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论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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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

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

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篇2

2011“雅戈尔”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教育创新论坛，论坛主题：艺术设计教育改革与产业发展。

亮点二：

“雅莹浙江民营企业与东华时尚周”零距离作品交融；

亮点三：

国际著名服装院校学生优秀作品联展及雅莹浙江民营企业的服装作品秀；

亮点四：

创意飞扬・时尚东华2011首届“卡拉扬・东华杯”箱包设计大赛；

亮点五：

课程创新・学子受益“元梦园・东华杯”中意国际合作课程成果展；

亮点六：

十年历程・硕果累累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教学科研成果10年回顾展：在“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承办东华时尚周”已有十载，回顾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在这十年中取得的育人、科研成果、创新办学，极为振奋心田。东华大学的科研成果，从时尚服装、活动制服成功为上海世博会设计志愿者服装、航天服装，从设计、制造到市场策略、销售，到服装艺术设计到概念艺术设计领域的延展，深层次在加深，东华大学的科研实力在不断的凝练与提升。东华大学的教学改革，十年稳步走来，不断前行。服装专业特色人才培养的模式创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思路与合作创新，为教学内容的深化、教学手段的丰富、提供了高水平的探索平台，各专业学生良好的就业状况是对我们教学成功的最好肯定；

亮点七：

永恒经典・精彩纷呈

1：“雅莹・东华杯”东华大学服装学院中日合作班2011届毕业生作品静态、动态展；

2：2011第五届东华大学一施华洛世奇创意设计大赛五年回顾；

3：2011第七届“YKK・东华杯”研究生服装设计作品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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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相关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海上油气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节能减排管理规定》、《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办法》、《节能减排项目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使得现场生产单位在节能管理中有章可循，按章办事。在能源体系建设中按照管理的层级不同，体系的设计也是分层控制，主要涵盖管理层手册、执行层程序文件、生产作业层的作业文件，做到层级分明、责权利清晰透明、专业细致精准全面、可操作性强，保证各个层级无缝衔接，有的放矢。通过对管理流程的梳理、细化，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管理成本。由于海上油气开采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开采周期长，生产平台分布相对独立、点式分散等特点，在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规定时，主管部门就更要“接地气”、“看长远”，把握精细化管理思想的精髓，将其中的“精”和“细”加以合理运用。具体于能源管理体系中就是“抓大不放小，轻重兼顾”。重点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流程都相应制定了配套的管理制度，如《耗能设备能源管理规定》、《重点工艺流程能源管理规定》等。能源管理体系设计中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并不拘泥于只单纯完成各项考核指标，而忽视能源管理的长远规划，减少因规划设计不合理造成的追加成本，在产能和能耗之间寻求平衡，不同节点间有机可循，规避程序衔接不畅、重复管理等弊端。作业文件制定时，灵活运用规则，动态管理。对于不同区域、不同开发阶段、不同作业地点等影响因素在管理时应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本着共同而又有区别的原则，细化作业文件，动态跟踪，随时调整，避免“闭门造车”。所有文件都要满足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不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的内容一律剔除。“精”和“细”并重的体系设计思路，减少了管理层和作业层间的相互制约，使管理层和作业层的衔接更加紧密，动态管理提高了管理的精准和时效，避免因脱离生产实际，盲目出台一些不合乎实际需求的管理制度，有的放矢地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1.2分类控制，细化权重

在能源的使用中采用分类管理，这在《能源使用管理办法》中充分体现。依据生产作业的实际需求，公司日常使用的能源主要集中在自产的天然气、原油、成品柴油和外购的电力，细化这几种主要能源的使用规范，制定定额管理标准成为必要，对于主要的用能设备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为能源的合理使用和设备的有效管理提供制度保障，为进一步提高用能效率打下基础。能源的分类管理清晰了用能权重，通过区别控制，集中精力管控重点能源品种，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松对用量少的能源品种的管控，即“抓大不放小”。对中小用量能源的利用更要细化管理，有分类又有侧重，使得各项节能指标得以顺利完成，对简化管理流程也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规避了由于多头的模糊式管理所造成的人员和资源浪费，这些在天然气的综合利用中尤为突出，取得满意的实际效果。公司通过建立长效的天然气利用治理机制，大大提高了伴生天然气的综合利用水平，有力推动了区域开发的进程，使原有的点式分布的开发模式向区域化，点面结合的网络化开发模式转变，能源利用效果得到显著提升，精细化管理的思想理念再次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各项制度的建立一定是服务于现实的需要，精细化管理融入了细节意识、服务意识、规则意识、系统意识等管理理念，将细节管理运用到常规管理当中，精益求精，优化管理程序，细化管理手段，最大限度减少管理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管理成本，在已有注重量化的管理向注重质、量相并重的管理转变，逐步实现能源管理质量的有效提升。

2实践中的精细化管理经验与探讨

管理的提升需要技术的支持，理论的创新需要实践来验证。

2.1天然气区域开发与综合利用

海上油气田在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伴生天然气，如何高效利用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一直是管理局能源管理的重点，随着开发格局逐步扩大、技术储备的不断提升，加之质量效益工程的开展，油田伴生气综合利用有了新的突破，节能减排效果明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1构建网络化供气，资源互补

通过建立天然气管网，使得各个油田群之间的能源通道得以联通，合理分配天然气成为现实。这些决策的有效落实，都离不开精细的数据分析，对油藏的地质储量、开发前景预测、经济评价等诸多方面的精、细分析，依此助推决策的科学、合理，使原有各自为营的能源管理向系统化、模块化、统筹化管理转变。初步形成了大区块、连片式的开发格局，无论在生产规模、生产质量、成本控制还是社会效益上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特别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治理效果明显，在实现资源的共享、互补的同时也提高了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

2.1.2回注地层，择机开发

对于尚不具备有效利用和剩余的伴生气则采用注气工艺，回注地层，择机开发。在实施回注中精细化管理更是广为运用于各个环节和阶段。受限于海上地理条件，实施过程中不可预测因素和风险很多，正因于此，要求相关人员必须严格细致，精益求精，不能有丝毫的疏漏，特别是对地震、测井、油藏等数据采集分析必须详实，精准。与地质、油藏数据模拟对比仔细研究评估，制定实施预案，实施中还要充分精算产气量、回注量和自用气量，最大限度减少误差，平衡压力，防止油井出现严重气窜、油气比增大等诸多风险，通过反复细致的研究，降低回注风险。

2.1.3优化燃料设计，调整燃料结构

油田富裕伴生气的处理一直是公司节能减排工作和能源综合利用的重点和难点，作为海上主要动力来源的燃料气源（发电机、锅炉等），该部分伴生气的利用效率也随着技术进步、管理质量的提升，得到了较大的改观。通过对供气管网、生产工艺、生产流程、储气装置等的细化改造，进一步拓宽了富裕伴生气的利用空间。对动力燃料结构进行调整，调高天然气的比重，减少原油、柴油、渣油的使用，既增加了产量又降低了能耗，大大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减少了操作和维修成本，一举多得。

2.2电力组网，统筹调度，资源共享

受限于海上独立供电模式，加之气量的自然递减，气源缺口和电量需求压力不断加大，安全稳定供电面临挑战。随着公司滚动开发、区域开发力度不断深入，打破这一困局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通过细化开发区域，精准计算各个能效中心和供电模块的电力数据，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联网方案，具体实施中精准设置电力调度中心，细化流程，合理调度各区块的天然气和电量，实现了按需供电、精准供电、错峰供电，困扰生产的“大马拉小车”、“小马拉大车”和“无马拉车”等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电力辐射区域数倍增加，节能减排和环保效应明显。通过对能源管理实践的细化和精准把控，逐渐形成了以电力组网为基础，统筹调度为手段，资源共享为目的的资源开发利用格局，这其中精细化管理功不可没。

2.3余热回收及利用

精细化管理的核心体现于精和细，日常管理中细致用心，善于发现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挖掘潜力，并合理开发利用，实现节能减排效益最大化。海上油气田开采中，发电机组是主要的用能设备，其机组排烟温度一般在350℃～450℃，余热利用的潜力巨大。据现有研究统计，机组燃油/气产生的热能只有约30%～35%转化为电能，约有30%随尾气排出，35%～40%通过机身散发和冷却系统带走。通过细致调研和技术分析，采用加装余热利用装置充分利用这部分余热，为下游用热单元提供可靠热源，实现资源再利用，多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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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范杰教授代表与会的化学化工学会负责人和各校师生感谢东道主华东师大校系领导和老师们为会议提供的周到安排。同时介绍了上海市市长韩正同志今年1月下旬视察化工企业时对本市化学工业提出跨市发展，辐射全国；加大研发力度，实施创新技术；一伴化规划，整合资源，做大做强等要求。为广大化学工作者展示了上海市21世纪化学工业继续发展的宏伟蓝图，倍受鼓舞。我们要用化学在追求美好生活，促进高新技术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消除人们对化学的误解，吸引更多的年青人投身化学专业学习，应对未来能源、资源不足的挑战、环境污染加剧和温室效应增大带来负面影响作出努力和贡献。

交流会上20位同学的精彩报告和师生间热烈融洽的互动式讨论，为会议营造了极为和谐的氛围。

优秀论文涉及有关催化反应的机理探讨、多种纳米材料的合成、食品安全中监测方法研究、抗癌药物的活性研究、皮肤抗衰老的机理、环境水体中重金属的检测方法和仪器的开发等与高新技术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

经过评委讨论，有10位同学获得壹等奖。他们是：刘嘉、黎朝、陆颖音、李永玺、戴逸婧、丁支、王荔祖、马丽君、张若男和王欢。

有十位获得二等奖，他们是：徐阳、刘媛媛、徐慧婷、应佚伦、、张蕾、沈明月、虞珊、蒋迪发和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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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顺安.开封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P473；

〔5〕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11：P68-69；

〔6〕赵冬菊.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东南文化，2008（3）：P59；

〔7〕蔡琴.论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原则.郑巨欣.民俗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P1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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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国家政治。因为在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也是地方，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这些地方社会是由士绅和商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近代北京，并没有像近代上海那样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

上海就不一样，从晚清开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权力一直处于多元化的状态，无论英美、法国、日本，还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独家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在中国凡是有权力处于多元、权力的竞争空隙之中，反而会给地方社会一种崛起的空间。上海的地方自治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夹缝当中生长起来的。

吊诡的是，清末开始的地方自治，是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同时发生的。因为贸易、经济、金融的中心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地方自治背后有一个相对强大的资产阶级支撑。这股力量的欲望和力量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来自上面的权力可以赋予你，也可以随时收回，上海的地方自治来自于从城市本身生长出来的经济力和文化力，于是就具有持久的冲击力和爆发力。近代上海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绝不是偶然的。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也好，文化精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上海就是他们存在的家，他们主宰城市的地方事务，也借助城市的实力，多次挑战中央，于是上海就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1900年，当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竟然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东南互保”。国家在对外宣战，地方却与“敌国”议和。发生，南北对峙，又是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最后，正如马勇教授所说：“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这个谈出来的地方，就是上海。

再看“五四”。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在北京，当时北洋政府很强硬，学生上街一个抓一个。到了6月3日，上海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联手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这一下震撼了世界舆论，北京政府最后只能屈服，释放学生，罢免三名“卖国”官员，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发生在北京，但结束于上海，由北京的学生发动，最后由上海的市民阶级跟进，取得胜利。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早在北京由学生发起，席卷全国后，上海各界跟进，成立了各种救国会，把一个原来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大为全民的运动。

这两个城市，北京发达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核心。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几次大的运动都是北京先发动，然后在上海燎原，最后获胜。近代的上海，作为社会中心和经济中心，借助地方的市民社会和城市空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当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与魔都

在近代中国，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北京。北京是中国无可挑战的学术中心，到今天还是这样。作为学术中心，北京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在大学。这些学者专家都是一些国家精英，他们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的关怀除了专业兴趣以外，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没有什么关系。

民国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会绝缘的，与我前面提到的北京那些商人、士绅几乎没什么直接交往。他们联系多的是一张报纸，就是天津的《大公报》。《大公报》在言论方面之所以有影响，主要借助于京城的知识分子。《大公报》有两个很著名的副刊，一个星期论文，主要由所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掌握；另外一个是著名的文艺副刊，主要由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为核心的京派作家所掌握。这两个副刊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舆论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些北京的文化人，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一种故乡般的柔情。京派的知识分子曾经也一度生活在上海。20年代末，、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都在上海生活过，但他们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商业气太重，始终有疏离感，30年代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这些南方知识分子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在北京仍然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视为他者。

对上海的文化精英来说就不一样了。上海是什么？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国，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机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化精英与京城不太一样，主要不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由两拨人组成，一拨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者，另外一拨人是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流浪文人。他们虽然气质上不一样，一个是布尔乔亚，一个是波希米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彼此是流动的，而且共享了同一个城市的文化。比如申报老板史量才，他既是银行家又是报业大王。另外一拨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文人，来自全国各地，就像许鞍华导演的《黄金年代》中的萧红、萧军一样。在上海以自由写作卖稿为生。这些人看起来对资本主义充满仇恨和批判，但他们的生存处境又离不开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文化市场，因此这两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来泾渭分明，其实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外号，叫做魔都。魔都的魔力在哪里？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说它代表了近代文明。不管怎么说，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个大熔炉，把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统统熔化其间，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包括反抗者）都对自己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感，产生一种城市认同。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最后他们的生存方式都无法游离资本主义化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北京是，上海是魔都，中国的双城记，就是如此精彩。

二元社会与一元社会

我多年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观察，发现北京是一个二元社会，而上海是个一元社会。如何理解呢？

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大院文化与胡同文化之分。大院文化里面居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单位人，他们在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属于京城的上位阶层，但大都不是北京人，确切地说，这是一批首都人，而不能算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大多数处于北京城的底层，是蓝领阶层。这两个阶层，一个是首都人，一个是北京人，无论文化、语言，还是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都泾渭分明，有某种无法跨越的鸿沟。到北京人的家里去，进了门，不用问主人的情况，看他家里的布置、环境氛围，大致可以判断主人属于什么阶层，是北京人还是首都人。

但这种判断方法运用到上海来，就不灵了。上海社会各阶层虽然在收入、身份上差距很大，但基本共享同一个文化，那就是市民阶层的文化。过去的上海有工人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但你进入一个家庭，有时候很难判断主人究竟属于哪个阶层。上海的文化人家庭，也是井井有条，带有一种浓郁的市井气。跑到工人家庭里看，客厅里竟然也放着一整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海在文化上是个一元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在身份上是流动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个的，属于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阶层。文化人有市民气，市民阶层有小资气。

中国文化之都与世界主义都会

北京作为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古都，充满着浓郁的中国风。这几年北京变得洋气，鸟巢、水立方，西洋的后现代风格，也自成格局。但北京的建筑最失败的也是所谓的中西合璧。

相比之下，上海无论从城市风貌还是市民趣味上，都被认为很洋气，不“中国”。这也不奇怪，上海1843年开埠，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上海。上海在全球化过程中诞生和发展，她在全球化浪潮当中只有获取，没有失落。这是上海与其他许多开放性城市不同的地方。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像纽约一样，是世界主义的大都会。在近代中国，西洋文化最早是到广州，但广州在区域上属于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冲突比较大，所以一直到今天，广州依然是一座充满南国情调的中国城市，而非世界主义都会。

但上海在地域上属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恰巧与欧洲文化中基督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的艺术情调一一对得上，产生了亲和性。不仅如此，世界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流派：俄罗斯文化、犹太教文化、日本的东洋文化等等也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上海文化显现出世界主义的杂多风格，与北京的中国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北京创造力强于上海

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过来。最近我去了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看了以后很有感慨。它有点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觉很不一样。从上海人的眼光来看，南锣鼓巷很乱，甚至有点脏，但文化上缤纷多彩。

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请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有同学问他，您对北京印象如何？李欧梵脱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如果村庄不带贬义的话，北京的确更像村庄，而且还是带复数的无数个村庄。大量的北漂族怀着梦想涌进北京，北京愿意容纳他们，无论是海归、土豪，还是潘俊⒘骼艘帐跫摇＝裉斓谋本┰谖幕上充满竞争和活力，一个个山头、一个个村庄到处林立，风格多元，竞相斗艳。从上海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似乎都有点“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创造力要比上海强多了。

民国时候的上海，也是一个吸纳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会，造就了海上旧梦的辉煌。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人才流动处于半封闭状态，上海变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来越一元化。虽然这二十年又重新开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有一个形容上海的词叫海纳百川，一般人理解的都是这个词的表层，以为上海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为大，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释，海纳百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极强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什么样的河，一来到上海，统统被上海同化，形成单一的海派文化。过去美国也自称是大熔炉，同化一切外来文化，后来受到了批评，所以今天的美国不能再自称大熔炉，那是政治不正确，美国文化变成文化多元主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点像美国，很包容，很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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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第八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二部分从第9条到第40条规定的知识产权范围包括：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

③相关论述详见孙玉荣的《大数据时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选择》；余 翔、李 伟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建设初探》；姜 南、徐 明的《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实证研究》。

④名人形象，即名人的身份及其所代表的商业价值。在美国知识产权体系中有专门的形象权，未经许可而在商业活动中适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签名以及显著服饰，均属于侵犯形象权的行为，应当承担禁令和损害赔偿的责任。

④《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于2013年3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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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浙江文化和江苏文化均属于江南文化，基本特征非常相似，正所谓文化相通。这些相似的内容构成了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长三角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由其基本特征决定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一、长三角区域文化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

本文论述的区域文化主要是指具体地域的人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积淀而形成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生存精神、道德信仰、行为准则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一种强化人的生存的机制。当然，它是对作为其载体的人影响和作用最重大的强化机制。文化几乎成了人生存与发展的唯一依靠。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今天的人能够摆脱文化而生存下去。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

考察沪苏浙三地文化发现，基于开放包容、务实诚信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而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创新。因此，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就具有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这正是本文特别强调从区域文化的视角研究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根本原因。长三角区域文化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在本质上主要是地域文化和创新主体的关系，是文化与人的关系。

一方面，长三角区域文化塑造着长三角区域创新主体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创新主体推动和促进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发展，丰富着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创新内涵。文化浸润、潜行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所有活动细节中，但它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稳定、富有生命生机活力的精神体系。文化是依靠内在的生命机制自然发育、自然生长的，一种文化的成熟、成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制定、实施文化发展战略是追逐文化速成、文化速效的做法，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也违背了文化的本性，很容易也极可能会伤害文化自身。文化发展战略充其量适合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当前流行的“浙江精神”、“江苏精神”，不过是浙江文化、江苏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尊重文化内在本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继承并发扬已有的区域文化历史传统，吸收和借鉴区域之外一切有益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文化养分，进而创新区域文化。

创新文化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具有重大持久的影响。所以，不应把文化仅当做普通的环境要素，对文化的本质、地位和作用需要重新认识。创新文化的主要特质包括容忍失败、宽容叛逆、敢冒风险、崇尚创新等。优秀的创新文化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够成就的，也不是几个人振臂一呼就能确立的。优秀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区域内各阶层人士长期以来共同探索、不懈追求、锐意进取的结果。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长三角区域在开展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对创新行为的大力支持；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创新；法律体系对创新行为及成果的保护；教育培训机构对创新精神的大力弘扬、对创新意识的不断强化、对创新人才的大量培养，这些都反映了该区域优秀的创新文化的丰富内涵。它们将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水平，使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具有持久强大的内生性比较竞争优势，对其他区域创新系统具有显著的引领和示范效应。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江南”的概念“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又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更是一个文化区域。在历史上，“江南”始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也来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近代所说的江南，通常是指今天的苏南和浙江一带。1992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的15个组成城市(上海、南京、扬州、镇江、南通、泰州、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湖州、宁波、嘉兴、舟山、绍兴)，与明清时期的“江南”所包括的地区相比较，其行政地域的主体部分(指苏南的苏州、常州、镇江、南京，浙北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上海)几乎完全重叠。由此可见，今天的“长三角”是由明清时期的江南各府发展而来的。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以吴越文化为底蕴和渊源的江南文化，是以苏南的苏锡常、浙北的杭嘉湖以及上海为核心区域的长三角地区人民通过千百年来的积淀、融合、凝聚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是世世代代江南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繁衍生息的精神动力。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到今天的长三角区域文化，一脉相承，但也有明显的阶段之分。吴越文化古朴刚野，但也柔雅；江南文化柔弱文雅，但也烈性。正是南方的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一些成分才形成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在不断的融合与扬弃中建构起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至隋唐其主要内涵已渐趋稳定。

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崇文重教。江南地区历来崇文重教，吟咏成风，鸿儒巨子层出不穷，明清时期则登峰造极。江南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讲理性，善思考，守秩序。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使江南地区人才辈出、社会进步、经济繁荣。

2．诚信合作。江南人诚实守信，善与人处，把诚信合作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和商业经营之道。江南地区地域相连，人缘相亲，联系密切，来往频繁。在此基础上，诚信合作造就了江南地区的繁荣繁华。

3．谦和礼让。江南人不仅重文，而且重商。懂经营，善交易，在商业活动中谦和礼让，即使与人争执，亦柔声细气。这种品德使江南人不仅赢得了良好人缘，而且抓住了宝贵商机。商人追求和气生财；官人显得和蔼可亲；文人崇尚平和淡泊；长者具有高风亮节。

4．求精务实。江南人在农事上精耕细作，在经商方面精打细算，在传统手工制作上精雕细刻，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精益求精的态度。江南人崇尚务实，反对空谈，脚踏实地，进取向上。

5．融合开放。独特的水乡环境，优越的海陆区位，使江南人具有开放的胸怀和融合的气度。江南人虚怀若谷，宽容大度，像水一样随形就势，灵活亲和。千江百川归人大海。江南人拥有大海的胸襟和气魄。

三、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江浙沪地域相连，人缘相亲，导致了经济相融、文化相通。上海文化表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融汇中西，善于扬弃，乐于标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英雄不问出处；精明诚信，重视契约，遵守规则，讲究规矩；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来思想观念，不断创新，追求卓越；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造，讲求实效。江苏文化表现出以柔克刚，刚柔相济，发挥长处，把握时机；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活力旺盛，心态开放；四民同道，义利兼顾，互动并进；善于通变，富于创造；开放多元，交融互补。浙江文化表现出智慧灵巧，开放包容，敢于创新，自强不息，注重功利。

从上述可以提炼、概括出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1．开放包容。上海文化中的海纳百／if，兼收并蓄，融汇中西，善于扬弃，乐于标新以及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来思想观念；江苏文化中的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活力旺盛，心态开放以及开放多元，交融互补；浙江文化中的开放兼容，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开放包容的特征。江浙沪三地相互开放，也共同对外开放；江浙地区内部各亚文化区之间也相互开放，对异质文化因素少有排斥，表现出包容的气度和胸怀。只要有意义有价值，人们都愿意吸收进来，化作本土文化成长的养料。同时，人们也乐于对自身的原有文化作出适当的改进与完善。

2．务实诚信。上海文化中的精明诚信，重视契约，遵守规则，讲究规矩以及讲求实效；江苏文化中的四民同道，义利兼顾，互动并进以及善于通变；浙江文化中的注重功利，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务实诚信的特征。人们不仅重义，而且重利，从实际出发，追求实效。务实而不务虚，工商亦本，崇尚经世致用。在商业活动中，人们诚实守信，戒欺戒诈，信誉第一，品牌至上，努力打造百年老店。正是务实诚信的品格为该地区长期的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和世面繁华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3．合作创新。上海文化中的不断创新、追求卓越；江苏文化中的富于创造；浙江文化中的敢于创新，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合作创新的特征。创业创造都是创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是创新。创新通常不是孤军奋战、单打独斗，而是联合起来，通力协作，共同创新。合作的人们，哪怕是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也能够以开放的胸怀包容接纳，求真务实，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精诚合作。所以，合作创新是建立在开放包容和务实诚信的基础上的。不能相互开放包容，不能彼此务实诚信，合作创新也就失去了前提，合作创新也就无法实现目标。

四、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该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三角区域文化对政府部门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各地各级政府官员队伍尤其是主要负责官员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协调联动所主导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整个区域提供了全面的公共服务，大力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内容。

(二)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高校院所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的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精诚合作所主导的智力支持、知识生产、科学原创、技术发明和研究开发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打造一流的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内容。当然，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全区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水平，也是他们的创新使命。

(三)长三角区域文化对工商界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创业者、职业经理人(包括企业各级管理人员)、企业家以及商业从业人员(特别是商界精英)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强化着他们的创业创富精神、企业家精神、商业精神及商业文明传统。由他们跨区联合主导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区域合作创新文化将促使企业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密切合作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核心主体，成为研发投入和产出的主力军，成为研发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而创造巨额商业利润的重要力量。

(四)长三角区域文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和培训机构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作为纽带和桥梁主导的服务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在合作创新精神的感召下，在行业定位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将为官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创新发挥独特的作用，拓展合作范围，丰富合作层次，深化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率，促进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更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终为凝聚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主体、提升合作创新的水平做出独特的贡献。

(五)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统一筹划主导的金融服务创新、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金融经济协调联动发展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将促进沪苏浙三地金融资源跨行政区的流动和配置，推进区域内金融组织、制度、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实现区域经济金融协调、稳健、可持续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制约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实现金融的区域性联动，为区域创新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实现区内各方的互利互惠、共荣共赢。

(六)长三角区域文化对创新资源布局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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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节日的研究成绩

（一）中国传统节日的产生及其演变的研究

节日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一直很关注，争议也很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注该问题的专著有两部，一部是陈久金.卢莲蓉主编的《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另一部是高国藩著的《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同时关于各个具体节日的产生及其演变在另外27部专著中都有详细的论述。关于该方面的论文有207篇。

上述研究内容涉及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节日期间都有哪些传统的节庆活动，节日在历朝历代的演变以及节日期间的传统食品和服饰等内容。关于节日的来源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一部分在先秦时期既已形成，一部分滥觞于先秦时期，形成于秦汉及其以降。传统节日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首先，节日与历法的制定其中包括如节气，干支日等有密切的关系；其次，节日与官方或民间的祭祀.巫社集会有紧密联系；再次，传统节日的产生与神话传说有一定的关系。同时，还有的学者认为传统节日还源于先民的原始崇拜，如：图腾崇拜，天地崇拜，祖宗崇拜。

（二）传统节日特点的研究

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征，绵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节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自然也有其鲜明的，独具一格的内外特征。对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特征加以系统全面的把握，是深入研究和透彻理解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的题中之义。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些学者对此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涉及这方面的论著有：陶立璠著《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徐万邦的《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风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赵东玉著《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版），康新民著《民间节日文化价值初探》（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中国民间文化》第二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68篇。

通过对以上文章和论著的概括总结，得出中国传统节日有以下特征：周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地域性，综合性，传承性，变异性，实用性。

（三）对传统节日功能的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日渐深入，许多外国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相继传入，它们固然使人们的生活日趋多元化，但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同时应多加强对我国传统节日的认同。但目前，专门论述节日的书和文章中，大多停留在对节日风俗的介绍上，对节日功能的挖掘还不够深入。

比较系统论述和研究节日的著作有：赵东玉著《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诗亚主编的“西南研究书系”中黄泽写于1991年的《西南民族节日文化》；高占祥主编《论节日文化》；杨琳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32篇。

关于中国传统节日功能的主要观点有：传统节日有文化传承的作用，能促进天人和谐，点缀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节日能灌输传承先人的道德遗产，促进统治者”以德治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同时，节日还具有教育功能。近年来，节日的教育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赵东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中提出，传统节日具有人文素质教育功能，首先，他认为我们能从传统节日文化中吸取有益的人文教育资源，如：和谐对称，淑世情怀，乐观自信，民族认同等：另外，他认为传统教育文化是一种有效的素质教育模式，它可以使素质教育的灌输更潜移默化，内容更丰富多样，摆脱了以前那种硬性呆板的灌输方式。还有一位作者廖冬梅在她的《节日沉浮问》中也深入研究了节日的教育功能，她认为传统节日教育人们学会调节人与自然，神，他人以及个人和自身的关系。

（四）传统节日体现的文化精神的研究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和谐的精神纽带.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专著有：赵东玉著《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萧放的《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陈伯海著《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10篇。

二.中国传统节日方面研究存在的不足

中国传统节日研究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与节日有关的几个领域如：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虽然各自都有谈及节日的文章，但大都是在论述其他问题的同时顺便提到，而专门论述的书和文章都不多.即使有，也大部分停留在节日风俗的介绍上，对节日功能的挖掘还不够。

由于对传统节日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使目前我们对传统节日的知识大多停留在肤浅的据说，相传的层次上，其中还包含了不少错误，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影响。例如：中秋节是在我国古代秋分祭月习俗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有些人却说成是从韩国引进的，造成混乱.《中华民族大图集》第七部《世风》第七十六章《吉日佳节》中介绍中秋月饼时说：“宋代的月饼种类繁多，有：金银炙焦牡丹饼，束箍荷叶饼，梅花饼，饼，芙蓉饼等”。但据考察，宋代还没有中秋月饼，这里列举的都是普通糕饼，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月饼。另一方面，有些节日习俗很早就有了，世人却以为出现较晚。如：节日期间送贺卡的做法有人以为是舶来品，是1843年从英国流行开来的，殊不知我国至晚在宋代就流行于世了。

参考文献

[1]赵东玉著《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萧放的《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

[3]廖冬梅《节日沉浮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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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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