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一体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货币一体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Monetary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写作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写作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Currency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写作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篇2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篇3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 指导 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 农业 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 历史 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 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 市场 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 环境 ，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 经济 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 申请 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04年的《欧盟 宪法 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 民主 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4.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部敏感性。这主要是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受世界外部 环境 的影响。一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影响较大，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现出明显的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依赖。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缓慢，也导致一体化步伐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使欧共体在20 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出现，既有二战后独特的 历史 条件——冷战的大环境，更有欧洲各国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篇4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周颖，纪振强.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9).

[2]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与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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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金荣等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它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升了金融业发展能力。金融创新不仅仅是在业务发展、机构放大、就业增长和素质提高方面对金融业的发展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还由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增强，把金融机构的资本扩张能力和现代化的设备水平的提高带动起来。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创新还推动了金融产值的快速增长，促使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为第三产业和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2.金融创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金融组织创新促使金融机构纷纷有新的成员加入，促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使传统的金融措施对顾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润逐渐下降。所有这些，都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竞争。

3.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机构对经营风险的抵御能力。金融创新的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对具有风险转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体现出来。例如，浮动利率债券或浮动利率的票据，这种建立在传统金融工具的特点的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机构降低筹资利率风险。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工具的创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导致金融市场接纳的金融资产的品种不断增加。各种类型的债券陆续出现，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序列已经延长，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技术也越来越强。从衍生产品的组合设计来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样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汇期货，债券期货、股票期货等；还有衍生工具之间的搭配，例如期货期权，换期权等两种金融衍生品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还有对基础衍生工具的参数和性质进行重新设计后产生的创新衍生产品。

2.金融创新促使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证券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证券发行融资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具体表现为银行贷款的数量急剧下降、循环国际证券急剧上升。二是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微观金融主体，资产和负债越来越证券化。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中有相当多证券资产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成为重要的国际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此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也实现了证券化。至于负债债务证券化，是指银行更注重通过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和长期债券基金，而传统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资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业银行不仅作为国际证券市场的发行者，还参与国际证券业务的经营，成为新发证券承销机构。

3.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创新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国际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促使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国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市场问世以后，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场发展，而这又在客观上要求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惯例、市场交易价格和投资回报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基本一致，从而促进了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仅为金融主体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为相同的货币的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间、不同货币的利率之间存在差异，并对金融主体套利投机收益和套汇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创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个金融市场做依托，是一种跨市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影响

1.金融创新模糊了融资边界。金融创新使得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而导致融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学原理，间接融资是指以银行作为信贷中介的资金融通资行为，而直接融资则是筹资人和投资人没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融资。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融资期限的分类则作为主要的客观标准。融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期限的市场为货币市场，反之为资本市场。这样来解释这种融资制度相关的四个基本概念，在不同类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书中似乎已经成为规则得到了一致的认可。然而，金融创新将使这些划分标准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2.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欧元的开始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元货币制度创新推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欧元制度是一种不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创新的货币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的货币统一，基本都是以统一主权作为前提和条件。而欧元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的产物，是在国家主权分立的情况下实现的货币整合，也就是欧元体现的货币的统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与国家主权统一相分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的开始使用不仅推动了货币制度创新，还对传统的金融学的货币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其次，欧元是符合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和货币形式出现的一种创新。货币制度创新，不仅包括深化金融体制演化和货币形式的发展演变，也包括总体货币制度不变下的货币一体化。

四、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金融业的工作人员，只有认真研究、趋利避害，才能极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柯健.金融创新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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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货币一体化是一定地区的国家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其最终目标是组建一个由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紧密的区域性货币联盟。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就是欧洲货币联盟。因而，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促进西非货币联盟的发展，探索非洲区域货币协调与合作前景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这将对西非区域政治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西非共同体正在研究起草一个关于统一流通货币区域的草案。基于对货币一体化基本理论及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的综述，本文介绍了西非货币一体化历程及其架构，接着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对西非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1.货币一体化基础理论综述

最优货币区理论。RobertMundell最早明确提出最佳货币区理论，主张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按照他的提法，所谓“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或区域组成，实行单一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汇率永久固定、对外统一浮动的货币联盟区。

最佳货币标准理论。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经济开放性与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成正相关关系，该比重越高，经济越开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佳货币的标准。与蒙代尔一样，凯南的建议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是宏观经济需求波动的主因这一假设之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是多样化的。因此，高程度产品多样化性的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则不能，它们适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最佳)货币区。针对以上实物标准分析无法圆满解说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情况，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决定货币区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国的金融特点(而不是真实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而且，他还忽视了对经常账户考虑。

2.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综述

从一定程度上说，货币区的概念建立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众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些有关于法郎区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较法郎区国家与一组非法郎区国家在GDP增长比率上的区别。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强有力的货币联盟，法郎区国家的GNP增长明显比非法郎国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结果同时表明CFA货币联盟的职能并不是尽善尽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认为法郎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汇率贬值引发的。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调查来自Guillaumont，他运用了比较分析和动向分析方法，评价了现存的货币联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将注意力放在南非国家对货币联盟的准备工作上，他们测出由于该地区国家集中，宏观经济易变，所以推断该地区尚未为货币联盟做好准备。西非国家有许多对建立货币联盟潜在影响的测试，其中大部分是以欧盟的经验为基础。

三、西非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各国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国民经济有增长无发展

尽管法郎区与非法郎区经济近几年来持续增长并且中长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断定西非经济己处在不再下滑的拐点，其基础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摆脱不发达、消除贫困，仍是非洲各国面临的长期任务。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几大不利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劳动力素质低，基础设施滞后，从而严重抑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另外，巨额外债、艾滋病蔓延、内战等隐患也严重抑制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尽管西非经济从1996年开始持续了9年的增长势头，但是这种低速增长的态势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摆脱极度贫困所需要的动力，严峻的贫困现象成为中西部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障碍。

2.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缓慢，统一要素市场有待完善

西非地区与欧洲地区在国家间组织模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区成员国经济落后，结构相对单一，工业化程度低，国内和地区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依赖关系，各国经济互补性差，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非洲内部贸易的不算太大的规模及其固有的内部支持的缺乏，就显出对外贸易对联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赖性。尽管在非洲签署了许多地区性贸易协议，在次区域范围内可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但还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在全洲范围内建成一个统一的商品与要素大市场，这使得西非货币联盟汇率制度的基础还不够完善。

3.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统仅包括个别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资本、急需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这使得银行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这些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造成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这不仅与非洲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有关也与西非国家独立30多年来所实行的金融政策有关。

4.国家间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进行政策协调

西非法郎区和非法郎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货币机构，使成员国商讨得出的共同货币政策满足所有成员国的利益，那么这个货币政策就必须向基础设施最差的成员国倾斜。至今西非还没有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强劲的动力去促使各国形成政策协调、融合。

5.财政纪律的严格执行存在困难

在西非的法郎区与非法郎区国家，其财政政策协调的模式基本上与欧盟相似，均规定一定的经济指标或是设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合作也没有正式展开。总的来说，西非的财政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税收大权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各国财政与联盟共同财政同时存在。

四、政策建议

西非货币金融合作目前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一汇率合作阶段，属于较高形态的货币合作。鉴于西非经济发展程度和经历的货币危机，西非货币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具体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1.促进两个次区域的密切关系

进一步密切两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并以此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展，在适当的时候将东南非经济共同体和北非一些国家包括进来。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兰特作为非洲货币联盟中的单一货币，这是和西部非洲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密切相关的，通常货币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则加入货币区的收益越大，损失越小。从收益来讲，西非经济两个区域间的贸易交往和投资联系进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为各自经济体带来较大收益。从成本来讲，两大区域内的国家经济状况越为相近，所受冲击的相似程度越高。这样，两大区域各自的货币政策同样有助于缓解对方国家受到的冲击，各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积极推进财政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要实现两大区域的进一步融合，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进一步削弱，财政政策将担负起调节国家经济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行财政体系改革，严格财政纪律，完善财政体系。首先，为了弥补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损失，政府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机制，合理利用税收收入；其次，为了有效的防范债务危机。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同时健全国内债券市场，弱化债务风险。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政府必须努力消除国家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和弹性。

3.发展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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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很小，但最近几十年来，这一比例有了新的趋势。最近几年，贸易份额比例小幅度上升。在这一时期，非洲的工业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矿物质和其他农产品的出口增长，不仅反映了其工业化和外向型农业生产，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尤其是矿泉资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给不断上升和国际贸易开放的情况，似乎能消除与经济增长、非工业化以及国际价格波动有关的缺陷。因此，这些新的变化对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对两个区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具有新的贸易机会和增加进出口贸易的来源。

实际上，非洲的进出口贸易不像几十年前那样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的需求，或者20世纪80年代时所遭遇的债务危机。随着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作为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SSA的贸易一体化降低了非洲国家（SSA）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例如，从2000年到2008年之间，非洲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份额从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论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联盟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本论文的目标是要用OLS+稳健法比较中非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之间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为：在第二节中，我们将介绍这两个经济地区的一些特点（共同点和差异点）。第三节将要回顾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献。第四节将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第五节将总结并给出本论文的结论。

二、中非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历史和经济状况

（一）历史

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缩写CEMAC）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是两个不同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组织。两个联盟（MAC和WAEMU）是该法郎区域的成员，法郎区域有15个国家成员。②

作为以前的货币地区和货币合作机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罗法郎货币未受影响。CEMAC包括6个国家（喀麦隆、中非共和国（缩写CAR）、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加蓬）。该地区拥有4780万人口，该组织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合作，促进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如资本流动性和人力的流动性。

此外，该条约的其他目标为：协调成员国家的经济政策，监测成员国（包括金融与货币政策）的经济收敛（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部门政策，逐步创建同一市场。CEMAC成员国家在区域内使用同一货币，但是，CFAF又与CEMAC和WAEMU的区域不同，它们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缩写CFAF）也成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码，该区域货币的代码是（XAF）。CEMAC的条约国家于1994年被批准，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时期非洲赤道法语联盟（AEF）。③

（二）经济货币联盟经济状况

正如克鲁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对传统策略出口贸易导向的国家，一般都经历了快速增长的传统出口产品，但非传统出口产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长。为了确认KRUEGER的结论，可以看出两个地区国家经济的主要部门对GDP的份额，其经济的一级部门的份额都远远高于第二级部门。亚洲的崛起和亚洲国家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对非洲国家的出口贸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70～1979年间到2000～2008年间，SSA（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东南亚成员国家（ASEAN）还有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从6%增加到12%，在同一时期，非洲与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量从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资的增长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例如，从1990～1999年间与2000～2011年间，在整个非洲的投资率（包括资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从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员国家的投资总额增加了。

关于通货膨胀，这两个地区在整个非洲（SSA）的通胀平均水平相当低。2008年CEMAC的通货膨胀率到5%，而WAEMU的通货膨胀利率达到7%。虽然这个水平比其他非洲国家（SSA）的平均水平还低，但是两个水平已超过两个联盟通货膨胀的最高水平。④虽然在平均水平的情况下，CEMAC与WAEMU的通胀与其他SSA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来相当低，但是两个联盟的有些成员国家里的通货膨胀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分析法

本论文将从理论上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将使用数据做出实践研究。本论文使用两个地区（CEMAC和WAEMU）做出一个比较的实践研究。上面我们讨论了理论上，投资、经济开放度（作为全球化的指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随之我们也给出几个实践研究的结果。本论文主要利用面板数据和OLS+稳健法，研究从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员国。

（二）数据的来源

本论文的变量包括汇率（ER）USD/CFAF美元对非洲法郎GFCF（固定资本形成总和）FDI（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货膨胀（为国内生产总值紧缩指数），净官方发展援助（NODA），农业产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数据库）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着重研究SSA的两个地区：中非和西非经货联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考虑到两个地区的一些相似性和差异，本论文想补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货币之外两个地区的宏观政策，其是货币政策的收敛水平似乎一样（法国银行报告）。所以本论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进入了农业产品占GDP的比例的变量。

（四）模型的设计

由于本论文的目标是研究CEMAC和WAEMU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利用下面两个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异在于农产品的变量。因为有些CEMAC国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数据很少，甚至有的没有，所以在模型当中没有加上其变量。

四、模型的介绍

考虑CEMAC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模型没有加入农业产品占GDP份额，因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矿泉资源。有些CEMAC国家的石油出口是从1998年和2000年开始的，如赤道几内亚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国（CAR 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缩写）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没有区分石油出口产品的种类所占GDP的比例。为了研究WAEMU影响GDP的决定因素，在第I个模型中再加上一个变量，也就是说农业产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农业产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没有数据，所以在第II个模型当中我们忽略了这个变量。

一模型是这样设计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对数，Y=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国家，?t=误差项，Xi=为解释变量。

关于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这样考虑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资本形成总和占GDP比例的对数，LFDI是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的对数，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对数，LOPEN是贸易开放度（贸易总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对数），LER是汇率的对数，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对数，LINF是通货膨胀的对数（国内生产总值紧缩），LNODA是净官方发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对数，LAGRIVAL是农业产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对数，所有的变量都是用自然对数的。

我们使用OLS回归+稳健法，因为它会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的相关问题。陈强（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关于中非经济与共同体（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这样设计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变量与第一个模型的变量一样，但是不包括LAGRIVAL这个变量。

（五）结果分析与和讨论

第二个模型（CEMAC）的拟合优度R2等于86.99%，第一个模型（WAEMU）的拟合优度R2等于66.1%，两个模型都没有问题。因为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超过50%，这意味着两个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都超过了50%。两个模型的F检验也是一致的，F检验在1%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这表明两个模型的线性关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变量都不是显著的。模型I和II当中有几个变量t检验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显著的。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应（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个体效应（individual effect））。其结果表明两个模型之间没有个体效应的问题，证明了模型的齐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结论

本论文的实践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且其变量对于两个经济与货币联盟来说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本论文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是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经济活动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对于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不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两个区域内固定资本形成虽然对经济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两区域应该努力通过环境与政策优化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而且为了提高和优化固定资本的作用，也要努力优化经济政策。

净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且在两个区域内结论是一致的。这个情况让我们考虑到经济结构和政府结构的绩效。该援助的目标应该是结束世界的极端贫困，增加储蓄和投资，以及提高发展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援助对高级绩效的经济机构和政府更为有效，所以无论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国家（CEMAC 和WAEMU），都应该提高其机构的绩效，这样的话会优化援助的作用。

注释：①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

②法郎区域包括15个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赤道几内亚，赤道比绍，多哥，刚果（布），加蓬，喀麦隆，科摩罗，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乍得，中非共和国。

③想多了解该组织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与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两个联盟有共同的通胀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敛水平。这个水平是3%。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作者简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欧瑞），刚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参考文献

[1]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 Abdoul’ Ganiou Mijiyawa.Africa’s Recent Economic Growth：What Arethe Contributing Factors？[J] .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2013，25（3）：289-302.

[3] Adeyemi A.Ogundipe，Paul Ojeaga，Oluwatomisin M.Ogundipe. Is AidReally Dead？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J] .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14，4（10）.

[4] Banque De France.1994， ，2014.Annual report franc zone[Z] .

[5] ?EN，Ali，?ENTURK，Mehmet，OZKAN GOKCEN，Ducan，Engin，External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anel dataAnalysis[J] . Marmara University Journal of Economic&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14：15-28.

[6] Hector Sala，Pedro Triv?n.Openness，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J] .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14，23（2）：257C289.

篇8

区域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1999年欧元的启动标志着欧盟已成功进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区域货币一体化。这一成功案例反映了全球货币体系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东亚国家更多的思考。只有通过区域内部的经济与金融合作，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侵袭已成为遭受1997年金融危机重创的亚洲国家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有关东亚货币合作的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东亚货币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王子先着重强调了加强亚洲金融合作与协调的必要性。[1]李晓、丁一兵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应当采取渐进性的安排以构建区域货币体系。[2]张蕴岭指出建立自由贸易区是进行区域合作的主要方式。[3]

在已有的研究中，大部分都集中于对东亚货币合作必要性的探讨，而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缺乏深入分析，且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本文通过计算最优货币区（oca）指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进行定量讨论。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新进展：oca指数

20世纪60年代，在关于浮动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的争论中，蒙代尔（robert.a.mundell）开创性地提出了“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用以说明一个最优货币区或货币一体化应具备的条件。[4]此后麦金农（r.i.mckinnon）、凯南（p.b.kenen）、英格拉姆（james ingram）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修补和完善，并提出了不同的构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见表1）。[5]、[6]、[7]

上述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为货币联盟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其缺陷在于单一标准的判断过于片面，而且本身包含了参加货币区利必然大于弊的价值判断，而对于那些符合标准的国家是否愿意加入货币区，则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对比。此方面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包括克鲁格曼、奥伯斯费尔德及罗布森等，其研究成果可用表2总结。

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为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依据，但其所确定的标准都是定性的，定量方面的研究很少。巴约尔（bayoumi）和易臣格瑞（e－ichengreen）则通过计算oca指数判断一组国家是否适宜于组成最优货币区，后文也称之为be模型。[8]他们采用结构var方法，对影响稳定汇率和促成货币联盟有重要影响经济变量（主要包括贸易关联度、交易货币的有效性和非对称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三个因素）通过下式进行经济计量分析：

sd（ei）j=a+β1sd（δyi-δy）j+β2dissimij+β3tradeij+β4sizeij

其中，sd（ei）j表示i、j两国间双边汇率（取对数）的标准差，也是oca指数（通过上式对sd的未来值进行预测）。sd（δyi-δy）j表示两国实质产出（取对数）差距的标准差，用以估算产出干扰，并加入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组成的差异性作为不对称冲击的第二个指标dissimij。tradeij是指两国双边出口占gdp比例的平均值，表示贸易关联程度，sizeij表示两国实质gdp美元价值（取对数）的平均值，用以衡量国家实力的大小。

巴约尔和易臣格瑞对21个工业国家在1973~1982年、1975~1984年、1977~1986年、1979~1988年、1981~1990年、1983~1992年6个不同时期的样本进行了回归，观察其稳定性，并根据最近期的回归结果求出欧洲各国间的oca指数。其中，计算oca指数的双边汇率都以德国为中心，并据此指标分析欧洲国家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这种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一组国家是否可以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方法，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并且得到了较好结果。

二、最优货币区指数及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实证研究

be模型中的oca指数仅考虑了三个主要因素，而实际上影响双边汇率的因素很多，还包括国际收支状况、相对通货膨胀率、相对利率、心理预期、财政赤字和国际储备等等。本文在be模型基础上对上式进行修正。由于搜集dissimij数据存在困难，所以在模型构建中将dissimij舍弃，引入两国的相对开放度open（对外贸易额/gdp），再加入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两个因变量来进行回归，得出下面的回归方程式：

sd（ei）j=a+β1sd（δyi-δy）j+β2sd（openi）j+β3tradeij+β4sd（inflationi）j+β5sd（interesti）j+β6sizeij

其中，openij表示两国开放度的差，inflationij表示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interestij表示两国利率的差异。模型中主要选取了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且发展较快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而没有考虑东亚其他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朝鲜等）。

本文选取了1981~2000年期间的数据资料，并划分为1981~1990年、1983~1992年、1985~1994年、1987~1996年、1989~1998年、1991~2000年6个子期间分别进行回归，发现通胀率和利率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无法通过检验，所以将其舍弃，而另外三个变量sd（δyi-δy）j、sd（openi）j和tradeij的系数比较显著且稳定。sd（δyi-δy）j的系数随着时间增加而有所减小，表明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对汇率的影响逐渐渐弱，东亚各国的经济差异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sd（openi）j的系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增加，说明东亚国家的汇率变动越来越依赖于贸易，即开放程度的变化。tradeij的系数为负，表明两国双边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将会部分程度的熨平汇率的波动。1991~2000年的回归结果见下式：

sd（ei）j=0.7976sd（δyi-δy）j+0.2071sd（openi）j-0.1267tradeij（3.283932）（3.48078）（-4.011075）n=45 r2=0.474817 f=3.712294

从上式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小括号内t统计量比较显著，说明此回归方程式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为了对oca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进行分析，就需要首先对自变量进行预测。对sd（δyi-δy）j的预测是根据某年前后5年的数值计算出该年的sd，然后将1986（1981~1991年）至1997（1992~2002年）年的sd对时间趋势和常数项作回归，利用回归结果对未来进行预测。同理也可以得到sd（openi）j和tradeij的预测值，将自变量的预测值代入回归方程式，就可以得到预测的sd（ei）j，即oca指数。

本文选择以中国的汇率为中心来计算双边汇率的oca指数，这是因为日本无论是从整体经济实力还是贸易结构以及双边合作方面，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与东亚地区的合作日益加强，而且经济结构方面也逐渐趋同，所以在oca指数计算时选取了中国作为货币合作的轴心。按照上面的描述进行计算，得到了1998~2006年间东亚各国与中国间的oca指数（见表3）。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东亚各国oca指数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说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经济合作和货币合作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全面建立和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双方关系发展十分迅速。1994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和“东盟地区论坛”创始成员。1996年，中国升格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1997年，双方确定了“面向21世纪睦邻友好互信伙伴关系”。200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395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2001年，《清迈协议》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各国货币当局的合作。同年，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于2002年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将双方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的高度，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扩展。2003年召开的“10+3”会议签署了《巴厘第二协约》，确定了在2020年成立类似欧盟的“东盟共同体”的发展框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水平日益趋同，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加强。东亚地区出口的产品和结构也较为相似，如果进行货币合作，必会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进行货币合作存在较大的实现可能，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另据计算，在同一个时间截面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oca指数与其他国家比起来，相对较小。这说明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在这些次区域内先进行货币合作是较为可行的现实选择。

再次，与巴约尔和易臣格瑞1997年计算的欧洲各国与德国间的oca指数相比，东亚地区的oca指数较大。这表明与欧盟相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仍然较大，要进行深入的货币合作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东亚的货币合作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三、结语

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加强货币合作，建立更可信的货币制度，成为东亚地区的迫切渴望，加强经济合作是东亚各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东亚地区oca指数进行计算，其随时间推移而递减的趋势表明东亚货币合作存在通过实证检验的可行性，但是东亚国家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意识形式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体制和政策方面也有所不同，这些都成为区域间货币合作的现实障碍。因此，区域货币合作在东亚的展开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考虑先在贸易关系密切、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次区域内加强货币合作，然后在自愿和协商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加强东亚的凝聚力，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

参考文献：

[1]王子先．欧元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j]．世界经济，2000（3）：70-72.

[2]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j]．世界经济，2002（11）：3-10.

[3]张蕴岭．为什么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j]．国际经济评论，2002（9、10）：48-50.

[4]r.a.mundell.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th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4）：657-665.

[5]mckinnon r.i.optimum currency areas[j]．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1963（4）：717-725.

篇9

 

国别风险是指由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及事件，导致该国家或地区借款人或债务人没有能力或者拒绝偿付银行业金融机构债务，或使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商业存在遭受损失，或使银行业金融机构遭受其他损失的风险。[①]国别风险存在于授信、国际资本市场业务、设立境外机构、行往来和由境外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外包服务等经营活动。国别风险包括：主权风险，转移风险和一般国别风险。其中，转移风险是国别风险的主要类型之一，是指借款人或债务人由于本国外汇储备不足或外汇管制等原因，无法获得所需外汇偿还其境外债务的风险；主权风险主要发生在在银行向政府当局贷款或由政府担保的商业贷款之上，风险发生的原因通常是由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或政治世界的发生；一般国别风险主要是由于大幅度的货币贬值，对外国资产的没收或冻结，法律上的限制、强制性性的剥夺或者经济的严重不景气，以及国内政局的骚乱所引起。然而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国别风险事件往往难以施加影响或控制，很容易发生国别风险危机，因此，加强国别风险危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发生国别风险危机的可能性银行危机[②]是指银行过度涉足(或贷款给企业)从事高风险行业(如房地产、股票)毕业论文格式，导致资产负债严重失衡，呆账负担过重而使资本运营呆滞而破产倒闭的危机。我国商业银行国别风险是由当是其他国家发生国家金融危机之类，从而引发我国商业银行也发生风险最终形成商业银行国别风险危机。

（一）国际上商业银行危机、金融危机越来越多

近十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许多国际上的商业银行危机事件也是越来越多，从上述三次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点：危机影响的大小、持续时间长短、产生原因、表现特点、影响程度等都有所差异。当然也有一些相同之处，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二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三是流动性过剩且资本流动水平很高，具体比较可参见下表格：

三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比表（截止2010年10月）

 

区别项目

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2009-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影响范围

东南亚国家

全世界

全世界

基本特征

金融市场开放；金融自由化

金融产品创新紊乱；房地产次贷过度

经济复苏缓慢复杂；各种不确定风险正在扩大；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贸易结构调整、流动性泛滥；政府信用受到质疑

主要诱发原因

金融自由化；现代货币信用机制不健全；国际炒家干扰；泰铢贬值

金融全球化；过度超前消费；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

希腊债务危机；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欧盟内外部的结构性矛盾和各国经济失衡，国际投机炒

后果

经济倒退；生活水平下降；部门国家政府解体

经济倒退；部门企业倒闭；部分国家政府解体；

欧洲部分经济体财政支出扩大，税收减少，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全球股市、汇市、债市急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部分国家破产

对我国的影响

篇10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均衡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场之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就像曼昆总结的那样：“我们不能因为人体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就否认医疗必要性的存在，并对医疗技术的发展漠不关心”。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