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新闻传播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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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建完善的全媒体实践教学平台

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实验中心是自治区级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有良好的实验、实践设备。以此为依托，在突出传统新闻传播学与网络技术融合的教学特色的基础上，立足于新媒体发展方向，建成了完善的全媒体实习平台。包括网站平台:内蒙古文化(www．nmgwh．com);电子杂志实习平台:支持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编辑出版全媒体电子杂志《渴望》，现已连续出刊30期;IPad版电子期刊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纸阅读器出版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书。通过全媒体实验平台的建设，实现了培养出集采、写、编、录、摄互联网运用和现代设备使用于一体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2013年6月26日，组织学生外出到禾华农牧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移动采编训练，历时三天，全面训练学生移动采编技能。这次采访通过微博、微信、网络即时上传新闻稿件20条，采写编新闻稿件50篇，拍摄图片200余张，拍摄的电视新闻片《希望》，制作图片展板《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次采访活动让学生走进生活，充分感受到现代企业的发展状貌，同时，也领略了全媒体新闻采访的特点，强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与意识。2010年，以新闻学系学生社团“鑫源报社”创办的刊物，并获校学联“优秀社团”称号。马强老师指导的“内蒙古大学新闻学官方微博”，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制作的电子杂志《渴望》、新闻学专业学生主办的“内蒙古文化”网站、拍摄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建系五十周年专题片》(2009年)、《国旗班的故事》(2012年)、《流流狗的诉说》(2012年)、《深视满洲里》(2013年)在校内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建立系统的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

新闻实践教学中要加强全媒体技术和理念训练，依托新闻实验平台，逐步建成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培养学生全媒体新闻采制编播能力。

1．报纸模块。

提高学生纸质媒介新闻编辑与策划能力。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应用方正飞腾软件处理数码报刊编辑等业务，利用Photoshop软件加工处理图片，培养学生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专业图像处理等业务流程、步骤以及实践层面应采取的关键技术。

2．广播电视模块。

学生通过了解和掌握先进的影视高清影视多媒体制作手段，培养从事电视新闻节目和访谈节目采制、演播、视音频节目编辑、主持、网络直播等工作的能力。

3．数字出版模块。

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数字出版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学生较强的数字出版物编辑、设计和制作、能力;熟悉国内外先进数字出版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

4．数码摄影模块。

以室外拍摄、摄影用光布光、彩色胶片扫描等实验为基础，培养学生系统的影像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熟悉国内影像后期制作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应用设备及常用配套软件的安装使用，具备影视多媒体前期采集到后期编辑的相关知识技能。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摄影课程的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具备专业摄影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技能，能在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从事影像制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5移动采编模块。

学习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关键技术，了解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动态追踪报道，深度报道和预警报道的步骤、作用，理解危机管理视域中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开展全媒体技术演练。

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实施以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特别是学生网络数字传播技术的掌握获得了较大提高，在网络媒体及相关机构就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包括:国际在线、新华网、人民网(英文版)、搜狐、新浪、CCTV内蒙古电视台、公安部网络宣传处等。2009年至今，学生在《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海峡都市报》、中央电视台、搜狐、新浪、《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晨报》、《北方新报》等区内外百余家新闻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作品近1000余篇，其中报纸260篇，广播电视120余篇，网络编辑稿件近500余篇。2009级新闻学生拍摄的《那年》、《一种念想》、《校园面对面》、《水壶终极转》《止战之殇》、《屌丝男生》在网络传播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点击率达到5000以上，2009级新闻班为学院新闻实验中心制作的4部专题片风格迥异，上传至在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YouTube等，供网民分享。

四、建立稳定的多媒体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实现教育、教学目标，全面贯彻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计划，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自1987年新闻学专业创办以来，内蒙古大学新闻学专业始终十分重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先后与内蒙古地区十多家媒体签订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建立起涵盖内蒙级新闻媒体、盟市级新闻媒体、行业媒体、中央级新闻媒体驻记者站，覆盖平面媒体(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媒体(电视、广播)、网络媒体(蒙汉文网站)、新媒体(手机报)的立体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体系。2012年，与内蒙古电视台合作建成了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013年在呼和浩特市绿篱摄影沙龙影视公司建立了摄影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新闻传播学专业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新闻传播学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近百名实习生提供新闻采编的真实环境，让学生们在新闻实战中了解并掌握新闻媒体运行的基本流程，掌握真实情景下新闻实地采访、写作、编辑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非智力方面的素养、创新意识和职业精神。2010年以来，新闻学专业学生多次参与内蒙古电视台《蔚蓝的故乡》、《百姓热线》、《都市全接触》、《新闻天天看》等栏目的节目录制。2013年11月13号内蒙古日报社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到包钢集团采访。学生采写消息、通讯、人物专访52篇，拍摄新闻图片近千张。11月22日《内蒙古日报》5版发表教师与学生合作采写的消息《包钢稀土:今年年底将实现稀土工业废水“零排放”》(郭志菊李婧曹敏);12月11日《内蒙古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我们眼中的包钢》(视觉版)，集中了近10位师生的文字、图片新闻。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在强化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增强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思维能力，激发了学生开展创新型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有效提升了每个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能力。近四年来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在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内蒙古电视台两大媒体的人员招聘中，几乎每次都招聘了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招聘比例达到30%—40%。这些毕业生经过历练很快成长为媒体中的业务骨干。

五、提升专业品牌效应

内蒙古大学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在本地区范围内起到了示范作用，且有一定的辐射作用。自治区高校范围内同类专业纷纷来我校观摩，交流经验。20多年来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达始终保持在80%—90%以上。2010年至2013年本科生整体就业率为92．9%，2009年至2013年本科生专业对口率为51．6%。适应现代传媒需求的全媒体人才培养目标，加之系统扎实全面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方式，使学生在就业中才显示出独特的优势。2009级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王超，大三在搜狐视频实习，因经全媒体实践教学培训，很快适应岗位，面试一周后即确定正式录用。2007级新闻班的远辉带着他发表的新闻作品，成功考入大型上市媒体公司光线传媒股份公司工作，并于2013年进入搜狐网总部工作;2006级新闻班的李文明，则凭借他的获奖作品专题片《来时，我们还年轻》在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时获得了考官的好评，并考入《内蒙古日报》要闻部，成为一名自治区级的主流媒体记者;2011年新闻系学生的就业范围不断拓宽，2007级新闻班的孟颖靠着优秀的业务能力和大学作品微电影《鹿城故事》的加分，考入光线传媒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光线传媒王牌节目《最佳现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批学生进入国家、自治区党政网络管理机关和企事业网络宣传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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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解释学是对理解的理解，可以狭义界定为关于理解的学说。解释学又叫"诠释学”。解释学广义上是指对于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哲学或理论，它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作者和文本的原意。解释学中固然很重视“理解”，而这种“理解”随着解释学的不断演变发展而呈现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囊括了对自然，社会和文本的理解。解释学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认识论问题，即通过各种方法弄清楚研究对象的意义，它高度重视文字资料。

回顾解释学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它分为：

1, 古典解释学：解释学的第一 阶段，兴起于19世纪，主要代表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

2, 现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二 阶段，开创于20世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他们把对解释学的研究由认识论和方法论性质上升为本体论性质，并逐渐发展为哲学解释学。

3, 当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有赫希，利科和艾柯，他们认为应该在全新的基础之上重构文本的客观性。

二、解释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探讨

1, 解释学的“文本观”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给“文本”下的定义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也就是说，无论形式如何，我们解读的文本应包§所有书写来的东西。那么，把文本概念引人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则是指由特定的符号语言系统组成的供受众进行观赏的特定新闻表现形式，它应包括报纸和杂志上的消息，通讯，特写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等等众多的形式。但是，从这角度理解文本不具有根源性。从根源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是在对一定‘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人类的生活实践是一切解读的最终文本。”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科技飞速发展，那些广播中的音频，电视中的视频，网络中的多媒体的新闻作品理应在文本解读的行列之中。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文本选择至关重要。一文本，是否能够把新闻事件或新闻事实真实，客观的呈现出来，决定着它能否最终成为新闻而报道出来。可以说，真实和客观是衡量文本的重要因素。纵观某传播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当一新闻作品问世以后，受众对这作品的理解要以文本自身为基础，他们希望自己的解择与新闻事实的实质内容保持一致。其实，这种“一致”理论上是一无止境的“对话”过程。但是，每一新闻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加之受众的观赏时间受限，这样的“对话”过程在现实中是一有限的过程。

2, 新闻事实与“解释的事实”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这似乎揭示了“新闻=事实”这定理.但是新闻文本的事实虽然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但它是传者最终选择的事实。也就是说，传者在事实成为新闻的过程中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传者首先要根据新闻传播价值衡量现实事实.然后选择性地对事实加以报道.从而构成新闻文本要传播的新闻事实。

解释学认为，偏见产生于理解的历史性，理解的这种“历史性”使得原本纯正的“客观性理解”站不住脚。伽达默尔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尽管新闻文本要求真实客观，但客观事实是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新闻报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所以，最终的新闻报道取决于传者所看到的新闻点，新闻点的选取在于传者既定的传播主体意识中。不同的传者会有不同的阅历，在对某1、新闻事件的背景，来龙去脉进行探究和采访的时候，记者往往会凭借自己固有的知识经验来推断某一事件的发展态势，这样被报道出的新闻不可能完全没有“偏见”。

3, 解释的语言载体与新闻文本的意义生成

众所周知，一完整的新闻传播过程包括事实—新闻—传播者—受众。那么，新闻文本的生成也就是传播者先形成思想意义.再编辑信息材料，然后再选择符号载体。

语言是解择学重点强调的一载体。解释学认为，语言在解释和理解中扮演了桥梁的作用，无论是何种解释和理解，都是在交流和对话中进行，也就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伽达默尔曾提出“语言游戏说”。他指出，解释活动的双方（解释者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就仿佛处在游戏中，表现出一种自由呈现的结构。文本生存于这种结构中，作为游戏的一方，其语句的内涵意义也来自对话的情景。情景不同，意义则不同。

新闻文本的解释即新闻语言的解释。人们R有掌握了新闻语言才能准确把握新闻文本本身的内涵。人们通过语言来表现对世界特有的观点或态度，R有语言才能本真表达人与世界的本质联系。语言把新闻传播者与世界，与受众连接起来，在什么样语言下.就有什么样的新闻事实。同一1、信息文本可能就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产生理解的偏差，因此，对于新闻传播者来说，正确使用解释的语言载体，才能更好的诠释新闻真正的文本意义。

4, 解释学的“问题视域”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问题视域”是伽达默尔提出的一1、概念。通俗讲，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是指立足某1、点，向这1、点各1、方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所说的“问题视域”与我们平时所说的“问题意识”其实是一样的。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R有取得一定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闻文本的内涵。

实际上，真正还原新闻事件是不可能的，比如：地上有一装着半瓶酒的酒瓶，乐观者说：“瞧，还有半瓶酒呢！”悲观者说：“R剩半瓶酒了！”正如有多少读者，就可能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样，新闻的真实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受众在不断理解新闻文本的循环中，看侍问题的“视域”不断被扩大或转移，从而使得他们的“问题意识”也不断被激发，"问题意识”的符号意义不断转换，这种转换最终又会通过回到真正理解新闻文本中体现出来。

从一方面讲，新闻传播中的受众作为解释者，其有无问题意识影响着文本的解释，所以，新闻传播中应尽可能激发或引导作为解释者的受众的“问题意识”，从而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又受到文本的制约，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各种评论，各种解释都在调整和更新着读者的“问题意识”,促使读者对新闻的解释不断深人和变化。因此，在新闻传播实际活动中，新闻报道应与多数受众产生“视域重合”，避免“零重八”。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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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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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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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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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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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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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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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生新闻的一般概述

首先，民生新闻的概念。民生新闻一词既是一个较为新鲜的词汇，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词汇，从民生一词的诞生到民生新闻受到的广泛关注与认可，它既不断的继承了该词丰富的历史内涵，又容纳了社会发展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从而奠定了民生新闻的理论基础。谈到民生新闻的一般表述，学界的众多学者可谓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以上海复旦大学的陆晔教授为代表的人认为，民生新闻并不是一个关乎新闻题材样式的专业性概念，它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以南京师范大学的白小易博士为代表的人则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以大众为收视对象的新闻样式，它以平民的视角、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去播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并以平民化的视角来对百姓所关心的事件进行评说的新闻样式；然而，笔者认为，所谓的民生新闻，应该是立足本地，并以当地普通的老百姓为受众对象，根据民众视角，反映民众生活、民本取向的一种新闻。

其次，民生新闻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其一，民生新闻中的民不包括农民。仅从民生新闻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民生新闻应该是以广大的人民大众，即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城市市民及农民为收视对象的新闻。然而，现今民生新闻的报本文由收集整理道对象却日渐狭窄，其关注的焦点不自觉的转向城市居民，而忽视了那个庞大的、最应该被关怀的农民群体；其二，我国现今的民生新闻过分的追求视觉刺激和收视率。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许多地方电视台的民生新闻节目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对于新闻题材的选择往往没有达到道德规范的标准，这无疑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以及社会认知等产生负面的消极影响；其三，在民生新闻的节目中，主持人评论过渡、误导观众的现象屡见不鲜。新闻的基本属性应该是真实性，而无论是记者还是主持人，在面对新闻的时候都应该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论，而非带有自己强烈主观色彩的评论。

2公共新闻的一般概述

首先，公共新闻的概念。公共新闻还被称作是公民新闻，它是一种兴起于美国并对新闻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一种新闻思潮。公共新闻是一种交互式的新闻形式，它让媒体积极的募集到生活中形形的人，并让他们生产新闻故事及新闻报道的一种新闻形式。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人是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jay rosen，他认为，新闻业是健康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呼吁新闻媒体应该担当起更加积极的角色，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的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复兴公共生活。

其次，公共新闻的优越性。其一，公共新闻有助于真正公共领域的构建。公共领域是公众进行辩论的竞技场，在此竞技场中，人们可以针对自己的观点对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讨论以达成最终一致的意见。公共新闻的出现与发展使媒体为公众成立平台成为可能，公众可以通过公共新闻的平台来广泛参与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其二，公共新闻有助于提升公民对于对公共事务的思考与分析能力。在公共新闻的发展进程中，只有深入群众并发动群众的媒体，才有可能得到稳定、持久的发展。此外，公共新闻还将公民看做是政治参与者，这种将被动接受采访信息的公民看作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具有分析意识与自我主见参与者的改变，正是公共新闻所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其三，公共新闻有助于推动公共事件的顺利解决。由于媒体与生俱来的巨大影响力，致使一旦媒体将某一事件视为公共新闻，则不仅有助于个人能够了解更多方面的知识，更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其四，公共新闻有助于促进新闻媒体之间的合作。公共新闻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保持工作持久的注意力，即媒体与观众之间长久的联系。然而，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的目的，公共新闻通常是以连续报道和专题报道的形式出现的，这势必需要媒体间的紧密合作才有可能实现。

3传播学视域中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关系

首先，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的区别与联系。其一，在表现主体上，民生新闻更加关注民众，而公共新闻则更加关注公众；其二，在新闻解读方式上，民生新闻的记者只是向观众反映新闻事实而已，而公共新闻的记者不仅要向观众展示事实，还要向关观众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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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该新闻值得关注，并尽可能的为观众提供建议以促进其广泛的参与到公众生活中去。所以，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无论从表现主体、价值取向上，还是从新闻的解读方式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和不同，但笔者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和矛盾。民生新闻的理念在公共新闻的身上得到了操作的复活，而公共新闻则是民生新闻的延伸与发展。公共新闻所突出强调的凸显公共权益的价值理念是民生新闻发展遇到瓶颈时的最佳借鉴，为了使民生新闻更加顺利的发展，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它便应该积极的借鉴并吸收公共新闻的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理念，，即充分关注公众的公共利益，尽量避免百姓平民意识的过量渗入，应该积极的寻找政府满意与民众关心之间的平衡。

其次，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的继承与发展。在电视节目改革的历史时期，民生新闻是一种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符合一定时期新闻发展规律的、并且获得了广大观众认可与好评的新闻形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民生新闻毕竟不是我国电视新闻发展的最终价值取向，其收视巅峰期一过，势必会出现收视率下降的现象。民生新闻想要获得更加持久的发展，就必须不断的更新其新闻理念，随着时代的收视需要而不断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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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件事，只有有了兴趣，才会有行动的动力，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是如此，

媒介环境学创始人尼尔波兹曼曾说：我骄傲，我是媒介环境学人。而我，也很骄傲，因为我是媒体人。

说起媒体人，很多人都会想到电视主持人或记者，但我却是名微信文案编辑。事实上，媒体行业也分很多种，其中传统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而近几年兴起的新媒体则涵盖了所有数字化的媒體形式，包括数字化的传统美体、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等。不管是哪种背景下的媒体人，他们都绝非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光鲜。说白了，媒体人其实很苦很累，在这里，常常是女人当男人使，男人不当人使。

说起来，我的中学时代似乎就为从事这个工作埋下了伏笔。那时超喜欢写小说的我立志以笔浪迹天涯，于是在高考时我报考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该专业的主干学科是新闻传播学，主要学习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而作为未来的媒体从业人员。新闻采写、编辑以及摄影等知识的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知识的实践性都非常强，在进行理论学习之后，更多的便是相关的实践操作。事实上，看似很好玩的新闻采写在很多时候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儿要及时写出既有时效性、真实性又吸引受众眼球的文章，是非常困难的。

大学四年稍纵即逝。我的大部分同学在毕业后都去了电视台、报社、出版社等媒体企业做记者、媒体运营、网络编辑等。而我选择了继续深造，攻读传播学硕士。随着对媒体行业的进步了解，我愈发向往进入该行业工作。于是毕业时我如愿进入了报社新媒体部做微售客户端的文案编辑。作为微信文案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把新闻报道、有价值的文章以微文的形式推送给受众。本质上与传统编辑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换了种表现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