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会计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必须顺应这一潮流，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但是，会计是有经济后果的，在对各国会计进行协调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会计国际化背后的实质为各国的利益之争，我们在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化进程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国情，不能不切实际地、一味地向某个国家的会计标准或者不顾条件地向国际会计标准靠拢，这将会牺牲我们自身的利益而得不偿失。

会计的经济后果

经济后果学说是美国会计学者于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来的，其标志为Zeff(1978)《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的发表。Zeff在该文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

会计的经济后果使人们对制定会计准则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使会计准则的制定理论发生了变革，促使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更加理性和成熟。由于会计政策经济后果的影响，当今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与其说是一项专业技术过程，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过程。

会计国际化背后的各国利益之争

会计准则制定是一个政治化过程，这一点同样在国际会计化进程中得到体现，尤其表现在各国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权的争夺上。会计准则规范不同的计量实务和信息披露要求，将影响不同的利益团体的利益。受经济实力影响，目前的国际会计协调化偏重于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的需求，未必能保持发展中国家或东道国的利益。此外，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仍存在着不同的会计模式，从而产生必须按何国会计准则为国际会计与报告准则蓝本的争议。上述这些不同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事实上成为会计国际化的阻力，在IASC（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重组前，国际会计准则的制订相当缓慢且缺乏普遍认可，以致有西方会计学者认为，国际会计协调化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幻想。

最能说明会计国际化背后利益之争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态度的变化。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制定自己独立的会计标准，认为美国的会计标准是世界上最好的会计标准，所以不认可国际会计准则的地位，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很消极。然而在1996年之后，美国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原因是美国会计标准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最复杂、要求最高的，当其他国家的公司争取在美国证券市场上上市融资时，需要作大量的报表调整工作，从而增加了这些公司的筹资成本。这样将导致许多公司畏惧其“门槛”较高而转向欧洲证券市场或者日本等地上市融资，从而损及美国利益。因而美国固守其会计标准的态度开始松动。

1996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经过与IASC对话后，发表了一个有条件“支持IASC制定适用于跨国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所用的会计标准”的声明。显然，美国从不认可国际会计准则到支持IASC制定一套全球通用的、高质量的会计标准，在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态度上的转变，实际上是美国的利益驱动所致，因为，建立全球通用的会计标准，促进会计标准的国际化，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利益驱动的结果。

对我国会计国际化的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以积极的姿态来促进中国会计的国际化，从1985年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到1992年11月参照国际惯例了“两则两制”，以及目前已经的16项具体会计准则和2000年12月29日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制度》，都有国际会计惯例的深深烙印。

我国已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的进出口总额有望突破8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历年累计将达5000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与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融合，实行会计国际化将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现在有人主张我国会计标准的建设直接照搬美国的会计标准或者国际会计准则。但是，如果我国的会计标准在其国际化进程中，片面地向美国会计标准或者国际会计准则靠拢，这就意味着我国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编制成本以使其编制的财务报告与美国会计标准或者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相一致，我国财务报告的使用者需要花费大量的学习成本来读懂这些会计信息，而美国的会计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却不会发生这些成本，美国的注册会计师也可以凭借着其专业特长和职业技能，直接在全球范围内执业，而其他国家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或者注册会计师则要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

因此，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趋势和益处，又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头脑。我国尚处在转轨经济的特殊背景下，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完善的监管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操之过急，片面追求我国会计标准的英美化或国际化，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企业对外融资的成本或者对外贸易的成本，但是可能会出现与我国转轨经济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由此所产生的改革成本和风险将是巨大的，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认识。

参考资料：

1.《企业会计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冯淑萍，关于中国会计国际协调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2002.11

3．刘玉廷，《企业会计制度》的中国特色及与国际惯例的协调，会计研究，2001.3

篇2

“会学”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他们往往远远走在教学进度的前面，不仅做好每一节课前的预习，而且能自发地钻研高年级的课程，新学期还没有开始，他们在假期中便找来各科教科书阅读，他们懂得，要比别人走得快，就得付出比拿1人多的汗水，他们的这种“超前”行动，往往使他们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二、会记笔记

“会学”的学生不仅会下苦功夫，更会找窍门，这集中表现在记课堂笔记上。有的同学从教师开始讲起，便趴在桌子上一字不漏地记录，这样的同学已变成了“书写机器”，当然也学不了多少东西；有的学生手很懒j一节课上完，无论书上还是本上，干干净净，一字不写，这样的同学复习起来毫无凭据、，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会学”的学生则不然，他们是有选择地记录，把“想”和“记”结合起来，侧重于记录老师讲课中对自己最有启发的部分，为了提高记录速度，他们还常常自制些符号，以缩短书写时间，提高记录效率。

三、会发现问题

“会学”的学生头脑中问号最多，常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看出问题来，对于教科书，他们也从不迷信，敢于大胆质疑。

四、会探索“所以然”

“会学”的学生从不满足于书本上现在的结论，喜欢研究得出结论的推导过程，探究其“所以然”，而有的同学解题时喜欢对答案，只要答案相同就放过去了，而不重视解题过程，这样做的习题再多了等于没有做。“会学”的学生解题之后往往反复思考解题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找出规律恒的东西来，每做一题就要懂得这一类题目的基本解题思路。

五、会多方求解

“会学”的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常常能从多角度去考虑问题。例如在证明几何题时，积极主动地变换辅助线的位置，代数问题用几何方法解决，几何问题用代数、三角函数方法求解，在读书或做作业时能从多角度理解和发挥。

六、会总结规律

“会学”的学生能自觉及时地将自己的学习心得总结归纳，找出规律，并用这一规律继续指导自己的学习，使之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七、会用工具书

“会学”的学生一般都不是死记硬背的能手，相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记忆力并不突出，他们深知有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知识之间的矛盾，努力将自己的聪明才智使用到最有价值的地方，所以工具书成了他们的好伙伴。

篇3

关键词：国际学术会议；跨文化交际；关联理论

一、跨文化交际及国际学术会议

跨文化交际则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他们的文化认知和符号系统迥异并能改变整个交际事件（Samovar，2009）。

国际学术会议则是国际间的一种高水平，高层次的智力活动，以传播信息，展示成果，授业解惑，阐明事理为目的，具有专业水平高，信息密度大，交流活动集中等特点（胡庚申，2010）。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在华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数量逐年上升，参会人数也不断增多（孙泽厚，2009）。这些参会学者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的文化学科背景，思维模式亦有所差别，这对于信息的呈现和解读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进行成功顺利的跨文化交际沟通对于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提高学术国际学术会议的质量至关重要。本文以关联理论基本框架为出发点，分别从明示-推理、关联原则、语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于如何提高国际学术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提出了若干建议。

二、关联理论基本框架

Sperber和Wilson从认知语用学角度研究话语理解，创立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关联理论认为，影响话语理解的主要因素是听读者关于世界的一系列假设，即“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听者根据认知语境的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语信息做出语境假设，假如说写者设想的语境与听读者实际使用的语境不匹配（mismatch），就可能导致误解（张少云，2007）。关联理论是认知语用理论，它试图解释在口头交际中话语是如何被理解的，因而在解释语言现象方面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关联理论进行阐释。

1、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cator produces a stimulus which makes it manifest to communicator and audience that the communicator intends， by means of this stimulus， to make manifest or more manifest to the audience a set of assumptions.

（2001∶63）

根据明示-推理理论，言者要表明两个意图。一是信息意图，让听者明晰言者的一系列论断；二是交际意图，让言者和听者都明晰言者具有的信息意图。交际是明示-推理过程，包含言者的明示和听者的推理。从言者角度看，交际是明示过程，需要清晰地表达其信息意图；从听者角度看，交际是推理过程，听者需要在言者明示行为和自己情景假设的基础上完成言者的交际意图。

2、关联原则（The principles of relevance）

Relevance

An assumption is relevant in a context if and only if it has some contextual effects in that context.

（Sperber & Wilson 2001∶122）

由此看出，语境效果又可叫认知效果。当言者呈现的新信息和听者已有的语境假设相互作用时，语境效果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加强已有假设；消除已有假设；与已有假设结合产出语用内涵――结论是输入信息和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个因素的结果。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效果是关联的充分必要条件。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越大。而语境效果的获取和在此过程中使用的加工程度紧密相关。加工努力指在加工话语时付出的脑力劳动，即找出话语的命题形式，从话语中获取语境效果，推断隐含义以及选择特定的语境解读言者的话语。同等条件下，在处理加工话语过程中，加工程度越大，关联越小。因而，关联是程度问题，由语境效果和加工程度决定。

关联两原则分别是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根据Sperber 和Wilson，

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Human cognition tends to be geared to the maximization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Every act of ostensiv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s a presumption of its own optimal relevance.

（Sperber & Wilson 2001∶260）

从关联认知原则可以看出，人类注意力和加工资源分配给看起来相关的信息。从关联交际原则可以看出，言者对听者讲话并期待最佳关联。在日常交际过程中，言者试图解释其每一句话语期待其话语具有最佳相关；在理解过程中，听者试图找到能满足其最佳关联期待的解释，在此过程中，听者获取的解释如果和言者表达的意思出现不一致，就是造成沟通障碍。

3、语境（context）

在听者对言者话语意义解码过程中，语境和背景信息在正确理解话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联理论则认为，语境不局限于即时的物理环境或话语本身语境，语境是动态的，并非固定和提前知道的，它是根据每一个新的话语不断重造的，这和传统意义的语境有所不同。

听者在理解言者话语过程中会在大量可能的语境中选择出最能解释言者话语意义的一个，即特定语境的选择受到关联性制约，听者选择的语境是基于最小的付出和最大的语境效果。

然而，百科知识，和认知能力和文化背景因人而异，听者实际采用的语境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言者所指。因而言者和听者语境的差异可能是交际过程中导致沟通失败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关联理论通过以下方式解释明示交际：言者发出明示刺激，听者需要付诸加工努力。由于人的思想倾向于给最具关联信息分配注意资源，如果想要被听者理解，言者至少需要产出值得听者注意的关联刺激。在假设言者话语关联的基础上，听者才能准确地解读明示刺激，达到其期待的最佳关联。

三、运用关联理论促进国际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

基于以上对关联理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关联理论在处理和解释人类日常交际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从关联理论角度对国家学术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进行分析，以期达到最佳跨文化交际沟通的效果。

1、 明示―推理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明示-推理过程，包含言者的明示和听者的推理。这就要求学术成果展示人员在做展示过程中，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从各个方面对研究本身进行阐述解释，包括明确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最后得出的结论。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展示者可以在口头陈述的同时，可以借助于其他视听手段，如借助于投影、幻灯、录像、录音，以及其他图谱、表谱、实物等作为口头宣讲的补充（胡庚申，2000）。与此同时，在言语交际出现障碍或冲突时，展示者可以采用非言语行为作为补充策略，比如通过手势，说话语音强弱等。对听者而言，除了具备基本的专业领域学科知识之外，还要对展示者的明示行为进行适当推理，这种推理是建立在对展示者本身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基础之上，对当时特定语境的正确解读下获取的。

2、 关联原则

从关联原则中的语境效果可以看出，语境效果是获取关联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语境效果的获取与听者的加工努力程度有关。这就要求听者付出最大努力，全方位调动认知机制和背景知识，找出展示者话语的命题含义，推断隐含义以及选择特定的语境解读言者的话语。而从关联理论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来看，展示人员要尽可能围绕研究问题进行展开，不要偏离核心问题的探讨导致失去听众；而听者也要在解读信息之后做出合理的回应，可以通过提问题论证等方式明确展示者交际意图，从而获取最佳关联。

3、语境

关联理论中的语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语境（指一个特定词或者部分文本的前后语言环境），抑或物理语境（话语发生的物理环境）。关联理论认为，语境不局限于即时的物理环境或话语本身语境，语境是动态的，并非固定和提前知道的，它是根据每一个新的话语不断重造的。然而，百科知识，和认知能力和文化背景因人而异，听者实际采用的语境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言者所预期的。这就要求听者不仅要提前了解展示者本身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还要尽可能通过言者解说展示各个环节努力获取语境信息，在大量可能的语境中选出最能解释展示者话语意义的一个。

四、结语

国际学术会议不仅对于获取学科前沿信息，扩大研究视野促进国内创新至关重要，同时也对提升国内相关领域科研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和交流意义重大。然而，目前对于确保国际学术会议质量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的研究却十分有限，本文运用关联理论指导学术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对提高跨文化交际沟通，进一步保证学术思想学术成果的成功分享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对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学者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Samovar， L.， Porter， R.， & McDaniel， E. （2009）.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Cengage Learning.

[2]Sperber， D. & Wilson， D. （2001）.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3]胡庚申.国际会议交流英语[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篇4

【作者单位】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

【中图分类号】 C9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1-0054-03

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它不仅是有形的制度，同时也是无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为支撑。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诚信和人权等为主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权利和义务一致的规范性。因此，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教授指出：“所谓‘法治’，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也就是说，法律是确定的、公认的理想，而非我们通常所称的‘长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检验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措施和效果，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成属于一种“后发混合式”的模式。从其生成的动力来讲既有外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这些内在力量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体需求的转向等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这种刺激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其独特性。

1. 民族性。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经世代相传而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法律情感以及行为模式，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2. 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现代性表现在它能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相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法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法治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从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类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将互相融合并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时代性。建设法治文化，不仅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权力异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切权力为人民”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逻辑起点，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求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并使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文化在为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时，也通过合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为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注重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不够的。因此，构建法治文化同时还要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具有客观性，只要将权力运用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怎样用好权，从而使权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须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引导。法治文化要求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权力，不越权、不滥权、不惜权，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职责。同时，法治文化还要求国家机关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程序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包括维护程序法的权威。因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按程序行使权力，从而不仅实现正义，而且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正义，同时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更有效地为人民谋利益。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必要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一，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满足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成员充满活力。整个社会成员要充满活力，要求每个成员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法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过它的这些作用，为社会的和谐提供最生动、最富有生机的力量。和谐社会要谋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规则便无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规则是最明确、最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上有着它不同于道德、传统、习惯的独特作用。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法治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没有法治文化作为基础是断不可能的。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因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没有人的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侵蚀得面目全非。只有当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中，有关法治的价值理念占有了稳固之地并渐成一种法治文化，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的一部分时，我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人文心理基础。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养我国民众的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国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

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为法治国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会文化意识基础。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法律必然体现为一种社会正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社会主体正是基于这种信仰而对法律自觉遵守。二是法律实施的正义性。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在于因法律实施的正义而对法律的神圣产生高度认同感，在于法治历程中对法律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普法教育，不仅是普及现代法律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逐步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唤起个人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另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公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使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旦如此，就能进一步发挥宪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处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获得切实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并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标志。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载体。

3. 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

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坚持理论创新，推动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没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体系。坚持制度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政治体制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中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变原先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相应的制度依托。坚持实践创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实践素材。法治文化是广大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丰富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学昌.试论法治文化的培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7，（7）.

篇5

刘佑局认为，文化与艺术的“仿真”(即假冒)时代，它与中国市场经济中所产生的假冒伪劣产品一样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正常秩序。文化艺术中的冒仿伪劣产品虽然不会像商品中的假冒伪劣产品直接伤害人的肌体，但它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侵害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文化打假将是一场更加艰难、更加迫切的任务。

本次研讨会活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此举就是为了重建健康向上的文化审美标准，扎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精神，开拓高尚、洁雅、通透的艺术取向，把握普世认同的心灵准星，重新焕发文化艺术感化人心的精神魅力，挽回人性灵魂失落的悲剧，谱写人类真性情的美好赞歌。

篇6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式抽象；非实体性

论文摘要：(1)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2)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3)由西画表现形式出发，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经千载，魅力依然，在世界艺术之林永放灿烂夺目的光辉。其中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是祖先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我们艺术创作中最为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也为我们现代绘画艺术与设计教学及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现代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是现代设计与绘画的训练基础，是培养设计师美术家形象思维和表现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认识形态和创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础学科。民族传统文化是这门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作为一门艺术，把民族传统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与实践基础，同时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也可以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不断得到滋养与有益的补充。在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内核与灵魂的最终展现，是以本民族文化为支撑的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主流。随着当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外教学体系在中国年轻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然而纵观中国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60至80年代出现的当代绘画艺术及设计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确的发展方向。

现今传统中国画已渐行渐远，不知怎的，这些画让人想起赵无极。我们天天对“现代”的努力已倾向于将传统连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现代”也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同化’。在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否则，无根无源，便是毁灭，是用“现代”在消蚀我们的传统。中国画即“近”而“远”。很“近”的物体塑造却获得一种悠远沧桑的感受;“实”而没有放弃空灵、自由，同时又在超逸的味道中获得一种隽永的境界。我们不应为观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层面，而是向纵深走去;这个“纵深’就是中国的“像”与“境界”。境:境界是中国文人曾在山水中遥望的“彼岸”，是中国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对于中国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灵的“境”。如果说确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现”(或日“中国式抽象”)存在的话，那它的目的不是导向“绝对理念”，而是指向生气氰显的“境”。我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宋元山水画不仅代表了“中国古典文艺繁荣”时代的“高峰体验”，更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变的空灵之境。象:为我们展现中国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国画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义”。作为传统的灵魂之所在，是中国艺术“现代化”的结点。“象”是一个世界，它代表宇宙与人的禅机，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实体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写实”，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经验让我们相信，只有实证化的探索才能确证，在现代绘画与设计中从内里真正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与“当代”的沟通与跨越;这不仅指理论学术，也是指创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基础如何发展的走向。

我们传统的绘画根源实际上是从宋元山水人手打开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间。借助西画表现的结构化的形式创新之所长，在个人绘画与设计的语言中找到了发展的空间维度。由此出发，或者我们可以重建某种主体意识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境界: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方式、概念内涵不尽相同”，以心象静观字宙之气韵流变，以山水遥望体悟人格与自然一体的彼岸之境;这无疑在重视中国山水美学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脉搏。而在深层意义上，它对我们当代艺术教学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觉醒，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如前所述，作为“象”与“境”的世界，其意义不仅仅是激活我们民族原有的流变、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激活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动力;更是在这种“宇宙之境”上与现代思维的同步与超越。如果说我们现代绘画与设计在基础教学中再不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宝藏更好的发展起来，我们的现在艺术教学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今国际上站在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家们已识到了这种宇宙本质的“非实体性”，他们的论证已证明中国传统“象”的范畴所具的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的文化将会引领世界文化。最后无论是从画家和设计师，还是从民族文化考量:这是一条摆脱世俗浮躁氛围，秉持超越信念，又发扬中国精神文脉的“当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把我们传统文化切切实实的融入到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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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一、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或经验实证(empirical)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微观经济学、金融理财学等会计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过严谨理论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缺乏基础性理论框架,就变成了为实证而实证。尽管这类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数据,构造数学模型并作了回归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给人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因而,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就值得怀疑。对会计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实证的结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如果说,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把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过来,照着他们撰写实证论文的典型步骤和程式,加上中国的经验数据,做一遍练习题,是一种学术革命的先驱行为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起步阶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继续这种“照着例题做习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悲哀了。

针对会计研究缺乏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和金融财务学理论支持的问题,笔者建议,一方面,扩大“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应当看到,经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飞速的发展。从各种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加以整理、总结,综合利用,可以提炼出具有相当解释能力的理论供会计学研究参考。另一方面,若没有现成的或比较现成的经济和财务理论,会计学者就必须立足自身,加紧研究,补上这一课。

最后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许多学生,包括不少已有一定学术地位的专家学者,只要看到研究论文中没有数理统计的计量分析、数据采样,便会认为是规范研究。这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形式”误区。实证(positive)是和规范(normative)相对应的概念,两者从研究方法的命题选择上相互区别,但由于它们同时都可以进行归纳分析和演绎分析,所以在形式上,特别是在使用自然语言加以理论表述时,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另外补充一点,在西方,normativeaccounting和positiveaccounting本来的含义是前者是指现值会计(presentvaluebasedaccounting),即符合理想假设前提条件环境下的会计;后者是指现实世界中被各种原则、准则所约束,但同时又具有多种备选方案可供选择和管理(management)的会计。四、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经济学也好,会计学也好,都是“西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谁能先看到国外的研究成果或者谁先翻译国外的研究成果,谁就能在工作、学术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不管是否承认,当代学者,都以能用英文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为荣耀。既然将在国外刊物作为学术研究的激励之一,那么,作者就不得不遵守西方的学术规范、使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做到无论在自然语言还是理论概念甚至展开分析论证的方式上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是要向西方靠拢。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成为一个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的问题。

所谓融入主流,概括地说,就是要接受、采纳和遵从主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主要包括学术的自由主义精神、理性主义前提、经验主义内容和实证主义方法。融入主流,首先要在上述四个方面接受并且掌握这些思维习惯。同时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过程,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充满巨大挑战的,很多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甚至是传统理论不曾提出的。这就给学者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来记录这段无法重复的历史,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概念并进行理论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无法比拟的地域优势。融入主流不仅意味着要接受和采纳,而且主要是创新和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中国学者还做得不够。比如,美国FASB提出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以“决策有用观”为前提的,这是由著名的特鲁布拉特报告经过广泛的实证调查后提出来的。中国如果要采纳或不采纳这一观念,同样也需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前提。如果能够做一次中国的会计信息用户的研究,结论将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是没有国界,也是没有国别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只有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以及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是有国别特色的,受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对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笔者不以为存在着东西方两种经济科学、会计学,也不相信在基础理论层次上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会计学”。例如,当今中国会计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失真”。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在中国表现得更为显著和突出。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就不得不为“失真”找到或者说界定一个可供研究的概念,来衡量所谓的“失真”的程度。换言之,必须首先解决何为会计信息质量高或低的判断标准。如果连这个基础性的理论概念或标准都无法确定的话,进一步的有关“失真”的性质、原因、程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就缺乏判断的基础,理论模型的建立就会存在相当的困难。那么经验研究所必需的变量的选取一定存在错误和偏差,又怎能希冀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又怎能找到减少“失真”的药方?

举这个例子,无非说明两点:(1)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用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可靠性概念,在研究“中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时,为了保持所谓中国特色,为了给人以本土化的感觉,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那么,是否“失真”问题一定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如果觉得美国的概念和标准存在不足,就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与之争辩,但是,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主张,更没有看到逻辑严密的模型以及有充分证据的经验验证研究结果。关于“失真”的会计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都未真正地做到深入分析和高度抽象。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会计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学术课题,无所谓国界的区别,也是无法也无需本土化的。非要在基本范畴问题上强调所谓特色,只能是走入误区。(2)当我们有朝一日对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取得相当的共识后,就必须坚持把眼光聚焦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对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是高还是低、会计信息质量差的程度、引起的原因、解决的途径等问题。

从会计研究的发展史来看,学术界在最初的研究中积极参与规范研究,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转为实证研究模式,与规范研究分道扬镳,把带着技术开发性质的规范研究留给了实务界和规则制定机构⑤。笔者对上述“分工论”,即学术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进行理论研究,而实务界则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进行新的会计方法的开拓和对已有实务的规范,给予肯定。这种分工,既具有学理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又有别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学理上,既然说实证方法解决“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必然的就把会计系统作为一个自变量,放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环境这个“大函数”、“大方程”当中,研究会计系统的变化怎样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或者反之,找到社会经济环境中是什么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会计系统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实证研究方法,把传统的会计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经济、文化、法律等整个社会。而传统的规范研究,则更为关注应该使用何种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应该采用何种会计信息的呈报方式等会计系统内部的问题。对于解决会计实务问题,规范研究来得更为直接有效。所以,基于两种研究方法本身的特点,学术界更多地使用实证方法而实务界更多地使用规范方法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对于会计这样一门实践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的应用经济类学科,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从来都是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重实证、轻规范或者重规范、轻实证都是不正确的学术偏见。正如厦门大学教授曲晓辉所言:“实践证明,规范研究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的规范会计研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我国现存会计文献资料中的学术性成果的数量远远逊色于介绍、议论类的文字表述。”此外,就中国的现状来看,学术界仍然需要为政府进行政策性、决策性研究,为实务界的对策性研究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值得予以重视的是,学者在身兼数职,既要撰写学术理论文章,研究基础理论问题,又要为政府出谋划策,还要在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为大众答疑解惑的时候,必须摆正角色的定位。

三、会计研究中的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是学者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过学术批评可以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学者们的行为和学术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则可依;二是可以对学术作品进行检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因此,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是理论发展的巨大杠杆,也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反观会计学术界的学术批评现状,总感到意犹未尽。学术刊物上的商榷性文章和批评性评论罕见,但“广告式”、“推销式”的书评和文评则常常充斥于序言和文献介绍当中。其实,对学术理论作品的评论,可以存在不同的方法:可以是书面的,如撰写相关的评论文章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也可以是口头的,如在学术研讨会上对会议的交流文章做评论、向文章作者指出选题、数据、论证方法等方面的失误和遗漏所在;还有最常用的和最经济的方法是在学术机构的内部,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的会计系,在教授、研究人员、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中,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讨论会,针对同事、同学发表的、未发表的研究习作展开“毫不留情的”批评。

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推广,离不开严肃、认真甚至是尖锐的学术批评,这是由实证研究方法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因为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所以其研究的前提、路径和结论,对他人而言都是透明的、可以被重复执行的。因此,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更具备了被同行专家“挑刺”的可能,进行学术批评也不会落入“一头钻入概念体系”的会计理论争鸣的老套子当中。但也许正因为会计实证研究需要具备更为广博而深厚的经济学、财务学理论功力,付出更多艰辛而扎实的学术劳动,所以目前还很少有“傻瓜”把别人已经完成的研究再重新做一遍的事例,也就无从产生向别人挑战的勇气

注释:

篇9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 Brown的观点，认为约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 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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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自从20 世纪90 年代初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会计界以来① ，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就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近10 年来的发展，实证方法已逐步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的应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9 年全年和2000 年1～6 月，代表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已经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财务、会计论文(包括财务会计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微观经

济类专题的论文) 就有20 篇。由于学科划分以及对论文主题所涉及领域方面的认识，这种统计可能不甚精确，但不可否认，作为相当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 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正在刊登越来越多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被公认为中国内地会计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会计研究》，收录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日渐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

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 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 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

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

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

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 或经验实证(empirical) 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 ，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

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微观经济学、金融理财学等会计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过严谨理论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②。缺乏基础性理论框架，就变成了为实证而实证。尽管这类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数据，构造数学模型并作了回归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给人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因而，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就值得怀疑。对会计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实证的结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如果说，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把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过来，照着他们撰写实证论文的典型步骤和程式，加上中国的经验数据，做一遍练习题，是一种学术革命的先驱行为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起步阶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继续这种“照着例题做习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悲哀了。

针对会计研究缺乏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和金融财务学理论支持的问题，笔者建议，一方面，扩大“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③。应当看到，经过20 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飞速的发展。从各种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加以整理、总结，综合利用，可以提炼出具有相当解释能力的理论供会计学研究参考。另一方面，若没有现成的或比较现成的经济和财务理论，会计学者就必须立足自身，加紧研究，补上这一课。

最后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许多学生，包括不少已有一定学术地位的专家学者，只要看到研究论文中没有数理统计的计量分析、数据采样，便会认为是规范研究。这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形式”误区。实证(positive) 是和规范(normative) 相对应的概念，两者从研究方法的命题选择上相互区别，但由于它们同时都可以进行归纳分析和演绎分析，所以在形式上，特别是在使用自然语言加以理论表述时，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另外补充一点，在西方，normative accounting 和positiveaccounting 本来的含义是前者是指现值会计(present value based accounting) ，即符合理想假设前提条件环境下的会计;后者是指现实世界中被各种原则、准则所约束，但同时又具有多种备选方案可供选择和管理(management) 的会计。

四、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

经济学也好，会计学也好，都是“西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谁能先看到国外的研究成果或者谁先翻译国外的研究成果，谁就能在工作、学术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不管是否承认，当代学者，都以能用英文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为荣耀。既然将在国外刊物作为术研究的激励之一，那么，作者就不得不遵守西方的学术规范、使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做到无论在自然语言还是理论概念甚至展开分析论证的方式上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是要向西方靠拢。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成为一个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的问题。

所谓融入主流，概括地说，就是要接受、采纳和遵从主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主要包括学术的自由主义精神、理性主义前提、经验主义内容和实证主义方法。

融入主流，首先要在上述四个方面接受并且掌握这些思维习惯。同时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过程，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充满巨大挑战的，很多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甚至是传统理论不曾提出的。这就给学者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来记录这段无法重复的历史，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概念并进行理论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无法比拟的地域优势。融入主流不仅意味着要接受和采纳，而且主要是创新和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中国学者还做得不够。比如，美国FASB 提出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以“决策有用观”为前提的，这是由著名的特鲁布拉特报告经过广泛的实证调查后提出来的。中国如果要采纳或不采纳这一观念，同样也需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前提。如果能够做一次中国的会计信息用户的研究④ ，结论将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是没有国界，也是没有国别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只有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以及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是有国别特色的，受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对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笔者不以为存在着东西方两种经济科学、会计学，也不相信在基础理论层次上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会计学”。例如，当今中国会计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失真”。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在中国表现得更为显著和突出。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就不得不为“失真”找到或者说界定一个可供研究的概念，来衡量所谓的“失真”的程度。换言之，必须首先解决何为会计信息质量高或低的判断标准。如果连这个基础性的理论概念或标准都无法确定的话，进一步的有关“失真”的性质、原因、程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就缺乏判断的基础，理论模型的建立就会存在相当的困难。那么经验研究所必需的变量的选取一定存在错误和偏差，又怎能希冀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又怎能找到减少“失真”的药方?

举这个例子，无非说明两点: (1) 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用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可靠性概念，在研究“中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时，为了保持所谓中国特色，为了给人以本土化的感觉，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那么，是否“失真”问题一定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 如果觉得美国的概念和标准存在不足，就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与之争辩，但是，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主张，更没有看到逻辑严密的模型以及有充分证据的经验验证研究结果。关于“失真”的会计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都未真正地做到深入分析和高度抽象。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会计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学术课题，无所谓国界的区别，也是无法也无需本土化的。非要在基本范畴问题上强调所谓特色，只能是走入误区。(2) 当我们有朝一日对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取得相当的共识后，就必须坚持把眼光聚焦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对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是高还是低、会计信息质量差的程度、引起的原因、解决的途径等问题进行研究。

五、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分工

从会计研究的发展史来看，学术界在最初的研究中积极参与规范研究，但是到了20 世纪70年代后，逐渐转为实证研究模式，与规范研究分道扬镳，把带着技术开发性质的规范研究留给了实务界和规则制定机构⑤。笔者对上述“分工论”，即学术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进行理论研究，而实务界则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进行新的会计方法的开拓和对已有实务的规范，给予肯定。

这种分工，既具有学理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又有别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学理上，既然说实证方法解决“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必然的就把会计系统作为一个自变量，放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环境这个“大函数”、“大方程”当中，研究会计系统的变化怎样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或者反之，找到社会经济环境中是什么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会计系统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实证研究方法，把传统的会计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经济、文化、法律等整个社会。而传统的规范研究，则更为关注应该使用何种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应该采用何种会计信息的呈报方式等会计系统内部的问题。对于解决会计实务问题，规范研究来得更为直接有效。所以，基于两种研究方法本身的特点，学术界更多地使用实证方法而实务界更多地使用规范方法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对于会计这样一门实践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的应用经济类学科，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从来都是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重实证、轻规范或者重规范、轻实证都是不正确的学术偏见。正如厦门大学教授曲晓辉所言:“实践证明，规范研究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的规范会计研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我国现存会计文献资料中的学术性成果的数量远远逊色于介绍、议论类的文字表述。”⑥ 此外，就中国的现状来看，学术界仍然需要为政府进行政策性、决策性研究，为实务界的对策性研究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值得予以重视的是，学者在身兼数职，既要撰写学术理论文章，研究基础理论问题，又要为政府出谋划策，还要在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为大众答疑解惑的时候，必须摆正角色的定位。

六、会计研究中的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是学者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过学术批评可以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学者们的行为和学术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则可依;二是可以对学术作品进行检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因此，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是理论发展的巨大杠杆，也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

反观会计学术界的学术批评现状，总感到意犹未尽。学术刊物上的商榷性文章和批评性评论罕见，但“广告式”、“推销式”的书评和文评则常常充斥于序言和文献介绍当中。其实，对学术理论作品的评论，可以存在不同的方法:可以是书面的，如撰写相关的评论文章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也可以是口头的，如在学术研讨会上对会议的交流文章做评论、向文章作者指出选题、数据、论证方法等方面的失误和遗漏所在;还有最常用的和最经济的方法是在学术机构的内部，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的会计系，在教授、研究人员、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中，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讨论会，针对同事、同学发表的、未发表的研究习作展开“毫不留情的”批评。

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推广，离不开严肃、认真甚至是尖锐的学术批评，这是由实证研究方法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因为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所以其研究的前提、路径和结论，对他人而言都是透明的、可以被重复执行的。因此，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更具备了被同行专家“挑刺”的可能，进行学术批评也不会落入“一头钻入概念体系”的会计理论争鸣的老套子当中。但也许正因为会计实证研究需要具备更为广博而深厚的经济学、财务学理论功力，付出更多艰辛而扎实的学术劳动，所以目前还很少有“傻瓜”把别人已经完成的研究再重新做一遍的事例，也就无从产生向别人挑战的勇气和底气。

注释:

①“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PRENTICE2HALL ，INC1 ，ENGLEWWOOD CLIFFS ， NEWJ ERSEY，1986。

②在此，不得不提到由陈信元、叶鹏飞、薛建峰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的会计环境———一个分析框架》(载于《会计研究》2000 年第8 期第8 页) 。该文以严谨的态度，从会计的角度，采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影响中国会计的诸环境因素的行为方式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证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经验实证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③张建伟《: 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载于《会计研究》1999年第5期。

④孙铮《: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会计》，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2期。

⑤这一观点最初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薛建峰在学术讨论中提出的，笔者深受启发。

⑥曲晓辉《: 中国特色的会计解读》，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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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on Present Academic Accounting Research in China

CHEN Min ， SUN 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