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4 00:40:20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汉语语言文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2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内容
本专业自2003年实施2+1+1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通过一、二年级进行学科基础和专业基础培养,三年级进行专业必修和个性化方向培养,四年级主要培养毕业论文写作、示范课实习、教育实习和其他职业岗位的能力,使本专业的学生具备了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基础教育适应能力。2010版培养计划制定时减少了总学时,增加了专业选修课比例以及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语文教材研究”、“教学艺术论”和“文学作品的审美解读”等课程,强化了师范技能的培养。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本专业在最新的培养计划里除了保留“微格教学与教育实习试讲”、“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实践”等,还新增加了“专业调研”、“中学语文教学名师示范课”等内容,大大增强了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程度,在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学生的能力发展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
另外,本专业结合自身特点展开各种实践活动,开展学生的教师技能训练,举办诗歌朗诵大赛、演讲大赛、师范生讲课大赛、师范生技能大赛、微格教学、实习基地课堂教学、三笔字大赛,以及量化的阅读和写作训练,例如:每学期不少于10部理论书籍和30篇文学作品,一、二年级学生每人每学期必须完成30篇千字文。除此之外,本专业数次邀请中学优秀语文教师为本专业学生做示范课,并且与学生对课堂实践进行探讨。除此之外,学院从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组成了实验班,并且配备了教学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一对一指导,让学生们更好的享受教育资源,更快的掌握教学应用技能。
(一)汉语言文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提出的需求
在教育“普教化”传统思维下,所有的教育模式趋同化,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实践教学相对是薄弱环节。在今天,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后,大学教育模式也开始注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学是研究和发展学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场所,理应走出‘象牙之塔’,建立起一种主动适应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树立一种与时展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感,既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大学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教育不能仅仅在教育内部,要放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局里考虑”,汉语言文学作为高等教育核心专业,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已经是时代的共识。汉语言文学教育要实现从研究向服务社会生活、解决社会人文矛盾的转向,就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企业产业转型加速,个人需要不断发展,只有不断更新知识技能,才能保证个人专业岗位能力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当今的教育中,学生的生存状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学生有着不同于任何一代学生的情感体验、生活磨砺和职业经验,学习目标和学习动机呈多样化,有不满足于生活现状的,有的在大学甚至中学就开始创业的,有需要提升自己综合职业能力的,有重新与社会化职业对接的;有的本身就从事着繁忙的工作,渴望更好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总之,社会的要求已经内化为他们自觉自愿的学习需要,因此他们渴望学习目标具体化、职业化,注重相应岗位的实用性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在实践教学环节中,比前代学生有更明确的目标,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近年来,社会用人单位一般都要测试应聘者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不加强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就业后会难以适应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不得不另谋出路或待业。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必须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创业、就业能力。
(三)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实现教育目的合理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较高人文素养的高级适用人才。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它不仅是终身教育的主渠道,也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基石,但是无论是为了满足提升自己能力的求学,还是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只能走向一线工作岗位,而不是进行专业研究。如果在教学中倚重理论教学,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很难养成,同时慵懒、浪漫、拖拉的名士气会带到工作中。因此,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紧贴教育培养对象的基础和条件,从实际出发,把教育培养目标的重点始终定位于融理论于实践之中的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和职业能力教育的坐标系中,它一方面培养了汉语言专业学生严谨、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一方面促使教育目标“实践一理论一实践”最终实现。社会策略性知识的实践教学是基于一定生活场景的精神实践活动,它可以组织学生接触具体社会事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对这些社会事实进行处理或提出合理化的建议,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在专业知识和具体社会问题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从而产生激情、意志、超越、合作、团结等心理正能量,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策略和对人生意义的感悟。(四)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在实践教学环境下,学生已经不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实现了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模式;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可以让老师和学生之间增加面对面情景交流的机会,老师也有更多的视角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意识、自我调整能力、自我监控能力,老师也能根据每个学生在职业选择中面临的困境,提供最合适的教学内容、方式和途径,真正做到在“以人为本”的视域下,完成教育任务。在实践中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建构施展自己能力的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发展的空间就能实现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网络环境下汉语言文学实践教育模式的特征
借助网络共享教育资源的学习运动,经历了一个非常艰复杂的发展过程,从2002年的开放课程(OCW)运动开始,后来又出现了开放教育资源(OER)运动,2012年,“从Udacity、Coursera到edX、Udemy,它们以免费、高质量的课程内容为卖点,对学习者提供广泛的在线支持,包括课程任务布置、学习评估、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甚至为顺利完成课程的学生提供学习证书。这类服务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人们将这一类新兴的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模式称为MOOC(MassiveOnlineOpenCourse)”目前,世界各地已经掀起MOOC课程学习的风暴,我国高校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已经推出本校的MOOC课程,上海高校课程联盟也初步实现了上海高校间优质资源共享,并可获得学校认可学分。因此,MOOC下的教学模式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开放性,由于课程教学在线学习,开放式获取知识,只要注册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参与网络课程学习;二是透明性,以往的精品课程、公开课挂在网上可以供参观学习,但是由于无法检测课程学习者学习效果,因此导致许多课程徒有虚名,实际利用率非常低。MOOC学习环境下,学习过程成为可以随意检测学习者任何一个学习环节的透明过程。由于网络教学环境的变化,因此,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也必须追随它的变化,与时俱进,从而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针对MOOC教学模式开放性的特点,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呈现出学习参与者规模的可伸缩性(scalability)。
汉语言文学的课程多以讲授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教学模式必须通过大量研读作家作品,不同评论家的学术争鸣,以讨论的方式,来培养学习者鉴赏、评析的实际动手能力,从而开发他们的无限认知能力,提升他们健全的人格。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话题的设置尽可能地贴近学位教育的结构化课程体系,因为教师提供的话题资源是学习者知识探究的出发点,如果偏离了学位教育的知识结构,太过于个性化,学习者产生的内容在群体学习路径模式下,就无法成为学习和互动的中心,这种境况下,参与实践教学的学习者的规模和课程活动的覆盖面,就无法实现规模的超越性。美国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在对开展MOOC的103名教授的调查中显示,如果话题设计的贴近学位课程体系,每门课程平均有330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注册,相当于传统课程授课人数的几百倍。针对MOOC教学模式透明性的特点,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呈现出学习效果的可检测性(testability)。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中,学习者的实践过程指导教师根本无法全程跟踪指导和监督,学习效果的评价只能靠学生的自述或课堂的考核来完成,但是在MOOC教学环境下,汉语言文学的阅读材料可以周为单位向前推进,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实践内容设置测试内容、讨论版等环节,如果达不到老师设置的分值,学习过程将无法完成纵向推进,指导教师甚至可以随时获悉实践者在线学习的时间,这大大地改变了汉语言文学实践课程考核的随意性和人情化倾向。
三、网络环境下发展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实践教学体系,推进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内容的完善和改革
实践教学是以提高学习者能力为目标,因此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能力培养、人才规格等方面,必须根据职业岗位的需求和学生的就业需要,制定以岗位需求为本位的实践教学体系,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专业课程,编写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教材,整合并逐步优化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课程内容,确保它与社会职业岗位能相互衔接和贯通。在传统的理论教学中,以某种符号形式存在的理论知识通常是老师和学生重点讲述、掌握的内容,在网络环境下,熟悉符号系统,并解读符号的意义,都可以由师生通过视频课程、网络互动等方式,轻松完成,因此建立一套以培养学生岗位职业能力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深入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是顺利开展实践教学的前提。
(二)逐步建立健全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考核、监督和反馈机制
在目前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中,学生职业能力滞后社会不断变化的岗位需求,已经使很多成人教育学校面临生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建立实践教学考核、监督和反馈模块三级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实践教学目标的重要保证。把课程考核与教学过程、学生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学生、老师、实践单位以及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完善的考核、监督和反馈机制,既能调动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企事业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比如,通过网络可以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课堂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监控,课程作业、实验和课程设计等都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考核,监督它们进行的全过程;对于课堂外社会策略知识的实践,也可通过视频聊天或QQ群留言、微信和MOOC方式,与学生实践单位、工作单位建立长期的沟通渠道,形成良好的、灵活的互动式信息反馈机制,对于反馈回来的信息,一方面可以当做学生形成性考核的参考指标,另一方面对于实践教学偏离社会岗位需求的情况能迅捷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优化实践教学计划。
(三)挖掘地方资源,构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实训平台
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基地可以分为校内和校外两部分。校内基地要学校根据发展规划和专业设置,建立单项实验室、综合模拟实验室等,可以在实验室建立模拟实训场景。但各级学校面临着实际困难:资金投入不足,可利用的实训基地不足,且无法提供“全真化”实践场景。为此,应认真分析、挖掘当地社会的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丰富性校外实训基地,比如各地的报社、电台、杂志社、各单位的宣传部门等均可提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平台。它们可以提供真实的职业环境,使汉语言文学实践性教学更接近于从业实际,教师可引导学生亲历岗位业务操作过程,了解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在流程操作过程中,对于岗位所需的协作意识、创新精神等人文素养,产生切身情绪体验,从而避免了专业技能和社会策略技能训练的形式化。校外实训平台的搭建应建立在紧扣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上,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建立校外稳定的实训基地。尽力拓展“课程、实习、就业”加校企联合培“3+1”的养模式,缔结校企联盟,让企业参与制定学生的培养方案,开展协同式培养,共同参与课程开发和教学管理,逐步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从封闭走向了开发,发展的重点从数量的扩张转向了质量的提高。”
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式和数量。消费促进生产,如果把学校培养出学生比作生产的话,那么社会对学生的需求就是一种消费。时代在前进,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改变。生产出逢时对路的“产品”、产学结合是当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来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是大部分同学的首选。但是,就当前中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更重视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对来说语文教学等实践方面则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点大学都会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开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课程,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和语文教育学这些实践性课程则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困惑——学不能致用。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是比较模糊的,它不像建筑工程学、会计学以及医学类专业那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因此难以与应用型直接相提并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人文类学科,不仅承载展现人文精神风貌的重任,还承载着发扬和提高全民整体语言文化素质的重任。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外优秀文化及其遗产的学习与传承,其核心内容是关心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即对人类、国家、民族、集体、个人与自身的一种认知和社会责任。因此,其专业教育的特色在于其培育出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人事的相关工作,对专业生人文素质的培育比较重视;教育非直接体现于应用方面,而是从对社会人文观念及精神文明择取的影响上加以体现;不注重直接创造出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经济收益,而是注重对无法以数值计算的社会收益的创造,等等。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以及就业形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的实用性逐渐成为教育的追求目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来讲,进行适当变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需要接轨。
二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普修课课程安排,专修课的上课时间明显太少,导致对专业的深度学习出现不足;其次,教育教学方式中存有的问题,实践类课程安排较少,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强。
考核体制与考核形式方面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够顺利获得相关学分以及通过最终毕业考核,这其实是对专业考核体制与专业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种展现。例如:部分试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专业概念,等等。同时,试卷决定课程最终成功的观念使得学生们只关心考试的最终结果,而忽略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
学生对自身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不足的问题。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认知不足,缺少对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自身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专业教学借助实用性理念来指导
(一)“三维”课程目标须质性提升
不同的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目标都有区别,不同的体系会随着行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所以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也应当按照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革新。所以高校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目标也应当随之改变。比如,为了达到现阶段对汉语言文学教师的文学功底等要求,教学专业需要将“三维”课程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提升。新课改的“三维目标”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了全新发展的新时代要求,“三维目标”不能有所偏颇;另外,要落实汉语言新课程的“三维目标”,全面提高学生的汉语言素养,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具有“三维目标”素养的汉语言教师。首先,应当努力提升教师的文学素质与教学能力,从而达到“学术性”与“师范性”的有机统一。在其课程中,中学的汉语言阅读量相对较大,所以需要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感悟,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可见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清晰学生文学的思维,从而在知识面与自学能力方面上一个台阶。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达到“三维”课程目标。然而,“三维目标”应体现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课程的各科教学中,只是不同学科中“三维目标”所体现的比例和层次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目标是一个方向性指导,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应该全面地把握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增强学生基本素质,确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课程结构需匹配汉语言教师专业素养
汉语言的新课程在内容与架构等方面第一次提出了综合性学习内容和模块课程,甚至在高中有相关的选修课。特别要求了教师不仅需要置身于教学,并且需要研发课程,这就对汉语言文学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据前文可知。新时代的教师需要复合型的专业素养,拓宽教师的知识面非常重要。这不会仅局限于“学科知识+教育学知识”的传统要求。由此可见,要达到上述标准,需要培养汉语言文学教师的各方面素质,随课程的基本框架进行整合。
(三)课程内容应贴近学生生活
依照高职汉语言文学发展情况对课程的基本内容进行不断地改进。要结合学生与社会的基本发展背景对教学内容及架构进行系统地处理,做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有机统一。不但要针对学生的背景进行改进,而且要符合学生的发展。这样才能不断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四)课程实施方式要凸现学生的主体性
对于汉语言文学的课程改革,比较突出的是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力增强。这是由于全新的汉语言文学教育课程已经将课程实施方案完美地赋予到学生的实际生活当中,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才能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与此同时,凸现学生的主体性,让中文师范生在课堂中切实感受到师生角色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形成现代的师生观和教学观,才能为将来适应和引领汉语言新课程的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电大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写作问题
由于电大开放教育中所采用的学习方式是以现代教育技术为主、面授为辅的方式,由此学生与教师面对面的互动时间较短,教师无法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对于毕业论文的写作情况缺乏有效的指导,可以说这是导致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写作出现众多问题的直接原因。不同年龄、不同工作学习经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学生而言,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掌握的理解能力不同,其学习的效果和质量也不同,因此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当前要全面提高汉语言文学毕业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其根本在于梳理总结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如此才能够对症下药优化毕业论文写作质量。
1.学生对于毕业论文写作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电大教育采用宽进严出的办学方式,并且所有的课程学习可以在3~8年完成,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接受远程教育,完成学分选修。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学生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较为丰富,其在日常的一些学习时间会被其他的各项工作、交际等取代,这直接导致学生对电大教育抱有一种错误的看法,特别是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偏见。例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门平时学习靠积累的学科,汉语言各个专业课程学习的情况并不是仅仅依靠一个考试考核成绩可以检验的,而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却是需要学生调动其平时的知识积累,发挥文学审美能力、文学评论创造能力等完成论文的选题、论文材料的收集以及论文的写作。而事实上平时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使得其并未能够正确地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积累性特点。导致在最后的毕业论文写作中,学生完成论文时无从下手,既找不到要写的论题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挖掘。与此同时,这些错误的看法使得学生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写作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没有提前积累材料,准备论文写作。而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想要完成一份有分量的毕业论文,更是使得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写作漏洞百出的重要原因。
2.学生未能掌握汉语文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重难点
毕业论文写作是一项工程量较大的实践活动,同时也需要调动各种学习资源、教学资源,才能够正确认识汉语言毕业论文,完成科学的论文写作。但是事实上,当前电大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写作的相关指导课程并不是强制性的有学分要求的课程,其仅仅是一种参考指导的课程,而电大学生因为自身的学习时间限制等,使得学生不能够真正地完成对毕业论文写作是什么、怎么展开毕业论文写作这样问题的探究,在真正展开毕业论文写作中面临众多问题。第一,毕业论文的论题选择不科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根本,蕴含着上下五千年的文学内容,也闪烁着一些耀眼的文学著作、文学明珠,而这些内容刚好是没有接受过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的人都普遍掌握的知识。如大多数人都知道《红楼梦》、李白的豪放诗,因此由于学生平时没有积累文学知识,没有展开独立思考,则在最后论文定题目的时候,会直接选择自己熟悉的论题,但是这类题目范围较大,使其无法在一个本科毕业论文中清晰地概述这些内容,使得自己的毕业论文没有实质性内容。第二,论文题目的制定缺少独创性。电大汉语言文学毕业生在平时的教育活动中缺少自主创新性教育,学生仅仅需要照搬教材内容完成汉语言文学知识的学习即可,因此在论文的题目确定过程中,学生往往从知网等文献网站中直接抄袭一个题目作为自己的论题,其中所涉及的论文内容也仅仅是对于别的学者的研究的重新阐述,整体上缺少创新性。第三,未能掌握毕业论文的写作流程和规定。对于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程序而言,首先展开开题报告写作,确定自己的写作方向、明确写作的重难点,其次是经过文献资料、数据等的收集,编写文献综述,如此才能够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念,让自己的毕业论文具有可读性和文学价值。但是事实上,电大专业学生仅仅是确定论文题目就直接开写,并没有收集文献资料,因此整个论文即便是自己独立创作的,但也可以看出是对于前人研究的浅薄复述而已。第四,论文的写作格式不标准。对于大多数的电大专业学生而言,其论文写作不仅仅是文字内容,更重要的还有格式要求,如此才能够让整个论文更加简洁明了。但是不少学生对于电子文档的操作还不够熟练,不会自己调格式,不懂得生成目录格式。
二、电大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的优化措施
在电大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对于考核学生学习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分析其所面临着的写作问题,可以窥视电大开放教育现存的教育不足。因此电大开放教育必须以毕业论文写作所反馈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做好专业教育指导。
1.将毕业论文指导当作教学重点
将毕业论文的写作指导、平时的资料收集以及小论文的写作当作是平时的教学考核所在,由此才能够从根本上树立学生对于毕业论文的正确认识。如在展开现代汉语教学中,教师所布置的学期作业为要求学生能够展开现代汉语教育的毕业论文的拟题,并且初步形成论文的写作大纲,并将这些作业邮件传给教师。由此提升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正确认识。即该专业是需要平时的积累学习,展开思考探究的,而非完成课堂作业即可。
2.要求学生注重写作教学积累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中,学生的论文写作思路混乱,不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主要与学生平时的学术素养不高以及论文写作能力不高息息相关。因此在电大教育过程中,学校和专业课教师要提前做好学生论文写作的指导管理。如训练学生完成资料的收集、撰写文献综述等能力。同时还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对于电子文档的应用熟练程度。
3.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展开专业化的指导管理
毕业论文写作是有一定的流程的,学生要先选择导师,确定论文方向,展开论文题目的确定,明确自己的写作意义,然后才开始收集资料、开展研究、尝试写作,更改成稿。而这些都需要教师展开专业化的把关指导。如确定时间节点,让学生展开自主选题,明确自己的方向,并且与教师展开各种形式的交流,由教师把关该题目方向是否正确,同时教师的指导还要对学生有所启发,让学生能够开拓思维展开独立探究学习。其次,教师要展开对学生的分类指导,在论文写作之后有的学生是论文的内容不合格,有的学生论文的格式不合格。而针对不同问题的学生,教师必须展开分类指导,与学生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对其毕业论文写作情况展开跟踪分析,避免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等违规现象的出现。
4.完善毕业论文教学支持服务体系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汉语短语的分类问题
一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析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这是为什么?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这首诗背下来了。
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7)敌人打退了。(8)我们打退了。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的主语理解成受事。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如:(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不改变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谁的孩子妈都爱。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2、体育文学的发展
2.1、体育文学的发展情况
随着体育事业的蒸蒸日上,体育研究越来越受到时代的推崇。并且研究的范围已经涉及到各个领域,虽然以体育为题材的体育文学确实比较冷淡,但是体育文学这方面的发展潜力还是相当大的。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体育文学方面的发展,研究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体育文学和体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体育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的转型,体育文学曾处于一度的低靡期,与我国文学发展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是落后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在体育文学发展的近期,体育文学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有许多是借鉴了文学的体裁,在体育报刊杂志上也出现了与体育相关的内容,例如说,体育诗歌的发表,体育小说和体育戏剧的出现,增加了许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这种趋势的发展为汉语言文学中文学的发展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同时也丰富了汉语言文学中文学的内容。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体育比赛的前后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和思想深度,在某种程度上,体育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有深层次联系。
2.2、体育文学的发展表现
近几年来。我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非常惹人瞩目的成绩,以前一贯发展较为冷淡的体育文学在近几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说,中国古典文学与体育的融合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古典文学与体育相融合的体育文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并且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健身功能。这种古典文学与体育相结合产生的体育文化不仅传播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对我国体育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推进我国体育事业与文学的快速发展。除此之外,文学中融入了体育中动态的因素,使得文学中静态的因素与体育中动态的因素充分地结合起来,更加突显出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协调与一致。体育文学的发展变现还体现在一些具有代表的体育文学作品当中,例如中篇小说《足球流氓》,这篇小说不仅写出了一种当时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同时也呈现了体育界一种特殊的真实形态。还有体育网络文学的发展,代表作有李寻欢的《足球男人》等,这些体育网络文学虽然只是一些散文、随笔或者是评论,但是他们真实的反映出体育文学当中的多元化显现,既凸显了体育的发展状况又显示了汉语言文学中的一些写作方法和手段。以上所表现的就是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个表现,即体育文学的发展。通过研究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分析,不仅可以为体育文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我国的体育文学的快速繁荣发展。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又跟随时代步伐的专业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较强的审美能力,既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来服务社会,创造一定的社会价值,也能通过塑造自身的优秀人格,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品位来传承和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但是,理想是美好的,实际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是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置有一定的问题,其课时显然不够,授课形式也不够先进,从而导致了汉语言文学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难以深度挖掘,并且由于其实践课时间不充足而使得对于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不足;当前很多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功底并不深厚,但是却能顺利毕业,这充分说明了当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考核制度和形式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和纰漏,教学过程过于重视结果,忽视过程,重视理论,忽视实践;还有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选择了该专业,但是,他们并不真正从内心里喜爱这门课程,导致了他们缺乏强烈的课程认同感,影响了学习兴趣,也使得他们缺乏对传承伟大文化遗产使命的光荣感,从而他们的专业文化素质并不高。
三、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实施的具体措施
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必然会涉及到文学作品,而我们知道,阅读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因为汉语言文学教材中收录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中外的名家名作,可以说是他们思想人品等“最完美的浓缩”,对于培养学生艺术审美能力,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呢?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尝试和实践:
1.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学作品中展示的艺术境界,挖掘各种审美因素。我们要努力引导学生对课文所描绘的美进行鉴赏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注意其外部结构的表现形式和内部结构的情感渗透,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体会作品意境美。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功能,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学作品的这种特质来引导学生发现作品本身美的魅力,产生深切的情感体验,进而逐渐形成审美感受、审美意向与审美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