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局意识形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档案局意识形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键词 档案文化传播 价值 策略

档案文化是对档案信息的传递和表达，是人类在利用和管理档案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档案文化传播是对已有的档案信息开展传播的文化能力和过程，其依托是档案信息资源，其目标是使人民的档案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档案文化传播，有利于使档案文化的作用得到发挥，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一、档案文化传播的价值

（一）文化强国战略的需要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历史文化成果只有通过人们世世代代的传播才得以延续、继承和发展，才能实现其价值。档案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只有通过有效传播，使人们得到认可、理解和吸收，才能使档案中蕴含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积累、沉淀并发扬光大。

（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取向

档案文化凝聚了先进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共同理想、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如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利用文件、照片、录音、录像、报刊等档案资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热爱和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这些都是向人们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因此，通过有效的档案文化传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取向，从而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弘扬正能量，维持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目的。

（三）服务经济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档案中凝聚着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包含大量有价值的事实与数据、技术成果和科学信息，这些信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践证明，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无论是一项科技发明、新产品的设计、工艺流程的改进，还是一项工程的改造、房地产开发等，无不需要借助以文字、图表、数据、声像等为载体的档案信息。广泛传播档案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实践、科学研究以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对于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档案文化传播策略

（一）增强传播意识，发挥档案文化的作用

档案部门要培养传播意识，主动寻找发挥档案文化价值作用的领域和渠道。档案的凭证性是各国共识，不因意识形态而遭置疑，档案文化可信、朴实、真实、经得住考验。因此在各国文化交流中，档案文化传播对改变片面的甚至曲解的一国历史、引导正确的国际舆论、探索民族性格与心理、改善国际关系都起着积极作用。

（二）利用新媒体，广泛传播档案文化

一是，加强与媒体、网络的合作。媒体和网络更善于创新话题、营造话题、营销话题，能对档案编研产品的题材、内容和形式给出更佳方案和技术层面的支持，确保档案文化产品的更及时、广泛。二是，充分利用上网终端、网络、电视三位一体的新型媒体平台。新媒体、新技术在时间、空间上织成的信息大网，使得档案可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功能。档案文化信息也不应只是单向传送，而要逐步双向互动。主动传播与双向互动使得档案文化信息能更有效地传播出去，使更多的人从其蕴藏的文化价值中受益，进而提高公众的档案意识。

（三）建立评估反馈机制，及时调整传播策略

在档案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传播内容、形式以及方法会使受传者接受的程度有所不同，传播的实际效果可能存在偏离目标的情况。因此，一个完整的文化传播模式必须要建立有效的评估反馈机制，也就是作为传播主体的档案管理部门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档案文化传播过程的实际效果进行评判，从而针对受众偏离传播目标的情况，调整、制定相应的传播形式或内容，达到更好地总结传播经验，纠正传播过程中的实际偏差，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目的。评估反馈可以采取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个别访谈等多种形式，评估的内容应包含档案文化的内容和质量、档案文化的覆盖面、受众群体情况、受众的满意度、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播方式的优劣等内容。通过掌握并分析传播反馈信息，使档案文化传播主体更好地掌握传播的规律性，优化传播内容和方式，调整传播策略，更好地传播档案文化。

三、结语

档案文化传播是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档案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档案文化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档案管理者要尽快树立文化传播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以公众为服务对象，利用新媒体优势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这样才能为档案文化传播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促进档案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篇2

烈士陵园作为一个事业单位，其管理的档案与其他档案管理机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烈士陵园管理保存的档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人事档案。主要包括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应由烈士陵园管理处保管的在职人员档案、离退休人员档案和曾在管理处工作以去世的工作人员档案。二是陵园管理机构日常工作中产生的文书类档案，包括各项业务工作、党务财务、工程技术等工作档案。以上两种档案，是烈士陵园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与其他档案管理机构都该具有的。第三种档案是烈士陵园特有的档案，我们可称之为特色档案，主要包括烈士档案、历史资料档案、文物或烈士遗物档案。烈士陵园区别于普通陵园的主要一点就在于它本身蕴含的意识形态特征。园内安葬的每一位烈士，每一栋纪念建筑，每一个陈列展览，甚至每一棵花草树木都蕴含着特定的含义，凝聚着建设者强烈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表达。同样，每一位烈士、每一栋建筑或雕塑的背后都涉及一系列历史记忆，这些记忆的物化就是这一系列的文件资料及实物，这是其他单位不具备的人文资源。烈士陵园档案管理工作的重点和特殊性也主要体现在对这部分特色档案的管理和利用上。

对烈士陵园来说，管理和利用好特色档案具有重要意义。建设烈士陵园，目的就是褒扬烈士，通过弘扬和传承烈士精神，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传承烈士精神不能仅靠空洞的宣传和逻辑的推演。因此，史料的研究、实物的陈列、事迹的宣讲在陵园工作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这些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档案资料的开发和利用。烈士陵园的实际工作经验也证明，档案资料越丰富、自主研究越深入，宣传工作才能做得越好，爱国主义教育作用才能发挥得越充分。从这方面说烈士陵园档案管理工作是烈士陵园中心工作的基础，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

二、烈士陵园档案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正因为档案管理在烈士陵园整体工作的独特作用，各地烈士陵园人才队伍建设中对档案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都不可或缺，但按照专业化的标准来看，烈士陵园档案人才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领导重视程度不高。按照目前的管理体制烈士陵园绝大多数属于民政系统，民政部门管理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社会工作为重点，但烈士陵园作为历史较长的民政事业单位，陈列布展和文物管理历来作为主要工作，所以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多数以文博序列为主体。不管从民政整体工作而已、还是烈士陵园的工作而言，都没有把档案专业人才作为重要的培养和使用对象。

二是缺乏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烈士陵园多数没有把档案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人才队伍建设的整体规划，对档案人才的梯次培养缺乏前瞻性的谋划和设计，导致档案人才青黄不接。

三是专业化水平不够高。烈士陵园档案管理人才中多数为半路出家，自学成才，真正受过专业化教育的人才较少。工作中，多数以经验为主，满足于以前怎么干现在还怎么干，或者文件要求怎么干就怎么干，对档案工作规律性把握不深，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四是档案的开发利用不够充分，档案人才作用发挥不明显。由于缺乏较高层次的专业人员，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充分。特别是传统上，档案工作者给人的印象似乎相当于仓库管理员，把档案保管好就行了，对档案人才的工作业绩，也往往只强调默默无闻，循规蹈矩，不出差错就是功劳。使得烈士陵园大量的珍贵资源默默地躺在资料库里，潜在功能得不到发掘，社会职能得不到拓展。

三、烈士陵园档案人才队伍建设的几点建议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事业的发达离不开人才的支撑。烈士陵园特色档案的开发利用，离不开高素质的档案人才队伍。就目前情况看，烈士陵园档案人才队伍建设要立足于各单位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应当前烈士褒扬和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发挥的现实需求，顺应人才成长规律，围绕“培养、吸引、使用”三个环节，不断强化档案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统筹规划，形成明确的档案人才队伍建设思路。各单位有各单位的实际情况。每个烈士陵园档案管理工作的具体任务不同，机构编制和队伍建设现状各异，要建立素质过硬、结构合理的档案人才队伍，首先要对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档案干部队伍学历层次、职称情况、培训情况和任职履职情况，形成明确的建设思路，制定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计划，做到目标明确，措施得当。

二是强化培训，大力提高现有人员素质。要贯彻落实《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关于档案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参加专业培训的要求，落实《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档案业务人员培训工作的意见》，全面提升现有人员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水准。同时，要努力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要加强与烈士陵园特色档案管理联系紧密的近现代革命史的学习，了解档案资料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不断强化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能力。

三是合理使用，积极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要认真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积极主动地为档案类专业技术员搭建施展才华的工作平台。合理设置档案类专业技术岗位。建立和完善合理的竞争激励机制，鼓励档案人才在烈士陵园整体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用人所长，容人所短，力争把所有人才都放在最适合其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做到人岗适配，人尽其才。

篇3

1. 绪论

1.1 研究的来源。2008年末，广西全区总人口5002万人，其中，壮族人口1605万人，占总人口的32.60%。壮族人口较多（10万以上）或壮族人口比重较大（30%以上）的广西县市共54个，占总数的50%，这些县市全部分布在桂林——桂平——钦州连线以西。因此，笔者根据壮族聚居情况，将从上述县市中选取主要的34个县的档案馆以及广西境内14个地级市的档案馆作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档案事业进入了空前的大发展时期，但是，在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报纸和期刊上刊登的论文数量少，尚未发现少数民族档案保护研究专著”[1]。针对本课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方向多是就基本原理、少数民族档案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而针对少数民族档案保护现状的研究较少。笔者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了解壮族历史档案的保存现状，为其他学者提供一些信息，同时，也针对档案馆工作的问题提出一些想法。

2 广西壮族历史档案的概念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定义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得出定论。通过核心期刊发现，当下，学界的分歧主要有两点：第一，定义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依据不同。有的以文字为依据，有的以地区为依据，有的以形成主体作为依据，还有的以内容作为依据。第二，定义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时间标准不同。有的以功能来划分，即非现行的文件皆可入历史范畴，有的以1949年为历史分界点，1949年以前的档案即为历史档案。

笔者认为，为壮族历史档案下定义，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诠释。壮族历史档案的特点有三：

首先，壮族历史档案具有历史性，即史料价值。“历史指对人们过去行为和思想，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2]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民族的意识形态、文化素质都有着历史继承的联系性。”[3]例如，范西姆的《壮族音乐史》就是在继承历史遗产和新理念的基础上写成的。根据壮族历史的特点和“档案保管应该做到四不：不散，不乱，不丢，不坏”[4]的要求。笔者认为，壮族历史档案的时间分界不应严格以1949年为分界，相关的非现行历史档案也可归入其中。

其次，壮族历史档案具有民族性。壮族历史档案定义的外延包括经济生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种记录，这些记录充满了独特的民族色彩。体现在三方面：一、形成主体的民族性。壮族历史档案形成主体的原生性是指档案是由壮族本身产生的，包括土官、贵族、文书、师爷以及其他民族知识分子处理壮族事务而生成的档案。二、形成载体的民族性。壮族历史档案的记录载体在制作方式和外观形式上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三、记载内容的民族性。壮族历史档案大多记录的是自己的思想、立场和历史事件。

最后，壮族历史档案具有原始记录性。档案在外国的定义是：“经鉴定值得永久保存的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选出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记录文件。”[5]国内最新的定义是：“档案是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清晰的、确定的、具有完整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 [6]中外学者的定义虽然略有不同，但都明确表达出档案的基本属性——原始记录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壮族历史档案的定义应该为：“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能反映壮族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史料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

3 广西壮族历史档案保护现状分析

20世纪60年代，区档案局颁布了《关于调查收集少数民族档案资料的通知》，强调要收集和整理好壮族历史档案。在加强法规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均把档案建设纳入政府工作，虽然成绩卓著，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广西壮族历史档案的保护现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3.1 保护的自然阻碍因素

3.1.1 时间跨度较大。早在旧、新石器时代，壮族先民们就使用各种石器工具，创造了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壮族历史档案究其先祖距今有4000多年，抑或从有文字的历史记录算，距今亦有2000多年。例如广西宁明、龙州等地的断崖陡壁上，留下了壮族先民绘制的众多崖壁画以及铜鼓，距今也有2000多年历史。其庞大的时间跨度，既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我们对其进行保护的巨大阻碍。

篇4

1　档案文化的内涵

档案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在一起，维系人类社会的时空统一与整体连续。所以说档案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进行各种活动的记录，它反映了人类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因此，档案在继承和保持社会文化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它不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全部，而是其中具有基础性支撑意义的重要部分。

2　档案文化的结构

档案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很难将其给出一个准确清晰的分类标准。因此，对档案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分析与阐述。而我们却可以将档案文化的结构分为内核和外显两个部分。

(1)档案文化的内核

从意识形态视域看，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蕴育而形成的理念、世界观、价值观层面形成档案文化。

从行为规范视域看，记载风俗习俗、宗教礼仪、社会机制、法律制度层面积累出档案文化。

从精神产品视域看，文学艺术和一切知识成果升华为档案文化。

(2)档案文化的外显

通过符号系统记录档案文化，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档案文化以纪实和旁观态度得以记录，以文字和影像得以存在，以呈现和再现得以流传。同时，语言符号决定人类文化的传播方式，档案文化与语言符号一样从口传文化到印刷文化到电子文化得到传播与发展。

3　档案文化的特征

档案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它承载着不同文化内容、体现着不同文化特征，正是这些档案建构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记忆。

(1)多元化意识

档案文化在内容、_形式、功能和作用上均呈现的多元化特征。从不同民族的档案文化角度看，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明形成的档案记载着不同阶段、不同物质文明的人类发展，呈现着多元化特征。从社会文化整体的角度看，档案文化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文化，处于渗透、对话、融合的关系。

(2)开放性思维

档案文化的开放性思维认识表现为不同层面。在哲学层面的认识，理解为档案文化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哲学时代和地域性具有不同的档案文化风格，而从存在主义层面认识，档案的存在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档案文化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方式的记录。人们存在于自然、历史和社会之中，所以档案文化对人们在这种存在过程中的行为规范、意识和感知等方面进行了积累和记载。

(3)动态迁移性

动态的档案文化则指那些会随着时间的延续、环境的变迁、事物的变化，并产生新的档案文化财富。动态档案化主要是由于档案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其量与质的增放，都会促使文化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时空环境的变迁，档案文化的影响力和表现力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使原有文化产品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4　档案文化的价值取向

(1)档案文化的历史价值

档案是一种历史记录。从时态上讲，档案都是过去已经形成的而不是正在形成或尚未形成的信息。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以往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就可以把过去带到现在和未来，正所谓“让过去告诉现在”、“让历史告诉未来”。档案文化发挥着传播知识的功能，它的知识传播功能不仅有空间扩散性，而且有历史的延续性，它可以将要类知识世代相传，使之连绵不断。

(2)档案文化的社会价值

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权利、没有历史的世界。因此，档案在继承和保持社会文化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让・皮埃尔-瓦洛先生所讲：“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淘走了多少历史的积淀，犹如那些为淘金者淘去泥沙的河流。档案这种金子就是人类记忆、文化和文明的金子。它也是民主、法制和公共行政的金子。它归根到底是显示各个集体、民族同一性的金子。”

(3)档案文化的创新价值

档案是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史学研究方面，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就曾在大英博物馆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汇编。电子文件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社会记录信息、传达信息、留存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是纸张产生以来，是近现代档案学理论诞生以来，档案工作领域最剧烈的一次变革，它直接影响着档案工作的工作方式、基本理论乃至思维观念。

档案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内在机理

1　两者相互关系及作用

科技促发档案文化彰显，档案文化反推科技创新。从历史形态上看，科技与档案文化都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古代农业社会和近现代大工业文明三个主要进程，档案文化的演变与科技的进步相互依存，科技进步史也就是档案文化史。从逻辑机制上看，二者在性质或内容上都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现实陛与历史性相结合，区域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等特征，形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鲜明特点。

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中，科技与档案文化内涵的关系还体现在，―方面科技发展为档案文化内涵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档案文化内涵借助科技力量得以转化、传播和利用；另一方面，档案文化内涵为科技手段提供丰富的表现内容和创新的方向，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缺―不可。

2　关键因素

“融合”就是科技与档案文化互动双方通过相互磨合形成的密不可分的统一状态，即互动双方的一体化。融合不是简单原始的混合，而是一种内在的、丰富性的趋同。

对于科技与档案文化的融合就是提取档案文化中的精华成分，使之成为产生新思维、新技术和新机制的源泉，逐渐将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的关键元素、人文环境中的特色内涵用科技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交叉渗透与集成融合。

3　档案文化向技术文化的进化

档案文化与技术文化的涵化关系决定了档案文化的进化过程。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新技术的产生必然引发新旧文化的冲突，从而导致原有文化形式发生变迁，也会直接影响到档案文化内容及形态的变化。

档案信息化环境发展的新趋势

1　新技术提升档案信息化发展态势

档案信息化是一个运用数字、网络

技术，将现实存在的档案馆的职能以数字化方式完整呈现于网络上的动态进程。虚拟现实(VR)技术、三维影像技术、照片缝合技术、超高精度扫描技术等关键技术的运用推动了档案信息化的发展，使档案实体虚拟化、档案资源数字化、档案传递网络化、档案利用共享化、档案提供智能化、档案展示多样化成为档案信息化新的发展态势。

档案信息化在媒体进化的基础上得到空前的主动发展。从电拟媒体到数字媒体到网络数字媒体和移动媒体到智能媒体的发展，进一步突出了档案信息化发展方式的变化，拓展了应用形式和范围，使得档案信息化由被动转向主动。社会软件、虚拟技术、整合平台为档案信息化提供软件资源，搭建起以公共服务体系为平台、数字化资源、管理系统的系统架构，通过网络将档案文化传递给社会，形成社会信息环境，实现多维度智能识别。

2　新角度思维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必需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促使档案事业的发展从封闭的档案馆室延伸到了空间，未来社会对档案的关注已不再是单纯的保存和管理，而是如何开发、传播、利用和创新。档案作为文化载体的特征更为显著，这些已逐步引起业界的关注和高度重视，人们在开始尝试打破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去认识档案的文化作用。

档案信息化的发展不再是用信息化工具来维持旧体制，而是进行文件实体管理向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的变革。档案信息化的核心就是档案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目的是保证信息化时代人类文化的完整传承和向人们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知识服务。

(1)用技术丰富档案文化史料。办公自动化系统、文档一体化管理，将文件运转流程和业务流程有机融合起来，大大提高文件档案的质量和收集的齐全完整。

(2)用技术整合档案文化的知识系统。运用数据仓库、知识地图、超文本技术、元数据等多种信息技术，整合档案文化，开发具有数据和决策支持的档案知识管理系统。

(3)用技术提升档案文化的价值。档案文化的开发离不开科技，科技创新通过打破传统文化类别间的固有边界，将各种文化资源与信息技术相融合，从而构建新的文化形式和服务方式。以科技提升档案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用技术引导档案文化创新的功能。

(4)用技术保障档案价值的发挥。通过备份、迁移等技术保证档案信息的真实、完整、安全、有效。通过消毒、修复等技术延长档案的寿命，保障其价值的发挥。档案部门智能化的管理手段，保证具有安全的档案保管环境、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友好的利用环境。

(5)用技术发挥档案文化的社会功能。应充分重视和发挥技术在推动档案文化创新和传播中的作用。通过实施科技计划，将档案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学术研究与创新活动相结合、搭建科技创新和档案文化产品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以便发挥其社会结构的整体功能。通过内网、专网、互联网来实现档案文化的快速传递和广泛共享。

档案信皂化的建设逐步形成综合化、整体化、生态化、人文化的趋势，科技与档案文化的融合使得人们开拓了新视野。

3　新世纪全球档案界热点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档案界的关注热点正在悄然变化，2000年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的电子文件管理与利用；2004年第15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档案、记忆和知识；2008年第16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档案、治理和发展，到2012年第17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新环境、新变化。由对新兴科技概念和知识的应用，到深入认知内在价值的探讨，再到对发展环境的重视，体现了档案工作已上升到了发展、创新和融合的重要阶段。

档案的文化业态与科技创新的同步提升

档案文化业态是指档案文化收集、管理、传播、服务的形态。档案文化与高科技的融合会创造了文化领域的新业态。

发展档案文化业态，势必促进文化产业的升级，这就要求解放思想，推动档案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推进档案文化的创新，包括推动档案文化管理模式、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和服务意识的创新。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的层次阐释科技与档案文化相融合的作用。微观层次主要针对具体的档案文化相关内容，探讨科技创新对档案文化产品的收集、管理、传播、服务等方面的影响；中观层次主要在文化产业层面，研究科技与档案文化的融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发展趋势的推动作用；宏观层次主要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层面，探讨科技与档案文化的融合对于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加快中国文化资源开发、传播和消费，使其产业化和国际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档案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战略路径

1　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路线图

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将导致传统档案工作程序、管理方法等方面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档案文化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势在必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数字化档案，将按信息处理的要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的档案收集、整理流程、方式和方法进行重新构建。档案信息管理不再是传统手工档案的“模拟系统”，而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与现代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相适应的创新体系。

档案管理应建设以“云信息平台”为核心的信息化应用模式，通过云平台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开放和共享，以用户为中心，通过云计算平台强大的计算能力、快捷的数据检索、智能的数据处理、人陛化的服务，有效地提高人们的使用效率。

2　发展与规划目标

档案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要以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中心，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技术使得档案文化向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的趋势。建设一个系统化、大型化、专项化和多样化的档案文化信息资源库，并将文化信息扩大服务领域(面向文化服务、文化科研、文化管理、文化产业、文化新闻娱乐)，充分利用和发掘这些资源的价值，将档案文化融入于整个社会文化。

篇5

《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由刘东斌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笔者自收到该书的第一时间起，就冒着室外最高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认真拜读并爱不释手。仅仅用三天的时间就浏览了全书，并紧接着进入重点内容的细读。该书是刘东斌先生苦坐冷板凳十余载，遍览相关方面的论述，不畏艰辛深入研究，终于将他对“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观点思考与论证的结果以鸿篇巨制的形式，向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献上了一份厚礼。

认真拜读之余，着实被他那严谨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刘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并明显感受到了这本书的特殊之处。现就对该书的感受写成系列读后感，以表对刘先生的尊敬之情并与他就有关问题展开商讨。此为开篇，主要论述该书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为其点赞。

1 治学严谨

学术研究是一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特殊工作，从事学术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而且还必须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学是否严谨也是研究者人品的试金石。

纵观《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此书的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在“参考文献”中分别列出“图书”171条、“期刊”408条、“其他”9条，共计588条。而在504页正文中使用的脚注共有1494条，其中6条以上者就有63页，而没有脚注的则只有52页。当然，由于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所以尽管全书依版权页标注有606千字，但真正属于作者自己的论述比例颇少，综观作者本人论述（观点）的篇幅或许难以超过四分之一，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专著之最了。但若要问对书中如此之多的引述阅读之后的感觉如何？就笔者的直觉而言是读来一点也不感到累骜，更不显难以接受，反而觉得此种论述方式很有必要和味道。做学问就是要以广泛浏览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深入细仔的理解、分析和研究为基本要求，并最终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观点，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刘东斌先生在该书中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1.1 充分体现了刘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本书的立足点是颠覆“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一档案学理论中传统的基本观点，并大胆提出“档案是直接形成的”（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这涉及的是一个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且作者是要对其实施彻底的颠覆，这就不仅需要极为大胆的魄力，更需要拿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有理有据的论述。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需要，刘先生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化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本着“沙里淘金”的精神，认真研究了与之相关的论述，经多闻阙疑后，针对各种论述做出了自己的点评，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有理有据。让人读来不仅没有通过剪切加粘贴的办法，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的感觉，反而明显感到作者坐破寒毡、磨穿铁砚的治学精神，这种做法也符合了科学研究所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为了充分听取反响意见，刘先生早在2008年5月就将其文章贴到了“档案界论坛”上“《论档案形成在前》欢迎拍砖，尤喜冷砖！” [1]广泛听取网友的意见，至当年12月6日，共发帖202个，足见其反响的热烈程度。随后又于2011年5月由刘先生本人将此贴顶起，再次引起新一轮的讨论，至2013年10月7日，帖子增至595个。2014年1月刘先生本人再次顶起，至2016年6月，帖子已经增至947个。足见刘先生对此问题研究的执着。

1.2 符合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凡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发展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发展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合理内核的不断充实、丰富从而达到发展；二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进行扬弃和修正，使其得以沿着科学的正确方向走向新的高度；三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提炼和归纳，以实现对已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理论的发展只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而来不得半点的自以为是和凭拍脑袋随意论述，而《档案直接形成论》正符合了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1.3 此种方式对读者大有益处。读罢本书，面对如此特色，不仅不为厌恶，反倒还为其拍案叫绝，另一个原因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能够从中得到诸多的益处。在我国档案界，真正能够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许为数不多，而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同志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渴望了解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动向的档案工作者却为数众多，而在这为数众多的档案学人中，对于现状的了解则相对有限者居多。该书通过近1500条注释，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内容丰富、高度浓缩的信息库，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这方面研究中历史发展信息的阶梯。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其中富含的“营养成分”对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2 自成体系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项繁锁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凡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原有档案领域的名言（刘先生在“前言”的开头讲到，“中国档案学理论有句名言：‘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简言之即‘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的颠覆，那势必是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胜任的。但这对于痴心于档案事业，并对档案学理论研究拥有高度责任心的刘东斌先生来讲，却注定也是一个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工作。记得这个问题在“档案界论坛”上讨论时，刘东斌先生面对大家观点相左的议论曾谈到“可能最关键的还是我的水平问题。限于水平，无法用简短的论述来证明我的观点。”[2]是的，这确实不是仅凭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到位的，而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让读者较为全面地理解“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说，那怕最终还是认为此观点是不正确的。

2.1 追根溯源。一是从我国档案产生之源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作者在第六章“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中讲到，“档案之意先于文件，可以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档案起源时的原始档案中看出端倪。档案起源的动因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记忆的需要，人们发明‘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其记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记忆，起到记事备忘的作用。它只有档案的记忆作用，而没有文件的管理办事功用。”（146页，此为上述引文在《档案直接形成论》中所在页码的序号，由于本文是该书的读后感，所以凡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均采用此种精简的标注法）

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来理解其结果，那么从人类产生档案的源头上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同，具体论述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展开。

二是从“档案形成在前观”的提出追根溯源。刘先生引用了丁志民发表于《档案工作》1985年第1期上的《档案信息观》一文中的一段话，“人类最早产生的比较完备的记录形式当首推档案了，而其他记录形式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适应社会需要逐步产生的，它们在某些方面取代或发展了档案的功能”，“许多其他记录形式部分地源于或派生于档案。”（146页）由此看来，“档案形成在前观”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只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而刘先生对此问题却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论述文章和著作，并孜孜不倦地注重对此问题的研究，以致最终将一部60余万字的专著奉献给了档案界。

2.2 论述全面。《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从分析“文件”和“档案”的定义入手，论述了“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的形成观”“档案学逻辑起点”“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档案实体”“档案副本”“收文不是档案”“档案与文件的关系”“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档案价值”“档案与现行文件公开”“电子档案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最终还着重论述了“档案直接形成论的理论意义”。全书共设16章，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对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构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的理论体系。

3 实践性强

本书论述的内容属于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大凡基础理论往往会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尤其是对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档案人员而言，往往在读完一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字的专著后，感到如同是雾里看花，实在难以看清其真正的面貌。即使是一些属于档案学应用理论范畴的专著，如档案价值、档案价值鉴定等，往往读完之后也让读者实在难以能在其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中找到一座联系的桥梁。而《档案直接形成论》尽管论述的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但由于其论述通俗易懂，且又是建立在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的引用、分析和点评的基础之上，所以能让读者了解这一方面的研究现状如何，作者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新观点的可取之处在哪儿，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整个论述不显高深莫测，更不显虚幻不定，让读者感到好读、可亲，这也许就是刘东斌先生长期在档案局办公室和业务指导科工作的缘故吧。

4 贡献颇大

尽管《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在“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属性”“档案形成在前”说，以及对“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 观点的颠覆等，笔者自有不同看法（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逐一表述），但该书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

4.1 做了必要的探索。作者在前言中讲到：“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我们暂且不论“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是否真的“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但笔者还是愿意承认刘先生所做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既然传统的“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观点已经受到来自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发展带来的挑战，并面对某些问题已经呈现了无力解释的窘境，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躬身反思。既然随着档案事业的深入发展，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我们去研究、去攻克，那就需要有大胆创新者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崎岖道路上勇敢地探索和攀登。毫无疑问，刘东斌先生用具体行动向业界表示：他做到了。

篇6

胡永杰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缺憾，所以，用相当大的篇幅蒐集了许多表现中下层官员生平事迹和思想情感的墓志铭，并详加注释，多有精辟之论，惊人之语，补正了人文典籍、国之正史的遗漏和不足。

人类伊始，妇女们的地位是很高的，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都是一枝独秀，唯女性的马首是瞻，人们只知有其母，而不闻有其父，此“母系氏族制”是也。至奴隶社会萌生，男女在公共权力方面才有所倾斜，男性渐强，女人渐弱。

封建社会的出现，“男尊女卑”的概念开始形成，并渐至扩张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孔夫子的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闲话，又进一步将妇女推向没名分、没地位、没人格的苦难深渊，就连称谓也带有明显的语言歧视，诸如“丫头”、“拙荆”、“内人”之类。男子可以出将入相，治国安邦，女人只能固守家园，生儿育女，侍奉翁姑。男子可以三妻六妾，灯红酒绿，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套在她们头上的“金箍咒”。因此，妇女一直是处于被压迫、被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一个“从”字深深烙在了广大妇女的心坎上，贯穿了她们生命历程的全部。“烈女”、“贞节”是对她们的最高褒奖和赞誉。

虽然，从国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到社会最底层的贩夫走卒，其灵魂深处和潜意识里都视妇女为“附属物”，但历朝历代的女性们并没有自轻自贱，甘为“附属”，而是忍辱负重，自觉地担当起了为人妻、为人母的重任，撑起了“半边天”，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谱写了一曲曲或幽雅委婉，或气壮山河的美妙乐章，名彪古今，永垂青史。

本书的编著者，站在历史的峰巅和时代的高度，怀着对女性崇仰和敬畏的心情，披沙沥金，独具慧眼地选取了《唐仇夫人墓志并序》、《唐戴夫人墓志》、《明诰封一品夫人郭室李氏葬志》、《明文学郭十公暨配张氏继配陈氏合葬墓志铭》、《明敇封孺人荆妻秦氏墓志》、《明尚镰暨元配秦氏合葬志铭》等，意在以史为鉴，勉励新时代的女性，要取先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修行品德，提高素质，与时俱进，为改革开放的伟大祖国，为亿万同胞的福祉，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华夏子孙都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尤其是对自己世代居住和生活的环境，更是珍惜，呵护有加。《重修太山老奶奶洞王母阁龙母殿碑记》等，就表现出了历朝历代的乡民崇尚自然，热爱家园，美化环境，追求和谐与温馨的宽广胸怀及高尚品德。

龙母大殿、太山老奶奶洞等，系殷商故都安阳西南二十里许处的风物景致。亘古至今，这里的景色都十分幽雅秀美，每每为文人学者所称道。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殷商王朝的后裔们，也同曾创造了甲骨文的先民们一样，充满激情，充满浪漫，充满幻想，充满智慧，对自己家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着深厚的情感，并用勤劳的双手将其点缀得如花似锦，富丽堂皇，同时也给它们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赋予了灵性和人文色彩。是洞者曰“黄龙”，是坑者曰“碧潭”，是池者曰“南海”，有竹者冠以“竹林”，有松者名以“松涛”，狭窄之处筑一亭，宽敞之地立一庙。小亭供人歇脚赏景，庙宇的菩萨保佑乡亲平安度日月。

大自然的美景，如果没有人们的精心维护，是不可能千秋万代景不移、色不变的，而人文景观的存在，则是靠乡亲们一砖一瓦、一石一木去营造的。安阳县“小南海”景区里诸多闻名遐迩的建筑，就是四乡八村的乡亲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而成的。而记载这些美好景色和乡亲们胸怀、情义的，正是这里的一通通庙碑。《掠影》中着意选择了多篇这些庙碑的拓片，也恰恰透露了编者欣赏这里的景色、敬慕这里乡亲的品质、情义的想法。

“书法艺术”是中国文苑里，从古至今开放得最光彩夺目，清香四溢的奇葩。因年代久远，再加上一次次的战乱，刻在竹简上的、泼墨在纸帛上的书法作品多已不复存在，惟有镌刻在石碑上的尚星星点点流落人间。

《掠影》“书法”一章，从艺术的角度一一分析其流派渊源，风格特点，艺术魅力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有见地的。

文人方面，编著者选取了黄庭坚书写的《幽兰赋》和“五言诗”为代表。黄庭坚在北宋时期，诗、书均与苏轼齐名，他的书法追求“韵胜”，个性鲜明，特点突出，是“尚意”书风一派的执牛耳者。“大字作品豪放纵逸，小字作品巧中寓拙。”

武将选取了民族英雄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满江红》和《宝刀歌》等为代表。岳飞率部抗金路经南阳时，夜宿武侯神祠，“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这里所谓的“挥涕走笔”之作，便是刻在河南省汤阴县岳飞庙内的岳飞草书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因是抒发胸臆之作，所以，“用笔在潇洒流畅中见力度，结字在攲正相生中见风神。章法以强调纵行的感受为主，追求书写的从容、沉着与痛快，传达出书写者豪迈的气概和不凡的胸襟”。《宝刀歌》也是“一气写来，从容不迫，行笔稳健，单多独立，偶有连缀。书法源于晋唐，与文辞相应，折射出书写者内心的坚定与自信”。

另外明人朱常淓、清代刘镛、近代康有为、于右任等著名文人书法石刻也尽在其中，书中对这些作品的书法艺术，一一评说，言简义丰，如电石火花飞闪，启人思绪，静心读来，俨然就是一次书法艺术王国的快意巡游。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文盲和半文盲始终占居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获得历史知识，接受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思想熏染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靠戏剧舞台和民间的说唱艺术，二是靠绘画。

庙宇墙壁上和石碑上的绘画，虽只有疏疏朗朗的几根粗犷的线条，但它却能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范畴，明白无误地给表达出来。

《诸葛亮躬耕南阳歌石刻》，但见古圣贤之一的诸葛亮端坐在古松、翠竹环绕的茅庐内，双手持羽扇，头戴三梁进贤冠，身穿宽袖长袍，仿佛正向来访者娓娓叙讲他躬耕南阳的心得体会。昭然揭示的是以诚信为本的道德标准和自耕自足、自寻其乐、摒弃烦恼的生活理念。

《明周文王像碑刻》、《周公画像赞碑刻》、《孔子画像赞碑刻》、《明关羽像碑刻》，传递的是先民们对创造了人类文明，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的英雄豪杰的崇敬之情和无限怀念之意。在他们的心目中，周文王是那样的睿智和勤奋，不是坐在案前沉思，就是伏在案前挥毫，为混浊愚氓的众生民开启智慧的海洋。

孔夫子是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山鼻祖，历代帝王之师，人们对他的崇爱是十分真诚的，歌颂备至也是发自内心的。《孔子画像赞碑刻》中的孔子神色庄严，气度非凡，双眸里闪耀着大智大慧的光芒。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四位得其真传的弟子，依次坐于两侧，聆听恩师的谆谆教诲。

关羽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以英勇威武、重情重义而名扬四方，被誉为“武圣人”，与孔夫子并肩齐名，在官府和民间都享有很高荣誉。《明关羽像碑刻》中的关羽凤目隆鼻，长髯垂胸，头扎巾帻，身着长袍，手拿书卷，高大威猛，义薄云天，同时也不失儒雅之气。

篇7

〔Abstract〕Through keywords co-occurrence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earch，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hot topics of domestic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re mainly in seven areas，including basic theory，govern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sharing and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investment-benefit analysis，data format and system standard，institutional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By analyzing keywords time seris，trends of domestic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earch mainly contained dynamic adoption，cloud computing，government transition，public opinion guidance，open data，etc.

〔Key words〕e-government；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hot topics；trends；knowledge map

政务信息资源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作为的附属产物发展为独立的资源形态，从基于数量的分类组织发展到基于效益的价值拓展。在理论探讨和实践进展中形成了多维主题，主题的深化和演变显示出政务信息资源的研究趋势。

1 政务信息资源研究主题领域分析

2016年2月15日选择在中国知网（CNKI）中利用检索式：主题=“政务信息资源”or“政府信息资源”，检索时间=“2005-2014”10年数据，共检索到相关研究论文2 229篇。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过考察与梳理最早的研究文献，发现最初的研究只是简单的介绍国外的理论与实践现状，并未有十分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十年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才开始有系统的理论研究，经过近20年的研究，到2009年达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其中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和政治学5个学科领域对政务信息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研究最为关注，分别1 432篇、258篇、156篇、198篇和96篇。可以看到相关文献数量到2009年达到最高峰，政务信息资源研究以2009年为研究最，当时以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极大推动电子政务发展的法律法规在多年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成并，对此的研究构成研究热点。2009年之后，研究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热度有所下降，可见政务信息资源研究经过全面研究后，研究内容进入深化阶段，这种“欲扬先抑”的态势正在酝酿新一轮研究的到来。同时可以发现核心期刊发表数量与总的期刊论文数量在分布趋势呈现出一致趋势，即研究的总体状况与高水平研究状况的趋势一致，如图1所示。将相关数据导入CiteSpaceⅡ软件进行进一步分析，并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2所示。

1.1 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是政务信息资源研究的基础，主要是关于基本概念与研究理念的阐释，关键词的代表为电子政务、政府信息资源、政务信息化、信息分类等范畴较为宽泛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本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主流与主体概念，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主题。

周晓英等[1]基于情报学基本原理指出政务信息的目标导向是以公开为渠道的社会使用，要将“面向公开”转向“面向使用”，从而使政务信息的语法层次深入到语用层次。朱晓峰、王忠军[2]援引各国对政府文件与信息资源的认定与界定性阐述，分析了政务信息资源的内涵与外延，并且引入谱系原理将基本概念分解为层次表现维度、职能发挥维度、技术接受维度和价值导向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政务信息资源类型进行了划分。商晓帆[3]系统梳理了政府信息资源这一概念的生成与演变历程，分析了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并主张不能单独局限于信息本身，应该将与信息相关的因素也纳入资源范畴并加以管理和开发。

罗贤春等[4]从信息链信息的不同层级结合行政管理经典原理，可以将整个电子政务的发展划分为5个承前启后过渡期的阶段，认为现阶段正处在“信息-知识”阶段，并认为未来的电子政务信息服务将提供智慧-情报层次的解决方案与行动指引。在这一阶段主要着重于政务信息资源价值的实现机理，就也是政务信息资源与社会服务的融合关系与程度。

1.2 政务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政务信息资源从广义上说是信息管理学科的分支，在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招生目录中在信息资源管理专业设置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方向，并且中国科学院专门以“电子政务”为刊名主办了专业期刊，而狭义上说则是从档案学科延伸而来，成为档案学科的重要研究增长点，其中云南大学在档案学科下属设置电子政务方向。

鲜明的信息资源学科价值与研究取向催生了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的结合，使得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研究成为研究重点，如何通过合理的信息资源管理使得政务信息资源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是现有研究的侧重点。宋恩梅[5]基于价值链视角，从情报空间角度以政务信息资源管理者为主体分析了网络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的发展阶段与分布结构，指出基于信息资源整合视角的电子政务功能与流程的集成、公共―私人合作的管理方式将成为未来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吴鹏等[6]将语义互操作引入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分析了语义互操作技术模型与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结构性对应关系与应用的可行性分析，提出在现有框架内的政务信息资源元数据操作框架内进行异构信息语义解析和整合的必要性，提出政务信息资源语义互操作模型，并在国家土地资源土管理系统中进行了实证性实验。肖卫兵[7]通过对SSCI对政务信息管理模式的研究现状，总结出了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政府信息开发与利用模式，认为私营部门主导模式符合市场经济环境，具有更高的效率与可操作性，政府应作为管理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推动私营部门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开发，法律应填补政策盲区，尤其是著作权方面与反垄断方面的修改与制定。

1.3 开发利用研究

政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是将原有的载体分散、内容不一的信息通过组织和排列，形成有效的内容供用户获取的。

夏立新等[8]着眼于个性化推送服务的崭新的信息服务理念，通过社会学实证方法获取电子政务环境下用户需求，建立了基于需求的政务信息资源个性化服务框架体系。赖茂生等[9]从机制维度、国家维度、技术维度等方面梳理了我国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现状，认为市场开发、政府主导、政府垄断3种模式是主流模式，并分析了3种模式的利弊，并从宏观管理机制、中观技术体系建设和微观个体服务理念构建等3个方面讨论了以上3种模式的创新方向与发展趋势。陆颖隽[10]着眼于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政务信息公开实践，选择与我国国情民情较为相似的践行较早的日本国的情况，着重对比了中日两国在此方面的差异，提出了可以借鉴和学习的部分措施。夏义[11]以公共图书馆纳入政务信息公开查询场所为契机，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主动担负起信息传递者的责任，并且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进序化和开发，指出政务信息资源的加工序化、政府网站的公共进入、信息资源的增值开发、个性化服务以及用户信息素养教育是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资源管与开发的重要扩展途径。

1.4 共建共享与信息资源整合

政务信息资源的生产流程与利用过程往往涉及多个相关部门，尤其是在电子政务刚刚起步的时候，部门之间条块分割严重，政务信息资源的完整性难以保证，且由于分布不规律而导致获取较为困难，如何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成为政务信息资源社会价值提升的重要着力点。

王锐等[12]认为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将颠覆现有政务信息资源建设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能够更加有效的实现信息资源集中存储、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的充分有效共享，基于云计算技术，提出了一种应用于政务信息共享领域的“共享云”，将共享云的共享模式与现行共享模式进行了比较，设计了共享云的应用体系架构，并提出了共享云的共建共享策略。罗贤春[13]认为“数字城市”政策与理念推行下的实践建设背景下，政务信息资源对城市数字化进程的潜在推进作用，认为政务信息资源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广泛共享将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数字城市建设最为重要的信息资源来源之一。杨秀平、张玉珍[14]着眼于欧美发达国家电子政务实践，介绍了美国政府实施委托图书馆计划等多种措施推动政府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的实践，在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模式的基本运作模式。

1.5 投入-效益分析研究

电子政务是国家主导的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化进程，国家投入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费用十分巨大，其收益如何，是评价电子政务效果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政务信息资源价值定量化价格估算的重要指标。

何振、周伟[15]应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了我国政务信息共享过程中的效率问题，认为在特定的共同建设与共同享用的基本面维度内，共建共享总收益与总成本的差值是计算其效率的基本数值，提出在现阶段的政务资源建设中的技术创新问题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新型“下一代”智能搜索引擎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正在大大降低信息资源使用与应用者的时间成本，进而逐渐逼近信息资源共享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王芳[16]着眼于政府信息资源采集、组织、集合、等信息生命周期过程中的资金来源，并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在民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政务信息资源承载着权力象征、政绩表现、权威保障、市场垄断等因素，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并实证了政务信息资源获取与共享的资金消耗情况，得出政府信息资源的获取与共享的障碍在于利益博弈的结论，具体表现指标为“信息租金”。

1.6 数据格式与系统标准

这是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务信息资源实现全国范围内传播与存储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标志着政务信息资源实现了标准化生产，这将大大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参与社会化公共服务[17]。曾荷[18]描述了GILS的生成、应用、完善、成熟的历程，梳理了元数据理论与技术在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转变，认为以元数据为代表的数据标准与系统规范研究是政务信息资源在信息层面的研究核心，与之相适应与配套的制度层面的框架搭建与维度设计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创造性的提出了元数据为构建线索的政务信息资源登记体系与管理规范，并做了初步的理论探讨与设计构想。王红霞、苏新宁[19]分析了现有的复杂的政务信息收集与获取环境现状，这些都对信息采集的系统与体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采集系统不但要适应动态性与高速度的处理求与抓取稍纵即逝的政务信息，还需要应用智能化的处理手段去将采集都政务信息进行智能处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动态信息采集政务信息采集系统应有的应用模式，是建立科学政务决策系统的基础，并按照相应理念进行了理论建模。刘家真、王n璇[20]基于电子文件管理视角，通过梳理与对比以国家档案局为代表的现代档案和以中央档案馆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档案在电子化方面的实践，关于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规范，以及对已有的文件与文档元数据标准的分析，指出我国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元数据管理与应用的设计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与提升对策。

1.7 制度政策与知识产权

在最初的政务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中，由于政务信息资源的公共性与开放性等特点，似乎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随着政务信息资源数量的增加与内容的扩展，包含丰富信息内容与具备良好逻辑表达的政务信息资源不断涌现，加上主体的多样化，制度政策与知识产权问题开始得到关注，对宏观政策构建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是电子政务信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

刘焕成、邱均平[21]认为随着政务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应用的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日益凸显，其电深入分析了政务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的内涵和权利义务关系，论述了了政务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伦理基础与具体策略。蔡祖国[22]认为政务信息资源符合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描述，是与农业品与工业品具有同等地位与价值的创造性劳动产品，同时也认为政务信息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与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案例的特殊性，提出制定因地制宜的、充分尊重信息特性的专门法律史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马海群、宗诚[23]认为电子商务实践中的电子签名同样适用于电子政务实践，政务信息资源立法应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提高政务办公效率为目标与宗旨，并简要介绍了现有立法中的立法流程不规范、立法层次较低下、立法效力难以实现等问题产生的原因。

2 政务信息资源研究趋势分析

为了考查研究的年度变化，将关键词按年份排列，并绘制关键词时间序列图，如图3所示。

关键词时间序列谱图显示出了关键词的年度变化趋势，从关键词的变化来看，研究主题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重点与热点不断为新兴热点所取代，呈现出了政务信息资源研究的最新趋势。

2.1 信息与在线政府为电子政务动态采纳过程取代 在个体信息采纳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用户认知意识，研究着眼点可以说是不断细化与深化，研究的扩展方向逐渐明确。此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通过官方网站信息过程中如何通过合理与恰当的信息组织方式让民众更好接受政务信息资源的获取流程与内容，也就是信息技术方面软件系统与硬件装置的接受，这种范式的研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大量技术与理论模型被引进，研究从社会学实证逐渐过渡到心理学和生物科学研究。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与设备经历了跨越式的大建设与大发展，原有的PC终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与此用时，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崭新的信息交流平台不断发展与完善，民众与政府的实时交流得以实现。杨雅芬、李广建[24]从概念界定、研究数量分布、理论/模型使用、研究方法及内容等方面对当前电子政务公民采纳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认为未来研究应当不断发掘出不同公民群体采纳电子政务的各种潜在影响因素，构建符合电子政务特定情境的实证研究模型，在建模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选择最合适的样本，并在不同情境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扩大样本量，提高研究的普适性。

2.2 资源共享为云保存与云计算取代

传统的信息资源共享模式在大数据环境中逐步为云保存与云计算所取代。徐晓林、李卫东[25]简述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云计算的战略部署情况，着眼于政务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论述了的到来对云计算对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领域的框架与体系、发展模式和战略部署将产生的深刻影响，并结合云计算特点提出了“政府云”平台构建的相关因素与不同层级的构成。吕元智[26]则结合云计算的超强的计算力和低成本等特点，从理论深度、技术程度、实践厚度等方面论述了云计算应用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可行性，预测了云计算对电子政务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的趋势。赵晖[27]认为以云计算促进信息资源整合、业务协同和系统集成应用是政务信息资源发展的新趋势，并提出促进电子政务云部署的对策建议。

2.3 管理过程重塑与管理流程再造促进下的电子政府为政府转型取代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最初被认为具有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的工具性意义，是对政府管理流程的信息化塑造，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其工具性意义逐渐淡化，而成为政府改革的方向与政府管理范式革新的主导力量。杜治洲、汪玉凯[28]认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与参与政府管理意识的提高，民众的需求形成对原有政府管理模式的冲击，对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形成“倒逼”机制，公共政务与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相对不足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理念上率先突破原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理念，进入公共服务推进阶段。民等[29]探讨了电子政务推动下的公共服务升级与转型，深入分析了电子政务推动下的转型政府的内涵，从整体政府的视角、跨部门协同和增强公众权能的角度研究了电子政务环境下的公共服务转型，构建了转型政府的框架。

2.4 信息互动与交流为舆情引导所取代

作为政府信息的主要渠道，政府网站在网民激增的情况下，信息与在线交流等基本职能依然发挥，但是通过后数据的分析获取舆情走向趋势，进而应对网络信息危机成为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的领域。张芳源、陆和建[30]认为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政务信息资源在政府与民众间的传递方式日益便捷，为此其着眼于政府决策过程的信息行为特征，认为构建基于信息资源类型与功能分类的舆情采集、基于文献与数字资源参考咨询的舆情定题生成与分析、基于信息计量的服务过程评估的决策生成与交流、数字资源长期利用与便利提取的舆情信息保存是将舆情信息这一重要政务信息资源纳入全程管理的重要步骤。梅松[31]着眼于虚拟社会云社区管理现状，认为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因为互联网的广泛覆盖与迅速传播而扩大，同时，社会事件通过网络转化为网络舆情危机的事件频频爆发，严重挑战了政府公信力与治理能力，根据网络突发事件的周期特点，结合相关“小世界”、“导数原理”、“对数原理”等情报学经典理论分析了负面网络舆情的危害。

2.5 政务公开与透明为开放数据所取代

政府过程利用大数据的使用大数据技术整合政府信息资源、行政组织和业务流程再造，提高操作效率在部门内和跨部门。同时，大数据公开数据，数据共享和数据重塑行政决策思维的想法。通过大量基本的数据挖掘和多维度的深度分析主动识别公共需求，找到社会热点，基于顾客导向的服务创新过程，集成服务、电子政务从而提高治理能力。政务信息公开是电子政务建设的初衷之一，相关的实践和研究一直是该领域中的热点。近年来，对于信息公开和透明政府建设渐渐从量转到质，形式上的没有信息质量的公开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思。郑磊[32]认为开放政府数据国内外近年来之状况与电子政务和信息管理领域的热门研究方向，政府收集和保存的数据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生活，在大数据时代，政府保持对公众开放政府事务数据，申请增值利用和社会创新，将创建一个巨大的公共价值。陈涛、李明阳[33]认为政府数据开放对扩大信息公开、改善政府治理、促进社会创新和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武汉市正在建设中的数据开放平台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武汉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政策环境、建设目标、内容以及面临的挑战，并从数据开放范围、数据质量、协调力度和用户需求四个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丁念、夏义[34]介绍了印度、巴西、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开放政府数据战略实施背景、战略实施举措和内容以及战略实施效果的多维度分析，归纳发展中国家开放政府数据战略实施特点与实施路径，总结其经验与不足，为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战略的推进提供指导和借鉴。

3 结 语

可见，现有的关于政务信息资源的研究逐步呈现出系统科学趋势，多学科协同研究已经是常态，研究成果涉及广泛。通过研究热点与研究重点的的迁移分析，可以发现，政务信息资源研究对象不断泛化，载体形式多样化，传播方式多元化，利用效果多维化。无论是开放数据还是智能推送，亦或是知识管理与移动政务。总之，都是围绕政务信息资源价值实现展开的，实现政务信息资源价值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晓英，刘莎，张萍，等.情报学视角的政府信息公开――面向使用的政府信息公开[J].情报资料工作，2013，（2）：5-10.

[2]朱晓峰，王忠军.政府信息资源基本理论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5，（1）：10-12，5.

[3]商晓帆.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角度看政府信息资源建设[J].图书馆学研究，2006，（11）：61-62，77.

[4]罗贤春，余波，姚明.信息链视角的电子政务发展阶段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4，（6）：35-40.

[5]宋恩梅.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结构及发展趋势[J].图书情报知识，2010，（3）：45-50.

[6]吴鹏，高升，甘利人.电子政务信息资源语义互操作模型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2）：77-82，122.

[7]肖卫兵.论政府信息开发利用的商业模式[J].图书情报工作，2011，（7）：122-125.

[8]夏立新，翟姗姗，李冠楠.面向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政务信息服务模式[J].图书情报工作，2010，（8）：21-24，9.

[9]赖茂生，麦晓华，曹雨佳.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创新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6）：25-31.

[10]陆颖隽.日本政府信息公开与开发利用对我国的启示[J].图书与情报，2010，（6）：9-13，28.

[11]夏义.图书馆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功能的定位与实施[J].情报资料工作，2011，（1）：72-75.

[12]王锐，白庆华，刘华玲.政务信息“共享云”及其建设策略研究[J].情报科学，2013，（2）：78-82.

[13]罗贤春.数字化城市建设中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J].情报资料工作，2004，（6）：36-39.

[14]杨秀平，张玉珍.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式研究[J].现代情报，2011，（7）：55-57，61.

[15]何振，周伟.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经济特性及其效率分析[J].情报杂志，2005，（4）：10-13.

[16]王芳.政府信息共享障碍及一个微观解释[J].情报科学，2006，（2）：194-199，221.

[17]闰伟.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元数据库的研究与应用[D].上海：东华大学，2006.

[18]曾荷.基于元数据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登记管理规范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6，（2）：47-50.

[19]王红霞，苏新宁.电子政务动态信息采集模型的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3）：73-76.

[20]刘家真，王璇.我国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管理元数据方案研究[J].档案学研究，2009，（5）：51-58.

[21]刘焕成，邱均平.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J].情报科学，2005，（5）：648-654.

[22]蔡祖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属性及其“特殊”保护[J].湖北社会科学，2010，（5）：47-49.

[23]马海群，宗诚.电子政务的立法状况、法律框架及核心问题[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2）：42-45.

[24]杨雅芬，李广建.电子政务采纳研究述评：基于公民视角[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1）：73-83.

[25]徐晓林，李卫东.论云计算对电子政务的革命性影响[J].电子政务，2012，（10）：18-25.

[26]吕元智.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系统建设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4）：106-109.

[27]赵晖.云计算环境下电子政务发展问题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4，（1）：65-68.

[28]杜治洲，汪玉凯.电子政务与中国公共服务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7，（6）：47-50.

[29]民，刘密霞，丁艺.电子政务推动下的转型政府研究[J].电子政务，2015，（3）：62-69.

[30]张芳源，陆和建.基于政府决策信息行为的网络舆情政务工作平台功能设计[J].图书馆学研究，2014，21：22-28，46.

[31]靳晓婷.基于电子政务视阈的负面网络舆情导控研究[J].情报杂志，2014，（5）：161-16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