规模大小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可分为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主要以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中观结构主要以区域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微观结构主要以某个政府的具体管理环境为背景。从时空维度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可分为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级别的大小不同形成的结构，横向结构主要是同一级别政府部门形成的结构。宏观中观微观结构相互渗透、纵向横向结构彼此交融，共同形成动静结合、纵横交错的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结构。

3.复杂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是由生态主体和生态环境组成的有机系统。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人员等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主体；对生态主体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各种生态因子的结合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各层面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运作产生影响。不同的生态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同一生态主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需要不同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主体之间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适应环境的能力、影响环境的能力，并不断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演化。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的快速化、社会竞争的激烈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日渐明显，分配差距的拉大、腐败现象的蔓延、阶层分化的多元等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1]，使得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更加复杂，给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运作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4.动态性。在生态学的理论视域中，生态因子是指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界环境要素。论文参考，意义。生态因子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各种生态因子的有机结合形成生态环境，每个生态因子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或可调剂性。同样，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的因子都是生态因子，各种生态因子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推动或者制约作用。按照表现形式，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可分为社会生态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和自然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包括文化因子、教育因子、社会制度与政策因子、国际政治因子和科学技术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包括消费市场因子、物资市场因子、资金市场因子、劳动力市场因子、产业与产业结构因子、交通因子、通讯因子、国际经济因子；自然生态因子包括地域地缘因子和自然资源因子。[2]各种生态因子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任何生态因子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的变化，进而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5.自校性。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自校平衡性更具有主动性，这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人具有更强的意识性和能动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它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环境发展变化的具体要求，来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从过程机制上看，自校平衡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不平衡所致。物能流转的不平衡往往会带来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功能的不稳定，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为了保持系统内外环境关系的平衡有序，政府管理创新主体就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管理创新主体通过优化关系结构、调整功能机理和整合运作机制来保持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平衡有序；二是通过适当改变环境因子、规整环境条件和调试环境空间来实现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李景春.研究生党建创新的SWOT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8):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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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环境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热门学科，来自文理各个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到环境史讨论的队伍中，逐渐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理论界和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环境史研究要求学者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层，即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研究视野从蒙古草原逐渐南下到华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江南环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更彰显了其汇集农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力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史研究路径，将环境史理论研究推进至哲学层次，同时也使学界看到了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