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闽台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的发展

1.处理好文化发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间文化根植于广大民众的生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诸多因素发生改变时，人们更快、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现代的、外来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铺开，这使得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冲击。因此，处理好文化的发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是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形式发展的根本。民间文化应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发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炼，即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将封建的、愚昧的、不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部分进行舍弃处理，将现代文化中的内容融合在传统文化中，实现既有民族传统文化根基，又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形成现代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来文化元素，正确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文化形式和内容，壮大文化队伍，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使多种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队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适合时代需求的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给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料，使民间艺术这棵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2.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

在构建现代的、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民间文化基础上，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是对民间艺术的延伸与发展。张道一提出“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间艺术的“母性”特点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为养料、具有繁衍发展的能力。这就我们需要抓住繁衍的内在动力，去发展更多的艺术形式。就传统的民间艺术造型形式和内容来看，不管是剪纸、年画、泥塑玩具，还是皮影戏，它们都具有共同之处：是以民间固有的美学理念为审美尺度进行的造物活动，具有艺术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审美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理想、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真正‘为生活造福的艺术’”。也就是说，民间艺术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为其蕴涵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质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风格、内容、表现的手法、新的视觉形态就可以根据现时代的审美、时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扩展已有的民间艺术形式美感、丰富素材及主题，使其更符合现代生活内容，更贴近人们的现代生活。这样的民间艺术就再不会是古董和文化遗产，而是民间艺术的再生和繁荣。

篇2

关键词：原生态 民族艺术 民族文化 生态保护

在全球经济交往日趋深入的今天，全球文化在不断的交往与碰撞中相互融合。在中国的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艺术形式被称为原生态民族艺术，这为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带来了别样的生机。 

一、原生态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 

原生态，顾名思义，代表着生命之态、自然之态，是一切生活及艺术的根源。原生态一词最初见于声乐比赛，随后在表演艺术等领域迅速蹿红，成为文化领域的特殊符号。原生态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化领域之后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存在着。而所谓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多是指一些原始的、原创的、民间的、乡土的艺术形式，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智慧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可以说原生态民族艺术是在特定的原始环境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作为比较原始的民族艺术，原生态民族艺术的素材多源自于对自然的崇拜以及人类的本能，经过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原始为基本的奇特的艺术形式。原生态民族艺术所代表的，是民间艺术和民族风俗所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融合的产物。 

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在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民间艺术的形式存在。不论何种民间艺术或民族艺术，都有其丰富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艺术，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是整个民族广泛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原生态民族艺术在未被发掘之初，是只在这个民族内部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表现的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往往带有原始文化的特征在里面，会有对自然现象的原始崇拜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始的活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活动，这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才能被称为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当某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被众人所接受的时候，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来自原始文化的冲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民族文化为什么被称为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的、乡土的甚至是神秘的气息。人们通过原生态的艺术形式，了解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甚至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起源，这就是原生态民族艺术呈现给世人的来自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价值。原生态民族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所展示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态度，是这一民族的价值体系、心理认同在艺术文化上的体现。 

篇3

生态伦理一般是指，人类在进行与自然有关的生态活动中产生的伦理关系以及调理原则，是人类处理本身与周围的动植物、自然环境等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德行标准。从它真正被人们定义至今不过几十年时间，但它的起源几乎可以追溯至人类文化产生之时。在人类文化发展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化都是以民族为载体的，因此对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把握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特性，还可以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所拥有的生态伦理观念。根据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特点及地域特性，有的放矢地制定文化建设决策，不仅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本文以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为视角展开研究，阐释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以期为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时期的农业大省———黑龙江省，进一步改善野生动植物群落、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打开新的视角。

一、文化与生态伦理的二位一体关系

(一)文化是生态伦理的载体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载体。在历史上，诸多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始终致力于从各自学科的专业角度对其进行总结，但迄今仍无法给出一个精准而普适的定义。综合来讲，“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能被传承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行为尺度、价值观念、传统风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即是人类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交流的，游离于物质之外又在物质之中的凝结能够被传承和普遍认可的一种意识形态”［1］，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文化。文化包罗万象，贯穿于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不断思考探索而积蕴的思想内涵，支撑着各地区、各民族独特的思想构架，记录着其自身的发展内容、发展脉络及意识走向。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内，文化展现出的既是对先时内容的发展和延续，又创造着不同以往、独具特色的新内容。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生态伦理概念的正式确立时间较短，但生态伦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至“文化”产生的同时，它几乎存在于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各地区民族主体思想中。生态伦理的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及特殊的时代要求下，由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并总结出来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众为在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礼法、习惯，这些为适应自然环境而生的生活方式同时承载着传承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与认识的历史使命。各民族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摸索出相宜的生态文化类型和模式，表现出鲜明的特征。第一，宗教文化蕴含生态伦理要素。少数民族原始的信仰观念与其早期形成的意识活动有关，并反作用于意识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低，时刻处于自然的威胁之中，为了维持生存，人类在主观上渴望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由于认知所限，人类将这种具有威胁性的自然现象归结于某种神秘力量，并希望得其庇佑，在形式及思想上向其表达崇拜，确立了原始的信仰观念，并以此驱动意识活动，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宗教。所以，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突出表现于少数民族的宗教与禁忌文化中。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思想不单囊括了对现实事物认识的理性思维，还融入了对万物起源、人类由来、宇宙形成等的困惑，帮助人类在面临残酷生存环境时进行了最早的思考，并由此形成了最初的伦理观。以萨满教为例，作为起源最早、延续最久的原始宗教文化之一，我国北方地区16个民族中有12个信仰萨满教或仍保留有萨满教的传统习俗，这其中包括我省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等。到20世纪50年代，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生活仍相对闭塞，依然从事较为原始的狩猎生产，所以族内对原始的萨满教文化保存得相对完好，深刻影响着本族的文化习俗、观念信仰等方面。多神崇拜的萨满教以“万物有灵”为信仰核心，它认为世间万物为天所生，一切运动规则皆由神来掌控，神具有比人更高的思维方法和意识，他们通过赐福或降祸的方式支配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为维系人类生存，将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进行神化并加以崇拜的行为，深刻地体现了自认为本的生态伦理观念。在萨满教的宗教观念中存在着纯粹的生态保护观念，它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生存的朴素生态哲学观，它要求信众平等地看待世间万物，珍视大地、森林，珍视动植物，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谦卑和敬畏。这不仅是对古老崇拜观念的延续，同时也表达了对作为意识来源的大自然的重视和感恩。当人们失去理性、无法自觉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萨满教则会凭借禁忌习俗等形式强制进行调节，从而稳定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如在特定区域及时间内禁止渔猎、采集活动等，这种对本区域内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努力，都是少数民族先民在长期的自然生存实践中得到的启示。第二，传统文化凸显生态伦理要素。生态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中形成的一套为了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文化体系，其主要通过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来表达。以赫哲族为例，因其生活的地域气候寒冷难以发展农业，但渔猎资源丰富，形成了以渔业为主、采集与狩猎为辅的生产结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赫哲族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谚语，形象地说明了赫哲族聚居区域自然资源的富饶程度，侧面体现出渔猎民族与自然生态系统依赖与融合的平衡关系。赫哲族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与自然环境进行长期的互动，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据资料记载，赫哲族民居除少数依山而建，其余均分布于江河两岸。在清末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赫哲族社会发展一直相对缓慢，生产方式基本凝滞在渔猎形式，基本社会形态仍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作为典型的渔猎民族，赫哲族对自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以全面直接地获取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资源为主要生存方式。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渔猎民族的物质生产力处于较低的水平，也使得渔猎民族为了长期的生存发展努力维护生态的平衡，不会竭泽而渔。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简单、朴素的平衡关系，使人类与自然得以和谐共处。

(二)生态伦理是文化的具体体现

第一，生态伦理体现了文化的传承。虽然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活动不再局限于环境限定的框架之内，但相异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相异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本地区的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着本地区文化的起源、产生和发展。如果说影响相异文化形态形成的外部因素是自然环境，那么内部因素就是文化自身在逐渐适应、改造和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特性。各区域内的人类群体为适应本地特有的气候、地理、能源、动植物群落等生存条件，开发利用本地区资源，研发并使用独特的工具与技术，最终形成其独特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文化经济模式。如，对以采摘果实、打捞鱼群、追捕野兽为生的鄂伦春族而言，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满足生存需求，采取与自然界生物相似的游动迁徙的生存模式是必然选择。由于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鄂伦春族游动迁徙的生存模式并不会导致生物锐减或灭绝。鄂伦春族长期生活在限定的生存环境中，为满足生活需求进行的狩猎活动帮助野生动物种群淘汰了老弱病残的个体，优化了群落结构，这种适度的狩猎采集方式更符合自然规律，它维持了野生动物种群内死亡数量与繁殖数量的平衡，更具合理性。鄂伦春等与自然环境具有更为密切纽带关系的少数民族文化，蕴含着人类的存续与发展必须以维持生态的平衡为基本前提的精神内涵。当今社会，人类的生存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对野生动植物的依赖，由渔猎文化发展到游牧文化乃至融合至农耕文化时，更多面对的是驯化了的牲畜和人工培养的作物，但世代传承的渔猎文化的精神内涵依旧深植于鄂伦春族的生态伦理思想之中，族群依旧推崇以万物为本的自然本体思想，人与自然之间依然呈现着不可割裂的依赖关系。第二，生态伦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人区别于动物，具有严密自主的独立思维及超越感性的理智等特性。人类来源于自然，也无法脱离自然独立生存。人运用思维、理智、活动和技能等能力不断地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同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促进自身的进化与发展。几乎从存在之初，人类就开始从伦理的高度思考和认识其与自然的关系，而这恰恰促进了生态伦理的萌芽。少数民族的文化蕴含着多样性的生态伦理思想，它形成于特定自然环境中，“不仅可以一种感知的符号化的形式存在，还以人为载体，以思想化的形式存在，既包括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自然界的思考和认识，也包括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习惯法。”［2］从某些角度来看，更为贴近自然的少数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能感知体悟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深层内涵。无论是以自然万物的本原为研究对象，或是摒弃了自然哲学的宇宙论道路，将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存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全过程等依然无法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人类在对自然认识、探索及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类生态伦理的观点，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被表现出来，而生态伦理观的重要性在少数民族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生态伦理多方位促进文化建设

(一)生态伦理指引文化建设的价值向度

第一，生态伦理纠正生态危机引发的价值危机。马克斯•韦伯在演讲稿《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入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他认为现代社会诞生于“祛魅”，当今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相互碰撞、影响、交融，导致人们原本的价值观逐渐消失甚至被取代，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在各自的领域内以逐利为目的进行激烈的斗争，崇高信仰和正确价值观也日渐式微。“当科技的迅猛发展把上帝从第一推动力的信仰搁浅到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位置上时，人们就不再对任何存在怀有敬畏之心。”［4］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生态环境的演变是人与自然彼此作用的结果，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越接近现代，人为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越明显，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也越恶劣。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人类被这种错误的观念支配着，过于看重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将自身与自然对立起来，对自然索求无度，恶果也日益显现，温室效应、植被锐减、土地流失物种灭绝、水资源污染、矿产开采过度等。如20世纪80年代初，饶河地区掀起养貉、养狐的热潮，鱼类饲料的需求量大增，价钱低廉的小杂鱼最受养殖户欢迎。为攫取暴利，无良渔民狂捕乱捞，用各种违禁渔具毁害大批鱼苗，各种鱼类一度几近绝迹，鱼类群落难以维持正常繁殖，区域内物种平衡遭到了巨大破坏。1986年，政府启动的万亩灌区工程使林地密布、沼泽纵横的四排赫哲族村草甸基本开垦殆尽，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生态环境。这些问题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而恶劣的影响，甚至危及人类生存。第二，生态伦理体现文化重塑中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之中，而并非独立于自然之外，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同时具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二者在这种价值层面上地位平等且价值内容相互交融。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错误地指导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后果有诸多惨痛的教训可以借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转变、瓦解甚至崩溃，充分说明要使人类过上和谐而幸福的生活仅从制度和技术上解决是不够的。民族文化的重塑过程也是民族生态伦理的重塑过程，生态环境与生态伦理的发展变化具有统一性，需要从生态伦理的高度上重塑民族文化，引导人们将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与客观真理相结合。只有使人与自然间呈现和谐稳定的平衡关系，才能实现二者内在价值的最大化，忽视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造成价值量的缩减乃至消亡。因此，人类不应把自然看作是可以任意处置的客体，自然与人类同样具有主体地位。只有人类平等地看待自然，客观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才能从实践与文化层面重新塑造客观科学的生态伦理观，继而使已然遭到破坏的文化得以重塑，使得人类以蕴含科学生态伦理观的文化为依托，从正确的价值观角度出发，发乎内心、主观能动地守护家园、维护生态、保护地球。

(二)生态伦理决定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

第一，生态伦理语境下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以黑龙江省来说，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广人稀、渔猎资源丰富，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择水而邻、依山而居，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渔猎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渐渐形成，这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这种淳朴的自然渔猎经济活动贯穿于民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直至清朝末期。清末的放垦政策使关内大量汉族群众携带农耕文化进入东北地区，他们寻找生态环境优良的土地聚居生活、开荒种粮，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汉族群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影响了本地区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及生存手段，逐渐学习掌握了农耕技术。文化建设不仅仅局限于生态伦理方面，但由于对生态环境依然拥有强依赖性，其依旧植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实质之上。同时，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满汉文化与本地区少数民族特有文化融合的双重影响，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文化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宗教、习俗、语言等精神层面都逐渐转变。第二，混乱的生态伦理观导致社会文化失衡。在农耕文化持久的冲击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伦理观渐渐走向瓦解。在建国以来的60多年间，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国家治理下，惠民政策深入而广泛地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大幅提高，但多数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均未能将生态伦理作为指导，忽视了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由市场经济孕育的所谓“主流文化”不断渗入，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人们片面地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渐渐无视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神内涵与重要意义。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渐渐落败于不断膨胀的所谓经济理性，索求无度的经济开发活动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甚至不可逆的破坏，对民族生态伦理文化造成了沉重打击，传统的生态伦理观被不断质疑不断破坏，社会中形成了新的但混乱的生态伦理观念。错位的生态伦理观造成了社会文化的失衡，使得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生态伦理所赋予的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第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体系是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具有继承性、延续性、创新性和时代性等特性。由于各自存在的差异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相遇时往往会产生激烈的冲突。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要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相互碰撞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谐发展，在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形成面对因环境及时代变化产生的新问题时科学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观念。其主要内容是，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引导人们摒弃旧的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欣赏和关爱自然，塑造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衡量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全方位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新文化体系，使和谐发展融入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将人们置于新的科学的文化体系之中，帮助人类向内重塑缺失的生态伦理观，是生态伦理确定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这不仅是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

(三)生态伦理引领文化建设的教育导向

“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用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通过合理和进步的教育制度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学艺术和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5］因此，生态伦理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指引文化建设是必然要求。第一，教育手段是生态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反思越深刻，人类越能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的二重属性，现代化的发展把人从原始的自然意识中解救出来，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资料，但也因利益驱动使人类痛失往昔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家园，彻底颠覆了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意识到如果想使自然正常的存续下去的话，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和自然共存。”［6］现代生态伦理观念绝不只是意识的觉醒，而应成为全人类生存智慧的指针。实现生态伦理建设离不开法律、行政法规、经济、科技等一系列外在手段，但只有从教育层面入手，引导人们形成尊重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才会使和谐发展形成内生的源动力，从精神层面助力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教育的手段培养和造就现代生态伦理建设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使之成为理性的生态人，为新时代科学生态伦理观的形成及生态伦理视阈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第二，教育手段帮助文化建设实现最终目标。在道德教育的范围内，生态伦理的教育旨在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全局角度提高人类的道德素养，形成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文化，并以此指导人们的思想及实践活动。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从生态伦理出发，文化建设确立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目标，而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生态伦理教育是一种施加影响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类的道德素养，这一道德素养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类依据生态伦理的标准而行为。”［7］生态伦理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摒弃与生态伦理相悖的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的利益与人类自身的利益统一起来，使人们真正意识到生态道德是精神层面的内在需要，是实践层面的方向指引。

三、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举措

运用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规范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发挥生态伦理在文化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引导作用。生态伦理文化建设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引导作用，促使我们发现现存生产、生活方式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症结，引导我们认识到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欠缺和不足，实现我们在思想上和价值观上的高度统一，为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共同努力奋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要以和谐发展为准则，实现对传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扬弃，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及现论精髓，构建和谐生态伦理观。

(一)传承和扬弃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中蕴藏了很多科学思辨的方法，但其仍是一种朴素、感性的生态伦理观，局限于解决人与自然直接接触时，低水平生产力条件下产生的简单矛盾。由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人类思想观念转变等原因，面对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物质生产活动给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生态伦理问题时，传统生态伦理思想难以全面、完整、系统、有效地解决，所以现代生态伦理观的构建显得尤为迫切。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与扬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粕取精，构建与时代背景及现实情况相适应的精神内核。鉴于少数民族对其特有文化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有着天然内在的情感依赖，缺乏全局的理性认识，所以在进行生态伦理思想的扬弃时，要注意在不损害少数民族情感的前提下进行理性引导与情感培养。

(二)建立并完善和谐共生的生态经济模式

生态伦理意识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意识之一，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要以全社会的生态意识觉醒为目标，加强科普教育和大众宣传，提高群众的生态伦理意识，制定生态伦理相关政策，建立新生态经济模式，使公众对生态伦理语境下的责任与义务拥有清晰认知，并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为生态保护提供内在保障。现今少数民族深陷生态危机和生活贫困的双重困境，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逐利至上的经济发展理念使人们忽视了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传统生态伦理在新时期难以发挥引导作用，而现代生态伦理仍处于缺位状态，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缺乏科学生态伦理思想引导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活动，如过度的矿产资源开采、不加节制的渔猎活动、不计后果的植被破坏等，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难以为继。为了保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对以生态伦理为指导的新经济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早已迫在眉睫。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生态经济观念，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生态化集约型的转变，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联结起来，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以生态经济模式为蓝本走出一条和谐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三)发展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技术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环保理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自发地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有意识地发展符合现代生态伦理观的生态化技术，这种生态化的技术不同于以往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一般技术，而是将环保理念贯穿于技术的研发及应用之中。“并不是把科学技术与生态学划等号，也不是把科学技术单纯地生态化，而是在发展和创新科学技术的过程中结合生态化的意识和思维，使得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带有鲜明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理念。”［8］生态技术由其他技术的“人———社会”二维意识转向“人———社会———自然”的三维意识，真正地将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结合起来，它的运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准则，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契合点。生态技术为生态伦理提供技术支撑，促进生态伦理观与实践的结合，为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提供现实的参考，同时成为文化建设重要的实践成果。

作者:武卉昕 刘胜美 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李二和．中国水运史－舟船的起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4．

［2］毕曼．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禀赋及其资源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6)．

［3］［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37－38．

［4］刘焕明．中国梦实践的生态伦理向度［J］．理论学刊，2015，(5)．

［5］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篇4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简说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

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

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四、多元、多样、复杂性：90年代民间舞蹈的发展态势

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促进了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90年代这一发展呈多元、多样、复杂的发展态势，即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时空的多样性，民舞群体观念的复杂性，以便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1.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于七八月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时节，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当地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这在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作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神同乐、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民间舞蹈的内涵和功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俗称“吃鼓脏”）是其最为隆重的神圣节日，它是一个由血缘家族、宗教为核心的“江略”（类似军事联盟的氏族组织）举行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每隔12年举行一次，届时众人要跳《踩鼓舞》，踩鼓时要身背祖先“央公央婆”跳舞。央公央婆的象征物是用杉木雕刻成的男女半身像。在踩鼓时象征交媾的表演中，要绕寨一周，表示祖先看望子孙繁衍，人人都是央公的孙子。〔3〕80年代以后，苗区的生产单位“家庭化”，加速了家庭经济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再一次呼唤人们的劳动互助，这种互助自然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发生。由此给人们提出了恢复“江略”团结的需求，通过鼓社祭，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同跳《踩鼓舞》，共饮“江略”酒，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血缘的圈子里，使人们获得“江略”认同感的满足。从苗族鼓社祭的活动中，我们看到这里既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痕迹，又有加强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增强认同感的心理需求，还有击鼓而舞的愉悦。多元多层文化内涵和功能的特点在当代民间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舞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民间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空间呈现出多样、交叉的立体式形态。绝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仍然在原产地传承发展，它们较多地保留着民舞的原生形态，或原生和变异并存的状态，只要这个地区和民族继续保留着适合于民间舞蹈生存的民俗活动空间，民间舞蹈将与人民永存。作为某一特定民间舞蹈形态和风格的传衍，往往伴随着一个时代的需要或结束而延续或消失。旅游文化、商贸集会或各种文化节，扩大了民间舞蹈传播的空间，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舞蹈，增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当其反馈回群众后起到升华提高的作用。当然，这种改编应该十分慎重，不负责任瞎改乱编只能糟蹋民间舞蹈的精华，尤其给青年人造成误导，成为披着民间舞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3.舞群观念的复杂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民舞的载体——舞群的思想观念，即其、价值观念、婚姻观念、生死观念、审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观念受到社会主体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舞群的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对其思想观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一切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原生形态的祭祀舞蹈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念，其中以祖先崇拜尤甚，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制或早期封建社会，祖先崇拜是压倒一切崇拜的宗教活动”〔4〕人们以为只有隆重的祭祀，才能获得祖灵的庇护，避免灾难，因为祖灵是直接掌握人们命运的。祖先崇拜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通过传统的祭祀年节和民间舞蹈，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土家族《跳摆手》祭“八部大王”，瑶族、畲族《跳盘王》祭始祖盘王，苗族“吃牯脏”跳《木鼓舞》、《芦笙舞》祭祖神等，均系祭祖仪式和舞蹈。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把民间舞蹈视作民族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民间舞向族民传授民族历史知识，使子孙后代永不忘本。如今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使自己的生活幸福、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寻根念祖、祈求祖神保佑的思想并未消除，通过参加祭祖民俗活动，同胞共跳摆手舞、芦笙舞，与祖神进行勾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寄托的观念依然在一部分人心中延续。当然，中国民众也在努力使民间信仰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文化模式转型中的几个问题［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杨正文.黔东南苗族社区的变迁态势［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杨＠①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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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

(一)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的静态分析通过运用同一年份数据资料，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以下根据2012年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方法，采用SPSS软件和Arcgis软件进行分析。1.因子分析:对各变量的适度性进行检验，通过计算得到的KMO值为P0.77＞0．5，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3701.008，P＜0.001，高度显著，说明所选变量间的相关性强，因子分析的效度较高，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根据因子分析原理，建立相关系数矩阵并计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5.564%，已能够代表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故提取这4个因子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命名，具体如下:第一公因子在每万人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每万人废水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每万人固体废物产生量等4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主要反映了污染物排放水平和能耗水平，体现了社会生产过程中有害物质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各省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的力度。可将其命名为“节能减排因子”;第二公因子在单位产值电耗、单位产值用水量、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3个指标上载荷较大，主要反映了能源的利用、资源的再循环的水平，可将其命名为“资源循环利用因子”;第三公因子在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提高比率、总资产贡献率增长比率等2个指标上载荷较大，主要反映了创新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效益，可将其命名为“持续性创新因子”;第四公因子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2个指标上载荷较大，主要反映了生态化持续发展的一些基础条件，可将其命名为“生态化潜力因子”。因子命名与之前构建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名称基本吻合，可验证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以及因子分析结果的可信度。从表1中的各公共因子上看，对于节能减排水平，民营经济结构较高级地区和资源能源较缺乏的地区排名靠前，而民营经济结构较低级、资源能源较丰富的地区排名靠后，东部地区远远优于中西部地区。对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循环经济较发达地区排名靠前，循环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排名靠后，东部地区整体优于中西部，中西部地区差距不大;对于持续性创新水平，处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地区排名靠前，民营经济扶持力度较弱的地区排名靠后，东中部地区差别不大，西部整体上落后于中东部。对于生态化潜力水平，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排名靠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排名靠后，东中西部地区之前的差别不大。从综合因子得分可知，位列第1的北京市领先优势十分明显，其综合得分比位列第2位的上海市和第3位的天津市高出了两倍多，而处于发达水平的8位省市的均是东部省市。处于中等水平的13位省市几乎为中部省市，而处于落后水平的省市除了山西均是西部省份。因此，可以看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生态化发展不平衡，其生态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2.聚类分析:以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综合得分作为变量，对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生态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采用系统聚类法中的组间平均连接法，以平方欧式距离为度量标准的聚类方法，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生态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可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领先区，仅包括北京1个地区，北京市在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持续性创新和生态化潜力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其因子综合得分排名第一，具有绝对优势。第二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发达区，在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持续性创新和生态化潜力上均存在一定的优势，包括上海、江苏、海南、浙江、广东、天津、山东、江西8个省市。第三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中等区，包括辽宁、湖北、湖南、吉林、重庆、福建、四川、安徽、河南、河北、广西、陕西、内蒙古13个省市(自治区)，这些省市在资源循环利用、持续性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化潜力方面都处于中等水平。第四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落后区，包括贵州、黑龙江、山西、云南、宁夏、甘肃、新疆、青海8个省(自治区)，因子综合得分排序也处于落后地位，在资源循环利用、持续性创新、生态化潜力和节能减排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劣势。

(二)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的动态分析根据上述划分的四大类型，对进入新世纪以来这四大类型地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选取了2005年—2012年共8年的数据，对不同年份四大地区民营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以15个指标为分析变量，以所属地区的指标值平均值作为每类地区每年的各指标值，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由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四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8.399%，故提取了这四个主成分加以分析，计算出主成分综合得分。动态水平分析结果显示:自2005年以来每类地区的主成分得分呈递增趋势，这与现实也是相符合的，我国从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各地区已开始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向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态文明方向努力，从而使得各地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生态化水平有所提升。从整体来看，领先区、发达区、中等区、落后区的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聚类结果的合理性。同时可以看出，在2005年—2008年间，四类地区的差距保持不变，但2008年—2012年期间，中等区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在逐步提高，领先区和发达区在波动中上升，落后区在曲折中略有上升，且与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通过上述实证研究，静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差异较大但是具有聚类性，可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差异特点划分为四大类型:领先区、发达区、中等区和落后区;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在波动中逐步上升，但四大类地区之间差异在逐步扩大。四大类地区之间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的差距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从上述实证分析可得各类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基础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思路存在差距、区域要素投入和国家相关政策等为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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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民族地区概况

1.贵州民族地区民族人口和行政区划

贵州民族地区拥有土地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17.61万平方公里的56.90%；总人口1381.1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3798万人的36.37%。①全区世居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畲、毛南、蒙古、仫佬、满和羌17个少数民族。包括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个民族自治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玉屏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和三都水族自治县11个民族自治县。

2.贵州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地形分布区，是东亚喀斯特地形发育的中心，是我国喀斯特碳酸岩连片出露最集中的地区，喀斯特地形面积10.9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1.95%，地形情况复杂，喀斯特地貌具有土层薄、植被差以及水土流失严重的自然特征，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恢复。民族地区石漠化区不断扩大，其中较严重的区域集中在黔东南州13.14万公顷，黔南州49.70万公顷，黔西南州35.92万公顷。毕节市石漠化面积最大，占全省的19.79%，其次是黔南州，占全省的16.43%，黔东南州石漠化面积最小，占全省的4.35%。截止2011年底，潜在石漠化②面积黔东南州21.66万公顷，黔南州66.21万公顷，黔西南州22.35万公顷。

（二）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

贵州民族地区所辖三州、十一县，城镇人口占比20.17%，比贵州城镇化率33.81%低13.64个百分点，比全国城镇化率49.7%低29.53个百分点。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二者相关程度比较高，而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的关系合理与否，不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社会、人口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的关系尚不协调，人口数量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仍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问题。

二、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表现、原因及影响分析

（一）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表现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环境的破坏

贵州民族地区进行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对森林植被的过度砍伐的直接后果是水土的迅速流失。植被不再涵养水源、不再固沙固土、不再调节气候，原本覆盖不足的土层没有了植被的保护，在雨水的冲刷下，迅速的流失，而被冲刷走的恰恰是土壤中比较肥沃的部分。民族地区毁林开荒、建设城镇，砍伐大量的林业资源，破坏灌木、草地，森林面积和覆盖率逐年减少。

2.资源的浪费

在推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楼层的建设，忽视了民族地区人们的实际需求，以至于出现楼空人去的境况。新建设的社区内只有几家住户，出租、出售房屋的广告频现于住户的窗户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牺牲了环境而新建的楼房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二）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的原因

1.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观念

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生态学观念，民族地区在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盲目的向大自然索取，导致生态失衡，人们没有树立正确的生态学观念。

2.环境法制建设存在诸多缺陷

民族地区环境法制建设一方面存在规定条款不完善的缺陷，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清醒的认识，产生了破坏生态的行为也不觉得是触犯了法律。

3.不能正确处理城镇化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不能正确处理城镇化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因破坏植被、滥开滥挖以及工农业污染等活动对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的影响

1.对个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工矿企业排放的“三废”和人口聚集区的生活污水大量随意排入江河，不仅污染了水源、破坏了水质、影响了动植物的生长，也直接危及了人们的生存和健康。

2.对民族地区环境的影响

一类是森林、土壤资源等原生环境的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类聚居等生存条件的改变，即次生环境的变迁，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直接导致丰富的民族旅游资源的丧失。

三、贵州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对策

（一）立法法律保障

第一，中央政府。国家在宏观调控推进城镇化顺利、高效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到正常、有序的轨道上来。积极落实“环境保护”、“水土保持”、“节约资源”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支持和促进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第二，地方政府。环境立法时地方政府要注重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制定适合本民族地区的法律法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个人、企业加以警告和惩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保护环境、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为着眼点，来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促进城镇与生态协调发展。

（二）文化建设宣传

在社会治理中要注重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同样在贵州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过程中，不仅要依靠法律的制定，来制止不法行为，而且要加强文化宣传，从道德和思想方面来提倡人们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第一，从社区角度出发，可以在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组织进行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社区文艺演出，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使社区居民业余生活更加精彩。而且可以加强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居民的联系更加紧密。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使生态保护理念深入社区、深入人心。社区服务人员还可以在社区的宣传栏上张贴、展示与环保相关的居民自己的作品，尤其是社区中的老人和孩子，充分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环保献言献策。第二，从组织角度出发，可以成立相关环保组织，组织建设进行相关公益环保活动。可以由政府、社区工作人员组织倡导，也可由个体自发成立环保组织，吸引、培养志愿者加入并带动群众参与到环保行动中。并联系企业，获取一定的赞助，帮助公益活动顺利进行。对于企业来说，既树立了积极、负责的公众形象、提高了企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又在无形中为开拓市场、推广品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公益环保活动可以唤起社会公民的环保意识，呼吁人们用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关爱我们的绿色家园。第三，从个体角度出发，个人要逐渐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形成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为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少开一天车，多走一站地，上班绿色骑行。短距离的步行、骑自行车不仅锻炼了身体也减少了汽车尾气、噪音对民族地区环境的污染。通过携带购物袋减少塑料带的使用，节能减塑促环保。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抵制环境污染，抵制一次性筷子及塑料产品；随手关灯，节约能源；垃圾分类，生活用水循环利用。通过点滴行动，汇聚保护生态环境的浪潮。第四，从大众传媒角度出发，媒体可以制作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相关的节目，倡导树立生态经济、绿色发展的观念。大众传媒要加强民族地区环保知识的传播，引导少数民族受众保护环境、热爱环境、建设环境。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倡导树立绿色观念，弘扬绿色文明出行方式。例如传媒可以介绍民族地区的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耕地面积锐减以及植被破坏等，宣传发展生态农业，指导农民耕种时保护水土、涵养水源，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发展绿色工业，污水处理再排放，减少对耕地、河流的污染。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向民族地区介绍环保法律知识，一方面保护人们自己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举报阻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三）处理好城镇化与生态间的关系

城镇化是企业最大的机会，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人们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而且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处理好城镇化与生态间的关系。

1.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工农业

贵州民族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能有效的促进山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工农业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以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建立循环经济型企业，绿色生态农业，例如政府采取在石漠化地区种植金银花等经济效应较好的植物，发展生态农业；积极发展无污染的工业，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

2.将绿色指标纳入企业效益范畴

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在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中，将绿色指标纳入企业效益范畴，衡量企业为民族地区社会贡献不仅在于应交赋税还要考虑其为环境、生态带来的价值和利润。通过环境效益的评价来制约和引导企业的发展，促进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的保护，积极培育污染治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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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335-1

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陌生，特别是苏南一带，走乡串镇的“戏班子”是老百姓的欢乐源泉，场馆里说书、唱曲的民间艺人，也曾为群众带去喜悦。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多，各种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也开始“火”起来。经过多年的发展，苏州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已是全市重要的演出力量。目前全市已有民营文艺表演团体48家，演职人员一千余名，演出门类涉及声乐、舞蹈、戏剧等。这些表演团体常年扎根基层、服务人民，为繁荣演出市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苏州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奖励办法》，设立了专项资助扶持资金，每年组织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参加各类演出活动。数据显示，仅2013年一年，苏州全市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次超过8500场，接待观众超过600万人次。为进一步发挥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在繁荣苏州文化事业、壮大苏州文化产业中的作用，苏州市文广新局已连续多年主办“家在苏州・成就梦想”―――民星舞台活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组织形式多样的节目进行集中展示，既给群众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传送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同时也为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搭建汇报的展台、交流的平台和表演的舞台，以此来推动苏州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不断做强做大。

一、舞台监督首先要担任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参谋员”

众所周知，一台成功的演出从构思和设计开始，就需要舞台监督能全面地把握各个环节。以2014年苏州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家在苏州・成就梦想”民营文艺表演周为例，参演的19家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各具特色，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其中专业的院团如苏州芭蕾舞团，他们常年在苏州大型剧院演出，节目质量有保证。同时能够了解、理解并配合舞台监督的各项工作。与苏州芭蕾舞团同台演出的还有相声社嘻哈一笑堂、苏州小天使芭蕾舞团等等。确定好节目单后，舞台监督就要开始给这些团体出谋划策，让他们在最大限度地运用舞美的基础上展示最佳的节目状态。舞台监督只有为团体当好了参谋，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舞美数据，才能让表演团体在编排节目时把握准确，好在联合展示专场上展现各自的亮点。

二、舞台监督要甘为给民营文艺团体“跑龙套”

民营并不意味着水平业余，苏州的许多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水平不比公办团体逊色。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他们也都选送了优质的节目。但是部分民营表演团体仍存在人手不充裕等状况。为了使演员能够顺利走台、演出，在现场，舞台监督往往要帮助民营团体打下手、跑龙套。这些龙套活不仅有帮助舞美人员上下道具，也有在导演的安排下为演员做好“地脚线”等杂活，同时还有可能要临时客串演出中不起眼的、演出时间极为短暂的小角色。舞台监督只有甘于为民营团体“跑龙套”，才能有效、快速激发演员的表演能量。

三、舞台监督需当好导演和“老板”的“中介”

这其实是舞台监督的本职工作之一。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负责人往往身兼数职，既是老板又是演员。在民营剧团演出时，当导演负责场内的事宜时，场外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要由舞台监督来负责、支配各个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来完成。给导演和老板当“中介”意味着要按照导演的部署，来督促不同的民营文艺团体“老板”按照舞美设计图、依照排演日程的规定，为舞台的布景、服装、灯光等等做好周全的工作计划，完成任务等。

四、舞台监督要勇担演出各环节中“老娘舅”的角色

有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验丰富，众多江浙沪地区的院团都很认可。比如苏州壮丽戏剧工作室、太仓雅鹿沪剧团等。他们拥有大批的稳定的“粉丝”。这些“粉丝”可以说是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衣食父母，所以只要观众有需求，演员都会满足。演出前要求与“民星偶像”带妆合影，演出中要到后台来拍照，节目结束后，想要登台与演员一同庆祝演出成功。这些要求往往会影响演出，甚至影响其他同台表演的民营文艺团体。这个时候就要看舞台监督怎么扮好“老娘舅”的角色了。

尽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所占的市场份额上，民营文艺表演团体都不容忽视。但是由于部分团体“发育不良”、累积的节目粗放、人才匮乏等问题仍普遍困扰着他们。有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为了生存和盈利，演出的节目并不高雅，这就可能导致节目不能尽如导演的意。舞台监督在收到导演指令时，就要做好“老娘舅”，让这些团体的演员尽可能脱离平时的相对俗气的表演习惯，给观众美和雅的感受。当然，“老娘舅”还将责无旁贷地负责在演出过程中解决各个民营文艺团体的演员与舞台工作人员相互间的纠纷和问题。负责起演出的保卫工作，倘使舞台上临时发生了事故，也要及时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利。这个老娘舅除了会“讲”，还得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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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舞，是一个流布广泛、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文化集体，自娱自乐是它的原生精神，世代延袭、结构松散是它的基本特质。然而另一方面，中国舞蹈文化特定的历史状况，决定了主体民族“根性”文化精神的多元载体特性，呈现出来的就是：民间舞蹈，虽呈散沙之态，但却强有力的保存了民族文化的典型心态和样式，地域不分南北，品种不分优劣，层次不分高低，都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和内在自足的宇宙意识，这是东方文明特有的气质。

在无理论先导的情形下，回归民间去感受自然平衡，就成为唯一的落点；但“原生”的东西在形态上又很难满足我们的审美欲求。我们又开始向历史、向民俗、向民族精神要答案：当我们站在黄土高原，亲眼目睹了那从土中“走”出的威严而不屈的兵马俑方阵，感悟到傲立风云的身姿带给人的强烈震慑时，我们似乎从中找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着眼点。

民间舞蹈是一个情感、观念、信仰、文化交织的精神集合体，多种形态却具有整合而一的民族性和价值取向，高层建瓴的人性主题只民间舞蹈的深层底蕴之所在。这暗示我们，民间舞不是简单的外形差异，它共性的审美内涵是可以宏观把握的，是可以提炼的、有导向作用的，是一个“活体”物质。是“活体”，就意味着它是经得起分析、综合、变化、发展的。这种“宏观民间舞”可以跨越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鸿沟，打破雅、俗界限，直接关照人心，创造一种贴近时代精神、吻合思维状况、体现生命意蕴的民间舞蹈文化。

一、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舞蹈文化结构

1、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爱情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变化，一部分成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很少留下它们的记录。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根植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的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很多地方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角度看，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研究，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即“时间文化层”，就是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两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两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积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和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即“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种。表层结构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等功能。深层结构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说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呢？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他们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影、电视、电脑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喜爱，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民俗信仰、民俗节日、人生礼仪等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日常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形成了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生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的无穷魅力，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

四、多元、多样、复杂性，90年代民间舞蹈的发展态势

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促进了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90年代这一发展呈多元、多样、复杂的发展态势，即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时空的多样性，群体观念的复杂性，以便适应社会需求。

1、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

民间舞蹈的内涵和功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的，多元多层文化内涵和功能的特点在当代民间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间舞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民间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空间呈现出多样、交叉的立体式形态，绝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仍然在原产地传承发展，它们较多地保留着民舞的原生形态，或原生和变异并存的状态，民间舞蹈将与人民永存。

3、舞蹈观念的复杂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民舞的载体——舞群的思想观念，即其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婚姻观念、生死观念、审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观念受到社会主体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舞群的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对其思想观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当然，中国民众也在努力使民间信仰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文化模式转型中的几个问题，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杨正文，黔东南苗族社区的变迁态势，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杨 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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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生态文化；农民；生态意识

一、前言

面对现今日渐严峻的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党的十提出了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农民是农村人口的主力军，其生态意识和文明理念的提高与农村的生态文化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农村人口需树立起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和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与政府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相结合，为建设美丽的中国做出努力和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迫在眉睫，农民的自我生态意识也应有所提高。相关政府机关需将农村的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相结合，以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为基础，切实加快农村的生态文化建设。

二、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及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性

（一）农村生态文化建设

农民在特定的本土生存环境下，逐渐发展并形成的生态价值观被称为农村生态文化，广义的农村生态文化集中反映了农村人口的生存方式，也体现出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发展趋向，主要分为物质层面及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各种农村生态文化内容。狭义上的农村生态文化是指精神层面上的生态文化，主要是指以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为基础，将维护生态平衡和创建美好生活作为目标，逐渐建立起的一种生态价值观和文化系统。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处关系形成的关键，同时也是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共赢友好的合作状态。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完善的法规体系是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关键，也是其主要任务。相关部门需大力普及生态及科学知识的教育工作，引导和培育以生态为主体的消费形式及生产方式，致力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社会价值观念的构建。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能够积极推动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既与自然环境生态文化相关，也于生态中人文和交往文化离不开关系。

（二）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性

生态意识是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关系的一种全新认识，并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种价值观念。良好的生态意识能够科学的帮助人们处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正确的认识到自身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性，进而减少对大自然的掠夺，保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能够让其认识到人类发展中自然环境的重要性，随着他们自身生态意识的提高，会逐渐参与到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中来，而农民公众的参与程度也决定着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程度。

农村人口的素质高低决定着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建设农村生态文化的重点为对农民进行相应的的生态文化教育。相关部门需从终生教育、全程教育和全民教育等方面进行生态文化的教育工作，其中包括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成年人的社会化教育。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近一半的人口为农民，因此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培养是农村生态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的策略

（一）开展相应的生态教育活动

现阶段的农村缺乏对生态文化的教育，相关部门应做好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工作，通过开展相应的生态教育活动加强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可定期利用网络媒体，组织农民观看有关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纪录片，加深农民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可通过宣传教育工作让农民认识到恶劣的农村生态环境现状，进而提高农民的责任心和危机感，让农民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态意识。此外，定期开展的科普活动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生态化和科学性的提高。

（二）发展良好的农村生态经济

积极发展农村的生态经济，能够有效促进该地区内的人类生态、自然生态、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发展，激发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农村地区需充分认识到自身地理优势，注重现代化农业和生态经济的发展。若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则可在现代化农业的基础上发展生态旅游行业，以因地制宜和保护环境为前途寻求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激发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

（三）建立健全的环境法律法规

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在农村污染防治方面并无完善的规章制度，对农村中农药、化肥、畜禽等易产生污染的事物缺乏相应的规定，农民在无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大量使用此类产品，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关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关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并加强执行力度，确保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并加以约束，以保证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四）投入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

现阶段农村的环境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垃圾处理设施的缺乏导致农民不合理的处理生产生活垃圾，进而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和农村环境的保护，投入相应的环境基础设施，完善该地区的环境管理体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督，做到责任到人，切实提高农民的自我生态意识。

四、结语

农村生态文化和建设与农民自我生态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建设农村生态文化是保证整个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基础。建立起良好的农村生态文化需经历较为复杂的过程，相关部门必须把握好生态文化的意义、任务和内涵，致力于生态文化环境的建设和宣传，才能在农村领域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舆论，提高农民的自我生态意识，进而推动农村生态文化快速稳定的发展。（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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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

文化功能

人与自然

自然生态环境是各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影响和制约着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创造出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构建出内容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包含着丰富生态伦理智慧的思想，对于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本质上是种工具装置，通过它，人可以把自身置于一个较好的处境中去应付周围环境以及在各种需要的满足中所面临的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问题。”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是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发挥了其特有的社会作用，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承载了多方面的功能。

一、对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功能

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造就特殊的生态文化，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调相处的历史。“万物有灵”是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朴素的自然观，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生态伦理文化是少数民族先民与大自然“互动”的升华，当人们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他们就会通过神话和史诗等形式对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演化和人类的起源进行极为生动的猜测和描述，认为可以通过求助或控制超自然力量实现人们的愿望，以此表达人类对自然养育之恩的感激。

北方民族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在丧葬习俗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鄂温克人非常爱惜和重视驯鹿；满族视鹰为神，捕鹰时不说“捕”要说“请”或“拉”，捕鹰之前要拜祭鹰神，鹰神同时还是满族的生育神、氏族守护神、萨满巫祖神；鄂伦春族也对熊、虎、狼等曾是崇拜的图腾或保护神的名字充满敬意，不许直呼其名，在狩猎前通过绘画或泥塑等形式进行祈求收获的仪式；柯尔克孜族在居室饰物上绣有刀剑的图案。这些信仰和仪式形成了敬畏、崇拜、关怀、感恩等各种心理，对团结部族成员、增强安全感，维护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功能

“适度”、“知足”的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凡事不可超越界限，超过了限度会适得其反。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圆满。”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通过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号召人们各安本分、各尽其责、容忍、谦让，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人积极投入社会生活，为自己、也为别人造福；倡导人们从宿命论和超自然力量中去寻找人间灾难的根源，用自己的善恶观、道德观和戒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效地减少了部族间的摩擦，使已有的冲突得到缓和；要求只要每一个成员都做部族认为正确的事，他就会赢得一切神灵和部族成员的赞赏，反之，就会受到神灵的报应、惩罚和部族成员的谴责；主张部族对神灵承担特定的道德义务。赫哲人族对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蒙古族对鄂嫩河、克鲁伦河、嫩江、辽河，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对伊敏河、诺敏河、海拉尔河和多布库尔河等都十分崇拜。他们视神山是神灵的化身，从不乱打神山上的动物，也不砍神山上的树木。维吾尔族很重视打猎的季节，尽力避免打到正在怀孕或哺乳的野生动物、不许虐待自己的牲畜、宰牲畜吃肉时不许宰杀未满周岁的牲畜。鄂温克族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物，每个部族都十分尊敬自己的图腾物，不打、不恐吓它，更不许外氏族的人伤害。他们认为污染大自然是极大的罪孽，会给自己和部族带来灾祸。

这种规范将宗教和道德融为一体，集精神和文化于一身，具体的行为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部族成员的日常行为。使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保护下，只有克制、知足、行善、奉献才能获得幸福报偿。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促进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和奉献精神，设计出符合部族文化利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逐渐成为民族或区域文化传统的部分，具备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

三、对信仰、禁忌的解释功能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尽管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各民族长期传承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习惯法及日常生产、生活习俗流传下来，影响至今。

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分别创造和流传下来了《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传》和《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传说故事。《魏书·高车传》记载：“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

(单于)筑高台，置二女其上，将以与天之(天不至)而狼来，女下为狼妻而生子，后遂滋繁成国。”在突厥的起源上也有“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的传说，反映了突厥的狼祖崇拜；蒙古族崇奉苍狼和白鹿，《蒙古源流》就记载了不许伤害苍狼、白鹿的故事，实际上这些图腾崇拜都源于生存的需要。突厥人崇拜狼是因为狼对游牧经济影响很大；通古斯人崇拜熊，熊是狩猎中遭遇的最凶猛的动物之一；蒙古人崇拜马，马在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鹿则是鄂温克人得力的运输工具，他们的生活用品和打到的野兽完全依靠驯鹿驮运，鹿成为鄂温克人的“森林之舟”，这些流传至今的创世史诗和神话传说包含着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道德观。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反映出人在面对自然关系时的伦理选择以禁忌、崇拜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春天是许多动物产崽的季节，对于那些产崽的动物少数民族先民不仅不准打，还要加以保护。

东北鄂伦春族不准打正在孵卵或哺乳的雌『生禽兽，他们相信打了以后再也不会打到猎物；要求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区域的森林实行封山育林，禁止滥砍滥伐树木、随意捕杀动物，避免惊动动物、植物的神灵；认为对一只动物的善行等同于对人的善行，对一只动物的恶行等同于对人的恶行，违犯禁忌会给本人和部族带来灾难。因而禁止人们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维吾尔族也很重视打猎的季节，无论是在信仰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兰教的环境下，维吾尔族都要求不能为满足自己的私利随意猎杀、捕捉飞禽走兽。保护、关爱动植物成为少数民族共同的传统美德和生活习惯。这种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把大自然看成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出发点。“敬畏天物”、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客观上减少了对自然的破坏，保持了生态资源的多样性。

四、对生活习俗的保存和传递功能

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曾经历过一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时期，同各种鬼神思想也通过祭祀节日、风俗习惯的形式保存下来。狩猎民族的舞蹈内容多是以象征性的方式捕捉动物。“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住毡包、帐篷，吃牛、羊肉，以奶茶、奶酒为饮料的习惯，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有着穿皮毛衣裤、扎皮腰带、红白喜事、节日吉庆都离不开牲畜的生活习俗；而生活在绿洲农业区的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则以米、面、肉食为主，穿棉、绸、布衣，腰间扎布巾，“逐渐形成了新疆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豪迈刚直、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和深层文化结构”。鄂伦春族崇拜桦树，桦树木材坚硬，能用来盖屋、造船，制作食具、饮具、盒箱。《龙沙纪略·物产》中记载：“鄂伦春地宜桦，冠覆器具庐帐舟渡，皆以桦皮为之。”诺鲁孜节是现在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的隆重节日，也称为“春分节”，每年诺鲁孜节要举行拜水、拜树、敬土地、敬自然等一系列活动；将一盆象征春天的青苗放归河流，让它顺流而下，希望将绿色播撒大地，给人们带来吉祥、丰收。塔塔尔族在6月过“撒班节”、蒙古族在“夏初节”举行预祝畜牧业丰收的庆祝活动、塔吉克族有“祖吾尔节”和“铁合木祖瓦斯提节”，这些节日都是为了期盼风调雨顺，获得大自然的佑护而举行的农事节日。它保持了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各种技巧和方法，象征性地强化了文化意义上的各种活动。

五、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调控功能

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生存是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生产方式从来都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支配作用极大。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组织、有系统的宇宙观念，为人和环境建立起相互荣辱与共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