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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总原则模板(10篇)
时间：2022-03-22 06:52:18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意识形态工作总原则，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抓整改落实举措。
（一）领导重视，以上率下压实整改责任。为确保整改工作扎实推进，区教育局党组成立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整改工作由区教育局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各牵头领导具体实施。局党组书记为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各分管领导为牵头整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形成工作推进台账，定期听取进展情况汇报，全力推进整改工作落实。
（二）思想统一，迅速启动部署整改工作。
对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区教育局党组高度重视，迅速召开党组会议，明确要把巡察整改工作作为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推动党风政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抓手，作为净化X区教育政治生态和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以对党负责，对全区教育负责的高度，对教育系统全面工作进行体检。
（三）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推进整改落实。
针对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的问题，站在增强“四个意识”的高度，坚持问题导向，局党组反复研究、上下联动，制定了《X区教育局党组落实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和《区委第一巡察组对区教育局巡察问题整改台帐》，细化分解具体整改任务，分别制定了整改措施，确定了牵头领导、分管领导，明确了责任人、整改成效和完成时限，保证整改工作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
二、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区教育局党组收到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问题X个方面X个问题，区教育局党组坚持立行立改原则，逐一对反馈问题进行整改，其中X项问题已整改到位，还有X项问题正在办理中。对已经完成的整改问题，持续跟踪监督情况。现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已完成整改问题。
X、X年度组织生活会材料卷中机关干部一人对照检查材料存在严重照抄、照搬现象，其材料中有“X宜昌”等字样；二人对照检查材料缺少整改措施。
整改措施：针对性开展学习教育，从思想上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认真查找不足，坚决杜绝照搬照抄现象再度发生。
整改成效：已完成重新撰写对照检查材料，补充整改措施，在党支部宣读。
完成时间：X年X月
X、纪检案卷装订无序，重复内容多，制作笔录不规范，多数为一人办案,不符合相关规定。
整改措施：认识到纪检档案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加强监督检查，扎实细致做好案件档案归档工作。制作笔录严格按照纪检格式执行。办案X人或X人以上。
整改成效：纪检档案已经重新装订。《询问笔录》已更换纪检格式，办案人员增加X人或X人以上。
完成时间：X年X月。
X、支部成员对“”的认识存在偏差，站位不高。部分基层支部还存在组织生活会认识不清问题。X人剖析材料没按照上级要求撰写，空泛表态。
整改措施：召开以“”为主题的专题培训，加强对基层支部组织生活会督导。
整改成效：已培训。并在后续召开的组织生活会中进行指导和监督。
完成时限：X年X月。
X-X、教师进修学校X人，分别违反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
整改措施：交回违规报销款。
整改成效：违规报销分别于X年X月X日存入学校基本账户，附有存款凭证，给予通报批评处理。
完成时间：X年X月。
X、工作纪律有待加强。
整改措施：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化《请假管理制度》。综合运用查阅请假记录、实地检查的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整改成效：收齐、执行《请假制度》，随时到校明察暗访，无违纪现象发生。
完成时限：X年X月
X、在查阅“严守政治纪律、坚定理想信念”组织生活会材料卷中，三十二人的剖析材料没有对照检查存在问题和整改措施，只有大篇幅的个人事迹。
整改措施：提高指导监督力度。针对党员存在问题，及时指导，真实剖析个人问题，支部书记把关，教育局党组把关，层层抓实。真正做到学深、学透。
整改成效：已召开培训会议。并在后续召开的组织生活会中进行指导和监督。
完成时限：X年X月。
X、在师德师风案件查处上，在公开环节有所顾虑，怕引起负面影响，如：X年查处的X起教师补课案件只是在教育系统内部对处理结果进行通报，没有进行深入剖析、举一反三，并做到“以案促改”。
整改措施：公开违纪案件不留死角，宣传到位。对案件形成原因深入剖析，举一反三，达到警示教育作用，做到“以案促改”。
整改成效：查处的案件进行及时公开，宣传到位。对案件形成原因深入剖析，举一反三，达到警示教育作用，做到“以案促改”。
完成时限：X年X月。
X、巡察组对校外培训机构明察暗访中发现，教育局监管校外培训机构的科室，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日常监管不够，对非法办学机构的监管整治没有可行性办法和主动作为的意识，近三年只有X次联合整治的检查记录。
整改措施：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使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为积极升华为政府行为。对于一意孤行的非法办学户，教育局要继续加大严查力度，还要加大黑名单曝光力度。
整改成效：建立教育局牵头联合执法机制。集中查钉子户X家，起到以点带面的警戒作用。已经检查X家校外培训机构，X家合格、取消了X家许可、X家重新申办、X家停办、X家取消办学项目、X家合并、X家整改中，后期跟踪问效。
完成时限：X年X月。
X、“微腐败”总结材把关不严，存在多处“徹腐败”“微席败”字样的错别字。
整改措施：加大督导检查力度、注意上报材料质量的把关。
整改成效：要求学校自查的同时，教育局对学校上报的材料进行严格把关。
完成时限：X年X月。
X、“微腐败”师德师风专项整治行动致家长一封信回执存在家长没签字情况。
整改措施：加大督导检查力度、注意上报材料的质量的把关.
整改成效：要求学校自查的同时，教育局对学校上报的材料进行严格把关。
完成时限：X年X月
X、以“微腐败”阶段性总结代替工作总结。
整改措施：加大督导检查力度、注意上报材料的质量的把关.
整改成效：要求学校自查的同时，教育局对学校上报的材料进行严格把关。
完成时限：X年X月
X、以思政课为引领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有待加强。X区思政课教师配备数量不足，缺乏年轻教师力量，对教师的管理及培训有待加强。
整改措施：加强思政课阵地引领作用，组建区级思政课研修中心组，建立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在全区范围确定四所小学、两所中学为区级思政课改革示范学校。完善教师管理制度，不断加强教师培训力度。继续加强校本培训，增加区级培训项目。
整改成效：通过观摩课打造X节校级思政示范课、优质课X节和精品课X节，组织思政教师论坛两次。X月中旬由五名区优教师思政课展示，全区思政教师进行观摩。制定校本培训工作计划，主要项目是“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学习型团队建设主题研修，主要任务是提高集体备课的有效性。
完成时限：X年X月
X、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有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不够到位，意识形态工作推进力度层层递减。
整改措施：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总结提炼和分析研究，根据上级政策要求，科学安排部署，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扎实推进、有效落实。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好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职责。
整改成效：制定局《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结合固定党日活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将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落到实处。
完成时限：X年X月
X、宣传工作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抓意识形态工作人员由党办人员代管，宣传人员身兼数职，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整改措施：加强宣传工作队伍的培训和监督指导。
整改成效：已召开宣传人员培训会，建群，互相学习。
完成时限：X年X月。
X、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学校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开展活动流于形式。
整改措施：加强对意识形态的学习，提高对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坚决守好校园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压力传导到基层。深入学校进行指导和监督，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固定党日和学校德育教育内容当中。
整改成效：X月、X月、X月已分别对学校进行指导、监督。
完成时限：X年X月
X、师生对于扫H除E相关知识的学习还需常态化。
整改措施：学校制定计划，集中学习，对于难以理解的内容学校要指派专人进行集中辅导，通过播放宣传片、观看视频、座谈论、闭卷测试加强师生对扫H除E知识的理解掌握。
整改成效：专题会议辅导、假期时间学习、学校进行测试考核学习情况。
完成时限：X年X月。
X、在扫H除E的宣传深度上还不够，特别是在对家长的宣传上还需加强。
整改措施：多渠道、全方位开展扫H除E宣传教育，做到广大师生家长人人知晓、人人参与，营造浓厚的扫H除E专项斗争氛围。还积极发动教师、学生、家长向身边人进行宣传，在全社会形成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
整改成效：已利用家长一封信、手抄报、标语、班会、警示教育多种形式进行扫H除E宣传。
完成时限：X年X月。
三、下步整改工作打算。
（一）常抓不懈，以严实作风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提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觉悟，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做到抓常抓细、真管真严。
（二）抓住机遇，以巡察整改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篇2
CI系统与企业文化体系的对称性 我们知道，企业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
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企业的整体文化体系，而实现其文化目标的载体则是通过与之对应的CI系统中三个子识别系统。
这是树立企业文化统一性的基础，如果没有CI的支撑作用，企业的内部意识零乱无序，得不到统一，便也不能形成科学规范的企业文化了。应以高度的统一原则与企业内部的各项元素相融合，通过企业的物质文化识别了解企业，并能够融入企业的深层经营理念和哲学，当然对行为识别的贯彻和理念的逐步提炼也是至关重要的，与视觉瞬间识别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统一体。
调查发掘过程，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
充分收集掌握精确的一线资料，迅速发现与市场缝隙的接入点并采取恰当的营销策略。如果企业开始实施其形象战略并导入CI时，需要首先着手收集企业内各种信息及其来源，最重要的是围绕企业文化了解内部员工的心理需求，并分析研究企业外部的市场环境，通过与同类产品不同品牌的比较，每个企业独特的对外形象的比较，汇总资料同企业内部资源情况相结合，确立本企业差异化的形象主张，从而延伸出对企业的经营宗旨、经营哲学和经营理念的诠释，这也需要一定过程来实现，我们只是给企业文化中的深层文化定了一个方向，但始终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的从本企业自身特点出发，确立确立自身差异化的USP（独特行销主张）。
CI研究的基础应该是根据最精确的定性、定量市场调研，以及敏锐的市场洞悉力，找到客户企业品牌或产品、服务品牌最佳的市场切入点，保证实施方案的灵活适用性。
充实并不断拓展丰富这一“空间”
这是一个不断补充营养的过程，也是一项弹性较大的工作内容，在企业内外环境的数据调研下，通过培训、组织活动及调动员工民主参与制定一系列的管理规章等方式，逐步提高企业内部整体团队的素质，在思想上保证与企业文化中经营宗旨的一致性，以便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强员工忠诚度的目标。当有了一定的文化积淀后，形成了企业的某种个性，就必须使目标市场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感受到企业的个性，利用独特创意的VI设计把该企业的个性完整地表达出来，但应该是与市场相吻合的，以保证企业内外信息的对称，这也是不断丰富企业文化外延性的过程。
沟通实施过程
企业能够包容和参考员工的各项意见，这是保证企业每一管理层级信息相互畅通的根本。通过例会制度，使企业上下参与到企业文化建设问题上来，体现文化的民主性原则，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出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观，因为企业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体现。若企业缺乏沟通机制，而是企业强加的规定，势必导致企业内部意识形态的涣散，工作情绪的浮躁性，甚至导致人才的流失，影响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要为实现员工之间、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作，打破企业信息闭塞的屏障，所努力营造的一种彼此关心互助的团队精神，在内部形成一种有灵魂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文化的树立应该是建立在一种民主的沟通机制上，并努力贯彻实施的过程，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同时沟通也是一个互动反馈的过程。
企业文化的风格魅力
为了使企业的产品品牌和服务品牌具有可识别性，每个企业都会赋予其品牌某种风格魅力，给品牌带来更多附增加值，“海尔”给人们的印象是沉稳，“中国人寿”给人们的感觉象家一样温暖，而且给企业外部的印象是一种充满新鲜、独具创意的鲜明个性。这其中的风格魅力是能够瞬间识别的标志，他们都成为了企业产品品牌或服务品牌的一部分。
篇3
[中图分类号]F091.349；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079―06
一、引言
基于对客观性的强调，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偏重于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当然，实证分析本质上仅仅是对事物状态的表述。而不能提供任何政策建议。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引入了一个对现状进行评估的原则――效率原则：基于特定的效率概念来对实证结果进行评估；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效率概念本身是纯粹技术性，从而也是一个客观的量度。正是出于“无伦理”的考虑，主流经济学把主流福利经济学建立在通常视为是一个纯技术性概念的社会总效率或帕累托效率之上，仅仅是基于某种效率标准来评价市场，从而试图把市场视作无伦理性的。问题是，效率果真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技术性概念吗?作为一门关系人们切身生活的福利经济学，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因素呢?显然，把效率视为中性的技术概念仅仅是一种想象：不仅各种效率概念本身总要以某种常常有争议的道德假设为前提。而且，当一个具体的社会安排满足于其中一种效率标准时，要确定我们应该赋予这个事实以多大的意义也不是与道德无关的。正因如此，作为福利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效率――如总体效率、生产效率、卡尔多效率、常识效率、帕累托效率等――都含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尤其是作为主流福利经济学硬核的帕累托概念更是充盈了意识形态因素。显然，正是通过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效率的分析，主流经济学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冲突解释成为一种虚幻的表象而非真实的存在，并把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解释成为永恒的存在，从而为既得利益者服务。是以本文就现代主流经济学常用的社会总效率所内含的价值观作一深入剖析。
二、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中内含的价值取向
对制度安排的描述和基于效率的评估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如按照田国强的看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这样五个部分或步骤：(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显然，这条分析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是什么”之实证和“应该是什么”之评估的结合：其中，前四个阶段仅仅是对现状的分析，而根本无法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也无法给出改进的办法；第五阶段则涉及评估，而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所采取的两个基本标准就是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一般地，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是内在一致的：效率原则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志，它强调制度安排是否增进了效率；而激励原则则关注制度安排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而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然而，现代经济学进行制度评估所依赖的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本身却具有相当的片面性，最终蜕变为对现实制度的维护。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主要适用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有效)这两个概念：前者强调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却没有具体关注成本一收益的现实分担；后者强调每个个体利益的增进，但却并不关注利益分配的相对比例问题。事实上，以效率来判断制度的优劣，首先要确定是根据谁的效率?而如果不首先对此加以界定，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论指导下。这些概念在实践应用中往往是体现了作为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利益要求；相应地，简单地用这些效率概念来解决现实问题往往会带来荒谬的结果，强化了对资源的剥削和掠夺。另一方面，激励相容也仅仅是在目标设定以后的制度选择问题，如果现实目的已经偏离了其本质，那么也会造成相应激励相容制度的扭曲，例如，一个组织的现实目标如果仅仅是特定个人的利润最大化，那么，由此设计的激励相容制度往往会造成其他群体或社会福利的损失。
同时，随着一群经济法学家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拓展到法规乃至性的高层次的正式制度层面，从而形成了功能主义极强的经济分析法学流派：它采用效率原则来进行社会制度的设计，选择供求的收益一成本分析框架作为法律实践的基本工具，于是，法律的道德思考开始被法律的经济分析所取代，并根据力量博弈均衡来解释和“设计”社会制度。在主流的经济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制度归根到底要受效益原理的支配；因此，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益，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应该以效率为优先。例如，波斯纳甚至认为，效率即正义，其逻辑是：效率最大化即为财富最大化，而财富最大化必然促进效用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资源浪费对于稀缺社会来说乃是最大不正义，因而效率最大化也就是正义的标准。但显然，波斯纳有关“效率即正义”的论断和推理却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效率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财富最大化，这里需要对效率的内涵进行事先界定；其次，财富最大化并不必然会促进效用最大化，因为财富仅仅是影响效用的一个方面；再次，财富最大化也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最大化，因为社会福利函数本身就有多种形式；其四，尽管浪费对于资源稀缺的社会来说是不正义的，但资源的错误界定可能产生更大的不正义，因为它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扭曲。其实。任何对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或“财富最大化”的追求往往都会伴随着有一部分人被牺牲掉或蒙受损失，而波斯纳的法律规范却没有考虑这一点；有学者就指出，波斯纳的理论基本上“不考虑分配正义的，只是在默认既存分配制度已经限定了人们的不同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展开‘谁出钱最多就给谁权利’的计算，这使其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财阀意识形态，远不像其表面所标榜的那样科学”。因此，我们不能直接说，效率最大化就是正义的标准，而是首先要界定何种效率、谁之效率。
其实，效率本身不是一个实义目标而仅是衡量达到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体系)。显然，谈论任何效率的比较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基准目标，不清楚界定出效率的内涵，空泛地讨论效率就没有任何意义：特定制度所体现的效率往往会因目的预设不同而差异巨大，而且标的确定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取舍问题。一般地，效率至少体现为这样三个层次：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如工资、利润、租金等；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如社会福利；最大化组织机构自身目标的效率，如有效性。因此，在进行效率判断时，首先必须界定是对谁而言的效率。而这又涉及到利益的归属问题。譬如，我们在谈论企业的效率时，首先要界定这个效率主要是指利润最大化还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同时要考虑企业盈利的剩余究竟是股东、管理者还是生产者。因此。针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选择的结果必然是有效率的观点，Dow，G.K就指出，单纯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组织的效率，主流的功能主义分析缺乏一个因果基础。事实上，
组织的选择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总的交易费用问题，还有这些费用在人之间的分配；如果考虑了后一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明，即使劳动者管理的企业(LMFs)更有效率，资本家管理的企业(CMFs)也可能更容易生存下来。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假设，无论是CMF还是LMF，任何一个结构的治理的好处都流向了那个结构中有管理权威的人，那么，较少管理者的CMF将会战胜拥有很多管理者的LMF，甚至当后者有一个较高的总量数额来分配时仍然如此。
可见，我们在进行效率的比较时，首先要对效率的内含进行界定；实际上，效率的衡量首先以目标的确定为前提，而目标的选择则涉及到正义问题，因而效率评价本身就内含了特定的价值判断。但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往往想当然地把效率等同于掌控监督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者的效用最大化为前提，而被现代经济学赋予者角色的往往是社会上的强势者：相对于子女，父母是强者，相对于妇女，男人是强者，相对于黑人，白人是强者，相对于穷人，富人是强者，相对于工人，企业主是强者，相对于百姓，官员是强者，相对于少数，多数是强者；因此，子女、女性、黑人、穷人、工人、百姓以及少数都是父母、男人、白人、富人、企业主、官员乃至多数为了获得效益最大化而可以任意配置的工具或投人品。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分析往往蜕变成为强者行为提供理论基础，为现实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从而把社会等级和固化的剥夺合理化。譬如，根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企业效率往往等同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因而企业主不但可以不顾工人的工资恶化，也可以不考虑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但这样的企业竟然被认为是有效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内那些“山寨厂”的竞争力之所在。更为甚者，这种学说往往可以为社会中的各种歧视行为提供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事实上，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以有效解决歧视问题，而存在的歧视肯定符合社会总体利益的，因此不存在真正的歧视；正是基于这种意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黑人之所以失业率高，根本上在于其自身的教育和能力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但是，根据博弈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证明，基于市场行为多数派完全可以把少数派排除出市场而独享社会资源，因为歧视对少数一方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对多数一方造成的损害；这意味着，基于纯粹供求决定的市场本身是不规范的，而这种不规范的市场本身可以滋生出歧视问题。
三、社会总效率原则的实践后果及科斯中性定理的反思
经济学对效率的关注和强调，起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其判断制度好坏的标准就在于它能否“为最大多数人谋得最大的幸福”。正是继承了这种功利原理，波斯纳等强调，只要能使财富最大化，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意义上实现了公平和正义，至于具体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和对待则变得无关紧要了。当然，在如何实现财富最大化这一问题上，波斯纳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交换原则：那些愿意为一项权利支付最多的人被认为是对该权利估价最高的，因而权利应当赋予那些愿意为其支付更多的人。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把实现社会的“财富最大化”视为法律制度的规范性目标，并以交易成本和理性人为前提构筑了他那基于理性选择的新实用主义法学体系，从而把旨在追求手段和目的的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与此同时，主流经济学对效率原则的推崇还建立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之上：根据科斯中性定理，只要产权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最终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才是最适当的法律。
然而，科斯定理本身却内在着深刻的缺陷：即使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法律对资源配置也未必不发生影响，更不要说现实世界完全不是科斯所抽象的虚拟世界。姑且不说在现实社会中，多数交易中因外部性而存在的搭便车现象，少数交易中因利益分配而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现象，从而导致有价值的交易并不能达成协议；即使在零交易成本下，科斯的产权界定也不一定可以实现财富的最大化。更不意味着可以实现社会正义。首先，科斯定理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效应以及良心效应等。例如，在火车与农场主的案例中，科斯定理认为，不管立法者无论选择哪一种法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不产生影响，但显然，如果界定铁路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承担责任，那么铁路公司就会更穷而农场主更富。其次，科斯定理撇开社会现实考虑而界定的法律往往是专断而不合理的法，从而将会导致社会正义的丧失以及长期效率的下降。譬如，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如果一个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只有获取一定文凭(譬如大学本科学位)的人才能被授予一定土地产权，而其他人员只能成为佃农或者从这些土地所有者手中二次购买土地，那么，这种土地私有化制度有效吗?特别是，这种私有化符合社会正义吗?事实上，科斯定理的一个根本性偏误在于，它着眼于社会总体效率的考虑，而没有剖析收益一成本的具体承担；而且。它错误地将收益和成本等同起来，从而没有考虑购买能力对交易结果的影响。
一般地，“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无关”的科斯中性定理是与西方经济学中原子主义个体分析思维相适应的，这种分析思维把人视为没有差异的平等个体，具有同等的信息和机会，只是由于各人的偏好不一致而产生交易的诉求，从而存在一定的交易剩余，并在无形的手的牵引下就会出现交易。但问题是，现实中的人本身是不同的。不仅体现在偏好上，更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占有以及天生的能力上；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交易情形，从而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产生重大差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富有厂主可以获益正80元，而作为穷人的消费者对之所承担的成本则为负100元；现法律将是否生产的权利界定为富有的企业主所有，那么，此时，双方之间可以通过交易而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吗?显然，不一定，譬如穷人只有20元，他又如何能够购买这个权利呢?他只能以额外的代价继续忍受三聚氰胺造成的恶果。相反，如果将产权界定为作为穷人的消费者所有。无论是否可以通过产权交易，都可以实现社会效用的增进：当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富人就会促成产权交易；而当不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既定的产权安排就是有效。也就是说，正因为由于富人比穷人往往更能承担谈判成本，因而随机的产权界定总是有利于富人一方；这意味着，在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良性的产权界定应该将产权界定给穷人所有。但不幸的是，由于现实社会的法律往往是强势者制定的，从而倾向于将一些稀缺性资源的产权界定给富裕者，这种产权分配的结果就是：富人享受了超额的资源租金，而穷人则承受更大的损失；显然，这些无效现状却并不产生资源重新配置，这就是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更是国内现状的写照。因此，本文提出了对科斯中性定理的革命：资源配置并不是与初始产权界定无关的，一般地，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所有的分析和政策都根基于社会财富最大化这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
态。并且在实践中并不会真正实施的卡尔多一希克斯补偿原则之指导下，想当然地基于成本一收益的分析而认为：任何一个政策或者行为，不管让多少人受益或受害，只要其整体的成本小于其整体的收益，就具有正当性而应该被推行。显然，正是由于补偿原则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并没有考虑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及其其他效应；结果，简单地基于这种效率原则所采取的政策往往带来严重的恶果。例如，国内有的学者就多次宣称，只要抓总量增加，而不必管分配，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但试问，在中国经济总量公认已获得发展的今天，社会矛盾是缓和了还是严重了呢?关于经济学效率原则在应用中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例子窥见一斑。
1991年12月12日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给他的同事们发了一份备忘录，就主张鼓励将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去，并列举了三个原因：“首先，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成本取决于由于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不得不放弃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污染所导致的健康损害应该发生在成本最低的，也就是工资最低的国家。……其次，由于在污染水平很低时增加污染的成本可能会非常低，污染成本曲线可能是非线性的。……非洲那些人口稀少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污染程度不够的，与洛杉矶或者墨西哥城相比，他们的空气质量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太好了。……最后，因为审美和健康原因而产生的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可能会有非常高的收入弹性。如果一种诱因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导致前列腺癌，那么在一个人们能够活到得前列腺癌的年纪的国家，人们对这一诱因的关注肯定要高于一个五岁以下幼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的国家。……”萨默斯的这封备忘录被公开后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以致萨默斯被迫辞职。事实上，任何一个第三世界的没有受过主流经济学影响的人，在看见了或者听说了萨默斯的这番言论以后，第一个反应都是愤怒，甚至会斥责他胡说八道，将之视为帝国主义心态或者帝国主义言论。
然而，那些受过主流经济学教育并深信主流经济学的人们却极力为之辩护。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经济问题，与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关怀等等没有关系。但问题是，他们的主张果真与价值无涉的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何又会招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弱势者的反对呢?其实，尽管污染性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人类社会整体是有利的，但这并不就是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发达国家的人民享受了绝大部分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则要完全承担这种成本；正因如此，在没有合理的利益转移机制的情况下，必然会遭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抵制。那么，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有这样明显不合理的主张呢?这就与它赋予其所使用的效率概念的内涵有关。
一般地，主流经济学所崇尚的社会总效率概念关注的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却几乎不对成本的承担和收益的具体享受进行分析，相反，在供求均衡和财富最大化原理的支配下为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这种分析充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几乎所有方面。例如，现代经济学在比较一个制度的优劣时往往使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但正如格里高利・道指出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教条是，对可能采用那一种结构产生影响的只是一个治理结构的总成本，而不是这些成本在行为人中如何负担。……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效率前提的正当性可以在选择的意义上得到证明之前，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让步，那就是选择的力量不会对专断的时候集合体所感受到的成本和收益发挥作用。”显然，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不可行：一者，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具有公共性，都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因而任何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其利益享有和责任承担的主体，而不能忽视具体的个体来谈论抽象的整体；二者，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体，因而任何政策都不能仅仅考虑经济这单一层次，而是要考虑人类社会合理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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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005 ― 02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发表距今已有整整170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对理论的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这部著作的重释，而关于的赞赏或批判、理解或误读也大多都是基于对这部著作的不同理解。因此，重新思考《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正确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科学评价的发展历程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形态》成书于1946年，作者用德文进行写作，而其初次问世却是以俄文的形式显见于1924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中。学界一般认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而他明确提出的“历史科学”概念则标志着不同于黑格尔观念论与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新的思想的诞生。那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强调的抽象人道主义原则被唯物史观所取代，而那些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待澄明的理论也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建构中日益明晰起来。总之，不懂得《形态》就难以理解马克思，既无法找到唯物史观的入口，也不能踏上发展的道路。
然而，人们对这部著作却充满了理解上的分歧，使得《形态》本身的价值变得晦而不明。南辕北辙的态度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首先，是赞赏的立场，以阿尔都塞最为典型。他主张《形态》是马克思思想由意识形态阶段过渡到科学阶段的飞跃性成果，其实现的“认识论的断裂”标志着马克思已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分道扬镳，并开始创建自己新的理论“总问题”；其次，是批评的声音，以哈贝马斯、阿伦特和鲍德里亚最具代表。虽然三人言论各异，但就将马克思刻画为一个单向度的生产主义者来说却殊途同归。他们指责《形态》所提出的生产范式不仅在当下已经过时，而且造成了对人类其他活动领域的压抑；最后，是轻视的态度，以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什最为突出。弗洛姆等人非常重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认为此时的马克思才是的正统，而晚期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日益滑入向经济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深渊。在马尔库什看来，从博士论文一直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所有著作连续性地显示出了他追寻自由的思想历程。但马尔库什却把自由视为人完全挣脱必然性的结果，这就导致《形态》不仅没有关于这种自由的讨论，而且连自由挣脱必然性这一主题都还尚未涉猎。所以，马尔库什将所有褒奖都给了《资本论》，却对其早期和刚步入成熟期的著作置若罔闻。从这点来看，他虽与弗洛姆等人在具体主张上相异，但却共同表现出了对《形态》作用的轻视。
对《形态》的如上态度都只是理论家的一孔之见，因为任何单方面和无批判的赞赏、反对或轻视都将遭至对马克思真精神的错失。因为，其一，阿尔都塞对《形态》的赞赏是建立在“两个马克思”的思想预设之上的，虽然他以反对西方阵营中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阐释为己任，但其以神秘化的方式抬高《形态》的做法却也难以在理论上站稳脚跟，最终只能把那些无法解释的断裂诉诸于“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这使得对马克思进行科学主义阐释的规划成为空想。其二，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生产主义的激进指控也是没有根据的。虽然马克思在《形态》殊强调了物质生产乃是人类最根本的实践方式，但这决不意味着实践就仅仅只有物质生产这一个维度。事实上，马克思在《形态》中也谈到过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也给过交往、消费等活动以一席之地。其三，弗洛姆等人将马克思早、晚期的思想对立起来，在思维方式上犯了与阿尔都塞同样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的后果必将误解唯物史观的实质。马尔库什固然是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却将自由和必然非此即彼地区分开来。如此，《形态》所实现的思想变革在上述观点中被彻底淹没了，如何看待和评价《形态》的历史功绩也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所以，通过制造马克思思想内部的对立，而高度赞扬或过激贬损《形态》地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而那些对《形态》作用的轻视更是难以在理论上自圆其说。科学看待和评价《形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吸取以上理论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扬弃之，转化之，超越之，进而探索对《形态》更加合理的新解释。
二
对《形态》的误读势必会造成对马克思思想的遮蔽，因此重新阐发《形态》的思想就成为我们理论工作的当务之急。本文认为，如何看待《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如何评价《形态》在马克思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彰显其当代性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三个前提性，只有解决好这些疑点和难点，《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才有可能得以真实地显现。
第一，必须坚持把《形态》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完成的著作。众所周知，学界通常强调《形态》是马克思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的“诞生地”，习惯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来定位《形态》的价值，加上盛行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差异说”导致了恩格斯的理论创造在《形态》的诠释史上一直处于“不在场”的状态。这一方面漠视了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所谓的马克思与之间的对立和分歧。我们坚决反对这种立场，并主张要把《形态》看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对话和商讨后，一致同意并合作完成的著作。这意味着，《形态》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创新性观点，不仅是属于马克思的，也是属于恩格斯的。正是他们二人一起完成了对人类思想史上问题域的更换，一起给予了传统形而上学以最彻底和最具说服力的批判。虽然恩格斯在其晚年的思想内容中提到过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他只赞成辩证唯物主义而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觉，但如果能正视其对《形态》的理论贡献，则会对此问题有一新的了解，即恩格斯是在已经达到唯物史观的理论地平之后，才开始着手去探讨其晚年所遇到的具体问题，而那些对自然规律和世界本性的谈论理应归属于唯物史观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评判。不能把恩格斯同旧唯物主义相混同，也不可将他与第二国际和苏俄的进行无差别的对待。如今，对恩格斯的恶意贬低已经成为造成内部分歧的导火索，因此，发现和明确恩格斯对《形态》的贡献对于唯物史观而言极其重要。
第二，必须坚持把《形态》看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著作。马克思之后的者总是根据自身所直面的理论和实践环境来创新和发展唯物史观，这决定他们只能有所选择地偏重于马克思其中一部分或一方面的思想。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和东欧新大多注重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阿尔都塞则更多抬高其后期思想的价值。这样非此即彼的划分自然造成了“两个马克思”的理论困局，进而使得处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期的《形态》之意义变得众说纷纭。因此，我们坚持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视作一个不断前进和日益深化的持续性过程。这样一来，所谓的断裂和跳跃之说便不能成立，而那些各执一端的偏颇态度也将被彻底地抛弃。马克思作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探索者，在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动态性的调整和变化。我们当然要以马克思晚期所达到的理论水平作为基准，但同时也应该肯定其早年所进行的思想创造。《形态》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而这既是以往理论积聚而成的结果，也是打开未来思想的新的入口。所以，《形态》的价值只有在整体性的考察中才能够得以展现，而那些用孤立眼光来评价它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第三，必须坚持把《形态》置于当今社会的新格局和新特点中予以考察。不可否认，当今的现实状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之间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而后者的许多具体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就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双重视野来创新。这表现在，一方面坚守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方法和精神，为马克思理论中有生命力的学说进行辩护；另一方面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幸福和希望来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可以说，《形态》的当代性就在于他展示出了社会现实的存在论性质，并提出了一套对其进行分析的可行概念框架。它启发我们要从原子式的生活方式中抽离出来，进而在社会性的“我们”之中去找寻“我”的位置。诗和远方固然重要，但决定这些精神追求的本质性因素是人的实际生存，是现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对抽象价值观的批判贯穿于《形态》的始终，马克思借此使人们明白，好的生活必须首先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存在。虽然《形态》还未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张，但其贡献出的社会原则已经成为马克思后来进行思想创造的源头活水，也进一步成为今天人们实现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的根本性前提。
要之，重思《形态》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意义的时代课题。作为的经典文献，《形态》也曾对中国的发展起到过不可估量的影响。时至今日，国人对它的探索和研究也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由此可见，《形态》不仅是一个既定的历史文本，更是一个不断敞开和生成中的社会现实，它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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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产业，一方面，报纸反映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另一方面，报纸也是一种产品，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要进入流通领域，具有商品属性。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报业管理体制的设计上，大体都采用编辑和经营两分开的模式。但由于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不同，在实行两分开的原因和两分开的内涵上表现出很大不同，我们这里就此来考察中国的情况。
一、实行两分开管理体制的原因
柳斌杰同志在全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座谈会上讲话时说，“在微观上把文化、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两种性质分开，区分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和经营性的 企业 单位，这也是了不得的进步，以前我们总是把它们绞合在一起，说是事业不给钱，说是企业不放权，两不像。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们明确地分开了。性质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性质一分开，后面的事就一通百通了。” 讲话为我们考察中国报业实行两分开管理体制的原因和必要性提供了线索。
第一，在两分开以前，报社或报业集团的每一个报纸都是宣传和经营合为一体，这种过于强调“块”的结构模式虽然有利于在局部范围内经营媒体，但不利于整体的统一。尤其是对于报业集团而言，宣传和经营都分别集中在一个个独立的报刊社，集团在总体上成不了系统。这需要在纵向上进行“条”的梳理，即对报业集团的业务进行划分，形成宣传和经营两大系统，将“条”和“块”结合起来，报业集团才真正能够发生“化学反应”。
第二，在两分开以前，报业采编和经营互相干扰：一方面，报社经营管理的功能依附于采编的功能，经营系统完全被纳入到报社行政管理的体系内，经营部门的领导被定为处级干部，报业内部缺乏专业性的经营人才。经营活动的事业化，使经营行为完全与市场脱节，极大地限制了报业的产业活力；另一方面，报业集团作为事业单位，主要任务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但是，报社发展的资金需要越来越大，社领导要拿出相当大的精力搞经营，宣传的力量难以集中。况且编辑记者往往要承担经营的责任，经营的利益驱动很容易惟利是图，干扰舆论导向，将社会效益弃置一边。
第三，如果把中国的报纸分成三类，即政治性报纸、事业性报纸和企业性报纸， 那么，这些报纸应该分别承受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和市场压力。但在两分开以前，中国的报纸要同时承受着这三种不同的压力。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做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又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发挥着类似于西方公共媒体的功能，坚持社会效益第一， 经济 效益第二的方针，同时还要像一般性的企业单位一样进行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样的压力在世界报业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合适的压力可以成为动力，但不恰当的压力却是发展的紧箍咒。长期以来，中国的报纸不但没能三者兼顾，而且本身应有功能的发挥也受到了限制，政治性报纸（党报）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小，事业性报纸（都市报、晚报）的发展遇到体制性障碍，企业性报纸（科技类和专业类报纸）的赢利能力降低。
实行分类管理，将宣传和经营在业务上分开，成了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双赢。两分开后，集团的宣传管理系统可以集中精力办报，使报纸真正做到导向正确，贴近群众、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读者喜欢，而赢得了读者就赢得了市场，这为报业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营管理系统可以大刀阔斧进行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经营将越来越专业化、 科学 化，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会为办报提供充足的资金。
二、两分开管理体制的内涵
对报业集团两分开的管理体制要在三个层面上来理解，首先，是在国家层面上。基于文化的双重属性，党的十六大把文化单位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公益性的事业，即为公共事业服务、隶属于国家的一些事业性质的部门；另一类是经营性的产业，它以生产的产品上市，通过市场实现它的价值。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继续以事业体制来管理，坚持政府主导，搞活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的产业要求按照 现代 企业制度进行体制的创新。国家对这两类不同的文化单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就报业而言，非赢利性的机构主要是指党报、党刊，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参与市场经营，而是主要为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服务。政府将确定正确的宣传政策导向，同时保障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设备与人力等资源；除了党报、党刊以外的报纸、期刊，基本上都要分期分批地转制为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管理体制、领导机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造，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事实上，国家是按照意识形态属性的强弱对报业进行划分，对意识形态属性明显的报刊，党和国家要严格控制。而对那些意识形态属性不强的报刊，国家将逐渐方开，如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科技类和专业类报刊进行整体转制试点工作。
其次，在集团的层面上。在关于公益性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企业单位两分开的政策指导下，国家对报业集团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对新闻媒体的宣传、经营业务进行科学划分，实现宣传与经营两分开，抓好宣传，搞活经营”。（刘云山语）报业集团按照“报纸宣传与报纸经营业务分开，新闻采编队伍与经营管理队伍分开”的要求，着手对集团管理体制进行改造，让采编系统和经管系统在体制上分离，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采编系统以行政命令为主要管理手段，经营系统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重点做好对可经营性资产的剥离工作，将集团内除了新闻宣传业务单位外，属于产业经营性质的发行、广告、印刷、物业、投资等单位，全部分离出来，改制为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有独资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报业集团的资产进行分割和评估，属于经营性的资产全部置入集团公司或相关子公司，相关员工全部转换劳动关系，变“事业人”为“企业人”、“社会人”。
最后，在单个媒体的层面上，设立媒体经营公司，作为报业经营主体，在业务关系上，与采编分离，独立经营，但在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上，媒体公司将采编和经营统一于一体，为报业经营的高效运行和报纸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建立了组织基础。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钱江晚报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2003年12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注册成立了钱江晚报有限公司，这是国内首家将报名直接用作公司名的媒体公司，媒体公司依托媒体独立开展经营，统筹运用媒体资源，通过对采编、印刷、发行和广告等环节的协调，将报刊从策划、生产到进入流通的全过程，统一在其战略思想指导之下，形成整体营销。
概括地讲，两分开的报业管理体制，就是在由出资人对报纸的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部门的干部人事、资产财务、考核监督等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将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在人员、机构方面彻底分离，做到业务不混合，人员不混岗。但两者之间要互相负责，一方面，采编部门负责宣传，办好宣传主业，为经营业务提供内容支撑，创造优质经营载体；另一方面，经营公司负责经营业务，为宣传业务提供经费支撑，承担媒体经济保障责任，形成宣传和经营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
三、两分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将宣传和经营彻底分开,彼此互不干涉,就可以做到：宣传系统用事业单位的传统体制来运作，就能够守住阵地，掌握舆论控制权；经营系统剥离出来以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就可以将报业做大做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事实上远没有这么简单，在报业产业已经从过去狭隘的报纸经营发展到现在的经营报纸的前提下，采编和经营越来越难以分开。一方面，“经营部分”不能离开报纸“编辑部分”。报纸剥离出来的发行、广告、印刷等经营性资产，如果失去了报纸这个载体和资源，这部分资产及其经营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例如发行和广告就与采编密不可分，报纸办得好，读者多，发行量大，广告营业额就增加，反之，板着面孔办报，读者不喜欢，发行量就会降低，广告也会受影响。因此，离开了报社，发行、广告、印刷等所谓经营性的企业就只能成为一般性的企业，毫无优势可言。可见，经营性资产的核心并不是其本身，而是采编部分。现在，许多业外资本想投资报业，考虑的也不是所谓的经营资产，而是核心的采编业务。
另一方面，“经营部分”对“编辑部分”的影响也很大。如果将“经营部分”彻底分离出去，“编辑部分”正常运行所依赖的 经济 基础就没有了，只能靠财政拨款或基金供养，而这是中央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进行报业体制改革所要革新的内容。“经营部分”对“编辑部分”的影响还不只如此，报纸的内容也会受到“经营部分”的控制。随着
此外，我们原来设想的按照意识形态的强弱对报刊做区分，让意识形态强的报刊保持事业体制，而让意识形态弱的报刊转制为 企业 ，认为这样就可以掌控舆论导向。其实，这种想法也过于简单，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强的报刊看成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把意识形态弱的报刊看成是大众文化的代表，那么，就不单单是只有前者才会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后者也一样，而且可能更巧妙，效果更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是值得我们聆听的清醒之音。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的娱乐、休闲类的报刊很多是外方资助或是境外的舶来品的时候，这种警惕就显得很必要了。
四、正确把握两分开的管理体制
在 现代 的报业经营活动中，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是两个权责分离又相互依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劳动最后通过发行量和广告额一起得到验证，二者互为资源，互为因果，缺一不可，本质上不能截然分开。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应该正确地处理宣传和经营二者之间的关系，准确地把握两分开的管理体制，要坚持如下原则：
（一）互利双赢的原则
在报业的 发展 中，采编和经营同样重要，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因此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 科学 的利益机制，让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双赢。事实上，双赢的指导思想是有客观基础的。一方面，报社的发展需要更新设备，进行员工培训，创办新的报纸，这些都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两分开后，这些费用和开支都要由集团公司来提供。集团公司董事会必须把报社的经费开支作为优先考虑的项目列入年度预算，经报业集团党委审批。由于集团党委的大部分成员是报社编委会成员，这就充分地保障了报社能够从集团公司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使报纸的宣传工作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集团公司主导下的经营系统的主营业务都是围绕着集团的报纸展开的，报纸的采编系统的运行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经营业绩的好坏。因此，集团公司会全力支持报社的发展的。宣传和经营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利益统一体。
宣传和经营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共同促进报业集团的发展，具体可 参考 如下的业务模式：集团公司每年年初统计测算出上年集团各报广告收入额、广告价格和广告版面数等重要参数，以宏观经济和报纸广告行业的变动趋势为参考，提出本年度集团各报广告创收计划、广告价格及相应的广告版面计划。在此基础上，集团公司与报社签定委托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报社保证为集团公司提供所属各报广告版面的数量，集团公司保证为报社提供预算中确定的采编经费及发展投入。集团公司再与广告公司签定广告合同，合同中要明确广告公司集团各报的广告版面、广告价格和费用等重项目。如果遇到在规定版面以外的广告加版的情况，广告公司要向集团公司提交加版申请，由集团公司进行经济测算，与报社协商，确定加版方案。若加版挤占了新闻版面，集团公司要给报社适当的经济补偿（可为广告加版收入的一定比例）。
（二）统分结合的原则
经营的业务、机构和人员从报刊中剥离出来以后，如果不能协调统合好，就会造成宣传和经营两张皮，互相推委，互相指责，影响报业集团整体优势的发挥。因此，正确把握两分开的管理体制，就要坚持统分结合的原则，树立整体优化的意识，将宣传和经营的各个部分协调、配合好。要正确地处理好集团运行中的统分关系，在两分开的基础上实现分中有合，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报社要集中精力搞好宣传，但同时也要承担利润指标，其工资总额随利润增减上下浮动。报社完成利润指标并不是直接去经营，而是通过全力办好报纸，为扩大发行、增加广告收入创造条件；抓好内部管理，降低成本费用；选择好的广告、发行、印务等公司，争取最佳经营业绩。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体制改革中实行“一本帐”和媒体总编辑兼任公司董事长的做法，这两点是统分结合的重要体现。“一本帐”是指不管实际帐务如何处理，也不管 法律 主体如何划分，集团对“一媒体”和“一公司”合并后的主体进行考核，这是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财务基础。总编辑兼任董事长是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组织保障。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做法是，除了集团由编委会和经委会分别负责集团的采编、经营业务外，各报刊对宣传和经营工作负总责。日常运行中侧重采编工作，属于经营工作的广告、发行等由集团专业公司。具体做法是将报刊部门视作基本生产单位进行考核，让它对报刊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总负责。同时，由报刊编委会与集团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以契约的形式，确定经营业绩、费率及双方合作事项。这样做，既赋予了报刊明确的经营权责，同时又充分发挥集团采编部门及广告、发行部门专业分工的优势，达到资源共用、利润共享、风险共担。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做法是正确地理解了两分开管理体制，符合党和政府所说的两分开应该是在报业的同一经济利益主体内，对同一产品生产过程的生产与销售的专业化分工的精神。报业集团公司作为经济利益主体和市场主体，应该是包括编辑部分在内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剥离出来的部分经营性资产。很明显，如果不把报纸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来管理和经营的话，实际运作中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宣传部分和经营部分要合力并举，协同配合。如两分开之后的发行工作就是这样，因为发行量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办报质量，因此报纸的总编辑（或编委会）仍要对发行量负责，报纸发行量仍要作为考核总编辑（编委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发行部门实行公司化运作后，集团公司每年年初与发行公司签定承包合同，对集团各报的发行量、发行费率及奖惩条款做出明确规定。而发行公司除了依靠市场手段办发行以外，报纸原来的发行手段（党委文件、宣传部门协助、宣传促发行等）也要坚持，也就是要建立发行公司董事会与报纸编委会的联系协调机制，行政命令和市场调节两股力量向一处使劲，最终实现宣传和经营的双赢。
总之，报业企业要实现经济目标，除了良好的经营管理和产品营销策略外，最关键的在于产品质量，即采编部分能否及时、准确地提供给读者客观、公正、有价值的信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不仅仅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报业发展的一种内在本质规定性。两分开的管理体制力图通过采编和经营在业务上独立但不分离的运行模式，使中国报业的发展从过去的“编报纸”转向“经营报纸”，由过去单纯的生产型体制转变为市场机制型体制，最终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与报纸承担社会责任的最佳结合点。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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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产业，一方面，报纸反映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另一方面，报纸也是一种产品，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要进入流通领域，具有商品属性。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报业管理体制的设计上，大体都采用编辑和经营两分开的模式。但由于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不同，在实行两分开的原因和两分开的内涵上表现出很大不同，我们这里就此来考察中国的情况。
一、实行两分开管理体制的原因
柳斌杰同志在全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座谈会上讲话时说，“在微观上把文化、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两种性质分开，区分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和经营性的企业单位，这也是了不得的进步，以前我们总是把它们绞合在一起，说是事业不给钱，说是企业不放权，两不像。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们明确地分开了。性质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性质一分开，后面的事就一通百通了。”讲话为我们考察中国报业实行两分开管理体制的原因和必要性提供了线索。
第一，在两分开以前，报社或报业集团的每一个报纸都是宣传和经营合为一体，这种过于强调“块”的结构模式虽然有利于在局部范围内经营媒体，但不利于整体的统一。尤其是对于报业集团而言，宣传和经营都分别集中在一个个独立的报刊社，集团在总体上成不了系统。这需要在纵向上进行“条”的梳理，即对报业集团的业务进行划分，形成宣传和经营两大系统，将“条”和“块”结合起来，报业集团才真正能够发生“化学反应”。
第二，在两分开以前，报业采编和经营互相干扰：一方面，报社经营管理的功能依附于采编的功能，经营系统完全被纳入到报社行政管理的体系内，经营部门的领导被定为处级干部，报业内部缺乏专业性的经营人才。经营活动的事业化，使经营行为完全与市场脱节，极大地限制了报业的产业活力；另一方面，报业集团作为事业单位，主要任务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但是，报社发展的资金需要越来越大，社领导要拿出相当大的精力搞经营，宣传的力量难以集中。况且编辑记者往往要承担经营的责任，经营的利益驱动很容易惟利是图，干扰舆论导向，将社会效益弃置一边。
第三，如果把中国的报纸分成三类，即政治性报纸、事业性报纸和企业性报纸，那么，这些报纸应该分别承受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和市场压力。但在两分开以前，中国的报纸要同时承受着这三种不同的压力。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做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又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发挥着类似于西方公共媒体的功能，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方针，同时还要像一般性的企业单位一样进行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样的压力在世界报业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合适的压力可以成为动力，但不恰当的压力却是发展的紧箍咒。长期以来，中国的报纸不但没能三者兼顾，而且本身应有功能的发挥也受到了限制，政治性报纸（党报）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小，事业性报纸（都市报、晚报）的发展遇到体制，企业性报纸（科技类和专业类报纸）的赢利能力降低。
实行分类管理，将宣传和经营在业务上分开，成了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双赢。两分开后，集团的宣传管理系统可以集中精力办报，使报纸真正做到导向正确，贴近群众、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读者喜欢，而赢得了读者就赢得了市场，这为报业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营管理系统可以大刀阔斧进行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经营将越来越专业化、科学化，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会为办报提供充足的资金。
二、两分开管理体制的内涵
对报业集团两分开的管理体制要在三个层面上来理解，首先，是在国家层面上。基于文化的双重属性，党的十六大把文化单位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公益性的事业，即为公共事业服务、隶属于国家的一些事业性质的部门；另一类是经营性的产业，它以生产的产品上市，通过市场实现它的价值。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继续以事业体制来管理，坚持政府主导，搞活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的产业要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体制的创新。国家对这两类不同的文化单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就报业而言，非赢利性的机构主要是指党报、党刊，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参与市场经营，而是主要为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服务。政府将确定正确的宣传政策导向，同时保障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设备与人力等资源；除了党报、党刊以外的报纸、期刊，基本上都要分期分批地转制为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管理体制、领导机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造，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事实上，国家是按照意识形态属性的强弱对报业进行划分，对意识形态属性明显的报刊，党和国家要严格控制。而对那些意识形态属性不强的报刊，国家将逐渐方开，如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科技类和专业类报刊进行整体转制试点工作。
其次，在集团的层面上。在关于公益性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企业单位两分开的政策指导下，国家对报业集团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对新闻媒体的宣传、经营业务进行科学划分，实现宣传与经营两分开，抓好宣传，搞活经营”。（刘云山语）报业集团按照“报纸宣传与报纸经营业务分开，新闻采编队伍与经营管理队伍分开”的要求，着手对集团管理体制进行改造，让采编系统和经管系统在体制上分离，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采编系统以行政命令为主要管理手段，经营系统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重点做好对可经营性资产的剥离工作，将集团内除了新闻宣传业务单位外，属于产业经营性质的发行、广告、印刷、物业、投资等单位，全部分离出来，改制为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有独资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报业集团的资产进行分割和评估，属于经营性的资产全部置入集团公司或相关子公司，相关员工全部转换劳动关系，变“事业人”为“企业人”、“社会人”。
最后，在单个媒体的层面上，设立媒体经营公司，作为报业经营主体，在业务关系上，与采编分离，独立经营，但在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上，媒体公司将采编和经营统一于一体，为报业经营的高效运行和报纸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建立了组织基础。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钱江晚报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2003年12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注册成立了钱江晚报有限公司，这是国内首家将报名直接用作公司名的媒体公司，媒体公司依托媒体独立开展经营，统筹运用媒体资源，通过对采编、印刷、发行和广告等环节的协调，将报刊从策划、生产到进入流通的全过程，统一在其战略思想指导之下，形成整体营销。
概括地讲，两分开的报业管理体制，就是在由出资人对报纸的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部门的干部人事、资产财务、考核监督等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将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在人员、机构方面彻底分离，做到业务不混合，人员不混岗。但两者之间要互相负责，一方面，采编部门负责宣传，办好宣传主业，为经营业务提供内容支撑，创造优质经营载体；另一方面，经营公司负责经营业务，为宣传业务提供经费支撑，承担媒体经济保障责任，形成宣传和经营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
三、两分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将宣传和经营彻底分开,彼此互不干涉,就可以做到：宣传系统用事业单位的传统体制来运作，就能够守住阵地，掌握舆论控制权；经营系统剥离出来以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就可以将报业做大做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事实上远没有这么简单，在报业产业已经从过去狭隘的报纸经营发展到现在的经营报纸的前提下，采编和经营越来越难以分开。一方面，“经营部分”不能离开报纸“编辑部分”。报纸剥离出来的发行、广告、印刷等经营性资产，如果失去了报纸这个载体和资源，这部分资产及其经营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例如发行和广告就与采编密不可分，报纸办得好，读者多，发行量大，广告营业额就增加，反之，板着面孔办报，读者不喜欢，发行量就会降低，广告也会受影响。因此，离开了报社，发行、广告、印刷等所谓经营性的企业就只能成为一般性的企业，毫无优势可言。可见，经营性资产的核心并不是其本身，而是采编部分。现在，许多业外资本想投资报业，考虑的也不是所谓的经营资产，而是核心的采编业务。
另一方面，“经营部分”对“编辑部分”的影响也很大。如果将“经营部分”彻底分离出去，“编辑部分”正常运行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就没有了，只能靠财政拨款或基金供养，而这是中央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进行报业体制改革所要革新的内容。“经营部分”对“编辑部分”的影响还不只如此，报纸的内容也会受到“经营部分”的控制。随着中国报业的发行由过去的邮发转向地摊发行，印数的多少取决于终端市场的需要，而终端的需要来源于他对读者内容偏好的判断，结果是看似与报纸编辑无关的发行最终影响了编辑的价值取向，当然，这种影响不同于行政命令的强行制约，而是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的一种无形操纵。
此外，我们原来设想的按照意识形态的强弱对报刊做区分，让意识形态强的报刊保持事业体制，而让意识形态弱的报刊转制为企业，认为这样就可以掌控舆论导向。其实，这种想法也过于简单，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强的报刊看成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把意识形态弱的报刊看成是大众文化的代表，那么，就不单单是只有前者才会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后者也一样，而且可能更巧妙，效果更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是值得我们聆听的清醒之音。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的娱乐、休闲类的报刊很多是外方资助或是境外的舶来品的时候，这种警惕就显得很必要了。
四、正确把握两分开的管理体制
在现代的报业经营活动中，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是两个权责分离又相互依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劳动最后通过发行量和广告额一起得到验证，二者互为资源，互为因果，缺一不可，本质上不能截然分开。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应该正确地处理宣传和经营二者之间的关系，准确地把握两分开的管理体制，要坚持如下原则：
（一）互利双赢的原则
在报业的发展中，采编和经营同样重要，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因此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科学的利益机制，让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双赢。事实上，双赢的指导思想是有客观基础的。一方面，报社的发展需要更新设备，进行员工培训，创办新的报纸，这些都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两分开后，这些费用和开支都要由集团公司来提供。集团公司董事会必须把报社的经费开支作为优先考虑的项目列入年度预算，经报业集团党委审批。由于集团党委的大部分成员是报社编委会成员，这就充分地保障了报社能够从集团公司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使报纸的宣传工作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集团公司主导下的经营系统的主营业务都是围绕着集团的报纸展开的，报纸的采编系统的运行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经营业绩的好坏。因此，集团公司会全力支持报社的发展的。宣传和经营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利益统一体。
宣传和经营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共同促进报业集团的发展，具体可参考如下的业务模式：集团公司每年年初统计测算出上年集团各报广告收入额、广告价格和广告版面数等重要参数，以宏观经济和报纸广告行业的变动趋势为参考，提出本年度集团各报广告创收计划、广告价格及相应的广告版面计划。在此基础上，集团公司与报社签定委托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报社保证为集团公司提供所属各报广告版面的数量，集团公司保证为报社提供预算中确定的采编经费及发展投入。集团公司再与广告公司签定广告合同，合同中要明确广告公司集团各报的广告版面、广告价格和费用等重项目。如果遇到在规定版面以外的广告加版的情况，广告公司要向集团公司提交加版申请，由集团公司进行经济测算，与报社协商，确定加版方案。若加版挤占了新闻版面，集团公司要给报社适当的经济补偿（可为广告加版收入的一定比例）。
（二）统分结合的原则
经营的业务、机构和人员从报刊中剥离出来以后，如果不能协调统合好，就会造成宣传和经营两张皮，互相推委，互相指责，影响报业集团整体优势的发挥。因此，正确把握两分开的管理体制，就要坚持统分结合的原则，树立整体优化的意识，将宣传和经营的各个部分协调、配合好。要正确地处理好集团运行中的统分关系，在两分开的基础上实现分中有合，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报社要集中精力搞好宣传，但同时也要承担利润指标，其工资总额随利润增减上下浮动。报社完成利润指标并不是直接去经营，而是通过全力办好报纸，为扩大发行、增加广告收入创造条件；抓好内部管理，降低成本费用；选择好的广告、发行、印务等公司，争取最佳经营业绩。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体制改革中实行“一本帐”和媒体总编辑兼任公司董事长的做法，这两点是统分结合的重要体现。“一本帐”是指不管实际帐务如何处理，也不管法律主体如何划分，集团对“一媒体”和“一公司”合并后的主体进行考核，这是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财务基础。总编辑兼任董事长是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组织保障。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做法是，除了集团由编委会和经委会分别负责集团的采编、经营业务外，各报刊对宣传和经营工作负总责。日常运行中侧重采编工作，属于经营工作的广告、发行等由集团专业公司。具体做法是将报刊部门视作基本生产单位进行考核，让它对报刊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总负责。同时，由报刊编委会与集团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以契约的形式，确定经营业绩、费率及双方合作事项。这样做，既赋予了报刊明确的经营权责，同时又充分发挥集团采编部门及广告、发行部门专业分工的优势，达到资源共用、利润共享、风险共担。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做法是正确地理解了两分开管理体制，符合党和政府所说的两分开应该是在报业的同一经济利益主体内，对同一产品生产过程的生产与销售的专业化分工的精神。报业集团公司作为经济利益主体和市场主体，应该是包括编辑部分在内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剥离出来的部分经营性资产。很明显，如果不把报纸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来管理和经营的话，实际运作中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宣传部分和经营部分要合力并举，协同配合。如两分开之后的发行工作就是这样，因为发行量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办报质量，因此报纸的总编辑（或编委会）仍要对发行量负责，报纸发行量仍要作为考核总编辑（编委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发行部门实行公司化运作后，集团公司每年年初与发行公司签定承包合同，对集团各报的发行量、发行费率及奖惩条款做出明确规定。而发行公司除了依靠市场手段办发行以外，报纸原来的发行手段（党委文件、宣传部门协助、宣传促发行等）也要坚持，也就是要建立发行公司董事会与报纸编委会的联系协调机制，行政命令和市场调节两股力量向一处使劲，最终实现宣传和经营的双赢。
总之，报业企业要实现经济目标，除了良好的经营管理和产品营销策略外，最关键的在于产品质量，即采编部分能否及时、准确地提供给读者客观、公正、有价值的信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不仅仅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报业发展的一种内在本质规定性。两分开的管理体制力图通过采编和经营在业务上独立但不分离的运行模式，使中国报业的发展从过去的“编报纸”转向“经营报纸”，由过去单纯的生产型体制转变为市场机制型体制，最终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与报纸承担社会责任的最佳结合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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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2-0005-04
一、前 言
教科书在学校教育系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教科书是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和学生学习的主要资源。就教育功能言，教育是社会化的历程，教育的目的在培养学生具备适应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与能力，教科书则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工具，是学生获得知识的来源，是政治社会化的工具。
教育自由化是当前世界重要的教育思潮，更是现代社会变迁发展的趋势。政府课程多元化政策形成开放的教科书编审制度，并影响教科书市场之出版营销。教科书编辑、审查，以及彼此交互作用的历程，决定教科书的内容与质量，并影响教科书内容中的意识形态。
教科书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教科书内容中的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必然会随着社会变迁及政经发展而适时调整。所以，“教科书是政治的产品，也是经济的产品；教科书制度不仅是一种文化政策，更是一种政治政策，一种经济政策”（欧用生，1996）。
二、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演进
在1968年之前，台湾实施六年义务教育，学校一般学科教科书由“国立编译馆”编辑；音乐、美术两科教科书由各书局编印，送“国立编译馆”审查；中学则实施部分学科统编，部分学科审定制。1968年配合实施九年公民教育，中小学教科书一律实施统编制。1989年以后，随着社会多元化与教育自由化，逐步开放中小学教科书为审定本。演进过程如表1所示。
三、教科书发展历程
教科书是发展出来的，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分为课程规划、教科书编审、市场机制、使用及评鉴五个阶段（见图1）。
1. 课程规划阶段
课程设计规划是教科书发展的起点，课程架构和内容是教科书编审的依据；课程实施程序，则影响教科书编审、选用及学校教学。
2. 教科书编审历程
分为编辑和审查两部分，出版业者依据政府颁布的课程纲要编辑教科书，政府单位对送审的教科书进行审查作业，二者的运作过程彼此重叠交错，共同完成教科书编审工作。
3. 教科书市场机制
包括教科书发行和选用两部分，出版业者将审定通过的教科书在市场上发行销售，学校就通过审定的各版本教科书进行评选作业，两者交互作用，共同完成教科书选用程序。
4. 教科书使用
学校教师使用教科书进行教学，并以之作为教学评量的依据；同时，各科教科书的内容，亦成为升学考试命题的取材来源。
5. 教科书评鉴
教科书在教学使用后，应针对其内容及实际教学之使用情况，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评鉴，作为改进教科书质量的重要参考。
四、教科书审查作业程序
中小学教科书开放民间编辑后，教育主管部门为进行审查，乃于高级中等教育法及“国民教育法”，分别订有审定之法令依据，“国家教育研究院”（原“国立编译馆”）（以下简称“国教院”）则依此立法授权，分别制定小学及中学教科图书审定办法、高级中等学校教科用书审定办法，作为审查中小学教科书之准则。
依审定办法规范，凡是依法登记经营图书出版之公司，均可成为教科书申请审定者。教科书审查之决议分为通过、修正或重编三种（审查流程如图2），修正稿申请续审，最多以三次为限；审查（初审）、续审及出版业者修正书稿之时间，均订有一定期限。
“国教院”为办理教科书审查，依阶段、学科组成“审定委员会”，审定委员包括学科专家、教育学者及现职教师，聘期两年，委员不得兼任申请者之教科用书编辑、总订正、顾问或其他相关职务。
五、教科书编审运作历程分析
教科书编审制度可分为统编制、审定制、认可制及自由选用制。教科书“审定制”，系指出版业者依据公布的课程纲要编辑教科书，送教育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始得发行，供学校选择作为教学使用之制度。教科书编审运作历程包括两阶段：1）出版业者依据课程纲要编写教科书；2）教育主管部门审查教科书。此两阶段的进行过程往往相互重叠交错。教科书编审作业之进行，是编辑单位（人员）与审查单位（人员）两者间不断来回交互作用的历程（见图3）。
1. 组织与人员
教科书编审运作历程，包括出版业者、编辑团队、审查单位和审查委员会四个组织，各有其不同性质、权力结构及运作型态。编审过程的参与者，包括编辑行政人员、编辑人员、审查行政人员和审查人员四类，各有其专业经验、背景和不同的立场。
2. 运作历程
从出版业者邀请编者开始，编辑团队依据课程纲要之规范，完成教科书书稿后交给业者（编辑行政人员）（a），业者依程序送审（b），审查单位（行政人员）依序交给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然后提出审查意见交回审查单位（c），审查单位将审查结果及审查意见通知业者（b），业者请编辑团队进行修正（a），然后再送续审（b），……如此循环重复，直到通过审查，业者将教科书出版发行，或是停止送审。
3. 沟通机制
教科书编审之间的沟通管道分为三类：1）主要沟通管道（a）（b）（c），系教科书编审运作过程之必要沟通管道；2）次要沟通管道（d），审查过程中，审查委员或编者认为有必要时，得请求编审对谈陈述意见；3）辅助沟通管道（e）（f），业者与审查委员间，以及编者与审查单位间，可藉召开会议、书面建议或是其他方式进行沟通。
4. 运作内涵
分为程序和实质两部分：1）程序系指教科书编审的行政作业，包括业者内部的行政作业、送审规定的行政程序及审查委员会的运作程序，主要由编辑行政人员和审查行政人员负责；2）实质系指教科书的实际内容，包括编辑过程中决定的内容，以及审查委员会建议修改的内容，主要由编辑人员和审查人员掌握。
5. 互动型态
编审间之互动有五种型态：1）编辑行政人员与审查行政人员间的互动，透过主要管道（b），以程序为主；2）编者与审查委员间之互动，透过次要沟通管道（d），双方互动以实质内容为主；3）业者（行政人员）与编者（团队）间之互动，透过编辑程序与实质内容联结的主要管道（a），决定教科书编辑的内容与质量；4）审查单位（行政人员）与审查委员之互动，透过审查程序与实质内容联结的主要管道（c），决定教科书审查的结果；5）业者与审查委员间之互动（e），以及编者与审查单位间之互动（f），则可能包括程序和实质。
6. 结构网络
教科书编审运作历程中，各编审相关单位（人员）共同构成结构网络，而各相关单位（人员）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则决定教科书的内容与质量。
六、教科书出版之产业特质
中小学教科书开放由民间业者编辑出版后，教科书就具有市场机制中商品的性质。作为一种商品，教科书有三项特质：1）教科书是一种义务消费的商品，除了极少数的学校外，几乎所有的中小学学生都需要购买教科书，所以只要有学生，教科书就有其基本的市场需求；2）教科书市场是一个限制性的市场，无论市场上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每一个学生在同一时间都只会购买一本教科书，所以教科书的总量是有限的，和学生数有密切关系；3）教科书是一种消费主体和消费决策分离的商品，教科书的使用者是学生，决策者是教师，而付费者则是家长，特殊的消费方式构成异质性的教科书市场形态。
教科书出版是“知识密集”、“资本密集”、“高成本”、“高竞争门槛”的产业，教科书市场是一个“以量取胜”、“寡占”的市场。教科书出版业者强调市场占有率，讲求长期性、高销售量，并重视附属产品的利润。实证研究显示，教科书业者惯采非价格竞争，营销方式和售后服务为决定占有率的重要因素；教育政策决定教科书市场规模和运作机制，也影响业者经营和营销策略。
七、台湾教科书编审与出版之重要议题
从1996年小学教科书全面开放为审定本以来，台湾教科书编审与出版之发展已近二十年，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政策”、“选用”、“价格”等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列举如下：
一是课程与教科书政策变动频繁，造成教科书内容更迭及市场动荡；二是九年一贯课程跳跃的实施方式及时程，影响教科书编审期程及质量；三是编审各具专业，角色对立，互信不足，彼此形成意识形态的争议；四是中小学联合计价、议价制度稳定书价，也间接影响教科书质量及服务；五是课本与参考书、数位教材等附属产品之间，出现交叉补贴的迹象。
八、改进教科书相关议题的因应策略
一是确立“教育归教育、市场归市场”的基本原则；二是确实推动“中小学课程长期研究发展计划”；三是积极鼓励课程与教科书学术研究发展；四是厘清教科书本质，理性探究意识形态的内容；五是检讨改进中小学教科书计价、议价制度。
九、结 语
自从中小学教科书全面审定以来，虽然仍有部分人士对“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存有疑虑，偶而还有检讨的声音，但事实上，教科书多元化已经成为教育自由化的大潮流中，一股不可违逆的趋势。
在这段变动的时期，“国教院”一直扮演积极推动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角色，包括成立教科书图书馆、创办《教科书研究》学术期刊、办理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奖助，及推动教科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高质量的教科书是提升学校教学水平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教师的素质是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另一个关键，惟有促进教师专业知能不断成长，方能真正有效使用教科书，以增进教学效能，达成学校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欧用生.芳兰铎声：迈向师资培育的新纪元[M].台北：康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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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
[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林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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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重点工作列出十项作业内容
1、日常清理作业
2、交汇处路口作业
3、公路沿线作业
4、路面清扫作业
5、上门回收服务作业
6、上门服务作业
7、安全处理作业
8、绿地/修剪作业
9、机具设备检修作业
10、其他临时处理作业
二、具体实施步骤与流程
1、日常清理作业
每天对园区内的白色垃圾，各种杂物等清理两次，管控好源头。
2、交汇处路口作业
对园区两个公路交汇处路口周边和路面，每天最低清理两次，特殊情况下实时巡查清理。
3、公路沿线作业
对辖区内的公路两侧的白色垃圾等坚持三天清理一次，特殊情况下随时随地清理。
4、路面清扫作业
随时随地清扫路面，每天都要巡查，并且严格管控源头。
5、上门回收服务作业
对投放的垃圾箱回收点，两天上门回收一次，特殊情况下随时随地回收。
6、上门服务作业
经常对园区企业和产生白色垃圾较多的个人住户等源头，上门宣传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排除突发性质的基本救援服务等，履行社会责任义务。
7、安全处理作业
对回收的白色垃圾等定期安排安全处理工作，选择焚烧或者深埋等。
8、绿地/修剪作业
绿地平整，修剪，绿化等，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做好每一项工作内容，
9、机具设备检修作业
对所使用的工具/机具设备等，在自身能处理的情况下，要定期检修，
确保使用过程中安全第一，延长使用寿命。
10、其他临时处理作业
日常工作中，遇到有破坏园区环境整洁的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处理好。
三、日常管理模式
1、全面实施园区整洁常态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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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介绍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为了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保留和延续，以作为维护文化身份及文化的依据。保存历史文物的真实性往往是保护主义者用来量度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成的，但是我们又如何去定义什么是“真实性”呢
二 北京的历史保护概述
历史保护在北京有三个监管：
在地区层面，然北京市在1990年代初步确立了历史文化保护区，将旧城25片具有传统风貌和民族特色，总用地面积为1038ha的历史地段立入为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但是在暴涨的土地价值和昂修复成本下，不少历史文化保护区，如南锣鼓巷，大栅栏，鲜鱼口和琉璃厂都不再是被修复，而是拆除后完全重建。旧有的历史建筑被新建的外栋栋相同的仿古青砖建筑取而代之，建成后被单一化地被游客纪念品商店和国际零售品牌进驻。试图复原中国古代风貌的仿古建筑，却成了中国版的迪士尼主题公园。
这种历史保护的方法需要高档商业的支持来平衡早期的资金投入，使得原本的小手工业工厂、、书院，在重建后都没有得到恢复。随著这些知识交流和艺术创作场所的消失，北京开始慢慢失去其作为文化中心的重要性。历史建筑保护反而成为吸引财富、商业和游客的一种手段。老百姓被迫搬迁到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成为一种新的边缘化的人群类型。工人、工匠、小商店业主、老人，被强制性的从自己的文化及历史环境中驱逐出去，只得到很少的补偿。自1990年以来，超过580，000四合院居民
三 1960后胡同的演变
正当标志性建筑个体被大规模?修缮的同时
“自建房”通常是四合院房间的直接伸延
在北京快速城市化的同时，汽车的使用更加普遍，因此对机动车道和紧急车辆通道需求日益增长。
尽管被自建房填的四合院居住环境拥挤，
四 “真实性”的反思和重新定义
虽然旅游业和高档服务产业的投资使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与此同时北京却面临着被博物化的危机。博物馆化这个概念源自博物馆，但其描述的不局限於博物馆内：
忽视当前的社会问题和需求，而只把历史街区整修如旧，在经济效益上是不可行的。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真实性”的定义。考虑到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现实，要真正实现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延续，就不应只是要保护文物的完整物理结构和外，维护历史街区的肌理也同等重要。一个地区的独特性往往是由社区里多样化的阶层、活动和功能之间的互动而形成。
在不破坏胡同邻里的肌理的大前题下去解决人口膨胀而形成的住房问题，首先必须增加住宅的密度。要有效地达到这目标，数字设计工具如能源数据分析模型、参数化设计、数字模拟模型的等的辅助是必不可少的。
数字设计工具对复杂的城市设计问题有着巨大的帮助。举例来说，对现状使用数字模拟技术合理化分析后，把数据转变成能用于设计中的一种可行的选择。它使设计师能够针对场地的自身条件而作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从而改善环境条件的同时也为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准备。在提供了新的非线性的制约因素和机会的同时，相对于传统的现象学，数字模拟技术提供了双向的现象研究。
四合院自建房的设计可以以此推论为基础，建立日光系统，寻求最能符合节能和自然采光原则的方法来提高四合院的住宅密度。把环境数据例如建筑物的大小、材料的反光度、地理位置、气候数据和?设计方案一同导入三维能量分析模型，并且把可建的土地划分成细点，再进行日光计算得到日光像素化数据图。把数据图加以分析校准就可得到一系列密度从低到高的渐进的可行性方案。最后加入现实因素和各种限制后，就可得到胡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设计蓝图。
利用参数化设计技术来完成通风系统设计是另外一个可以优化新的四合院布局的方法。北京冬季频繁发生的沙尘暴和夏季的高温为住宅通风系统设计带来极大的挑战。通风系统参数化设计是以季节性气流数据为定量信息，同时加入青砖的旋转方向角度及砖和砖之间的距离为调整的参数，变量化参数根据所需的隐私性及季风所赋予的不同数值，就可得到对应环境和不同土地使用的参数砖墙。例如在北立面砖的方向可以是垂直于壁，尽量减少北方冬季风的冲击；南立面砖的旋转方向是贴近水平，有利于自然通风。在需要高的孔隙率，透明度和开口的情况下，参数化衍生的软质材料例如布料，金属丝网等，可以用作替青砖的材料。通过运用自然通风、孔隙率和土地用途的策略，使得原本平坦的砖面转变成三?维结构并进一步细化。
五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